《股神巴菲特的灵魂导师：查理·芒格传》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股神巴菲特的灵魂导师：查理·芒格传》　　作者：珍妮特·洛尔　　《查理·芒格传》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　　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1）　　“和巴菲特共事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注脚。”　　--查理·芒格。　　“我和查理·芒格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相当奇特，”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卸任出版人如是回忆道，“当初向他咨询，是因为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要做的不仅仅是管理一家公司，更要对孩子和孙辈的信托基金负责，而对此我毫无经验。我请沃伦给我点建议，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一如既往。‘这是我的想法，但你最好和我的搭档查理谈谈。在绝大部分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一致。’”　　“于是我去了查理位于洛杉矶的办公室与他会谈。我认为他应该是个有趣而且相当聪明的人。会谈开始前，我掏出一本黄线笔记本打算做记录。这一举动把沃伦逗乐了，至今他还常常取笑我当年一字一句记下查理那些金玉良言时的情形。”　　自从沃伦·巴菲特--这位来自奥马哈的亿万富翁，为格雷厄姆和芒格安排了一次会面后，“我和查理变开始了愉快的长期通信，这太奇怪了。”她说。　　格雷厄姆有一个保存信件的专用文件夹，在撰写自传《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时她再次回顾了这些信件，而这本书后来为她赢得了普利策奖。“这些书信是我和芒格间主要的交往联系，非常亲密。当我重新翻阅的时候，却说不清我们为什么开始通信。在近十年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俩天马行空，畅所欲言，无所不谈，既会互相炫耀，也会讲笑话。”　　内向腼腆的格雷厄姆总担心自己竭尽全力仍不能达成目标，最后发现大部分情况下，“是他鼓励了我，并让我了解我做的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好。”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沃伦和查理是如此之像，无论是声音、举止还是幽默感，”格雷厄姆说，“他们互相捉弄，让彼此出丑，然而在我看来，他俩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智慧组合。”　　“我在1957年就听说了查理·芒格的名字，”巴菲特，这个多年后已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说道，“当时我在奥马哈管理一笔规模很小的资产，大约30万美金。埃德温·戴维斯(Edwin Davis)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他的太太名叫多萝西·戴维斯（Dorothy Davis）。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的全家。一天我去他们的公寓，跟他们解释我如何运作资金。戴维斯太太是个很精明的人，而当时戴维斯医生并没有专心听我说。我说完之后，他们商量了一阵--然后便同意投资十万美元。我问戴维斯医生：‘刚才你都没仔细听，怎么还愿意拿钱给我投资呢·’他回答说：‘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我说我不知道查理·芒格是谁，但我已经喜欢这个人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芒格在奥马哈成长的时候，戴维斯一家既是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好朋友。这位医生有些不同寻常，“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古怪的家伙。当然巴菲特的投资为戴维斯一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查理说。戴维斯夫妇几乎把他们的全部财产都投给了巴菲特。　　“埃德温·戴维斯的确有点性情古怪，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明显，”巴菲特赞同道，“晚年他得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症。后来，他在我这里追加投资的时候，开始把支票开给查理·芒格。我跟埃德温说：‘在任何情况下你把我们两个搞混了我都不介意，但是支票一定要开给沃伦·巴菲特。’”　　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2）　　在巴菲特第一次听说查理这个名字的两年后，他们终于相见了。“1959年，查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回来帮忙处理相关事务。戴维斯一家为我们安排了一次晚餐。一见面，我们立刻就觉得彼此非常合得来。”巴菲特说道。　　此时沃伦提到的戴维斯一家不是指这对医生夫妇，而是戴维斯的孩子们，同时也是查理童年时的玩伴。戴维斯的两个儿子都当了医生，而唯一的女儿则嫁给了奥马哈的一个商人。是戴维斯一家安排了那次在老奥马哈俱乐部的晚餐聚会，“那的确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会面。”有人回忆说。　　芒格也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沃伦，但他并没有对和巴菲特见面抱太大的希望。“除了沃伦，我认识巴菲特家族的每一个人。”查理说。芒格立刻注意到这个带眼镜的年轻人身上的一些小细节。“他理了个平头。沃伦当时正在为建造家里的阳光房埋头苦干，他特别爱喝百事可乐、吃盐焗坚果，而且不吃蔬菜。”查理自认为对这些事情都能接受，“但我看到沃伦吃早饭的样子还是会很惊讶。”　　事实证明，他对于会面不抱期望是错误的。芒格带着他的保守想法前去赴宴，却完全被折服了。“必须承认我几乎第一眼看到沃伦就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查理立刻开始问巴菲特从事什么行业、如何运作，而巴菲特的回答深深吸引了他。第二天晚上，另一位双方共同的朋友迪克·霍兰 (Dick Holland)邀请他们二位吃晚饭。当时29岁的沃伦和35岁的查理再次展开了深入的谈话。查理是如此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话题，当他拿起玻璃杯喝饮料的时候，还举起另一只手来阻止其他人开口打断他们的对话。　　两人会面的时机恰到好处。查理挚爱的父亲刚刚去世，而巴菲特的良师益友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告别投资行业，从纽约搬到了洛杉矶。由于格雷厄姆对于投资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少，巴菲特感到非常失落，他需要一个新的和他有共鸣的人。也许是因为芒格和格雷厄姆的思维机制如此之像--诚实、脚踏实地、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以及不为传统观念所约束，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巴菲特的关注。　　“我认为查理比他自己以为的还要像格雷厄姆，查理走的是学院派路线，但同时对各种事情感兴趣。他看书看得很杂。”路易斯·辛普森（Louis Simpson），政府员工保险公司（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联合主席解释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旦巴菲特或芒格无法运作伯克希尔公司时的接班人。　　巴菲特以全身心扑在投资事务上而着称，他也认同芒格在兴趣广泛这一方面和格雷厄姆非常相似。“查理的思维跨度比我要宽得多。他每年要看几百本传记，还能全部吸收并记住。”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政权、年轻的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巴菲特和芒格已经成为了“精神搭档”，这是一种不涉及任何合同或头衔的关系--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　　巴菲特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商业安排，倒更像是一种“兄弟情义”。基于双方的信任和信心，这种关系随着一场又一场的讨论、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一笔又一笔的交易变得越来越紧密。　　虽然在奥马哈的时候查理住的地方离巴菲特家只差几个街区，他十几岁的时候也曾在巴菲特家的店里打过工，然而六岁的年龄差距令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交圈中。尽管如此，相同的兴趣还是把两人立刻联系在了一起。　　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3）　　“如果你把查理和沃伦当成小男孩，他们是非常像的，”芒格最大的女儿这样说道，“他们有相似的父母，相近的价值观，而且还住在同一个镇上。两个人之间有以上任何一个相同点就足够发展一段友情了。”　　