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要改变世界 先改变自己 本书记录了一群在中国创造属于自己历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在中国互联网自1995年兴起的波澜壮阔中的弄潮儿：马化腾、丁磊、张朝阳、马云、陈天桥、李彦宏、史玉柱、江南春、田溯宁、张树新、王志东、王峻涛、雷军、周鸿祎、陈一舟……这些人的名字今天都如雷贯耳，他们的故事恒久流传。 还有一些正在创造历史的人，或没来得及被我们发现，或历史还没来得及给他做结尾，因此没有被收录到本书之中，但这丝毫并不影响到本书的丰富程度和可信程度。 这个用互联网创造自己和推动这个国家历史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人组成：海归（从海外归来的创业者）、本土技术爱好者（本书中的特定称谓为极客）和商业价值发现者（简称商人）。 他们中当头的海归中当属1994就回来的田溯宁、丁健和1995年回来的张朝阳，他们也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海归第一代。第二代互联网海归则多是在1999年回国做互联网，以创办百度的李彦宏和ChinaRen的三兄弟——陈一舟、周云帆和杨宁为其中的标志性人物。第三代的代表当属创办迅雷的邹胜龙和程浩，他们在2002年前后回国创业。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0月底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0月31日，张朝阳31岁的生日。尽管想来不大可能，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0月3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1995年12月，田溯宁坐在北京丽都饭店门前的台阶上，漫无目的地翻着《新闻周刊》，内心非常沮丧。从美国来的几个朋友邀请田溯宁到丽都饭店参加一个圣诞Party（晚会），但当田溯宁走进饭店时，却被保安给拦住了——因为只有外国人和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才能够进去参加这个Party。那是田溯宁最沮丧的时刻之一。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有着这样那样对未来生活的没把握，但田溯宁、张朝阳们还是回来了，他们回来的理由只有一个——在美国虽然拿着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国创业，是美国式的教育让田溯宁、张朝阳更加内省，更加尊重内心力量的召唤。 他们中有一类物种是极客，在本书的1998年，我花了足足一章讲述极客当道的故事，在其他的章节中，我也不遗篇幅的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中的当时最出名的那个叫王志东，这个生于广东虎门的60年代人最传奇的地方不是他曾经创办过的三家公司——中文之星、四通利方和新浪网，而是其每次离开时都借助公众力量为自己的江湖名声正名，前两次，他把源代码交出，挥手离去，不带走一丝云彩，第三次，他用鱼死网破式的决裂告诉大家，其实他不想走。王志东是个爱惜自己名声甚于一切的人。所以，即便他已经远离这个行业的中心地位，但在我们记忆深处有他卓绝的地位，无他，这是国人很早就自我意识觉醒并付之实践的一个。 参与和推动互联网创业的第三种人是商人，尽管这些商人在当时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做为商人都并不出色，但不影响他们在今天的巨大成功。他们中今天最有名的那个叫马云，他甚至成为21世纪头10年里中国最知名的商人，有关他的传记读物以打计算，媒体上关于他的文章连篇累牍，很大程度上他是作为一个励志偶像一样被制造着。而之所以被大众热捧，在于，其本身就是一个先改变自己，继而改变世界的有为青年。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给这些人做一个集体画相：他们有的是60年代人，也有的是70年代人，还有其中一小部分是80年代人（在本书中比例很小，但未来肯定会出现）。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他们中以浙江人居多，上海人和广东人也不少，福建、湖北、陕西等地都有涉及。 本书发现，这些人有一个被公众自觉不自觉的遗忘的共同属性：那就是，这些人有着比起其他人更加强大和自信的内心世界，他们都志向高远，目标远大，希望改变自我的同时，改变世界。 也许读者朋友会问，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做的是互联网，他们需要这样去引起他们用户的关注，所以，他们需要标榜自我，张扬个性。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能评判其狭隘，只是想做以下辩白：Google成功法则第一条是以用户为先，而作为反证，光靠吸引眼球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取得长远的成功过。另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互联网公司是怎么成功的故事，你可以阅读本书，你也可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和我一起去验证那些张扬自己的知识英雄们是不是为了张扬而张扬。 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关于改变世界的进步，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首先改变了自己。既然国家都这样，作为个体的我们为什么不呢？ 到底是中国互联网的巨大成功推动了中国崛起的进程，还是中国崛起的巨大势能成就了中国互联网有如夏花般的绚丽，这个庄周梦蝶式的命题一直萦绕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和观察家们。我的答案是前者，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互联网的成功看作是一个支柱产业的崛起这么简单，而应该把她看作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下自我意识觉醒的一次大的提升，中国互联网的出现，让“要改变世界，再改变自己”的盛世恒言成为可能。 中国互联网的持续的造星运动、巨大的财富效应和互联网让一代人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提供了一代人改变自我，进而改变世界的可能。在我看来，这是互联网来到中国后最重要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甚至超越其本身所能解决的就业问题和地方经济的推动。 同时，互联网产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特别是一个又一个重视用户体验的明星互联网产品的出现，进一步帮助这个进程得到加快。 在互联网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条狗。所有的互联网的成功商业模式都是基于此展开的，即判别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和购买能力，进而产生收费模式。也就是说，互联网上虽然谁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条狗，但互联网公司做的事情是让每一个自我得到展示，并形成商业模式。 有人向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琪罗请教雕塑，米开朗琪罗有个说法令人神往，他说：“把不是脸的地方去掉，就是脸。”米开朗琪罗是一位能从石头里看见一个美丽形象的大师。那个形象就藏在石头里，层层剥去，他果真剥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卫》。许多曾经连头发也要遮盖起来的欧洲女子，在赤裸的《大卫》面前泪花滚滚，那就是被封闭在自己内部的“我”的泪哭出来了。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今天要做的事吗？这件事情真值得我为它投放激情吗？我最喜欢和尊敬的苹果CEO斯蒂夫?乔布斯在日复一日这样的追问之中，得以逃脱人生的一个最大无知。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人都不能像米开朗琪罗和乔布斯一样那么富有创造力呢，无他，我们封闭了自我，或者说，我们没有找到开放和改造自我的理由。不过，有了互联网，事情就变了样，我们的很多人也由此有了改造自我的推动力，这是互联网的神奇和伟大之处。 那么，为什么是互联网点燃、推动了这场中国民众在1995年形成的一场自发的自我觉醒运动呢？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有一个口号曾经被响亮的提出但又被小心翼翼的搁置，这个口号就是赶英超美。