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6

莱德勒是弗洛伊德之后第一个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医生。卡汉纳则在精神病疗养院主持精神病治疗工作，但他的治疗方法仍然局限于电疗法。这两个学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最初的两个中坚分子。　　卡汉纳在一九零一年向一位维也纳医生威廉·斯泰克尔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当时，斯泰克尔正患神经质疾病。他在一八九五年曾写过一篇论儿童性交的论文。当他得知弗洛伊德善于用精神治疗法医治精神病时，他就向弗洛伊德求助。从那以后，他认识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他的治疗取得了成功。一九零三年，斯泰克尔也开始从事精神分析活动。　　除了以上三个人以外，最初追随弗洛伊德的人还有阿尔弗德·阿德勒。　　一九零二年秋，弗洛伊德向卡汉纳、莱德勒、斯泰克尔和阿德勒四个人发出通知信，希望他们到他家来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工作。后来，斯泰克尔说，正是他，最先建议弗洛伊德召集讨论会。弗洛伊德自己也曾说，关于召集讨论会的建议是在“一位实际体验到精神疗法的疗效的同事的推动下”提出的。这就证实了斯泰克尔的说法。　　从此以后，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们四个人到弗洛伊德的候诊室，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共同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它是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最初，斯泰克尔把每次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的星期日版上。　　一九零八年春，这个讨论会开始有自己的小图书馆。四月十五日，这个讨论会的名称由原来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这个学会从一开始成立就是充分自由的团体。参加学会的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自由参加活动。一九零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弗洛伊德从他的休假地罗马来信，强调学会成员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瑞士的苏黎世，从一九零四年起，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主要助手容格，就开始全面地研究和应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一九零六年，容格发表论述心理联结活动的诊断的著作。一九零七年，容格发表了著名的著作《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在这本书中，容格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应用于各种心理症的治疗和研究中。　　从一九零六年四月起，容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开始了连续将近七年之久的通讯，其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之间表达了极其亲密的感情，而且相互交换了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　　容格的首次访问，更引起弗洛伊德的激动。一九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早晨十点，容格来到弗洛伊德的住所。容格向弗洛伊德请教许多问题，谈话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给容格和弗洛伊德两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容格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在这次会面后两个月，容格对弗洛伊德表示说：“凡是掌握精神分析学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　　弗洛伊德为容格远道而来向他求教的行为感动，而且，也被容格的魅人的性格所吸引。弗洛伊德很快就在自己的心目中产生一个宿愿，希望容格能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他亲热地称容格为“儿子和继承人”。　　容格访问弗洛伊德后不久，又有两个人远道而来访问弗洛伊德，他们是阿伯拉罕和费伦齐。　　阿伯拉罕是容格的助手和同事，他是在一九零七年十二月拜访弗洛伊德的。阿伯拉罕后来也成了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　　费伦齐是布达佩斯人，他早就试验过催眠疗法。一九零八年二月，他拜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很喜欢费伦齐，所以，弗洛伊德邀请他在那年八月与弗洛伊德的全家人共进晚餐，而且不久又同他一起来伯尔德加登去旅行。从他们认识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他们之间写了一千封信以上，他们的信件涉及许多精神分析学的重要问题。　　由于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集中在苏黎世，所以，很自然地，在那里逐步形成以容格为中心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小组”。　　当时，钟斯向客格建议，最好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问题。容格表示同意，初步决定于一九零八年四月到沙尔斯堡召开会议。容格说这次会议将被称为“弗洛伊德心理学会议”。　　一九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会议在沙尔斯堡的布利斯托尔饭店举行。会只开一天就结束了，参加者有四十二人，其中有一半是专业的精神分析工作者。会上宣读了九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来自奥地利，两篇未自瑞士，其它三篇分别来自英、德、匈。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病症史》。　　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是论述一个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这篇论文后来以《同老鼠在一起的人》为题发表出去。　　在会议上，弗洛伊德从八点钟开始讲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讲到十一点，他表示已经讲得太多，不打算再讲了。但大家都被他的发言的精彩内容所吸引，一再要求他继续讲下去，所以他才继续讲到中午一点钟左右。　　当时，弗洛伊德五十二岁了。他梳着一头乌黑的、整齐的头发，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他仔细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　　宣读论文后，决定出版一个会刊。名为《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这是在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指导下、由容格主编的刊物。这个刊物一直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有了自己的杂志，可以有地方发表自己的著作了，而这也成为他同论敌进行论战的一个阵地。正如他在给容格的信中所说：“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敌人越多就越光荣。现在，当我们能够从事工作，发表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能长久地这样下去。”　　会议之后，布里尔和钟斯到维也纳去拜访弗洛伊德。当时，布里尔表示希望能把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英语。弗洛伊德表示同意，但可惜布里尔的英语水平不高，所以他的英译本的质量不高。　　一九零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五篇论文：《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诗人与幻想》、《幼儿关于性的想法》、《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两极性》和《性格与肛门爱》。　　到此为止，弗洛伊德显然已经胜利地打破了被孤立状态，使自己的学说在国际上传播。这一切，乃是由他发起的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获得成功的新起点。　　