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百年驿站

文茜的百年驿站　　　李敖　　英文谚语中有的是不合文法的，像“Diamond cut diamond”就是一例，其中cut后面不加s，成何体统？瑞士学者斯超曼1（Heinrich Straumann）予以分析，说这是“block language”（类聚语言），前面的字与后面的字并无文法上的关系，只在意思表示时送做堆而已。　　Diamond是金刚钻、是钻石，其硬可知，“Diamond cut diamond”意思是旗鼓相当、是势均力敌、是棋逢敌手、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我生平以金刚钻自许，坚信自己的长处像钻石一样，多面发光，不过，其中两面，在陈文茜面前，我未免要有“Diamond cut diamond”的沮丧。　　哪两面呢？一面是文采，一面是口才。　　古人说“言语妙天下”，陈文茜的口才可说前无古人，大家都推服无间。陈文茜以“言语妙天下”出道，她的光环，也因此被锁定，大家称道她的口才，有点忽略她的文采，一如李敖以文章出道，大家称道李敖的文采，有点忽略他的口才一样。事实上，陈文茜文采也是“妙天下”的，赞美她的文采，有四个字最恰当，就是“精、灵、鬼、怪”。在陈文茜笔下，构思之精、比喻之灵、布局之鬼、运作之怪，都是中国独步的，中文在她手里、国语在她口里，都是Diamond一波未平、Diamond一波又起的，被称为“媒体霸权”的陈文茜如此波霸，岂不实至名归吗？　　实至名归如此，却也别有用心之处，那就是陈文茜口诛笔伐中的例证，往往都离不开台湾这个小岛。这是她的无奈，因为你不就地取材，你就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但陈文茜显然察觉及此，因此在“妙天下”的同时，她不时从小岛朝世界带，要岛民放眼世界，这种作风，是典型的“借题发挥”。三十九年前，胡适先生死前一个月，对李敖有所评论，他说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胡适先生能够一眼看出李敖喜欢“借题发挥”，是他老先生的高明处，但他把“喜欢借题发挥”看成一种大忌，却是大错特错。试看他在一九三○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曾说考证《红楼梦》只是“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这样“借题发挥”起来，陈文茜和李敖纵Diamond加Diamond，也无法不借小岛之题，以为朝世界发挥的张本，虽然小岛对我们是这么小，我们连小题大作，都不无“与子偕小”之憾也。　　三个月前后开了两次刀，体力稍差，不能为长文赞美陈文茜，就此打住。临文之末，我想起《南齐书》中的一个故事。《南齐书》说齐太祖萧道成喜欢写毛笔字，与大臣王僧虔比赛谁写得好。写完了，问王僧虔“谁为第一？”。王僧虔又滑头又说了真话，他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为什么两个第一？因为王僧虔提出两个检定标准，一个是大臣级的，一个是帝王级的，以大臣级的标准看，我是第一：以帝王级的标准看，你皇上是第一。我不把自己列为与你同级的，所以我第一你也第一。　　如今，Diamond为什么要cut另一个Diamond呢？不必如此，何必如此？我李敖愿意让步，分个第一给陈文茜。谈到文采和口才，李敖是男人中第一，陈文茜是女人中第一，不就得了？两人中除非一人变性，永不发生“谁为第一”的问题。分个第一给她，这是我两次开刀后的新度量，总不至于第三次开刀做变性手术吧？　　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以一小时写完1大陆译名为海因里希·斯特劳曼。——编者注随风飘浮的种子　　　我的外婆曾告诉我，外公是颗不安定的种子；有时掉落土里，长出了根，就成了大树；有时随风飘扬，去了连自己都忘记来路的地方，就此归落天涯。　　外公生于一九○五年，日本明治时代后期。“二二八”事件，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之前，他以生为中国人为荣，之后以中国人为耻；之前，他的生命充满了勇气，之后他活于恐惧之中。“二二八”事件时，他才四十三岁，但事件闯入了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我的外公，也等于提早结束了他的人生。爱发议论的他，从此不言不语；呼朋引伴的他，落寞晚年。连断气的那一刻，都是孤伶一人，没有亲人相伴，头点下，合眼，终结一个不幸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生。　　外公的家世太好，以致他过度浪漫，不知世道险恶。台中自由路的老家，连楼梯木作都是福州师傅讲究打造的。外婆常感慨，他一生没有钱的概念，甚至忘却自己有妻小这回事。　　一九○五年出生的孩子，长到十五岁，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他先依父亲指示，表面上买了船票到日本进修，没多久即想尽办法从日本再搭船到上海，投奔祖国修读中文学校。我的外公，正如同一个时代的赖和、杨逵2，不甘屈身于日本殖民地下当二等公民。二十岁的他，不仅毫不迟疑地投身祖国，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富有的盐商爸爸，知晓此事，发一份假讣闻电报，内容简单无比：“爸爸死了，回家奔丧。”外公匆忙收拾行李，边搭着船边哭着下跪，望向台中故乡的方位。直到抵达基隆码头，见到来接他的长工，才知晓这是父亲制造的骗局。　　我与外公并不亲，他在我四岁时，一人孤独地坐在椅子上，气绝身亡。从“二二八”发生，蒋介石派廿一师至台开始屠杀，外公避躲南投山区。至身亡断气，时间约莫长达十四年。这十四年里，他最好的朋友杨逵入狱火烧岛；他最疼爱的七弟，因着他的关系，担任谢雪红秘书，不过二十一岁的男孩，永别了父母家乡，逃至大陆，终身音讯渺茫。外公躲过了一时屠杀浩劫，却躲不过终生的自责与悲怆。晚年的外公夜里哭喊弟弟的名字，有时则像发了疯，大叫“有人要抓我”。白天他逃不过心灵的煎熬，经常大赌，赌到家里数十万现金，只剩不到一万。　　我的外婆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无法理解大时代的残酷。目睹家道一夕之间崩落，人生第一次愤怒地高声责骂不负责任的丈夫。外公就在外婆的骂声中肺病发作，吐了满身的血，血喷满地，染红了这个家庭从此不祥之路。自此外公一个人住在客厅隔出的小屋里，美其名曰避免传染家人，实则是整个家对他的回避。　　在一个占地两百坪3的日本式大宅子里，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发生。接着我出生、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年幼开始有记忆之事，便是外公弯曲的背影。我出生的时候，外公帮我取了一个原名“陈文雪”，我弟弟出生时也是他取名“陈文逵”，一个纪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谢雪红，一个纪念他坐牢的好友杨逵。我的妈妈虽是外公最疼爱的女儿，却因从小家境太好，初高中已坐名车上学，没一丁点父亲左派的遗传；嫌弃“文雪”像“菜市场”的俗名，便从翻译的外国小说《小妇人》里找了一个“茜”字；可惜此字看起来虽然时髦，但真念对的人少极。小时候，老师总念错我的名字，成了“陈文西”，更土！　　外公虽过世，我仍活在他的影子里。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书桌上写功课，磨老砚台；或躲桌脚下，啃读张爱玲的小说。有时会听到关于外公的闲言闲语，外婆从不说清。阿姨们曾说晚年外公曾拿菜刀警告他的女儿，“谁嫁给外省人，不如把她剁给猪吃了。”但外婆又说，他像神经病，老爱秀没人听得懂的上海腔国语。