芒格和巴菲特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和沃伦一样，我对于致富也非常狂热，”查理说， “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买法拉利--我想要的是可以独立的能力，对此我是如此渴望。我认为给别人开账单有损我的尊严，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想法从何而来，但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查理·芒格是全球最着名的控股公司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兼第二大股东。他同时也是加利福尼亚发行量最大的法律报业集团--每日新闻集团（Daily Journal Corporation）以及伯克希尔持股80%的威斯科金融公司的领导。此外，芒格在洛杉矶孜孜不倦地坚持着慈善事业。当他的形象出现在1996年某期《福布斯》杂志的封面时，大众们开始意识到芒格已经不仅仅是伯克希尔年度大会上沃伦·巴菲特的搭档了。　　作为全美最难以捉摸、引人兴趣而且独立的商业领袖，76岁的芒格说他的目标是让自己的财富恰好保持在福布斯富豪榜名单的水准之下，这样他就能避开聚光灯。遗憾的是，这一策略并未奏效。　　1998年，芒格的财富总值超过了12亿美元。在全美富豪榜上，芒格的排名只比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家族的继承人低一位。他比沃尔特·迪士尼公司的老板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希尔顿酒店集团的继承人威廉·巴伦·希尔顿(William Barron Hilton)的排名都要高，最令人惊讶的是，就连硅谷的计算机业富豪史蒂夫·乔布斯(Steven Jobs)也被他甩在了身后。　　和沃伦·巴菲特一样，芒格没有继承到任何遗产。他的财富纯粹来自于他的自身意志力和天生的商业才干。　　“虽然我的家庭没有留下大笔财产，但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教育，为我的行为规范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归根到底，这些比实际的钱财更有价值。”芒格这样解释道，“从小就在正确的价值观中成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沃伦同样拥有这样的财富。这甚至在金融上也是一个优势。人们肯投资给沃伦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巴菲特家族的一员，而人们信任巴菲特家的人。”　　根据全球流言制造中心--巴菲特狂热粉丝俱乐部中成员们的说法，芒格可能才是伯克希尔公司的真正决策人。巴菲特的大儿子，曾经说过父亲是他认识的第二聪明的人，查理芒格才是排名第一的。当然沃伦·巴菲特也以他一贯的讽刺性幽默为芒格的神秘性添油加醋。在某次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他这样宣称：“查理负责说话的具体内容，我只是动动嘴皮子。”　　有一年，巴菲特回答了一位股东传上来的问题，然后把填好答案的纸条递给芒格让他看看。芒格的答复在意料之中，他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巴菲特毫不客气地捉弄了芒格，他笑着说：“有时候他还要删掉点东西呢。”　　沃伦和查理每年在伯克希尔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一场娱乐性十足的表演。这是全美最为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了解最少的公司之一，他们在会上为股东们描绘公司的商业前景、解释他们的投资哲学，而巴菲特是活动中无可争议的明星，他的个性魅力在聚光灯下展露无疑。查理·芒格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坏脾气伙伴的角色，事实上他看起来还很享受做一个配角的感觉。　　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4）　　“不过你看到坐在沃伦旁边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查理。那只是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化身，”芒格的继子、洛杉矶律师哈尔·博思威克(Hal Borthwick)解释说，“他当时也许的确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而且想把进程继续下去。我觉得他在小团体中的发挥比在大庭广众下要好。但是一天下来，坐在那里的都不是真正的查理·芒格。”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查理·芒格呢·　　对博思威克来而言，他是一位尽责的继父、一名精神导师以及一个把生活变成一场真正的冒险的人。　　对《福布斯》杂志而言，芒格的衬托让巴菲特以家庭为重的形象更为可信，他“粗暴的方式成全了巴菲特的好好先生形象”。　　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任高级经理们而言，他是一名顽固的董事，很早就发现欺诈行为的存在，坚持要公司对政府有关部门和公众就卷入美国国债交易的罪行做出全面悔悟的解释，即使将所罗门利润丰厚的债券交易业务毁于一旦也在所不惜。　　对规模不大但声誉良好的洛杉矶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Munger,Tolles&Olsen）律师事务所而言，芒格是一枚强大的客户吸铁石，吸引到了石油公司、公共基础建设公司以及其他大型集团。多年前，芒格买进一系列规模很小、结构松散的公司，成为了今时今日的伯克希尔集团。　　对支持女权运动的人而言，芒格是一名英雄--若干年前发动了美国堕胎合法化的运动，并在其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对堕胎权的人们则认为芒格会遭到报应，活该时不时地遭到示威与抗议。　　对罗杰·格雷斯（Roger M. Grace），洛杉矶《大都市新闻》（The Metropolitan News）那个令人讨厌的出版人而言，芒格是那个仗着自己是亿万富翁，企图利用他的每日新闻集团来垄断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出版物市场的人。　　对他的桥牌伙伴们而言，包括巴菲特、《财富》杂志编辑卡罗尔·卢米斯(Carol Loomis)、洛杉矶亿万富翁奥蒂斯·布思(Otis Booth)、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以及已故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桥牌玩家，当然如果他能避免时不时地打出些不着边际的牌就更好了。他的伙伴们有时不太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下注或为什么出那张牌，虽然通常他只是在遵循自己的一些简单逻辑而已。　　对船主和制造商而言，芒格是一个很容易对新颖奇特的船只激起兴趣的家伙，随时可能被说服对某个项目给予支持。“只要某个人对船有什么疯狂的想法，我父亲很容易就受到影响了。”他的大女儿说。　　对仓储式连锁零售公司好市多(Costco)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辛尼格(James Sinegal)而言，芒格作为他们的董事，是全美国最交游广阔的商人之一。有次他想请查理担当好市多的董事，于是两人在洛杉矶市中心最有名的商务俱乐部--洛杉矶俱乐部共进午餐。“那里有一大群人在吃午饭，”辛尼格回忆说，“我觉得这400个人都认识查理。”　　1997年，芒格首次参加好市多董事局会议，辛尼格想为他介绍另一位董事，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吉尔·拉克尔肖斯（Jill Ruckleshaus），结果发现两人早已相识。“查理认识谁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辛尼格说。　　芒格的朋友们包括比尔·盖茨、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hyrvold）（曾经是微软的未来创意专家）、通用电气的主席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前任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安德森·希尔斯（Carla Anderson Hills）、洛杉矶市长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以及众多政客、参议院和总统。　　比巴菲特更聪明的人（5）　　虽然巴菲特和芒格看起来非常相似，他们在某些方面却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巴菲特擅长使用简单的语句、通俗的故事以及寓言，芒格却从不采用简短的语句。如果同一情况下既可以用一长句话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就表达的话，他宁可多费些口舌。对于复杂的概念和细致的分析芒格游刃有余。巴菲特对于穿着从不讲究，芒格却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巴菲特一直都住在他买的第一栋房子里面，多年来只进行过有限的整修，芒格却热爱建筑，总共拥有七幢房子。最后一点，芒格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人，而巴菲特则称自己为“大半个民主党人”。　　芒格的个人生活曾经非常艰难，有些阶段甚至可以说是悲剧性的，而且财富的累积对他来说并不如巴菲特所经历的那么容易。