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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谈倪匡-3

作者:蔡澜 字数:30234 更新:2023-10-11 16:55:07

“当然好看,”他有点自豪,“放了几十年,还能看得下去,就是好看。”   “你认为《老猫》是你写的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倪匡兄不正面回答:“你请小朋友看看《寻梦》吧。”   “《蓝血人》,你不喜欢吗?”他问。  倪匡兄说:“我并不觉得《蓝血人》写得好,但是很多人喜欢。我想,大家喜欢的,总有一点道理。你要问作者的话,本本都是他亲笔写的,本本都好。”   幻想力  “最近电视剧又把《卫斯理》改编了。”我在电话中说,“你看过了吗?”   倪匡兄大笑四声:“把人物改成穿民初装,古怪透顶。”  “始终是两种不同的媒体。”我说。  “长篇小说的话,改编电影不容易,改编成电视片集最适合。我不知道讲过多少次,金庸小说最好是根据小说拍,连分场也依足好了。作者本身当过编剧和导演,写出来的都很有电影感。我有一次写金庸小说剧本,把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删掉,哪知道那么一删,后来的剧情完全接不上。”倪匡兄一口气说:“所以凡是乱攻成电影电视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一看就气死人。”  但是不看又怎么知道人家改成民初装?  “我是听朋友说的。”倪匡兄已知道我在想些什么,“编剧不改小说剧情,拿薪水就没有面目,所以一定要改。”  “导演更喜欢改。”我说,“导演多是年轻人,老板叫他们拍名著,他们认为老套,非有自己的存在不可,为了证明与众不同,改得面目全非,愈改愈不会收科,最后一塌糊涂,当年许鞍华拍《书剑恩仇录》,就是例子。”  “电视还来得喜欢用大爆炸,什么东西都来一个爆炸,降龙十八掌一掌打出去,轰隆一个爆炸是指定动作。”倪匡兄说完大笑四声。  “爆炸其实是最容易处理的,用一个信管,上面放一袋汽油,正副电一通,信管爆发,气油燃烧,煞是好看,问题出在什么爆炸技巧都在《星球大战》里看过,已不新鲜了。”我继续说:“从前看《神雕侠侣》,就不知道怎么拍,现在有了电脑动画,只要想得出就拍得出,要看今后制作人的魄力了。”  “完全同意,幻想力作者已经给了你。”倪匡兄又大笑四声后收线。  “最近忙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还不是那样每天吃完睡睡完吃,三藩市的生活并没变化。”  “除了买菜饮茶之外什么地方都不去?”   他说:“最近常到女儿家,她去旅行了。”   “人不在,替她打扫?”  “不,替她养乌龟。我说乌龟几天不吃东西不会死的,她就不相信。”  提到乌龟,我知道倪匡兄也是养乌龟专家,说的不会错。  “是不是你以前养的那两只,毛都长了出来的?”   “那不是毛,是青苔。乌龟壳长青苔也真不容易,叫青毛龟。我那两只移民来三藩市之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不是说过交了给倪震养的吗?”我提醒他。  “对了。”他说,“后来倪震也过来了,就不知所终,乌龟总不能移民呀。”  倪匡兄生一男一女,女儿倪穗,性情古怪,和她老子一样;儿子倪震也古怪,和周慧敏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众人皆知,不过这是他的私事,我不会去问倪匡兄,知道了也不讲。  倪震老弟很久没他的消息,最近收到他的电邮,说改了邮址罢了,通知是发给他所有的友人,我想他不连络人,还是希望人连络他。  有一点我一直称赞倪震的,他孝心十足,对爸妈都好,倪太每次回香港的头等机票都是他买的,当年留下两只乌龟,每天还要买游水吓喂它们呢。  “那你女儿养的呢?”我问。  “倪穗养的是这里买的,从巴西进口,这里街市有得卖,一只四五块美金,是中国人买来吃的,洋人妈妈声,说我们残忍。中国人才不管,照吃不误。”  又打了一个电话和倪匡兄聊天,谈起岳华。  “他现在在哪里?”倪匡兄问。  “在新加坡拍电视剧,听说恬妮和嘟宝这个月也去了。”  “嘟宝这个小女儿脸上有颗大痣。”倪匡兄记得真清楚,“书应该念完了吧。”   “大学毕业,已经出来做事了。”  “想起来,”他说:“恬妮小我十二岁,也有五十六了。”  倪匡兄记忆力惊人,朋友是什么生肖一记,就算出人家多少岁。  “那么你也有六十八岁了?”我问。  “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四声:“中国人来讲,已近古来稀。要是现在翘辫子的话,灯笼上挂的就是七十有一了。”  对于生老病死,倪匡兄是毫无顾忌的。外星人嘛,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一切都可以当成笑话来说。  “刘家良和我一样大。”他说,“那天看到翁静晶的专栏,写刘家良睡觉的时候,鼻鼾声特别大。”  “真是的,老公的鼻鼾不应该拿来当题材。”我有点意见。  “观点可以不同,不过不得不承认她的文字写得好。”  倪匡兄一向说,他著作的本领永远超不过他阅读的能力。什么都看,看得真多。  “你们兄妹也真怪,你欣赏翁静晶 ,亦舒称赞章小蕙。”  “章小蕙写得比翁静晶差远了,但是我也佩服她。”倪匡兄说。  “佩服她什么?”  倪匡兄说:“欠了人家那么多钱,还活得逍遥自在。你要讨钱吗?我破产!人人都不敢追债,这也是香港最古怪的现象,哈哈哈哈。”  “最近干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他说,“睡觉、吃饭、养鱼、看电视、上网。”  “还是不肯出门?”我问。  “哦,”他说,“倪太的妹妹来了,我们和他们夫妇去了一趟Lake Taho。”  我一听到倪匡兄肯去旅行,实在惊喜。住三藩市的他,金门桥也不去看一眼,竟然跑到那么远去。有一天,他会不会回来香港和台湾走走呢?  “是怎么去的?”我没去过。  “驾车。”他说,“从三藩市驾车去,四个多钟就到。”  “好玩吗?”  “真好玩。那个湖真大,我简直没有想到那么大。我喜欢水,最爱看水了。”只知道他爱养鱼,收集贝壳,原来都是因为水。倪匡兄,是不是来自水星?  “人家去LakeTaho都是去赌钱。”我说。  “只是去了三十六小时,我宁愿坐坐缆车,乘乘船去看湖游湖。”他说,“我所住的旅馆是家庭式的,两间房,一个厅,走出来就是湖,看个不停。美国的湖很深,LakeTaho这个有二千多公尺。”  “看了这个湖,下次可以去看别的了?”我诱导他回来看东方的湖。  “下次可以去另外那五个,像密西根湖等等,都在加拿大边界附近。”他不动心。  只好说明了:“西湖也不错嘛。”  “是。”他承认,“中国湖还是比美国美,虽然没那么深,但是有水草,有鱼。美国的什么都长不出来。”  “回来吧?”我说。  他大笑四声,我似乎看到倪匡兄在摇头,挂上了电话。  打电话给倪匡兄,一向来都是倪太听的,当今她又回到香港,想不到电话一响,马上传来倪匡兄的声音。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我家里有十几个分机,当然即刻接通。”想到他家连按摩椅也很多,我问他到底有几张?  “三张。”倪匡兄说,“一层楼摆一张,哈哈哈哈,随坐随睡。”  倪氏在三藩市的家,像一个长方形的面包烤炉,从外面看起来很矮,原来还有一个地牢,算起来一共有三层。  “倪匡很机灵,一听到东部大停电,马上把天窗开了。”倪太说。他家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一按钮,即刻嗄嗄吱吱声推动,打开后晚上可以看到星星,几十年老房子从来没出过毛病。  电话多,按摩椅多,书多,堆满大厅、走廊、睡房、浴室。倪匡兄一购物就发狂,不多不给钱,什么东西都以多取胜。地下室和车房之中,水箱更多,不止多,棺材般大养鱼无数。  “倪太来了香港,你一个人吃饭怎么办?”我问。  “家里的冰箱雪柜好几个,堆满鱼、鸡、猪、羊、牛,三个月也吃不完。”  在他家吃过一种洋葱,比水晶梨还要甜。倪匡兄说:“哦,那是夏威夷来的,现在家里有三大布袋。”  “眼镜呢?”他家眼镜也特别多。  倪匡兄说:“我刚来美国,拿眼镜叫倪太去配,要同样的来十副,眼镜店的人说不行,要亲自验眼才替我配,我一生气要倪太去香港的眼镜店配,一配就是二十副。美国人真笨,怪不得要弄到大停电。哈哈哈哈!”  电脑购物   “我打电话来的时候你正在干什么?”我问倪匡兄。  “和倪震玩ICQ。”他说。  “那么不妨碍你了。”  “没什么,我可以一面和你聊天,一面在电脑打字。”  真厉害,一心数用。  “用的还是九方输入?”我问。  “唔。”倪匡兄说,“我除了这种输入法之外别的不会。”  “我连九方都不会,还是笔写。最近出了一个手提电话,认字的能力很强,写简体出简体,繁体出繁体。”我说。  “香港的电器实在太先进。”倪匡兄说,“不过家里的人买了一个手提电话给我,最原始的,什么功能都没有的,我都不懂得怎么去按,对电器之事我一窍不通。”  不通还会打ICQ?  “听倪太说,你连电脑购物都学会了。”  倪匡兄最爱此道,从前是看了杂志广告后邮购,现在科技发达,电脑购物,实在是同一回儿事。也因住美国,没有多少人来按门铃的关系吧?不过要是他肯见人,大把。  “电脑购物,简单得不得了,按几个钮,把信用卡号码输入就行。程序太过复杂的,不买算了。”他说。  “在东方,电脑购物还是流行不起来,大家怕信用卡号码给人偷掉。”我说。  “刚用的时候我女儿也警告过我,但是有什么好怕的?现在美国的大书店已经一家倒闭了又一家,美国人都在电脑里订书,又便宜又快。至于信用卡号码,在银行开一个有几千块美金的户口,全部被偷掉也不过那个小数目。我最近还学会在电脑上追踪,看东西寄到了什么地方的邮局呢,哈哈哈哈。”  倪匡兄也在电脑上看香港的报纸,时差关系,阅读得比我们早。  “今天的消息,说有个几岁的小孩,已经看了好几百本名著。”他说,“不过干看又怎样?要懂得用才行呀。”  “是的。”我说,“前些时候出版社安排了四个小作家见查先生,查先生冷水一泼,说当作家这一回儿事,没有神童。”  “对对。”倪匡兄说,“诗人有神童,音乐家画家有神童,但是作家没有。十七八岁的沙岗写小说,也不算是神童。”   “查先生说数学家也没有。”  “记得数字的有一些,像心算珠算,比电子计算机还要快的也有,但不表示他们长大后就变成数学家,至少会计师楼没有神童。”   “也没听过神童医生的。”  “不错。有的话也是文科居多,理科一定要学到老为止。”他说,“但是人类不管多聪明,始终受骗。科学上已经证明不可能的事,像生发水,经过几百几千年,还是有人要买,还来得个贵。”  “当今的减肥药也一样呀。”  “也许有些是轻泻作用,吃久了当然瘦一点,但是不吃又胖回去呀。”他说,“减肥靠运动,你我都不行。靠不吃东西最有效,你也亲眼看过我减的。”  记得当年倪匡兄看着餐桌上的磅和计算机,食物有多重,有多少卡路里,按足了去减,减完又大吃大喝,一下子瘦一下子胖。  “减肥药的最大好处是有穿比基尼的女子可以看。”倪匡兄说,“但是饶了读者吧,不必把减肥前的那块肚腩肉也拍出来,最讨厌的是不用美女,不知哪里弄来丑得要命的肥婆,见到减肥后变成的样子,即刻联想到她们会随时暴毙的。哈哈哈哈。”  医药费  “看报纸上你的照片,瘦了很多,是不是在戒口?”倪匡兄问。  “中医说连蔬菜也只准吃菜心,还有菠菜和苋菜。”我即刻向他诉苦,“偏偏我最讨厌吃菠菜。”  “我也不行。”倪匡兄说,“我一吃菠菜就拉肚子。”   哈哈,这连减肥的番泻叶也可以省了。  “其实什么都吃,不吃过量就是。”  “这一点,见解可跟我的一样。”我说。  “中国人吃蝗虫,肚子也不见得有虫。”  他这么一说,我可想起他的洋女婿,从前跟女儿倪穗拍拖的时候,倪匡兄看他看不顺眼,有一天他来家里坐,看到养金鱼的红虫,问说干什么的。  “吃的。”倪匡兄说。  把他吓得个半死,不过后来连做岳父的也愈看愈顺眼,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他。  “洋人有好有坏,中国人也一样。”我说。这句话虽然属于阿妈是女人,洋女婿我见过,老实到极点,印象不错。  “除非是外星人。外星人都是好的,哈哈哈哈。”他大笑。  谈到倪穗,我问:“她近况如何?有没有时常来看你?”  “一个星期来一两次。”他说,“最近也学我养鱼,看到一条金鱼,喜欢得不得了,花二十块美金买回来,金鱼生病了,花两百块美金去看医生,结果也是死掉,我向倪穗说我只要用二毛半就医好,买一个塑胶袋,装了水拿去池塘放掉不就是了?”  通了那么久电话,我说不打扰他了。  倪匡兄说:“欢迎得很,我现在是门前冷落电话少呀。”  哈哈哈哈,大笑中收了线。  吴宇森从洛杉矶来电,说要倪匡兄的联络,有位研究香港武侠片的老外想找他做访问。我按惯例,一定要先问过倪匡兄本人,才可以把电话号码讲出去。  香港深夜两点,那边早上十点。这次他听了,没有先来哈哈哈哈四声的大笑。  “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没有。”他虽然那么说,但到底听得出刚起床。  “通常睡到几点?”  他回答:“没什么几点不几点,在这里日子快活,要几点就是几点。”  说得也是,反正什么事都不必做了。时间观念,要来干嘛?  “还好你现在来电话,”他说,“前几天生了一场大病,话都说不出。”  “什么?”我即刻担心起来,“什么病那么严重?”  脑里,出现了癌症、心脏病、血管破裂,甚至于糖尿,但糖尿和说不说得出话无关呀。  “大伤风。”他说出答案。  “伤风又是什么病了?”我大叫,“在英国,你找医生看伤风,医生也会把你赶出来!”  倪匡兄这时才四声大笑起来。  “倪太没回香港吧?”我问。  他说:“好在她过完农历年才走,不然我孤苦伶仃一个人,要看医生的话,连交通工具也成问题。”  想想,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建议:“不如请一个家政助理。”  “地方小,工人怎么住得下?”他说。  还算小?近万的屋子和花园,香港住几百尺公寓的人也挤得下菲律宾女佣了。说这种话,不把我们都气死才怪。   第六部分  头脑坏掉   “你都知道我的屋子古里古怪,像个烤面包炉,只有一个卧室嘛。”倪匡兄抱怨。  “可以在花园建多一间工人房。”我说。  他大笑:“政府哪会允许?”  “不然叫她住车库好了。”   倪匡兄好像猜到我要说什么:“别那么多馊主意。”   “请一个钟点的也行呀。”我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是勇婆。”他指正。  “对对。”我说,“有些香港人,就算夫妻两个,也请了一个做家务,一个烧菜的。”  “何止?”他说,“我在香港认识一个女的,家里有十几个菲律宾助理,我猜她有一铺请菲律宾工人的瘾,连别墅在内,一共三十个,我对她说:要是你去竞选菲律宾总统,至少有三十票,哈哈哈哈。”  “病怎么医好的?”我又关心起来。  “医生给我吃一种药,每天一粒,五天之后全好了。”   “有那么好的伤风药?”   我问:“吃了会不会昏昏欲睡的?”  “给我吃的不是伤风药。”他说,“是医喉咙痛的。”   “那是抗生素了?”  “大概是吧!”他说,“抗生素一种比一种厉害,从前的盘尼西林,根本杀不了细菌。说到药,最近我看到一份报告,说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被人统治,都是和生病有关。自古以来中了铅毒,头脑变坏了才有这种思想。”  “不会是真的吧?”我说。  倪匡兄又大笑:“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有点道理。”   “最近干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还不是吃完睡,睡完吃。”  “什么都不做?”   “闲时上上网。”他说。  “打游戏?”   “游戏要一层一层打上去,看到结果才好玩。学到什么时候才会?”  “可以买一本叫金手指的来解码呀。”   “看那本书也看死人了。”倪匡兄说,“我最喜欢在游戏机场看小孩子打了。”   “我有一个弟妇,每天沉迷。”  “那是几个人一块儿打的那种。”倪匡兄早知道,“一面打还能一面交谈,说你这种方法这么笨,怎么打死怪兽?女人沉迷游戏,像从前沉迷打麻将,一点也不出奇。”  “你看的是什么?”   倪匡兄说:“我找新网站网页,现在全世界每天有五十万个新的出现,看也看不完。”   “那么多?”  “阿猫阿狗,顺手一查,都有十几二十个,什么人的都有一些网页。”   “真的?我也有?”   “你等一等,我替你查查。”  不消几分钟,倪匡兄已有结果:“你在雅虎有七百零七个。Google英文名中有一千零十个,中文名中有九千七百九十个。”  “哇,连看都没看过。”我惊叹,“你呢?查先生呢?那才不得了!”  “我在雅虎有一千三百二十个,金庸七千二百九十个,Google英文里我有一千九百四十,金庸一万零四百。中文Google我有三万二千三百。查先生四十二万五千。”  “真厉害!”我说。  倪匡兄笑:“从前赵之谦的朋友为他出印谱,他说人家多事,现在多事的人多得多。”  “香港有什么东西要的吗?”我问。  倪匡兄说:“三藩市什么都有,我女儿最近帮我录了些日本连续剧,好看得不得了。”  “电影呢?”我问:“要不要《魔戒》的DVD?”   “第一集和第二集我都买了,等着看第三集,我不会去戏院看的。”   “女子十二乐坊呢?又弹又跳的。”  “那我有兴趣。”倪匡兄说。  “我替你寄张过来。她们最近在红馆表演,卖个满堂红。不过VCD是大陆演奏时出的,选的曲子脍炙人口的只有两三首,衣着也老土。红表演的是在日本巡回时设计,熟悉的音乐比较多,服装也性感。”  “最爱看又漂亮又有才华又性感的女人。”好像看到他露出的笑容。  “拉二胡那几个的手臂都相当粗。”  “那没办法,天天用劲嘛。”倪匡兄说,“跳芭蕾舞的女人在舞台上好看。我认识一个,私下里她的脚看了倒胃。”  “除了上网,还干什么?”我问倪匡兄,“你儿子在报纸上说你有很大的春宫收藏。”   “他爱爆老子的秘密,随他。”   “倪震在电台上做的节目,你听不听?”  “听。”他说,“我每天都听。”   “他做的是深夜的,你们那边几点?”   “我才不按照时间听,电脑里有一个商业电台的网。一按上,什么时候听都行。”  “倪震做的节目不错,”我说,“你听了有什么意见?”  “听众打电话来,问题稀奇古怪,有个女的问A君和B君,人品条件都一样,到底要选哪一个才好?真笨!当然是选她最舒服的那个嘛。”倪匡兄大笑四声后收线。   不想看  “哈哈哈哈。”倪匡兄听到我的电话后,按照惯例,大笑四声。  “大陆有制片家肯出钱请你写剧本,要我转告。”   我说:“多少任开。”  “要是我有精力,免费替他写。”他懒洋洋地。  “这话怎说?”我问。  “制片家给人盗版盗得穷了,我还忍心要他们的钱?哈哈哈哈。”  “你们三藩市去哪里买盗版?”   “唐人街、日本埠,随时随地,什么东西,都有,一张三块钱美金。”  “很贵。”我说。  “按照我们的生活水准,又和正版一比,算便宜的了。”“我都说过,盗版录影带怎么猖狂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两个钟,等到一天像印钞票那么印,就很可怕。”  “现在已经不必在工厂翻了,在家也行,叫一个小子,每天烧一百张VCD、DVD,根本不是问题,就算给商店和中间人各赚一块,自己也有一百块的收入,这种生意做得过。”  “FBI不会来抓?”我问。  “他们要抓的是大宗的荷里活巨片,我们这种东南亚玩意,当成供应亚裔少数民族的娱乐,才不会造反。一点对付的办法都没有。”  “有。”我说:“那就是我一向主张的制片公司卖VCD、DVD,价钱和翻版一样,水准一高,观众就宁愿买正版了。”  “一般的制片人才不肯那么做,其实卖一块多赚一块,多好!”倪匡兄赞同:“这就是打不过人家,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道理,卖得那么贵的话,一定有人翻版。