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百年驿站-2

唉！或许我们该听听这麻瓜霍金的劝告。就让我们共同蜗居于彼此讨厌彼此的鬼地球吧。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10指诚品书店，台湾知名书店。——编者注世界上最受卡通或儿童剧欢迎的科学家，但他迷恋的是宇宙与女人。（MIGUEL RIOPA / 东方IC提供）　　张忠谋，闯关的孩子　　　你和我一样，可能以为很熟悉那个一头白发、温文尔雅、令人又敬又畏的台积电11董事长张忠谋。　　其实我们都错了。张忠谋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他的自传（上）后，即鲜少向人们再说起他的人生。我的财经节目专访他，坐在我面前的人物历经太多时代；他刚获颁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二○一一年大奖，等于世界电机电子领域的诺贝尔奖。谁会料到如此的殊荣会颁给当年曾为了躲避战火，自上海跋涉五十多天至重庆的中国少年。　　当时的张忠谋或者只是患难中国数亿移动人口中一个看不见的小人物；“生长于大时代”，影响张忠谋终生，也使他亲眼目睹父亲张蔚观如何晚年抑郁；从意气风发到终老流落美国异乡，只成了一个小铺子老板。　　张忠谋的父亲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年轻时特别崇拜胡适。张忠谋出生后父亲带着他，在历史的刻钟奔跑，逃三次难，住六个城市，换十个学校。刚穿越“二战”，张忠谋的父亲一度以为人生从此平静了，于是花了平生大部分积蓄买下上海余庆路的西式洋房；两年半后，内战使张父平凡的梦又碎了。四十四岁，时代已在张忠谋的父亲身上辗过了大半人生，年轻时已是宁波财政局长的张父此时仍未放弃雄心大志。四十五岁张父抱着“美国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企研所，当然是全班最老的学生。四十七岁硕士毕业，“时间”在父亲身上，刻下了诅咒；雄心、渴望、永不放弃，但大志再大也抵不过大时代的残酷；他太老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个青年时期高喊“民主”、“科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二十六至三十岁早已意气风发于南京、广州任职银行经理，到了异乡只能无奈地与妻子开一家小店，维持生计。　　张忠谋在他的自传中如此写道：“每次中国向前走一步，似乎总要退后一步。”他说的不只是国家处境，也包括父亲的境遇。他淡然地谈起父亲四十七岁四处求职碰壁的过程，口气轻轻的，无泪无怨，“然后开了一个店”，只是这么七个字。问张忠谋，父亲的潦倒，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更轻淡地回答：“当时我已经二十几岁，成熟了。”　　成熟了，多么令人心疼的字眼。不是吗？一个才二十岁的孩子，十一岁时“珍珠港事件”已牢牢抓住他的生命。当时张父半算调职也半算逃难，将家搬至香港。同一时间，张爱玲与张忠谋同住一城市。大时代把一些家世还算优渥的中国人赶至香港，当个世外桃源；在那里张爱玲穿着领口破旧的制服目睹一切，日后完成《倾城之恋》；张忠谋则只是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两人对香港最美的回忆皆为浅水湾。张忠谋十一岁时，珍珠港事件发生，他形容这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张爱玲则书写战争的爆发，既炸毁了香港城，也炸毁了人与人之间因自我、贪婪、虚假、世俗构筑的重重防线，“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跄跄摸来摸去，像找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完了。”　　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城市，不同的岁月。张忠谋的父亲不是张爱玲笔下清末世家“不彻底的人物”；在呼啸而过的战火下，张父受不了“皇军”站岗，忍不了亡国之耻。于是张忠谋才十一岁便结束“快乐童年”；先到上海，回老家宁波探望祖父母，接着一路用尽各种不同交通工具，火车、卡车、黄包车、三轮车，没车就走路，投奔重庆。路途上睡小旅店，或仅普通小店，甚至投宿庙宇。最惊险的一段乃中途经过洛阳至潼关，日军随时站在黄河对岸，时时没来由地对准行经此路的老火车开枪。这段旅程听起来有点像亡命火车，火车必须于夜间行驶，当地人自然给了它一个符实的称号“闯关车”。闯不过，就车毁人亡。那一段路显然对张忠谋的性格和人生造成极大的影响，他的人生后来一一冒险；硕士毕业，在福特汽车与西凡尼亚半导体之间选职业，不选光鲜熟悉的福特，却选一个非自己机械专业却有未来的半导体行业。在德州仪器待了二十五年，后五年不得志，没找新工作，即从副总裁职位退职。一九八五年受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延揽，扔了美国事业，回到高科技整整落后美国两个世代的台湾。一般人往往只记得张忠谋的前妻曾称他回台之路根本“疯了”，却忽略他一生事业的选择，早“疯了”很多回。　　因为他是一个坐过“闯关车”的孩子。　　张忠谋文笔很好，难怪他十七岁曾想当作家。叙述“闯关车”的经历非常精彩，自传第二十页，张忠谋写着：“到了危险地段，火车速度增快，车厢全黑，虽挤满了人，但大家都屏住气，突然无声，耳中只听到火车疯狂前进的咔哒哒、咔哒哒声。过了一会，火车缓慢下来，车厢灯光复明，大家知道危险期已过，兴奋地欢呼起来。”　　“闯关车”之后，他们一家人再途经黄土高原，这里曾是汉唐盛世文明的地带，黄沙已淹没千年前繁华，人仅在户外停留片刻，满脸即沙。张忠谋得了二○一一年“IEEE”殊荣大奖接受“IEEE”专刊Spectrum专访，列举人生最爱的电影，包括《黑狱亡魂》、《日落大道》，我一边阅读一边大笑，他该再加一部《荒野大镖客》吧？一个十一岁即搭乘闯关车的孩子，行经黄土高原，最终绕过“蜀道难”山路，抵达重庆陪都；这一条日落大道，很亡魂，够荒野吧！　　张忠谋回忆这一段路程，远胜日后安逸奢华的旅游，困苦、艰辛、赌命却终生难忘。那一段旅程，刻痕终生，使今日的张忠谋迥异于一般的企业家。现代父母，往往舍不得孩子吃苦，孩子能学到什么呢？　　张忠谋接受我的专访，八十岁的他还朗朗背起七十年前重庆南开中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前者扣合大时代，教他平凡时代孩子们不懂的事——“国家比个人重要”；而张忠谋对后者的解读，正是科技界永垂不败的真理：“创新”。　　我问张忠谋：“重庆的日子苦吗？”他摇头，因为他始终有信心，战乱会结束；但事实上，更大的悲剧在后头等待着所有的中国人。所谓“势成骑虎”，抗战刚结束，重庆举城都疯了，“初闻涕泪满衣裳”，一场打不完的战役，骤然停止，胜利了，人人急着、哭着、高兴地想归乡。但欢乐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隔多久，一场新的战役升起，敌人不是侵略者，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国共战火烧得张父沮丧到了极点。胜战的愉悦，在中国烟消云散；满地横尸，战争无声无息地又回来。进退维谷的张父，只觉得留在中国实在是一件太吃力的事，他没有力气再闯关，颠沛一甲子，人生够了？？于是一家决定出走，走到一个二十世纪真正可以免于战乱的国度——美国。　　大时代吞噬蚕食了张父的青春，却留给张父最疼爱的独子无穷宝藏。那一代失去家园的中国人，在时代中跌跌跄跄，有的活不过，有的虽熬过来，但也死了半条命。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张父给自己的人生机会无意中写下了休止符，却给钟爱的张忠谋一个全新的开始。　　也因此，我们后来有了一位拿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硕士却选择半导体的张忠谋，接着一看西凡尼亚公司营销技术研发不对劲，即勇敢跳槽至地处荒野的德州仪器；以及国家比个人重要，“允公允能”回台创业半导体的张忠谋。　　他的时代当然不是罗曼蒂克的，是闯关的，是必须当下作出抉择的，是一个想求活命、想求成长皆必须付尽一切心血代价的时代。云山几盘，江流几弯，大时代里人活其间，泪只能往下滴，血必须朝上涌。那一代人的色调，为我们调画出一位创造台湾数兆产值的晶圆代工产业之父，整整造福与患难时代隔绝的台湾，至少近四个世代。　　张忠谋的妻子张淑芬，曾绘制一幅张忠谋散步于高耸树间的油画；另一幅上的他则抽着烟斗安然慈祥。