在我家收藏古董的和室空间里，有一只宋朝的青瓷碗，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里装着来自大陆的银制小盘、贝壳小鱼、铜器古董，还有小时候我无法分辨好坏的卷轴国画。外公独占的书房有中文书籍，中文杂志；墙上挂着一幅李石樵的人像画，现在若留着，大概值数千万吧。外婆说，李石樵每喊穷，外公就买他一张画，来家里的客人谁喜欢了，就送谁。　　杨逵晚年遇着我，听说我是何集璧的外孙女，高兴地抓着我的手，说当年外公与朋友创办台湾第一本文学杂志《台湾文艺》时，外公力排众议坚持非找杨逵当总编辑不可；外公为此特地上山找着了砍柴的杨逵。杨逵说，没有我的外公，就没有《送报夫》这些小说的发表。　　外公好友中，还有一位着名的医师作家赖和。他们共同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外公天赋稍差，只写随笔，笔名“何光天”。我说外公文笔不够好，少了朋友们的文采，杨逵却替外公开脱，说他中、日文兼着学，坏了底子。　　外公死了之后，我们家便无人从政。这是一个尝尽政治冷暖的家庭，直到我二十岁参加党外运动。疼爱我的二舅从美国飞回来怒责我，问我要走上外公的后路吗？我陆续辞去律师事务所及《中国时报》主编工作，为林义雄太太等助选，一毛钱收入都没有。母亲痛责我，我回答她，“钱不重要”；结果除夕，我每吃一口肉，每夹一道菜，妈妈就讽刺，“你不是说钱不重要吗？若不是钱，这些食物从哪里来？”第二天，妈妈上班，我找来搬运公司，收拾私人衣物，离开我与母亲仅缘分不到五年的家；从此将近半年，断绝母女关系。直至妈妈找了我的好同学徐履冰，上山看我住在一个十坪大的小套房，妈妈大哭，只说：“我不是赶你走，我只恨你为什么参加党外，你不怕被关，像你外公一样毁了你的一生吗？”　　一九八六年我出国读书，全家从此才松了口气；一九九五年，我再回国从政，台湾已走上民主之路，再也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业的代价；我的家人才与我和解，然后渐渐以我为荣。　　在外公的家长大，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寻的答案。我博士论文原主题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杀，从“二二八”、南京大屠杀、左宗棠屠城、纳粹大屠杀，接着以色列杀巴勒斯坦人？？我的研究原本从恨开始，却在宽恕中结束。当我阅读越多历史时，我发现屠杀是一个多么容易不断循环的悲剧；屠杀是历史上国族统治者为统治利益创造杀人借口的手段，历史上层出不穷，根本无关族群。　　我在外公所遗留的人生悲剧中，从此竟与他走上不同的路，我不愿步他后尘，从一个民族主义，逃向另一个族群主义。　　于是，瞬间，我竟成了另一颗无法落根的种子。　　一九九六年年底施明德主张“族群大和解”，民进党基层群情哗然。我并非权力核心，事先不知情，在电视台录影时才被邱复生告知此事，邱还问我：“施明德是不是疯了？”我笑一笑，没回答。接着上了张雅琴主持的《ＴＶＢＳ晚间新闻》接受专访，我一个字一个字说出令民进党群众难以置信的话，“我支持大和解；不可能永远一群人恨着另一群人，‘二二八’的屠杀是蒋介石及其部队的责任，不是外省人的责任。”　　我含着泪说着以上的话，脑海里想着我那孤独弯曲的外公身影。　　是的，我亲爱的外公，我身上流着你的血液。你的伟大与你的潦倒，你的时代与你的痛苦，一一收在我的心中。我无法还给你具备尊严的晚年，但我同时愿意继承你独特的热情、慷慨与勇气；我相信，愈爱你的人，了解时代愈深，也愈愿意宽恕这一切。　　外公过世后，我常常一个人在台中大院里转来转去，日本式的木条栅栏挡不住不幸一点一滴地侵蚀这个家庭。外公生前在院子种下仙人掌，苍劲依旧，可是主人早已枯萎，不论他的躯壳还是生命毅力。另一棵夹竹桃，被二舅在某个暑假狠狠砍了；他说这是一棵含毒的树；好像说着外公正巧碰上的时代。他的人生种子落在明治后期，“二战”期间，中国与全球的革命风潮改变了所有理想的知识青年。在人类时代的剧本里，我的外公注定得扮演飘浮的种子，没有早一步，也无法晚一步，刚巧遇上了往前往后都没有退路的台湾人命运，除非他愿意出卖自己。　　“二二八”时，他等于已经死了一次，但他逃掉了；接着，在一切的弃绝中，祖国、家庭、身份、情感？？所有的弃绝皆发生后，他的躯体弃绝了他。他死的时候五十七岁，只比现在的我大四岁。　　外公悲怆的晚年，给了我从政时期奇特的启示。当我觉得为了权力或生存已不忠于自己的心时，千万不要逃，不要投降，无须躲避。该来的，让它来；该离去时，勇敢地离去；人生不用拖泥带水。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2赖和（1894?1943），台湾彰化人，原名赖河，台湾着名的民族诗人。　　杨逵（1906?1985），台湾台南人，原名杨贵，台湾着名小说家。——编者注3坪，土地或房屋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编者注不要说我怪，一九三四年我的外公（左）即展现吾家不走常规的模样，原来我的顽皮与热血皆遗传了他。　　我的外公何集璧，年轻时眉宇透露着无比的自信。唯一看得出他日后将走上悲伤之路的，是他感情丰厚的双唇。　　《台湾文艺》成立大会，外公何集璧被推举为中部委员。这是台湾文学第一场也是最大的盛会，外公作为代表宣读大会宣言。（文茜宝藏）　　一九四九年，何家最后一张团圆照；那一年大陆易帜，隔一年我外公的乌日纺织厂被国民党没收。何家从欢乐终于走向时代不可逃避的悲剧。　　当母爱没有名字时　　　我一直不明白，这样的人为何闯入我的生命，带给我如此巨大的痛苦；直至母亲节。　　二○一二年母亲节，我人生第一回含着泪，双手紧抱年已八十的母亲，也是人生第一回轻轻告诉她：“妈妈，谢谢你，我好爱你。”　　一段迟来整整三十七年的话语！　　我和母亲一生缘分很淡；不过七个月，母亲把我交给外婆；从此我一面是备受外婆溺爱的孩子，一面是内心孤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幼儿。　　小学五年级，老师要学生们写作文，题目：“我的爸爸与妈妈”。父母在我人生一片空白，我既无法幽诉，也无能歌颂。于是写下一篇奇特的文字：“我的爸爸是可口可乐，我的妈妈是巧克力。巧克力含进嘴里，化在心里，它是世界上最浓郁的母爱，温暖每一个游子的心；当你颓丧时，可乐给你无限的勇气与助力，帮助人生坚强寻梦。”　　“我的爸爸与妈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父母。差别是，别人的爸妈会给他们钱，而我的爸妈，花钱才能买到他们。”　　是的，我的童年好似没有匮乏，又好似始终存有缺陷；直至十七岁。　　十七岁，我的外婆辞别了所有她爱的人，离开人世。那一年我回到妈妈的家，无论天空星辉斑斓或暴雨狂奔，夜里总躲被窝里大哭。当年电影主题曲《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吗？》（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正走红，台北满街放着这首乐曲，走在街上的我，总是一边听，一边哭。　　我的妈妈与外婆教养孩子方式完全不同，妈妈相信斯巴达管教。对我的我行我素，特别看不顺眼。我十七岁时，母亲已是一名成功职业女性；但一位单亲母亲，不论外表多么美丽，工作多么有成就，压力仍时时相伴。于是一个从小没挨过骂的孩子，天天挨骂；一个从小没做过家务的小孩，天天被要求洗碗晒衣服。我内心感受很简单，我只是这个家庭“2+1”的小孩，一名闯入者。那一刻起，我的灵魂从幼稚快速苍老，我开始理解世间情感不是天然俱生，它需要一点一滴的累积，一点一滴的回忆。　　而我与美丽的母亲之间，回忆是空白，情感是歉疚，付出是责任，一切都是不得已。　　回家之后半年，我写一封信给妈妈：“外婆已死，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妈妈，我能理解你的心情，突然接受一名十七岁的孩子，的确是困难的事；何况你只喜欢乖顺的女儿。我可以理解你的难处，但能不能容许我在你家住到大学，再过两年，我会悄悄离开，不再打扰贵府。”　　妈妈看了我的信，哭着向我忏悔，直说对不起。