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2

一八七六年秋，弗洛伊德第二次从的里雅斯特实验室回维也纳以后，正好是二十岁。布吕克教授要他到生理学研究室当他的正式助手。弗洛伊德同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结合，在他的一生和科学研究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布吕克生理研究室设在一个很简陋的屋子里，坐落在一间设在底层的、旧兵工厂里。实验室很暗，散发着臭气。它是由一间大房子和两间小房间组成的。学生们在大房间里观察显微镜并听布吕克讲课。在一楼还有几间小房间，有的小房间没有窗户，漆黑一团。这些小房间被用作学生的化学、电生理学和光学实验室。整个研究室没有供水系统，也没有煤气和电。要用水的话，必须到庭院里的一口井去打水；在院子里还有一个供实验用的动物的小木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陋的研究室吸引了一些外国参观者和大学生。　　虽然布吕克倾向于鼓励学生选择自己的研究题目，但他也为那些较为胆小或不知所措的初学者提出研究题目。对于弗洛伊德，布吕克则为他的特殊才能专门地安排好了一个研究题目——神经细胞的组织学。　　具体说来，弗洛伊德要研究神经元的内在结构，探讨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的构成细胞与低等动物的神经细胞的差别。　　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对生理学本身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高低等动物的意识的差别是不是仅仅归结为其复杂性程度的差别？人的意识同某些软体动物类的“意识”之间是不是存在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仅仅归结为两者的神经元的数目或这些神经细胞分布网的复杂性程度的差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家们寻求这些答案，是为了在解答“人的本质”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个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上帝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在弗洛伊德以前，布吕克已经对这个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八目鳝的脊髓（八目鳝是属于原始的圆口类脊椎动物）中，莱斯纳曾经发现一种特殊类型的大细胞。关于这种细胞的本质及其与脊髓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没有在生理学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布吕克急切地希望能早日弄清这些神经细胞的组织结构及其生理机能。所以，特别选中了弗洛伊德专门去研究这个难题。弗洛伊德在研究中改进了观察的技术，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他认为莱斯纳所发现的那个细胞“无非就是脊髓神经节。在八目鳝那样一类低等脊椎动物里，由于胚芽时期的神经管没有完全转移到外周神经系统中，所以，这种神经节仍然留在脊髓里。这些扩散的细胞标志着脊髓神经节始终贯穿于神经细胞的整个进化过程中。”这一解答同其他许多成功的解答一样，组成了一系列有力的证据，证实了整个有机体——从最低等的动物开始到人类为止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列。这一成果对于推倒“上帝创造人”的神学结论是很有价值的。　　弗洛伊德的结论还有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他认为，低等动物与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有连续性的系列。他还说：“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鱼类的脊髓神经节是双极的（具有两个突起部），而高等的脊椎动物的脊髓神经节是单极的。”现在，弗洛伊德通过观察，成功地推翻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八目鳝的神经细胞表明从单极到双极（包括“T”形鳃动物的双极细胞在内）细胞的整个过渡过程”。　　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不论就其内容、表达方法，还是就其意义，都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对一个初学者——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得到了许多动物学家的赞赏。一八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布吕克让弗洛伊德在奥地利科学院发表他的实验报告，接着，在八月份，这篇论文发表在生理学学报上。这篇论文长达八十六页。　　接着，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选择研究了第二个题目——喇蛄的神经细胞。在研究中，他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用显微镜直接观察活组织。他得出结论说：“神经纤维的轴柱体的结构也是无例外地由原纤维构成的。”在神经生理学史上，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论证神经纤维的这一特点的人。　　接着，在一八八二年，弗洛伊德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又发表了他的重大的研究成果。他的报告的题目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他的这篇论文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因素，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弗洛伊德的成果不仅是他认真观察、分析的结果，也是他不断地改进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的产物。一八七七年，弗洛伊德刚刚进入布吕克研究室不久，就着手改进实验技术和方法。他并不把原有的技术和传统的方法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框框，也不把它们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东西。在他自己没有弄清以前，他要怀疑这些传统方法的“合理性”。即使是在事实证明了这些手段的有效性以后，他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水平，而是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精益求精，务求不断进步。　　弗洛伊德第一次动手改进传统实验技术，是从显微镜的操纵方法开始的。在弗洛伊德改进技术以前，是用莱斯尔德制定的显微镜观察方法。依据这个方法，在观察神经组织时，必须先用硝酸和甘油的混合物来处置。弗洛伊德在研究八目鳝的脊髓神经细胞时，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　　过了几年，他创造了新的方法。他用金的氯化物给神经组织染色。这个方法是弗洛伊德在学习斯特里克的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出来的。　　除此以外，弗洛伊德在科学研究中也逐渐地走出单纯观察的狭窄天地。他认识到：科学研究必须把观察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用感性的直观，而且要进行猜测、想象、联想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同他的细致的解剖工作相联系的。他的唯一的工具是显微镜。在他看来，生理学就是组织学，而不是统计或动力学。由此看来，虽然他力图把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但他还是注重于观察。　　一八七九年，弗洛伊德被应征入伍。当时，奥匈帝国正同沙皇俄国争夺巴尔干半岛。　　德奥两国为了对抗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于一八七九年十月缔结了秘密军事同盟条约。当时的德奥两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军营。全国大中小学都实行军事训练。任何适龄青年，不管作什么工作，也不管是否在校读书，都要参军。弗洛伊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服兵役的。根据当时的规定，参军的医学院学生只能留在国内服役；如果要派往国外，也只能在医院里服务，这种军事生活显然是很无聊的。在一八八零年五月六日，弗洛伊德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在军队里被关禁闭，因为他未经请假外出。当时惩罚他的上司，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一向仰慕的波德拉兹斯基将军。　　就在弗洛伊德从军期间，由于有充裕的时间，他第一次拿起笔进行翻译工作。他首先把英国哲学家约翰·斯杜亚特·穆勒的著作译成德文。　　弗洛伊德有学习、掌握和使用语言的天才。他尤其喜爱英语。再加上弗洛伊德同穆勒之间不存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翻译工作是非常顺利的和非常得心应手的。弗洛伊德先把穆勒的五卷本著作的第一篇译成德文。他不仅把原文的意思译出，而且还译出风格，翻译工作进行得很快。　　这次翻译对他来说，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也是为了练习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此外，他还可以借此机会赚到一些钱。　　他所翻译的穆勒的五篇著作中，有三篇是涉及社会问题的——劳工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及社会主义问题。穆勒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中声明，这些著作的大部分是他的妻于写的。第四篇著作是穆勒论述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这次翻译，也给弗洛伊德一个机会，进一步更深入地学习柏拉图的哲学。显然，柏拉图的脱离实际的理念论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弗洛伊德的实际精神。后来，在一九三三年的一篇著作中，弗洛伊德还提到这次翻译使他接触到了柏拉图哲学。他特别提到，柏拉图关于“回想”的学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感觉的实物世界”，即自然界，不过是由不变的、永恒不动的精神实体，即“理念”世界中派生出来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感性存生，是“存在”（即“理念”）和“非存在”（即物质）的混合物，是超感觉的理念原型印在理念的被动的“接受者”——物质或“非存在”上面的“暗淡痕迹”，换句话说，感性实物不过是理念的“影子”。　　按照这个理论，人们的认识对象并非真实的世界，而是神秘的彼岸世界——理念世界的影子。因此，人要想认识真理，就要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就得闭目塞听，沉醉于自我反省。努力去“回想”’自己的所谓不灭的灵魂原先在理念世界中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所谓“回想”、“回忆”的神秘主义理想，它的基础是承认人的灵魂不依赖于肉体，不依赖于周围的外部世界，是信仰灵魂不死。　　显然，柏拉图的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回忆”论是荒谬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当这些消极的观点为弗洛伊德所接受的时候，弗洛伊德却从正面加以理解。弗洛伊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出发，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回忆论的虚幻性，使它成为发展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根据，同时赋予了它一种崭新的内容——输入童年时代及一切过往经验的内容。这样一来，柏拉图的“回想论”也就失去了原来的虚幻本质，变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科学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柏拉图的虚幻性的理念论又使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精神回忆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实践在回忆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是他为一生中的伟大事业奠定知识基础的时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课程上。