然而，就像其他任何一种伟大的伙伴关系，比如说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索尼集团的盛田昭夫和井深大；或是巴菲特的早年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他的搭档杰瑞·纽曼（Jerry Newman）那样，在两人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魔力。每个人都本身极具天赋，即使单打独斗都足以获取巨大的财富并且活得多姿多彩。但是他们都有一些性格缺陷或是技术难题可以与另一个人形成互补。两个人共同经营所能取得的成果比他们各自为政时要大得多。正如芒格常说的，当你把各种正确的因素组合起来时，就会得到非常出色的成果。　　巴菲特在商业在财务方面受过正规训练，但没有法律方面的背景。芒格曾经是一名专为企业服务的律师，虽然有业务运营的经验，但如果要成为一个投资专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　　“你听说过异性相吸这类的陈词滥调吗·”芒格说，“事实上并非只是异性相吸。每位参与到一个复杂项目中的人都需要同伴。训练将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相适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有了芒格，巴菲特找到了能和他分享价值观和目标、进行高层次对话的人。　　这两人身上最显着的共同点就是幽默感。和许多中西部人一样，他们从小就学会用开玩笑来应对不安、压力、惊讶甚至是悲伤。幽默可以打破紧张的气氛、提供心理防护，让他们将局势掌控在手中。　　芒格为他们的友谊带来的不只是伙伴情谊。虽然巴菲特从格雷厄姆-纽曼组合那里承接了一些投资者，而他本人也在内布拉斯加州奔走筹款，芒格在加利福尼亚宣传巴菲特的高超投资技术，为他带来几百万的本金。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伯克希尔早期的成功主要来自于对蓝筹印花（Blue Chip Stamps）、喜诗糖果（See’s Candy）以及其他一些加州公司的收购，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芒格和他圈子里那些西海岸投资人发现的。　　正如芒格以饶有兴趣的态度看待巴菲特狭窄的饮食选择那样，巴菲特也逐渐理解了芒格不同寻常的个性特点。1967年他们的一次早期冒险经历中，芒格和查理一起去纽约收购一家名为联合棉花商店（Associated Cotton Shops）的小公司。巴菲特记得当时他和芒格沿着曼哈顿的一条街道边走边讨论这次交易的情况。忽然间，巴菲特环顾四周发现他在自言自语，查理已经不见了。后来巴菲特才知道芒格想起来要去赶一班飞机，于是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掉了。　　尽管芒格的言谈举止有时很唐突鲁莽，巴菲特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不懂得优雅细致，不做表面功夫，但所有的行为都发自内心。我们在一起共事那么久，从来没有争吵过，有时意见不同，但没有任何一次有人发脾气或是不欢而散。如果你谈到一个想法，他绝不会带着情绪去考虑这个问题。但如果他有大量的事实或推断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他也绝不会让步。我们都认为对方的意见值得洗耳恭听。”　　芒格坚持认为：“生活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可能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只知道要想赢得第一，就必须占得先机，千万不要原地踏步。有趣的是有些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爷爷是位律师或法官就急急忙忙地和一群富有经验的人一起去读哈佛法学院，而我却愿意加入许多不同的行当。我总是刚刚涉足某一业务就比其他人干得都要好。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通过自学来提高修养，这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好主意。”　　芒格的人生故事揭示了许多对他非常有用的大道理：量入为出，把省下的钱用来投资。该学什么就去学。就像巴菲特常说的：“老观念就是正确的。”　　沃伦·巴菲特常常告诫大学生要及早养成正确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因为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习惯行事。这和芒格推广的另一个大道理密不可分：尽可能地体面行事。“你在某个地方的所作所为，”他说，“日后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帮到你。　　《查理·芒格传》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　　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1）　　“我看得到，他听得进。我们是绝妙的组合。”　　--沃伦·巴菲特如此评论自己的搭档兼朋友查理·芒格　　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商人李·西曼常常和查理·芒格的父亲阿尔一起在奥马哈周围的沼泽、湖泊和河流中猎野鸭。李也会和家里的另外一位成员鲍勃一起去打猎。鲍勃是一头红毛混种大型犬。阿尔·芒格有很多朋友，不过鲍勃是最亲密的一个。西曼说阿尔称鲍勃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狗，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天分，从而在打鸭子方面特别有优势。要是这只狗错过了一只鸭子，阿尔会说：“鲍勃，那儿还有一只呢。”鲍勃就会四处张望然后奔出去，当他带着鸭子回来时，芒格就会温和地责备说：“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狗怎么会漏掉一只鸭子呢。”　　鲍勃有许多小把戏。客人到芒格家来拜访的时候，阿尔会说：“鲍勃，要是我跟你说去地下室你该怎么做·”鲍勃会冲到地下室去，过一会儿慢悠悠地走回来，在主人椅子边躺下。然后阿尔会再说一遍同样的话，只不过更快些。“鲍勃，要是我跟你说--你该怎么做·”鲍勃就会跳起来跑向地下室。最后阿尔只是说：“鲍勃，要是--”狗就会一溜小跑走开了。　　有一天，李、阿尔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奥马哈附近的一个湖边狩猎。“那天冷得要死，”李说，“鲍勃捡来很多鸭子，虽然对狗来说它已经是年纪很大了。水很深，我们不得不用绳子绑住捕猎用的圈套，风也刮得很大。鲍勃抓到最后一只鸭子后就被绳子困住了。阿尔快发疯了，他爬到船里面去救它--那个时候阿尔年纪也不小了，心脏病都发做过一次。他把船划向鲍勃，不过阿尔既不强壮也不灵巧，等他划到那里趴在船边去拉鲍勃的时候，船翻了。他瞬间就被冰淹没了。我也急了，不仅担心鲍勃，更担心阿尔。他们紧紧抓住船，我把船翻回来，鲍勃爬了进去。它和我们配合，不过看起来更像是好玩。我们把阿尔也拉进来，他一上来就说：‘千万别告诉我太太这件事。’”　　狩猎团中的其他成员跑回岸边停车的地方，发动车子让暖气供应起来。他们谁都没有告诉芒格的太太发生了什么，阿尔·芒格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事故。　　“阿尔爷爷1959年去世了，他就像是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美国着名插画家）笔下的爷爷形象，”温迪回忆说，“他带着无边眼镜，有一个小珍宝盒，每个孩子都可以从里面挑一块糖。”　　父亲的离世给他留下痛苦的空虚感，不过阿尔生命的终结却打开了芒格人生的新篇章。他回家乡去料理父亲房产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轻的沃伦·巴菲特，那是一次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见面，也是芒格常说的那种成功组合的绝佳例证，几个好点子凑到一起爆发出惊人的结果。在这件事中，就是两个智力超群、价值观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沃伦和我一开始就相处得非常融洽，自此以后就一直是朋友兼商业伙伴，虽然之前我们各自的多项投资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合之处，”芒格说，“以我的背景，怎么可能错过一个宁愿读书、考虑为杂货店开展送货上门服务、可以从任何读过的东西中有所收获的人呢·他甚至可以从他祖父留下的名为《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Run a Grocery Store and a Few Things I Have Learned About Fishing）这样的手写稿里学到有用的东西。”　　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2）　　第一次在奥马哈谈过后，巴菲特和芒格继续通过电话进行讨论，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虽然芒格和几个朋友正打算开一家新的事务所，巴菲特却催他放弃法律做一个专业投资人。在巴菲特着名的演讲《追随格雷厄姆和陶德的超级投资家》（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rn and Doddsville）中，他说自己刚见到芒格就对他说：“法律作为兴趣爱好挺不错的，不过他可以做得更好。”芒格在工业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中的经历让他在生意上胃口大开，虽然当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放弃法律事业。　　