学习、追赶甚至超越英美等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 这种情绪和认知在张承志20年前的名篇《北方的河》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奋斗、思考、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而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康的新生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会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互联网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大西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全球互联网竞合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由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很长时间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在1995年之后成为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大西洋的此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一套约定成俗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去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这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并使之成为一场全民运动。 在过去的15年里，互联网在中国从无到有，肆意成长，终于自成一体，并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尤其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本土企业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在其他行业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甚至连Google这样的公司都无法幸免，它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竞争对手百度的一半。这虽然很难说已经是最后的结尾，但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普罗大众，在信心层面的崛起有着正面而深远的意义。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知识经济利器——互联网的出现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每当这样的时期出现，都源于新兴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诞生。譬如春秋初铁耕问世，奴隶在开发私田的过程中把本人开发出来，奴隶制瓦解，新兴的社会生产力终于成全了大一统的中国。那场变迁，曾使中国出现一个战国时代，那是一个多么剧烈的变迁啊。譬如蒸汽机出现，世界就有了围绕齿轮来运转的道路，1840年的那场战争，中国是军事力量败给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吗？不是。是农业生产力败给了新兴的工业生产力。英国人由此从大清帝国手里夺走了中心之国的地位。 我们已经不太提知识经济了，这并不是说知识经济不重要，远未到来，恰恰相反，而是知识经济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你我身边潜移默化的大背景。在一个靠知识相互交换的时代和社会里，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前程的判断，对于机会的抉择，显得弥足珍贵。 互联网给你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过去的15年时间内，这个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富豪数量最多、首富密度最高的行业，这个行业也被公认为为数不多的能产生世界级中国大公司的行业之一。在我看来，这个之一的后缀甚至都有些多余。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15年，中国互联网所能创造出的财富传奇只会比上一个15年多得多，作为创业者的我们，如能把握由互联网推动的全民自我意识张显这一大趋势，将能带来的更多商业契机和财富可能。同时，互联网在中国的另一宏伟使命，就是帮助与美国相比，有更多农业经济比重，有着更多负担的制造工业，以及还有相当比例的手工业的中国经济提供更多产业升级的契机。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崛起，难道不是吗？ 还有一个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现实是：在过去的15年中，每到中国经济的低谷之年，中国互联网和中国经济之间的跷跷板定律再度应验。比如，1998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灾难之年，但这一年里网易、搜狐开始起步，新浪、腾讯、联众、3721诞生；再比如，2004年中国经济重新因为紧缩而上下恐慌，但这一年，有9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和香港市场上市，加上2003年12月的携程和慧聪，2005年年初的华友和年中的百度，这形成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密集的一个上市狂潮，数量也达到惊人的13家。 在2001年和2008年中国经济的另两个萎靡之年，中国互联网也显示出比其他产业更加强大的复苏能力，2001年，在整个互联网概念遭到崩盘的背景下，网易靠短信和网游解除停牌的故事至今仍为经典，而2008年腾讯、搜狐等诸多公司亮丽的年报给予了这个行业足够的信心。 回到本书，我希望能表达三个意愿。 第一个意愿，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是从事与互联网、电信、媒体或其他相关领域的从业者，我希望你能从这本书中读到一个产业是怎么诞生、发展乃至长大的，这个产业中最优秀的公司是怎么做起来的，这个产业的领袖是怎么催生出来的，他们又是拥有怎么样充盈内心世界的一群人。 第二个意愿，如果你对互联网了解不多或者只是一个希望多了解互联网的人，你更多是一个对中国命运走向关心，对中国未来趋势有所判断的有识之士的话，我希望本书能帮你更好的解读处于变化的世界和正在一天天走向强大的祖国。 第三个意愿，如果你不是很关心互联网，也暂时不想去创业，你对外部的世界也无暇或者不需要去关注的话，那么，我希望本书能帮助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你能更好的建立起对自我的认知，读出你自己的潜力和前程，这和你的未来休戚相关，也是本书最希冀达到的目的。 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世界都会再一次变成需要重新认识的对象。这样的时期，会使许多昨日的成功者产生被抛弃感，也会给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带来崭新的机会。如何认识这个变迁中的时代，如何认识自己，如何选择前程，便成为人生极重要的事情。 我希望，我苦口婆心讲述的这些关于自我意识张显和自我认知的道理，能在你人生的早晨让你读到，领悟到，我相信，它能让你的人生有所受益。 我希望，我用心记录下的那些身前身后的成功和失败，能帮助你在这个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的黎明，去开辟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新时代，虽然你未必是最早出发的人。 现在，让我们开始出发。 1996 海归归来 1996年的中国充满了激扬文字。这一年5月，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冷站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二十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30岁上下的文化青年。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的超级大国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思想，进而大胆的为中国的崛起而呐喊。这书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邀请作者进行沟通，这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的7月，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MIT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这本书在日后也成为年度畅销书。 学习、追赶甚至超越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但互联网不同，从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大西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由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很长时间里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成为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大西洋的此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一套约定成俗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去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这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 海归群体和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创业者的生力军，带来的变化和推动还在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一开始就接近硅谷模式，靠出售梦想获取VC的投资，争取用户，构建收费模式，进而形成正向盈利，进行资本运做。 