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作者：李光耀-2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我在古鲁尼路莱佛士学院E座宿舍睡觉时，突然间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开始了。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市区，炸死60人，炸伤130人。报纸也刊登了牛车水一带房屋被炸毁的照片。可是，空袭的新闻只是轻描淡写，新闻检查压制了新闻的报道。后来，我们听说日本飞机也轰炸发巴港的码头、三巴旺的海军基地以及登加和实里达空军基地。　　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都异常激动。那些内地来的学生，马上准备乘火车回家去。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新加坡将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回到马来亚乡下，可以避开日本轰炸机，比较安全。院方和学生一样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做过应付这种局面的准备。两天后，我们听说12月8日那天，日本军队已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登陆。这么说来，马来亚也难免战火之灾了。　　不出几天，学院里的学生宿舍几乎空无人影，教师也停止讲课。院方要求学生挺身而出，组成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我志愿加入这支分队，每天从纳福路住家骑脚踏车到三英里外的学院值勤。当局没给我们提供制服，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每人分得一顶头盔和一块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我们每个月得到少许津贴，大约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时轮班，每六人编成一组。莫里斯·贝克是我这一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欧亚裔学生，来自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比我大两岁。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因为英国已经对日宣战，实际介入真正的战争而感到紧张刺激，同时很难抑制内心的兴奋。　　然而对英国来说，战事并不顺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们竟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轰炸机炸沉。原来这两艘军舰向北航行时，没有军机掩护。消息传来，真叫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国海军挺进呢？　　两艘军舰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医务局宣布征用莱佛士学院，并把它改设成一所疗养院，收容两艘被炸沉军舰上伤势较轻的水兵。身为历史教授的学院院长戴尔就成为疗养院的非专业监督。我们在医疗辅助服务队里的职务仍然保留着，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没有炸弹掉落在莱佛士学院分队的救护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护和收硷伤亡者。值班的时候，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袭次数减少了。原来日本战机集中在北马前线，只是偶尔南下轰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从马来亚传来。有的说英国部队在前线溃不成军；有的说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骑着脚踏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平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来到新加坡。有权势有地位的亚洲人举家老小也在逃难，只是他们没有露面而已。他们可能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静悄悄地从丹戎巴葛码头乘船离开新加坡，以免因协助英国人或是捐钱给中国，支持抗战而遭日本人报复。　　到了1月，日本军队已靠近柔佛。日本战机也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医疗辅助服务队的几支分队的成员，乘坐由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土改装的救护车赶到那个村子时，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个人死伤。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流血、受伤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凛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苏格兰高原兵是在他们的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声中，最后列队越过新柔长堤的。当时只剩下两名风笛手执行这项任务，表现了他们凛然不屈的精神。这使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英国皇家工兵接着在柔佛那一边的长堤上炸开一道60米宽的缺口。但是，他们也把从柔佛输送饮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断。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　　我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我记得是这一天)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时，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并问有谁自愿负起危险的任务。莫里斯·贝克和我，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我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沿着武吉知马路赶到武吉班让。这里离北面战线大约七英里。我们到达时，看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轰炸和炮击后，陷入火海之中。我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贝克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露出地面。要不是他及时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个正着。　　我们救护一名20岁出头的华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断了，腹股沟还有一道伤口。我们必须用夹板夹住她的大腿。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她的中装裤子脱下，然后给她上夹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对一个年轻女郎做这样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又搜寻到几个伤亡者，然后救护车就高速驰往欧南路中央医院。　　一天早晨，我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脚踏车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身材高大，头上戴着宽边澳大利亚军帽，但脸色异常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士气低落，而且有点惊慌失措。我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有多远，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这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给我。我大吃一惊，难道就这样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我婉言拒绝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说，只有在战事结束时才能定输赢。然而对这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认输。我不晓得他们经历了多少个可怕的日子。　　战后，我从书报上得知当年有几旅澳大利亚军队在乘船前往中东途中，转到新加坡来。他们刚好在新加坡沦陷前三星期到达，立刻被派往马来亚内地抵抗日军，结果很快便被击溃而撤回新加坡。　　这时，我父亲在巴株巴辖任职的蚬壳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辖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00英里，靠近马来亚西岸。父亲在那里担任油库监督。他在新柔长堤被英军炸断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的消息便传开来。第二天，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告诉我们抢劫事件到处发生。英国人和欧洲人的住家被马来车夫和园丁掠夺一空。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焦虑万分。我们在纳福路28号的住家，还有那些囤积的粮食和必需品会怎样呢？尤其是粮食，我们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啊，保得住吗？经母亲同意，我和许忠祜一起从直落古楼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纳福路。