一九零二年，弗洛伊德被正式地委认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心理学副教授。这个副教授职位对他来说显然是同他的卓越的研究成果不相称的，表明了奥地利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仍然顽固地执行种族歧视的政策。　　可是，当弗洛伊德在国内和德国遭到冷遇的时候，他在英、美、瑞士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在一九零八年夏天访问英国后不久，弗洛伊德便在十二月受到了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校长史坦利·霍尔的邀请。克拉克大学准备庆祝建校二十周年纪念日，请弗洛伊德前往讲学。弗洛伊德请费伦齐陪他去，费伦齐非常激动，开始日夜训练自己的英文会话能力，并看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书籍。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性格并不很了解。在这以前，弗洛伊德曾经从一本论述塞浦路斯古董的书中知道，这些古董中的一部分已经运往纽约陈列，因此，他很想找机会去纽约看看这些塞浦路斯古董。他接到邀请后说，他希望能有机会看看全美国，他特别想看看著名的尼加拉瀑布。临走前，他一直没有起草讲学稿子，他准备在大西洋的航程中写。　　八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与费伦齐在德国不来梅港上船，乘着“乔治·华盛顿号”前往美国。这次到美国去，还有容格，容格是在六月份接到美国人的邀请的。弗洛伊德认为，邀请他们俩一块去美国讲学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在船上，弗洛伊德、费伦齐和容格三人各自分析自己的梦。据客格说，弗洛伊德的梦绝大多数表现了对未来的工作和家庭的关切。在船上，弗洛伊德偶然地发现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情——他的船舱管理员手中拿着《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并认真地阅读这本书。这件事无疑地鼓舞了弗洛伊德。他后来告诉钟斯说，当地看到这一情景时，他自信自己会闻名于世。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抵达纽约。布里尔正在码头上等候，但他没有与他们一块乘车离开码头。　　弗洛伊德到达后，报界的报道出了小差错。第二天早晨，报纸宣布“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原文如此）已经到达的消息。　　第二天，弗洛伊德在纽约到处寻找内弟埃利·伯内斯和老朋友鲁斯加登。布里尔陪着他到处跑。他们先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然后穿过唐人街和犹太人聚居区，中午到达康尼岛。　　第三天早晨，弗洛伊德前往他朝思暮想要去的地方——纽约市大博物馆。在那里，他最感兴趣的是古希腊的历史文物；接着，布里尔陪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然后，钟斯也一块陪弗洛伊德去游玩。他们在哈姆斯泰因屋顶公园共进午餐后，一块去看电影，这是最原始的电影。弗洛伊德和费伦齐都很感兴趣，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九月四日，弗洛伊德等人离开纽海文，前往波士顿和曼彻斯特。　　弗洛伊德到达克拉克大学后，容格建议他讲梦的问题，而钟斯则主张讲一些一般性的精神分析问题。　　钟斯的建议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在一九零八年，即弗洛伊德赴美的前一年，钟斯曾经在这里同普林斯一起主持过两三次讨论会。在一九零九年五月，即弗洛伊德赴美讲学前几个月，钟斯又同布特南一起在纽海文召开讨论会。所有这一切，都为弗洛伊德这次访美奠定了基础。美国人以极大的兴趣焦急地等待着弗洛伊德的到来，希望他的讲学能扩大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影响。正如钟斯在反对弗洛伊德以梦的题目作为这次讲学的主题时所说的：美国人是很讲实际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应用。　　弗洛伊德用德语讲了五次，他的优美的德语口语吸引了所有听众。一位妇女听了弗洛伊德论“性”的理论以后，心情很激动，这次讲学的稿子后来以不同的形式出版发行。　　最令人难忘的日子是向弗洛伊德颁发博士学位的那一天。在二十周年校庆典礼快结束时，克拉克大学校长授予弗洛伊德博士学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的激动心情可以在他的致谢辞中的一句话中反映出来：“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　　在这次讲学中，弗洛伊德遇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詹姆士会讲流利的德语，他们很亲热地交谈起来。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很生动地谈到了他同詹姆士的会见：　　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令我永远难忘的事情，那就是会见了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他一遣散步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他带着的皮包交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告诉我说，等到他那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之后，他会马上赶上来。他于一年后因心绞痛逝世，我常常希望我能象他那样面对临近的死神能毫无惧色。　　钟斯回忆说，在听了弗洛伊德的讲演后，詹姆士曾把他的手臂搭在钟斯的肩膀上，说：“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你们。”　　在这次访美过程中，弗洛伊德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弗洛伊德感到最满意的朋友是哈佛大学神经学教授布特南。布特南当时虽然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但心情舒畅、思想开朗，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总是抱着很敏感的态度。弗洛伊德对布特南作了一个很公正的评价。他在《自传》中说：　　在美国，我们也遇到哈佛的神经学专家布特南。他虽然年纪老迈，但仍是精神分析学的全力支持者，而且以其为世人景仰的人格尽全力阐扬精神分析的文明价值及维护其目标之纯洁。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也许由于他受某种强迫性神经质的感染，他有很强烈的偏见。对于他，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他有一种把精神分析学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体系的倾向，井把它变成道德的奴役。　　九月十三日，弗洛伊德参观雄伟壮观的尼加拉瀑布。弗洛伊德说，亲眼看到的尼加拉瀑布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宏伟。在参观时，当导游带领弗洛伊德等人步入“风洞”时，导游拍了一下在前面参观的一位游人的背部，说：“请给老人让道。”弗洛伊德听到这一句话，感到很刺耳。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对他的年龄的增长很敏感。实际上，他当时才五十三岁。他并不服老，他说：　　那时候，我只有五十三岁。我觉得我还年轻力壮，再加上到新大陆的一次短期访问，更鼓舞我在各方面的自信。（弗洛伊德著《自传》）　　接着，弗洛伊德被邀请到布特南的住所。布特南的家坐落在伯拉席特湖畔的阿第伦达克山上。弗洛伊德曾写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以小说和诗一般的语言描写那里的美丽的、仙境般的风景。那里的湖光山色使弗洛伊德陶醉，这是一段极难忘的时刻。容格在同弗洛伊德等人欣赏自然风光时，情不自禁地唱了一首德国歌曲，九月十九日弗洛伊德等人前往纽约。　　在布特南家里作客的时候，弗洛伊德就患了轻微的慢性阑尾炎，但为了在旅游中不要过多的打扰别人，他忍着痛把这件事瞒起来。他终于完成了在美国的访问，登上赴德国的“威廉一世皇帝号”轮船回国了，九月二十九日到达了不来梅港。　　这一次访美讲学，弗洛伊德自己给了它很高的评价。他在《自传》中说：　　在欧洲时，我觉得处处受人轻视。到了美国，我发现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没有对我怠慢。当我步入沃斯特克拉克大学的讲坛宣讲我的《精神分析五讲》时，我的感觉就象难以置信的白日梦获得实现那样：精神分析巳不再是一种幻想的产物，它已是现实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当然，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学在美国所遭遇到的命运，并不是只看到它的顺利的一面。他说：“自我们访问美国之后，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地位一直屹立不坠，尤其在外行的民众中大为流行，又为许多权威的精神病学家认作是医学训练教育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很不幸的是，它不久也遭到被渗透和被歪曲的灾难。