在这一年中，我们重点讲述了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张朝阳和中关村标志性人物王志东的故事：这一年，王志东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和冯波服务的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签订了国际融资服务合同，王志东由此在美国留学生冯波的帮助下开启了新浪成长之路。这一年，已经回国一个年头的张朝阳开始拿着他的商业计划书穿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那些可能给他钱的人。 这两个人，张朝阳是海归的符号，王志东是海外视野的本土创新派代表，他们两人的故事在之后的5年内不断成为媒体报章关注的焦点，虽然之后路径不一，也没能维持中国互联网这个大舞台的最中心地位，但在当时，这两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堪称一时瑜亮。 因为陈章良，张朝阳回到中国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0月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0月31日，张朝阳31岁的生日。 尽管想来不大可能，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0月3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张朝阳是个文学青年，他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最喜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样的能展示自己纯情一面的小说。张朝阳曾骑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张朝阳之后的敏感、自省，他的英雄主义情结都能从中找到根源。 正是这份过分的自省让张朝阳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人。 1981年，17岁的时候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陈景润，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物理，却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目标。东游西荡地混完了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后，他来到美国。 到美国后，张朝阳变得非常反叛，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他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但他要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ＰＯＬＯ，甚至他梳过Ｐｏｎｙｔａｉｌ（马尾）。1993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毕业，留校做博士后，继续狂放不羁。 1995年7月，张朝阳以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的身份出国后第二次回到中国，前一次是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务长，这一次则是陪着校长回来的。张朝阳安排校长跟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见面，也陪着那位校长去了北大，接待人是陈章良，陈章良刚被提拔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那年陈章良34岁，张朝阳31岁。 陈章良34岁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件事对张朝阳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张朝阳就决定三个月后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国后亲眼见到国内的景象，访问了许多朋友，张朝阳发现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非常充实。在美国的华人则是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跟这个社会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世外桃源里。 这一次，和之前很多次的选择一样，他同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知道的是，他要回中国去。回国做什么，他并不知道。 张朝阳在1995年回国的时选择了做互联网，无他，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有这样一份能帮助他尽快回到中国的工作而已，当然，这份工作所在的互联网行业对张朝阳也有吸引力。 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加入的那个实验室的导师虽然是学校的副校长、物理学家，但他本科专业是学计算机的，因此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博士生对计算机必须要精通，否则他就根本不会让你毕业。对于张朝阳来说，在实验室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因祸得福的是，当别人还在华尔街、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张朝阳却有这样一种闲情逸致在网上漫游，而这一玩就到了1994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张朝阳于是就想搞一个“Chinaonline”——中国在线公司。Riding the waves of our times,one is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another is the mergenc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那个时候张朝阳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能够做什么，并且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当时张朝阳拿这个商业计划书和系里懂计算机的人进行探讨，由于没有谈出个结果，只好暂时搁置在一边。但张朝阳的一位叫Garry Muller的美国朋友，他跟家人要了些钱，成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一年后的1995年，他的公司已发展为20多人，并在完成了第一次融资100万美元之后，把这个公司变成欧洲在线ISI。为了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信息，他需要有人帮他在中国工作，张朝阳成了合适的人选。 张朝阳当时急于回到中国，虽然那份工作的工资不高，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之前，张朝阳决定帮Garry做。就这样，张朝阳回到了国内。 内心张扬的ISI首席代表 1995年的ISI整个公司才30个人，张朝阳做它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从雇一个人开始，也经历了一个创业的过程。公司业务主要是跟各个信息提供者谈判，然后把信息形成一个数据库，将中国的商业信息、波兰的商业信息和全世界新兴市场的商业信息汇集到同一个服务器上，通过一种付费方式，为华尔街和世界其他地方服务。公司算不上一个互联网公司，但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张朝阳首先跟新华社接触，带着便携笔记本，穿着西服到新华社等很多地方收集数据，很快就把中国数据库建了起来。 当时ISI办事处在万泉庄园，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办公面积只有24平方米，热水也没有，张朝阳工作、住宿都在那里，每天觉也睡不好。后来才知道，窗户外面有个锅炉，老是半夜三点响，张朝阳当时不知道，总不明白回国之后为什么睡不好觉。有时侯，早上9点钟第一个员工上班敲门的时候，张朝阳还没起来。