由于巴菲特的朋友和老同事本·格雷厄姆退休后移居比弗利山庄，沃伦和苏西渐渐熟悉了加利福尼亚，很喜欢当地的气候和他们所认识那些人。他们一有机会就过去。　　“见到芒格没多久，我去加州见本和埃斯蒂·格雷厄姆（Estey Graham），然后我们去和芒格碰头，当时他们还住在罗斯科马尔大街。南希被我的饮食习惯吓到了。”　　她的确被吓到了。　　“我记得查理回来的时候说他遇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南希·芒格说，“他对于见到沃伦很兴奋。大概一个月后，他就来我们家吃晚饭。我准备了牛排做主食，还有三种蔬菜。我注意到沃伦一种都不吃。我们的甜点是冰激凌，他很高兴。”　　巴菲特第一次去芒格家的时候埃米莉·芒格还是一个婴儿，当她注意到沃伦·巴菲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的时候年纪也还很小。“我记得他的来访，心里想爸爸和沃伦怎么那么像，”埃米莉说，“他们的声音、笑声都很像。他很挑食，非常爱喝百事可乐--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看到一个大人这样爱喝可乐觉得很滑稽。”　　芒格的大女儿莫莉说自己记不得巴菲特进入他们生活的确切时间：“我还记得，爸爸整天都在和沃伦打电话。”　　爸爸和沃伦关系突飞猛进的这段时间里，莫莉也开始自己做主了。首先，她不顾爸爸的反对决定去一所没有任何朋友、学生多来自于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家庭的高中。查理后来让步于自己这个任性的女儿，对她说：“莫莉，你这样做就等于是自己抚养自己，拜托你好好养。”　　高中毕业后，对于是否去东海岸读一所常春藤盟校，她面临着压力和不确定性。她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iffe College），后来又呆在新英格兰完成了哈佛法学院的课程。莫莉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爸爸已经年过50，拥有好几百万美元的资产，他的商业生涯和巴菲特密不可分。这看起来对两人都是一种相当合理的长期安排。　　“爸爸总是在买小公司，”莫莉说，“和沃伦一起，他们手头有太多资金可用。”　　虽然芒格已经和好几个搭档合作过了，巴菲特却基本都是孤军作战。“我们看到双方都有些怪脾气，不过恰巧相当合拍，从此以后就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做了伙伴，”巴菲特说，“我们不是非常正式的合伙人，不过精神上我们从来都是合伙人。”巴菲特有时候称芒格“世道好的时候是初级合伙人，世道不好的时候就变成资深合伙人。”　　虽然见面后不久他们就决定合作，基于信任和双方对彼此智力的深深尊敬，这种合伙关系逐步渐进、水到渠成。　　“在蓝筹印花的收购案中我们毫无疑问是合伙人，”芒格回忆说，“在成立多元零售公司（Diversified Retailing）以低于固定资产价值的价格收购百货商店的时候我们也无疑是合伙人，那是典型的本·格雷厄姆的手法。”　　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3）　　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两人总是通过电话分析商机，一个星期要聊上很多次。每当一笔交易成交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一方不能到场，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单独执行。“我们都太了解对方的想法，即使另外一个人不在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巴菲特说。　　巴菲特遇见芒格的时候才29岁，不过已经在投资方面很有经验了。他从小就听做股票经纪的爸爸说这些事情，在霍华德巴菲特大厦里的经纪办公室玩耍。钱让沃伦着迷，投资是他从小就迷恋的事情。在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念书的时候，巴菲特读到了一本书，是本·格雷厄姆写的《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这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是1949年，格雷厄姆认为算得上是华尔街智囊团团长，是全国最成功最知名的财务管理专家。巴菲特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研究生，格雷厄姆在那里上课，后来他在格雷厄姆的纽约投资公司里短时间工作了一阵。本退休后结束了生意，巴菲特回到奥马哈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的第一批客户都是那些已经知道他有多聪明的亲戚，还有一些是格雷厄姆以前的投资人，他们在寻找下一个本·格雷厄姆，觉得有理由相信巴菲特就是那个人。　　芒格为这个财富组合带来了法律观念，不过以他在商业世界中短暂尝试得到的经验，他也理解业务是如何运作的。“查理能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快更准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项交易。他能在60秒内看到所有可能的缺陷，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巴菲特说。　　在研究和收购像蓝筹印花和喜诗糖果这样的零售类商店和公司时，芒格和巴菲特都在督促自己去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如何做一对高效率的合伙人。　　“一个理想的合伙人应该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芒格解释说，“你可以做一个主导合伙人、从属合伙人或者一直都是地位相同的合伙人，这三种我都做过。人们不相信我会忽然变成沃伦的从属合伙人，不过的确有人对于做从属合伙人没有意见。我并没有特别放不下的自尊。总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厉害。要做领导者，你就要先学会跟随别人。做人应该学会扮演所有的角色，在不同人面前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和李克·古瑞恩一起工作的时候，芒格和他之间关系就和他与巴菲特之间的不一样，即使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古瑞恩有时是芒格和巴菲特促成的一些交易中的另一位合伙人。　　“查理年纪比我大，又有法律经验，”古瑞恩说，“你也许会说他是资深合伙人，但他总是乐于倾听、思路开阔。要是你说：‘查理，别说了，听我说我的想法。’他一定会听的。”　　有一位朋友曾经评论道：“在你能够观察的那些方面，查理和沃伦是非常相像的。沃伦的一个优势就是他非常擅长说不，而查理比他更擅长。沃伦将查理作为最后的检验。如果查理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某件事情，他们就会放手去做。”　　巴菲特称芒格为“讨人厌的不先生”，不过卢·辛普森（Lou Simpson）说这完全就是个笑话。查理一点都不是个消极的人。“查理没有思维定势，他的想法与众不同，常常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对于决策非常重要的事务上。查理会提出很多否定意见，不过他和巴菲特最终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4）　　他和巴菲特思路相近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个错误我们中的一个没有想到，那很有可能两个都想不到。”查理说。　　芒格和巴菲特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业合作。虽然芒格任性、固执己见、行事鲁莽，巴菲特说：“他是你能找到的最佳拍档。”　　在这个智慧组合中有一个要素，虽然不太显眼却深深根植于内心，那就是老一代投资专家本·格雷厄姆的存在。因为正因为格雷厄姆现在和芒格住在同一个城市，那两个人才得以熟识起来。从某种方面来说，巴菲特的两位最亲密的伙伴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两个人都崇拜而且刻意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三位，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和芒格，他们各自挚爱的大儿子都因病去世，而那种病几年后都变得可以预防或治愈。　　格雷厄姆（于1967年去世）和芒格都擅长讽刺性的幽默，两人都有一种傻乎乎的幽默感会时不时地发作。他们都对文学、科学和教育后代很有兴趣，两个人还都喜欢引经据典。芒格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要避免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成功实至名归。”　　和芒格一样，格雷厄姆出了名的正直、忠于目标和尊重现实。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在华尔街成功就必须做到两点：首先要正确思考，其次要独立思考。　　芒格也非常推崇独立思考：“如果在你的思考过程中你完全依赖他人，总是购买别人的专业意见，一旦离开你自己的小天地，就会大难临头。”