谁能参见，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刻痕？　　二○一一年七月十二日11指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在台湾新竹成立。——编者注一只烟斗，时代刻痕，全在虚无缥缈间。张忠谋画像，其爱妻张淑芬绘图。　　生日愿望　　　二○一一年我过生日，发短信给送礼的朋友们：“我比玉婆整整小了二十六岁，却比苏珊大婶又大了六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不过别嘲笑我，据统计福岛五十壮士平均年龄五十三岁，请向我们伟大的五十三岁人类致敬，福岛壮士文茜笔。”　　过了生日这天，我正式迈向人生五十四岁的第一个开天之日。日子回到稀松平常，这是住在台湾小岛的好处。历史从来不曾于日常生活中活跃演出，你可以假设每一天都一样。这里的人普遍犯着失忆症，仅有在“二二八”或“辛亥百年”，历史会短暂地假性演出一番。过了节庆，哪怕是悲伤的往事，多数人就像翻报、丢报一般，很快地把历史扔了。历史只是一部纪录片，它好似发生，又好似没有真正发生，于是时间又回到往常，白天、黑夜、四季？？这是身为现代台湾人真正的特色，我们的一切皆太平凡，不穷、不富、不具备特殊国际经济能力。我们说的话没人听，别人说的话我们自然也可以不要听；只剩那些留存雄心壮志、心不死的人，深觉悲痛。　　我十七岁至四十五岁前，不理解这一套岛屿的精神逻辑。十七岁时，我误以为人生非得争个是非，争个千秋。阅读亚历山大大帝传记时，我急死了。他在我的年岁时已快继承大位，只手便可杀了一头狮子；二十四岁开始东征土耳其、波斯、埃及……一路从希腊长征至印度。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青史留名千年，并征服世界大半土地。而我十七岁了，仍活在娘娘腔的家庭争吵之中；我的母亲是位职业妇女，总在星期天清晨猛拍我卧房的玻璃窗户，逼我早起晾晒全家的衣服。　　十七岁那年，民谣女歌手珍妮丝 · 伊安（Janis Ian）正巧谱唱了一首名叫《十七岁》（At Seventeen）的歌，对我人生深具启发：十七岁那年，我了解了真相爱情是美丽女人的专利那些与我无缘的情人节十七岁那年，我得知真相那已是好久很远的往事世界还年轻做梦是我唯一拥有的消遣对于像我这样的丑小鸭来说在独自的牌局里自欺欺人 那年我十七岁喜爱这首歌，不完全是投射所有歌词的内容。令我伤心的是这首歌词的创作者，写完曲子之后十七岁那年自杀了。迷上《十七岁》，使我自十七岁那一年，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欠上天一个约会，那就是死亡的约会；差别只是有人赴约得早，有人赴约得晚。　　十七岁那一年，是我人生最悲伤的一年。自小抚养我长大、与我相依为命的外婆过世，我带着“孤儿”的心情，“回”到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妈妈的家”。幸运的是，十七岁那一年我同时迷上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撰写她虚荣洋派的母亲，如何把她第一笔挣来的八百元港币奖学金，一夜全赌输于牌桌上。当年她从被父亲幽禁的家里好不容易逃出来，投奔留洋派的摩登母亲，说来已够可怜；母亲却劈头丢出第一句迎接她的话，“我养不起你，钱都在你父亲手中。”渴望母爱的张爱玲面对她自小崇拜的妈妈，只能不断地向妈妈保证，“有一天，我会把钱还给你。”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十七岁人生第一次长大，学习如何搁下悲伤，忘却痛苦，并感念爱你的人。我美丽的母亲，虽然严厉并实在偏心，但比起张爱玲那个鬼留洋号称摩登的新女性娘，实在伟大太多。　　而我在张爱玲的人生世界，一方面看到她二十四岁得意地“成名趁早”，接着又在字里行间书写爱与死、真与假、财富与亲情、地位与虚矫。她的家世太好，但钱从父亲那一辈，早已逐步匮乏了。她对自己先祖的虚荣与不屑，并存于文章之中，“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血液里，等我死的时代，再死一次。”先祖是诅咒，时间是压力，历史是无情的火车，轰隆轰隆开过去，人生即被碾碎。　　我的十七岁不只没有张爱玲的悲凉，相反，时间轰隆轰隆把我带进一段比一段精彩的时代。我虽没赶上西方一九六八狂飙的年代，却赶上蒋介石死去的年代。虽然二十二岁起参加党外运动，吃了不少苦头，包括被镇暴部队打得满身是伤；为林宅血案发传单，一名老兵将我从台北火车站陆桥推下了楼，差点断了脖子；办杂志常被查禁没收、生活有时甚至拮据至五千元房租都交不出来……但随着我逐年逐月成长，蒋经国带着台湾经济起飞，一九六八年民进党正式成立，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匮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幸福。我们常常一伙吆喝三十个人，就举行街头示威。有一回为了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远东百货公司请南非白人选美小姐站台，我们第一天到板桥远东抗议，挨了警察棍棒痛揍；第二天，我火大决定戏弄“警总”12，把他们当道具。从邱义仁家刻意串通好打电话，撂话隔日“不聚不散，再战远东”；聚会地点就在台中许荣淑服务处。果不其然，隔天我们都在家里睡大觉，窃听电话的人却通报台中“警总”，先是在远东百货重兵布署数百人，几小时等不到半个人影，气得冲入许荣淑服务处。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差一点得意地扮起罗贯中，把自己描述成当代诸葛亮。　　一九九五年我出国九年半再回台北，年岁已是三十七。当时关于我的衣装、爱情、诽闻报道特别多，持续了五年之久。我气归气，但正如十七岁时我已得知的真相；有一天，当我老去，我会怀念这一切。果不其然，现在我已五十三，谁来讨论我这半百女人的腿、“事业线”与胸部大小？没叫我“苏珊大婶”已是客气了！　　故事并不就此打住；四十岁那一年，我面临了人生另一道考验。一九九八年几位我熟识的企业家，分别向我投诉陈水扁如何利用市府权力，以消防检查为名，接着变相勒索进行献金劝募。我第一回不敢置信，第二回摆明告诉他们，民进党中央对于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无能为力。直至一位新党市议员，白纸黑字于议会公布陈水扁的基金会募款名册，我的人生被投下了极大震撼；证据就在我的眼前，名单里包含几位向我投诉的企业家而且金额完全“精准”一致。当时我已四十岁，人生在权力与理想之间面临重大的抉择。事情终究无法光滑无痕迹地度过，半年后我终于离开自己投入二十年青春的政党。我离开时看着身后关闭的党部电梯门，起初是漠然；走到大街上，才渐渐觉得眼泪的需要，至少为自己无悔但也不会再出现的青春哭一哭吧。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人很少的马路上，哭给自己看。　　也是那一刻，我再度告诉自己，至少我是忠于自己的；因为十七岁时，“我已知道真相”。　　从十七岁起，我对自己的人生只有一个终极愿望。当一切的约会皆结束，我必须赴宴于生下来就亏欠上天的那一场约会时；合眼片刻，我不觉这一趟人生惭愧。　　至今，愿望不变。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2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简称。——编者注二○一一年，年底近照陪我到最后　　　你躺在那里，无助，鼻、口不断地出血。我将泪水隐藏于镇静的表情背后，与医生谈论你的病情。过去九年半，你总是什么都不要，只渴望我抱你在怀里；但这一刻，你一生唯一的渴望已被搁弃。你喘不过气来，只好伸出长长泛黑缺氧的舌头。医生说你的肺泡破了，只能借着口呼吸，接着告诉从工作场合赶至医院的我：“Smokey的状况很不乐观。”刹那间，我正要哭出来，你却站了起来，像是抗议，像是无言的挣扎。你想证明，再一次向妈妈证明，这一生你已熬过了无数的病痛，这一回你不会真的倒下吗？　　你走的那一天，七月十三日，早上还在社区里“追杀”一只讨厌的猫。尽管十天前，你已经被诊断出心脏瓣膜完全脱落，但你仍旧维持每天神采奕奕，像一头永不屈服的小狮子。九年半前，我和你奇遇，当时在一家宠物店里，你歪着头，乌溜溜天使般的眼神望着我，店主人说“这只狗天生残障，活不久”，我二话不说买了你，带回家。给着名的兽医看，他先误诊你得了水脑症，活不过两年；我只好每天抱着你，怕你受伤，也怕你痛苦。在我的七只狗里，你最像我的孩子，使我平生第一次领悟当妈妈的滋味。过去我疼爱的狗，半像玩伴，半像亲人。只有你，总在我的怀里，摇着你，唱歌给你听。