回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张朝阳清华的一个同学来看张朝阳，一见张朝阳就问，啊呀，你怎么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虽然很辛苦，但张朝阳一点都没有抱怨，至少他在一个美丽的女记者面前是这么说的：“回来之后没有失望过，一分钟也没有，很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看到远山的景致，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没有加沙拉酱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样有滋有味极了。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 这段话一如他之后所做的事情，让人很难理解，但却有他自己的道理，这就是张朝阳。 张朝阳和本书其他的主人公不同的是，田溯宁、张树新、马云一开始都有一个清晰的商业模式，而张朝阳没有，他只知道，互联网里有很多机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他的第一个公司爱特信是互联网技术公司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只知道是做互联网的，至于具体做什么，他并不知道。 所幸的是，张朝阳还不算莽撞，他首先是用一个海外公司首席代表的工作让自己过度，然后拿这家公司还算过得去的业绩去找风险投资，更幸运的是，他真找到了钱，并由此发展起来。 22万美金催生了搜狐 1996年7月，张朝阳正式开始了他的融资之旅。 张朝阳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他在美国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排队，他甚至尝到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滋味。经过持续努力，张朝阳说服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给他投钱的意向。爱德华?罗伯特的学生亿万富翁的儿子邦德也表示，只要爱德华?罗伯特给钱，他也愿意跟着给投部分的钱，不过爱德华?罗伯特的附加条件是需要再有一个人投钱。也就是说，张朝阳必须再找一个人给自己钱，然后爱德华?罗伯特和邦德的钱才能进来。 张朝阳立刻想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尼葛洛庞蒂是互联网的鼓吹者，尼葛洛庞蒂本身也投了著名的热连线网站 ，而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也与他有过交流，张朝阳直觉告诉自己，找他应该有可能。 不过，等张朝阳找到了尼葛洛庞蒂的时候，尼葛洛庞蒂希望他到英国自己主办的一个活动上来做一次演讲，演讲完后他说他会抽出时间和张朝阳讨论投资的事情。但等张朝阳在紧赶慢赶到英国的时候，尼葛洛庞蒂却因为另一个约会而临时离开，走前他安排他儿子听张朝阳的演讲。 张朝阳的英语一向比他的中文说的流利，在那个会上，他翻来覆去的讲中国将存在的机会，互联网对中国的推动，张朝阳讲的热情洋溢，十分精彩。尼葛洛庞蒂儿子马上给父亲电话：Charse把大家都讲醒了，他值得投资。 就这样，张朝阳拿到了尼葛洛庞蒂、爱德华?罗伯特和邦德给的22.5万美金的投资，最后当年到帐的只有17万美金，其中尼葛洛庞帝还有2.5美金没有付，另外给掉一部分中介的费用。 拿到了钱的张朝阳终于可以开始创业，但是具体到做什么样的业务、怎么做，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还是不知道。 张朝阳是不是一个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的典范，这一直让人很困扰。如前所述，他的每一步都不太领先，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有一点张朝阳很清晰，那就是他知道中国会崛起，互联网会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而自己会在互联网的中国崛起中成为推动者，而且在他看来，他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张朝阳回国后招的第一个正式员工叫何劲梅，她正是受到张朝阳对互联网会推动中国崛起的那番言论而跟随了张朝阳的。1992年，何劲梅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第一个工作是到一家工厂搞厂房设计。后来去了一家合资的房地产公司，也做设计工作。决定跟随张朝阳时，何劲梅在房地产公司的月收入已经有3000元，但张朝阳只能给她1500元。 张朝阳第一次见何劲梅的时候，张朝阳刚回国十几天。那天，何劲梅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办事，正好张朝阳进来租房子，两个人搭了几句腔。张朝阳说他刚回国，要租房子，要招一个助理。招什么样的？何劲梅还兴致勃勃地给他出主意。那个周末，张朝阳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来面试吧。当时何劲梅觉得特别突然，怎么让我去面试？就说她在那里做设计挺好的，不想换工作。张朝阳坚持说你来面试吧，说我们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那时，张朝阳其实还没有创办搜狐，他还在ISL帮人打工，那时，没有几个人相信张朝阳，何劲梅是其中的少数几个。 张朝阳在爱特信招的第一个员工叫苏米扬，苏米扬1999年9月创办了伊氏女人网并担任CEO。2002年加盟3721公司任副总裁。2003年8月创立天晟互动，运营个性化虚拟城市Xcity。“当年搜狐只有４个员工时，有一次张朝阳跟我们几个拿着黑板在上面画，讲他的宏图大志，说他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我们私下觉得他傻得可以，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回忆起1997年时的张朝阳和搜狐公司，苏米扬说，张朝阳的创业经历给他的震撼至今仍在心中激荡。 搜狐副总编国庆临是最早参与搜狐创业的幸存者之一搜狐副总编国庆临是最早参与搜狐创业坚持下来的人之一，他至今记得张朝阳在1997年面试自己的情景：当他穿着结婚时买的西装走进张朝阳的办公室时，张朝阳背对着他，把脚翘在桌上翻看简历，10分钟对话之后，张朝阳说，“你来上班吧！”在此之前，国庆临压根不知道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来发工资，他来求职只是因为公司离家很近，而且薪水也不错。事实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国庆临不知道搜狐靠什么赚钱，就连公司老板张朝阳也不知道。在国企工作的国庆临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这家小公司的不同，首先是不称呼老板叫张总，而是叫Charles，为此，国庆临还别扭了一阵，后来，Charles开始给员工普及概念，国庆临于是知道了互联网、IPO、纳斯达克以及期权是怎么回事。 何劲梅、苏米扬和国庆临基本代表了最早跟随张朝阳创业的那批人的心态，虽然不太相信张朝阳所说的事情是那么伟大，但觉得互联网是方向，同时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于是，半裹挟半自愿的跟着往前走。 张朝阳也不知爱特信做什么好 1996年下半年，拿到第一笔17万美金的天使投资后，张朝阳要做互联网，但具体做什么呢？张朝阳自己也没有想好。 张朝阳的公司起名叫互联网技术公司（Internet Technology Company），英文缩写是ITC，去工商局申请的时候，工商局要求中文名一定要按ITC的中文谐音翻译，最后落实到爱特信这三个字。 ISP业务没有在张朝阳的考虑范围内，他觉得瀛海威为代表的那一代网站不够互联网，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不够开放。关于张朝阳和张树新，有个段子广为流传，张朝阳回国后去找张树新，两个人一起吃饭，吃完后张朝阳表示要AA制，张树新没搭理张朝阳的提议直接买了单，张朝阳还是有很强的海归做派。 防火墙软件是张朝阳第一个想到的项目，张朝阳还与以色列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但这个项目也被放弃了，这也不符合张朝阳的价值观，不面向消费者。 最终，张朝阳决定还是先做一个网站，一个面向最终网民，为网民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站，其他的张朝阳并不知道。1996年的年底，准确的日子是1996年12月28日，张朝阳花了两万元人民币“攒”了一台服务器，并把这台服务器放到了北京电信 (现在是北京网通)刚刚建成的主干网上——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商业服务器托管。不过，至于做什么内容的网站，张朝阳心中没底。 当时张朝阳的股东之一尼葛罗庞蒂还投资了美国的另一家互联网网站“热连线”。正是“热连线”最初发明了网络广告的商业模式。这也给张朝阳带来了很大启发，他去美国拜访了“热连线”。当时的“热连线”雇用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他们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短文章，图片新颖，报道方式也与当时的报纸杂志不同，特别适合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流量非常大。 但经过短暂的合作后张朝阳发现，这种运作模式的成本也非常巨大，用张朝阳的话说“简直是劳民伤财”。在张朝阳看来，这样的成本支出根本不是爱特信这样的新兴公司所能承受的。 张朝阳开始思索，是自己在网站上做内容，还是建立一些链接，让访问者能够借此看到更多信息？