芒格认可在需要保健建议的时候应该请一名医生，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一名会计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不过他不会全然听信这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斟酌他们所说的，然后自己研究，看是否有其他可能，最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　　正如卢·辛普森所指出的那样，芒格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格雷厄姆是如此相像。不过话说回来，芒格和格雷厄姆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确相距甚远。格雷厄姆一生都绯闻缠身而芒格则没有这种名气。查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就是他的太太和三个女儿，而随着芒格的职业生涯逐步向前，两人有关投资哲学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巴菲特196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科罗纳多组织了一次广为人知的会议，芒格也参与了。巴菲特的一群投资伙伴和格雷厄姆相会，讨论应对股票熊市的最佳方法。在会上，巴菲特把芒格和他的法律搭档介绍给了他在纽约求学工作期间认识的朋友们。格雷厄姆派系中的人包括红杉基金的创始人比尔·鲁安（Bill Ruane）、美国互惠基金公司特威迪·布朗（Tweedy Brown）的汤姆·纳普（Tom Knapp）、沃尔特·施洛斯（Walter Schloss）、亨利·勃兰特（Henry Brandt）、戴维·戈特斯曼（David Gottesman）、马歇尔·温伯格（Marshall Weinberg）、埃德·安德森（Ed Anderson）、巴迪·福克斯（Buddy Fox）和杰克·亚历山大（Jack Alexander）。这些高水准的投资者让芒格印象深刻。　　尽管如此，查理并不和巴菲特一样对格雷厄姆特别有感情或者特别欣赏。格雷厄姆的一些观点芒格完全不感兴趣。“我认为很多都是无稽之谈，”他说，“完全无视现实情况。”　　芒格特别指出：“本·格雷厄姆思想中有盲点。他没有意识到有些生意值得前期投入。”　　巴菲特和芒格的首次碰撞（5）　　不过芒格也赞同格雷厄姆最基本的理论，这也是巴菲特-芒格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对于私人投资者来说，价值的最基本概念就是当你买进卖出证券时，衡量依据是内在价值而不是当时的价格--我认为这种理论永不过时。”芒格说。　　虽然芒格对格雷厄姆老派的“香烟屁股”股票理论一点都没兴趣，他对于溢价购买资产还是相当保守的。“我从来不会买超出内在价值的股票--除非在很少的情况下有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在负责买卖，”芒格说，“很少有人值得你多付一点钱以获得和他之间的长期合作优势。投资游戏总是要同时考虑质量和价格，关键就是用付出的价格得到更好的质量。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巴菲特一生都和那年夏天在科罗纳多的大部分人保持交往，他跟格雷厄姆吹嘘后来发生在大家身上的事情。“他们当时都称得上环境尚佳，而现在都很富有。他们并没有成立像联邦快递这样的公司，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这一切都归功于本，就这么简单。”　　在科罗纳多的时候芒格正在替代格雷厄姆成为巴菲特的心腹好友和顾问，虽然说不上是显而易见，不过这个过程也已经开始了。《财富》杂志的编辑兼作家卡罗尔·卢米斯（Carol Loomis）评论说虽然巴菲特仍然尊敬格雷厄姆的意见，芒格却帮助他拓展了自己的生意手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芒格遇见巴菲特的时候已经对于好生意和坏生意之间的差别了然于胸。他是万国联合收割机公司在贝克斯菲尔德的经销商主管，看到要挽救一桩内在价值平平的生意是多么的难；作为一名洛杉矶人，他注意到了《洛杉矶时报》的光明前景；在他脑海里没有“便宜货”这一信条。多年来他一直向巴菲特灌输自己对于好生意的概念。1972年，后来并入母公司伯克希尔的蓝筹印花以账面价值的三倍买下了喜诗糖果，开创了好生意的年代。　　巴菲特也赞同卢米斯的说法。“本·格雷厄姆教会我买便宜货，而查理把我推进了不要光买便宜货的投资方向。这是他对于我最大的影响。要把我从格雷厄姆有局限性的观点中释放出来需要巨大的力量，那就是查理的意志力。他让我视野变得更开阔。”　　巴菲特说他慢慢地在很多事情上和查理的看法一致起来。“我是逐渐改变的，”巴菲特说，“我并没有一下子从猿变人或是从人变猿。”　　对于这点巴菲特还补充了一个简单的评论：“好家伙，要是我只听本的话，我可能比现在穷很多。”　　说是这么说，巴菲特还是很快就把自己从格雷厄姆和查理那里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我开始非常热衷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优质业务。”他说。　　1968年巴菲特在科罗纳多组织的会议演变成了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习小组派对。最早的巴菲特小组由13名投资者组成，现在已经有60多位顶级公司执行官和巴菲特的私交好友参加。巴菲特和芒格会和老朋友阿尔·马歇尔、沃尔特·施洛斯、比尔·鲁安以及新朋友如凯瑟琳·格雷厄姆和比尔·盖茨一起交换意见。　　“我们的小组”巴菲特这样称呼，在巴哈马的新普罗维登斯岛、爱尔兰的都柏林、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卑诗省的维多利亚都举行过会议，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更是不止一次。有一年他们把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包下来开到英国去，整个航程中都在下雨。大家轮流做东，谁举办活动谁就可以挑地方。　　小组还举行各种研讨会，话题覆盖公共政策、投资、慈善事业、生命中最艰难和最可笑的时刻。有一次芒格做了一个有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演讲。没什么人有兴趣，不过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去听一下。一位成员回忆说：“要是巴菲特在，他可能会听得懂。我觉得其他人都不懂他在说什么。”　　《查理·芒格传》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1）　　“通常而言，我并不支持社会对那些没有改进制造业的工艺做出贡献、没有发明出更先进的系统的人给予丰厚的回报。当然你可以说我在自己骂自己。我能回应的是，这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　　--查理·芒格　　芒格家族的成员在星岛度假区齐聚一堂，准备享用在新建成的“超级大客厅”中的第一顿晚餐。这间房间由成年子女们合力设计，爸爸则慷慨出资所有费用。随着芒格家族的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另一半和孙子孙女都加入了进来，要找到一个地方能让所有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玩游戏或是散坐在壁炉边闲聊变得益发困难。这间小屋的各个房间可以发挥这些功能。巨大的用石头砌成的壁炉上是敞开式横梁的天花板，房间的另一边有一张全尺寸的台球桌，已经围满了十几岁的孩子们。屋子里为大人们准备了两张宴会桌，还有一张小的晚餐桌，是给孩子们的。大多数的夜晚，芒格家的孩子们都会一起吃晚饭，不过是在别的地方。他们在芒格的一个船坞附近支起了他们自己的野餐桌。在湖边更凉快，虫子更少还没有父母。　　回到主屋，大家正在为这幢新房子的落成举杯庆祝，感谢那些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协同工作规划了这套宽敞得像森林一样的房间的人们。晚餐采用了自助的形式，有各种烧烤，新鲜的奶油玉米，意大利什锦饭和沙拉。甜品则是冰淇淋。大多数人都把手盖在酒杯上防止昆虫进去，那些没有采取措施的人就吃到了一嘴的小虫。不过没关系，大家都在热烈地交谈，享受愉快的时光。　　莫莉·芒格坐在爸爸的身边，她扭过头轻声感谢他为这次家庭聚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建造了这个了不起的超级大客厅。查理直视前方，对于她的话完全没有反应，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你听到我说的话吗·爸爸。”莫莉小声而坚持不懈地问。“听到。”他咕哝着说，双眼仍然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忽然，芒格家的一个孩子带着一大盒喜诗糖果出现在大家面前。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有一个箱子就已经从厂里运到了岛上。客人们纷纷在盒子中翻找自己最喜欢的奶油夹心糖或是饴糖，时不时地停下来看摸到的这颗是什么夹心的。芒格的家里人和他们的客人都太客气，不过有些人却被这件事吸引住了。南希·芒格从桌子的另一头向她的丈夫喊道：“查理，查理！”她向她身边的同伴说：“他老是不听我的话。”接着她又叫得更响了一些：“查理，查理！告诉他们管子的故事。”她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就是喜诗糖果工厂里管子的故事。”　　现在他终于回到了现实中，开始讲故事。当年喜诗糖果公司新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糖果技师，有人带他去生产糖果的厨房。“这名新员工花了好长的时间在四周张望，显得非常困惑。于是去问经理水管在哪里。这个人只能找到两根管子，一根写着‘奶油’一根写着‘喷射奶油’。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制造喜诗糖果的时候根本不掺任何水，厨房里一根水管都没有。”　　