他们不翻版,我在家闲着无事,也可代劳。”  “最近看了些什么盗版片?”  “什么都有,就不想看了。”倪匡兄说。  “有什么好书?”倪匡兄说过,他看书的本事比写书高,问他,没错。  “没有。”他说。  “那看些什么?”他不看书会死人的。  “看新书不如看老书,我还在翻看金庸小说。看的是旧版,旧版比新版好看。”  “我也是。”我说:“我已经从头看起,把《鹿鼎记》也看完,你正在看哪一部?”   “《神雕侠侣》,这次看,又给我看出毛病来。”   “什么毛病?”  “小龙女在绝情谷中,要逃出来其实是很容易,有水有阳光,就一定有别的出口,不必整天放蜜蜂出来。下次你遇到查先生,替我问问是不是。”  “查先生最近去了一趟布拉克,本来说还要去国内讲课,不知道回来了没有。”  “年纪那么大了,还对旅行那么有兴趣,可见健康不错。看你写冬虫夏草,大概吃了真的有效吧。现在,冬虫夏草也可以在实验室里种出来了。”  “我想那五六百块一两的就是培植的,应该不是假吧?”我说。  “那假不了。其他东西什么都假,假酱油、假奶粉,那么便宜的东西假来干什么?假名牌还有话说。”  我说:“那天陪朋友去买燕窝,行家说连他们都看不出。”   “不就是嘛,我老早就不买大陆货了。我有先见之明。”  “最近流行一个故事,”我说:“有一个农夫花了毕生储蓄去买种子,发现种子是假的,种不出东西。但是土地是真的,涨了价,卖给人建房子,大家买酒回来庆祝,都喝死了,酒也是假的。”  倪匡兄哈哈大笑,这种故事他最爱听。   新主意  “你的高尔夫球团办得很成功嘛。”倪匡兄人不在香港,但消息灵通。  “赖赖,广告一出,两三天就满。想不到爱打高尔夫球的人那么多,也想不到他们会老远地跑到日本去打。”  “其实到外国打球,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那班高尔球迷谈来谈去都是那几枝棍和那几个可怜的小白球,不谈球场,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哈哈哈哈。”  “高尔夫我自己不会打,带团友去了球场开完波,就可以回酒店写稿,非常轻松,这种团办得过。”我说。  “亏得你想得出,还有什么新主意?”  “再下去,我想办一个单身母亲团。”   “什么?”   “离了婚的妈妈。”我大声说,“讲她们带着小孩子,一面旅行一面学习挤牛奶、做牛油等等。”  “那好呀!”倪匡兄说,“单身母亲去了,单身父亲也可以参加,单身汉也可以参加。有些人的想法不同,宁愿一次过有老婆有孩子免得麻烦,一次过还有姑姑姨姨、外甥侄女,一直希望有个大家庭的单身寡佬像中了马票,何乐不为?”  “做得过吧?”我说。  “当然做得过,至少这个主意很特别,其他人还没想到。”倪匡兄说,“你不会是说说而已吧?”   “说了,说了,我去做了。”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事前张扬,也不怕别人抄桥。”   “各有各赚嘛。”我说。  “我要是单身,也参加。”  “最近干些什么?”我问。  倪匡兄说:“不干什么,老跑去看病,年轻时和老婆拍拖,跑戏院;现在老了,拍拖跑医院。”   古来稀  “你到底有什么不妥?”我开始担心。  “周身不妥。”倪匡兄说。“像前列腺呀,我和你一样,前列腺也出毛病。”  “年纪大了,前列腺不出毛病,才是毛病。”我说。  “现在还不知道只是肿大或是有毒,下礼拜要去抽样检查,最近检查了这里又检查那里,好像永远检查不完,我向医生说,干脆死了算了,检查个鸟?死我才不怕!但医生说不会一下子死,不检查会来个半死。半死,我是很怕的,所以只有继续检查,和倪太一起检查。”  “倪太检些什么?”我又担心。  “都是一些骨质疏松、扁桃腺发炎等等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天我去检痔疮,好痛。”   “用手指还是用仪器?”  “我还敢看吗?”倪匡兄大叫,“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呢?”   “我被医生检查后,说小便也有点困难,他说那你要去找泌尿科,我查的只是屁眼。”  我笑了出来。  倪匡兄继续说:“到了泌尿科又要从肛门检查。一生人,在一个礼拜之内,被人挖了两次屁眼,还是第一次。一想又哈哈大笑起来,弄得那个医生莫名其妙,以为我还有那铺瘾。”  “前列腺手术很简单。”   “我才不去开刀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还来这玩意儿干什么?”   倪匡兄只会把自己说得更老,我问:“没到七十吧?”  “六十九,也等于七十了。”他感叹。  “有什么东西要从香港寄去的吗?”  “什么都有,健康缺奉。”他说完哈哈大笑四声后收了线。  为了些小事要打电话给倪匡兄。有时是时差,有时他家没人听,今晚才联络上。  “我老出去检查身体,所以你找不到我。”倪匡兄没按照他的习惯大笑四声,可能是被搞得太烦,没心情笑了。“这样吧,我给你我的手提电话号码。”   “哈哈哈哈。”这次轮到我大笑四声了:“想不到你也有用手提的一天。”   “倪震买给我的。”   “什么牌子?”  “连我也不知道。”倪匡兄说,“总之是最简单的,什么功能我都不会用。”   “是你拒绝用吧?”我说:“至少可以输入一、二、三、四呀!”  “什么叫一二三四?”   “按一,是你家。按二,是倪太的手提。按三,找到倪震。按四,找到倪穗。”我说:“比按所有的号码方便得多。”  “不了。”他说:“我还是照传统老电话的拨号方法,比较信得过。”  这个人说什么也拗不过他,即刻放弃:“反正你们三藩市那么一个国际大都会,用的只是七个号码,容易记。”  “是呀。”他同意,“香港几十年前已经用八个号码了。你下次打电话来,如果家里没人听,打手提好了,前面的三藩市415字头一样,手提也只有七个号码。我自己是从来不用手提电话打的,只是接听。”  “连你也用手机,我们这些一早买的人,也不必觉得太难过。”我说。  “是老婆、儿子、女儿迫的,要不然我死都不肯用。”   “检查身体也是迫的?”  “当然啰。”倪匡兄说,“年纪一大,你身边的人都变成统战干部。”   十分之一  “不是自己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吧?”我有点担心倪匡兄的健康状态。  “例行,”他说,“没什么不舒服。”   “检查出什么毛病?”  “一检查就有,不检查没有。”   “验血验出来的?”  “一抽就一大筒。抽后看报告,什么什么高出多少度,胆固醇有问题。什么什么高出多少度,前列腺有问题。医生看的都是数字,看完叫你去找什么什么专家。这种看数字玩意儿,我都懂,我可以当医生。”  “有医疗保险的吧?”   “超过一个额,就要自己付。我上一次只付三分之一左右,已经一千多美金。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贵的,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穷人呢?”   “只有两种人不必担心,最有钱的和最没钱的;前者自己照顾,后者政府照顾。夹在中间的,都要自己付。”  “没有全保的吗?”我问。  “我起初还以为我的女儿没安排好。”他说,“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加州大学从纽约请了一个华人校长,但是为了医疗保险没搞好,放弃一年几十万美金年薪,回纽约去。才知道这个制度多么复杂,医疗保险只有公司着数。”  “检查后有没有吃药?”   “堆积如山,”倪匡兄说,“我现在每次吃药,都要想一想是吃什么的,才不混乱。”   “有没有好一点?”  “根本不是大毛病,有什么好与不好的?我每次看医生,都和他大吵一顿,问他给的是什么鸟药。”   “中国人医生?”  “唔。”倪匡兄说,“但是讲的一口台山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向他说你不如讲英语,我至少可以听懂十分之一,哈哈哈哈。”  前一阵子听到倪匡兄前列腺他有问题,不断检查,也做了切片手术,报告应该出来了吧?赶紧给他一个电话问结果。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后说,“没有问题,不是cancer。医生看到报告后知道没有毒瘤,好象不是很开心,以为我这种人不应该只是肿大罢了,真他妈的!”  “大得厉害吗?”我问。  “比普遍人大三倍。”他说,“要是鸡巴那么大就好了,哈哈哈哈。”  “不开刀吗?”我问。  “开来干什么?”他说,“就算是cancer我也不开,七十岁人了,叫癌症陪我一起走进棺材好了。哈哈哈哈。”   “小便不辛苦?”  “当然辛苦。动完手术失禁,那才难看。”他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开刀?”  “我是看到PSA度数每天在高,万一cancer细胞跑到骨头去就痛死人,好像身上有颗定时炸弹,不如除掉。”我问,“医生有没有给你吃药?”  “给了我一种收缩肌肉的。吃了通顺得多。不过他说肿大这一回事儿,是没得医的。”   “要不要寄些中药给你试试?”  “那也好。”他说,“反正中药吃不死人,但也医不好人。哈哈哈哈。我都说过,我不是不相信中药,我只是不相信有人会医。”   “倪太没回香港,在三藩市陪你吧?”  “她已经六个月没回去了。我说我不要紧的,要回去就回去。好在肿瘤没有毒,要是cancer的话,我不开刀,也要被她迫着去开的。”倪匡兄说完,我好像看到他伸出了舌头。  什么都不做   打了一个电话给倪匡兄。  照惯例听到他大笑四声之后,说:“好久没和你聊天了。”  这些日子四处奔跑,又过圣诞节过农历年,一直没停过。打开话匣子:“澳门那个美食坊,大概两三个月后开幕,你说要来的。”   “不去了,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了。”  