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工作太忙。闲的时候，呵护备至；忙的时候，匆忙抱个五六分钟，即出门上班。你的身体后来被诊断仅是耳线不平衡，但为时已晚，那时你已两岁了，脊椎弯曲成S状，成了一只彻底残疾的狗。可是无论我多忙碌，你总是静静地等待我；歪歪的头，踩着不对等的前腿，你能守在门口，就守门；家里的人把你抱进室内，让你早点睡觉，你还是固执地等在楼梯口；等一个不尽责但深爱你的妈妈回家。　　七岁时，你又因行动不便走得慢，不小心被家里的工作人员关门时活生生碾断了脚掌。你烧成骨灰后，我看着两年半前早已细碎、断裂的脚盘，Smokey，这后来的两年半，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每天仍坚持跳上三楼找妈妈？院子里追鸟？社区追野猫？正常时你走路总免不了一跛一跛，但每当我喊你的时候，你却仍可以断掌之脚飞奔至我身旁，只渴求我一抱。住温州街时，有次我胃出血住院，救护车把我从竹篱笆门带走。你和“李敖大哥大”，哥俩两只小博美望着一切情景，从此每天只急着吃饱了饭，一前一后坐在竹篱笆门前等我回家；家里的人告诉我，你们整整等了七天七夜，叫你们进门，也不应。　　你走的这几天，我回想你像天使般的点滴过往。我给你的那么少，总是忙碌、匆促；你回报我的却那么多。妈妈的世界很大，但你却坚忍地死死相守。照顾你的管家助理们总半开玩笑半抱怨，“奇怪，每天都是我们在喂他吃饭，带他散步，为什么他知道你才是他的妈妈？”我在家读书时，你坐身旁；我弹琴时，你躺脚下；我上厕所、泡澡，你抓门，也要跟进。小时候，我最常唱《向星星许愿》（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每当我轻哼，你就高兴地自个儿躺下，四脚朝天；我还曾警告你，“Smokey，这不是向星星许愿的好姿势。”你走那天，我已无法也无心工作；过几天再回去主持广播时，拿起美国歌唱选秀亚军十一岁的洁姬 · 伊凡可（Jackie Evancho）新推出的追梦专辑，头一首收录的歌竟也是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亲爱的宝贝，据说广播的频率可以远传至天空中，我播着歌，流着泪，如果你已到了天堂，我想向星星许愿，愿它叫醒你，听见我为你播放这首牵缘我们之间最难忘的音符。　　抢救你的那一天，有一度你不太流血了，而且站起来撒了一泡尿，我以为奇迹出现了。因为肺积水的人或动物，要能救回命来，最重要的就是得把肺里的水赶紧排掉。我兴奋地问医生，你是否好转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顿时竟把手中为你输送氧气的管子拿在半空中，害你差点断了气。等医生再测你的心脏，答案很残酷，仍只维持每分钟四十下的微弱心跳，我听了放声大哭。你似乎听到妈妈的哭声，不忍心以沾满血水的舌头，舔了我的手。Smokey，你不会说话，不能如人一般留下遗言，你想告诉我，放手让你走？还是一如往常，你要克服到底呢？　　救你至深夜，探望你的朋友愈来愈多，梁蕾阿姨、袁自育、赵咏华、中天电视台同事们……而历史像一张没有颜色的影片，在我们眼前一一走过。你生于二○○一年约莫九月，这期间养育你的我换了几个工作，搬了两次家，进了政坛，又远离政坛。与你一起活在岛屿上的人们觉得时间翻转了好几个轮盘，只有单纯的你，无须挂念一切名利得失，一生只有一个信念，打败家里其他争宠的狗，然后躺在妈妈怀里，把你本来歪歪的头斜靠妈妈的心口；那里，你知道永远有一个爱你的角落。　　近深夜了，抢救你的医生一口未进食，试一个疗法无效、再试另一个疗法；我整个人则陷入分裂状态。冷静部分的我，委托朋友们去诚品为你准备后事用的箱子、玩具；另一部分不肯放弃的我，不断地向你喊话“Smokey，记得妈妈永远爱你。”我没说出的是你一生毅力惊人，我渴望奇迹。　　十一点二十分，你站起来，便血。我问医师，这代表什么意思？医生告诉我，你心脏衰竭，体内已经有许多组织坏死；虽然离第二剂强心针结束还有二十分才终止一切可行的治疗，我冷静坚决地请求医生，立即让你平静地走，我不要你再吃苦。医生挣扎了一会儿，终于答应我的请求。她拿出大针筒准备结束你的生命时，你原本已下垂疲惫的眼神，瞬间咕噜咕噜左右轮转。Smokey，你怨怼妈妈没有让你尝试到最后？还是你想留给妈妈最后最可爱、最像天使、表情最美的回忆？　　医师要注射最后的液体，帮助你了结并放下一切挣扎与痛苦。那一刻，我大声告诉你“妈妈永远爱你”，咏华唱着《慈悲的滋味》，小妹一旁为你祝祷；你睁着眼，眼眶带泪，接着鼻孔涌出大量鲜血。　　那一秒，我知道我的天使解脱，走了。　　拔掉你身上讨厌的管子，脱下当天我穿在身上橘红色的新衣包裹着你，抱着你，一路拥着你回家。睡觉前，我对你再唱一回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然后才把你置入咏华亲手为你布置美丽的新床。　　清晨，鸟叫了。我打开窗户，窗外云飘着，天很蓝。是的，我与你终生总是向着天空许愿；这一天你要上天堂，老天为你洗涤了一个干净的天空，好让我挚爱的Smokey找着喜爱的云朵，带着你飞向最想去的地方。　　你火化的那天，我带着你，再去一趟最爱的咖啡馆，再走一圈社区的路。近午，我身上橘红的衣服，包着你，火化了。回家已近夕阳时分，天仍蓝，白云也未散，云朵个个轻柔如我可爱的小天使；唯独一朵泛着如博美毛皮的黄光云霞，竖立我家门前的山头；像是一生等候忠心的伴侣，向我最终的告别。　　Smokey，感谢你一生的守候。而做妈妈的我，最终能为你做的，竟只是陪你到最后。　　二○一一年七月十九日Smokey摄于死前九日，七月十三日，二○一一年。我失去了九年半来最重要的生命伴侣。　　失去哥哥的“李敖大哥大”。　　当我弹琴时，那个脚下永远陪伴的身影，二○一一年，已然消失。　　与死亡拔河的乔布斯，如是说　　　我们几乎都已知道他的人生细节；我们不知道的是他如何一一克服弃婴、贫穷、背叛、绝症……却能一路保持梦想的人生秘密。　　在人生的短跑中，乔布斯一路跑着。从孤苦的弃婴，跑到苹果创办人……从略显肥胖黑发罩顶跑至身形瘦削发细如丝；他一路跑着，从未停下，直至生命终结那一天。跑过贫苦，跑过亲情的遗弃，跑过友人的背叛，跑过最恶性的肿瘤。当他生命真正倒下时，举世虽早已预知，却仍震惊；全球五十多个国家，至少一万多份报纸，以有若国丧般半版黑白版面，悼念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梦想家乔布斯。　　他不是骤逝，八年前二○○三年十月，医师已宣告他罹患罕见胰脏癌，“生命只剩三个月至六个月”。那一刻起，他的命已如一张薄薄的纸，一不小心，戳了即破；二○一○年他站在舞台上公布iPad2，旋转手中的创新产品，微弱干咳的乔布斯嗓音：“它多么薄，多么轻，多么美好。”此刻乔布斯形容的已不只是手中的新产品，还包括自己的生命。　　我们几乎每一个人身旁都有一小处与乔布斯有点关联的事物，iPod、iTunes、iPhone、iPad、Appstore，即使非苹果品牌的触控式屏幕或平板计算机，都与他的创新息息相关。但其实我们多半都不认识他；奇特的是这位陌生人的死亡，却紧紧抓住了我们，以致于当他离去时，我们心中都有着好似失去一位亲友的疼痛。相同深埋于每一个人心中的疼痛，把全球大半人口连结起来；于是美国时间十月五日苹果宣布乔布斯死亡那一刻，整个地球自动为他举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丧礼。　　此刻的追梦人已在何方呢？今年六月六日，一个东方人非常迷信的数字岁月，乔布斯最后一回公开露面公布iCloud。握着最后的“武器”，这位本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似乎已隐喻了他如今的去处。他已化作一抹云朵，化为云端，一个人类无法以数据中心连结的云朵；在天际的边缘，向过去他从上天借来的时间，正式道别。　　乔布斯于二○○五年六月十二日，也是医生宣告他早已应死亡后的一年半，参加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他为学子们讲了三个故事，串连人生点滴。他是一个意外出生的男婴，一个意外被工人家庭收养的男孩；他的养父连高中文凭都没有。天才在一连串的悲剧中诞生，但他脑海里做梦的能力，挡住生命应有的哀伤。整场演说，他没有用过“创伤”两个字，创伤只属于凡人，属于拒绝超越自我的人，属于不为自己人生负责频找借口的人。他谈起自己读不起昂贵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age），不只没有眼泪，反而心疼蓝领阶级的养父母花尽毕生积蓄栽培他，而他看不出其价值所在。他爱书法，也爱佛学，或许他后来罹病的身形，使他看起来更像早已命中注定仙风道骨的修行之人。辍学后他超越了世俗，有若一名早熟的仙人把书法与科技结合，最终捕捉了最迷人的苹果程序。