此时的中国互联网界，例如东方网景、瑞得在线等等一些网站已经有了一些服务性的介绍，张朝阳尝试着将这些内容用超链接的方式列在自己网站的一个栏目里，居然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张朝阳发现，竟然很多人都去看。张朝阳很兴奋，他给自己找理由，这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本质——超链接。 这些链接在当时的爱特信上也有个自己的名字“赛博空间”，后来改名为“指南针”，链接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大，链接上开始有了各种内容，包括新华社的新闻，张朝阳开始为这个至关重要的链接栏目重新规划名字, 并在自己网站的重点位置给予推荐，以让新上来的网民第一时间能看到这部分内容。 让张朝阳决定将这个指南针做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看到了雅虎的成功，雅虎就是一个超连接为主体的网站，只是采取分类目录的方式进行组织而已。 张朝阳邀请一个叫王建军的人帮助开发这个产品，一个叫搜索引擎但更多应该是目录式检索的产品。王建军，出生于浙江金华，1987年就读于杭州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而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数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加入搜狐的前身爱特信的时候，王建军还没有博士毕业，他当时还只能算是兼职，因此，关于王建军在搜狐的正式工作经历是从1998年算起。王建军在搜狐呆到2006年后独立创业，现在是视频网站56的CEO。 选定以分类目录作为整个网站方向后，搜狐的总裁助理、市场部经理陈剑锋给网站起了个叫搜狐的中文名。这个名字最开始是搜乎，对应着张朝阳准备起用的新域名“”，陈剑锋觉得“搜”字没问题，这个“乎”字不形象，不生动，对比着雅虎也想起个动物名在后面，没有用“虎”而用的“狐”，是因为陈剑锋觉得张朝阳象狐狸，聪明，敏感而有些琢磨不透。陈剑锋还提了一个口号：出门找地图，上网找搜狐。这个口号流传很广，为大众所熟知。厦门才子陈剑锋后来离开了搜狐，辗转网易、263、千龙网等公司，他现在是和讯的首席运营官。 从服务器托管到建立网站的概念，张朝阳一路走来摸索前行，从偏离“热连线”原创模式到确立超链接、导航模式，爱特信的尝试几经周折。 更让张朝阳头疼的事情是，爱特信和自己不为人所知，这让他伤透了脑筋，给媒体投放广告吧，财力上不允许，不做广告吧，怎么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和自己的网站，这是个问题。 尼葛洛庞帝来了 这个时候，幸运女神又一次来敲张朝阳的门，因为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数字化生存》的译著，因此，他们想邀请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张朝阳的天使投资人尼葛洛庞帝访华，他们七饶八饶，找到了张朝阳。 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1996年7月，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交给了海南社进行出版。 胡泳祖籍湖南，生于北大荒，先后在上海、北京、瑞士受教育。拥有互不相同的反差很大的政治学博士、新闻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文学学士身份，最新的头衔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1995年，30岁的《三联生活周刊》经济部记者胡泳在清华大学朋友的办公室第一次上网，上的是教育网上的水木清华论坛，中国高校中第一个BBS。当时胡泳印象最深的一个帖是一个学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农村的种种不公正现象，跟来很多回帖。胡泳震惊：这么个空间里，南到台湾，北到哈尔滨的人们，一天24小时一起讨论严肃或不严肃的问题。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的顿悟：“网络消除了工业化时代的两个标志，铁路与钟表”——也就是空间与时间。 胡泳后来说服《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在1996年2月做了一期长达一万字的互联网报道，这是可靠的关于互联网最早最深入的一组报道。后来胡泳在这个基础上搜集资料，写一本关于互联网的书，这本书后来于1997年出版，叫《网络为王》，卖的很好。 数字论坛的另一位成员姜奇平将《数字化生存》在某种意义上比为严复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作者赫胥黎，在西方并不是一个进化论的顶级人物，而只是一个阐释者。但因为严复的引进，《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远比在西方大得多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也是这样，一本在美国的畅销书在中国却起了引爆数字革命的启蒙作用。 胡泳在翻译《数字化生存》时，直觉地感觉这将是中国人又一次企图追赶外国洋枪洋炮的焦虑之旅。《数字化生存》原来的英文书名直译是《走向数字化》或《生存在数字化之中》，在台湾被翻成《数位革命》，而胡泳坚持译为《数字化生存》，暗含与中国人的危机感接轨，没有数字化，甚至不能生存的意思。 这本书，最开始胡泳和海南社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书的装帧是黑白两色，非常简洁、醒目，书的封面上打上这本书的最著名的一句话：计算不再与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这些日后都成为出版业界的规范。当然是这本书流行之后的事情。 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尽管尼葛洛庞帝有很好的声望，尽管这本书在美国卖的很好，尽管胡泳翻译的很到位，尽管海南社是当时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出版社，尽管封面在很明显的位置标注着《纽约时报》排行榜畅销书的字样，但《数字化生存》这本书一开始的市场表现却不好，这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只停留在大学和技术爱好者圈子有关，这个圈子的购买力虽然很强，但数量还是偏小。这本书要卖好，必须造势，必须让读者意识到这本书和大众的距离其实不远。 海南社当时负责《数字化生存》一书的项目策划叫蓝峰，这是个头脑灵活、思维敏捷的图书策划人，他想来想去，想到去找国务院信息办的高红冰。因为这本书是讲数字化的，蓝峰认为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内容，于是想把这本书通过政府机构进行推广。蓝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折腾，不仅成就了《数字化生存》这样一本畅销书，更推动了一个产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高红冰云南人，在北京上的大学，1988年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到北京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工厂工作，1991年，高红冰幸运的调到了电子工业部办公厅做战略研究。1995年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高红冰义无反顾申请要到信息办工作，信息办的最高负责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高红冰是这个办公室的第三个员工。 高红冰看完《数字化生存》后觉得很有价值，值得推荐，就去找美国信息产业办驻华办事处的苏维洲，问有没有途径找到尼葛洛庞帝；苏维洲告诉高红冰，有办法啊，尼葛洛庞帝有一个学生张朝阳就在北京，你们可以找张朝阳。 事情就是这样以它奇妙的方式进行着。偶然的机会，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北京街头书摊上看到了海南出版社已经快要放弃了的《数字化生存》，她就是后来被业界看作是中国互联网先驱之一的张树新，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多次讲述了与张树新有关的策划故事，这次与过去两年不同的是，张树新刚在1996年10月拿到了中兴发投入的5000万元人民币，有了钱的张树新正想折腾出更大的东西，于是提出由瀛海威出钱出人来操办这个事情，她希望自己和尼葛洛庞帝建立联系，这对瀛海威的品牌提升很有帮助。 张朝阳得知想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的计划也很兴奋，他1996年融的22.5万美金用的差不多了（这其中有尼葛洛庞帝还没到帐的2.5万美金），他正想再去找尼葛洛庞帝和另外一个天使罗伯特。尼葛洛庞帝本身也想乘到马来西亚的机会到中国来看看，看看是否根据情况追加一点钱。 虽然尼葛洛庞帝来访华多少有看自己学生的意思在里面，但活动的承办者是张树新，演讲会场又安排在张树新公司旁边。张树新为这次活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瀛海威的总裁办和市场部投入了30个人忙活了3个月。张树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活动也做成自己的个人品牌秀。 1997年2月28日下午，尼葛洛庞帝正式访华，出席为他专门组织的一场信息革命的报告会，尼葛洛庞帝做演讲嘉宾。 