我们只花两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马来人从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华族不法之徒则搜掠货仓，抢走较贵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栋破旧的浮脚楼，跟我家隔着两座房子，里头住着大约20户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当车夫为业。幸亏他们还未对我家动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东西可拿，何况已是人去楼空，因为这些大洋房的欧洲主人正集中起来准备进入拘留营。我回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主人的大洋房和货仓遭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地位，从未有人质疑。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产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学时，便意识到英国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不过8O00人左右罢了。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同亚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员在环境较好的地区有大洋房、汽车、车夫和许多仆人。他们吃的是上等食物，肉类和牛奶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们便请三到六个月的长假，暂时避开新加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决不进人新加坡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总督是大头头，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福建人称呼他们为AngMoh(红毛)，马来人则把他们叫作OrangPuteh(白种人)。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格比白人医生高，也无济于事。护士长也非由白人担任不可，虽然她们只能讲英语，而且跟不会讲英语的病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亚洲护士休想有一天能成为护士长。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尽管考到物理和化学一等文凭，院方却只聘用他们当“示范员”，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们还得考取伦敦大学校外理科文凭，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是当年最优秀的文科毕业生之一，考获经济学一等文凭，可是他所能担任的职位，只是“导师”，不是讲师。　　莱佛士学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别住在6座宿舍里。为了督促这批学生遵守纪律和秩序，院方聘请了一个50多岁的英国退休军士长担任舍监。虽然他说的是伦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却领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样，过着家惺惬意的生活。在学院当局看来，一名退休的英国军士长是负责训导新马120个最聪明的年轻人的适当人选，况且当时学生方面也没有意见。他们对这位舍监唯一不敬的是每次听到他说伦敦腔的英语，就禁不住高声大笑。　　亚洲的暴发户　　日本人笼统地被视为亚洲的暴发户。不错，他们比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更加工业化、更加先进，但是他们要赶上白人，还需要一段长时间。他们制造纺织品、玩具和其他东西。我记得在30年代，我母亲经常谈起她在密驼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后屋所买的一些美丽的府绸。当时密驼路有许多日本商店，越后屋是其中之一。我母亲告诉姐妹们，这种日本府绸，可以跟英国的细棉府绸媲美，价钱却便宜得多。不过，日本制造的玩具，价格虽廉价，样子却俗气，而且不耐用，跟英国制造的玩具简直不能相比。当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医和牙医，他们收费低，医术也不高明。我始终不明白，什么机遇使他们的学位获得英国医药当局的承认而能够在新加坡行医，莫非是报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英国人照顾远东的利益？据说有少数几个日本医生还算能胜任，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医学院的英籍教授。　　这就是11万名日本兵所占据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状况。当时还有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经过70个惊慌、混乱和愚昧的日子，英国殖民地社会终于被摧毁，有关英国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也被打破了。英国人以为在日本兵开始炮轰新加坡时，亚洲人会极度恐慌，殊不知他们却处之泰然，面对伤亡毫无惧色，也没有惊慌失措。当日本人的炸弹和炮弹掉下来时，躲在办公桌和工作台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静时，不顾亚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离槟城到新加坡“避难”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员。英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尽量把军事设备一一炸毁。医院、自来水厂、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虽然保存完好，却没有人操作。于是，房屋失火时，没有消防员出动救火；自来水厂也没有职员调节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员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顾自己逃命的传说，使他们在亚洲人眼中沦为自私、胆怯的一群。这些传说有许多在转述的过程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却有充分的事实以资证明。事实证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亚洲人更加惊慌失措的话，至少相差不多。亚洲人一向依赖白人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优越的神话　　英国人的霸权本来是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上的。因为多数亚洲人相信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并以为要向英国人挑战是不明智和枉费心机的，使这种霸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现在，竟然有一个亚洲民族敢于抗拒英国人，并粉碎了上面所说的神话。没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英国人称王称霸之后，却对同属的亚洲人显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新马人民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灭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耻于跟亚洲人认同。他们认为其他亚洲人都是劣等民族，只有较低层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却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孙，也是天择的子民，跟蒙昧无知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完全不同。--------------------------　　注：　　①印尼爪哇和加里曼丹两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巴韦安岛(Bawean)上的原住民。　　②意为“太阳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为天皇的祖先。--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五章　逃出检证关第五章　逃出检证关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　　我从直落古楼步行到纳福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间变了样。英国军队已经投降。本地警察，包括华族与印族低级警官和马来普通警员，都消失无踪，害怕日本人把他们当作英军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还没开进市区执行任务。目无法纪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多数人照老习惯过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胆大包天或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趁机抢劫英国公司的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他们认为抢走白人的财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他们破门进入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抢走食物和贵重的东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抢劫事件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出来维持秩序。