喜诗糖果在洛杉矶召开了一个午餐会庆祝自己的75周年大寿，来宾们见到了两位令人惊讶的客人。有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跳伞服、带着护目镜和一顶古董式的皮头盔，开着哈里·戴维森摩托车到了舞台上。背景是喜诗糖果20世纪20年代黑白两色的商标。骑士跳下摩托车，摘下帽子，脱下跳伞服。同时另一个人从边车上跳了下来，站在大笑的观众面前的是驾驶员沃伦·巴菲特和他的乘客查理·芒格。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2）　　“今天能来到这里我特别高兴，”芒格对齐聚一堂的员工、供应商和顾客们说道，“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看起来比我原本的样子要敏捷很多。要是你把一个家伙像弹簧一样卷起来，然后把他放在一个小的容器里，他就会像一个孩子一样跳出来。刚才我在那个小容器里的时候，想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商业比喻--一只小老鼠说：‘把我放出陷阱吧，我不要那块奶酪了。’世界上有千百万个商业陷阱，你有可能会冲昏头脑、自我膨胀、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而要把一件事搞砸则有千百万种方法。我最推崇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女士在71岁的时候创立了公司，并且尽一切可能陪伴公司生存并繁荣起来。这是一个绝妙而令人惊奇的案例。喜诗历史上躲过了很多的陷阱。”　　“普通的糖果公司在太多的商店中铺货，”查理接着说，“你在七八月的时候，积压了太多的存货，在圣诞节的时候供应量却不够。但是喜诗始终了解自己的业务状况，不过顺便说一句，这对于员工来说是很严酷的，圣诞节的时候店里面有大量的喜诗糖果供应，但这只是公司的秘密之一。”　　“当然狂热追求产品的质量和优质的服务是公司业务的精髓所在。我非常欣赏今天在坐的都是我们的长期客户和长期供应商。你有优秀而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同时你也如此对待你自己的客户，这样你就成了一张无形的信任之网中的一部分。这才是全世界应该运作的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说更有示范作用。这样才是建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明社会正确的方式。了不起的是，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开始了这种合作关系，完全是出于一种基本而牢固的文化认同。这再一次证明了本·富兰克林的商业哲学，这么多年后在喜诗糖果里仍然行之有效。”　　夏天对于糖果制造商来说是最难熬的季节，因为没有一个围绕糖果而设立的节日，在洛杉矶的工厂，夏天员工人数减少到110人左右，而到了圣诞节至复活节的这段时间，员工总数会膨胀到275人以上。　　夏天的糖果工人们都是长期工、职业工人，很多都是西班牙裔，喜诗为自己有一种家庭感而自豪，他们让妈妈、女儿和孙女、妻子和丈夫、兄弟和姐妹肩并肩地工作。南部的工厂生产40%的糖果，主要是硬糖，剩下的都在南旧金山的工厂里生产。工厂里的工人拿的是小时工资，同时拥有全额的医疗保险，这是他们的工会--面包及糖果工人联合会为他们谈判得来的。有几百个员工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5年甚至更久。在洛杉矶工厂1999年的颁奖晚会上，有21名工人被授予了长期服务奖，服务年数从30～50年不等。　　喜诗糖果的座右铭是“质量百分百”，这更像是芒格精神的代表，而不是晚餐后的一道佳肴。收购喜诗糖果是他和沃伦·巴菲特一起做的最早几桩交易之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收购的公司。不过最重要的是，喜诗糖果给查理和沃伦上了一课，让他们的投资风格大为改变。　　1972年，巴菲特和芒格利用蓝筹印花的公积金账户，以2 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洛杉矶的小型公司--喜诗糖果。这对查理和沃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那是当时他们进行的最大宗的收购行动。　　在加州，喜诗黑白色调的糖果店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曾经出过一桩大新闻。16岁的雪儿（Cher）在喜诗糖果工作，遇到了索尼·波诺（Sonny Bono），于是辞职搬去他家里做了他的管家。后来他们组成了着名的索尼-雪儿乐队。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3）　　1921年玛丽·西伊（Mary See）71岁的时候，开办了这家洛杉矶社区小糖果店，在此过程中还是得到了他儿子查尔斯的帮助。　　查尔斯·西伊（Charles ）曾经在加拿大担任药剂师，不过当一场森林大火席卷了他所在的城镇，毁掉了他的两间药房后，就转行了。他当上了巧克力销售员，梦想着有一天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糖果店，店里的糖果都采用他妈妈自制的配方。1921年，他和他的家庭，包括丧夫的母亲一起从加拿大搬到了帕萨迪纳。这个美丽优雅的洛杉矶郊区，后来成了查尔斯安家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是一个蓬勃成长的城市，有50万居民。因为市场上有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喜诗的路并不好走，喜诗和他的合伙人决定集中精力用高质量的产品来建立声誉。　　1929年股市崩盘，大萧条开始，喜诗被迫将一磅糖果的售价从80美分下调到50美分。由于说服了房东降低租金，跟他说低租金总好过没租金，喜诗得以存活了下来，不过他也看到了扩展自己市场的机会，因为其他的糖果制造商纷纷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糖的紧缺，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喜诗决定根据配方，利用公司能得到的资源，尽可能地生产高质量的糖果，而不是通过改变配方来降低质量。顾客们在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购买限量发售的巧克力，一旦当日的供应售完，他们就关店。不管店铺几点关门，销售人员仍然得到全天的工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明智的市场策略，排队的人群让糖果店得到了更多的配额。　　1951年查尔斯·哈金斯（Charles Huggins）加入公司的时候，喜诗已经30岁了。总部设在洛杉矶，但哈金斯最早是在旧金山工厂开始工作的。　　1943年去欧洲参加远征军之前，哈金斯休了个假，第一次见到了旧金山，他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我说，要是我在战争中活下来的话，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做到了。然后就读于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毕业后，哈金斯搬到了旧金山，他从斯坦福大学人员安置办公室得到了一封推荐信，开始在喜诗工作。　　他被派到各个部门工作，甚至糖果生产部。在管理包装部的时候，他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临了，员工们觉得他们工作的流程有问题，不过找不到任何人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哈金斯到了之后，采纳了工人们的意见，对流程进行了更改，从而提高了效率。公司一点点地增加了他的责任。玛丽的孙子哈里·西伊（Harry See）在自己的哥哥死后接管了公司，哈金斯负责扩展公司的业务，哈金斯说哈里“非常享受生活，喜欢到全球各地去旅行。还在那帕山谷建了一座葡萄庄园。没多久，家族就决定卖出公司的股权收回现金。我负责协调联络这件事情。“　　“1970年春天我们开始着手进行这件事。我们有一些相当合适的买家，例如来自夏威夷拥有C&H以及其他品牌的四大糖业公司之一。因为西伊家族对于公司索价颇高，吓退了好几个买家。”　　有一家公司开始进行深入的可行性调查，检查我们的业务状况、拥有的许多合同以及其他一些文件，这种程度即使是哈金斯都觉得他们小心得过头了。“最后一刻，准确地说是这一天的午夜，正在他们应该签署收购合同前的那一刻，他们退出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只是让我白白浪费了许多精力。我们甚至还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希金斯说。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4）　　正在那段时期，蓝筹印花的投资顾问罗伯特·弗莱厄蒂（）听到了这家高级巧克力连锁店打算出售的消息，他联系了蓝筹印花的执行官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ey），后者对于购买喜诗非常有兴趣。拉姆齐在弗莱厄蒂的办公室给巴菲特打了电话。　　“天啊，鲍勃，”巴菲特说，“糖果业·我可不认为我们想进入糖果业。”　　出于某种原因，电话断线了。拉姆齐和弗莱厄蒂赶紧打回给巴菲特。最后在秘书拨错了几次号之后，他们终于重新连上了。还没开口，巴菲特就很快地说：“我刚才看了一眼数字。是的，我很愿意以一个特定的价格来收购喜诗。”　　沃伦立刻飞去拜访哈里·西伊。　　那是1971年11月，查克·哈金斯回忆道，哈里·西伊热爱夏威夷，“我们正打算在那里开第一家店，我在火奴鲁鲁和美国大陆之间来回往返，忽然接到了哈里的一个电话说‘我们找到了几个非常认真的潜在买家，我希望你能回来帮我和他们一起谈谈。’