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很多和精神分析风马牛不相关的弊端滥用，也都假其名而行。”弗洛伊德认为，美国人的实际精神固然是好的，但如果把这种精神绝对化，会造成轻视理论的危害行为。他认为，美国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基本技巧，并没有给予透彻的研究和训练。他特别对于华生（1878－1958）在一九一三年提出的行为主义原则表示愤慨。华生根据自己对动物心理和婴儿心理的研究结果，主张心理学是研究行为的自然科学，反对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显然，行为主义由于方法论的狭隘性，否定了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差别，不能正确地对待人类意识与行为的内在本质关系。　　在访美期间，弗洛伊德的演讲集编成《精神分析五讲》，后来由布特南出版发行。布特南在介绍弗洛伊德的序文中，无意地用“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这句话。弗洛伊德对这句话很不满，在他内心中所引起的刺激并不亚于参观尼加拉瀑布的“风洞”时所受到的那次刺激。正因为这样，在访美后不久，弗洛伊德在写信给钟斯时，又提到布特南的那句刺激了他的心的话：“你是青年人，而我很羡慕你的充沛的精力，对我来说，布特南在他的短文中所说的那句话——‘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曾经伤害了我，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一切使我高兴的事情。”这表明，弗洛伊德自幼年时期逐渐累积和发展起来的特殊性格已使他建立起坚强的自信，他不甘落后，不甘示弱，在年龄上也不甘衰老。他盼望自己更长久地保留自己的青年人特性，以便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学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冲锋陷阵。　　一九零九年，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布里尔、钟斯和布特南三人成了在美国宣传弗洛伊德学说的最积极的中坚分子。布里尔主要在纽约活动，钟斯则到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活动。由普林斯和霍尔分别主办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和《美国心理学杂志》不断地刊登钟斯等人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文章。　　一九零九年期间，弗洛伊德发表了《神经质病人家属的故事》、《歇斯底里发作概论》、《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病例分析》和《一个强迫性精神病病例的备忘录》。同时，弗洛伊德还把多年来的论文汇集成书加以出版，书名是《短篇论文集》。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发生重大转折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前夕。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和奋斗以后，弗洛伊德已经开始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的暖流所带来的温暖。他也预料到胜利中必然伴随着斗争和矛盾。弗洛伊德传--第十三章　纽伦堡大会第十三章　纽伦堡大会　　一九一零年召开的纽伦堡大会是弗洛伊德个人历史上、也是精神分析学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以后，弗洛伊德成了国际性的知名科学家，他的学说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先进的国家。一个被称为“国际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在短短的几年内，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领域内产生了同弗洛伊德原有观点不同的、有鲜明特征的不同观点，这些新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这就表明精神分析学一旦被人们接受，由于它提出了深刻的、为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很快解放了研究者们的思想，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学术研究局面。在科学史上，象精神分析学这样刚刚建立不久又能如此迅速地产生不同的学派的，是很罕见的。一般地说，各个新建立的科学往往要经历一段发展时期，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和发展规模上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它要突出的发展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以便在新的发展时期内更稳当、更深入的论证和验证其理论本身，在学术阵地上站稳脚根和继续扩大影响。　　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却经历与此不同的过程。从纽伦堡大会以后的精神学发展过程来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迅速地被科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起初主要是医学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所接受，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型科学。　　第二，它迅速地引起了本身内部的分裂，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弗洛伊德及其著名的继承人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因而在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范围内，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派别。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从开始产生就象磁铁一样地吸引着西方世界的许多人的注意力，同时也象一个巨大的投石那般荡起学术界的波澜，使大家对人类心理这个早就关注着的问题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思考；而一旦激起这些反应以后，关于人类心理的问题的讨论就必然更广泛地刺激各个科学研究领域。　　一九一零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这是继沙尔斯堡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很显然，沙尔斯堡大会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稳固基础。　　三月三十日早晨，弗洛伊德提早来到会场，同阿伯拉罕一起讨论了大会组织的有关问题。　　这次会议所宣读的科学论文显示了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的新的重大成就。　　弗洛伊德作了题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报告。瑞士的两位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容格和汉那格作了高质量的学术报告。　　弗洛伊德曾经考虑过，要使各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更紧密地合作，共同制定一个研究计划，成立一个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组织。弗洛伊德委托费伦齐筹划这个工作。　　在进行科学讨论以后，费伦齐把他制定的关于未来的组织的设想公布出去，但他的方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抗议。反对者们认为，费伦齐的方案低估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能力，因为他建议未来的精神分析学共同组织的中心设在苏黎世，由容格担任主席。另外，他的建议中包含了一些超出科学研究范围的问题。他早在会前就向弗洛伊德表示：“精神分析的观点不能容忍民主平等，它必须有精华分子作中坚，遵循着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统治路线。”弗洛伊德也同意这一观点。这就表明，在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很清楚地预感到他的理论体系所可能引起的各种分歧看法，所以，他要强调其理论观点的统一性。　　