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原来他们在新加坡只是短暂停留，随时会被调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岛屿作战，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们不可能把漂亮的脚踏车一起带走。　　尽管日本人和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对华人却毫无帮助。我回到纳福路的第二天，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路对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门。这是李绍茂的家。李绍茂是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生，原在海峡殖民地民事服务部门任职。他的侄儿把大门打开，日本兵便径直走到车房去。他们要的是那辆擦得闪闪发光、亮丽夺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车。李绍茂非常爱惜这辆车，每天都清洗车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从屋子里冲出来，希望汽车免于遭殃。他处世谨慎细致，为自己拥有的房屋和汽车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个华裔学者为荣。他不懂日语，中文书写还可以。由于日文当中应用不少汉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笺簿上挥写，也许是告诉对方他是一个高级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需要用到汽车。但是带头的日本军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见这个军官钻进车里，把车子倒开出车房，然后驾走。　　第一次遭粗暴对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对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时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刚好在跨越武吉知马河的红桥对面。我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他们也许是哨兵属下小队的队员。我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我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这顶帽子也许可以大派用场，使我免受太阳曝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我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我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我只好从命，总算轻易逃过劫数。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红旗代表校官，蓝旗则代表尉官——经过哨站时，哨兵立正行礼迟了点，汽车经过哨站后突然煞车后退。一名军官从车子里出来，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样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这个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车夫一样。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军官对轻微犯规的士兵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造成的。　　就在这一天，一个日本军士和几个士兵来到我家。他们约略看了看，发觉屋里只有我和园丁忠祜两人，于是认定这所房子可以作为他们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场梦厣就此开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让日本牙医和护士看过牙齿，他们的衣着都很干净。在密驼路小杂货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员也穿得很整洁。可是来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经常洗换，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自己家里闻到这股臭味。他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母亲储存的粮食终于给发现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们想吃的东西吃个精光。我不懂日语，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们就一面打手势，一面发出粗野的声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领会他们的要求，就会被痛骂一顿或挨他们的耳光。这帮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须不刮，头发蓬松，说的是一种既难听又咄咄逼人的话。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彻夜不能安眠。幸亏他们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当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驻扎时，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营去。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红桥经过。每次我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他们，心情异常沉重。他们当中有许多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就被打败，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残兵败将叫人看了很伤心。　　有些却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从苏格兰兵所戴的军帽认出他们的。他们即使战败，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样，挺着胸膛走，不因战败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们喝彩，他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连的辜加兵当镇暴警察。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本色，其他的军人却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身材高大瘦长，没精打采地赶路，有许多没穿上衣，光着身子。要是英军，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澳大利亚军就不是这样。不管他们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而把上衣脱掉，还是在战斗中上衣撕破或丢失，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我了解他们的绝望心情。　　印度军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英军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战俘集中在花拉公园跑马埔。动员他们加入印度国民军同英国人作战，争取印度独立。战俘们有一半愿意参加，他们的军饷和居住条件马上有所调整和改善。拒绝参加者则受到恶劣的对待。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①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跟华人算账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脚踏车，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同时用小船迂回绕过英军的据点。在空中，日本飞机的实力远超英国；在地面，英国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对手。我知道这套影片是在搞宣传，但仍难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结束时，看到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在他两边各有一个英国士兵，分别拿着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参谋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接着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同山下奉文面对面的镜头。“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矮胖、粗壮，剪平头式短发，十足一个日本武士的模样。他傲视眼前一批英军将领。白思华骨瘦如柴，衣领跟颈项比起来，显得特别宽大。他战败后并未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脸颊每抽搐一次，身体每动一下，都反映出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我很为英国人感到悲哀。这是他们在军事史上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军力并不均衡。英国方面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战舰，也没有飞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更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重要设施。日本飞机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英军的机场和击毁停在地面的英国飞机。英国军队士气低落，被迫弃甲而逃。