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除了布吕克、克劳斯以外，还有著名的外科医生比尔罗斯、皮肤科专家赫伯拉、眼科专家阿尔德等人。他们都是在全世界负有盛誉的学者和医生。弗洛伊德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学到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一八八一年三月，弗洛伊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他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去复习功课，因为他平时始终都踏踏实实地掌握了每门功课的内容，没有一门功课是糊里糊涂地通过的。对于每一门功课，不管自己是否爱好，他都务求精通。所以，直到他老年时，他仍能回忆起大学时代的每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毕业典礼是在维也纳大学的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物里举行的。弗洛伊德的父母以及他幼年时代的朋友里查德·弗路斯等人都参加了仪式。　　得到一个医学士的学位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重担马上就要全面地落在他的肩上。二十五岁的弗洛伊德早已为自己的未来命运作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弗洛伊德传--第四章　爱情和婚姻第四章　爱情和婚姻　　有些不了解弗洛伊德的人以为，象弗洛伊德这样对性心理有待殊研究的人，一定是一个色情狂，或者是一个热中于玩弄女性的恶棍。其实，弗洛伊德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正派的。　　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品质、感情、道德和性格。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弗洛伊德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经历，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如同他的科学事业一样，给人以一种忠心耿耿、严肃认真的印象。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更多的事情能象爱情那样，能够对于一个人的心灵和道德的本质，作出最严厉的考验。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象在爱情的领域中那样，通过表现出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以极其生动而深刻、毫无保留地把一个人的人格内涵显露出来。　　弗洛伊德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以纯洁的感情投入了自己的情人的怀抱。尽管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也有过感情上的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有过象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说的那种“最智慧的疯狂”、“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整齐的混乱”、“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永远觉醒的睡眠”、”沁舌的甜蜜”等等相反相成的苦乐交融之情，但弗洛伊德不愧是忠实于爱情的人。　　关于弗洛伊德的爱情，直到一九五一年底，当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死后，人们才有幸从他们的一大叠情书中看到其中的奥秘。　　弗洛伊德一共写了九百多封信给他的未婚妻。在他们订婚到结婚之间的四年零三个月中，他们分离了整整三年。他们的习惯是每天都要写信，偶尔中断了二、三天，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难受的事情。每当弗洛伊德没接到信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就会开他的玩笑，调侃地表示不相信他真的订过婚了。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会一天写上两三封信。写信次数如此频繁，但仍然未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深厚而热烈的感情。因此，他们每次写信都是很长的，好象有说不完的话要相互倾诉。四页长的信对他们说来，就是很短的了。有时，他们的信会密密麻麻的写十二页之多，有一封甚至达二十二页。　　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情书是他们在恋爱期间的真实感情的晴雨表。在这些信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复杂、曲折的感情－－从极乐的巅峰降到丧气的深渊，又从冰冷的山谷一下子飘荡到虚幻的太空；一句话，各种程度的喜怒哀乐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间，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玛莎是一位什么样的姑娘，能引起弗洛伊德的如此倾爱和迷恋呢？　　玛莎·柏内斯是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书香之家。她比弗洛伊德整整小五岁。她的祖父伊沙克·柏内斯是正统的犹太教教士。在一八四八年前后社会上掀起改革运动的时候，他正在德国汉堡任犹太教大教士。他坚持“正统”，反对改革。显然，他是一位极其保守的人，极端仇视革命，唯恐改革触动几千年前早己定下的教规和教法，他视教法如命根子；但另一方面，他又同革命诗人海涅有密切来往。海涅曾在信中反复地提到伊沙克·柏内斯，把他称作“富有智慧的人”，足见老柏内斯是很有学问的犹太学者。在德国当局迫害海涅的时候，不是别人，正是伊沙克·柏内斯的一位弟弟在巴黎主办的《前进报》上刊登了海涅的一首诗。海涅在给这位编辑的信中，请他向正在巴黎流亡的卡尔·马克思致意。伊沙克·柏内斯的一个儿子——米凯尔，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犹太人。米凯尔后来当上慕尼黑大学的德语教授，后来还成为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的学术顾问。这位米凯尔还写了一部论歌德的著作。米凯尔还有两位兄弟，一位叫雅可布，另一位叫柏尔曼。柏尔曼就是玛莎的父亲。　　雅可布和米凯尔一样，是一位教授，曾在海德尔堡大学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玛莎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但他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也很有学问。　　玛莎一家人是在一八六九年从汉堡迁往维也纳的，当时，玛莎刚刚八岁。玛莎曾经回忆母亲离开汉堡时的悲伤情景——妈妈不忍离开汉堡，临行前，一边做饭，一边哭，她的眼泪掉在炉灶上，发出了咝咝作响的声音。　　到了维也纳以后，玛莎的父亲成为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伦兹·冯·斯泰因的秘书。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他突发心脏病，死于街头。他的儿子，也就是玛莎的哥哥埃力继承了秘书职多年。　　玛莎是娇弱可爱的姑娘。她很象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的美貌曾吸引了不少男青年，很多小伙子热情地给她写信倾吐真情，也使弗洛伊德妒火中烧。虽然在弗洛伊德夫妇的那些情书中未曾提及玛莎在与弗洛伊德认识前的情史，但据玛莎自己后来说，在弗洛伊德向她求爱以前，她差一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岁的商人雨果·卡迪斯订婚。好在她哥哥多方劝阻，告诉她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是不会美满的。　　关于玛莎的美貌，弗洛伊德曾以他那一贯坦率的口吻回答玛莎的自谦说：“我知道你在画家或雕刻家的眼中看起来，并不算美丽；假如你一定要坚持用严格和准确的字眼的话，我必须承认你并不美丽。但在实际上，我是错误的。倒不是我有意奉承你；实际上，我也不会奉承。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面貌和身段方面所体现的，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你的外表，能表现出你的甜蜜、温柔和明智。我自己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不过不瞒你说，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接着，弗洛伊德又在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鲜艳成为过去，则唯一美丽的东西，就存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　　玛莎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聪慧的人。在她同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些年中，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全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但她的才智仍然时时显现出来。　　玛莎的哥哥埃力于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四日同弗洛伊德的大妹安娜结婚。一般人都以为，埃力和安娜是在弗洛伊德订婚之前订婚的，似乎弗洛伊德是经由埃力订婚才认识玛莎的。其实不然。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二年六月十七日和玛莎订婚，比埃力订婚早半年左右。　　一八八二年四月的一个晚上，玛莎，可能还有她的妹妹明娜，去拜访弗洛伊德家。通常弗洛伊德下班后总是径直走进他的房间里去继续研究，根本不管客厅里有没有客人。但这次却不同，他看到一个美丽而愉快的姑娘坐在餐桌边，一边削苹果，一边高兴地谈天，他很快就被吸引住了。出乎家里人的意料之外，弗洛伊德竟参加了谈话。看来，那第一眼相见是命运所安排的。往后他俩的幸福爱情似乎全是这第一眼引起的时间系列的自然延续。可是，在最初认识的几个星期内，他显得很不会交际，而且行动起来总是很不自然。他不太敢直接地追求她。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和一股难以忍受的感情冲动。他说“因为任何对这样一位少女的假惺惺都是不堪忍受的”，所以他终于冲破犹疑和呆板的罗网，决心向她求爱。他每天送给她一朵红玫瑰，并附上一张名片，上面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写上箴言或格言。他回忆说，第一次向她致意时，他把她比成一个嘴唇会衔来玫瑰和珍珠的“神仙公主”。从此以后，他就经常用“公主”来叫她。　　一八八二年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们手挽着手，沿着维也纳的古老城堡卡伦堡走下去。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私人交谈。在他那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她对他的疏远表情，拒绝接受他送给她的橡树叶。弗洛伊德在日记中表示怀疑自己能否在今后也象她对他那样表示疏远。就是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很讨厌橡树。第二天，他又陪玛莎和她母亲去散步。他向玛莎问起许多事情。玛莎一回家就告诉她妹妹明娜，并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她所得到的是一句令人泄气的回答：“谢谢医生阁下对我们如此感兴趣。”　　六月八日，弗洛伊德发现她在为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做皮包。他以为自己来晚了一步。但两天以后，玛莎对他已娇态毕露，显然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已经不是单方面的了。这时候，弗洛伊德才觉得自己有希望。第二天，玛莎给他送去她亲自作的蛋糕，上面写着“玛莎·柏内斯”。就在她要把蛋糕送去时，她收到了弗洛伊德送来的礼物——狄更斯的小说《大卫·柯柏费尔德》。于是，她在蛋糕上添上感谢的字眼。再过两天，即六月十三日，她到他家去聚餐。弗洛伊德把她的名片留下来当作纪念品，玛莎很欣赏他的这种行为，在桌下把他的手按住。他们之间的眉目传情都被家里人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进一步沸腾起来。那个星期六，他们就订婚了。　　