大会讨论结果，决定成立国际性协会，并在各国设立各个支会，但对费伦齐的方案作了修改。　　费伦齐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引起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的反感。他们尤其不满大会的主席和秘书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由瑞士籍的精神分析学家独占。他们认为，大会无视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不能单靠他在维也纳的两个同事——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他们俩也都是犹太人）。他原先以为他的这两个同事会同意他的观点，听到他们的抗议以后，弗洛伊德只好到斯泰克尔的旅店住所去，想要劝说他们顾全大局。　　弗洛伊德主动表示，他自己愿意让出自己的“维也纳分会主席”的职务，让阿德勒来担任。同时，为了平衡容格与阿勒德的地位和权力，他建议，除了由容格主编原有的《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以外，再办一个新的杂志，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主编，该杂志名称为《精神分析中心杂志》。阿德勒终于同意，最后决定由容格担任主席，由阿德勒担任新的期刊的主要负责人。容格委任林克凌担当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用来定期地报道学会各项目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消息等等。　　上述各项决定，没有一个是在愉快的气氛中获得的。所以，大会虽然结束了，但矛盾已经酿成。这一矛盾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歧，因此，它是很少有希望获得解决的。　　果然，大会召开后五个月，阿德勒便宣布退出组织。两年后，斯泰克尔也退出了大会。林克凌的秘书工作也没有尽到责任，因此大会的管理工作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　　弗洛伊德预料到这一结局，所以，在返回维也纳以后不久，弗洛伊德给费伦齐写了一封信，他说：　　毫无疑问，巳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俩只享受到一点点幸运。显然，我的报告只引起平淡的反应，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它包含许多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然而我已感到精疲力尽，无可奈何。你的富有内容的建议引起了不幸的反应，造成了那么多的矛盾。他们甚至忘记了你过去提出过的重要建议，每个协会都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不管怎样，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将给未来产生广泛的影响。我所高兴的是，你和我之间完全协调一致，我要热烈地感谢你的支持，你的支持是很有成效的。　　现在，事情还在发展着。我早已知道，现在已到了对我心中想过的事情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我要中止我在维也纳集团的领导权，使它不再发生有效的作用。我要把领导的责任让给阿德勒，但不是因为我高兴那么做，而是因为他是维也纳的唯一合适的人，而且他在那个职位上也许会感到自己维护我们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会在下周三通知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仍然会不满足。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和我所不期望做的老人。这当然是我不愿做的，但我宁愿如此。作为运动的领袖，必须在年龄和资格方面都很合适，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并真正地称职。　　从学术研究方面说，我当然要一直合作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但我将全部省去在指导方面的精力而悠然自适。　　实际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发生影响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主张联合成一个组织，并在学术研究中共同合作；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而且在学术观点上要容许存在各种分歧。后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就精神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创而言，它是富有启发性的，而这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但究竟应以何种观点去分析人的心理，则有极其广阔的选择余地。　　瑞士的布洛伊勒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成立国际性组织。后来，弗洛伊德在一九一零年圣诞节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才勉强同意成立国际性学会。但不久，他又从学会退出，并把兴趣从心理学研究转向精神治疗法。　　在弗洛伊德所在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自一九零二年成立到纽伦堡大会为止，已经开展活动八年。一九一零年十月，该会选出阿德勒为主席，斯泰克尔为副主席，兰克为秘书，弗洛伊德则担任科学研究方面的主席。　　柏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慢。一九零八年八月，阿伯拉罕同其他四个人在这里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　　瑞士的苏黎世，在一九零七年成立一个“弗洛伊德协会”的组织。除了瑞士人以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士参加，他们来自意大利、美国和德国等。所以，这个组织培养了一批较好的精神分析工作者，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从纽伦堡大会以后更迅速地发生了影响。从那以后，在欧洲各国召开的各种医学工作会议，都纷纷地讨论了精神分析的问题。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及钟斯、布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潮。一九一零年五月二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变态心理学杂志》成为了该会的机关刊物。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莫斯科科学院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一九零九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杂志。　　与此同时，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研究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一零年，弗洛伊德将他在曼彻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讲演稿正式出版，其中还附加其他的短篇论文。　　在同一年，弗洛伊德还发表其他许多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原始语言的对偶性意义》、《恋爱生活对心理的寄托》、《精神分析学论文集》、《爱情心理学之一；男人选择对象的变态心理》、《列奥纳特·达芬奇对幼儿期的回忆》等。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篇：第一篇是收集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经验》，第二篇是关于达芬奇幼儿期回忆的那篇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对幼儿心理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　　一九一零年夏天，弗洛伊德还为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大·马勒进行精神治疗。马勒得了强迫性精神病，而且重复发作了三次。弗洛伊德为马勒进行精神分析后，他的病有所好转，而且从此改善了他同他的妻子的关系。这使马勒及其一家人对弗洛伊德深为感激。　　这一年夏末，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一起到巴黎和南意大利度假。他们从巴黎到佛洛伦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一九一零年整个一年，弗洛伊德是在异常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这一年，他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也遇到了许多麻烦的事情。