他们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只有在吡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两个地方坚守过阵地，并设法守住防线。日军仅围困新加坡两个星期，英军便全面投降了。　　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军反攻，从马来亚一路打到新加坡来时，一定会蒙受惨重的伤亡。　　他们并不是小丑　　日本军官的样子很滑稽。他们的腿很短，有些还是弓形腿，但却穿起高及膝盖的皮靴；走路时，拖着脚，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国军官走路时高视阔步，气宇轩昂，完全两样。他们在孩提时期便穿拖鞋走路，从此决定了他们终生走路的样子。叫人更觉得滑稽的是，他们所佩带的武士剑，跟自己的身高比起来显得太长，所以尽管佩剑有皮索跟腰带紧扣．他们还得用左手把剑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好笑，几个月后，我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他们的体型跟欧洲人不同，军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们的作战素质却不容置疑。他们作战时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们先人为主的印象。以为他们是属于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会玩军队游戏罢了。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敢肯定，单在战斗精神方面，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对于原子弹是否需要投在广岛和长崎的问题，我丝毫没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没有它们，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什么东西促使日本人变成这样的战士呢？日本人称之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这是有系统地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择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们深信在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灵魂将会升天并成为神明；他们的骨灰则将供奉在东京近郊的靖国神社。　　在日本占领下，日子总得过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以就读，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社会活动少之又少，我们觉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认识某个当权的人，不论他是日本人，还是跟日本人有关系的台湾籍翻译员，好处可就多了。这个人可能给你一张便条，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证明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证你是个品行良好的人。每当哨兵要你停下来接受检查时，这张便条就显得价值无穷。但是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留在家里，避免同当局接触和发生纠纷。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两英里来到勿拉士巴沙路的旧书店。这些书店专门买卖学校课本。途中，我看到国泰戏院(不久前我曾在这个戏院看过一部嘲笑日本“诈”弹的喜剧电影)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于是我走过去。原来他们正在看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华文书写的告示。我不懂华文，有个懂华文的人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个人就是因为抢劫被抓而遭砍头的。无论是谁，如果不守法，将受到同样的处置。我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着恐惧感，但与此同时，我想如果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将是一张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杂志士。这家美国周刊肯定会不借重金买下这张新旧对比的生动照片，显示在当时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现了中世纪时代的惩罚景象。可是，摄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头的抢劫者一样。况且我也没随身带相机。就算是有人带着相机，也不敢拿出来。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识了字，能看懂这类告示。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了。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我买了一本蒋克秋编的《国语易解》。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页的小册子，教人学习700个基本汉字，包括怎样书写，怎样构成短语。　　我囫囵吞枣地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到书店去买第二册。后来，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的一套四册的读本，程度比前两本高。我天天学习，而且在往后几个月里，练习写1200个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华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都标了声调，可是，我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我对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减少。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接着，神保教授上台讲话。他说：　　“日本拥有30O0年的悠久历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地努力……目前还有很多无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国文化。你们应该设法引导这些人，让他们熟悉日本的伟大历史，同时背弃英国文化。”　　在10月间举行的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军事宣传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发表的演讲，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天会攻打昭南岛(新加坡)，并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产生这种妄想。你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日本绝对不会退出这个地方，也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被击败。即使太阳失去光芒，昭南岛覆盖着冰雪，也改变不了”。　　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过他好多次。他跟养女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他疾病缠身，而且是因为他活着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当我眼看着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便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战前在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今都失去了。不过，他倒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亲便登门造访。日本占领时期的困苦日子，使父亲变得认真严肃。他变得更有责任感。他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在他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战争爆发时，下田被英国人监禁起来，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双方交换平民时回到新加坡，把战前的公司恢复过来。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迁移到英国人留下的一个大型办事处，面对着莱佛士坊，这里正是贸易商行的黄金地带。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我学习怎样写日文书信，并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学习英文速写打字。　　战争的持续造成纺织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货轮也很难找到。六个月之后，下田便面对纺织品供应短缺的难题。由于纺织品来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称为“组合”的行会，以控制纺织品的配给。这一来，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心里头却老是愤愤不平。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我的薪金是以军用票支付的。这种日本钞票印有椰树和香蕉树的图案，后来便被称为“香蕉票”②由于票面上没有编号，因此逐月贬值。我的待遇折合实物，相当于10斤(大约15磅)白米，还有糖、油和香烟，以香烟最值钱。这些配给品比日本钞票好得多。因为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些东西货源越来越少，购买时需付的“香蕉票”就越来越多了。　　