咦?他答应过的呀。我心说。可是倪匡兄这个人想做什么就什么,答应了等于不答应,得想另一个方法引诱他来才行。  “也没到外面去散散步吗?”  “从前还可以走三个街口,现在走到两个,已经气喘如牛,要休息一下才走得动。”   “身体真的那么差?”  “哈,人家说一年比一年差,我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差,一天比一天差。”  “不想走路的话,坐轮椅好了,被人推上飞机,睡一大觉,到了推你下来。人家看你坐轮椅,还特别的VIP待遇招呼呢。”我说。  “那么多病痛,万一在飞机上发生什么事,就倒楣了,还是不去好。”  “上网呢?”   倪匡兄说:“最近电脑坏了,我已经有一个多月不上网了,轻松得多,不必被它老是出毛病气坏,月费也省了几十块。”  “那么不是和香港隔绝了吗?”   “这里还是可以从电视看到新闻的,倪太照用她那个旧电脑上网看香港报纸,说董建华已经辞职了。”  香港三更半夜,那边黎明,反给看到头条。  倪匡兄接着说:“其实香港特首最好做,一切推到民意调查好了,董建华这个人,坏在又笨又努力。”   谁生的?  “整天在家,做些什么?”我问。  “看书呀,其他什么都不做。”倪匡兄说。  “看什么书?”  “台湾出版的,讲内幕的书,五大本,很厚,好看得不得了,我已经一口气看完三本半。”  想起倪匡兄说过,他的阅读本领比写作本领高,乐趣也更大了吧?人生什么都不做,单是看书,也不错。  “那你儿子倪震做的电台节目,不上网也听不到了?”  “不听也罢。”他倒说得绝情。  “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呀,”我说,“洗金鱼缸呢?”  “也不洗了,长满青苔,连鱼也看不见了。”他说。  “这倒好,有青苔吃,鱼粮也不必喂。”  “虽然什么事都不做,身体照样发胖,我每天只吃两餐,还是胖得不得了。大概是吃药吃肥的,每次都要服七八颗药丸。”倪匡兄说。  “到底是什么病嘛?”  “乱七八糟病!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反正整身不舒服就是。”  “这也不是办法呀!”我说。  他反问:“又有什么办法,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你总有一天会知道。”   “你整天说老老老,到底多少岁了?”  “七十。”倪匡兄笑道:“我现在总对自己说,活到七十,已经有交代,随时翘辫子也不要紧。”  “人家查先生八十,也不是好好地到处旅行。”我说。  “我可真佩服他。”倪匡兄说,“我更佩服杨振宁,八十多还娶老婆。”   “差利·卓别麟七十多还生儿子呢。”  “这一点也不奇怪,一百岁也能生,问题出在是不是他本人生?哈哈哈哈。”倪匡兄又大笑四声。  换个话题。“电影呢?周星驰的《功夫》出了DVD,寄一张给你?”  “不必了。”倪匡兄说,“我在这里也买得到。”   “连续剧呢?”   “我女儿最近去了一趟日本,买了很多片集回来。我也看,拍得不错。”  “从前的很好,近来已被韩国的赶上,看了《大长今》没有?”   “婆婆妈妈。”他说。  “《大长今》不婆妈呀,节奏相当快。”  “我看了两集,再也看不下去。日本的连续剧比较短,还是日本的好。三级片的写真集也好看,看厌了闭上眼睛,可照听音乐,我一买买了上千张,到现在还没看完。”  倪匡兄这个人真夸张,不是说话夸张,而是买东西夸张,电动按摩椅一买三张,眼镜一买十多副,贮藏室中的食物,十年都吃不完。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DVD机?”  “本来是日本的。”他说,“我对大陆货一点信心也没有,后来发现很多片子都播不出,还不如我老婆在香港买的那个便宜货,任何碟子都能看到,包括翻版的,真是神奇。”  “我家里也有两架,一架看不到用另外一架。”我兜了一个圈子,“但是说到影碟,还是香港店里种类多,餐厅也愈开愈多了。”  “三藩市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吃,我老婆住厌了,一直往香港跑。”   “你也一齐来吧。”   “我什么都懒,别的不说,头也剃了个平的,好在一根白头发也没有。”  “那可神奇。”我说。  “人家也问,为什么七十岁人,头发都还是黑的?我说我不用脑嘛。”   哈哈哈哈,大笑中收线。   卖房子  查先生生日,打个电话祝寿。查太太说,“好消息!倪匡夫妇,三月底就回香港了!”  “哈哈哈哈,”我学倪匡兄大笑四声,“真的?有那么快?不是说要到六月吗?房子卖掉了?”   “不止卖掉,还比出价时多赚了八万块美金,合港币六十多万呢。”  “那一定要叫他请客了。”我又笑了。  时间不对,等到半夜,三藩市的早上,再和倪匡兄确定一下。  “哈哈哈哈,”他说,“真的。三月底一定回来,订了星航的机票。”  “东西呢?”  “全部扔掉,花了上万美金,”他笑,“我是说请人来搬走的钱,扔掉东西的价钱还不算在里面。住了十几年,堆积如山。拥有过,扔了也不可惜,我们只带四个行李回来,其他需要用到的,请了一家犹太人开的搬运公司送到香港,我才不肯动手,这几天检查了一下,已经腰酸背痛。”  “书呢?”   “也全部扔了,金庸作品送了给人,反正回香港可以向查先生要新的。”  “新的大字版,老花容易看。”我还是想知道他卖房子的过程,问道:“你是怎么那么快卖得成的?”  “也没有想到,最初以为至少要一年半载,托了一个经纪,开了个价。很多人来看,看后又去请两家结构公司,作检查报告。报告一出,说房子毛病多得不得了。”  “这和从前附近地陷出一个大洞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了。”倪匡兄说,“整个房子是斜的,放一个乒乓球,会自动滚在一边。”  “那怎么办?”我叫了出来。  “房子一直卖不出去,我开始有点焦急。”倪匡兄说。  我追问:“后来呢?”  “查太太有位舆学家的朋友,教我摆株叫麒麟骨的树,三藩市去哪里找?好在我一向种开花草,在相熟的花铺有得卖,这一来,即刻卖成。”  “卖了给什么人?中国人?洋人?”   “洋人。听说是开法国餐馆的,有个三岁大的女儿,一看房子喜欢得要命,吵着父亲买,他怕有别人出价,给多我八万块美金。”  “他知不知道有毛病的?”   “我当然告诉他,他说不要紧,愿意花多一百万去装修。”  “真是妙了,你那间屋子像个多士炉,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送他们也不要。”我说。  “还不是吗?邻居们都说我卖得便宜,我才不管,如果没人要的话再便宜也得卖,反正买的时候,只有一半的价钱。”  “怪不得中国人都要买房子了。”我说。  “是呀!我一点也不相信,直到他把钱汇进了我的户口我才没怀疑。这比在美国赚钱好得多,我就算会说英语,也赚不到十万年薪呀!”  “那洋人没有马上搬进去?”   “他真好,给我三十天,所以月底一定要走。”  “回香港后住什么地方?”我问。  “倪震已经替我们在铜锣湾安排好,你知道我是喜欢住铜锣湾的。”  “你回来的消息,我可以写出来吗?”我一向谨慎。  “上次回香港,的士司机、卖药的、街上的肥婆,都叫我回来,我光明正大,回就回,不怕人家知道,你照写好了。这种事,上海人叫回汤豆腐干。哈哈哈哈。”  笑声中收线。  “回来香港,可以多活几年,哈哈哈哈。”倪匡兄说。他们夫妇终于在二〇〇六年三月最后的那天到香港长居。  “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说,“那种闷出人命的地方,不适合你们两位住的。”  这几天我人到处飞,一直不在香港,没第一时间见到他,好像迟了数年。  “最近的新闻,又在大骂香港空气质素差。我住三藩市,一天要打十多二十个喷嚏,回到这里,一点事也没有,你说奇不奇怪?”  “所以说嘛,香港人是世界上第三长寿的,这是联合国的调查,不是乱讲。”  “才是乱讲呢!”倪匡兄大叫,“是第二,不是第三!联合国调查在香港前面的是日本和冲绳岛,当今等于一个国家,所以香港应该排行第二才对。你说得是,香港的磁场适合我!”  大家都笑了出来。我们是在北角见面的,在他弟弟倪平的家,太太也是倪大嫂的妹妹李果珠,亲上加亲,暂时住几天没有问题。  “决定在香港买房子了?”我问。  “已经七十多了,买什么房子?租个算数。”  “租在什么地方?”   “还是铜锣湾,住惯了,很难到其他地区,是倪震替我们找的。”   “什么时候搬过去?”  “等东西从美国寄回来就走,”倪匡兄说。将整个搬家的过程详细告诉我,比我在电话中听到的更精彩,此处暂时不表,等组织好写了篇长的《搬家记》。  看到厅中有张麻将桌:“我几天干些什么?打麻将……”  “是呀。回来有时差,疲倦了睡觉,睡醒了吃东西,吃完东西无聊,我打麻将,两兄弟对两姐妹,杀个片甲不留,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四声。   炸猪扒  是时候吃晚饭了。我问倪匡兄:“想去哪一家餐厅?海鲜?”  “一般的都是养鱼,等到和你去流浮山再吃吧,今晚吃猪扒去。上次回来两个月,只有机会吃一顿。回到三藩市,每天想炸猪扒。”  倪太和妹妹购完物回来,倪平人不在香港,我们四人一行,到铜锣湾的“Ton吉”。  车上,倪匡兄说:“我想那块Ross,想得快要疯掉。”  Ross是日本人的叫法,指猪扒边上带着一片厚肥膏的那个部分。完全瘦的,叫Katsu。高级炸猪扒店,只卖这两种。  “慢慢来。”该店经理Sissy说,“先上几个前菜。”  上桌的是铺上木鱼丝的菠菜、淑女手指、炸软壳蟹、芝麻豆腐和白煮毛豆,都是送酒的好菜,倪匡兄已不喝烈的,来瓶小啤酒。  “怎么Ross还不来?”他这个人性急,想要吃什么,就即刻吃什么,一分钟也等不了。  Sissy假装听不到,接着捧海鲜刺身盘出来,有油甘鱼、甜虾、象拔蚌和带子,倪匡兄从来不喜欢带子,在那里吃到鲜美的,就不抱怨了,大叫:“怎么那么好吃!”  炸猪扒终于拿来,他老兄连吞几大块,跟着的还有炸大虾、生蚝和带子。全瘦的Katsu吃不完,打包。倪匡兄说过这家人的,冷了照样吃得过。