这次报告会的规格很高，一是翻译是请张朝阳做的，当时请了一个专业翻译，但他翻译的不好，不得不请张朝阳直接翻译，因为张朝阳能直接理解尼葛洛庞帝讲话的意思和内容。二是这次会请了8个部长级的官员，官员总数也来了上百名（1997年的中国上下对西方还是有些顶礼膜拜的，为迎接尼葛洛庞帝的访问，从政府到各方都很紧张，尼葛洛庞帝的演讲报告现场会专门开过两次演练会，信息产业的几个巨头都在，连谁提问题、提什么问题都得事先安排好。那架势，不象是迎接一个国际友人，多少有些如临大敌。） 尼葛洛庞帝顶着未来学家的帽子，又是个西方人，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视，加上有各方的推动，这次活动大获成功，尼葛洛庞帝也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数字化教父。《数字化生存》也卖的不错，人们终于知道了未来世界是数字世界。两年后的1999年春天，尼葛洛庞帝再度访华，演讲所在的中国大饭店无数人想进去，但就是进不去。 回到1997年尼葛洛庞帝的第一次访华，这次活动上最出风头的是张树新，她神采奕奕、精神抖擞地被其他互联网从业人员簇拥着迎接尼葛洛庞帝的场面被很多在场的人铭记，并广泛传播。谁也不曾想到，一年后，她就远离了这个舞台的正中央。而张朝阳是尼葛洛庞帝访华的最直接受益者，他不仅给尼葛洛庞帝做翻译，而且全程陪同，不断的向采访的媒体介绍自己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有一张著名的照片能记录下张朝阳当时的急切心情，那张照片中，张朝阳拼命的往张树新和尼葛洛庞帝中间挤。在这次访华事件中，张朝阳基本没花什么钱，却尝到了市场推广和媒体炒做的甜头，之后，其无师自通，成为一名个人品牌秀大师。直到今日，张朝阳也一直牢牢的占据着媒体焦点的正中心。 靠股东贷款挽救了搜狐 尼葛洛庞帝的访华让张朝阳一下子获取了注意力，也由此吸纳了诸多人才的加盟。不过，张朝阳面临的具体问题是他所创办的爱特信公司帐上现金已经消耗殆尽，需要进行第二轮融资。 如果说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多少是基于对张朝阳个人的信任以及私交的话，那么第二次融资则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帮忙。对张朝阳来讲，这次融资的过程几经起伏，这次长达半年的融资经历铭心刻骨。 在张朝阳的印象中，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几乎没有投资人愿意听他的计划。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这个中国创业者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在罗伯特和尼葛罗庞蒂的引荐下，张朝阳自费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他先在加州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用绿卡租了辆车，然后用了两天时间不停地打电话与几位可能改变他的公司命运的人约定见面时间。 1997年的9月11日让张朝阳终生难忘，他至今为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出来的能力而骄傲——在这一天中他马不停蹄地见了4个风险投资人，并且有两个答应了给他投资。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张朝阳应该在早上九点先去见英特尔投资公司的人，接着是十二点与世纪投资的负责人会谈，下午三点是软银，下午五点则是后来给王志东投资的亿万富翁罗宾逊斯蒂文。前三位投资人都在硅谷附近，而最后一位则在旧金山。 为了充分利用分分秒秒，头一天晚上张朝阳利用雅虎地图已经把路线搞清，准备第二天飞车去会这4位超级富翁。 谁知道第一个与英特尔的会面就被推后了半个小时，虽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面，但当会面结束时，已经十二点了。张朝阳匆匆在麦当劳买了食物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吃赶往世纪投资。 当张朝阳见完前三位投资人的时候，时间已经晚了，再加上那天赶上旧金山的地铁罢工，所有的车都在地面上爬行，严重的堵车迫使张朝阳勉强开下高速公路。到了距离罗宾逊斯蒂文还有7个街区的时候，他将车弃置在一个停车场后提着笔记本电脑飞奔着跑到了见面地点，他到的时候，罗宾逊斯蒂文已经等了他将近一个半小时。还好，双方谈的不错，罗宾逊斯蒂文表示出很强的投资意向（但最后并没有投搜狐，倒是后来投了四通利方，成就了新浪）。 张朝阳那天见的四拨投资人，最后实际投资给钱的只有一家，那就是英特尔。即便英特尔，也给的并不利索。英特尔对张朝阳进行了前后长达6个月的问题“审问”，平均每天6个问题。有一天晚上英特尔的投资人打长途电话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朝阳当时在发烧，但是生怕投资人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最后不再投资，所以不敢说自己在发烧，只能咬牙回答他的问题。 1998年到2000年上半年，英特尔投资的关注方向是软件市场，目的是为了促进硬件的销售。捆绑软件能够促进英特尔的硬件销售。“而要去了解一个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其中的一两家企业。”在这个阶段，英特尔投资的洪恩、速达、适普等都是软件企业。 搜狐所代表的门户网站，最初并没有进入英特尔投资的视野。英特尔总部投资部曾流传一篇投资建议书，但他们最后没有投，而他们错过的这家公司叫雅虎。1997年中国互联网官方出了一个调查，称阻碍中国人上网的第一大原因是中文网页的缺乏。英特尔因此认为投资像搜狐这样的公司可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而这又能带动电脑和服务器的销售，于是，搜狐成为英特尔的投资对象。 英特尔的进入对搜狐至关重要。英特尔本身也是中国互联网广告业的大金主。中国的网络广告起源于1997年3月，当时灵智大洋互动媒介部经理吕勇代表IBM给Chinabyte上投放了一个banner广告，几乎在同时，英特尔也为其新出品的奔腾处理器在Chinabyte上试水网络广告，这一单同样来自吕勇。 第一个Flash广告也来自英特尔，同样是吕勇的杰作，当时设计的是一个礼花的动态广告，点击下就会爆炸，以比喻奔腾处理器强大的多媒体处理能力，但当时有不少人是晚上上网，于是那些天，在一些上网用户聚集多的小区里，经常响声一片，因此放了两天后被投诉而拿下来，但对客户来说，效果还是起到了。吕勇后来去了好耶当首席运营官，这位说话慢条斯理，喜欢食辣的中国网络广告第一人目前依旧是中国网络广告圈内的重量级人物之一。 今天看来，张朝阳选择从海外融资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举动，他至今认为这给中国互联网行业起了启蒙的作用，他自己甚至用了“前所未有”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事情的重大意义。在融资的那段日子里，张朝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桌子上、地上，或坐、或躺、或趴着写他的商业计划书。 张朝阳认为，他那份完备的商业计划书在当时具有空前的前瞻性，例如他预言了一个商业网站应该是资讯和导航，也形容了门户的特征是信息的集合者而不是制造者，甚至还描述出了广告收入的曲线，以及对页面点击率与广告之间成长关系的算法、收入模式等等。 但是在张朝阳写这份商业计划的时候，他还没有一笔网络广告收入，到了1997年11月，第一笔融资来的钱几乎快花光了。那时，他甚至到了把最早的两名员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他们那个月的工资迟一个月发可不可以的地步，因为他那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交房租。 张朝阳没有办法，只好向董事会求救，最终董事会为张朝阳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乔治贷款”，让张朝阳用这笔钱先“度日”，把公司继续经营下去。而这笔贷款张朝阳日后需要用利息和股权去偿还 。 这笔乔治贷款到位，使爱特信又撑到了1998年3月份，1998年4月搜狐公司获得第二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英特尔公司、道琼斯、晨兴公司、IDG等，共220多万美元。 明星销售张朝阳 在获得第二轮投资后，张朝阳明显感觉到了股东对收入要求的压力，他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跑客户上。 除了英特尔、IBM、微软这些IT跨国公司，在当时的中国其他行业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网络广告，但很多人能接受做个网页的概念，这个实实在在能看到。 张朝阳就在做网页的客户中试探着发展他的广告主。“您能不能试着投一个网络广告？”是他经常对这些网页客户说的一句话，接下来他就必须向这个客户解释什么叫网络广告。搜狐最早的主顾——北京牛栏山酒厂的厂长就是这样先做网页后投放网络广告的形式成为搜狐的客户的。 张朝阳同时四处接受媒体的采访，不断借着报纸版面和电视画面讲述什么是互联网，搜狐是什么，网络广告又是什么。张朝阳总是不厌其烦的强化自己的地位，推广公司的品牌。至少从商业模式上来说，他必须这么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才会上自己的网站，才会带来更多的流量，才会有更多的广告主予以投放。 张朝阳被称誉为最勤奋的CEO，声称全中国500强的CEO他都认识，这基本没可能，但他的确交游广阔。