她工作压力大，弟弟妹妹功课不如我；因此才把许多压力交给我。　　母亲与我的争吵，并未因此结束；三十年来总是以不同方式登场，不同方式结束。我理性上感谢她收容我并对我负起养育责任；但心里那个“2+1”从未于脑海中离去。　　即使到了三十岁美国读书时放暑假回来，也是来匆匆，去匆匆。我从不打开行李，我判断母亲对我待家中容忍度不会超过三天，但我拿她的钱读书，有义务挨她的管教责骂；于是有若数馒头般，我总是算着日子，一天，两天，三天；好了，她果然如期爆炸了，我即提起完好如初的行李，住进早就约好的朋友家。　　母亲在我心中，虽不够爱我；却是我的人生典范。打从三四十年前，她已在台北金融圈赫赫有名。除了外表非常美丽之外，她的心也很美。金融圈中她帮助过很多人，包括已过世的白文正、荣安邱都曾对我竖起大拇指，称赞母亲的品格与善心助人。在尔虞我诈的金融圈里，母亲的成就，不来自奸诈钻营，相反乃因诚实与不贪。台北几名大户包括吴火狮、邱永汉？？都放心把大笔资金交给母亲保管，因为她从不对外宣告谁买进多少股，也不会把客户买进后涨价的股票据为己有；虽然这在股市里如此常见。由于诚实，也由于对金钱的品德，而非唯利是图，使母亲早在九十年代已成月薪百万的成功女性。　　我喜欢从远处欣赏母亲，欣赏她的娇媚美艳，欣赏她的崇高人格，欣赏她的正气廉洁，欣赏她的良善心软；但母亲性格强势，我与她缘分极浅，对她始终敬而远之，也从未理解母亲对我独特的爱。　　犹记十年前《联合报》制作“两代相对论”，访问我和妈妈，她一如往昔做了美美的头发，端庄华丽走入我家；而我平时也没那么邋遢，当天却刻意光脚、散发，不着妆。她直言受不了我的奇装异服，我讥笑她至今以为自己还在当小学班长；访问的记者问，你们会想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吗？妈妈正想开口“想”，我没给她机会，即说，“不行，我们住在一起不是她上吊，就是我上吊；而且我判断她上吊机会比较高；为了保护她的生命安全，我不能和她同住。”　　旁人听到的是我的慧黠调皮，我的母亲心中则是掉着泪，而且是无言的泪。她始终保存着一块对我童年的亏欠，我不是不明白；但为了抗拒一个强势的母亲，或者保护我曾深受伤害的青春岁月，我总是状似刁钻、状似撒娇、状似任性。　　直至母亲节那一天，她看我外表洒脱，但其实被前男友伤透了心。于是告诉我三年前往事；我的前男友经常情绪失控，遇到不如意事，即口出恶言伤尽所有亲近的人；这对我不是新闻，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过去我认为这是自己错误的选择，本该承担；我残忍地对待自己。至今我没有太大怨言，因为我相信这并非他的本意；他只是一个价值观有偏差且控制不了情绪的男人。　　直至今年母亲节。妈妈告诉我约莫三年前，他为自己家里某件伤心事嚎啕大哭，母亲正好在场。我的母亲是一位骄傲且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她的媳妇、女婿只有讨好她的份，没人敢顶撞她。那一天，她看我的前男友如此伤心，虽然自己脊椎断了刚刚复原不久，竟以伏地爬楼的方式，爬上二楼敲对方的房门，轻声劝他别伤心。结果我的前男友，第一回，开门辱骂她，关上门；妈妈仍不放弃，再规劝他，安慰他，他又开门吼叫一次，然后再摔门；妈妈当时脊椎已经非常酸痛，只好手抓着门把，半跪着门前仍继续安慰他，最终他开了门，对我母亲大喊：“滚蛋！”再关门那一次，他不知我母亲已无力站着，摔坐地上。　　母亲回忆往事，不为怨恨；她只是想告诉我，我和任何人在一起，她都祝福，只要是可以照顾我的人。当天，她三度挨骂后，没有忿怒，只流下了眼泪。因为她亲爱的女儿小时候没有妈妈照顾，妈妈渴望老来我有人照顾。而那一段不断关门吼叫的过程，让她深悟体会，她的女儿不会有她妄想的依靠。如果对待长辈尚且如此，可以想象私下女儿的处境。　　于是当我离开前男友时，我母亲只要我给对方祝福；然后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一句结语，“忘了他，离开他，你会更幸福。”　　五个月后，外界告知他已有了新女友，妈妈的反应正如我一生对她的尊敬：“这样最好，我们家过去帮忙他，从此对他更是一无亏欠。”　　我听完妈妈的叙述，内心惭愧不已。我常常忘了真正深爱我的是我最亲近的家人。他们在我的朋友需要帮忙时伸出援手，而我却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我顾及外人的自尊，却把母亲的尊严任由他人践踏。　　我问妈妈为何不早一点告诉我，母亲说她仍有幻想，但也很矛盾。她承认，这若是她的媳妇或女婿，她可能从此不让对方进家门。但这是我选择的朋友，她所以特别疼爱他，不是别的原因；只因怕我老来孤单，没人照顾。她想把从小亏欠的女儿，托付给一位可以照顾我的人，这样她才能放心离开人间。　　母亲说了往事，我和她先对望，接着泪流满面，内心既震惊，更愧疚。我那位看似骄傲、强势、自我中心的母亲，原来一直隐藏着对我这么深的母爱；为了我，她忍下人生不可忍之辱；为了我，她把自己摔在角落，只为成全一段不需要成全的情感。　　于是今年母亲节，我人生第一次丢掉“2+1”的心结，我惭愧也激动地拥抱妈妈。我亲爱的妈妈年已八十，虽然外表不复当年之美；内心却始终那么美。说完故事，她叮咛我：“不要怨他，一切已过去；以后我们母女扶持，妈妈虽然罹癌，但为了你，我会好好活下去。”　　看遍世态，尝尽爱情，人生的旅途，我终于回到了原点；回到我生命最早出发的地方。　　这才是所有故事的终点。　　二○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渴望之书　　　——给我在天堂上的外婆亲爱的外婆，你还在天堂里漫步吗？　　一九七五年早逝前，你总喜欢在家里的花园或街道上漫步。如果在天堂也是一个不断漫步的过程，今年你已足足漫步三十六年。你累了吗？想休息吗？还是你的天堂世界也如当年的世间人生，仍持续不断地用一针一线、一碗一瓢为早逝的女儿、丈夫，又筑起另一个永远不灭、充满爱的家？　　提起笔来写一封信给你，是我一生最困难的书写。我的笔仿佛碎了，因为驱使着它书写的心碎了；我的字体渐渐模糊了，只因止不住的泪水不断滴下。亲爱的外婆，人们说中文的书写是一种象形字体，当它模糊了，化为一团墨影时，是否就象征你在天堂照射的影子，向着我呼唤？　　从出生七个月，不离不弃独自扶养我长大至十七岁；我还记得离开台中车站时，你送别我的身影；你起初含着泪，最终大哭，我不愿拥抱你，倔强地上了北上的火车。火车移动了，就像我们无法静止的人生，你和我彼此挥着手，彼此距离越来越遥远；挺着老迈病弱的身躯，你停不住摇动的手，更停不住满脸的泪，最终我们在各自眼中，都只成了一个点；然后，完全消失。　　你如此心痛，留了十七年的孙女，终究无情地离开你，投奔亲生的母亲。亲爱的外婆，我不知道三十六年的忏悔够不够，三十六年的惩罚够不够？离开你时，我不知你病重至此；只知你恐慌地不敢在家中睡觉，那是一个你花了好大的力气，凭一个女人之力盖起来的美丽公寓。但你的心、肺、肾早已一一接近衰竭，医师却误诊你只是运动不足，或者有妄想症。你相信了亲友的卜卦，是因为家里被坏人下了诅咒，所以身体才如此不适；从此你带着我不断流浪，住着各个姨婆的家，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我离开你，或者准确地说是自私地逃开你的恐慌，留下一个独自悲伤、痛苦、疾病缠身而且把晚年的爱全给了我的老人。我自私地追逐人生的路，不想在不同亲戚家里漂泊；我天真地以为台北有一个家，我的母亲会呵护我，保护我的人生尊严。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你，离开一生唯一对我真正全然付出、毫不保留、无止无尽宠爱我的人。　　几个月之后，再见到你，你已奄奄一息，喘不过气来。隔日住院，你不太能言语，对着我笑，没有责怪，只有心疼。轻声悄悄问我：“妈妈对你好不好？”我没有回答，离开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回答呢？当天下午，你即大吐血，深夜抢救，血止不住，你仓促留下遗言，只有两句，其中一句：“文茜还没长大，我死得不甘心。”医师为你打下吗啡，止住了血，但也止住了你的心跳，止住了你六十六年苦命的人生。　　我一生所经历最深、最无私的爱，也在那一刻从此终止了。　　