对乔布斯而言，那不只是一种发明，而是历史、艺术与科技的结合；这是睡在朋友房间地板的穷困天才，人生串连古老与现代、拥有与失去、虚与实之后，第一个实践的梦想。　　乔布斯多次告诉崇拜他的年轻人，循着你的内心，让它引领着你，离开一般人已走烂了的陈腐道路。即使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解雇，被老友“背叛”，成为众所周知的“失败者”，只要热爱自己所做的一切，人生永远不会迷失。错了，释放自己，从头来过；人生的路途上，永远只须记住一件事：寻找你所热爱的事物。　　二○○三年十月后，他的每一天都贴近死亡；对他而言那反而成了一种礼物。每日醒来，他总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会想做今天我将要做的事吗？”于是与死亡赛跑的最后八年旅程，反而成了乔布斯创作力最丰盛的岁月。打破成规的iPhone，完全创新的iPad，提供年轻梦想家平台的Appstore??接受肝脏移植，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化疗，他依旧始终追梦；乔布斯在人生的路程中，不理会医师的宣告，继续跑着。他甚至没有时间哭，反而为他医治胰腺癌的医生看到显微镜下的组织细胞，都哭了。手术醒来他仍继续跑下去；术后第二天，他立即发信给苹果公司的同仁，“我已成功完成移植手术，……盼望很快归来与你们工作。”　　由于他一直跑着，以至于我们所有钟爱他的人已逐渐忘记这是一场他与死亡拔河的竞赛，直至他生命熄灭那一刻，我们才在对他的追寻之梦的浓雾里惊醒。　　细细咀嚼乔布斯的一生，亲爱的年轻人，如果你还活着，你为何需要悲伤？如果你只是不免穷苦，你为何需要绝望？你能和乔布斯一般看穿别人走烂的路，依着自己的心，让它引领你，奔向追梦人生吗？　　释放你的悲伤，释放你的愤怒，释放你的借口，释放一切挡住你看到梦想的屏障，勇敢地在人生旅途上，Keep Walking, Keep Running。　　与死亡拔河的乔布斯，如是说。　　二○一一年十月七日你能和乔布斯一般，看穿别人走烂的路，依着自己的心，奔向追梦人生吗？（东方IC提供）　　或许他只想当个江边老人　　　七百年前的江水仍在，七百年前的道人却早已死了。然而七百年前的故事，始终完不了，永远有着续篇。　　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前八分之一《剩山图》与后八分之七《无用师卷》，终于在相隔三百六十年后，自二○一一年六月一日起，在台北合璧展出！台北故宫依限展品内规，展期仅维持两个月。七月底，也就是两个月后，一幅完成于七百年前的千年稀有国宝画作，再度展开劳燕分飞的旅程：《剩山图》回浙江博物馆，《无用师卷》留存台北故宫库房。　　它们上回合璧，竟已是三百六十年前的往事！　　《富春山居图》静悄悄在元代无人知晓的画家手中完成，一路随时间更迭名气越来越大，等过了明，越历清，惊心动魄的朝代一个个灭了……终于七百年后，一些难以想象的联结，一个不够浓厚的因缘；千年名作先是断裂，终此聚首。　　但也仅仅六十天后，此图将再次走上分离之路；属于《富春山居图》的故事，注定完不了。　　《富春山居图》在东方画作史甚至世界绘画史上拥有崇高巨作地位，来自三项非常特别的因素：第一，它的作者黄公望，八十高龄才开始提笔绘写富春江叠峰山峦四季变化的长卷大作。黄公望与西方天才型画者梵 · 高不同，在七十岁前，他从未想当个画家。正如所有宋元明清的中国文人，黄公望幼年书读得好，一心只想参加科举考试进官府做官。四十岁之前，他的人生追求的是身份地位，这位了不得的巨人曾一度被摆在难以想象的乏味官职上，是杭州官府专收田粮赋税的小官。改变他人生境遇的不是任何大时代的文化潮流，而是被长官牵连下狱，牢坐了十年，罪名也不如苏东坡令人同情，颇不高尚的贪腐之罪。五十岁黄公望出狱，转身成了道士；隐居民间长达三十多年。松花江畔一位后代才知晓的伟大画家日日摆摊，干一个一点也不体面的职业，卖卜为生。　　但正是这样的人生历程，使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跳出了中国山水画作的框架；近山线条洗练，远山淡墨渲染；七百厘米长卷，画尽老庄道学的哲理。《富春山居图》山势或天长地久，江水或随意率性，几只鸭游水间，笔触有若简单的“乙”字横扫而过，樵夫、钓客流连江边，不知是为了工作，还是只想偷点闲逸宁静的垂钓。历经人生浮沉起落，黄公望对世间沧桑，既无爱恨，也无执着。因此《富春山居图》成了一本绘图式的哲学之理，江水几湾，雷雨滂沱，树石迎风，一切无痕。它从来不只是一幅长卷画，而是启迪人生的哲理；这与西方最着名的画作梵 · 高燃烧年轻生命、高更纵情大溪地截然不同；也使《富春山居图》成了东方世界七百年来，无人可超越，绘画竟达哲学境界的伟大作品。　　《富春山居图》从完成的一刻，通经卜卦的黄公望已预言此画未来命运将会是被“巧取豪夺”。据蒋勋老师考证，黄公望为完成此作，在富春江待了五六年左右；八旬的黄公望业已领悟人生纵有回荡，但毋须执着；从起始至死亡终结，一段因缘罢了。黄公望接近完图时，将此画赠予师弟，号“无用”，他则自称“大痴”。师弟无用看透不了人生，急着想取历史巨作，“大痴”僧人公元一三五○年于画末落款题跋，“暇日于南楼援笔……兴之所至，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古夺字）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落款那一年“庚寅”，从此有关此图的故事，不断于不同的庚寅年出现转折；而且凡想巧取或豪夺者，正如“大痴”预言，终难究其全貌矣。　　无用师弟一毛钱没付取得了《富春山居图》，死后他的后代将之变卖。《富春山居图》走入明代，名气越来越大；历经多位大画家收藏，也从此开启世界绘画史上少见坎坷传奇的收藏故事。　　明代成化年间，大画家沈周曾短暂收藏此画，后被诈取骗走；万历年间又归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当时的《富春山居图》已脱离高僧尽兴之作的地位，而是人人想取得巨作珍爱之物。凡画坛后学，皆以黄公望为元代山水美学之首；每获此画者，皆不断临摹，甚至对着画高呼“吾师乎！吾师乎！”　　大画家董其昌因生活困难，为此图做了一件关键性的大事，把它典当给富人吴达可，但终生未能赎回。《富春山居图》今日所以裂成两段，即因董其昌典当的吴家流传至第三代，碰到了痴画疯子吴问卿。临终前竟遗言，将此画“火殉”。吴问卿生前爱此画，除为其打造一间“富春轩”特别供奉外，据传睡觉抱着它，饮食望着它。枕旁桌边，一幅高僧本无痕、无用、无求的巨作，从此走上爱执癫痴的悲剧命运。根据记载，吴问卿在明代覆亡之际，还曾光着脚带着这张手卷躲入山中避难。清顺治年间吴问卿临死前遗言“火殉”，断气片刻，《富春山居图》大卷被丢入了熊熊火光；山与江从此断离。吴一合眼，识货的侄子从火中把富春长卷抢救出来。当时文坛已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相提并论，所谓国之二宝。历史巨作虽未烧成劫灰，却从此分割。图首启承之挺拔大山，从此成了孤独的剩山；后八分之七蜿蜒山陵的江水、松林、趣乐、闲逸、宁静、樵夫、垂钓者……一一与孤挺的剩山告别。吴问卿火殉《富春山居图》之年，正是公元一六五○年，屈指一算，又是巧合，那一年也是庚寅年。断离之后，两幅画隔年一起卖入民间，从此竟三百六十年未再聚首；直至二○一○年温家宝拍板浙江博物馆所藏《剩山图》无条件与台北故宫后八分之七《无用师卷》合璧；二○一○年，也是庚寅年。　　《富春山居图》最后一个传奇，在清乾隆年间进入高峰。酷爱藏画收画的皇帝，下召臣子，普寻《富春山居图》。了不起的黄公望冥冥之中，闹了皇帝一个大笑话。公元一七四五年，等了十年的乾隆拿到了一幅伪作，大乐不已，上下盖满了皇上的章及密密麻麻的题跋。第二年，真正的画出现了。这两幅图均是原图的后八分之七，少了剩山之首。别说宫廷鉴赏家，连我去年在台北故宫阅图时，都一眼看出真假。一幅矫揉匠气，一幅浑然天成。爱面子的皇帝不肯承认自己丢人，只好饶了黄公望的真迹，没盖章，没题丑陋又密麻的跋。全图除大臣梁师正以楷书撰写其画虽伪，“但画格秀润可喜”。于是，黄公望一个落寞下狱的道士，做不成官的元代文人，到了清代，竟戏弄了皇帝，仙风道人超越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百六十年的离散，又称大痴画卷的历史巨作，二○一一年六月一日起，将在一个黄公望不曾知晓的外双溪旁台北故宫合璧展出。乾隆无法再世，即使权纵天下，他一生始终无缘见到《富春山居图》前后合璧的全貌。　　无用、巧取、火殉、离散、豪夺？？聚首。流离七百年岁月，然后再次命定分离……又是一段新的凄凉调，开始谱曲。黄公望在乎吗？我仿佛听闻远山传来一名道士的笑声，震声三尺。道士正搭着船，犹如七百多年前的那位仙人，船尾绳绑一只酒坛；登岸时，才发现绳已断，酒坛已沉。水粼粼，夜冥冥，富春江水此刻是幽情，是恋情，是悲情，也是天才的奇情。道士结了语：此趟旅途，该来，也不该来。