弗洛伊德传--第十四章　阿德勒与斯泰克尔第十四章　阿德勒与斯泰克尔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　　在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欧洲的精神分析学运动发生了两起大分裂。这两起分裂是在原先居于此新兴科学要津的阿德勒和容格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两起分裂运动声势都很浩大，很快就有许多人追随他们。但他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理论上的新创造，而是借助于他们所提出的一种诱惑手段——他们说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学的实际内涵，而可以把其中一些令人可厌的成分驱逐出去。容格想给精神分析作一种抽象的、非人格性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以便借此避免婴儿性征、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以及对幼儿时期进行心理分析等重要观点和重要方法。阿德勒似乎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认性的重要性，把人格和神经病的形成，统统归结为人类的权力欲及弥补人体体质缺陷的欲望上。他把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原则，弃之不顾；然而，他所抛弃的东西又被他以别的名义进行改头换面，然后又强行挤进他所设计的密闭系统中，比如说，他的所谓“男性的抗议”，其实就是不正当的、带有性的色彩的压抑作用。……　　弗洛伊德的这一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所发生的重要分裂。　　很明显，这次分裂的发生并非偶然。早在“精神分析运动”兴起之时，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对立的种子。在纽伦堡大会上，阿德勒与斯泰克尔就已经对弗洛伊德把大会领导权交给“外国人”——瑞士人容格——而不满。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次分裂不仅起于组织上的分歧和领导权的争夺，而且，主要是起于学术观点上的根本性分歧；由此看来，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兔的。　　同阿德勒的分裂是在一九—一年发生的。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这一分歧不仅意味着组织上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它意味着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论在他的精神分析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通过与阿德勒等人的分裂，我们将再次看到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论的重要内容，及其明显的片面性。一方面，他的性的理论同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一样是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它包含了某些重要的科学价值，对于治疗精神病人和分析人的心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性的心理在整个人类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走向把“性”的问题看作一切心理问题的“决定性根源”的极端中去。显然，弗洛伊德忽视了人的其他活动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理论的这一弱点，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　　第一种发展前途，就是实事求是地克服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这一弱点，来纠正、改正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使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第二种前途就是抓住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的弱点，全部否定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与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体系根本对立的新理论，其结果，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连同他的其他理论一起全部抛弃掉。　　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上述两种发展可能性一直存在着，并直接关系到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命运。换句话说，两种命运同时存在，相互交错，使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过程呈现出许多矛盾的现象。现简略地介绍有关人物及其观点。　　阿弗勒德·阿德勒（187O—1973）是维也纳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早期追随者之一。早在一九零八年，当阿德勒作为为数不多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周三讨论会”的成员而参加学术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明显的分歧性意见。有一次，在弗洛伊德的寓所召开的“周三讨论会”上，阿德勒坚决反对奥多·兰克宣读的一篇论文的观点。阿德勒认为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性起着较小的作用”。阿德勒在批评兰克的论文时，还明确地说，兰克的观点无非是重复了弗洛伊德教授的观点。这就表明，阿德勒所反对的，不只是兰克的观点，而是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　　弗洛伊德也早就发现阿德勒在理论上同自己的分歧。弗洛伊德看到，阿德勒特别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很重视环境、教育方面的条件的作用。阿德勒是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中最早研究教育问题的人。此外，与弗洛伊德的那种不太关心政治的态度相反，阿德勒很积极地参与政治运动，据说他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教育方面的改革和精神治疗法的作用来改造整个社会。钟斯说，阿德勒的妻子是一位俄国妇女；当时流亡于维也纳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经常与阿德勒的妻子拉伊莎交往。　　简单地说，阿德勒同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说弗洛伊德在追寻精神病根源和分析人类心理活动时很重视心理内部的因素的话，那么，阿德勒就强调社会的和实际生活过程的作用。他尤其强调儿童所受的教育与成年人所受的再教育对改造心理所起的作用。例如，阿德勒认为，环境对儿童心理所起的重要影响可以从独生子、孤儿与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儿童在心理方面的差异中辨别出来。同样，在治疗精神病症时，弗洛伊德很重视那些已经积压成“潜意识”的“以往经验”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找出导致精神病的以往经验，就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治好疾病的关键。阿德勒则认为以往的经验仅仅是产生精神病的一个根源，要治好疾病主要取决于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及病人的适应能力的培养。　　第二，弗洛伊德很重视“性”的因素，而阿德勒认为促使人们行动的是“追求权力”的欲望、胜过他人的野心等等。　　第三，阿德勒的心理学以“卑劣感”为中心概念，提出了“补偿论”。在阿德勒看来，人人都有“卑劣感”；只是有人能克服或超越它，有的人则只能作卑劣感的奴隶。人从小孩的时候起，就有卑劣感。例如，儿童在不会站立时，就想站起来，在不会走路时，就想要走路。其结果，屡次的失败就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事事无能。但是，在外界和环境的不断刺激下，小孩子往往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克服“卑劣感”的心理，这就是“权力欲”的萌芽。在阿德勒看来，权力欲就是对于“卑劣感”的“补偿”。在日常失活中，有很多“补偿”的例子。如失去右手的人，就善于使用左手。