你走的那天夜晚，我望着夜空，没有流泪。夜空那么崇高，伸手也够不着，星星灿烂地闪耀着，台北的灯光仍有一点灯火。是谁在这深夜里，还没睡觉，陪伴孤独懵懂这一切的我？　　从那一刻起，我已认知自己真正失去的；心理上我知道我已成了一名实质的孤儿。我仍有父亲，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仍有母亲，但那是一位曾经生育我，十七年之后彼此才渐渐熟悉的陌生亲人。亲爱的外婆，我长大后，许多人称赞我勇敢，他们不知道那是因为打从十七岁失去你后，我已认清自己的命运。我的人生再无依靠，我必须挺直腰杆，靠自己往前走。你生前面对艰难人生的乐观态度，在我的身上从此成了无穷宝藏；人生困境时刻，哼着歌，笑一笑，什么事也就熬过度过了。　　我比起多数人不害怕死亡，一大部分原因也是我早已失去人生挚爱。或许后来的三十六年间，我曾迷惘地追寻，想填补十七岁时人生破掉的大洞。寻寻觅觅，走至今日，五十三岁了；我的人生也只如一艘老破帆船，除了黄昏，除了船下的水浪，除了每日早起的旭阳，固定捎来短暂的快乐外，世间已无太多眷恋。　　其实我并不如旁人眼中那般勇敢，自从你离去后，整整三十四年，我不敢参加你的丧礼，不敢拜你的坟；准确地说我无法面对你的死亡。冥冥中注定吧，两年前，我才第一回和舅舅、阿姨、妈妈一起为你扫坟。你与外公合葬于台中东海花园公墓，两位早逝的老人家，孤伶的墓碑伫立着，两旁土葬的坟地皆已成废墟。我与舅舅们决定为你整坟，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一刻终于长大；一个佯装勇敢的人终于睁眼正视人生的失落。那一年，多么凑巧，正值你百岁冥诞。你的生日十月三十日，我为你举办音乐会；你的孩子们几乎全到了，许景淳在台上演唱你生前最常哼唱的《雨夜花》、《荒城之月》，我用计算机合成技术把你打扮成巴黎姑娘、上海少女、日本贵妇等等，绘出不同装扮的画像，那是你一生没有完成的梦，而竟也是我一生唯一为你做的事。你把一切给了子女，从来没有为自己庆寿；这是你第一次的生日Party，在你死后三十四年。　　你的丈夫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时代的人。陈芳明教授近日出版《台湾新文学史》，第五章第五十三页中提及你的丈夫。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诞生，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八十余位作家自台湾各地齐聚台中市。“从来没有一个场合，能够同时见证如此庞大数目的作家聚会”，参加者包括赖和、郭水潭、陈逢源、王诗琅、叶荣钟、张深切、杨逵……这场文艺大聚会举行于台中市西湖咖啡馆二楼，会场贴满了标语，包括“宁做潮流冲锋队，莫为时代落伍军”。大会结束时，你为时代冲锋的先生代表八十多位文人宣读“大会宣言”，“自一九三○以来，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恐慌，一日比一日深。看！失工失业的洪水，大众生活坠落于穷困深渊底下，我们决定把大会当最好的契机，进一步奋斗，把文学作品介绍到民间……”你的先生在那场大会上，与他最好的朋友赖和、张深切被推举为《台湾文艺》中部委员代表。那一刻起，你的人生也为之震动了；家不再是豪门世家长媳的托身之处，家变为一个丈夫宴客川流不息之地；家，变为你一个人独立抚养子女的代名词。你曾是清水的大美人，带着无穷的憧憬嫁入何家，从此你的生命又开始了另一段飘零的旅程，丈夫把自己连七弟都献给了时代，你则每天守在孤独的窗边守候晚归的先生，担心他的安危。《台湾文艺》出刊后，每一首抗争大时代的诗歌散文，竟写不出你雨后站在大门窗内，日渐苍老孤寂的身影。　　你先目睹了丈夫的变化，再目睹了时代一段比一段悲惨的考验；“二战”期间，你失去了一个女儿；“二战”过后，你的先生逃过了“二二八”却逃不过恐怖的阴影，终至彻底崩溃。在一切残酷的时代巨轮的烙印下，你含着泪，有时忍不住大哭，却始终坚持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不论多少深藏的悲痛、无声的失眠，白天你总提起菜篮，像仪式般为全家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　　你那么爱美，除了给自己藏点翡翠外，什么都给了孩子。天堂上的你可知道，每一次全家聚一块儿，唱“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家门窗”，没有一个家人不流泪；因为我们咏唱的不仅是一首歌，而是你如同歌词般无尽的爱。　　亲爱的外婆，你一定没想到今年的我也已五十三岁半了；和我同年纪时，你已成了寡妇。当年抚育着我，孤独的你每夜入眠之前总轻轻抚着我的背，让我把手搁放在你的胸前；甚至到了上幼儿园大班、快七岁的年纪，你还宠着我每天出门帮我穿袜，回家翘腿喝奶瓶；阿姨们看不惯，你不客气地反瞪她们，心疼地说：“她从七个月起就没有妈妈。”宠爱着、呵护着，甚至上高中，你都怀疑我有没有能力过马路，能不能自己骑车上学；你的记忆中，好像我永远只有五岁。　　迟了多少个年头，迟至我也接近中年，你才从我的睡梦中飘离；我也才从一个生命停格于十七岁的“小孩”苏醒，把当年被迫终止冻结的爱，慢慢融化。　　诗人们曾经说，如果仰天长望，月光有时会铺成一条路，带着我们去见人生中最思念的人。昨夜，月光明亮，现在的我有如当年的你，也是孑然一身；亲爱的外婆，在你一百零二岁生日那一天，你我可以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共同向上天许愿，让月光铺成一条路，我发狂地奔向你，紧紧地再次拥抱你吗？　　那是十七岁的我离开你时，亏欠你的最后拥抱。　　二○一一年十月十九日右边的大美人，是给予我最多爱的外婆，这是她十九岁时拍的照片。　　外婆在我们的打扮下，终于成了她一生不敢实现的现代女性。　　沉默的父亲　　　时代过去了，他还没有过去。　　现在他的身份是高雄市某医师的父亲，孙女回来时还依照旧俗例行与全家拍个照。多数时刻他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独居南台湾某个乡下；与家人不沟通，不来往。　　城市的灯光嚣张又喧嚷地在他身边亮起，取代了当年的炮火。五颜六色的招牌，照亮城市每个角落，但他的人生始终黑白，甚至始终是一出默剧。他不能期待，不可言语；太多话会翻滚人生无法承受的沉痛与悔恨。十六岁拉夫，二十岁来台，今年八十三了。一晃眼，人生唯一允许自己激动的那一天，只有两岸开放探亲时，迫不及待地奔至香港探看妈妈。妈啊！妈啊！你身上的味道儿子四十年没闻到了，离家时连和你跪别的孝道，儿子都没做到。　　一个甲子，当年一块被拉夫的，有的早战死壕沟，有的负了伤，勉强背一段路，身子越来越沉，放下一探鼻孔，才知断气了。十六、十七、十八？？二十，时日好快又好慢。每一分钟度过，就多死一名弟兄。二十岁的青春，生命竟是倒数的；每天等待下一个死亡的是自己。没想到来到一个陌生的岛屿，竟然一住六十三年。原本应瞬间消逝的生命，竟也这样拖拖拉拉，没有消逝，过了六十三年。　　于是，组个家，与妻情感不睦，与儿大闹一场，甚至登报声明“某子从此与本人无关”。分离又怎么样，人生早在六十年前已报废了一半，故乡早已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地方；死亡是常有的事；孤独，唉！太小的事了。　　今年父亲节，我收到一封高雄徐医师寄来的信，描述以上他与父亲的故事。徐医师现年五十岁，五十年人生里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埋怨，就是冲突；父子关系恶劣至爸爸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母亲为了袒护儿子，与父亲也闹翻了。徐医师的父亲这几年一直过着独自的生活，年少颠沛，年老孤寂；家人们也逐渐放弃了对他的关心。徐父每日唯一的依靠是收听我的广播节目《文茜的异想世界》，跟着一个老了但爱浪漫的女孩听音乐、周游世界资讯、聆听不同人物的访问故事。　　