当上了编辑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由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乔治·竹村主持面试。他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白皙，满口美国腔英语。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称他为Ji—oh—ji。他不穿日本军官的制服。原来他是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五颗蓝星的官阶，相当于大尉(上尉)，他谈吐温和，倒是个正派人物。他对我的英语表示满意，决定聘用我。我感到高兴，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傍晚时分，无线电信号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许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见宇影。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这期间，我过着颇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从东京时间晚上七点(新加坡时间傍晚五点半)开始，一直到天亮。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到东京时间午夜12点左右才会好起来，所以从晚上七点到午夜12点的第一班，工作虽辛苦，却可以早点回家睡觉。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早晨九点这一段时间，工作分为两班，当中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这个时段无线电接收效果比较好，所以较少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伤脑筋，可是睡觉的时间却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时间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工作时的心理影响。一连几个小时，我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都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胆敢跟外人谈起，将冒天大的危险。国泰大厦底层驻有一支宪兵队，每一个在“报道部”工作的雇员在宪兵队里都有一个档案。宪兵队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人不会泄漏消息。--------------------------------　　注：　　①早年华族单身劳工的宿舍或集体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劳工”的意思，“间”是房子。　　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期间，由日本军政府发行，在新马一带流通的钞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图案而被称为香蕉票。--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日本的船只屡遭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就连白米的传统出口地泰国也无法把米销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国人买米，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我们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而且还得找替代品以补不足。我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取得的一点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们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吃起来倒是很可口。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难怪我和弟弟饭后一小时，肚子又饿了。肉类简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见，猪肉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吃剩的东西可以作饲料。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母亲足智多谋的天赋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通货膨胀，我和父亲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她便开始搞各种各样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峡土生华人家庭，自小学会烹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来卖。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货，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硕莪粉、椰浆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鲜奶制成炼奶。她是一个烹饪能手。后来我当总理时，她为了打发时间，便给外国人的眷属，包括外国使节的夫人教有关海峡土生华人的烹饪法。接着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谱》一书，这本书直到她逝世后销路还很好。　　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的士改装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也有好处，不但能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风扇哪里用得上？所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的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各色杂酒。有些很不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过活了。解决办法倒有一个。虽然我平时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烟的配给，但是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额外收入，而且赚钱也比较容易。由于市面上存积的战前英国药品一天天减少，这方面的黑市买卖显得很活跃，最珍贵的药品要算是英国梅与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轩尼诗白兰地等名酒，还有密封的50支罐装英国香烟、首饰、地产和海峡殖民地货币。　　黑市经纪人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谐街和莱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一方面，你会看到过去的中产阶层人士，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传宝物拿出来变卖。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生存的关键往往在于偶然的机遇。这期间我开始经营一种生意，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历程。我在从事黑市买卖时，遇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毕业生杨玉麟。战前他在华侨保险公司任职，这家公司设在珠烈街的华厦。我和杨玉麟经常到谐街一家由客家两兄弟经营的金店去，两兄弟当中弟弟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像我这样只作小首饰黑市买卖的经纪人，都以这家金店为聚会处。这时，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莱兄弟问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胶水，当时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的存货所剩无几。也许我自己能够制造一些应市？我问杨玉麟能不能制造，他说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于是我出钱资助这个试验。　　玉麟的制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个椭圆形的大锅，再把大锅放进一个热油滚滚的镬里。他用的是红棕油。当时红棕油到处可以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镬里的油一直保持高温，把木薯粉烘热，同时还要不断搅拌，使木薯粉变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来很像美丽的焦糖，连味道也很相像。接着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变成胶水。最后在胶水里加入石炭酸，作为防腐剂，以免霉菌在胶水里滋长。胶水制成后，倒人司各脱鳖鱼肝油的空瓶子。我发现这种瓶子很多，卖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胶水推人市场。我的一个富有艺术天分的朋友何国和替我们设计了美丽的商标，以白色为底，衬托出浅褐色的文字。　　胶水一出笼，倒是相当能卖钱，我们便设立了两个制造中心。一个在我家，有母亲和妹妹做帮手；另一个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玉芝这女孩子在莱佛士学院读书时，成绩比我好。我再次遇见她，是在骑着硬胎脚踏车第一次到中巴鲁找玉麟的时候。我到了那里，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问她玉麟在哪里，她脸露笑容，指着角落的一道楼梯。如今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面。