星期六那天，玛莎给弗洛伊德送去一只戒指。这是玛莎的爸爸送给她妈妈的，她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弗洛伊德仿照这个戒指订做了一只小的，送给玛莎。　　订婚那天是六月十七日，弗洛伊德和玛莎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他们曾一连好几年，要在每一个月的十七日那天庆祝一番。　　从他们认识的时候开始，弗洛伊德的性格就给玛莎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玛莎觉得他很象她爸爸。　　从玛莎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可以看出，从那以后她很明显地爱上了他。但是，弗洛伊德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对她的真情表示怀疑。弗洛伊德指责她说，她只是在弗洛伊德爱上她九个月之后才吐露真情。弗洛伊德的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后来，弗洛伊德也承认，大多数女孩子总是要在男方追求一段时间后方能动情。　　弗洛伊德对他所爱的人远不是单纯地停留在迷恋之中。弗洛伊德的感情乃是一种真正的寝食俱废的狂热恋爱。他这次总算亲自地感受到了爱情的惊人力量，经历了其中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爱情象吸铁石一样，把他的内心深处的一切热情都吸引出来、激荡起来。正如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所说：“真实的爱情的道路永远是崎岖不平的；即使是两情悦服，也可能会有斗争、死亡或疾病侵害着它，使它象一个声音、一片影子、一段梦、黑夜中的一阵闪电那样短促，在一刹那间它展现了天堂和地狱——在还来不及说一声‘瞧啊！’的时候，黑暗却早已张开了大口把它吞噬殆尽……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都要受到折磨，似乎是一条命运的法则，那么，就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折磨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所缺少不了的随从者。”假如有人想要寻找一个能真正体验爱情的这些深刻复杂内涵的人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就是最有资格的候选人。　　但弗洛伊德和玛莎很快就分开在两地住。在他们分手那天，弗洛伊德深怕自己会从一个可能是虚幻的好梦中惊醒。他还不大敢相信自己沉沦于幸福的爱情之中，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心安理得地在反复欣赏玛莎寄来的信。　　弗洛伊德这个人的感情的特点在他同玛莎的关系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弗洛伊德最厌恶调和和逃避现实，最不能容忍姑息。在他看来，他同玛莎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完全融和的程度，不容许其间存在一点杂质或暧昧。他要求自己同玛莎之间的爱情生活达到绝对纯净的地步，甚至不许玛莎有任何一点令他怀疑的言行。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与其说是他的科学研究中的严谨、一丝不苟品质的延伸，毋宁说是书呆子气的表现。　　玛莎虽然是一个娇丽温柔的姑娘，但她有很强的自尊心，也绝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毫无主见的人。所以，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关系经常会遇到挫折和矛盾。在他们俩分离后不到一星期内，弗洛伊德就单方面地表现出他那过于理想化，因而是很不现实的要求，希望她能百分之百地放进他脑子里为她设计好了的那个模子里。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恰恰不合弗洛伊德的主观设想。　　最大的麻烦是玛莎同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的关系。在认识弗洛伊德以前，玛莎确实曾考虑过要选择马克斯·迈尔。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弗洛伊德大吃其醋了，再加上弗洛伊德的一个妹妹故意地、也可能是不怀好心地火上加油，告诉弗洛伊德说，玛莎曾对马克斯为她谱的乐曲和为她唱的歌感兴趣。这就使弗洛伊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终日心神不安，疑神疑鬼。此外，马克斯也直接气弗洛伊德，说玛莎早就需要爱情，以致她早已准备寻找一个合意的丈夫！所有这些挑逗，更使他妒火中烧。　　弗洛伊德远较别人更自寻烦恼。弗洛伊德曾写信给玛莎坦率说：“我对自己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你没有什么美丽优点，就赢得了最亲爱的人的芳心，而你竟于一星期后，就如此尖刻地指责她，以嫉妒去折磨她……当一个象玛莎那样的姑娘喜欢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害怕一个马克斯·迈尔或一个军团的马克斯·迈尔呢？……这正是植根于我的爱情的那种笨拙和自寻烦恼的表现……现在我已把它当做疾病一样的抖掉了……我对马克斯的感觉来自于自己的没有自信心，而不是来自你。”这一段话是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自寻烦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分析。虽然只是对其中的一件事而发的，但它是一个典型，足见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经历了何等曲折的心理矛盾过程。他往往给自己添加麻烦，接着又象上面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自我分析、自我批评。但是，这种理智的、冷静的看法，并不长久，很快又被爱情的副产品——妒忌心所动摇，于是，又陷入新的烦恼之中。但不久，马克斯的影子又被另一个人的影子所掩盖，更严重地干扰了弗洛伊德的感情。这个人不是弗洛伊德的陌生人，而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弗立兹·华勒。马克斯是一位音乐家，而弗立兹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些就是令弗洛伊德不安的地方。弗洛伊德曾经仔细观察过他们取悦妇女们的本领，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弗立兹最擅长于诱拐别人的女人。弗洛伊德后来曾说：“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只好无望地设计一种奇特的锁，并不得不首先折磨自己，以便寻找一种适当的钥匙。”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弗立兹的疑心也是多余的。弗立兹已经和玛莎的表姐订过婚，而且他一直都以兄长的身分关心玛莎。弗立兹和玛莎很要好，有时带她出去，而且常常从各方面鼓励她。他们之间只有亲密的友情，没有什么值得弗洛伊德惊慌或妒忌的地方。玛莎对弗洛伊德的感情也始终是很忠贞的，她只是把弗立兹当成哥哥一样看待。但是，不管怎样，弗洛伊德一直坚持要玛莎和弗立兹停止来往。这样，玛莎与弗立兹才不得不中断各种关系。从那时候起，弗立兹再也没给他们增添麻烦，不过他们所受到的创伤却需要长时间的医治才能痊愈。这事过了三年，弗洛伊德还说这是一段“不可能忘记的”痛苦的回忆。　　在弗洛伊德与玛莎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的哥哥和母亲也曾经带来一些矛盾和干扰性因素。　　玛莎的哥哥埃力·柏内斯，比玛莎大一岁，是弗洛伊德的心腹之交。他生性豪爽，很擅长于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需要赠送礼物。弗洛伊德一直珍藏着埃力送给他的美国独立纪念图片。弗洛伊德奉之若神宝，一直挂在医院宿舍的床头上。在他们感情破裂以前，弗洛伊德非常喜欢这位朋友。　　埃力在这两家人中，比谁都神气，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还发行了一本有关经济方面的刊物。自一八七九年埃力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和两位妹妹完全由他一手供养。同时他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之后，也帮了弗洛伊德一家不少忙。他对人生的看法，不象弗洛伊德那样严肃。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埃力是一个被家庭娇惯以至宠坏的孩子。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埃力的上述看法是片面的。埃力确实是一个聪明能干的男人。　　一八八二年七月，埃力和弗洛伊德住在一起。埃力对弗洛伊德很友善和亲切。但过了不久，问题就出来了。当时，弗洛伊德的刚刚年满十六岁的弟弟亚历山大正受雇于埃力，学习他后来一生从事的工作。按照那时的习俗，当学徒是不支薪的。但是，亚历山大上工九个星期后，弗洛伊德便叫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向埃力索取薪水，并说，若埃力真的不答应或甚至稍有迁延，就要辞职不干。埃力只答应从两个月后的一月份开始支薪。所以，亚历山大就听了弗洛伊德的建议离开埃力辞职了。这件事使弗洛伊德与埃力及其母亲（即弗洛伊德未来的岳母）的关系恶化。　　由于弗洛伊德与埃力的矛盾，弗洛伊德以后再也不去玛莎家。所以，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只偶而在街上，或在弗洛伊德的拥挤的家中见见面。这样的不对劲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弗洛伊德在医院里有自己的房间时才有所转变。接着，玛莎就经常到那里去看他。　　玛莎的母亲爱梅玲·柏内斯，母家姓菲力浦，她生于一八三零年，是一位很有知识的妇女。她的老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以，她会讲一口流利的瑞典语。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严格地遵守正统的犹太教教法。她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象她那样虔诚，信守犹太教教规。而弗洛伊德根本不信那一套，因此，矛盾也就由此引起。弗洛伊德很不客气地称宗教教义那一套规定为迷信，他很鄙视宗教迷信。按照犹大教规定，星期六安息日内，不能写信，禁止书写。玛莎为了躲避妈妈的目光，偷偷地到花园里写信，并用铅笔代替钢笔和墨水，弗洛伊德为此烦恼不已，甚至指责玛莎不敢起来反抗她母亲的迷信活动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弗洛伊德曾经对玛莎说：“埃力并不知道，我将要把你改造成一个异教徒。”确实，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改造了玛莎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有一次，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谈到玛莎的母亲时写道：“她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太冷漠了。她对我的态度可能会永远如此。我一直尽量地想在她身上找到与你相似之点，但发现几乎没有半点是能扯得上的。她那极端的热诚，多少带一点屈尊俯就的神气，显得她处处要人尊敬她。我可以预见将来我肯定会和她常常合不来。不过，我不打算迁就。现在，她开始对我弟弟不好，而你知道我对我弟弟是喜欢得要命的。另外，我已决定，再也不能让她用疯狂的虔诚和挨饿的折磨来损伤你的身体。”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妈妈最为不满的，就是她那洋洋自得的神气和贪图安逸的习惯。其次，弗洛伊德觉得，她活到那么大年纪，却不象他母亲那样，退到一边，一切为儿女的利益着想，反而母居父职，摆起一家之长的架子，过多地干涉儿女的事情。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太过男性化的表现，弗洛伊德对此很反感。弗洛伊德的朋友索恩贝尔格也站在弗洛伊德一边，认为她太自私了。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同玛莎一家人的关系。公正地说，有很多事情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心胸过于狭窄造成的。在实际上，玛莎的母亲和哥哥，尽管有很多缺点，但一直是没有妨碍他和玛莎的关系。玛莎自己也并没有因母亲和哥哥的关系而减少同弗洛伊德的来往。　　玛莎对她母亲的态度，始终是真诚的和尊敬的。在玛莎看来，她母亲的那种坚决的意志，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值得钦佩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能如此自信，是很难能可贵的。玛莎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保持对母亲的尊敬，又始终真挚地热爱着弗洛伊德。她能很好地保持平衡，不致使任何一方的感情受到损害。