父亲节那一天，徐医师通过东森财经台总监李惠惠找到我，提出了一个很特别、很感人、很动人的请求：这么多年了，他想向父亲表达敬意，但他说不出口。一个已经不习惯表露情感的儿子，想借由一名陌生女子，告诉爸爸，“爸爸，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我们知道你的辛苦”，“请文茜小姐代为转达我们全家人对父亲的敬意。”　　徐医师请我代念的信内容大致如下：好久没有如此开心地醒来，哼着哼着：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一首几十年没哼过的老歌……　　好熟好美……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头发上……　　很气非常气，为什么总扯上了战争，谁写的……　　泪光中映出了爸爸这一生的经历那个烽火连天，少小就离家……　　破碎的年代再大的痛也绝不哭不会哭、会忍，是我的爹几十年没流泪了我在广播中朗读后，徐医师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回信给我，并客气地附送一大盒吴宝春面包。我很高兴这个父亲节，是五十年来，他们父子最相爱的父亲节。　　面包箱里，放着一张徐医师的全家福。徐父安静地坐着，头发苍白，脸颊圆润，无甚表情。旁人看不出风霜，望不着悔恨。只知西风残照，岁月也残照，毕竟八十三岁了；他已习得平静。　　照片中徐父的嘴唇紧闭；事实上，他已沉默一生。唯独喜欢听一个爱说话的（老）女孩的广播，她的时代有歌、有笑、有泪。但老先生的时代，只有苍凉、悲壮。流泪不是他们的权利；笑，只有人生绝望时，仰天狂笑。狂笑上天，也责问上天，这是什么时代？为何对中国人开这么一个大玩笑？活过“二战”，再来另一场更残酷的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国共内战？　　徐医师与他父亲的悲剧不是唯一。他们父子尚可冲突、尚可埋怨、尚可五十年后来得及表达敬意，王应文则连这个机会也没有。　　王应文的父亲王生明，是一九五五年“一江山战役”的国民党军司令。当时抗美援朝已结束两年，美军决定协防台湾，转向支持蒋介石。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虽已失去大多数中国大陆领土的统治权，但仍有一千五百公里海岸线上的岛屿，掌握于蒋介石军队手中，从浙江海口的大陈岛、一江山，南至海南岛、金门、马祖及台湾。一九五五年王生明接获命令，“死守一江山”，等同一纸军中死亡令。于是从大陈岛出发前，一行人特别被允许先回台湾探望妻小，并由蒋介石颁赠勋章。他们是台湾岛屿当年的“神风特攻队”4，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打一场绝望的战役。勋章挂胸前，别上去，换一条王生明司令的命。　　出发前，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照。那个时代台北的照相馆不多，泰半集中于衡阳路；照相馆老板多年后回忆，前来拍照的往往不是有钱人，而是穷困的军人。拍的全家福多半除了不识事的孩子以外，丈夫、太太均无笑意。有的脸上挂着生离死别的悲伤，有的只差没泪流满面。　　王生明一家是衡阳路照片故事中的一张，全家福上妻子满脸悲凄，先生表情苍茫。只有儿子王应文，大大的眼睛瞪着镜头，就怕自己闪失了那一瞬间。　　旺旺中时集团拍摄纪录片《最后的岛屿》，王应文回忆与父亲最后一别。父子二人走到基隆码头，轮船已停泊岸边，这里已是马路的尽头，也是父子关系的尽头。父亲舍不下就此分离，于是拉起不到十五岁儿子的手，一切近在咫尺，战火即将开打。父亲的心，不知如何告别一个尚未长大的孩子；于是又回头走了几步，送儿子至路边公车站。顿时，天下起了大雨，在空旷的码头，没法避雨的时间，没法避雨的地点，雨哗啦哗啦淋湿了父子二人，父亲的眼泪这才止不住地流下，在雨水间，尽情地宣泄他的悲伤。　　时光幽暗，万般不舍，无助的父亲此时只能掏出口袋中的手帕，试图想遮挡根本挡不住的大雨。这是生命走向微弱光芒的父亲，能为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大雨滂沱，像一个挡不住的大时代，父亲必须走上他的职责，走上他的末路，走上他的悲剧，走上他的烈士人生。手帕那么小，却代表一个父亲无力却最感人的祝福。　　王应文如今年已七十，还藏着当年的手帕，接受《最后的岛屿》纪录片访问时，告白了一段终身遗憾：“我真后悔，当时没有紧紧地拥抱父亲。”声声哽咽，眉间扭曲，呼唤一个叫不回的时代。　　往事如烟，那是对我们。对历经战火劫难的一代，昨日其实一直近在咫尺。我认识多位与徐医师父亲有类似经历的老兵们，在以时光堆积而成的岁月里，他们多半选择沉默以对，以不语和那惊心动魄的痛心回忆，保持距离。只有月迷津渡，人一下恍神时，才意识到自己已永永远远逃离了那场难以言喻的生离死别。　　当时的他们，多半仅是十五至二十岁，没真正长大的小娃儿们。　　于是每个类似的家庭，都有一名沉默、不会表达情感，甚至表面上好似不会爱人，也不懂得爱的父亲。　　他们永远只选择站在世间苍茫的对岸，不回忆，人生就是一条陌路。　　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有一天，他的孩子们终于明白时，奔向他，来得及给他一个最后的拥抱。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4神风特攻队，又称神风突击队或神风敢死队，“二战”时期由日本天皇设立的为扭转战败局面而实施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编者注红尘不语，悼念凤飞飞　　　秋鸾回家了。这一次她把自己化成灰，才回到桃园，回到曾经陋巷的故乡。所有喧哗，在一切化为灰烬后，才再度响起。而舞台上，已经没有了她的肉身，甚至残影也不留。这一回孤独的反而是等待主人的灯光，孤零零亮在那儿，以及众多不肯离去、不能接受她已逝的人们。从青丝到白发的“凤迷”们，至今仍疑惧着这个消息：“凤飞飞死了，凤飞飞死了……”　　回到大溪的凤飞飞，决定以林秋鸾的本名放置牌位。她的生命好似曾经灿放如花，但她从没忘记，自己只是一个乡间女孩，出生于贫穷岛屿时代；她记得更多的不是掌声，而是舞台灿花外深埋落花底下的灰烬，那些太多年轻时为了爬上舞台所埋藏的辛酸。　　她是加工出口区的女工们心目中永远的歌后，她的离去让我们忆起台湾过往的年代。不过四十年前，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区及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区，每日数十万摩托车大队女工们，戴着口罩，一片污浊灰烟的空气，清晨骑车进入作业工厂。日间如机械般工作；在违反人性的工作环境中，陪伴的只有凤飞飞的歌声。凤飞飞《祝你幸福》的歌曲，帮助女工们悄悄为自己“送上爱的礼物”；于是“人生旅途，有甘有苦”，女工们以“坚强的意志，流下汗珠”，创造了台湾奇迹。“土土的”秋鸾演唱，“祝”字念成“ㄗㄨˋ”5，“幸”唱成“ㄒㄧㄣˋ”6??她与女工的身世相当，一个从小没鞋穿的孩子；米买不起，屋不遮雨；童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砂石场司机阿爸回家时，分食一口厂房配发的便当。她与女工们的“国语”皆字不正、腔不圆；但她们的汗珠在工作台上，在那个年代，老老实实、圆圆正正地为台湾出口外销赚进了第一大桶金。　　于是不知不觉中，七十年代整个岛屿皆泰半活在凤飞飞的祝福中。台前的凤飞飞永远笑容满面，台下呢？在三台7垄断的演艺界，她要往上爬，她的“纯朴”要被认同为“典范”而非“俗气”，那是一段红尘没有人忍心道出的秘密。她只有初中学历，但她的人生智慧显然远远超过多数高学历的众人。面对死亡，她不语；面对家庭穷困的重担，她一肩扛起；面对复杂演艺圈、黑道把持的餐厅秀、党国控制的三台？？桃园陋巷的女孩秋鸾以一如工厂女作业员般的坚强毅力，一点一滴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一年又一年岁月，“经历多少失败，吞下多少眼泪”，最终才让自己攀上了“一道彩虹”。　　