她在家里闲着，由于没有佣人，帮做一些零星家务。制造胶水是另一种零星工作，但有酬劳，只是数目很少。我常去，以了解胶水生产的情况，谁知两人在往后几个月中产生了友谊。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到我可以邀请杨玉麟夫妇和柯玉芝（现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华人酒楼，参加我庆祝21岁生日的晚宴。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她外出。不错，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接受邀请，参加一个年轻人的21岁生日宴会，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制造胶水的工作维持了六七个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这时候，战事对日本极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来，贸易停顿，商业更是委靡不振，一般办公室用不着胶水了。我只好停止生产，但却继续到中巴鲁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们的友谊。　　到了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两地受挫。史林将军麾下的英军和印度部队坚守阵地，顶住了日军两个月的围攻，反而是日军给养断绝。日军的交通线从东京伸展到泰国、缅甸和印度，英军方面的交通线却短得多，何况他们还有空运支援。这一次，可轮到日军弃甲而逃了。可是，他们一面撤退，一面仍奋不顾身同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我记得在报上看到新闻说当英军向曼德勒挺进，并沿着若开海岸南下时，日军怎样拼死进行顽强的抵抗。我敢肯定，英军不久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我担心到时日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一来，英军要收复新加坡，必须同日军逐街逐屋战斗到底，造成平民的惨重伤亡。发生这种事情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只要一两年。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乘火车从新加坡到槟城，再转到打巴。从打巴到金马仑高原，我搭一辆运菜的顺风车，坐在司机旁边。在金马仑高原度过两晚后，我同样搭顺风车回到打巴。来回的路程很吓人。为了节省汽油，司机在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大半时间把引擎熄掉，让车子沿着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1942年，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大约四个月之后，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儿送回槟城，然后寄宿在纳福路我家，每月付点膳宿费。我们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个月后，他认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槟城去了。毕业那年，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为当年海峡殖民地常年征聘的两名公务员之一（他后来成为我们的财政部长)。但是，政府给他的薪水很少，配给品也不够，总之他所赚的钱不够养家，便决定回槟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槟城四处走动时，虽然很少看到军事活动，但是我不认为那里会平安无事。英军在南下新加坡时，必然以槟城作为垫脚石。到时，免不了会发生巷战，双方的军队会逐房逐屋打下去。于是，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我乘火车回新加坡时，买了一篮漂亮新鲜的蔬菜，都是新加坡无法买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直守着这篮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亲商量，我们认定最好是搬到金马仑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纳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权卖给一批在“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们付给我们为数相当可观的6万元香蕉票，好让我们迁出，把这座租金受统制的房屋移交给他们。接着，我向报道部递交了一个月的辞职通知。　　有人跟踪我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盘问。但是，日本宪兵并没有传召我去，而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不论白天晚上，总有人跟在我后头。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过，唯—的结论是有人向日本宪兵密告我是亲英分子，说我把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战争消息泄漏出去，这就是我要离职的原因。每次至少有两个人出现在维多利亚街我们新搬进来的店屋外面。我们是在迁出纳福路的房子之后，搬到这座店屋来的。房东是父亲的雇主，也就是亚历山大路的油供部门。其实它是一个刚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着一桶桶的润滑油，地下还埋着一个汽油箱。楼上是住房，还有浴室和厨房。　　为了证实我的确被跟踪，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注意那两个华人的动静。他们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角头的一张凳子上，两辆脚踏车就停在附近。后来，我故意骑脚踏车在这个街区绕一圈。我回来后，两个弟弟证实我一出门，那两个人也跟着走；我回来时，他们也跟着来。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这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要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大大方方的四处走动，从事黑市买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深人静时，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很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警署。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吓当地的老百姓，使他们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组织和传播同盟国消息的网络都没有联系。我没有必要秘密收听任何无线电广播，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我下定决心，如果不幸被捕，我会告诉他们我所害怕发生的事，就是英军攻占缅甸后，将会着手收复马来亚”从而挥军南下攻打新加坡。届时，日军势必作战到底。因此，我曾打算离开新加坡，到金马仑高原种木薯、番薯和蔬菜，因为金马仑不是英军南下时的必经之道。我将提出证据，说明曾经到过槟城和金马仑，两个月后母亲和弟弟也跟着去，以证实我的估计，也就是金马仑是我们举家迁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宪兵对我的监视突然停止了。前后被监视了两个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于缺乏需求，我不再制造胶水了。后来，我跟一个名叫刘友霖的上海人合伙搞生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从事建筑业，是个小承包商。他没有合伙人。我能讲日语，他不能。我们能够从日本公司和驻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队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了扩大我们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围，我们也跟一个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个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岁，是“组合”的雇员。由于日本船只不断被同盟国击沉，商品越来越少，“组合”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他便决定自行创业，充当日本大公司、军部和本地供应商的中间人。他和我相辅相成。刘友霖有建筑专长，而且跟我们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砖工向来有联系。我们三人合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继续做黑市生意　　我继续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我都乐意充当经纪人。这些东西包括我上面说过的品目，如西药、小件首饰、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国罐装香烟。我搞得很成功，这是一种肯定不会亏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种物品都供应不足，而且越来越少。高通胀意昧着物价永远不会下跌。但是你必须有资本，才会富上加富。我筹到一些钱，而且很快地就累积了更多钱。我知道手上一有现款，就得把它转换成比较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要不然手上的钱很快就会贬值。为了急于把香蕉票换成财物，我绘自己买了一张大号的台球桌。经过一番修补，再徐上清漆，换上绿色桌呢，垫平后安放在维多利亚街房子的楼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亲的一个朋友迁出华厦的住房，建议我们租用。我们立刻把它租下。