我们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和他们见了面。”　　哈金斯匆匆忙忙地搭了一班飞机回去开会，会议在洛杉矶一家酒店里举行。哈里·西伊、喜诗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喜诗的律师都已经到了。哈金斯走进巴菲特、古瑞恩和弗莱厄蒂都在的房间，第一次见到了芒格。　　“我们坐下谈了好几个小时，哈里解释了他们是谁，没有任何作用。伯克希尔，每个人都认为那是一家衬衫公司。没有人知道查理是谁。古瑞恩则可能有人知道他开发过地产，和蓝筹印花业务有一些关系。无论如何，沃伦在会上发表了很多评论，查理会不定时地打断，插入他自己的看法。古瑞恩则一言不发。我们认识到这是他们的确想收购喜诗的证明。有两件事要解决：收购价是多少，收购后的业务如何运作。沃伦就和哈里说：‘要是我们买下了公司，我们自己是不会来运作公司的。我要知道谁有能力来负责公司的运营。’”　　原来的CEO正准备退休，所以这个问题的出现成了一个难题。“哈里在房间里环视了一圈，看到了我，于是说：‘恰克可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沃伦说：‘那就好。’查理、古瑞恩和我希望明天能和恰克开个会。”　　多亏了那些在最后时刻退出的买家，哈金斯对于此类会议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他知道哈里·西伊肯定已经把喜诗所有好的方面都告诉了这几位可能的买家了。　　“我准备了一些资料，都是关于公司目前为止做过些什么的。我打算告诉他们我自己看到的一些问题、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我对于竞争的看法，所有不好的方面。我把我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列成一张清单给他们看。”　　“沃伦是个非常冷静、脚踏实地的人，”哈金斯回忆说，“古瑞恩从来不多说话。查理则一直都非常主动。沃伦和查理时常同时说话，让我有所顿悟。不过他们三个我都喜欢。他们做过的事情都不会惊天动地地宣传。我知道查理以前是律师。沃伦就像是一双旧鞋子那样令人舒服。查理像是一个大学教授或者最高法院的###官，古瑞恩则让我感觉他对于任何事都无所谓。他看来完全和那两位毫不相干，但事实上有关系。他永远都看来不太正经，其实却非常严肃。”　　沃伦告诉哈金斯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收购问题，不过“一旦这件事发生了，我们预计到这样一些后续的事情。首先，我们希望你能以总裁和CEO的身份运作喜诗；其次，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西伊家的人和公司还有关系。有些人会在公司出售后逗留很久，请你安排一下让他们能自行离开。”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5）　　哈金斯说沃伦和查理希望他能全面掌控。“我们希望你能保持公司的道德规范的生产准则。”巴菲特说。　　西伊家族要求3 000万美元，但由于账面价值很低，巴菲特和芒格决定出价不超过2 500万美元。他们谈崩了，不过后来西伊又打电话回来接受了2 500万美元的出价。芒格和巴菲特于1972年1月3日正式收购了喜诗糖果，付出的价格是账面价值的三倍，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当时在想，查理住在汉考克公园，沃伦则要回到奥马哈。”希金斯说。他担心自己如何与自己的新老板交流。　　巴菲特告诉哈金斯他知道喜诗最繁忙的销售旺季即将来临，因为圣诞节的销售占到了全年利润的一大半。假期过后大家会再碰一次头，讨论下一步的策略。　　“我们握了握手，那就是圣诞节前我开的最后一次会，”哈金斯说，“我仍然不太理解沃伦，摸不着头脑。”自此以后，哈金斯对查理和沃伦认识了很多。　　“真正的合同签订日是1972年1月31日，”哈金斯说。一个月内查理和沃伦就又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坐在自己的桌子前，他们两个在我面前。沃伦问问题，查理则插入很多意见。”　　尽管如此，哈金斯还是对于喜诗的新主人感觉不错。“我有很强的预感，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沃伦让我想起了自己非常欣赏的人--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顾家、值得信赖、非常聪明。就好像他会和我们一样运作业务。查理也类似--我当时对查理有一点小戒心。查理总是‘一、二、三、四’这样命令人，不过我后来也习惯了，那就是他的风格。”　　不过哈金斯知道了不要轻视查理。“要是你想把查理从一个立场中拉过来，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查理是那种会怒发冲冠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忘记一切。”　　“虽然是蓝筹印花收购了我们，但很显然沃伦、查理和古瑞恩才是真正的主人，”哈金斯说，“我问：‘你们都走了之后，到底想要我怎么和你们沟通呢·’沃伦说：‘你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是有危险、麻烦的征兆就告诉我们，不过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下，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你能在西伊家族打下的基础上做得更好，那就最好了。’”　　接着巴菲特又补充了一条他对糖果本身的体会：“你们的定价远低于市场。”　　虽然哈金斯对交易的感受相当正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立刻面临的挑战就是让忠实客户相信喜诗在新主人的管理下不会有任何改变。　　首先，1972年收购案在报纸上公告的时候，人们知道是蓝筹印花买下了它。“要知道，”哈金斯说，“人们对这家公司并没有太多的尊敬。他们才经历了一场反垄断官司，看起来不怎么样，这也令我们很多忠实客户们在品尝糖果的时候觉得口感欠佳。1972-1973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那些有疑虑的客户打交道，他们对于西伊家族把公司卖给这样一家会毁了喜诗的公司非常愤怒。一夜之间我们接到了很多投诉信，大家都说糖果的味道变了。”　　喜诗的长期顾客在店里买东西的时候通常都是彬彬有礼的，这次他们几乎恐慌了。人们聚集在当地的店铺里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些相应地让店员也不安了起来。　　哈金斯在公司内部邮件中写道：“在公司51年的历史上这段时间看来是变化最深刻的时期。不过更多的事情没有变。我们不会改变与员工或顾客之间亲切的关系。我们希望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损失任何一种制造喜诗糖果的关键成分。”哈金斯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抚平了因公司出售而引起的骚动。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6）　　尘埃落定后，喜诗开始拓展在密苏里、得克萨斯和科罗拉多的市场，甚至还远赴香港。喜诗参加了1982年在田纳西州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展览大获成功，以至于喜诗在当地开了一家分店。　　然而，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来袭，喜诗关闭了很多州外的分店。远方的顾客只能通过产品目录和电话来订购商品。　　与此同时，零售业雇员联盟试图组织起店里的销售员们罢工。自此喜诗一共成功瓦解了四次由零售业雇员联盟组织的罢工行动，主要的手段就是支付比联盟水准略高的工资。后来喜诗碰到的问题是负责运货的卡车司机们的联盟，不过通过劳工谈判得以解除了合同，把工作转交给一家私人卡车公司，那家公司重新雇佣了大多数喜诗的老司机。　　有一度，喜诗被来自中西部的一家主要糖果制造商所攻击。　　“1973年，拉塞尔·斯托弗糖果大举开设他们自己的店铺。他们决定对喜诗展开一场攻坚战，把我们赶出市场。”哈金斯回忆说，“他们的店面看起来就和喜诗一模一样，名叫斯托弗太太。他们抄袭我们的形象想要攫取我们的市场。当然，我把情况告知了查理和沃伦。”　　芒格说：“如果他们侵犯了我们的商标，我们可以告他们。”　　“接着，查理给了我很多指点，要寻找什么样的证据。”哈金斯说。　　哈金斯聘请了一位摄影师，派他去斯托弗店里拍下所有和喜诗商业外观相似的地方，诸如方格地板、格子窗以及挂在墙上的老照片。　　“查理说：‘我希望这件事由一位芒格和托尔斯事务所里的合伙人来负责。她出生在加州，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书。我会把这个任务交给她，希望你可以到我办公室来一次和她见一见。’她就是卡拉·安德森·希尔斯。我见到她就很喜欢。30分钟内我就知道她的性格和查理一样。”　　那是一种什么性格呢·“去把那个拿过来，”哈金斯说，手指在空中指指点点，“事情很有趣。结果，查理告诉他们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们打算采取哪些法律措施，把他们吓得要命。他们放弃了，同意不再开设任何新的抄袭店，已有的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整改。”　　喜诗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它在自己的市场中是领导者。“有一些行业中，经营的本质就是有一家公司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芒格说，“赢者全胜是大势所趋。这种规模优势非常厉害。举个例子，杰克·韦尔奇执掌通用电气的时候，他断言：‘见鬼去吧！我们要么就在自己所从事的每个领域中都数一数二，要么就干脆退出。’