而这些都不只是歌词，也不是节目名称。　　她不是一蹴成名。正如当年贫穷的台湾经济，至今回首，好似一部倒叙的电影。如果不是凤飞飞走了，我们还记得那个疼痛、贫困，但毅力充沛的时代吗？没有人埋怨，街头巷尾皆为了脱离贫困，决绝地把命投入。王永庆背着米袋，张荣发望着大海，新竹科学园区只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老树社区，十五岁的秋鸾此时踏上了舞台。在世界地图上，那是岛屿经济准备攀登高峰的第一大步。　　凤飞飞没有任何背景，充其量只有一个约略知道如何打点小交道的“凤妈”。从十五岁唱到二十七岁，直到碰上人生挚爱，朋友说服妈妈，此时她才把自己对爱的强烈渴望释放出来。　　在此之前，歌词中的“爱、恋、梦、誓言、祝福”，唱在嘴里；那么痴狂，那么投入，却只能一一看破；她的灵魂里住的是贫穷，她没有爱的权利。　　人生不能有奢念，哪怕爱情。工厂里的女工与凤飞飞的生命平行而进；女工们回家时也是骑着摩托车，轰一声，齐门跳出一个压抑人性的工作场合，顶多夜晚寻梦。凤飞飞在二十岁大红之前，晚上还得招呼豪华酒店或云海酒店不同名称的餐厅秀，几名特别捧场的华侨客人。纵使有着百万大军的女工歌迷，但那不是买得起百万张唱片的观众。　　她出生于一个贫困的时代，也代表那个年代贫困的众人。研究台湾七十年代政治经济的人类学家曾经如此描述台湾加工出口的奇迹，“一条街等于一条自动生产线”，“从万峦至高雄港四十分钟的路程，即是世界生产线上最绵密的聚落，每一个路口出去，即是一群埋着头、不断工作的妇女。家家、户户，皆如此。”“走进楠梓加工出口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摩托车，有如世界奇观……”当然这些历史景象后来皆被“深圳纪录”取代；但老天眷恋，在相同机械般的工作环境中，上天怜悯赐给我们深圳农民工所没有的朋友，一个名叫凤飞飞的女孩。她的长相、装扮、出身、咬字、歌曲，给了岛屿女工们的人生一点点假象、一点点骚动，以致她们彼此皆忘了自己在世间的卑微。在灯光全灭前，掌声响起，多少忍耐，多少等待……然后台湾的经济真的起飞了。　　此时，属于凤飞飞的爱，真正的爱，才飘进她的生命。如果仔细观察凤飞飞一生的照片，她最灿烂的笑容，皆出现于二十七岁结婚成家之后。至此她脸庞的笑容不只是为了一场专业演出，而是来自内心幸福的绽放。　　这一切，对她多么不容易啊！因为一个苦命但风光的女孩，在可预知与不可预知之间，从来不敢奢望日后她可享受近三十年真实且贴近的“幸福人生”。　　凤飞飞曾回忆十五岁刚进歌坛，离家北上三重埔打拼的苦涩记忆。当年的她孑然一身走在空旷大街上，人生只奢求一杯暖手的热茶。秋鸾的歌坛之路，初期是每天到酒店驻唱，取悦观众但想办法阻挡客人的“过度热情”，然后夜里从台北市南京东路徒步数小时，走回三重埔阿姨的家。这么悲苦的人生之路，难怪她最喜欢的电影是《魂断蓝桥》。美丽的女主角芭蕾舞者玛拉于“一战”空袭警报时，也是在回家的路上邂逅了上尉罗伊；两人许下婚约，却因罗伊接获参战命令，被迫分离。接着就在罗伊于战场上仍想办法安排女友与母亲会面前夕，罗伊阵亡消息传来；玛拉不忍将罗伊死讯告知他的妈妈，这是她能为自己所爱，最后做的事。痛苦万分的玛拉，仍依约与阵亡男友母亲会面，她什么话也不说，什么表情也不流露。在男友母亲眼中，她儿子心爱的女人，原来只是一名冷漠的情人，于是拂袖而去。　　绝望之余，战争中的舞者沦为娼妓；但某日，就在战争快要结束前夕，罗伊竟然出现，阵亡只是误传，他与玛拉相遇于玛拉经常拉客的火车站。多么讽刺，两人重逢，玛拉已断了气的生命，顿时再起骚动。她仍有爱，仍有渴望，但她已不再是当年的她。于是一番挣扎后，玛拉重回两人初遇的蓝桥；她绝望地看着来来往往匆促的车辆。人生回不了头，她终于冲向马路，冲向足以辗碎她的身躯与灵魂的车辆；只有如此，才能结束错乱的人生。　　《魂断蓝桥》是凤飞飞一生最爱的影片，我第一次看到相关报道时，很想问她为什么。一九九六年我曾任职EMI唱片集团公司总经理，凤飞飞当时是我们旗下的重量级歌手。当时的她已不太发片，时代变了，在罗大佑为她制作《追梦人》后，唱片市场逐渐转向张惠妹、梁咏琪等不同类型的女歌手。我见到她时，她已享有了毋须追梦的幸福。于是那个始终没有开口的疑问，一直保留至今。从台北走回三重数小时途中，饥寒交迫的秋鸾，是否一度曾认定自己的人生，必然是魂断的悲剧？以致当她二十出头，唱起《祝你幸福》、《枫叶情》时，歌声早已透露她的年龄不该拥有的沧桑……　　二○○九年，不幸的，她以为人生远离的“蓝桥”还是出现了。终生伴侣走了，前尘后世的轮回中，女主角也决定离去。在一个不语的寒夜里，她静悄悄地走；不需要光彩，一个简单的仪式火化了她的肉身，度过无数人生故事的圆与缺，凤飞飞决定不让自己活在回忆里。　　人分别，心相随。她得了与丈夫相同的绝症，这位自小坚忍的歌后，回首看见生命中的完美与不完美，她决定勇敢且孤独地面对最后路程。那个歌后又重生了；以相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静静地等待死亡，不语、坚忍、勇敢。此刻，她只想唤一个叫不出的名字。　　这是她人生终曲时最大的悲伤。她是名伟大的歌者，但人生终了，疾病使她不仅不能歌唱，甚至无法言语。于是，曾经代表台湾某段岁月的标志性人物，等不及春雨，一月安详平静地离去。　　风华人世的亮丽，早已望穿。卸下一切，她以林秋鸾之名，回到孩提成长的大溪寺庙。一切回归原始。这是凤飞飞悟道的人生。　　而我们呢？一直等到她的死讯公开时，才惊慌拾起伴随我们成长的记忆。如今加工出口区已成废墟，当年的女工们已白发如丝；岛屿流行追逐的人生，不再是秋鸾熟知的世界。　　红尘还念着她，但她已不识红尘。　　二○一二年二月十五日5台湾地区目前尚在使用的汉字注音符号，指“zù”。——编者注6台湾地区目前尚在使用的汉字注音符号，指“xìn”。——编者注7台湾地区官方三大频道：“中视”、“台视”、“华视”。——编者注凤飞飞是加工出口区的女工们心目中永远的歌后，她的离去让我们忆起台湾过往的年代。（CFP提供）　　老书柜　　　昨夜我在梦里，努力地回想我童年时候的老书柜。　　老书柜属于祖父，像他的生命阴沉却丰富地放在旧书房的角落。祖父长年卧病在床，长了两撇郝柏村8的眉毛，不甚亲善。老书柜有三个人大，厚厚的桧木，毛玻璃在外，里头堆满了各式各样祖父收藏的“宝物”。　　我小时候总觉得这个老书柜里，藏匿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毛毛的玻璃成功地挡住人们的视线，却又引诱着你一探究竟。祖父咽气以后没几天，我便抱着“被诅咒的兴奋”进行翻箱倒柜的工作。　　我才约莫五六岁吧！死亡对一个小孩而言，又恐怖、又遥远。你不确切知道它的意义，你只知道人在面对死亡时的癫狂。你看到道士、法师，所有幻想、狂乱的事物，不停地重演死亡之剧，“他死了，祖父死了，终于病死了……”。　　祖父出殡那天，家人把我丢在家里，我闻着唢呐声走远了，便搬了张凳子，兴奋地，是的，像所有犯罪者般兴奋地推着书柜的门。起初，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卡住了，我死命地推，刚开始推不动，突然“哗”一声，玻璃撞上了书柜边板，迎面而来的是一阵霉味。　　我显然对堆得整齐成列的书册没什么兴趣。我的手被古怪的动力驱策着，有阵子我觉得我在寻找人头骨这类的可怖事物。每个密闭的木盒，都被我当成埋藏邪恶的所在，怪异的念头一再地在骨髓里召唤着我的思考，忽而具象化，忽而只纯粹地剩下一种对邪恶降临的企盼。　　我翻完了所有的木盒，下个目标是位于玻璃门下的抽屉。这个书柜显然是当年福州师傅精心打造的，长了锈斑的门扣子，带点花边，看起来倒像小秋千。虽然是着实地平铺在桧木表面，但总觉得风吹过来，它也会像秋千一样晃来晃去。抽屉只开了一半，就拉不出来了，里头塞满了各式凌乱的物品。针筒、绳子、钉子、铜板、小碎布、老照片、塑料袋、医师处方、祖父的气喘口罩……还有几根蜡烛。由于它显然是用来装日用品的，神秘莫测的气氛突然间断了，先前那种痉挛性的谵妄，突然不见了，我反而惊觉四周悄然无声，而祖父就断气在我背后三步路的椅子上。　　祖父死的那天清晨，四阿姨仍旧于清晨依例打扫，只听她“啊”的尖叫一声，将扫把一丢，便边跑边呼号“欧多桑9死了！”。祖父死的时候，两旁无人，孤独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从此没再看到他的脸，只在厨房时听帮佣的人说，舌头吐了多长、眼睛不闭目等等。　　