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是什么样的心境，让一个七百年前的老道士画家，已参透二十世纪西方美术才理解的极简主义？（FOTOE提供）　　在放生的旅途中　　　在踏上这段旅程前，我每日得依赖药物入眠。我是公众人物，但我仍像凡人浑身充满了悲怆；我必须表现自己的风范，医师给我的药物，是我唯一的依靠。它包含了加强药性的安眠药、两颗长效睡眠药、外加一颗帮助我平静的镇静剂。我吞下了所有药丸，倚赖它们睡眠；但连续几日，每天都只能睡两小时。　　我想书写，纸是我一生永恒不变的恋人。它让我尽情地抒发心中的悲或乐；但纸太白，而我心中的墨太轻；尤其我的人生在公众的困惑与独自的悲伤中，不被允许留下后悔的痕迹。　　直到那趟旅程。　　车子还没抵达时，乃竺及任祥已沿路发了好几次短信，告知我桥下的法事已完成；今夜，月圆之刻，我们即将启程，放生共一万四千斤的活鱼。车子快抵达终点时，我平生第一回惊讶地看到排得长长一线的车流；这些信仰放生、惜念众生的人，已悄悄在台湾各地，做了近三十年的功德。这是一个周末，参与者有年近七十的法师，有面色祥和互称师兄师姐的凡人，有带着女儿参加法会的妈妈。　　两台卡车被布置成偌大的游泳池，一旁有台机器，不断地往水中灌着氧气，确保卡车池中的鱼儿可以活着，熬过它们生命最后一段的煎熬旅程。这段煎熬是个漫长的故事，鱼儿们先在某处被捞起，它们惊恐地逃窜，却逃不出捕掠者的水族网。它们被送到了鱼货市场，由于人们吊诡地深信鱼活着，才值钱；于是它们的生命在卖货者的共同利害下，短暂维持着。如果鱼儿们有知、有灵，它们多半已知晓这将是生命末了的最后一刻；等待是恐惧，等待是煎熬，等待是死亡。　　初秋之日，尚未冷却的热气仍在天地间游荡。满是腥味的鱼货市场，好像一场很特别的盛宴，也好像一场无声无息的超大型告别仪式。九月十日一名光着头的法师走进来，鱼的眼睛分不清这是一个即将给它们重生的人，他大概是准备把它蒸、煎、炸、煮的厨师吧。每一个在鱼货市场交织出入的人，都可能举起手指，点上它，然后无可避免地，以不同方式让它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法师大手笔地一挥，买下一万四千斤的鱼儿。然后虔诚地，待它们如自己的子女般，把它们从鱼货市场载上了令鱼儿们疑惑的卡车泳池。这趟车程，最大的不同，是沿路的法事，一路相随众信的随行祝祷。如果这是葬礼，看起来，像极了一场豪门丧者的出殡。　　今夜没有狂风，没有暴雨。车队在某一个允许放生的水库吊桥前停下来，壮硕的信徒们走在前头，站立于陡峭的竹林坡地上，排第四的是台湾最着名的建筑师姚仁喜。一般妇人家们则多数站在平地上，熟练的放生者则跳至卡车上。原本早已备好的探灯，深夜一点，亮了，鱼儿从池中跳起。它们不熟悉这里发生的一切事物；这里不像等待死亡的鱼货市场，这一切的人潮是什么？　　一点十分，刚下完的雨珠从树上垂直滴落，没人顾及自己的衣裳，我发上的头饰轻飘着，有若惟一祈福的旗帜。接着一个又一个塑料袋把有的长如手臂、有的短如常见之鱼一一捞起；每位捞起的人，不到一秒立刻交给卡车下的信众，我穿着黄色雨衣，每接一袋鱼，就跟着念一声“阿弥陀佛”，然后交给下一位接手，一路传下，沿途近百人，加起来到站在池边的放生者手中，不能超过两分钟，鱼才能活着，放入湖中，完成放生。　　有一段时间，我脱离队伍，走上古老的吊桥。古桥晃着，我低下身来，看着放生后置入水库的鱼。初起，它们窜逃似的立即游离岸边，等它们意识，这并非一场死亡之旅，而是重生；有些聪明的鱼儿，高兴地跳出水面；等它们发现同伴一个一个接着游入大水，天籁俱寂，只有远处声声传来的“阿弥陀佛”声。返回大水的鱼儿们，有的会游个大圈，回到原先放生者站立的水池边，好似道谢，又好似佛说的“回向”，然后道别，游出我们的视线。吊桥上的脚步声，不再让它们惊恐，桥边两盏路灯，终于如愿地照破鱼儿们一日又一日如深渊般等待死亡的长夜，还给它们奔驰的潮水。　　黑暗中，吊桥上，我轻声哭了起来。我对着鱼儿们轻轻吟唱，你们不再是人们餐盘上的奴隶，你们不再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环；你们是一群深深被祝福，并获得重生的生命。　　白天市井吵杂声已远离我的耳边，此刻无风的空中悬挂着好几颗星星，喃喃的佛声祝祷，正为鱼儿的重生打着拍子。我站在吊桥上，与鱼群远远互望，它坠入水中，我则坠入了生命的联想；我在其侧，它在水间，风中有尘，树梢轻拂；再也没有人需要拭泪。　　是的，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曾有几近绝望的时刻。在撩乱的生命步骤里，我们往往以为，一切的伤痕，已无能弥补。但正如这些鱼儿们，一群它们从不认识，从不曾预期的人出现了，帮助它们脱离了钩子，最终奇迹般获得了重生。　　吊桥继续晃着，善良的乃竺也上桥，为桥下重生的鱼儿念经；刚开完刀的任祥，带着她永远的笑意脸庞，目送鱼儿们离开。　　竹林里，人影错杂，有秩序地一字排开。有些卡车里的鱼还在奔跳，还来不及认知自己即将脱离了恒长的恐惧。我回到卡车旁，刚巧一名七岁的孩子，接过一袋鱼，交给我，对着我纯真灿烂地一笑。我心想，夜里两点半了，这个孩子本该入睡；但她的父母带着她参与这一段旅程。我相信长大后，良善将伴随着她，因为她从小经历的、身教的、所行的，都不是凡人世界能给孩子们世俗的教养。　　小小的手，鱼袋在她手中有些沉重，我接过鱼袋，摸了一下她的头；最后，也摸了一下自己受伤的心。　　时间慢慢地过去，一只又一只的鱼儿游回大湖；慢慢地，慢慢地我意识到，人生每一段旅程的结束，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　　我的落寞与心痛，在放生的旅途中，终于结束了。　　隔日回家，拿起我曾为他写下的文字，重读一遍，合上书，盖起了，就此结束一个从不存在的梦。　　二○一一年九月四日大伟，有你真好　　　只有团圆，没有永恒的离别。　　约莫十年前，大伟才四十八岁，心脏已装了支架。我在他的广告公司办公室里，看着他苍白的脸；倾听他叙述家族的病史，他的哥哥在同样年岁时，因着同样的病况已离开人间。之后他这么告诉自己，天上有最疼爱他的父母与哥哥，地上有他最疼爱的儿子与妻子。人生向前走，是团圆；向后走，也是团圆。　　孙大伟与辜家、严家子弟，都情如兄弟。这在广告界或任何圈子里都太少见。他本只是伸手向大企业讨钱的广告创意人员，虽说是才子，一般人总得恭恭敬敬。大伟却始终坚持不受广告客户的气，不爽拉倒。他家世虽平凡，却有一大家子给他无限的爱与异常耿直的家教。大伟的傲气，来自其母，他常说起自己的东北妈妈，如何跑到警察局理论吵架，查户口的问籍贯，东北籍老妈随即大嚷“大清帝国”，戒严时期警察都怕她。以大伟的性格，本应不容于商界，他太欢乐，太调皮，太有才气，又太有义气。许多人和他在一起，会不自觉地放下身份、放下平日的矜持，与他真心诚意地交起朋友。严凯泰13回忆，他刚推出Cefiro车款之前，媒体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后来车子大卖又反过来将之捧为“经营之神”。孙大伟不但没加入吹捧行列，反而泼他冷水：“凯泰，你今年才三十一岁，已被捧上天，未来你还有四十、五十……人生怎么过？”　　看得长，也看得远。他面对告别人生的态度，也因此特别揶揄。为辜振甫14办告别式，剪辑人生录影带时，他忍不住告诉辜家女儿怀如，“这么多人说好话，死了以后又听不见，多可惜！干嘛不生前说呢？”　　他真是一个反差体。爱玩，但工作严谨；相信自己广告的产品，到了无聊诚信的地步。对属下平日严厉吓人，另一面却又照顾到底。　　大伟火化的前一天，我鼓起勇气再走入他个人办公室，熟悉的座椅斜置，像一种平日随意的搁置，仍在等待主人的归来。大伟每天不离身的帆布书包放在椅脚一旁；满室各类物品眼花缭乱，却又不失整洁，木刻老顽童、钓鱼竿、骑车英姿照？？然后我看到墙上徐老师写给大伟的四个书法字“有你真好”，简单说明了所有人对大伟内心的感受。　　大伟火化、用他美丽二姐的形容“臭皮囊”升天那一晚，我又回到熟悉的“伟太公司”，举屋人人虽穿着黑衣，却到处搁满了小菜、蒸笼包以及各式各类的酒；舍不得他离去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快哭时，就举杯向天上的大伟大声地吆喝。一位两个月来在医院夜夜始终守着大伟的女孩，站上小板凳大声尖叫，“今夜我们要永续经营。”其实她想说的是，“大伟我们不想让你走。”大伟身边最倚重的总经理筱俐，冷静地和大伙处理事情，忍不住时才冲进厕所大哭。两个才二十岁上下的儿子，一个贴心地为众人倒茶；一个时而站在阳台，独自沉思，时而听到大伙欢呼要干杯了，又冲进来加入向爸爸举杯的行列。　　孙大伟一生有说不完的“典范”之事，也有说不完的“土匪”之事。李艳秋与他大学同班，回忆大伟大学时，全靠作弊，但不知为何全班都毫不埋怨地罩他。他曾“勒令”一名英文最好的同学帮他写考卷，但不准填名字；没想有一回，考题特别难，离考试截止时间只剩二十分钟了，罩他的同学还没把该抄写的考卷交给他，他一回头趁老师不注意就把同学的考卷抢过来，填上自己的名字。