这一来，我便能够把维多利亚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娱乐的场所了。说到搞生意，是因为这座房子隔壁，有一间用红砖砌成的角头店屋，专卖糕点和面包。我们这些经纪人经常在这里聚会，交换消息，并商定交易。说到娱乐，却是因为那张台球桌就在这里。这期间，我过的简直是存在主义者的生活，每过一天，就意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这对本地人来说，却是越来越危险了。可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数干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劳工，像无主的孤魂，在新加坡街头游荡，饱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日本人当初强征几十万爪哇人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末，由于英军节节挺进，建筑工事被迫放弃，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日本人用火车把这些爪哇劳工送到新加坡。他们一到丹戎巴葛火车站，日本人便把他们放走，听其自生自灭。日本人根本没船把他们送回爪哇去。　　这些劳工异常虚弱，而月被吓得连向小贩摊位拿点别人吃剩的东西也不敢。他们只能从垃圾桶里找点腐烂的食物来吃，夜间则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车往往要收拾几十具尸体。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本地人对他们的处境很同情，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因为自己也缺乏粮食。这年头，每个人只顾自扫门前雪了。　　同年9月，英国人重返新加坡时，发现还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这里。当年日本人总共从缅甸、马来亚、爪哇和泰国强征了27万名苦力，送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劳工，在绝望中挣扎，随时会倒毙街头。当局不得不把他们从躺着的地方带走，送到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几个月后，他们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关德国战败和投降的消息传来了。如今整个战争目标转向日本。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记得我在报道部工作时，编辑过缅甸战役的新闻电讯。我很担心老百姓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对我来说，只要我尝试离开新加坡，就会被日本宪兵抓去关起来并受盘问，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1945年8月6日，突然间一颗新奇的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这个消息只出现在8月l1日的《昭南新闻》上，而且是刊在报头栏．内容是“日本抗议广岛于上星期一被一种新式炸弹攻击”。可是，那些收听过英国广播公司短波广播的人已经把消息传开去，说日本遭到一种威力强大、具辐射性的新型武器攻击。我们都觉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广播，并宣布日本投降。我们几乎马上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许多人收听同盟国电台，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广播。这个消息一直到8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闻》上，而且还是在刊载日皇“诏书”全文时才透露出来的。这场战争终于在没有进一步厮杀的情况下结束了。我们侥幸得救，避免了一场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灵涂炭的浩劫。　　然而在日皇广播之后三个星期，还没有英军登陆的迹象。英军原本谨慎地拟定了反攻计划，并准备苦战一场。现在的这种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个月前英军投降，日军尚未有效控制局势时的情形不同。跟英军相反，日军并未被击败．士气也不低落。虽然他们感到泄气和慌乱，却仍然控制着局势，而且有力量可以伤害我们。当本地人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公然庆祝日本战败时，日本兵经过，往往闯入庆祝场所，把饮酒作乐的人打几巴掌。日军原本以为英军会跟他们算账，并因他们干下种种罪行而予以惩罚。他们也担心在英军抵达时，本地人会攻击日本军官。据说，有人听到日本军官的食堂传来几声枪晌，原来有几名军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杀或是较不痛苦地饮弹自尽。本地人可说很幸运。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未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　　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了昭南岛厚生科长筱崎护的一篇告市民书。他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天皇由于对国民深切爱护，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极度的痛苦，所以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皇决定接受。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机会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炸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应当保持冷静和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给下届政府。凡属公众或政府的财产，都应予保护，任何人都不许偷窃或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但是全体人民应当同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岛人民在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大多数人倒是循规蹈矩，不敢胡来。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点是，这一次警察出现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军密切合作的人，都设法逃走，好多逃到内地躲起来。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军会谅解他们的处境，他们当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这时候，市面上传出一些可怕的谣言，例如：巴西班让的马来人准备在英军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鲁屠杀华人，据说这些马来人曾经跟日本人勾结。幸亏什么事也没发生，倒是发生了不少为报复而杀人的事件。但是社会秩序还算不错。大举抢劫的事不曾发生，跟当年英军投降时的情形刚好相反。--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教育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教育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无增，地位也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中发财致富。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饱的情况下，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户主，每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他们拿着棍棒，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刑罚太重了，没有犯罪事件可以报告。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经过最初的震荡和有过这段紧张经历后，我意识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样过下去不可。人们要吃饭、要服药，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来水笔、墨水、纸等日用品。当时连刀片也难以买到，它变得珍贵了，人们只得把用钝了的在玻璃杯内缘磨一磨再用。烟草比日本钞票更值钱。一些专业技术不再那么有用，赚的钱也少了，商业活动也不多。罪犯在军法下受审，受过英国法律训练的律师派不上用场、生意少之又少，会计业瘫痪了。但是人们仍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是非找不可。尽管药物和麻醉药奇缺，医生和牙医却发了财。　　在日治时期头10个月里，人们常常看到日军把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押到市区，命令他们做些诸如装卸货物的工作。战俘们会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妇送些面包、罐头、粮食和钱给他们。华人非常同情他们。他们瘦多了，拘留使他们身体衰弱，他们的军上衣和短裤破烂不堪。到1942年末，战俘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后几乎绝迹。人们相信他们被送到泰国、印尼和日本服劳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们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头，一条条肋骨凸显可数。他们是到缅甸修筑铁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缠着遮羞布，髋骨毕露，到处是溃疡和伤疤，尤其是手脚。当时虽然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虏来得严重。　　