补偿的努力人人都有，但其程度和效果并不一样。有的人的补偿努力不能持久，会中途退缩，因而达不到补偿的目的；有的人则努力地达到补偿与“卑劣地位”的平衡；还有的人则会使补偿超出原来的“卑劣性”，被称为“超度补偿”，结果，原来的卑劣地位转化成为”优越地位”。例如，口吃的德漠斯特纳斯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克服了口吃，成为古希腊雅典的最著名的雄辩家。他在马其顿入侵希腊时，发表动人演说，谴责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野心。所以，在阿德勒那里，德漠斯特纳斯成了“超度补偿”的典型。卑劣感表现在性的方面，就出现了女性的卑劣感，其结果使女性产生“男性的抗议”，意即女性拒绝当女性角色，争取成为男性角色。　　弗洛伊德对于阿德勒的这些观点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弗洛伊德认为，阿德勒的这些观点必然走向对潜意识理论的否定。在给费伦齐的信中，弗洛伊德轻蔑地称阿德勒为“小弗莱斯”。弗洛伊德还认为，阿德勒的理论同尼采的“追求权力的意志论”毫无差别。　　阿德勒也不愿向弗洛伊德妥协，他强调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并自称他的心理学是一种“个人心理学”。但他解释说，他所说的“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他声明，他用“个人”这个词仅仅强调“人格”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当然，阿德勒的观点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它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但是，他的所有这些观点，从萌芽的时候起，就显示出与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格格不入。所以，在一九—一春天，阿德勒便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　　同阿德勒一起与弗洛伊德发生决裂的，还有另一位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斯泰克尔（1868－1940）。　　斯泰克尔，也和阿德勒一样，很早就积极参加在弗洛伊德家中举行的“周三讨论会”。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更谈不上是一个理论家。他和阿德勒不同，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并不感兴趣。他所注重的是实际问题。此外，他和阿德勒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对潜意识的态度。阿德勒似乎否认潜意识的存在，斯泰克尔则承认潜意识的存在及其作用。　　由于注重经验与实际问题，斯泰克尔在“象征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一九—一年，斯泰克尔发表了关于梦的著作，就在这部著作中，斯泰克尔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象征学”。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私下承认斯泰克尔的贡献。　　斯泰克尔的性格，还是比较热情、乐观。弗洛伊德有一次对赫依兹曼谈到斯泰克尔，说：“他不过是一个吹鼓手而已，但我仍然还是很喜欢他。”弗洛伊德的这个评价虽然有点过分，但毕竟点出了他的个性中的弱点——不踏实。他的性格只适于交际，而不利于科学研究。他的浮夸作风，使他的科学论文缺乏扎扎实实的论据和论证。有一次，弗洛伊德问斯泰克尔，在他的文章中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的病人。斯泰克尔毫不在乎地说：“他们都是我假设出来的”。弗洛伊德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深感不满，因此，弗洛伊德建议《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不要刊载斯泰克尔的不牢靠的文章。　　弗洛伊德认为，斯泰克尔没有主见，随风倒，人云亦云。弗洛伊德曾说，斯泰克尔只是阿德勒的“附属品”。　　弗洛伊德同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分裂的导火线是斯泰克尔同塔乌斯克的争吵。弗洛德伊很讨厌他们之间的争吵。但弗洛伊德觉得塔乌斯克毕竟有独特的才能，所以，弗洛伊德准备从一九一二年起让塔乌斯克主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斯泰克尔则表示，他绝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个组织上的安排，他“绝不允许塔乌斯克的文章发表在师心杂志》上”。显然，斯泰克尔已经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他以为他在“象征学”方面的成就已经可以使他取得与弗洛伊德平起平坐的“领导人”的地位。斯泰克尔经常说，“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可以看到远比巨人广阔得多的视野。”当弗洛伊德听到斯泰克尔喜欢说的这句话时，很严肃地说：“可能是这样，但呆在天文学家头上的虱子并不这样。”　　最后，斯泰克尔的狂妄自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竟写信通知出版商停止出版《中心杂志》。这样，弗洛伊德同他的决裂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斯泰克尔宣布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为此写信给阿伯拉罕说：“我很高兴，斯泰克尔终于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人。”　　同阿德勒与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的表面化，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弱点。虽然很难简单地评论双方的对错，但它毕竟说明精神分析这一新理论还有待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弗洛伊德传--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所出身的家庭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是充斥着宗教迷信的烟雾和气氛的。他在那样的客观条件下长大、受教育，但却没有沾染上宗教迷信的污迹。他从懂事的时候起，他的保姆就带他去教堂，给他讲圣经故事，他爸爸妈妈又给他系统的宗教教育。他听着、思考着这一切。但随着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他终于怀疑这一切，并坚决地鄙视它们，抛弃它们。他把目光转向自然界，转向现实生活，转向人体及其活动本身，发现客观事物的奥秘就在它们自身。他象达尔文那样，认为不需要从超自然中寻找事物的本质。所以，当他研究心理的时候，他也只在人体内部，在人心内部，在人所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寻找和探索规律。他在著作中多次批判超自然的力量，批判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更重要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行为和实际体验表示他同宗教迷信势力的决裂。　　更可贵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对宗教归结为简单的“谩骂”，他在指出宗教迷信的谬误之后，还认真地、科学地分析产生迷信的心理根源。　　事情还是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的第十二章——命定论、机遇和迷信——谈起。在那一章中，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现象探索迷信心理的产生根源。　　弗洛伊德举例说，一九零四年初，他度假归来。照例，每天要去探望一个九十岁高龄的女病人。“工作是那样单调无聊，在去看病的路上和看病当中，潜意识一不小心便要透露出来。她已超过九十高龄，所以，每过一年，我便要自问，她到底还能活多久。”这就是说，在给这位老病人看病前，早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弗洛伊德的内心中隐藏着一种想法：认为她已过九旬，实在无根治的希望，因而每天两次着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治疗。实在没有多大必要。这种思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又被压抑下去，强迫自己去给她看病，因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已经逐渐形成关于不愿给她看病的潜意识。　　有一天，弗洛伊德匆匆搭了一辆车去。停车站上每位马车夫原都熟知她的家址，因为弗洛伊德常雇他们的车去。可是，那天车过其门而不停，车夫把车驾到另一条外观相似的街道，停在同样的号码前。　　