这是玛莎能成为贤淑的家庭妇女的先兆。　　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和玛莎两家人都热热闹闹地和快快乐乐地度圣诞节的时候，弗洛伊德和玛莎两人才把他们俩订婚的事情告诉玛莎的母亲。玛莎的母亲接受他们俩送给她的礼物。那是德国名作家席勒的作品《钟》。　　一八八三年一月，弗洛伊德和玛莎开始在一本他们称之为《秘密纪事》的书本上记载他们之间在订婚前后的恋爱生活。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要在以后的某一天好好地读它。他们认为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有书信来往，因而就没有机会记录他们之间的那些极其美好的恋爱生活。因此，他们决定，当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要轮流执笔，写日记和回忆或感想之类的东西。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段话，头几句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难以驱赶和剔除的勇气和胆略。当我严格地检讨自己，当我比我所爱的人更严格地检查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上天并没有给予我许多天赋，也没有赋予我更多的东西。恰恰相反，只给我很少迫使别人承认的才能。但是，它却赋予我那种热爱真理的大无畏的精神，给我一双研究家的锐利眼睛，使我对生活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使我生性努力工作，并能从中获得无限的乐趣。我的身上所具备的这些最好的品性使我能忍受在其他方面的贫乏……我们要把这些共同地贯彻于一生中……”弗洛伊德还在《秘密纪事》中写道：他们要共同研究历史和诗，“不是为了美化人生，而是为了生活本身。”　　一八八三年，埃力坚决支持母亲举家迁回汉堡的决定。这样一来，弗洛伊德同埃力的矛盾就更尖锐化起来，以致当埃力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的时候，他不愿参加婚礼。弗洛伊德本来就讨厌各种形式上的礼仪。这次埃力的婚礼举行得很隆重，更引起弗洛伊德的反感。他公开说，这次婚礼“简直令人讨厌”。但是，弗洛伊德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婚礼也免不了要举行得如此隆重。　　一八八三年六月，玛莎一家迁往汉堡，弗洛伊德与玛莎不得不暂时分居两地。　　弗洛伊德很担心，他们分手以后，玛莎会由于精神不悦而影响健康。但在实际上，他自己所受的影响，远比玛莎所受的影响要严重得多。他那段时期的境况，确实是够凄凉的。当时，他还没有正式从事能使他的前途和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美满和充满希望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家庭负担又重，而唯一支持他的精神安慰——和玛莎谈话，解除心中之烦也没有了。他在苦恼中怨天尤人，怪他妈妈和在英国的哥哥不为他着想，不分担他的重负；同时也怪玛莎不坚决反对搬家。在那一个月内，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烦恼，而玛莎也狼狈不堪，坐立不安，这对情人简直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由于弗洛伊德的固执和过于自信，使他们之间的误会发展到悲剧的程度。在这里，集中地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性格和感情的特点。　　弗洛伊德同玛莎相比，不论在性格和感情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冀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也总是有过多的忧虑。他在别的方面表现得很自信，但在自己的爱情问题上，则表现得自信心不足。他一次又一次地因怀疑玛莎对他的爱而苦恼不堪，更因此渴望玛莎经常向他提出“保证”来达到安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常常想出一些特别的试验，想要证明玛莎对他的爱。但他的某些“考验”方式，显然不太妥当，有些甚至不合情理。最突出的表现是要求玛莎和他完全一致，要无条件地、绝对地赞同他的意见、他的感觉和他的意向。在他看来，除非能在玛莎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在玛莎身上看到他打下的“烙印”，不然她就不能算真正属于他的。　　但是，弗洛伊德对玛莎的这些“考验”，并不是始终都是如此坚决地坚持到底的。由于他对她的深厚感情，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自我折磨以后，弗洛伊德就会向玛莎作出让步，或自己在理智上表现得清醒些，承认自己的要求有绝对化或不切实际的倾向。　　一般而言，玛莎和弗洛伊德在性格、兴趣方面的差别并不能导致对抗的程度。所以，玛莎可以很轻易地通过他的各种“考验”。但在有的时候，一旦遇到他要埋没或否定她自己所坚持的生活标准时，她就会坚持己见，毫不退步。在许多情形下，总是玛莎获胜，弗洛伊德退让。这就说明，弗洛伊德的那种占有欲、感情的绝对排外性等等，碰到玛莎的硬个性，也都要败下阵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自己不但不怨恨，反而为玛莎的胜利，即为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弗洛伊德觉得，他能找到这么一个有个性的、坚强的终生伴侣是很高兴的。因为在他看来，他所需要的正是那种能在今后一生中，不管风吹浪打，也不管经历何等的艰难困苦，都能与他共同战斗的忠实朋友，而不是一个只能供他欣赏的洋娃娃！　　在一般情况下，一对订婚或结婚的夫妇，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总会自动地相互协调，寻求最大的可能使彼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说在订婚或结婚以前，许多事情都处在理想化的阶段，双方的缺点和各种微妙的性格都未能全部看透，那么，在订婚和结婚以后，由于有了更多的实际的接触，在事实的严峻考验下，双方的性格就会慢慢地、也更真切地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正常的夫妻应该是尽量调和和调整关系，使之更加平稳地发展下去。但是，弗洛伊德却与众不同，他说：“相互宽容只能导致疏远，这种宽容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有困难的话，应该去克服它。”这是弗洛伊德的敢于正视现实、迎着困难上的优秀品格的表现。由于他厌恶各种形式的一知半解或半途而废、厌恶各种掩盖矛盾的虚伪形式，不愿意自欺欺人；由于他有一种不管经历多大艰难困苦都要直捣真理的核心的坚强毅力；再加上他有上进心；所以，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绝不妥协”的精神，成为一个很不好惹的人。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看不出别人身上存在着某种必须如以纠正的错误的话，那就是不堪设想的。弗洛伊德的这些性格，使他在订婚后的头一两个月内，同玛莎之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争吵。　　我们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所看到的，是一个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家的特有品格的特殊表现。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弗洛伊德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的刻板态度。我们倒应该从这里获得关于弗洛伊德的特殊作风的丰富材料，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为人。他在投注他的感情之前，总要先给对方一个难以忍受的批评；他内心中深藏的那种仁慈的宽宏和忠诚的爱情，总要覆盖上一层苦味的外衣。因此，有些人常常对弗洛伊德的个性产生一些误解。玛莎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对弗洛伊德的高度忠贞，以致她同弗洛伊德订婚和结婚后，当她发现弗洛伊德身上的缺点的时候，仍然能保持对他的忠诚爱情。她表现出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她深信只要和他在一起，不管遇到何等复杂的感情变化或境遇，他们的爱情都会获得胜利。　　弗洛伊德一直为玛莎的健康操心，玛莎患有青春少女常患的“萎黄病”。一八八五年夏天，当他听说她的身体不太好的时候，他在信里写道：“当我为你的身体而焦急的时候，我简直就要发神经病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一切价值观念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生怕你生病的可怕念头。唉！我心乱如麻，不能再多写了。”第二天，弗洛伊德收到她的一封明信片。他看了信以后又写道：“我怎么会想象你生病了呢？这真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我看这是太疯狂了的缘故……当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他自然会疯的。”三十年以后，当弗洛伊德研究爱情心理学的时候以及当他在一九一零年发表《恋爱生活对于心理的奇异影响》的时候，他个人的爱情经历就是最直接的和最富有内容的材料来源之一。　　有一次，玛莎到卢北克度假，曾经开玩笑地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她曾幻想自己在洗澡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说：“有人一定会认为，同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相比，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爱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但是，我要承认，我的看法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失去爱人无异于世界末日的到来。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一切仍在进行，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弗洛伊德还在信中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一封信就会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你的一个决定，就如一个能决定生死的大计一样，令我期待不已。我除了那样做以外，不能再作别的什么事情。那是一段充满着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期。而且，只有经历那样一段时间，我才能为赢得你而平静地工作。因此，我那时必须为你的爱而战斗，正如我现在必须继续为你而战一样……”　　不管怎样，这一切就是弗洛伊德的信仰所固有的特征。他并不期望有什么好事，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认为想要获得任何好东西，都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行。　　在订婚后三年，他告诉她说，他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在三年前，他对她的了解太少了。弗洛伊德说，他在三年前所爱的只是她的形象，而如今他所爱的是她的人格，是真正的玛莎。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着许多痛苦。在那以后，我对你产生了忠诚的情谊和欢乐的信心。如今，我则以一种神魂颠倒的激情爱着你，这种激情只能保留下来，并大大超过我的期望。”　　从一八八二年六月订婚到一八八六年九月结婚，弗洛伊德不仅在感情上经历了多种复杂的考验，而且，在经济上承受了很重的压力。弗洛伊德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都不很富裕。他自医学院毕业后，又有一段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能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他的婚姻费用一直给他带来很大烦恼。玛莎的妈妈本来就有点计较弗洛伊德家里不够富裕，因此，越接近婚期，弗洛伊德越为经济问题着急。　　若要以他开业所得的积蓄来结婚，起码要好几年才能办到。所以，结婚的费用，看起来几乎要全靠玛莎家里的钱。结婚后建立家庭所需要的家具，需要花相当多的钱去购置。他为此四处借钱，但结果又不理想。更糟糕的是，他获知八月又要去当兵。在当兵的时间里，他不但将没有收人，而且还要花钱付路费。　　在弗洛伊德订婚后的那段长时间里，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一刻不在心中挂念着何时可以结束订婚期。