这是非常强硬的立场，不过我认为要考虑最大化股东的利益，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在那段时间中，哈金斯开始认识到芒格是非常务实的人。“对于他像本·富兰克林的形容非常恰当。虽然查理言行鲁莽，可是有了这样的人品你还想多要求些什么呢·”　　哈金斯说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解决了侵权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困难。由于理查德·尼克松执行的工资和售价控制，公司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运行。　　当早期的那些问题得到了控制、喜诗的运作变得平稳起来，芒格和哈金斯呆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起来。“最后10年我们之间的见面和直接接触的机会逐渐减少了。”哈金斯说，“我怀念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和沃伦定期谈话，每隔10天左右我们通一次电话，然后他和查理交换意见。我不需要同时给他们两个打电话。”　　促巴菲特对阵格雷厄姆（7）　　20世纪90年代，喜诗开始了一次更为小心谨慎的扩张行动。这次他们没有开新店，而是在机场和百货商场里开设专柜。　　20世纪末，喜诗在全美各地共有约250家黑白色调的店铺，其中三分之二在加利福尼亚。公司每年售出3 300万磅糖果。其中75 000磅是通过公司网站售出的，他们也提供免费电话订购服务。1999年的销售额是300 000 600万美元，税前营业利润达到了7 300万美元。　　虽然比不上年底的节日季，伯克希尔每年五月在奥马哈举办的股东大会日对于喜诗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在1999年的股东大会上销售额达到4万美元，”哈金斯说，“沃伦对此非常自豪。”　　“喜诗糖果，”芒格开始追忆往事，“收购的时候高出账面价值很多，不过还是有回报的。我们收购连锁百货店Hochschild Kohn的时候低于账面和清算价值，却没有完全没有效果。这两件事加起来帮助我们转变了投资思路，开始接受为优质资产付出更高价格的观念。”　　收购喜诗的时候，查理和沃伦还是捡便宜货专业户。不过随着业务的增长他们有的新的想法，转变势在必行。“你可以到别人涉足不多的领域里去看看，那里通常有很多机会。”查理说。　　蓝筹印花能以那个价格买下喜诗纯属运气。芒格将此归功于阿尔·马歇尔在最后关头把他们推入了正确的轨道。　　“要是他们还想再多要10万美元的话，我们就不会买了，”芒格说，“我们当时就是那么愚蠢。”　　即便如此，“当我们收购成功后，除了喜诗几乎没有人成功销售盒装巧克力。我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成功是否会延续下去。”巴菲特说。　　当他们发现喜诗是一门出色的、不断发展的生意后，芒格和巴菲特认识到，收购一笔优质业务让它继续运作下去要比买下一家价格很低却在苦苦挣扎的公司，然后费时费力甚至费钱地去拯救它要容易和愉快许多。　　“要是我们没有买下喜诗，我们也不会买可口可乐，”巴菲特说，“感谢喜诗为我们赚到了120亿。我们很幸运买下了全盘业务，这件事教会了我们许多。我们曾经收购过风车业务，确切说是我自己，查理从来没有涉足过风车业务。我还拥有过二流百货商店、水泵公司和纺织厂……”他认为这些和风车业务一样麻烦不断。　　芒格说他和巴菲特早就应该认识到收购优质资产的优势。“我认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当时那么傻。”　　喜诗的增长速度不快，却稳定而可靠--最棒的是，它不需要额外投入资金。　　“我们试了50种不同的方法把钱投入喜诗，”巴菲特解释，“要是我们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对喜诗额外注资，然后得到现有业务回报的四分之一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我们太爱这家公司了。想了无数个主意，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笔钱放进去。”　　芒格补充说：“顺便提一句，我们真的不应该抱怨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一堆每年都要亏掉很多钱的公司了。”　　芒格告诉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扩张情况并不理想。要试图扩张就好比是把钱扔进老鼠洞，有去无回。这样的公司通常不会引起大多数公司的收购意愿，但伯克希尔却会非常欢迎，因为这样他和巴菲特就能把资金拿出来投资到其他利润更高的地方去了。　　巧的是，这也是伯克希尔从来不分红的原因。伯克希尔坚持持有现金，因为巴菲特坚信保留赚到的现金进行二次投资能为股东们创造更高的市场价值。　　对于喜诗而言，芒格说：“我们学到了你思考和行事的方式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些经验让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收购更为明智，做出了更好的决定。所以说我们通过和喜诗的合作得到了许多。”　　虽然喜诗在伯克希尔皇冠上占据荣耀的地位，但它现在的业务量只占据了伯克希尔里非常小的一部分。即使可以从销售数字上看出来喜诗现在市值有10亿美元，它在伯克希尔的市场资本总额中却不到2%。　　《查理·芒格传》用理想支撑一份报纸　　用理想支撑一份报纸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圣经》箴言　　芒格家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忘记1977年，爸爸和他的合伙人沃伦·巴菲特买下《布法罗晚报》（Buffalo Evening News）后的那个夏天。小孩子们在他们的湖边小屋里急急忙忙地到处收集硬币，然后跑到湖对岸船坞旁的电话亭里，帮查理把钱扔进投币电话，好让他们能继续讨论运营报纸的策略性问题。　　“《布法罗晚报》是一笔大生意。在我印象中真的是笔很大的生意。”莫莉·芒格说。　　莫莉说随着巴菲特和芒格收购了这份东部地区知名的报纸，她觉得他们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他们的眼界更为广阔，收购范围从小型的地区性公司扩大到了更有名有姓的资产。从那以后他们开始更倾向于买入广为人知的公司，当她想跟朋友们解释爸爸是做什么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布法罗晚报》是运用蓝筹印花的备用金账户收购的最有影响力的一笔资产，同时也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让他们非常困扰。　　布法罗新闻集团成立于1880年，多年来都由一个名叫“巴特勒”的家族运营。1974年该家族一位重要成员去世后，这份亲共和党的报纸作为她的遗产进行了拍卖。直到1977年元旦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巴菲特和芒格才飞到康涅狄格州和一位负责这单交易的报纸经纪人会谈。巴菲特首先出价3 000万美元收购报纸，但他的出价被拒绝了。他接着提高到了3 200万美元。考虑到晚报1976年的税前利润只有170万美元，这个价格相当高。不过，这个报价还是被拒绝了。巴菲特和芒格离开了一会儿去商量。他们回来的时候在本子上写了一个价钱：3 250万美元，这个价格被接受了。这一举动非常勇敢，因为收购价占了伯克希尔当时净资产的近25%。　　谈妥了价格，巴菲特和芒格飞到西海岸的纽约解决合同的细节问题。他们到达的时候布法罗正经历着史上最严重的暴风雪。对于一个习惯了加州气候的人而言，布法罗肃杀的冬天可能让芒格大吃一惊。在给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一封信中，查理形容布法罗当地“风刮得很猛，镇上的乔治·华盛顿的雕像上的铠甲都往上翻，而不是垂下来。”　　在参观新建的办公室和印刷厂的时候，芒格厉声说：“为什么一份报纸需要造一座宫殿做编辑部·”巴菲特则开玩笑式地称之为“泰姬陵”。　　热爱优秀建筑的芒格对于这幢楼的设计非常反感，不过当时负责设计的一位着名建筑设计师因为和之前报纸的最后一位负责人驾驶同一款劳斯莱斯汽车而让她印象深刻。他设计了大阳台，这在风刮得很厉害的布法罗不太常见，还采用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施工方法造成了无法修补的漏缝。这一切都代价高昂，不是查理概念中的成功设计。　　不过到2000年的时候，这幢位于布法罗日益老化的中心城区的房子，虽然外表看来方方正正非常朴素，里面倒显得非常宽敞。它显然不比大多数其他大城市的日报厂房豪华太多。　　巴菲特曾经在1973年对格雷厄姆的《华盛顿邮报》注入了一大笔资产，就和它一样，《布法罗晚报》也面临过非常艰难的商业环境。在两次事件中，芒格和巴菲特都证明了自己既能促成公平的交易，也能面临艰苦的境况并坚持下来。　　蓝筹印花买下《布法罗晚报》的时候，它在纽约州西部拥有稳定的读者群，虽然布法罗正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锈带城市（即美国中西部一带的老工业区，因为制造业的下滑，被遗弃的设备锈迹斑斑而得名）。报纸还面临其他几个难题。和《华盛顿邮报》一样，《布法罗晚报》里有好几个非常激进的工会。同时它和《布法罗新闻快递》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后者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马克·吐温曾经在里面担任编辑。此外，《布法罗晚报》不发行周日特刊。虽然在平时《布法罗晚报》和《新闻快递》的销量是四比一，利润丰厚的周日特刊让《新闻快递》一直能够做下去。　　新主人知道长期来看，只有一份报纸能在布法罗地区活下来，他们的新资产要么消失，要么就一家独大。《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