弗洛伊德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差错。但是，它同任何一种“偶发行为”（见《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及本书第十章）一样，是潜意识的表现——是弗洛伊德心中不太愿意给这位老病人看病的心理的表现。　　弗洛伊德说：“但是，如果我迷信，我会把它当作预兆，认为是在暗示着老妇人的大限已近，活不过今年了。历史上无数有名的预兆，大多数也不过是玩弄这种象征的手法而已。”　　弗洛伊德很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与我的心理活动无关的事情能泄露天机、预卜未来的真相；但我相信，我自己心理活动的无意中的表露，一定是包含着隐瞒于其内的某些因素。也就是说，我相信外在的（实在的）事可以是偶然的，但不相信内在的（精神的）现象会是意外的。迷信的人正好相反，他们对偶发的错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悉，他相信精神生活里有所谓偶然或意外；所以他不免就常在外在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其‘意义’，在己身之外追寻神秘的天机。在我和迷信者之间存在着两大差异：第一，他把动机投射到外面去，我则在自己身上追寻；第二，他认为意外是一种事件，是外在的原因引起的结果，我则在一己的思想活动里求解释。他认为神秘的地方，我都看作潜意识，并努力揭露存在于‘偶然’之下的伏流，用人人所能了解的方法来解释。　　根据这样的看法，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由于人们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原因毫无所知，才把本来存在于心中的潜意识的动机“异化’咄去，在超自然的“彼岸世界”中寻找神秘的本原。所以，他说，所有的迷信观念“都只是投射到外在世界中的人心罢了。”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心理的这种自我外化还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说：“远在洪荒时代，人类的思想初萌，他欲解释外在世界的种种现象，舍人神同形同性论别无他途，唯有依自己的影象为自然及超自然力塑造种种人格，把它们人格化。他们一概以迷信的态度解释外在的意外，视之为他人或具人格的力量的意愿和作为（原始人相信，一个人的死必定是他人恶意、作祟、祈祷的结果）。当他们从他人的无意动作中推出严重的结论时，他们表现得象妄想症病人那样（比如相信他人在作法使巫，促你早死——这是原始人和妄想症病人共有的想法）。”　　所以，弗洛伊德继续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思想，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而知它们便是迷信的根源。”　　当然，弗洛伊德在这里讲的，是产生迷信的一部分心理根源。他远没有全面地揭示这个心理根源的全部内容，更没有分析产生迷信的社会根源和其他客观条件。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用这么短的篇幅，当然不能囊括‘迷信心理学’的一切。”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全面探索的宗教迷信的问题，在一九一二年的《图腾与禁忌》中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一九一二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这一年年初，弗洛伊德筹办的《意象》杂志正式问世发行了。同时，《图腾与禁忌》这部重要著作也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一年年底，弗洛伊德又创办《精神分析杂志》。尽管这一年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弗洛伊德对自己的成就是满意的。　　《意象》杂志由汉斯·查赫具体负责。这一杂志的创办目的是要开辟一个非医学性的心理研究的新阵地。弗洛伊德早就打算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医学和心理学以外的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象”这个名称本来就是取自斯匹德勒（1845—1924）的那部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我最早的经历》的。“意象”原文“Imago”的本来意义是用来表示年幼时遗留下来的理想化的父母形象的，所以，有时将它译成“成象”。弗洛伊德在一九—一年就集中地思考了宗教的心理根源问题。所以，《意象》杂志创办后，弗洛伊德便将他研究原始人宗教、文化的成果发表在上面。　　《图腾与禁忌》研究存在于原始民族部落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追溯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原始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全书共分四章，分别论述“乱伦的禁忌”、“禁忌和矛盾感情”、“精灵说、巫术和思想的万能论”及“图腾崇拜现象在孩童时期的重现”。　　我们在这里，只着重分析弗洛伊德的论宗教观点。　　弗洛伊德从分析玻利尼西亚人关于“塔布”（即禁忌）的双重意义入手：一方面，它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由此可见，禁忌的来源应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原始民族把这种假设的神秘力量称为“玛那”，它可以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为媒介加以传达。例如，一位国王或僧侣附有“玛那”，则其本身将因它所具有的神圣性而成为禁忌，因此，当一位平民触及到国王或僧侣的身体时，他将因玛那的作用而受到禁忌的处分，通常是被处死。弗洛伊德将原始民族的禁忌分为三类：对敌人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禁忌和对于死人的禁忌。　　这些禁忌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弗洛伊德说：“任何从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对个人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作深入的研究，都将很快地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陌生。”弗洛伊德接着指出，原始民族对禁忌的信仰同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临床症状和心理机转”没有区别。　　弗洛伊德指出，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存在一种“禁止接触”的强迫性观念。具体说来，它们的共同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它们都找不到明确的动机；　　（二）它们都由一种内在的、心理的“需要”来维持；　　（三）它们都很容易替换，而且，都有一种可经由被禁制物体而传染的危险；　　（四）它们强迫人们从事一种等于或类似于仪式的行为。　　下面举一个实例说明强迫性心理症之———“接触恐惧症”的临床表现及心理机制：　　一位病人从小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触摸”欲望”，它超出了一般人所喜爱的程度而显得有些特殊。但这种欲望为外在的禁制所阻挠。接着，这种禁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内在力量（即所谓“超我”）来支持，同时，这种内在力量（代表道德观念等）已远胜过他对触摸欲望的本能，所以，这种禁制也就被接受了。然而，这个小孩于原始心理的组成，也就是本能，并没有被这种外来的禁制所消除。触摸欲望只是被压抑而消失在潜意识里。禁制和本能二者都仍然继续存在着：本能仅仅是被压制而不是被消灭；而禁制如果停止发生作用的话，本能就会穿过意识层次而活动开来。在这种禁制与本能的不断冲突中，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心理的固置。　　这种“固置”实际上是“自我”对于某一单纯物体或与此物体有关的行为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不断地希望去作这个触摸行为（视之为无上的享受），可是他也同样憎恨它。喜爱与憎恨的两股源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它们以谁也无法战胜谁的僵持方式存在于自我的内心里。禁制本身在意识层次中喧嚣，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却深藏在潜意识中使自我无法觉察到。正因为两者分存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矛盾才能长期存在下去。　　在上面所举的临床病历中，病人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那种强迫接受禁忌的观念是主要的关键所在。另一种重要因素则是在同一时期内的潜抑机转的发展。