站在凳子上，我四旁围绕着虚空，更确切地说是和虚空结合在一起的恐怖空间。我突然后悔没有在祖父出殡前，跟着跪着痛哭，或随着整个祭仪起立、走动、绕着火圈转……我想下去，离开凳子，丢下书柜，冲出这间书房……可是我不敢。因为这么一来，我便得转头，面对祖父咽气时所坐的椅子。我的脚、背都逐渐扭曲了，也不知道站了多久，头靠在原本呼唤我探究书柜的毛玻璃上，有阵子我觉得这一切便会这样无休无止下去……直到人声逐渐回来。　　福柯曾经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论文，说人类解释“世界之谜”的方法只有一个，“一种刽子手的探索”。每次我听到人们愤恨不平地谈论历史时，便想起祖父的书柜，和我童年邪恶般的探索。或许书柜里真的埋藏了巨大的秘密，可是秘密底下也有人生平凡的片段，那些蜡烛、针筒、碎布。而每个寻访过去的人都像刽子手，即使明知道你手中有刀，袋中有律法，心中有正义，但挥刀时刻，那种“恐怖”却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可避免的不安。　　或许人，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政治人，不得不学习在恰到好处的时刻终止自己在历史中的寻觅。假若历史总是能让你找到一些不平，那么人只能重复着苦痛，即使你自信站稳了每个立场，你仍然不得不在某些时刻承担刽子手的不安。　　这个历史凳子，是不该随便站上去的。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8郝柏村，即郝伯村，江苏盐城人，中国国民党军事将领，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编者注9日语，“父亲”的意思。——编者注啊！Gaga　　　走进访问室，她已“坐”在椅子上。不，正确的说法，她已把“恨天高”斜摆在椅垫上，半卧于黑色沙发上。　　Lady Gaga头发束得高高的，发一半银，一半白，缀着香奈儿白色山茶花。这个装扮在她出道三年来的分数，并不出色。不过她仍有一套宣言，“我想让黑与白、阴与阳在我身上打一场战役，目前不知谁获胜。”　　专访时刻，Lady Gaga不太像舞台怪物；反像有点娇羞的小女孩。　　不是吗？她才二十五岁，既无迈克尔 · 杰克逊不幸的童年，也没有麦当娜同样二十五岁出道时拥有的成熟，但她已然是一代巨星，征服半个世界。出生于纽约富裕家庭，从小受尽爸妈宠溺，人生正如美国现下二十岁年轻失落的一代。而她与失落一代最大的差异是十八岁时，勇敢地搬至下东城（Lower East Village）。周末从下东城脏乱、罪恶，但同时狂放、创造力十足的波威里街（Bowery St.）搭车回林肯中心附近的家，这六十条街，穿越了纽约两个世界，两个极端阶级：上流与下流，肮脏与整洁，无趣与疯狂，伪善与口不择言，虚弱与强壮。Gaga穿梭其间，把纽约的一切，玩弄于她一个人身上，然后创造了属于她的时代。　　她修读纽约大学（NYU）表演艺术，念到一半，休学跑至下东城舞厅夜店当Go Go Dancer（台湾翻译成艳舞者），这种辍学风好像美国几位天才比尔 · 盖茨，马克 · 扎克伯格都干过。我访问她时，问她哪一个经验对她比较重要，本以为她会说“学校是个Shit”，没想到她很诚恳地表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课程，同时教会了她不同的表演艺术。她的演唱会与剧场的训练完全一致，歌迷们归类为“怪兽族”，享有共同手势、意念，甚至通关密语。这种将歌迷与自己创组“共和国”的宣传法，过去时代里只有希特勒干过；而希特勒年轻时本是一位潦倒、天分不足的艺术家，艺术之路不顺遂后才改从政。　　Gaga总是迟到，接着靠撒娇请求原谅。这使我莞尔，她的生日与我只差个两天或三天（因计算时差而不同），两人同属白羊座。我从小总有迟到的毛病；理由不是目空无人，而是出发前太紧张细节，结果越搞越糟，终致迟到。和她交换这个经验，她听了哈哈大笑，邀请我加入她的“怪兽共和国”。　　我拒绝了。因为太老，我足足大她二十八岁，我怕“共和国”里，她那群可爱的怪兽，会集体叫我“妈！”。　　需要和她谈深奥的道理吗？专访Gaga时，她连续提了两次创作目的是为了表达某些“政治”意念。旁边陪同访问的台湾唱片公司人员替她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她根本来不及知道访问她的人什么背景。她说了第二回“政治”时，我忍不住问她：“你所指的政治是什么？”她提了一大串，“同性恋、年轻人的迷惘……”我不能说她错，她聪明地以“政治”二字转换平凡的理念，这使一切显得更强烈、更Gaga。　　多数谈话时刻她总是细声细语，与她舞台上尖叫浑然天成的厚实嗓音完全反差。就像她近日宣告自己进行的实验，“黑与白”、“阴与阳”在她身上打架。这个女孩显然喜欢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她对世界或许所知不多，却毫不犹豫大胆实验，这种特质因此成就了她成为一代巨星。　　她曾上过奥普拉脱口秀，出席英国广播公司（BBC）首屈一指的主持人的节目The Graham Norton Show，许多观看者皆评论那真是一场灾难。谈话中的疲惫与空洞和她在舞台上演唱《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犹大》（Judas）、《狗屎事》（Schei?e）、《自由发则》（Hair）的时候判若两人。她忽视目空这些前辈们？事实上她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最大牌的人物撰稿作家斯蒂芬 · 弗莱（这家伙只写死去的人，唯一写了两个活人，苹果创办人史蒂夫 · 乔布斯与Lady Gaga），为了上Graham Norton的节目，她十分投入。她想说自己的不足，话到一半又咽了回去。　　她只属于舞台，而非开口谈话。　　二十三岁一出道即征服世界，二十五岁已及顶峰；她得到的很明显，失去的呢？她曾说自己最酷爱旅行，这给了她无穷的创意。但现在的她到哪儿都被歌迷包围尖叫，英国《金融时报》的老牌作家弗莱观察她助手的情绪，发现Lady Gaga的助手们普遍年轻，举止轻松，他们似乎还算热爱这份工作，但每个人皆过度保护着她。不幸我在台北晶华看到的也是如此：我们进门前，就被要求静候，一名光着头的老外，后脑勺还有一大条手术疤，不客气地指着我，问环球唱片公司的人，“她是谁？”仿佛我是个狗屎，他是一名神派来的刽子手，随时可奉命杀人。我回瞪了他一眼，进入房间，一张黑椅GaGa坐，对面为我准备一张白椅。她带着笑意，我将面条装的制作过程以iPad秀给她看时，助手又开始“鬼哭神嚎”，我回头叫一声“Shut up”，他们从此闭了嘴。自此，我们的访问极为顺利，没人再打断。这群人似乎习惯与脏话为伍，围绕Gaga身边的洋班子，总以吆喝语气欺负台湾当地唱片公司的同仁。当Gaga说，她想多谈政治，包括同性恋、平等……我打断她问：“谁与谁的平等？”她回：“一切的平等，包括种族。”我笑了，顺便瞄了她身边那群洋人一眼。问她二十五岁已然征服世界，但在层层保护下，即使飞行了大半世界，能看到什么？还能像年轻时径自游走肮脏但梦想澎湃的地方吗？她肯定地回答，“可以，我仍有许多方法把自己藏起来。”　　这是成名的盲点，也是上天公平之处。她得到很多，但总得失去一点点。台中演唱会舞台发自她的构想，她显然从旅游台湾得到的创意甚少，以为张艺谋的红色灯笼便代表了中国。Lady Gaga的音乐创造力仍在上升，但使她真正成名的表演艺术，三年来相比较而言，除了牛肉装与光头外，似乎正在走下坡。　　但她瞬间的创意爆发力，恐怕十年间仍无人能取代。正如她的歌词，人总是可以重生，只要未失去那个无可撼动的“女神自我”，Lady Gaga不会失去巨星的地位。才二十五岁，她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如迈克尔 · 杰克逊，人生起起伏伏；但当他离去时，他象征的时代，永远凝结于他的名字。　　Lady Gaga为什么那么受年轻一代欢迎？