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他一心想成名，希望能有较多的收人，得到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以便能够和她结婚。但是，那几年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在经济上艰苦奋斗的岁月。　　弗洛伊德自己曾经算过好几次，要想使自己在结婚后度过安稳的第一年，非得要有一千美元的准备金不可。但是，直到结婚的那一年，他才筹备了不到五百美元的钱。好在那时候玛莎那位富有的姨妈李·劳贝尔资助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三倍於此的嫁妆费。　　弗洛伊德决定把婚期定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十七日。那是他们订婚五周年纪念日。玛莎很同意弗洛伊德的安排，使弗洛伊德又一次感受到当初玛莎答应他求婚时的那种快乐。但是，不久弗洛伊德就获知他已得到资助赴巴黎深造（详见下一章），所以他决定改变预定的婚期。从巴黎回来后，他决定在维也纳开业。在一切都安排就绪以后，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弗洛伊德才同玛莎结婚。　　这时候，新娘正好二十五岁，而新郎三十岁。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弗洛伊德身高五尺七寸，长得英俊、瘦长，五官端正，还有一对乌黑乌黑的、炯炯发光的眼睛。　　刚刚结婚的日子里，弗洛伊德的经济生活仍然未能迅速好转。他这时候已经开业行医，本来预料十月份会有很多患者来看病，但实际诊疗者却寥寥无几。弗洛伊德的每天收入很有限，他只好让自己的太太暂时度过一段较艰苦的日子。在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每月只能得到约合四十五美元的收入，而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一百二十美元！虽然，他们都能泰然处之，但实际困难确实接踵而来。他把哥哥伊曼努尔送给他的金表拿去当押。好在有明娜的帮助，日子才能过得去。　　由于玛莎处处表现出仁让、俭朴和顾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难才不至于影响到他的工作。玛莎在生活中总是把方便留给弗洛伊德，而把困难留给自己来承担。　　一八八七年十月，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取名马蒂尔德，孩子的降生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满和幸福的气氛。弗洛伊德在两年后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我已经无所他求，也不再那么辛苦地工作了。”接着，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和一八九一年二月，他们又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为琼·马丁，这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在法国巴黎深造时的一位老师琼·马丁·沙考特。沙考特是法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奥里沃，这是为了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沃·克伦威尔的。如前所述，克伦威尔是佛洛伊德早年崇奉的一位英雄。　　由于人丁日多，需要的房间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八九一年八月，他们搬到著名的柏格街十九号。那儿既宽敞、又便宜。一年以后，他们又租了楼下的几个房间，作为弗洛伊德的书房、候诊室和诊疗室。弗洛伊德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七年。在那以后，在这所房子里，他们又生下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三个孩子分别生于一八九二年四月、一八九三年四月和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厄纳斯特，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的老师厄纳斯特·布吕克教授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和蔼可亲、溺爱孩子的爸爸。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当他的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急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候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她的病就日见好转，人家都说，一颗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　　当弗洛伊德有了六个孩子以后，他的事业也开始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广阔而美好的前景。弗洛伊德传--第五章　初期医学实践第五章　初期医学实践　　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继续留在布吕克教授的生理研究室里。他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十五个月了。但那时，他还要兼顾听课；如今，他可以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他和其他刚从大学毕业的初级研究人员一样，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担任了大学助教的工作。从一八八一年五月到一八八二年七月，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助教教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弗洛伊德要承担赡养父母弟妹的重任，而他的收入又很微薄。同时，他这时候已经订婚，也开始考虑要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显然，继续担任研究室和助教工作，不能满足经济上日益增多的需要。所以，在完成第三学期助教工作的时候，他决定接受父亲和布吕克教授的劝告，改行做专职医生。　　在他的《自传》中，弗洛伊德说：　　我生命的转捩点发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我一向寄以最高崇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的宽宏大量然而缺乏远见的见解，热情地劝告我，从我的困难的经济处境着眼，放弃我的理论业务。我送接受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进入全科医院。　　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已经六十七岁，家里又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而弗洛伊德在生理学研究室里的工作和大学助教，只能每月得到四十美元左右的收人。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向朋友借款度日。到一八八四年，弗洛伊德总共借债五百八十美元左右。在资助弗洛伊德的朋友当中，包括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在内。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这位布洛伊尔教授是继布吕克教授之后对弗洛伊德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弗洛伊德的这一转业，从它的实际效果来看，远远地超出了他自己的设想。他和他周围的人，都较多地从经济收入的改善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从弗洛伊德此后数年的命运来看，这一转业引出了积极的效果。这一效果，不论弗洛伊德本人，还是他的多智多能的老师，在当时都未能预见到。只是在事后，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中取得累累硕果的时候，他回过头去重新评价自己在一八八二年的转业决定，才看出了它是他的一生中的真正“转捩点”。　　这一“转折点”的意义在于从此获得了真正的医学实践的机会，为他在日后所开展的精神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际经验。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二十六岁，是一个没有任何临床医学经验的青年医生。所以，毫无疑问，他选择临床医疗工作乃是他把学得的理论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必由之路，也是他在往后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　　一八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正式地到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开始时，他担任了外科医生，他感到外科医生工作是一项很费体力的工作。他每次下班以后，总感到精疲力尽，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　　一八八二年十月，在西奥多·梅纳特的推荐下，他当上了著名的医生诺斯纳格的诊疗所的实习医生。诺斯纳格的诊疗所是维也纳全科医院的一个分院。　　诺斯纳格医生是一八八二年那年刚从德国到维也纳来的著名内科医生。他自己遵循着一整套极其严肃、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他对他的助手们说：“凡是想要每天睡五个钟头以上的觉的人，都别研究医学。每个医学学生，每天要从早晨八点起听课，一直听到下午六点钟；然后，他必须回家继续研究至深夜。”他的高尚品质博得了他的学生、助手和病人的钦佩，弗洛伊德很尊重诺斯纳格。但是，弗洛伊德迫切地感到：他不能继续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日常的看病活动中，而应该在看病之外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病人的病例。　　所以，在诺斯纳格的诊疗所工作了六个半月以后，一八八三年五月，弗洛伊德转到梅纳特的精神病治疗所。在这里，他当上了副医师。从此，他搬到全科医院去住，只有在休假日时，才回到家里去。　　西奥多·梅纳特同弗洛伊德以前的老师布吕克一样，是一个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兼任教职。弗洛伊德大学时代很喜欢听他的课，并且从听他的课开始对神经病学发生了兴趣。弗洛伊德曾说，他对梅纳特的崇拜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梅纳特是当时最著名的的脑解剖学专家，他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所以，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患有这种病的病人，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这是以后数年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始。　　弗洛伊德在梅纳特诊疗所工作了五个月。其中，他研究了男神经病患者两个月，而研究女神经病患者三个月。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亲自得来的精神病治疗经验。在工作期间，弗洛伊德深受他的老师梅纳特的高尚品质的感染。他写信说，梅纳特“比一大群朋友加在一起还有鼓舞力”。他每天工作七小时，并用剩余时间大量研读有关精神病的著作。在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　　工作期间，弗洛伊德还结识了不少朋友。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孤独的人。他与朋友之间的团结、合作，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以致当医院里的副医师们就他们受到的不合理的膳宿待遇而联合一致地向院方提出抗议交涉的时候，弗洛伊德被选为副医师的代言人去同院方谈判。由此可见，弗洛伊德不论在工作和研究方面都已经是引人注目的出类拔萃者。　　一八八三年十月，弗洛伊德转向皮肤科。在当时的维也纳全科医院里，皮肤科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专治普通皮肤病的，另一个是专治梅毒和传染性皮肤病的。弗洛伊德选择了后者，因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但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只能为男性患者治疗，而不能接触到女病人。这项工作比较轻松，他每周只需要用两次会诊时间，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到实验室里作研究工作。　　