生椰菜丝任添,要多一点,一齐包回去。  捧着肚子走出来,外面等位子的排长龙,遇到一群年轻人,要求合照。  我看到倪匡兄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到底有没有看过我的书?”  忽然,年轻人之中,有一个从背包出一本他新版的小说:“好彩我带在身上。”  卫斯理系列的读者一代接一代,倪匡魅力,威不可挡,我们做老友的也沾了一点点的光。  翌日,黎智英夫妇请吃饭,还有张敏仪和林乐培做伴,大家共聚一堂,相谈甚欢。  “现在回来定居,还以为没人会理我呢。”倪匡兄说。  “久久一次,久久一次,”黎智英说。  “有得吃,多少无拘。”倪匡兄笑道。  “现在把你骗回来了,管你干什么?”我也加入了一份。  “是呀,答应过的,都不必做了。”张敏仪火上加油。  “怎么都针对我!”倪匡兄反抗,“好,我躲入深山。”  “不如躲进流浮山吧!至少有鱼吃。”众人七嘴八舌。  “你说过,我一回来,你就参加一份,和我及蔡澜一齐做新的一辑《今夜不设防》的。”倪匡兄向黎智英讨公道。  “我才没那么说。”他推得一干二净。  “清谈节目,饮食节目,我一做过,就不再重复了。”我也乘机逃脱。  “黎智英是说过要做《今夜不设防》的!”还是张敏仪有义气。  “是吗?”黎智英抓抓头:“好,就做一集吧。”  “做一集谁要看?”大家又骂他。  黎智英笑道:“台湾有个电视节目,找一个人专门扮我,每礼拜都在开我的玩笑。”  “扮得真像。”看过的人都那么说。  “我遇到了那个节目的监制,就向他说,你要叫人扮我,不如我自己出镜,所以我会去做台湾的电视节目。”黎智英说,“要我扮教宗也好,扮希特拉也好,总之,人会嘲笑自己,才有得救。”  上了好几条蒸鱼,又有响螺片,甜品一出就五六样,大家都酒醉饭饱。  倪匡兄临走,转过头来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回香港?我说我晚节不保嘛。”  不知不觉,香港电影金像奖举办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身为董事局主席的文,特别紧张,亲自打电话给倪匡兄。  “蔡澜已经答应替我们颁最佳编剧奖,说要和你一起来才有趣。”他引诱,倪匡兄当然答应了。  又打电话给我:“倪匡是在第一届金像奖时已做颁奖嘉宾,今年第二十五年,特别有意思,你要陪他来哟。”  本来我已不接触电影界,也当然答应了。  两人见面,一对口供,先后次序不同,已经给文卖进窑子里。老妓二名,好可怜。  走入星光大道,诸星聚集,都前来打招呼,我们两人有点受宠若惊,开始老怀欢慰。工作人员带入化妆间,我们上台,永不化妆,若有老酒一瓶,则可满脸通红,显然他们没做好准备,只有从和尚袋中自摸了。  递来小纸一张,问倪匡兄道:“小说和电影,有什么关系?”问我的说:“食物和电影,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小纸扔了,登台去也。  一开始,随手拈来:“最佳编剧不知花落谁手,但今年最佳剧情,是自我放逐十三年的倪匡,已回到香港长居,再也不回去那种鬼地方。”  先声夺人,得了不少掌声。倪匡兄问:“我写了多少剧本你知不知道?”  “知道。”我说:“邵氏年代,拍过的有两百六十一部。没有拍,拍不成的,也有一百,加上台湾导演、独立制片双手捧着白银而来的,也至少有两百,加起来一共有五百六十一。写了那么多剧本,为什么没有得到金像奖,你知不知道?”我问。  倪匡兄懒洋洋回答:“知道。写得糟透了嘛。”  全场大笑,我们颁了奖,一鞠躬,下台。  倪匡兄在香港的住处,终于安顿下来。  位置在他住惯的铜锣湾,今日造访,发现是一个舒服的窝。楼顶很高,间隔四正,三房一厅,两个洗手间,一个厨房。家私刚从美国运到,有三张按摩椅,两张放在客厅沙发的两旁,房间一张。  主人房一张大床,已占去面积不少。另一房间,摆了两架电脑,倪匡兄和倪太各用一个,看报纸和杂志,不必买那么多份。不能说是书房,因书他已不写稿,看书在按摩椅和床上进行。  小的一间,堆满杂物箱,倪匡兄说:“要是多三个月不打开,就扔掉。”  “地方算大了,”我问:“有没有千多尺?”   “八百罢了,”他说:“更大的屋子我也住过,小一点没有问题,打扫起来方便嘛。”   “租金多少?”  “连差饷,一万七千左右。”   “算便宜了。”我说。  “这座公寓,只租不卖,屋主腌尖得不得了,要看身份和银行存折,前前后后审核十次。”  “你是大作家,也要那么麻烦?”   “谢贤和狄波拉从美国回来时也租过,照样审核十次,我算得了什么?”  看到案头上有一盒面纸,再问:“这就是你用货柜运来的?”  “香港买不到。在三藩市我一天打四次喷嚏,每回几十个,一天一盒面纸。回来后,真奇怪,不打了。这些面纸,至少可以用个三两年。”  从窗口望出去,一片空旷,没有遮拦,高处是礼顿山,低处是一片旧楼。  “我每天站在这里看。”倪匡兄说。“同样风景嘛,有什么好看?”  “每天看完,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呀!”倪匡兄说。  “每天吃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到过一家韩国餐厅,东西不正宗。一问之下,他们说要迎合香港人的胃口。我破口大骂:要迎合香港人胃口,不会去开香港人吃的粤菜?”  “怎么火气那么大?”   “到现在这个年纪,吃一餐少一餐。吃到不好的,非骂不可!”   “我知道你去过附近 的何洪记。”  “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吃四次,干炒牛河好得不得了,云吞面又正。”   “今晚想吃些什么?”我问,“日本菜如何?”  倪匡兄嫂大喜,带他们去湾仔一间叫天胜的。大厨在日航酒店做了八年,已经不愿回日本留下。货源由我的老友三原供应,材料和手势都有保证。  先来一客鱼生,倪匡兄试过后问:“怎么那么美味?叫什么名字?”  “缟ShimaAji。”我说:“Toro会吃腻人,缟很肥,但很清新。”又看到有Kinki,就叫一尾来煮。  试了一口,倪匡兄把整条鱼捧在面前:“手快就有,手慢没有!”  见他吃得津津有味,怎么会和他抢?  “叫什么?叫什么?”倪匡兄急问。  “Kinki,没有汉字,是种很高级的日本鱼,香港人已会欣赏,用汉字叫喜知次,Kinchingi的译名,是同类鱼罢了。”  “我吃鱼吃了五十多年,还有没吃过的,而且一吃吃到两种,真是幸福!”他感叹道。  其实人在香港,已不感神奇了,三藩市当然没有。后来又把店的东西差不多都叫齐了,才肯罢休。  埋单时,店说倪先生已经付了,我即刻理论。倪匡兄说把房子卖掉后,有大把钱。的确比我富有,也就不和他争了。我花钱的本领比赚钱高,收入不如他,但也照他刚才所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董慕节先生欢宴倪匡兄,我做陪客,从澳门赶了回来。  约好在“陆羽茶室”三楼,我去了那么多次,还不知道可以从旁边乘电梯上去。以为早到,原来董先生夫妇已在那里等待,还有音乐界名人苏马大也在座。  两位都是我好久未见的朋友,董先生还是满脸红光,童颜鹤发,活像一个出现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今年贵庚了?”我问。  “属鼠,八十三了。”董先生笑说,一点也不像八十三。  “别在我面前卖老,我八十七了。”苏马大说,更是不像。  董太太也来了,和以前看到那么端庄,保养得奇好。菜上桌,董先生有些肥腻的东西已不吃了。  “医生吩咐的。”他说。  倪匡兄嬉笑:“世界上有两种人的话不可以听,一是医生的,一是太太的。”  “没有医生和太太,日子也不好过。”董太太反击。  “可以那么说吧:要活得逍遥自在,那两种人的话不能听;要活得健康安乐,两种人的话都要听。我强调的是健康安乐,不听医生的得不到健康,不听老婆?哼哼!女人唠叨起来,绝对得不到安乐。”倪匡兄这么一说,座上的男人都鼓掌赞同。  女士们也任由他胡说八道。这一餐,吃得很丰富,“陆羽”的名菜,都出齐了,饭后倪匡兄说了一件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我去一家出名的店铺吃龟苓膏,老板走出来,说店里有一个你认识的老友,随着往墙壁一指,我只看到一大片壳,以为他在骂我和乌龟做朋友,后来仔细一看,是蔡澜为他店写了一幅字。”  大家听了大笑,度过愉快的一个晚上。  和倪匡兄闲聊:“天地图书”将我写你的稿子抽出来,要集成一本叫什么《倪匡与蔡澜》的,你认为怎么样?  “太好了。”他说,“由老友写自己,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的事?要不要写序?”  “你老兄不是说停笔了吗?”   “有什么问题?请出版社派人来家等,我一下子就能写好。”  “现在还在编辑,想不到一写,就有百多两百篇,当成一册太厚了,分两本又嫌麻烦。”  “怎么出都行,要做就做。”倪匡兄说。  我这个人的想法也和他一样,说说就做了。既然他不反对,就能成事。  “从前也有几本《倪匡传》之一类的书,现在都绝版了。”  “也没什么好看,绝版更好。”他说,“传记”一本正经来写,没什么看头。写来赞美一个人,更是虚伪;写来骂人,都是传记作者想标新立异,不值得看。  “哪么人物自己写自己呢?”  “除了拼命往脸上贴金,还有什么可读的?人一世,总有黑暗的一面,都想把它埋葬,挖出来干什么?”   “能卖钱呀,像克林顿的《我的一生MyLife》就赚个满钵。”   “那是欧美才能做到,那边没有翻版,一下子卖千几百万本,捞一笔不错。反正那些政治家说的话没有一件是真的,从头到尾,都骗得人。”  “东方呢?”   “看书的人愈来愈少,你说能卖得了多少本呢?”他问。  “说得也是,不如叫“天地”打消这个主意吧。”  倪匡兄笑了四声:“大可不必,当成玩的,什么事都可做。”   就那么决定,乘这几天得空,把书编好。   老友写老友  无线电视,有个新节目,叫《英雄人物论金庸》,请了倪匡兄和倪震及我上阵。  