那一次，他英文全班最高分，当然那个罩他的同学差点不及格。孙家二姐一生习佛，追求唯美，唯独放不下顽皮又善良的弟弟。她出国时曾把花园新城附近的农庄交给孙大伟代管，等她回来时，大伟带着所有朋友哥们儿，早把她农庄里的鸡鸭都给杀了，自己的鱼池全吃光不打紧，连邻家的大鱼也给他全抓烤偷吃了。孙春华一面笑着说自己的弟弟是“土匪”，却很骄傲地告诉我们，大伟打从童年起，就是位耿直的小孩，每次看到电影里的奸臣迫害忠良，就放声大哭。　　大伟昏迷时，我送了几个木刻小天使陪他；我没告诉大伟太太的是，大伟本身就是一名天使，只是太顽皮，上天惩罚他，把他扔降凡间。他的灵魂与我们这些七情六欲的俗人始终不合；人生最后十年，常为一些人事之无情而伤心。上天把天使借给有福认识他的人，如今他要收回了。作为认识他数十年的朋友，我感念上天，也想举杯向天上的大伟说，有你真好。　　每次到孙大伟的公司造访，他总是几盘水果伺候，无酬提供创意，甚至扛起我难以为继的工作；等谈毕之后离去，他会陪着我下楼来，站着目送我离开。　　他过世前我数度至医院探访他，小时候曾是多动儿的他，直躺躺地没有动静。从国泰医院下楼来，这一次送我的已不是大伟，而是长得和他几乎一模一样的儿子小牛。　　某个星期二夜里，我们几个朋友被通知当天大伟开始脑水肿；大伟的二姐笃信密宗，她才刚离开医院，甫抵家门，远方捎来大宝法王的讯息，今夜大伟有个难关，请众人陪着他，为他祈福。我和赵少康夜里九点半到，听此讯息，也留了下来；虽然我们都不是密宗的信徒，但我们都是大伟的信徒。天下去哪儿找一个如此古道热肠，如此鬼才创意，却又浑身骨气，天不怕地不甩，不轻易向权势、向庸俗低头的人呢？　　认识大伟十五年，收了他无数礼物。家里门口摆着一台捷安特脚踏车，屋后榕树上的山苏，断腿时亲手削刀的拐杖，还有一根怪鱼竿。大伟之所以成为广告界教父，不只是因为他的头脑。我记得某位曾几何时失业，如今已是大广告外商董事长的女企业家告诉我，当她失意时，大伟就拍着自己已装上支架的胸膛说，“没问题，大哥给你靠。”　　我监制《±2℃》，原中天电视台团队很难一边兼顾《文茜世界周报》，一边完成超越电视界技术层次的纪录片。纪录片开始工作一个月后，人人都快崩溃，我夜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大伟，他人正与老婆在北京南锣鼓巷里蹓跶，听我的求救声，二话不说，就把工作接下来。　　和他开会时，我才发现他对“全球变暖”理解很有限，纯是冲着我一股热情，才点了头承担起最困难的工作。他听完我啰里巴唆的陈述，第一句就劈头问我，“你这不是帮马英九风灾解套吧？”我愣了一下，再把相关讯息告诉他，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时的权力更迭，而是地球和孩子们未来百年甚至仅三十年后的风险。聪明的大伟听完我谈哥本哈根大会的结论“关键两度”，在黑板上写下“±2℃”。然后他作出几个重大决定，这个影片是我们当代人要为下一代拍摄的，影片要让孩子们感动，要求他们的父母亲作出改变，因此应大量使用几米的插画。然后拉着我到他的办公室，听一张我数个月前送给他的CD，“就是这首音乐！”　　《±2℃》的剪辑过程，历经外界难以想象的艰辛，我只记得血压低的我，有一天进中广录音，双手颤抖，血压飙升至一百四十左右，是我正常血压的两倍。快过年了，我们尚未完成满意的作品，大伟脸都白了，我怕他心脏病发作，请他给意见后，自己带着几位《文茜世界周报》的朋友，求着大伙不过年，最终与导演洪雯丽共同完成了纪录片。　　《±2℃》播出后，有强大的共鸣，也有措词尖刻，有对有错的批判。大伟传了一张纸条给我，他说想做大事人要任劳、任怨，还要任谤。大伟勉励我，要我挺住；我则笑笑回他，这一生，不是就这么一直走过来了吗？　　《±2℃》影片中，接受我们专访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施耐德教授，曾自称是“地狱来的病人”，罹患血癌，却仍为全球气候变暖奔走。今年六月二十日，我邀请他至国科会演说，与他愉快地吃了一顿晚餐；接着他又四处为全球气候变暖议题奔走，七月十九日于瑞典飞往伦敦途中，血管栓塞心脏病发作死亡。他走的时候只有六十五岁，医生劝他多休息，但他得为自己的科学良知奔走，最终把生命献给地球。　　大伟倒下前，也正为选战煎熬烦恼，身为广告人，他只为自己的理念服务，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总有许多坚持，八月三十一日他才刚宣布解散选战团队，九月一日看郝龙斌身陷风暴，半夜里又爬起来决定免费帮郝龙斌写文案；九月三日下午，他的身体撑不住他满腔的热情，倒下了。　　大伟搁不下他深爱的土地，这里是他和他孩子未来的希望；曾经奥美邀请他至北京，重出江湖掌重责，但他考虑数天后，婉拒了；在孙大伟的字典里成功不是他的守则，情与义才是孙大伟的信念，用他的话人有情有义才“”（他用这个字，比周杰伦早了十年）。　　大伟的朋友在他昏迷后为他赶制一个小别针，“大伟，加油”、“Wake Up”，我和赵先生那天夜里待在国泰医院，众人念经时，我不知自己是否太累，还是幻觉，竟老觉得孙大伟正一脸猴相，对着我们做鬼脸。　　有些人拥有金钱，有些人拥有权势地位；只有少数人拥有无数的朋友对他无尽的爱。在我身边，孙大伟，是第一人。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3严凯泰，台湾知名企业家，裕隆汽车的经营者。——编者注14辜振甫，台湾知名企业家，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编者注人活着的时候要愉快一点，因为死了以后时间会很长。——孙大伟人活着的时候要愉快一点，因为死了以后时间会很长。——孙大伟纽约的两位第一夫人　　　她们两人的晚年，均终结于纽约。两人皆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永远的第一夫人”。一位来自东方中国，一位则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子。晚年，她们的生活虽共同于纽约交会，但从未相遇。　　宋美龄晚年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格雷西广场公寓，杰奎琳也居于上东区，但是在更豪华的地段，第五大道一○四○号宅邸。两人的住所相隔二十条街，两人成名的世代也整整相隔了二十年。　　杰奎琳虽被美国历史喻称为“永远的第一夫人”，但实际上她的白宫岁月只有短短三年。三十四岁时她的总统丈夫在她的身旁倒下，那一刻起她即成了寡妇。返回华盛顿途中，她紧挨着夫婿的棺木，袜子与粉红色套装前襟沾满血迹甚至丈夫的脑渍，但她选择不脱掉外套。这两颗贯穿丈夫脑部与颈部的子弹，已然在生命留下永远的烙印，洗不掉了，永远也不会消逝。　　三十四岁的她神志坚定。根据身旁人回忆，一路上她大半沉默不语，甚至未曾抚棺啜泣。她先要了一杯威士忌，这种平时不曾需要的饮料；接着借着酒精，她开始清晰地规划如何处理肯尼迪总统的丧礼；放下酒杯，她指引幕僚大方向，比照“林肯葬礼”。　　空军一号载着棺木缓缓降落白宫草坪。十一月初冬，薄雾弥漫；幼小才三岁的小约翰不知他的世界已永远改变，高兴地跑到窗边，以为父亲回家了；而同一时间，约翰逊副总统站在草坪上，迎接肯尼迪灵柩，然后登上机坪宣布继任美国总统。　　一切结束了。　　离她可爱的两岁半女儿卡罗琳，活蹦乱跳地跑到他们卧室跟前，清晨俏皮地向爸爸宣告当选：“早安，总统先生。”只隔了三年二个月又十五天。　　一个女人，三十一岁当上了全球最有权势的第一夫人，什么滋味？三十四岁骤然失去，又是什么感受？短短三年的白宫岁月，杰奎琳让一切传奇故事绵延着她终生不断，最终与宋美龄同称“永远的第一夫人”，她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　　阅读杰奎琳的传记，我发现她与宋美龄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亮相即光芒四射，甚至更加耀眼璀璨；不同的是，她没有宋美龄的才华与胆识，也没有宋美龄酷爱权力。　　三十一岁已当上总统夫人的杰奎琳，尚未认知后来人生须经历的一切不幸。荣耀来得太早，尽管自打十二三岁起，她势利的母亲已无数次提醒她，“嫁得好”比什么都重要。但在那个宣告肯尼迪当选的早晨，她穿上旧风衣，独自一人走出家门。等在室外的记者发现她沿着海滩一人漫步；这是“第一夫人”的第一天，天空飘起了微雨，她的人生也飘起新局。　　三年的白宫岁月，她改写了许多“第一夫人”的纪录。她是美国史上第三年轻的第一夫人，是至今为止唯一不断上时尚杂志创造“杰奎琳风格”的第一夫人。就职典礼上她号称穿着美国设计师的服装，但坊间充斥传言，那是法国设计师纪梵希的草图，美国设计师只是缝纫完工者。她太钟爱法国风格，先是爱上纪梵希，后来迷恋华伦天奴，甚至她与先生达拉斯死亡之旅携带的记事本也是爱马仕的皮革产品。在杰奎琳推动之下，法国时尚因此加入美国风格；这成了她的标志，紧身长裤、乡村俱乐部、骑马驾船，还有一根Newport香烟。　　