他在三个月的皮肤科诊疗工作中，也同时担任了耳鼻喉科的诊疗工作。在耳鼻喉诊疗工作中，他感受到自己的实际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较差，他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有点笨手笨脚的。　　从一八八四年一月起，弗洛伊德开始长时间地在全科医院的神经科工作。他每天在诊疗室工作两小时，其他时间到实验室工作。　　七月，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神经科负责人。他要负责一百多名病人，要管理十个护土、两位副医师和一位实习医生。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的三年工作期间，始终都以饱满的热情进行临床医疗实践和研究工作。他虽然连续地从医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的工作和研究重点，他的主要兴趣，始终都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他在诊疗时间外的研究工作，重点也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机能。他先后跟随了象梅纳特和布洛伊尔那样的著名神经科专家，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症以及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取得重大的成就。他在《自传》中说：　　以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项工作已经失去了信心。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如今，我开始转向人类的神经中枢系统的研究……我所以选延髓作为我的唯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和我初入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和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在生理研究室工作，起劲地在从事脑解剖研究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髓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看来，脑解剖的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即使是不久前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诺斯纳格，在其脑部位方面的著作中也还不能把脑神经病理从别的医学分支之中分离出来……　　在第二年中，我还是继续担任住院医师的职务。我发表了不少有关神经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我对这方面的疾病已经能驾轻就熟，甚至我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的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一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见弗洛伊德著《自传》）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五年，弗洛伊德在初期医学实践中，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了特别深刻的认识，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总结在他在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中——《喇蛄之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构造》、《神经系统诸要素之构造》和《论可卡因》。　　神经衰弱，如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一样，可以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可卡因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弗洛伊德曾经亲自服用可卡因，检验可卡因对人的神经系统所起的振奋作用。他在一封给玛莎的信中说：“在我最近患神经衰弱症时，我再次服用可柯（Coca，可卡因就是用可柯树叶提炼出来的有机盐基，一般在医学上用作局部麻醉用），而很少量的药剂就可以给我提神达到很兴奋的程度。我现在就是正在收集关于这个富有魔力的物质的资料。”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向一位年轻眼科医生建议用可卡因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药。不久，他得知他的另一位朋友、眼科医生卡尔·柯勒已经成功地把可卡因用作眼科手术的麻醉剂。　　接着，弗洛伊德又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人上瘾，就象吗啡可以使人上瘾那样。当弗洛伊德发现他的朋友弗莱舍尔因右手手术而上了吗啡瘾的时候，他建议弗莱舍尔用可卡因治疗。果然，弗莱舍尔服用可卡因后，立即断了吗啡瘾。从那以后，弗洛伊德用可卡因治疗各种神经系统失调症，诸如海上晕船和三叉神经痛等等。弗洛伊德研究可卡因的成果，再次证明他是希望取得神经病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的。　　一八八五年四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的结果是青光眼。第二天，弗洛伊德请另一位更有经验的眼科医生柯尼斯坦给他爸爸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应用可卡因的先驱。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患病的父亲做成功的眼科手术而高兴。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八八五年春天，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根据德国和奥地利大学的规定，弗洛伊德所担任的只是无报酬的讲师职务，这种职务的讲师无权参加系里召集的会议，也不付给工资。他只能为一些医学系班级主持供学生选修的专题。任这一职务的教师虽然没有报酬，但往往很受尊敬。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才有资格任这种职务；而且，只要任这一职务，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有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的希望。　　这次弗洛伊德之所以能获得这项荣誉职务主要是由于他个人在神经系统病理学方面的卓越成果，同时，也由于布吕克教授、梅纳特教授及诺斯纳格教授的推荐。布吕克教授在写给医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弗洛伊德医生写的关于显微镜解剖学论文已被公认为优秀的成果……我很了解他的工作，我准备签署任何一个关于推荐他的申请书。”布吕克教授还写道：“弗洛伊德医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有严正和沉着的性格，他在神经解剖学方面是一位优秀工作者，他具有高度的机巧，敏锐的目光，透彻的知识和细腻的推导方法以及表现出高度组织能力的写作手法。他的发现得到了公认，他的演讲风格是透彻明确的。在他身上，科学研究人员的品质同优秀教师的品质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在讨论任命弗洛伊德讲师职务的会上，终于以二十一比一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弗洛伊德的任命状。　　到一八八五年二月为止，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神经病科工作了十四个月。全科医院院长通知他说，神经病科主任希望他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弗洛伊德与这位神经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在此以前，神经病科主任舒尔兹一直与弗洛伊德问意见。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长期留在神经病科，因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利于巩固他自己的主任职位。他们俩的矛盾早已传遍医院，这次决定把弗洛伊德调走，弗洛伊德曾提出强烈抗议，但无济于事。　　一八八五年三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转入该院眼科。在这里，他工作了三个月。六月，他转入皮肤科。在未转入皮肤科以前，奥柏尔斯泰纳请他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稍微增加他的收入。这里的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很喜欢这里的周围环境。这里有优美的山区和森林，这个私人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院内有六十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发狂症。　　正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准备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未来的家庭的所在地的时候，弗洛伊德接到了赴法深造的通知。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的又一个新转折点。这意味着，弗洛伊德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研究神经病和精神分析的事业正式开始了。这事发生在一八八五年秋。弗洛伊德传--第六章　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第六章　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　　在一八八五年以前多年的研究和初期医疗实践中，弗洛伊德积累了治疗神经病症的丰富经验，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科学成果。早在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已经写道：“我已经逐渐地把成为一个神经病治疗专家作为我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弗洛伊德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他已经“以诊断的正确，及死后解剖证实率高而闻名”。　　在弗洛伊德担任神经病科医生期间，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病病理学方面。他在这段时间内，曾连续在《医药科学中心杂志》、《解剖学和生理学文库》以及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大脑》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受到了神经病理学界的广泛重视。他的论文很快被译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与俄文。　　弗洛伊德在神经病学方面的成果是从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工作开始的。虽然当时他的研究专题是鱼类的神经细胞，但已经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布吕克生理实验室的初期实践都是他的真正科学研究活动的良好开端。后来，梅纳特教授又给了他进一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系统病理的机会。一八八五年，在《神经病学中心杂志》发表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理学论文，第二篇类似论文发表在同一期刊的一八八六年三月号上，第三篇论文发表在耳科疾病专门研究杂志的一八八六年九月号上。所有这些论文都集中地研究听觉神经的病理学问题。弗洛伊德以五至六个月的胎儿听觉神经纤维为主要解剖材料，进行了严密而细致的分析。这些论文虽然都是研究听觉神经，但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是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条头盖神经及它们的三叉神经根，所有这些神经都同脊髓上的后根神经节相对应。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组织学和临床方面的经验及研究成果，弗洛伊德在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讲师后不久，被布吕克教授推荐享受一笔为数可观的留学奖学金，前往巴黎，做当时最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沙考特的学生。　　