他也很拉风，他知道他的符号作用，他只有不断出位，媒体才不会遗忘他，他不在意人们怎么评价他，只要他的目的达到了就可以。在这方面那段时间的张朝阳让人想起了甲骨文软件的创始人拉里?艾利森。 但他生活中的朋友，如美通无线的CEO王维嘉和西陆网董事长耿俊强都认为，在日常活动中，张朝阳相当内向。这真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知道怎么样释放自我的人。. 1999年前后，张朝阳不做秀不行。当年由四通利方与华渊合并而成的新浪拥有8000万美元，其迅猛的成长势头令没有完全认清方向的张朝阳不知所措。而m、m等新生代门户也依靠近乎疯狂的烧钱一夜成名。对于只有两岁的搜狐，它随时可能被遗忘。但由于融资不利，可供其使用的资金只有新浪的1/10——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几个月之内就可能弹尽粮绝。 为了确保搜狐不被遗忘，张朝阳选择了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方法：树立个人品牌。一度，他像其他所有CEO一样大谈“泡沫就是互联网的革命”，而自己紧张地压缩成本。 张朝阳的个人品牌效应带来的成效显著。搜狐的销售人员至今津津乐道的是，当时很多不愿见搜狐销售队伍的企业听说张朝阳亲自来谈合同，一切就变的极为容易。甚至当年很多企业的员工在门口等着，就是想亲眼见见这个明星。 前《北京青年报》记者、现互联网协会的胡延平讲过一个笑话：一位麻省理工回来的留学生，拿着《北京青年报》报道张朝阳的那期报纸找总编，要求《北京青年报》以同样的篇幅报道他：我是张朝阳的校友，我也做网站，为什么宣传他，不宣传我。 一个明星就此诞生，直到今天，张朝阳依旧是这个行业的大明星，而且是最具知名度的那一个。 王志东一年之内三进硅谷 搜狐肯定不是中国第一家被风险投资青睐的高科技公司，在张朝阳拿到钱之前，边晓春和前导就曾经拿到IDG的投资。搜狐也不是第一家被风险投资青睐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亚信早在1993年就拿到了刘耀伦给的50万美金，虽然亚信的总部是在美国注册的。 单从在中国注册的互联网公司里论，张朝阳也不是第一家主动与风险投资牵手的互联网公司，王志东的四通利方在1996年1月正式聘请冯波所在的公司为其融资，而张朝阳的融资之路是从1996年7月开始的。如果要给张朝阳和风险投资找个第一的话，那张朝阳是中国土地上，注册在中国，第一个完全靠风险投资催生起来、同时广为中国人所知的互联网公司。 是王志东还是张朝阳？这样的问题在1996年之后成为报纸、电视最热衷讨论的话题，这样的两个人，其实截然不同，但互联网的大浪把他们淘成了公众人物和产业偶像。 张朝阳和王志东，就其经历来说，也有足够的事情可以成为公众人物。1981年，陕西青年张朝阳考进清华大学，1984年，来自广东虎门的王志东考入北京大学。不论是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北大，不论谁在前面，都不会影响到这两所比邻而居的高等学府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最高学府的崇高地位。 清华毕业的张朝阳，很快出了国，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读物理，麻省理工在美国的地位和清华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也是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知之不多的美国名校之一。 北京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学生王志东，没毕业就已经在中关村里小有名气，他穿梭在北大清华旁的各个电脑城里，给这些练摊的大小业主们写工具软件，顺便做着加密解密的活。王志东有多受欢迎？那就是不断的有人找他开公司，请他以技术入股。到1994年四通利方成立之前，王志东已经参与创办过两家软件公司，此外还有在北京大学创办的校办企业方正集团里工作的经历，他被许多媒体称呼以软件天才、新一代程序员的领袖人物的称号。 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说，四通利方的创办在中关村历史上都是有其卓绝地位的。这是因为，这家公司一开始就有相对清晰的产权结构，按照双方的约定，四通集团投入500万港币，占据70%的股份，王志东和他的创业团队占据30%的股份，王志东领导的技术团队很快写出了RichWin这样的中文平台，风靡一时。 不过，到了1995年，王志东的烦恼也来了。他发现，微软等海外强敌进入中国的速度和力度都比他想象的大，而四通集团给予他的支持的强度却不如他一开始设想的那么大，两相消弭，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的未来将不那么明晰，而这个时候，四通投入的500万港币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王志东必须去找钱。 按照很多媒体的报道，这个时候王志东想到去硅谷去取经，于是，也就有了王志东在1995年三进硅谷的故事。其实不然，这三次硅谷之行，每一次都是王志东的对手公司安排，一次是IBM(当时要推lotus软件，中文名莲花)，一次是惠普，另一次是微软。对手邀请王志东和其他中国软件的同行到美国参观学习访问，更多是希望能参与到即将开放的中国软件大市场中的市场蛋糕分配中来。 王志东乐得其所，他正想到他从北京大学读书时代就无比崇拜和向往的硅谷去看一看，学习下怎么样引进硅谷式的创新机制，以让自己的四通利方能成长成一个象微软一样的大公司。 1995年7月王志东来到硅谷，正好赶上全球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网景上市前夕，到处都在讲述网景的故事。王志东听完网景的故事后立马醒了过来，这就是他想要的四通利方的成长轨迹。当王志东打听到是摩根斯坦利给网景做的融资时，他四处向朋友打听，看怎么让摩根斯坦利来给他投资。这位朋友是王志东在四通利方的创业伙伴严援朝的多年老相识，他一听就乐了，对王志东说：“你要找摩根，还嫌早了一点。不如先给你找个小点儿的吧。” 话是这么说，摩根斯坦利一位高级别的合伙人还抽出一个小时专门和王志东进行了会谈，谈完王志东才反应过来，人家不是对自己有兴趣，而是对中国市场有兴趣，不过，就是在这次会谈中，王志东知道了什么是风险投资，怎么在中国做市场，怎么到美国上市。也就是在这次会谈中，王志东开始朦朦胧胧接受四通利方不是家中国软件公司，而是家全球软件公司，只是其总部设立在中国而已的概念，这让王志东从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创业者开始逐步蜕变成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 王志东还知道，投资是分层次和级别的，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的钱有什么不同，这次会谈，王志东还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得找个人帮他找钱，他毕竟不是张朝阳，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也没有相关的人脉，对资本运做方面的知识也不具备，还有一点，他的英语不如张朝阳那么顺当，沟通起来有障碍。王志东就这么认识了冯波，时任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的中国投资部主管。 冯波和王志东签定了融资代理合同 冯波出身名门。冯波的母亲董丽惠，出生在上海一个来自宁波的富裕家庭。在1939年日本侵华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财富都化为乌有。冯波的父亲冯之浚，是一名御医的曾孙，直到1911年国民革命时，他的曾祖父都还在紫禁城内服务。冯之浚的父亲，在日本侵华之前，则一直都在北京担任路透社的主编。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他们全家搬到了上海。冯之浚和董丽惠在上海读高中时认识，当冯之浚从上海大学铁道工程系毕业后，他们很快就结婚了。之后，他们也都成为了老师。 在美国记者谢大卫笔下：冯之浚是个让人尊敬的中国老派知识分子。他有一头厚密、向后梳的白发。虽然他已60出头，但体格还算强健，身躯已有点驼，脸上戴着一副厚重的玳瑁框眼镜。不管是讨论文学、历史、艺术或绿茶，冯之浚都是口若悬河而且坚持己见，从毛泽东、克林顿、孔子到《纽约时报》，他似乎总是能够引用得当。 冯之浚后来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科学研究所，成为一名很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冯之浚也加入了民主同盟，最后担任了这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如果不是在某一次政治风波中发表了过激言论，他本来可以更进一步成为费孝通先生的接班人。冯之浚交游广阔，结识了许多国内外科学界乃至政界的大人物，其中对冯波意义最大的是一个叫王安琴的美国心理医生。 王安琴在1987年拜访北京时，经由介绍认识了冯之浚。王安琴是一位在加州马林郡开业的心理医生，两人成为了好朋友。王安琴离开中国的时候，她说如果冯之浚的小儿子愿意前往美国，她可以提供寄宿的帮助。冯之浚和董丽惠认为这对冯波来说，是一个人生重新获取新希望的机会。过了一阵子，王安琴就接到了一封信，冯之浚告诉她冯波决定到美国。正是王安琴的出面保证终于让冯波在1987年10月23日到达了美国旧金山，那年冯波18岁。 不久，王安琴从旧金山搬到了圣安瑟莫（San Anselmo），圣安瑟莫是森林中一个寂静的小镇。冯波在一个中国花园餐厅中担任餐厅杂役，每天工作11个小时，辛苦地赚取15 美元。他在一家中国和日本餐厅找到另一个工作，他从一家餐厅到另一家，洗鱼、切鱼、煮饭、摆餐桌、清理餐桌、点菜、外卖和洗盘子。顺便补习语言。 当冯波不用上学或是工作时，他喜欢待在咖啡厅中。