由于压抑的结果，它产生了一种记忆消失——健忘，对禁制（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动机保持无知。禁制的强度及其强迫性质，取决于潜意识中存在着的那股反对势力——触摸欲望的大小。禁制所以容易发生转换或延伸，反映出一种与潜在欲望的活动有关的心理过程。被压制的欲望经常不停地寻机表现出来，寻找“替代物”来掩盖自己，所以，禁制本身为了达到有效地实行压制，也必然相应地变换禁制的形式。对于这两种冲突的自然抑制产生了一种宣泄的需要，这种宣泄能降低占优势一方的压力，这也就是强迫性行为一再被实行的原因。对心理症病人来说，强迫性行为很明显地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一方面是一种因懊悔而努力赎罪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同一时间里以替换的行为来补赏被禁止了的本能。当这些强迫性行为在本能的控制下愈来愈少的时候，则表示它愈来愈接近原来被禁止的事物了。　　对于原始民族来说，禁忌也是一种从祖辈时期长期传下来的强迫观念。它是一种外在压力（某些权威）所附加于原始民族的禁制性力量，它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如此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也可能只是一种经由父母和社会权威强制构成传统的结果。但当它延续到较迟的后代时，它们很可能被“组织化”而成为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然而，随着禁忌的维持，与禁制相反的力量——企图破坏它、超越它的意愿也必然继续存在着。原始人对禁忌事物必然产生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服从它，又讨厌它。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触犯它，但又害怕这样做。他们恐惧，就是因为内心有触犯它的欲望，他们的恐惧，表现出他们对内心的那股欲望的忧虑。　　对于“精灵说”、巫术、“思想万能论”的产生及本质，弗洛伊德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关于宗教迷信观念的起源及本质的探讨，最后都总结在他写的一个提纲——《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问题》上。这个提纲是为答复罗曼·罗兰的质疑而写的。　　弗洛伊德明确表示，“精灵和神异从来都不屑与我这低卑俗气的人打交道。所以，迄今为止仍无任何个人经验督促我相信奇迹。”这种无神论的坚定立场乃是他研究宗教问题的坚定出发点。　　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宗教归结为麻醉剂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揭破了宗教的本质。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人所以需要自我麻醉，是因为有压力。他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由于生活负担太重，因此，烦恼亦随之增加。这种苦恼主要是来自：（一）自然界的压力；（二）自身肉体的弱点；（三）家庭、社会、国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安全性。也正因为这些来自生理、心理上的压力，使人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麻醉。”　　当然，人们逃避烦恼的方式，不只是采取宗教迷信这个唯一的途径。所以，弗洛伊德说：“至于逃避苦恼的方式，简单地讲，大略有下列方式：（一）药物中毒，也就是借迷幻药来麻醉自己以便暂时忘却烦恼。（二）抑制冲动——这类人大约以禁欲论者为典型代表。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因所有的烦恼是由欲望而产生，故降低欲望可成为减少烦恼的一种有效方式。不过，我并不赞成这种方法。因为当一个人把欲望降低到最低程度后，多姿多彩的生活也将变得索然无味，而生命本身也将失去其原有的光辉。（三）升华——即借着自我的提升把自己从心理上的困境以更合理或积极的方式表达出来。（四）幻想——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企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五）脱离现实——当所承受的压力太大而无法抗拒时，有些人就开始想从现实中超脱出来，这也是造成妄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在分析迷信心理的时候，很轻蔑地将它比作幼儿时期的愚笨心理。接着，在《精神分析新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宗教是人在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异常心理，是“一种神经病”。他认为“宗教是某些人狂妄地企图控制知觉世界的徒劳尝试；借着这种尝试，这些人妄图把整个世界置于其中……但它毕竞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教义具有时代的烙印，那便是人类之愚蠢的儿童时代的印记……但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毕竟不是一个育儿所。”　　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宗教产生的根源。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包含着许多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性。但他确实已经作到了许多同时代的心理学家所无法达到的深刻程度。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眼看着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陷于宗教迷信的迷途中，是不堪忍受的。他立志揭露宗教的虚伪本质，把它的产生根源与本质从别有用心的神职人员所杜撰的谎言中、从神秘的天国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和人的心理活动中，从而使人们看到宗教不过是一部分人欺骗另一部分人的工具罢了。　　他说：“撰写论图腾的著作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要读一大堆我本来不感兴趣的厚书，因为我早知道这些书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通过大量的材料我又轻而易举地论述了这个主题……我把这次写作看作是一次小小的休息。从中我发现了我的新生命，犹如我又一次新婚一样。”接着，他又说：“自从《梦的解析》以来，我从没有象这本书那样以如此完满的信心来写作过。”他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最伟大的和最后的一本好书。”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这本书要在慕尼黑代表大会（一九一三年举行）召开以前发表，以显示“我们同一切雅利安种族的笃信宗教特性之间的突出区别。”　　这本书出版后，自然引起欧洲各国那些宗教狂的不满，就连学术界也对它表示冷淡。但弗洛伊德并不灰心，他继续思索着如何把精神分析学深入地应用到各门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科学领域中去。弗洛伊德传--第十六章　“皇太子”容格第十六章　“皇太子”容格　　在一九—一年和一九一三年，由弗洛伊德领导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先后召开了魏玛代表大会和慕尼黑代表大会。　　由于阿德勒于一九—一年春退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所以，在该年九月召开的魏玛代表大会是充满着友好的气氛的。这次会议有五十五个代表参加，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是高水平的。有几篇论文，后来一直被公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阿伯拉罕论“发狂与忧郁交互发作的精神错乱症”、费伦齐论同性恋的文章和查赫论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科学的交互关系的文章等。兰克的杰出论文《论诗歌与传说中的裸体题材》是大会上最后宣读的、也是最好的文章。　　弗洛伊德在大会上所宣读的论文是《对一个妄想症病例的自我剖析的注解》。在这篇论文中已经透露出他对于人类神话起源、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兴趣，它实际上为《图腾与禁忌》作了准备。　　当时，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容格在工作报告中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已拥有一百零六个成员。在欧洲又有法国、瑞典、波兰、荷兰四个国家的学者开始投入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工作。　　从一九一二年起，弗洛伊德同容格的关系才开始冷淡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