留学奖学金是二百四十美元，可以足够维持六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一八八五年八月底，弗洛伊德经历了三年零一个月的辛勤工作以后，终于离开了维也纳全科医院，前往巴黎。这意味着：他的一般性的初期医学实践结束了，他迈入了一个更加专门的研究领域——神经病学。　　一八八五年秋，弗洛伊德到达巴黎。沙考特是医学史上空前未有的神经病学专家，在当时，凡是能做他的学生的人，就等于获得了终生的“护身符”，从此可以通行无阻地出入医学界而受到尊敬。人们会竖起大拇指赞扬沙考特的任何一位徒弟。在沙考特的领导下，法国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成了举世瞩目的神经病学圣地。弗洛伊德到巴黎后，拜见了他，做他的学生，并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实习。　　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弗洛伊德到巴黎后，写信给玛莎说：“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个学者。”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的、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同有意识的思考根本不同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肤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说，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还说，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学习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弗洛伊德集中地研究幼儿的大脑和脊髓的退化现象。他还对一位女病人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病理解剖，发现她所患的半身不遂症（病人从一八五三年起患有此病，至一八八五年才病死）是由于她在三十年前产生了血管栓塞，造成了血管硬化。他在作出上述论断过程中，一共列出了七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并进行了严密的显微镜观察。他善于从多种可能的原因中推断出最可靠、最实际、最真实的理由，然后，他又从多种实际存在的理由中选出最本质、最主要的因素。　　为了献身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他甚至写信给玛莎说：“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具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起见而战胜爱情。”弗洛伊德表示，他要奋不顾身地解决大脑解剖的问题。不然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弗洛伊德还说；“做为一位老师，沙考特是极其完美的鼓舞者，他的每一次讲座部是结构方面和文章方面的典范。他的文体优美而高度完善，他的讲演是如此生动和深刻，以致久久地在耳边留有回音，而他的实验操作过程则可以栩栩如生地在你的眼前保留很多天。”　　弗洛伊德还为沙考特翻译论文。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写道：　　有一天我听到沙考特感叹着战后（指普法战争后）还不曾有人把他的讲义译成德文，还说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讲义翻成德文，他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自愿承担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里的句子。沙考特接受了我的毛遂自荐。我遂进入了沙考特的个人生活圈子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参加了医院里的一切活动。　　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完成他的翻译工作的。沙考特的这篇讲义的德文译本比它的法语原文还提早出版了几个月。这个讲义的题目是《关于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新讲义》。为了感谢弗洛伊德的德文翻译，沙考特赠送给他一套他的著作全集，书上还写了如下献词：“献给弗洛伊德医生先生，沙尔彼得里哀尔的最珍贵的纪念。沙考特。”　　弗洛伊德从沙考特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最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是沙考特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　　和沙考特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沙考特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就教者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到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见弗洛伊德《自传》）　　在沙考特和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以前，人们一般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一种“伪装”或“拟态”，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或“假想”。很多医生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歇斯底里症。更可笑的是，医学界往往把歇斯底里症看作妇女病，把它诊断为“子宫的倒错”或阴蒂的病症引起的。因此，在治疗时竞毫无根据地采取切除阴蒂的野蛮手术，或让病人嗅一种叫“缬草”的植物。这种草有特殊的味道，病人闻了以后可以引起一种特殊的反应，引起子宫的收缩。沙考特的卓越贡献就是确定歇斯底里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排除了上述种种荒唐的治疗法。　　实际上，“歇斯里底症”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医学史上的耻辱的痕迹。“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的词根“Hysteron”就是“子宫”，用这个名词来称神经系统的疾病，表明早期医学的无能。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谈到一次由“Hysteria”这个病名引起的笑话。那是在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后不久，弗洛伊德向医学会报告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成果。到会的许多人，包括所谓的医学界“权威”，如医学会主席班贝尔格医生，竟宣称弗洛伊德的报告是“无法令人置信”的。当弗洛伊德谈到一位男病人的歇斯底里症时，在座的一位老外科医生，按捺不住叫嚷起来说：“老天！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你怎么会讲这些无聊的话呢？Hysteron的意思是子宫，一个大男人怎么会Hysterical（患歇斯底里症）呢？”弗洛伊德回维也纳后甚至不被准许对男歇斯底里症患者进行治疗。　　在巴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渐对巴黎的实验室设备感到不满。一八八六年二月底，弗洛伊德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计划以后，终于离开巴黎回维也纳。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了阿道夫·巴金斯基，巴金斯基是著名的小儿科专家。他拜访巴金斯基的原因，据说与奥地利的种族歧视有关。本来，按照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所属的“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由于种族歧视，他无望在那里就职；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别的出路。恰好在这个时候，儿科专家马克斯·卡索维奇答应弗洛伊德，准备让他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职务。正是为了适应未来的工作，他才决定在柏林停留几个星期，以便从巴金斯基那里学到关于小儿科疾病的更多知识。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自那以后五年内，弗洛伊德一方面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气氛中，另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从事本行工作。　　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佛洛伊德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八八八年，内容是对两个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观察和治疗的总结和分析。　　弗洛伊德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半点科学研究工作，或发表过半篇文章。我成天都在为建立自己的医业基础，以及为满足自己和日见增大的家庭的温饱而忙碌着。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他进行大量的临床治疗。尤其可贵的是，他所接触的病人大多数是神经病患者。这就使他遇到了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病例，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自巴黎学习后的心得应用于实际治疗中。他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深信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对于治疗精神病的积极效用，这些疗法往往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开始，他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这些初步的成功，使他对治好精神病更加充满着信心。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时，就遇到种族歧视，以致使他不能在精神病研究所工作，而不得不专治儿科的神经系统疾病。另一方面，旧有的、反科学的传统观念——即把歇斯底里症当成“妇女病”也阻碍他进一步发挥专长。那些医学权威们不承认歇斯底里病是神经系统疾病，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最后，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脑解剖实验研究所的大门，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发表讲稿和论文的刊物，也迫使他只能够在私人诊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疗法。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用电疗。弗洛伊德通过实践发现传统的电疗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认为，早先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耳伯（W·Erb）所倡导的电疗法，有很多毛病。他在电疗中发现了另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即“暗示法”（Suggestion）。他认为，在电疗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功的例子的话，实际上应该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他干脆把那套电疗用的电器束之高阁。　　至于催眠术，那么，弗洛伊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有所发现。