本来要到录影厂拍的,倪匡兄嫌远不肯,结果借了富豪酒店的意大利餐厅,说好下午三点钟录影,有家韩国餐厅,经过时闻到烤肉香,进去一试,全是迎合港客口味的东西,为之气结。我听了介绍他们去家最正宗最地道的,带他们到罗素街的“伽”。  烤肉是外行人叫的,我们先来韩式生牛肉,倪匡兄没吃过,大赞,追加一碟,也即扫光。接着是蒸猪肉五花腩泡菜包,蒸牛肋骨是必试的,最后来一个大的牛杂火祸,喝韩国土炮马加利,大乐。  见菜单上有黄花鱼,知倪匡兄爱吃,又来一尾。韩国的煮法是用红色的泡菜叶,黄色的蛋皮和菠菜包起来清蒸,非常特别。  黄花鱼已濒临绝种,中餐厅吃到的是用别种鱼种假扮,或是人工养殖的,难吃到透顶,当今吃到一尾真正的黄花,已不易。  倪匡兄试了一口,说:“和中国黄花不同,但已比较养的好吃得多。”  旁边的客人都来自韩国,看到我们叫的菜,像遇到知己,纷纷露出笑容。  酒醉饭饱,提到为倪匡兄编书的事。  “我已经接到十八个电话谈及,你老兄的号召真是厉害。”我说。  倪匡兄建议:“书名不如叫《老友写老友》,我来写序。”  “再好也没有了。”我说。  “我的序,题为:“被写的老友序《老友写老友》——也写写写《老友写老友》的老友。”用来用去,都是《写老友》这三个字。  “文法通吗?”我问。  倪匡兄大笑:“你找找看,有什么不通的地方?”  饭后录影,见餐厅摆着我意大利朋友吹的玻璃瓶,一层又一层,像竹节一样垒了上去,里面装满各式的果乐芭Grappa酒。就先来一杯。倪匡兄也喝了,可见他的饮酒配额尚存。  侍者把整个酒瓶放在桌子上让我们任斟,节目编导看得有趣,就把它当成道具,放在沙发前面。  “《英雄人物论金庸》这个名字不太好,”倪匡兄向编导说:“我们都算不了什么英雄,既然有酒,不如叫《煮酒论金庸》。”  编导赞同,就这么决定。  开始录影,因为是事后剪接,所以录得很长,我已有点昏昏欲睡。倪匡兄说:“一向来,我都用八个字形容金庸作品,那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说查先生的武侠小说第一,古龙的第二,但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相差个十万八千里。  倪匡兄和倪震两人记性都好,谈起书中人物,不管出场多寡,都能一一数出,这也是他们父子沟通的方式之一吧。  主持人问:“你们喜欢书中的什么女人?”  “金庸作品,女人似乎都不是好人,很难爱上。”倪震说。  “我喜欢《鹿鼎记》中的双儿,她对韦小宝死心塌地。”倪匡兄说。  问及我,我毫不犹豫说:“双儿学问不大。我钟意《碧血剑》中的何铁手,她古怪透顶,不作声,永远爱袁承志。”  “最不喜欢黄蓉,”倪匡兄说:“到了后来,变成相当恶毒。”  “我最不喜欢的是国内的人,将我们称为四个才子。”我说:“金庸先生是一个巨人,其他三人,永远不能相提并论。而且,黄已作古,我们两人七老八老,叫什么才子呢?”  倪匡兄同意。今后的数千年,有人提到查先生生平,也许顺道记录了有这么几个朋友,这已是我们一生的成就了。   出走(1)   “你整天请我们吃饭,不行,不行。”  当七十岁的倪匡兄离开了香港十三年,回来后的第一个早上,我们在一家叫“翠华”的店里吃完饭,我付钱时,他说。  “茶餐厅罢了,付不起吗?”我反问。  “不只是倪太和我两人,我们一出门就是一家人,每次要你付账,那还得了?”他说:“而且,这次我一住,至少两个月,才回三藩市。”  说得不是没有道理,我建议:“不如这样吧,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让我替你做个倪匡公式电脑档案,英文说The Offcal Website of NeeKuang,用来吃吃喝喝。”   “哈哈哈,你骗人,电脑资料哪赚得了钱?”  “先在杂志上发表,领了稿费再出书,又有版税。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或者全部给你都行,我只求有题材交稿就是。”我说。  “唉,还是香港人脑筋动得快。”  “满身铜臭嘛。”我说。  “老朋友了,你说什么就什么,稿费和版税都不可以分。”  “容后商议。”跟他聊天多了,学了他讲话时喜欢用的四字的文言文。  “从那里开始?”他已准备好了。  “先谈你怎么从大陆逃到香港,有人说你是从内蒙古骑着一匹马,一直骑到香港的。”  “胡说八道。”倪匡兄大叫:“从那么远的地方骑得到,叫他们骑给我看看!”   “前因后果?”  “一九五一年,我不想读书,就当兵去了。那时候的运动是治淮河,我跟着大队去,从上海出发,一大伙人,不知过了多久才抵达,后来又被派到内蒙古去。”  “惹了什么祸了,是不是?”  “年轻嘛,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做得出,那时候内蒙古的狼特别多,我引了小狗和小狼交配,生出小狼狗来,把干部咬了一口。后来又因半夜站岗冷得要死,就拆了烂木桥生火,都定了罪。”  “有没有经过审判?”   “审官只是一个人。当年的低级干部已可以召开法庭,判人死刑,但他没枪毙我,先把我关在小木屋里,天天要我写悔过书。”  “一关关了多久?”  “三个月。”倪匡兄说:“我最记得不知哪里跑来一只波斯猫,毛长得很,给顽童打了很多结,我天天为它解,也解不完。《老猫》这部小说,就从那只猫得到灵感。那时天寒地冻,每晚听到狼叫。”  “有没有得吃?不会把猫也吃掉吧?”  “那干部丢给我一大块东西,黑漆漆的,原来是冰冻了的豆腐,大概是发了霉。有一天,一个读政治科的蒙古人偷偷地来看我,说我死定了。”  “啊,”我叫了出来,“怎么认识的?”  “刚来蒙古时是在农场工作,大家谈得来,我记得他是从一个名字很古怪的县来的,叫托克托县。他把一只马偷来,要我骑着,说记得一定要朝北走,走到有蒙古人的村落,就会收容我,叫我学蒙古话,住上两三年,最好娶个蒙古老婆,没人认得,就可以逃脱。”  “你真够胆。”我说。  “还有什么选择?哦,对了,他还把我的档案也偷了出来,那么厚的一本,都是针对着我的,拿来当传记,更够详细。这更令我下了决心,骑上了马。那只马瘦得不得了,连马鞍也没有,只披着两个麻布袋。这个蒙古人,真是我的恩人。”  “后来有没有机会报恩?”   “再也没见过他,心里还是感激的。”   “跑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当然是先把那个厚厚的档案放火烧掉了,烧完时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一片,哪里知道东南西北?”  “你到了香港后还有不知方向的阴影,一定死缠着倪太,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我问。  倪匡兄点点头:“你也看过我一直戴着的那个有指南针的手表。”  “后来呢?”  “记不得走了几天几夜,看到了一条火车轨,跟着走,就走到一个车站,是黑龙江省泰来县。车站旁边还有一个豆浆档,买了一碗,喝了下去,全身温暖,温暖到手指头脚趾头都感觉得到。”  “买豆浆?身上有钱吗?”   “我好歹也做到了一个第二十一级的干部,有工资的呀。”他骄傲地说。  “是乘火车到了香港来的?”  “没那么简单。”他说,“到了车站,就有地图了,我一看到鞍山,就想起我哥哥来。”   “倪亦方?”  “是,他在钢铁厂做工程师,还被选过十大先进青年。我记得后来在香港时,看过《大公报》的一篇报导,标题写着《倪匡、亦舒的哥哥领奖》,笑得亦舒和我要死,哈哈哈哈。”  “在哥哥倪亦方那里住了多久?”   “一个多月。”倪匡兄说,“但是户口报不成,还是非走不可。”   “又乘火车?”  “不。这次坐船,在鞍山认识的年轻人都说可以乘轮船到大连,在青岛时不要下船,躲起来,等船开了,再走出来好了。”   “船长没把你抓起来?”  “这种偷渡的情形常有,也不止我一个,船长抓到了,教训我们一顿,就在上海把我们放了。”   “到了上海就回家去?”   “哪里有家?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了香港。”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一九五〇。”   “你怎么没跟他们来?”   倪匡兄说:“那时候大家是热血青年,哪里会到香港那种殖民地主义的腐败地方?”  “那时候的宣传是深入民心的。”我说。  “不过我也思考过,也闯了祸,那厚厚的档案也记载过我问的话。”   “你问了什么?”  “说在台湾,每个人都在吃香蕉皮。”   “这种宣传我也听过。”我说。  “我问干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谁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么在上海依靠谁?”  “我到亲戚家里,大家都当我是瘟生,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说可以帮忙人家到香港去。”  “这种广告怎么登得出?”   “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举行了大鸣大放的运动,一切很放得松,后来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个组织了?”  “对。”倪匡兄说:“他们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有什么分别?”   “不会讲的收费四百五十人民币,会讲的比较便宜,收三百。”  “你当时已经学会了广东话?”我惊讶。  “那么难讲的方言,我现在还学不会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来的钱?”  “亲戚们怕我和他们搭上关系,万一我被抓到,他们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愿意出点小钱让我失踪。”  “怎么偷渡的”?  “搭火车到广州,用船运到澳门,再从澳门把我们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独立,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身上还留了几个钱,先买一碗饭来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么饭?”  “叉烧饭。”倪匡兄说,“天下哪会有那么好吃的饭!一大碗,上面铺着几块叉烧,肥得油都漏了出来,流到碗边,再滴在手上。啊!那种感觉,还没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着,就笑了出来。到了现在,我一看到大碗饭,也还会笑的。”  “上海没叉烧饭吗?”   “有,叉烧在上海也看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么干活?”  “那时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团结。蹲在工地上,等工头来叫去打工,日薪三块七,给工头抽去八毛,剩下两块九。二三十个人,被叫去十几个,剩下的人没工开,等大家回来,分了钱,一齐吃,有时候不够钱吃饭,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喝得饱?”   “有糖呀!”   “糖?”  “看到桌子上一缸糖,我问要多少钱?朋友们回答不要钱。哈哈哈哈,有这种事?糖不要钱?当然拚命下咯,我到现在喝茶喝咖啡,还是要下很多块方糖的。”   “……”  倪匡兄继续说:“到了香港,真是觉得海阔天空。说到距离,上海和香港并不远,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人家都说香港的空气大受污染,我当年感觉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鲜的。三藩市的空气大家公认是比香港好的,但是我在那边天天要打三个喷嚏,现在回来了,鼻敏感都马上医好了,你说香港的空气有多美呢!”  “来了香港之后,你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我问倪匡兄。  好像是昨天的事,他记得很清楚:“一群从大陆来的青年,在荃湾地盘等开工,闲起来就看看报纸,副刊上有篇万言小说,每逢星期天出一次,我一面看一面说:‘这种东西,我也会写。’没有人相信,我就花了一个下午写给他们看。”  “是什么报纸?”  “《工商日报》,我大胆地投稿,想想也没有什么希望,试一试罢了。几天之后,编辑就叫我去谈,说可以用我的稿,得到九十块钱稿费,笑了三天。别忘记那是二块九毛可以吃四碗叉烧饭的年代。”  “你记得第一篇小说叫什么吗?”   “叫《活埋》。讲的是地主子女的遭遇,当时我写的东西很文艺,还有主题呢!”  “那篇稿有没有存下来?”我问。  “剪了下来,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找出来时已被蟑螂咬得支离破碎,真阴功。”  “我替你去找找看,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里面也许会有。我在做十三妹的资料收集时,也在那里找到的,你记得是哪一年的事吗?”  “一九五七年,八九月之间。”倪匡兄说。  “后来呢?”   “后来写杂文稿,投到《真相》。”   “一投就被用吗?”  倪匡兄大笑:“说也奇怪,一生人投稿,真的没被人退过。”   “杂文的稿费呢?”  “没有稿费。他们说报馆小,付不出钱,我说没所谓,反正闲着。投得多了,他们问我有什么事做?我说没事呀,那么就叫我到报馆去当帮手。”   “工资给的吧?”  “一百三十块一个月,分两期,每期六十五,我又笑了三天。社长叫陆海安,很年轻,才三十多岁。当时报纸上还有一个叫司马翎的人写武侠小说,一天两千多字,写了一半断了稿。陆海安问我怎么办?我说由我来写好了,帮他续了一个星期的稿,后来他又写回。写一下,他老兄干脆不写了,陆海安叫我写,我就写完那篇小说,反正看得多了,就会写。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  “写武侠小说也算在工资里面的吗?”  “不,不,已有三块钱一千字,一个月另外有一百八十块收入,又再笑了三天。我什么都写,连影评也写。”倪匡兄说。  “又笑了?”  “不,不。影评是不拿钱的,写着玩罢了。那时候张彻也写影评,在《新生晚报》。他的影评可是怪了,不评电影,只评其他人的影评,像是个皇上皇。我说这部电影好看,他说我讲得不对,两人对骂起来,做了朋友。”  “和《明报》的渊源呢?”   “张彻介绍了董千里给我,都是上海人,谈得来, 他当时编的《武侠与历史》,也是《明报》出版的,我就开始在那里写武侠小说。”  “用什么笔名?”   “叫岳川。”倪匡兄说。  “第一篇的名字记得吗?”   “短篇不记得,长的叫《和尚抢书》,写一大群和尚去抢一本经书。”  “有没有存稿?”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我说:“我把这些线索记下来,万一读者之间有人剪下,看到了也许会寄给你。”  “谈到旧稿,就像老友重逢,很有趣的。”倪匡兄说。  “还在什么地盘写稿?”  “那是写作最旺盛的时期,什么都写,《大公报》上讨论一本小说,我也参加一份,投稿批评,结果也登了出来,虽然也没稿费。”  “听说你在《工商日报》上也有个专栏?”   “对对,每天一篇,一千字,有八块钱赚。”   “那时的八块有什么用?”  “哼哈,八块可是不得了了,和李果珍拍拖时,三块钱看电影,吃五块钱的饭,还有四个和菜呢,所以那个专栏叫做《生饭集》。”   “生饭?”  “是呀,写写几个字,饭就生出来了,不叫生饭叫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上海人骂人,说你是吃了生米饭?我的专栏每天都在骂人,这个栏名用得恰到好处,哈哈哈哈。”  第一桶金(1)  “你正式的一份长工,是在《明报》,我们就从《明报》谈起,你是怎么认识金庸先生的?”我问。  倪匡兄说:“我在《武侠与历史》的文章愈写愈多,中篇长篇都有,在《明报》成立第二周年的酒会上,应该是一九六一年吧?见到了查先生,他就叫我到《明报》去做事。”  “最初的薪水有多少?”  “六百三十块一个月,由沈宝新先生发的,其中有一张五百块的大牛,香港人叫棉胎的,真的像被子一样大。拿回家后,和倪太两人拚命往墙上刮。”   “刮墙?”  “是呀,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刮墙怎么会知道?”  “往涂得粉白的墙上刮,真的会留下一点点的颜色,假的一点也留不下,真奇怪,用过棉胎的人都知道。”倪匡兄说,“刮出颜色,当然又笑了三天。”  “到了《明报》,第一件做的是什么事?”   “当年是武侠小说的全盛时期,报纸上除了查先生的文章之外,需要人写大块头,二千字左右的。找不到人写,就叫我写了。”  “记得叫什么吗?”  “《南明潜龙传》,一连载,连载了几十万字,还出了书,查先生难得地替我写前言,他说看了一定会满意。这本书后来还有人记得,批评我写得一塌糊涂,我承认。我没有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看得下去就是嘛。”  “后来呢?”   “后来愈写愈多,报纸上已经有两篇武侠小说了,还要写一篇新派的,所以要用很多不同的笔名。”   “薪水照旧?”  “不,查先生很大方,另给我十块钱一千字,但是合同订得很怪,十块钱之中,有六块是稿费,四块是版权费,今后出书,公司不必再付。”  “什么叫新派武侠小说?”我问:“不是科幻吗?”   “就是用现代的人物罢了。我写第一篇就用卫斯理当主角的,一点科幻成分也没有。”  “后来怎么变为科幻的?”   倪匡兄说:“我向查先生说,与其写新派,不如来一点和旧的不同的东西。”   “查先生也接受了?”  “他说没有问题,尽管写好了。我便开始用冬虫夏草做题材,写细菌侵犯人体的卫斯理的故事,大受欢迎。”   “这些稿子有没有存底?有没有出过书?”  “所有卫斯理小说都出过书,还要感谢一位叫温乃坚先生的,也是文化圈中的人,会写新诗,把所有卫斯理的报纸原稿都剪下来送给我。我记得我在第一本书的后扉上写过,说如果太阳系中没有温乃坚,就没有卫斯理了。”  “出书拿不到版税吧?查先生合同上写明的!”   “这一点查先生倒很宽容,后来出书,版税照给。”倪匡兄说,“也真要谢谢他。”  “有没有偷吃,替别的刊物也写?”  “在《明报》一写,出了名,当然其他老板和编辑部都来抢稿,罗斌的环球出版要我写了《木兰花》系列,后来又在他出版的一本叫《迷你》的黄色杂志上写《浪子高达》的艳情小说。”  “性爱描写大胆到什么程度?”我问。  “现在也不记得了,反正一出版,就被政府告,每次罚款都要六千多块,我说我的稿费才一千多呀!”   “罗斌不在乎?”  “他不在乎,叫我尽管写好了,可见他赚得更多。”倪匡兄说,“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政府只告出版人和杂志社,不告作者的。”  “你的艳情小说一定写得好。”我说。  “不能算是第一,第一的应该是依达,他写过一篇叫《四桂床》的,说一个小孩给他姨娘引诱上床的故事,精彩绝伦,到现在我还记得。”  “最多的时候,有多少篇?”   倪匡兄说:“每天十二篇连载的小说,四五个专栏。”  “哇!”我叫了出来,简直只有外星人才有这种本领:“加上剧本费,那还得了!”  “最初还没有写剧本的,先卖版权。电影开始走入全盛时期,版权制度也已经建立,大家都来买我的书去拍电影,每本可卖一两千块。”   “第一个版权是卖了什么?”  “《六指琴魔》,到现在还有人想重拍,真好笑。我说买来干什么?叫成《七指琴魔》,就不必再付了。哈哈哈哈。”   “存了多少钱?”  倪匡兄又笑了:“每次存够了,就去买金条,一条一条存,积了一百两。