公众场合杰奎琳风格百变，戴白色大框眼镜，穿露脚趾平底鞋，穿戴之间流露现代女性的自在与自信；在招待英国首相的国宴上她身穿优雅斜肩晚宴礼服，惊动保守的国际政治圈；在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年代不可想象的第一夫人形象一一发生。于是借由比言语文字更庞大的视觉力量，杰奎琳为美国写下了新纪元。她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最美好的时光，美国能为世界带来最美好的一切：登陆月球、改造宇宙……直至肯尼迪被两颗子弹击中，美好的剧本才戛然改写。　　美国后来公布的档案显示，约翰逊总统曾致电邀请杰奎琳出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她聪明且礼貌地拒绝了。肯尼迪死后她曾想把自己包藏起来，回归平凡；但这太难了。一位美丽守寡的年轻总统遗孀，人们涌入对她更多的爱与渴望；新上任老派的约翰逊夫人取代不了她，而她已像一根燃烧过度即将成灰烬的蜡烛，随时快倒下来，只存一点余温。　　她决定搬离华盛顿，踏进纽约。　　肯尼迪遇刺两年后，杰奎琳复出纽约社交圈，立即又轰动全美各大小报，当然包括时尚杂志。她费了心血挑选一件白色无袖亮面贴身时装，外罩也是无袖深褐色貂皮外套，反差十足。当晚她玩到凌晨两点四十五分，以一个享乐的夜晚，跳着扭扭舞，尝鹅肝、法式点心……她表达了人生新意愿，往者已逝，杰奎琳要切断过往。　　外界不知同一时间她已秘密与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约会。一九六八年三月当她告知准备参选总统的小叔罗伯特 · 肯尼迪这件事时，罗伯特大怒，“我的老天，杰奎琳，这会让我失掉五个州。”三个月后，罗伯特还来不及输掉任何一州，在洛杉矶他已先输掉了性命；肯尼迪家第二个儿子再度遇刺身亡。　　杰奎琳听闻噩耗绝望地只想飞离一切，她告诉朋友，“我想变成一只鸟。”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她回头了。　　她走了，罗伯特 · 肯尼迪死后不到五个月，她与奥纳西斯于一个希腊小岛教堂举行婚礼；那一年她三十九岁，奥纳西斯六十八岁。大部分的美国人，把此事当成丑闻。　　世人一致认定这是一场交易，正如蒋宋联姻，一个为了名，一个为了钱。杰奎琳嫁给奥纳西斯后，挥霍任性了一段时光。一九七二年十四幅杰奎琳日光浴的裸照被色情杂志全彩刊登，优雅的“第一夫人”彻底消逝，街头嘲笑已然四十三岁的她“不性感”、“有些僵硬”。这一段时日，她只沦为街坊笑柄，状况比宋美龄一九四九年因孔宋家族贪腐，在美国被指称“一家都是贼”还糟。　　色情照片事件后一年，杰奎琳的人生悲剧再度降临。奥纳西斯的独子飞机失事死亡，父亲无法从丧子之痛平复，最终迁怒杰奎琳，认定她是一名“黑寡妇”，只要她在，不祥便会抓住她身边的人。两人不只决裂，奥纳西斯甚至移情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离婚手续来不及完成，奥纳西斯已病逝巴黎。　　再一次，杰奎琳回到纽约。这一回，她认清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只有她自己。　　杰奎琳从此投入出版业工作，直至六十四岁。医生告诉她得了癌症，放射治疗期间，她仍努力工作。一九九四年，某一个星期四，中央公园的郁金香发了芽，她在儿孙的陪伴下，病逝家中。那一刻，纽约及全美国选择遗忘杰奎琳曾前往希腊的记忆；整个上东区，为她哀悼。肯尼迪家族仅存的爱德华参议员出面为她举办丧礼，“旅程已然结束，她的勇敢与优雅”，在死亡的片刻，重新被人提及；她重回了肯尼迪家，并与丈夫同葬阿灵顿公墓。　　上帝如果最终决定垂怜她，让她相对早逝，唯一的目的应是不希望五年后，她得活着再亲眼经历儿子小约翰三十八岁驾机坠落外海。她先走一步，让不能承受的悲剧，告一段落。　　蒋宋美龄晚年时曾问，“上帝留我这么久，为了什么？”或许就是目睹这一切吧！曾经辉煌的，总要消逝；曾经美好的，会被记忆；曾经早到的，会被夺走。两位第一夫人，最终命定孤独终寂于纽约，尽管她们不曾相识。　　写于杰奎琳逝世二十七周年二○一一年五月二十日以鼓为智者的刘若瑀　　　我们的一生，只是一个空间有限的展示柜。有人展示权力，有人展示财富，有人展示知识，有人只能展示悲伤，或者疯狂；但也有人可历经三十年简朴鼓者的人生，最终展示智慧。　　人的一生，或许只是几页不断修改的脚本，人生下来后热烈又无邪的灵魂，随着时光，不断不断地染黑；黑到它成了彻底的阴影，使我们终至辨识不了自己。　　于是本是习鼓，本是学戏剧的刘若瑀，把她三十年前，在加州牧场向一位智者习道的故事，写下来，写出她的人生鼓道体悟。　　舞台上，优人神鼓的一出戏，近三十名舞者，一半着白，一半穿黑。他们上身的舞衣只打了简单的结，腰下大裙随着旋转飘逸空中，黑与白，不断交错，无法静止；除了舞者祈天的手势。刘若瑀为这出表演写下注脚：“一个人必须同时是两只鸟，不论你在做什么，让内在的另一个你，不断地观看着你。”　　写下三十年顿悟表演之道的刘若瑀，此时已非仅是台湾“优人神鼓”的击鼓领路者，她的文字像智者，也像诗人。　　她的文字像对一名权力者的诉说，或一个人生命的劝导。我们的生命进行中总是抓不住灵魂中的流转、交错、冲突、起伏、剥蚀，直至千回百转后涣散。于是人生成了一首无法起承转合，残破不成型的歌曲。　　“一个表演者内在的悸动才是活生生的力量，而不是美丽刻板的手势。”人何尝不是？刘若瑀写优人神鼓“道艺合一”的理念，“优人神鼓演出时没有指挥，靠的就是‘听’，而鼓手通常不太表现自我。”“一个最好的演员，当他上台的时候，就是在找下台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刘若瑀的悟道，生命中少一点语言，多一点“听”，听自己的灵魂，听大自然的声音，听与你交往的人心中的澎湃与表情，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认识环境与认识相交的朋友。　　若瑀的新书《刘若瑀的三十六堂表演课》，共有吴静吉、林怀民、李安、赖声川、叶锦添？？不同领域艺术大师们同声推荐；诚品书店把她的书摆在一个耀眼的位置，本无须我锦上添花，再写一段文字歌咏。但阅读她的“三十六堂课”，我所获甚多。寂静的深夜里我细细阅读，许多篇章，竟不想就此翻过；许多文字，不想一眼读完。我总是“看”，停，然后默念，最终深呼吸。在阅读若瑀书籍时，正是我人生最惆怅的时刻；我感觉自己正经历了一场难以置信的荒谬，一个错乱到我的理性已无法整理的矛盾。阅读着刘若瑀的文字，她跟着大甲妈祖走白沙屯，走到肿胀的脚都快从鞋子里蹦出来，“原来走路，是为了超越自己”。夜里，我也以无形的脚步，跟着她，超越了自己。　　风已凉，白天的炽热无影无踪。我斜躺于白床上，窗外天是黑的，虽然两个黑白颜色没有旋转的舞者，却把我这一段时日无法心静的灵魂安顿下来，彼此观看。“喜悦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超越死亡”。解脱回忆，解脱你曾爱过的，怨过的，忍受过的，折磨过的？？当一切的解脱从你的内心一一释放，你的心先是空了，接着爱才能慢慢、也满满地填进来。这时，我耳边早已播放的歌曲，《月光洒在我的肩上》、《一千个吻那么深》？？音符才真正进入我的耳朵。　　那一刻，我知道我不只是表象，而是内心真正超越了伤痛的痕迹。　　“丢下你手中的剑”，忘记曾经拥有的形式，忘却曾历经的羞与辱。不只因为它已过去，更因为放下剑的人，才能成为喜乐的人。　　这是刘若瑀的三十六堂课之一，“当你走出去，就是独一无二。”这时你可以依照原本悸动的生命再成长，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在阳光下，或长成一株灿烂的扶桑，或只是供人乘凉的榕树，甚或贫瘠高山上不起眼随风摇曳的芦苇。　　重点是，我们已无须为过去懊恼；只须一步一步地走出去，终至超越自己。　　二○一一年九月十六日阴与阳，黑与白，在人生不断交错，成了每个人都逃离不了的功课。　　我在美丽的日本　　　我桌上摆了一只草庵陶制的抹茶杯，那是所有日本文人承继绵延的茶具。我在纪念夏目漱石的茶馆中，买了一只。茶碗厚重，朴实中带点庄重；这是丰臣秀吉开创桃山文化后，留给日本后代的饮茶仪式。我必须两只手，紧紧地握着茶碗两旁，先前以竹枝打散的抹茶，残留着泡沫。依照传统规定，我必须恭敬地凝视这些泡沫，手转一圈，捧杯将抹茶置入我的口中。　　日本人是如此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手中的器皿，没有一个步骤可以跳过。我如何理解宫城大海啸那可怖的摧毁力量，那震后叠成一片的残骸？大地惊人无情，让活下来的人，啜泣地问：“一无所有，活下来是对，还是错？”海啸警报响起时，宫城岩手县的人只有十五分钟可以逃。一个妈妈一边逃，一边听到在市町上班的女儿在尽职地广播：“不要慌张，带着少量现金及衣物，往高处跑。”