他说：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一直到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就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虽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的专家教授们，还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指责催眠术为欺诈，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术。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奥地利医学界，在弗洛伊德以前，一直很少应用催眠术。就连著名的梅纳特教授也把催眠术在医疗上的应用看作是一种“不幸”。　　弗洛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任何“传统”或“权威”。他追求真理，也善于发现真理，对于催眠术的研究和应用，正是体现了弗洛伊德的这种优良品质。　　催眠术的应用不仅标志着精神病治疗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从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他转向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关键。正是通过催眠术的应用，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深藏着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过程——“潜意识”。后来，他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导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在他看来，所谓潜意识是被心理抑制和压迫着的领域，它栖息在内心阴暗的角落里，要经过外力的帮助、引诱和启发，经过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压力，才能转化为“意识”。而这种“潜意识”在未发现以前是深不可测的；就其内容和倾向性而言，也有好有坏的；它有时甚至抑制为一种荒谬不经的“梦魇”。这种内心秘密，又好象是人在时间中漂流，如同一座冰山，大部分浸在无意识的海洋中，小部分“漂浮”在“意识”的层面上。正是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观念构成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须知，恰恰是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而来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有必要简单地回顾弗洛伊德发现催眠疗法的过程。实际上，这一过程并不是从一八八五年秋至一八八六年二月的巴黎之行，而是从大学时代对催眠术的观察开始的。而从一八八二年起，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教授共同合作治疗一位叫安娜·奥的女歇斯底里患者，进一步掌握了催眠法的奥秘。　　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考特教授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这三个人，不论在科学研究成果、学风、研究态度方面，都为弗洛伊德树立了榜样。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偶然地突现出来。除了他们本人的努力以外，必须有充分的历史准备和成熟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因素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经验、优秀的老师的辅导和启示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是前人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他的好老师向他传授前人经验的结果。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不仅是维也纳的著名医生，而且也是卓越的科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布洛伊尔是一位“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他的职业活动的范围”。“他虽是一名家庭医生，但他也有过一段科学研究的生涯，而且写出了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他是一个才赋极高的人，年龄比我大十四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而他也终于成为我的知友和我患难中的援助者，我们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学上的兴趣。当然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首先是我，不过，后来由于精神分析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要我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实在令我为难，但为了真理，我终于不得不牺牲了他的友谊。”这指的是以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分歧。但即使这样，弗洛伊德也始终高度评价了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本身的影响的价值。　　布洛伊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在埃瓦尔德·赫林教授的帮助下研究呼吸生理，发现了迷走神经的自动控制作用。接着他研究半规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八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当上荣誉讲师，一八七一年起就当私人医生，一八九四年，他当上了维也纳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推选他的人是西格蒙特·埃格斯纳、赫林和马赫，他们都是举世闻名的学者。　　布洛伊尔是赫尔姆霍兹的忠实信徒，也很崇拜歌德和费希纳这两位作家。　　弗洛伊德是在七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布洛伊尔相见的。当时，他们都在生理研究室。由于思想观点的一致，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甚至用布洛伊尔的妻子的名字安娜给他的大女儿命名。　　从一八八零年十二月到一八八二年六月，布洛伊尔就已经给一个女病人安娜·奥治疗歇斯底里症。后来，在医学史上，它成为了划时代的著名病例。这个女病人原名柏达·巴本哈因姆（1859—1936年）；她是布洛伊尔首创的“涤清法”的第一位受益者。她原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她患病时才二十一岁，她的病是在她去服侍她衷心敬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布洛伊尔第一次接触这个女病人时，她的临床症状极为复杂错综，包括全身痉挛性麻痹、精神抑制和意识错乱等。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布洛伊尔发现，如果能使她用言语表达出她在病症发作时的那些笼罩着她的幻想和妄念，就能去除她的那种意识错乱状态。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终于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把她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后要她告诉他：每次发作时压迫着她的心灵的，到底是哪些念头。就这样，布洛伊尔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她那反复发作的抑郁性意识错乱，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为她解除各种抑制和肉体上的毛病。她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差不多，说不出自己病源的所以然来，也无法指出这些症状和她生活上的经验有任何关连，但是一被催眠，她马上就能认出原先弄不清的关系来。事实上，她的一切症状，都和她服侍父亲时所经验的故事有关，换句话说，她的每一个症状都有它的意义，都是些情绪状态的回响，十之八、九都是她在父亲病榻之侧所兴起的一些非压抑下去不可的念头，或冲动转移成症状性行为的结果。但是，任何症状都不是单一性的、有伤害性的情况的产物，而是由好些类似的情形累积形成的。所以当一个病人在催眠的虚幻状态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达到自由表达其情感、或表达原先被压抑的心智行为的目的时，症状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现。经过长久而辛苦的努力之后，布洛伊尔终于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位病人。事实证明，那位女病人复原之后，一直都很好，而且能担任繁重的工作。　　上面所说的那种让患者自己用言语表达幻觉的方法，布洛伊尔称之为“谈话治疗法”或“烟雾扫除法”，后来，布洛伊尔把这一方法简称为“涤清法”或“净化法”。布洛伊尔发现，在采用“谈话治疗法”时，病人会忽然忘记自己的祖国的语言——德语，而只能讲英语。这就说明，在催眠状态下，患者失去了自控能力，恢复了受到多种压抑的、难以在正常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原始意识状态。在催眠状态下，她正常使用的因而也在正常情况下占据压倒优势的语言——德语，反而被压抑了；而原来被压抑的异邦语言——英语则反而上升为主要语言。这一例子说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层，存在一种原始的意识形式。　　当布洛伊尔把安娜·奥病例告诉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发生了兴趣。那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事情。弗洛伊德听了这个病例以后，以极大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同布洛伊尔讨论，弗洛伊德说：“那时我发觉对于精神病人的这种治疗方法，比起任何以前有过的观察法都来得有效些。”所以，当他在一八八五年到巴黎时，他就向沙考特谈起这件事，但是，沙考特没有产生更大的兴趣。　　等到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才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奥病例。这时候，弗洛伊德已从沙考特那里学到有关治疗歇斯底里病症的方法。弗洛伊德回维也纳以后，表现出他既尊敬老师又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沙考特对安娜·奥并不感兴趣，但弗洛伊德能应用沙考特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沙考特所不感兴趣的对象。不仅对沙考特，对布洛伊尔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深知布洛伊尔是第一个发现安娜·奥病例的人，也是第一个用催眠法治疗安娜·奥病例的医生。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发现了催眠疗法的奥秘，揭示出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是这样论述自己对布洛伊尔的催眠疗法的认识过程的。他说：“在这个病例的催眠治疗的过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涩暧昧的帷幕挂在那里，而布洛伊尔则一直没有把它揭开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布洛伊尔不肯为科学进一步尽力，而把那些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发现瞒着我那么长时间。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布洛伊尔在一个病例上所发现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广之，普遍地应用到别的病人身上？在我看来，布洛伊尔的这些发现，既然具有那样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个病例上应验过，我就不相信它对别的歇斯底里病人无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于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尝试应用布洛伊尔的方法。”（弗洛伊德《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