拿去换了现钞再炒黄金,买空卖空,存了十年的第一桶金,在一个月之中完全亏掉,输得干干净净。也好,要是赚了还有甚至兴趣写稿?哈哈哈哈。”  编剧大王(1)  “第一个剧本叫什么?”我问。  “最近出版了一本张彻的传记,访问中他说我第一个为他写的剧本是《金燕子》,其实不是。”倪匡兄说。  “这个我也记得。”我说,“《金燕子》的角色,是从胡金铨的《大醉侠》中一个人物演变出来,当年郑佩佩很红,张彻为了用她,自己写了那么一个剧本,但是他真正想捧的是王羽,故事从金燕子出发;愈来愈着重在男主角身上,郑佩佩发现时,已经太迟。《金燕子》的外景在日本拍,由我负责组织,同时拍摄的还有一部罗烈主演的《飞刀手》,那才是你编剧的。”  “你说得没错。”倪匡兄说,“张彻叫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叫《独臂刀》,在一九六七年。”   “你没经过训练,怎会写剧本?”  “我的剧本哪里是剧本?不过是中篇小说罢了。”倪匡兄说,“剧本上面写着时、地、人。一场又一场分开,等于第一章第二章,写的完全是文学剧本,与电影手法无关。会写小说,就会写剧本。”  “剧本费多少?”   “我记得我和邵氏签过三张合同,第一张五千,第二张八千,第三张一万。后来再加,最后帮邵氏写的那一个是五万。”   “一共写了多少个?”  “根据《邵氏经典》那本书,记录了我作剧的有二百六十部电影。”  “何止?”我说,“还有写了没有拍的呢?有些拍不成,可能是谈了题材之后觉得过时,也有导演没处理好的。当年的剧本还寄到新加坡邵仁枚先生那里过目,认为星马检查有问题的,也拍不成。反正你老兄是收了钱不退货的,设计算在里面的最少还多出一百部来。”  “后来国泰也找过我写。”倪匡兄说。  “合同订明是不准和别的公司写的。”   “不挂名就是。”倪匡兄说,“邵逸夫先生很大方,没找我算账。”  “那是电影的黄金年代,还有台湾导演要的呢!”   “是呀,台湾电影,剧本费要多一点。”他承认,“写了多少个,我完全忘记了。”   “钱呢?”  “一半给了倪太,其他一半,我花光。”   “哇,那是两三万块钱可以买到一层楼的年代呀!”我问,“你们的第一间房子是怎么样的?”  “是一间有九层楼的,没有电梯,要一口气爬上去,反正年轻,当成运动。第二间买在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倪震就是在那里出世,第三间在赛西湖。”  “百德新街那间我去过,和你们一家推着车子,在大丸百货公司食品部买东西。”我说。“还有一间是买给我爸和老妈的,记得是四万块钱。那时候的宾士也是四万块一辆,我考虑过买车或者买房子呢?结果还是买了房子。要是买车的话,那我就是第一个坐宾士车的编剧了。”  “没有你来提高,剧本在香港电影制作费中,是不成比率的。”我说,“但是事隔那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偏低。”  “台湾导演来抢时,才又多了一点,那时候我已收六七万块一个。”   “我记得你是一个礼拜写一个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要开戏才来找人写剧本,不能早点想好一个故事,事先组织好再找编剧的吗?每一次来叫我,都是十万火急。别人写不出,只有我写得出。”  “传说中,有台湾导演求你写,你答应一个礼拜给他们,结果三天就写好了,放在抽屉里,他们再怎么催也不给,有没有这么一回儿事?”  “有的。”倪匡兄说:“尤其是对付那种不知道要些什么的导演,不必同情。”  “不知道要什么的导演太多了。”我说。  “可不是吗?其中一个,要我去参加讨论会,你知道我从来不做这种事的,给他苦苦哀求,结果去了,晚上谈好的,三更半夜打电话来改。改好了,第二天早上又全部推翻,最后我生气了,用标准的广东话向他说:我才不和你们这班契弟混吉!”  “你和张彻配合得最好。我记得在拍摄现场看他拿着剧本,第一行,用线画了一下,是第一个镜头,第二行第二个,依此类推,真是天衣无缝。”  “我也记得。”倪匡兄说,“写到打斗场面,我就声明:此处请武术指导设计,哈哈哈哈。”  “你看画看得那么多,要拍些什么戏,和你讲个题材和多少人物,你马上交货,有情节就行,写打的写来干什么?最要紧是与你谈得来。”  “我和邵氏的合同,还有一个无理的条件,都与你也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我问。  倪匡兄笑着说:“和我谈剧本的,只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导演张彻,一个是制作经理蔡澜。”  女大王,这个字,只能用于广东话,意思是说讨好、惹人喜欢,哄得人家舒舒服服。  女,是令女性爱上你。  “你是和倪太怎么认识的?”我问。  倪太本名李果珍,倪匡兄在别人面前直呼其名,但是在私底下,至今,还是亲密地称她为“妹妹猪”。  冠倪匡兄为女大王,可不是没有根据的。  “来了香港,除了求生,也得自我增值。”倪匡兄并没直接答复我的问题,“我白天在地盘做散工,晚上就到联合书院去念夜校。”  “读什么?”   “新闻系,李果珍修英文,有一堂同一个教室,入秋,天气很冷,一阵风吹来,李果珍回头一看,后面的门开着,我记得那一眼,很动人。”  “那还不快点去关,呆在那里干什么?”我问。  “我当然跳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门关上,李果珍向我笑了一笑,我就决定一定要娶这个女子了。”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两人都在等巴士,巴士没来,就乘机搭讪,和她一齐从坚道散步,走下山坡到大路去搭车,边走边谈。”   “谈些什么?”  “李果珍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一个人?”   “当然是人咯,难道是外星人?”  “你没听懂。”倪匡兄说,“当时她也看我的文章,说怀疑那个作家是不是我,我说我本来就是那个人嘛,从此聊起来,聊个没完没了。”   “拍拖拍了多久才结婚?”  “拍了三四个月吧!”倪匡兄说。  依照这种速度,当今的人看来,已是闪电了。  “那是多少年的事?”   “一九五九年。”   “你几多岁?”  “我二十三,李果珍二十,到了婚姻注册处,注册官拼命摇头,说太年轻,太年轻了。”  “双方家长是同意的?”我问。  “唔,我那时候的广东话还没说得好,誓言上有一句:某某人‘清心发誓’,我听成‘青山百岁’,怎么结婚和青山有关系?真是听得糊涂了。”这时候倪太走了过来,接了倪匡兄的口,说:“当年学校有个教授,说我是明珠暗投。”  “没有骂说一棵鲜花插在牛粪上,已算是客气的了。”倪匡兄赖皮地说。  倪太没有好气:“倒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成份。”  我笑了出来。  “他妹妹亦舒也一直问我。”倪太说,“为什么什么人不找,要找到这个麻甩佬?”  “别说了,妹妹猪。”倪匡兄抱着倪太又亲又吻,我转过头去,伸出舌头。  “结婚之后,马上有孩子的?”我问。  “不不。”倪匡兄说,“我们一九五九年结婚,到了六三年才生倪穗,十六个月后生倪震。”  晚饭时间到了,我们一齐散步到餐厅,倪太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妇都出席。  我问倪太妹妹李果珠:“你们两姐妹嫁给两兄弟,你的先生,也就是倪匡兄的弟弟倪平,是不是像他一样,一个女大王呢?”  “才不呢。”李果珠说:“他平时一句话也挤不出来的。”   “那是怎么拍拖结婚的?是不是倪匡兄推荐?”  李果珠说:“当年倪匡的爸爸妈妈要从香港搬到台湾去住,不放心没结婚的儿子倪平,把我叫了去,说交给你照顾好吗?等于是相亲相出来的,和倪匡无关。”  “他们就和我有关了。”倪匡兄指着倪太的弟弟和弟妇领功,“当年我们搬到百德新街,隔壁住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李果珍弟弟常到我们家,带着倪穗出去玩,少女说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知道不是他的女儿之后,两人谈起恋爱来,才结婚的。”  “是你主动?”我问倪太弟弟李博士。  “是我主动。”他太太说。  李博士很骄傲。  他太太补了一句:“有时,也要乘机会给男人一个面子的。”   女大王(2)  问回倪匡兄,我说:“你有没有像写剧本一样,男主角向女主角说‘我爱你,请你嫁给我吧!’?”  “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做得出来?”他反问,然后看了倪太一眼:“我是老老实实地跪了下来,送上戒指,然后说:‘我爱你,请你嫁给我吧!’的。”  “鬼才相信他这种话!”倪太假装生气,甜在心里。  倪匡兄,不愧是女大王。   稿纸(1)  “你有没有算过你写了多少字?”我问。  倪匡兄回答:“从来没算过。你这么一问,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以什么做标准?”  “我通常在一个小时可以写十一张稿纸。”   “四百格?”我问。  “不,我印的是五百字的,比一般的标准A4纸大,是B4size吧?”  “我也学你,用B4印稿纸。”我说。  “我的稿纸上有几方印,闲章我自己刻,名字倪匡的印,还是出自你的手笔呢。”  “惭愧。”我说。  倪匡兄继续:“十一张五百格的稿纸一共五千五百字。一小时六十分,一分六十秒,六六三十六,一共也不过三千六百秒,我写一个字快过一秒。”  “哇!”   “我吃吃喝喝,玩玩贝壳,听听音乐,一天写作三个小时多一点,平均有一万二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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