这是妈妈最后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海啸后当地市町府、町长、建筑物、员工全死亡了。岩手县一名父亲开着车猛加油门逃，浪追着他；儿子就在他身后载着媳妇与小孩；浪更快了，父亲没有时间回头，只能拼命地往前冲。等一切平静，他刚好看到儿子的车，被卷入黑浊浊的浪涛中。他看不到儿子的身影，只望见一闪一闪的车灯，像一个儿子向父亲，遗憾地告别。　　宫城的海，向来是蓝色的。至今没有人明白，断层卷起的海啸之浪，为何黑浊如地狱之水。三月十一日大海啸后三天，宫城县南三陆町海滩上，叠堆着千具尸体；另一个牡鹿湾，这里原盛产牡蛎，湾里漂浮着数不清的垃圾，从空中鸟瞰，黑压压的一团，自卫队等再靠近接近海面时，才讶异地发现，那些断垣残壁中，夹杂着千具以上、一下数不清的人类遗体。　　没有人能预知海啸的来临，每个人都只把它当成往常的日子打发；直到那瞬间突然来临，一切皆停止了。遗体无言，静静地躺在已被染黑的海湾内，飘浮着，有人脸朝上，有人脸朝下。海葬没有想象的美丽，它轰轰烈烈地来，无声无息地走；这使得还在东京的日本人，静静默默地接受一切；只因痛太深了。他们脸上或有惊恐，但电视主播严肃地告知民众如何取水，东京的灯光第一晚仍闪亮着，街上却没有了车声的噪音。这是“二战”之后，日本人习得的寂苦之道；寂静代表最深的悲痛，寂静代表最无奈的苍凉，寂静也代表最感恩的惜福。“我们都还活着，这就够了。”　　日本作家一直以为他们的历史，是以“二战”划成分水岭的；但宫城海啸再度切划了日本的新历史。新的时代来了，迎接他们的岁月却是难以置信的破碎。三岛由纪夫死前写下最后一章《丰饶之海》，“这个庭院是空荡的，本多心想；自己来到了一个既没有记忆，也没有任何他物的地方……在夏日的阳光，一派寂静……”　　“生命诚有限，但愿能永生。”三岛的死亡之书，整整早写了四十一年。更大的空荡，更可怖的终结出现了。不只记忆、不仅他物，连庭院、连海岸线、连古刹、连千年松树、连先人，一切都消失了。　　十年前我曾与一群友人共赴日本赏樱，错过了京都盛开的季节，于是我们一路搭着东北新干线抵达此次震中的仙台。这里古名为千代城，公元一六○○年日本国历庆长五年东北最着名的独眼龙将军伊达政宗在此建城，改名为仙台。仙台古城内除植种满城百年樱花外，更有几株闻名于世的夜樱；夜间，樱如垂柳，风一吹袭，樱瓣先飞舞空中，翻转几回，才宣告死亡、落于地上。夜灯在樱树脚下相伴，在樱花最后的旅程中为它一路歌咏，有如不弃不离的情人。仙台城内几座古桥上，都是伊达政宗的雕像；这里是一个想牢牢记住五百年历史的城址；他从不想丧失记忆。　　仙台旁的松岛更是日本最着名的纪行作品文学家松尾芭蕉撰写《奥之细道》最大目的地。松景常被日本公认为日本三景之一，松岛之美在日本人眼中胜于中国西湖与洞庭湖。宫城海啸前，海水是这里的祝福之神，潮水日日来自松岛东南，湾中三里，时有潮汐；峡湾内各大小不同岛屿群，高耸者指天，低者匍匐，有时逗趣地迭为二重、三重。因着潮风，松树的姿态总成弯曲状，松叶却始终浓且绿。日本徘句诗人引用苏东坡之词比喻松岛之美，“也是浓妆艳抹的美人。”松岛上另有两景，一个已遭此次海啸摧毁的古刹瑞严寺；寺前道路，有一连串长满苔藓的石窟，石缝里青翠的蕨类，把石窟的古朴映衬得更神秘。瑞严寺装饰辉煌，与奈良古刹风格极为不同，相传公元八二八年已开基，不过真正大规模建寺应是八百年后，公元一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伊达政宗将之列为祖庙而大修。徘句纪行作家松尾芭蕉来松岛时，只在其《奥之细道》形容为“绝景”，最终掷笔三叹。芭蕉曾投宿于湾口边的一家客栈，十年前我们前往观景时，还特别打量了一眼。日本作家通常挺穷的，川端康成游宿伊豆半岛的旅馆，留下《伊豆的舞女》名着，当地现在仍特别保留他居住的房间，但相当简陋，并无特别之处。芭蕉于松岛住宿的客房位于二楼，我们到达时，客栈虽然仍如预期中老旧，但二楼窗台正好有一个可以横卧小睡的窗台。日本文学界颂传这里的月太迷人，在苍劲古朴的岛屿中，四面太安静了，只有月亮成了峡湾中唯一和旅人打招呼的移动景物，煦煦如光，在一片漂蓝的阴暗中，芭蕉写下了留言：“心中最悬挂的是松岛之月。”　　宫城大海啸前，宫城县约莫住了两百三十万民众，县内的气仙沼市大火烧了三天，还未停。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也曾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十万人丧生，三百多万人无家可归。失去家园的，多半因为地震后的火灾。宫城到底要损失到什么程度，没有人有答案。伊达政宗地下若有知，即使只剩一只眼，独眼龙将军也要掉泪。　　从仙台到松岛，正是日本东北从平原变为数十个峡湾的转角处，海啸来临时，原本盛产牡蛎，也是文人歌咏的峡湾，瞬间成了浪涛表演凶猛之戏的舞台；在仙台南边海浪还仅三公尺，进了松岛一路往北，海浪冲高成十公尺，到了南三陆町，则超过十公尺。松岛之松、之古刹，历经千年，终至缘起缘灭；独留远离地球的月亮，安静地目睹这瞬间的无情改变。　　仙台的温泉多数临海，温泉傍着海本是一大奇景，也可见正是断层之处。在这里泡温泉，伸手可从泉汤里摸着浪冲上岸来。十年前仙台还保留着男女混浴的习惯，我们随行的年轻男子，一到了仙台，没多加打听，一溜烟地即往海边男女共浴的温泉池冲。冒失的青年，没带毛巾，也没多加观察，跳入了汤里，起初温泉水气雾蒙蒙，看不太清楚；一阵风来，才惊觉还来这公共澡堂的已多是七旬八旬的老妇，她们人人手拿毛巾遮注重点部位，七位老妇，共十四个眼珠瞪着异国闯入的肌肉帅男，而且毫无遮掩。那一幕，成了我们台湾一行朋友，除了牛舌名物外最深刻的仙台旅行回忆。　　写作的这一天核灾、大火、余震，一切仍伴随着悲鸣的日本。一九三一年日本人自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日本的历史；“二战”后的日本人，则选择完全相反的态度，默默承受宿命，勤奋埋头工作。自灰烬中复活的日本却在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共四个“一”中，得重新面对他们的人生。　　川端康成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致词，以“我在美丽的日本”为题，七十岁的他，于演讲文的字里行间，流露了对日本美学与文学的衷情，十分动人。　　川端在得奖后四年，自绝身亡，时年七十四岁，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但川端在他的回忆录里早已多次透露他于日本投降战败后的悲痛，“日本投降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死去……以战后为界，我的脚从这里离开了现实……除了日本的悲哀美之外，今后我一行字也不想写了。”　　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都是军国主义的信从者，他们以为大日本死了，他们就该跟着灭亡。他们死得早，没有及早预知世界上有比战败还更悲苦的事，在他们死后四十年发生了。　　我始终无法理清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与日本战后出手的文化旗手村上春树的关联。一九八○年村上出版他《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一书时，才在日本文坛冒出了笋尖，书中的主角不是渴望舞娘青春肉体之美的男孩，也不是撰写《丰饶之海》预告世界即将终了的潮骚青年。村上是一名经营爵士乐酒馆的老板，深夜客人走了，他一面啜饮啤酒，每天固定写一小时小说。一九七九年继《且听风吟》后，他撰写一个年轻人，既被退学又失恋，却毫无止境地迷恋上名为“宇宙飞船”的弹子球机。整本小说中，仅有那么一小段让我着迷，“从前有过一段日子跟几个朋友挤沙丁鱼似的一起睡。黎明时分有人踩到我的头，然后说一声对不起，接着，我就听见小便的声音。一再地重复。”二十年前我阅读的时候，在那一页上打了一个小记号。　　二十年后，日本国土像一颗卑微的弹珠，在无情的海啸中灭顶。这一回他不是游戏，而是一场有如战争的悲歌。我对日本有着浓郁说不上来的复杂情感，我一时无法真正相信NHK播放的画面，于是学着村上春树放着Carol Kidd的音乐，《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脑海却去不掉宫城大海啸的画面。我重新打开《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一书，阅读这一段。村上轻柔的话，成了隐喻。日本失去家园三十万的难民，挤成沙丁鱼， 一起睡躺于体育馆内；黎明时分，应该免不了，有人再次踩到别人的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