在台中演唱会现场，她聪明地先以古典钢琴弹唱《自由发则》（Hair），接着躯体一路爬，没有一个弹琴的女孩曾这么做。她翘起屁股，终曲时甚至右脚踏在键盘上，把从小禁锢我们的“Manner”（教养），变成狗屎。不要说年轻孩子，连我这半百老太太，想到我那个教养孩子严厉的妈，若眼见此景的尖叫声，就爽透了。　　二十五岁她已历经太多奉承、注意、痴狂与批评。我最喜欢她回答自己身为艺术家时，坚持的平凡。她说多数时刻，她并不花俏，除了衣着之外；平凡让她随时可以回到幕后，心无旁骛专注于舞台、音乐录像、创作等每个细节。《天生完美》的音乐录像带一开始以子宫呈现她卵生外星人降生地球成为女王，就是她本人的创意。至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专栏曾批评她“靠自我造势与支持社会弃儿也能大赚一笔”，甚至于“彻头彻尾的造势，与精心策划的谎言”等评论，我很高兴她看都不看，完全无意拜读。It’s cool, Gaga!　　她左臂上刻了一段刺青，德国诗人里尔克（Rilke）的诗句，“夜深时刻，向自己承认，如果你被禁止写作，你会死去。凝视内心深处，这就是答案的根源。”爱在浴缸自摸的她，看到这段刺青，无论怪兽歌迷们如何场外尖叫，她应懂得时时凝视自问吧。　　二○一一年七月五日与GAGA拼场，面条装定装过程。　　带着Gaga女神的书，走进访问现场；她生日只差我两三天，但年龄小了我二十八岁。　　新春祝福麻瓜霍金　　　每一个新年，我总会特别注意那个被《哈利 · 波特》小说称之为“麻瓜霍金”的人，是否还健在？我很高兴今年不仅没听闻他任何健康恶讯，还看到他在Facebook上偶尔与网迷们争论外星人是否存在。进入霍金的脸书，宗教信仰栏上先注明：God does not exist（上帝并不存在——编者译），内文才是朋友们讨论外星人有没有金融商品，有没有帝国乱印钞票，吃不吃巧克力；或是137亿年前宇宙爆炸是不是某一个更厉害的高级智慧生物制造武器，无意间形成的灾难？而137亿年前，大爆炸之前又是什么？　　人活在宇宙中，与人活在“小现实”中，最大的差异是想象力。人一旦掉入小小的“现实”，人生便不可能过瘾；容易紧抓着俗世的框架，爱钱、好名、争面子、怕死，以及不可避免的笨脑筋。其实所有宗教家们教导信徒超越的，都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世俗困境。霍金不相信宗教，他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但由于他思考的宽度是宇宙，使他无意间比宗教人士还超脱。　　我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迷上天文。小学毕业后，外婆送我至英文补习班，刚巧英文老师也是个天文迷，他总是花半堂课教我们A、B、C，“How are you?”另外半堂课大谈他搜集的黑洞知识；这是我一生唯一从不曾翘课的老师。外婆给的零用钱，我最常散财的地点除夜市外，就是台中中央书局。十三岁的我已学会今日许多诚品10小子干的事，买得起的书带回家；买不起的蹲坐地上翻阅，尤其特大本的《生活》（Life）英文杂志。一九六九年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那一年我才十一岁；我天真地与表姐妹们一起看着电视转播“人类那一大步”，以为等自己活过五十，可以游玩冥王星，或至少在月球上坐摩天轮。　　没想到至今五十三岁了，我们人类还真倒退，得活回一九二九年政治经济史。现在的我被迫拿出博士课程时的训练，向人们解说大萧条是什么，并预言接着会通货膨胀，欧洲极右派会崛起，较穷国家将因此政治动乱。二○一一年春节，我一边看着半岛电视台埃及报道，一边特别想念霍金。想脱离这个星球。137亿年前宇宙爆炸，4亿年后形成了第一批星体，……接着有了地球，有了人类，……有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才有了我及许多听起来自以为了不起的“国家”事件。　　为何史蒂芬 · 霍金可以彻底地超越人世间的意识信仰牵绊？或许他不需行动的身体，正如丘吉尔的形容，保存了更多精力，贯助于大脑思考，终致参透“人类存在”的理智思考。霍金说，“人类若能知道宇宙如何开始，将是人类理智的终极胜利”，这个世界“没有开端，没有创造的时刻”，“在宇宙的创造过程中，上帝没有位置”……“人类的一切，只是偶然。”　　霍金的理论挑战了一切不同宗派的文明，人是那么畏天，所有的宗派、埃及的石柱阵、中国皇帝的天坛，都在处理敬天事务。只有上天才能回答我们疑难且颠困神秘的“人生世界”；霍金却轻描淡写地打破远溯古老年代的信仰，一切只是出于偶然。为了书写这个理念，他找了一家出版社，名字还挺滑稽叫“矮脚鸡”，出版了畅销千万册名着《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选择美国“矮脚鸡”只因对方愿意付给他二十五万美金预付版税，远高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原本只提供的一万英镑；霍金不会拘泥于时间，更不会受限于出版社名气大小。　　霍金参透宇宙之谜，当然也能参透自己的生命。大学时摔了一跤，住院三周，先是同一病房的男孩得肺炎，死了；接着医生告诉他，他只剩大约“两年”寿命，有一天他将死于呼吸肌丧失功能。他只相信后者，没理会医生的死期宣判，唯一的感觉就是“倒霉”，可能活不到“博士毕业了”。从此每天吃维生素，不理“时间”，浑浑噩噩中，居然邂逅一名圆脸姑娘，名叫简 · 瓦格纳，并闪电订婚。简深受霍金吸引与影响，别人问她为什么要与只剩“两年”寿命的人订婚，简回答：“那个年代，人人都说苏联核武两年之内，就会摧毁西方。”　　霍金没太理会医生的警语，继续宇宙研究，只是更加用功，因为老觉距离死期不远。结果他与妻子竟然共度二十五年，度到彼此都受不了，最终离了婚。其间《时间简史》写到一半他呼吸不行，真的气切，但没死，只是不能言语，初期全靠挑眉表达情绪，最终一个怪机器帮他讲话，完成伟大的《时间简史》。一九九一年霍金这个长得如外星人的男人和妻子离婚，他的妻子专研欧洲中世纪文学，在霍金看来，与宇宙相比，人类编写的东西，实在不算什么。老婆火大，臭骂他“自己想做上帝”。他签字离婚四个月后，照顾他的护士梅森居然扔了丈夫，爱上他，嫁给他。梅森的丈夫正是帮霍金在轮椅上装计算机语言合成器的工程师；梅森嫁给他的理由是，“和他在一起，我会忘了时间”，“而且他挑眉时，特别会传情”。　　霍金是世界上最受卡通或儿童剧欢迎的科学家；他的残疾与纯真思考，使他看起来至今仍像小孩。尤其那一套语音合成器，真是酷毙了！《辛普森一家》曾把他画进卡通影片，《哈利 · 波特》小说中的魔法师在酒吧内翻看《时间简史》，注脚这么写着，“那是一本由矮脚鸡出版社出版，一名叫霍金的麻瓜写的时间旅行指南。”　　霍金一直活到今天，已近七十岁。他出生的那一天，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正巧另一位宇宙学家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二○○六年他应邀至香港科大演讲，我于某一个场合碰见他，与他短暂聊天。他告诉我年轻时最快乐的事是和朋友打赌，而且一赌十六年，结果赌输了。他家教太严，父母都是牛津毕业；而朋友呢，年少已荤素不拘。双方赌谁的科学理论正确，若他赢了朋友得替他订一年的杂志《侦探》；若输了，霍金得为对方订阅一整年裸女露下体杂志《阁楼》（Penthouse），霍金很高兴自己赌输了。此外他说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与宇宙一样古怪且迷人，那就是女人。　　我与许多人一样，都是霍金迷。去年他忠告人类，不要相信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生物，我们应该假设宇宙存在外星人，在天上的不见得是上帝，而可能是比人类智慧更高的外星“生物”（未必是人）；他们对我们不见得抱有善意，最终消灭人类的不是核武，可能是外星人。人不该试图寻找其他星球的生命，这将是灾难的开端，终致人类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