我相信日军残酷成性，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虐待战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军和澳大利亚军，认为他们不像日军那样宁死不屈。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每次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时，报道部的职员都必须出席在国泰大厦天台举行的集会，聆听最高级官员宣读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将永远由女神的后裔日皇统治。国家将昌盛，日皇统治下的人民将繁荣，与天地共长久；这是上苍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嚣张　　日本人雇用了一些亚洲人，他们的表现比新主人更嚣张。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队里的锡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们是英国人从旁遮普招募来的，都是彪形大汉，马来亚、香港和上海英国租界也聘用他们当警察。他们在森路平民集中营担任守卫时凶神恶煞、仗势欺人的恶行无人不知，市面上传说被拘留的英国妇女也遭他们凌辱。殴打起平民来，他们是警察当中最凶狠的。战后这批警察全被解雇，送回印度，过后再也不从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队里现有的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全是在新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语言从英语换成日语，对老一辈非常不利。他们学日语并不那么容易。会日语的人，像来自台湾的华人，占尽便宜。他们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来到新加坡，其余是随同日军前来。本地年轻人为了找工作，也多少学些日语。多数人有骨气，不跟敌人合作，只想马马虎虎混日子，尽量少对敌人奉献。只有少数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聪明人和投机分子则千方百计地讨日本人欢心，为日本人效劳。他们向日本人提供劳工、原料、情报、女人、烈酒和美食，捞到盘满钵满。承包商走运了，日本人需要他们供应必需品，建筑承包商也一样。但富得最快的是领到执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开赌场的人，当时物资匮乏，人民情绪低落，英军可能在三两年内回来赶走日本人，到时许多人会丧命。在这样的气氛中，赌博是最好的鸦片。许多人到赌场碰碰运气，把财产输光；还有很多人到场看热闹，消磨时间。　　人们在赌场里消磨漫长的时光，在简单的赌博方式里倾家荡产的情形真叫人吃惊。由于生命没有保障，赌博大受欢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场赌博。　　但正如我所说的，无论你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把它变成货物或旧的海峡殖民地货币。谷物和粮食占地方，难以储藏处理，最吃香的是体积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英国人回来还有价值的东西。因此随着香蕉票越来越多地出笼，从1944年开始，英国海峡殖民地货币的黑市汇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饰。但要买卖首饰，经纪人得知道什么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认怎样的钻石才是色泽好、瑕疵少的上等货；当然还得了解红宝石、蓝宝石、海蓝宝石、猫儿眼和其他次贵重宝石的特点。　　胆子大的有钱人买房地产。房地产是不动产，涨幅不如黄金和海峡殖民地货币。转让房地产要通过律师办理手续，到契约登记局登记。将来英国人回来，宣布转让无效的可能性是50％对50％。此外，建筑物也可能被炸毁。结果是英军没进攻，转让手续没宣布作废，建筑物也没被炸毁。到日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德国投降了，日本准会战败，人们只要卖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换到足够的香蕉票，可以买维多利亚街一间店屋。买下店屋的人战后发财了。　　枪炮军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确认他们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无关重要，他们已经胜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挥我们。我们必须歌颂日本神祗，赞扬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鲜，日本一开始企图统治这个国家就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朝鲜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对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自豪感，决心反对野蛮的新压迫者。日本人想方设法压制他们的本能和习惯，杀害了许多朝鲜人，却始终挫不了他们的锐气。　　马来亚历史太短，民族太多，社会可塑性太强。一些马来人受过英国136部队的训练，在马来亚的森林里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但是多数马来人当时希望日本成为他们的新保护者，正如在英国人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他们希望英国人保护他们那样。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正如在战争时期他们成了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根源，后来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从这时候起到9月底，是英国在全岛建立有效统治的过渡时期。整个新加坡是抗日集团的天下。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结果是许多汉奸走狗消失无踪，不是躲藏起来，就是逃到马来亚内地和南部的廖内群岛去了。　　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　　战犯审讯开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战犯却没受惩罚。下令检证大屠杀的迁政信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总司令身份批准检证的“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先被调到中国东北，然后又到菲律宾。1945年他向麦克阿瑟的部队投降。他在马尼拉受审，因冷酷血洗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绞刑台，而不是因为他批准杀害了5到10万名无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经历　　共有大约260名日本战犯在新加坡受审，只有100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而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个。他在1963年到1980年担任过内阁部长。以下这段是他为我写下的1944年的恐怖经历：　　“我被扣留在欧思礼坡两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时间是两个星期；第二次在1944年2月，前后一个多月。有个到过桥北路我的店铺的华族青年，指认我是把钱交给他让他捐给共产党的人。我分辩说我这个资本家不可能亲共，他们用绳子鞭打我，用脚踢我，粗暴地对待我，　　“我昏了过去，直到有人往我脸上泼水才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约有3O个男女。　　“牢房一角有个抽水马桶。那是个蹲式马桶，水是来自高过人头的水箱。我们不断抽水，以便从厕盆出水的地方接装‘清洁’的水。我们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这样的水。患病的话会被送到什么鬼地方，谁也不晓得。同房的一个妇女来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他们是本地小伙子应征当看守，日本人训练他们待人要残酷。　　“一天来了个断了脚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着受伤的脚。一个年轻的看守军补①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须痛苦地爬上前捡起木棒，还给军补。这样的折磨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几乎晕过去。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踞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湾联络官说情下获释的。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控方辛酸的总结　　1946年3月18日“双十事件”②一案在新加坡开审时，主控官科林·斯利曼中校在开场白里对日军的暴行做了辛酸的总结：　　“要准确地形容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径不可。这些行径使人接触到人类最卑劣、最堕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调可以归纳为：无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从一开始到结束，恐怖无处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骇人程度始终不稍减。我在诸多证据中搜寻，用心地搜寻，但求能在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中找出那么一丁点儿，起一些抵消作用，以减轻他们的罪责，使案情不至于是清一色的恐怖与兽行，至少把它化为一场悲剧。最终我承认自己失败了。”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