在那里他可以努力地看《纽约时报》，同时也能够有机会与顾客和员工交谈。最后，他的英文程度终于能通过考试，开始上一般的课程。艺术课程，特别是摄影和电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们教导我一种我从来不知道的表达语言”。他那时的照片所描述的就是孤独。有一张照片中，是由昏黄的灯光和铁铸的板凳构成，相当美丽，但是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因为椅子是空的。冯波在摄影美术方面开了一次个展，题目是：《寻找》。冯波还用他的薪水投资了他的第一部八厘米电影。冯波后来果然学了导演，读的就是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导演专业。 对于一个曾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学习电影导演的人而言，冯波的经历不是一部关于宿命的艺术电影，而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1993年年底，冯波大学没毕业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硅谷投资银行罗伯森?史蒂文斯招人，冯波觉得好玩，前去应聘，主考官就问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用？因为这还是比较西方人的问法，比较直接。冯波也灵机一动，也不懂他们做的什么业务，给他们讲了一个瞎子摸象的故事：所有外国投资人到中国来都好像是瞎子摸象，因为中国很大，有的人看到的是鼻子，有的人看到的是腿，有的人摸到的是尾巴，而冯波能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更加全面展现的机会，而且能够为整个公司在中国树立品牌。就这样，冯波成为这家公司的中国投资事业部的主管。 在这家公司，冯波做过很多重要的投资项目，其中一个是亚信，在很长时间里，冯波被认为是亚信的VIP员工，他持续出没在亚信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和田溯宁聊天，帮他分析公司遇到的问题。1997年12月，在冯波的牵引下， E.M.Warburg Pincus、China Invest、Fidelity三家投资公司向亚信注入了1800万美元风险投资。 比起亚信，新浪的故事同样精彩。1996年1月，四通利方和冯波服务的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签订了国际融资服务合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开启中国互联网的风险投资的第一人，王志东和冯波都是可以争一争的。 而之后的故事是，1997年，经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的帮助和促进，艾芬豪与华登给四通利方投资700万美元（一说为650万美金，这很大程度上是有税前税后的统计口径不一所致）。 而代表艾芬豪担任四通利方第一个外部董事的正是冯涛，冯波的哥哥。 与弟弟不同，冯涛是在国内接受的本科教育，他1986年考入东北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航天学院，1988年去加拿大，1993年后获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统计学博士。 冯波好动。在冯波能够站上冲浪板前，他买了三个Stewart牌子（知名的冲浪板品牌）的冲浪板、一套Rip Curl的保温潜水服、橡胶鞋、一条皮带、一系列关于冲浪的唱片、冷海里用的头套，冲浪者的T恤、运动短裤和运动鞋则塞满整个衣柜。他把Prada牌子的鞋子当做拖鞋穿，所以鞋子的后方都被压得扁扁的。他也会将Gucci牌子的裤子裤管卷起来，在沙滩上踢足球。冯波总是幻想拥有一支一级方程式的车队，最好能自己驾驶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当中国拥有一支一级方程式的车队时，对冯波来说将是意义重大的基准点，代表他的国家从此就可以追上西方国家。他会从头到脚穿上黑色的皮衣皮裤，跳上摩托车。红色的机车擦得发亮，就像是硬壳的太妃糖苹果。 冯涛好静。上海联创的办公室毗邻毛泽东在上海住过的房子而居。在冯涛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笔筒，里头放着用鼬鼠毛做成的毛笔，冯涛有空的时候就会拿出来挥毫。冯涛的办公桌后面是一幅有1700年历史、由中国最受尊敬的书法家之一──王羲之──用毛笔所题的诗。冯涛甚至以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的草体“之”为公司标识。联创手册上印有唐代书法家颜真卿《自书告身贴》中的话：“国公颜真卿，立德践行当四科之首，懿文硕学为百氏之宗。” 冯涛除了是一名书法顶级发烧友之外，也是一名古董瓷器和中国画卷的收藏家。 这两兄弟在1999年8月接受了上海科技元老、也是他们父亲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的邀请，在江绵恒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联创和联创策源。田溯宁也是经由严义埙的介绍认识了江绵恒，并在江绵恒的力邀下加入网通，其中引见田溯宁与严义埙见面的也正是冯家兄弟。 这个世界真的很小。 1997 大门打开 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1997年，一家网站，也是中文世界上第一家商业ICP——Chinabyte被不断提及，这家网站的诞生甚至折腾到中南海。这家公司先后出现的四个股东：新闻集团、IDG、人民日报社和电脑报社，都在未来的时间内或多或少的左右和影响着中国互联网在新媒体方向上的尝试和实践。参与Chinabyte诞生、壮大、转身的那些人也值得铭记：他们中有默多克、邓文迪，有熊晓鸽、周全，有陈宗周、李志高、黎和生，有多佛、施郎然、李映红，有朱新民、谷嘉旺、张德华，当然还有北大毕业的宫玉国，宫玉国很长时间是这家公司的船长。 不过，比起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在与互联网的融合上更加积极，也更加主动，这缘于新华社在香港分支机构更加国际化，也缘于新华社所在的金融信息服务领域比起前两家来说，更早开放，与道琼斯和路透社这样的海外金融信息巨头的竞合也相对充分，由此有更大的外部推动力，而不是被动的向前走。由新华社香港分社推动创办的中华网超越人民日报社参股的Chinabyte，也抢在有中央电视台10%股份的凤凰卫视之前，在1999年7月14日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虽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在默多克、麦戈文等高歌猛进，刘长乐、陈宗周、宫玉国闻鸡起舞的同时，两家成为中国最具民间号召力、在今天成为民众心中最受欢迎的媒体也在1997年埋下了他们成长的种子，一家是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另一家是今天一呼百应的新浪网。 而连接这两家媒体的是一个人和他的一个帖子，这个人就是老榕，1997年11月初其在四通利方论坛上发表了著名的《大连金州没有眼泪》，而这篇文章的两位编辑，四通利方的陈彤和《南方周末》的李戎都由此在中国互联网史上留名，特别是新媒体历史中有着卓而不群的地位。 陈彤的价值在于，他营造了一个肆意表达而又不失分寸的表达空间——四通利方论坛。自由而不过界，张扬而又有所克制，随意而又有约束的法则，这是四通利方论坛能从1996年坚持到今天的安身立命所在，也一开始就具备了一定的新媒体特征，使之具备旺盛的生命力的同时也不因过分的棱角外露而半途夭折。陈彤身体力行的为四通利方论坛确立的这些准则其实和1997年前后的《南方周末》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南方周末》的编辑吕祥和李戎会发现并将《大连金州没有眼泪》多次传播的原因所在吧。 Chinabyte的诞生惊动中南海 1997年1月15日，由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人民日报社共同投资建立的ChinaByte正式开通。15日开通，16日访问人次达到8万。一创办，Chinabyte中方负责人宫玉国们觉得在中国应该做中文的信息，于是提了个口号“在中国，用中文，为中国人” ，很豪迈。 Chinabyte最开始是用当时全球三大计算机媒体ZDNETChina的内容，Chinabyte的新闻发布会的北京墙上左上角是Chinabyte，右上角是ZDNETChina，当时的约定是ZDNETChina给Chinabyte提供内容，Chinabyte负责运营、市场和销售，采取双入口（即ZDNETChina的用户也指到Chinabyte）。不过，三个月后，双方分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ZDNETChina想自己独立运营。掰了以后，Chinabyte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才出现，这个对手就是ZDNETChina。和ZDNETChina合作失败，促使Chinabyte决心做原创内容，开始自己做编译，开始自己组织专栏，很快，Chinabyte就在访问量和影响力上超过ZDNETChina，ChinaByte当时的感觉更是寂寞高手了。 1997年底的时候，在国内有一次互联网研讨会，当时雅虎的杰瑞和杨致远也参加了这次会，有记者去采访杨致远，问他雅虎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是谁？杨致远说最大竞争对手是ChinaByte，宫玉国很受用。而张朝阳第一次得知面前的这个人是宫玉国的时候，张朝阳也惊讶的“啊”了一声，然后毕恭毕敬的过来给宫玉国问好。在早期的中文互联网业界，Chinabyte和它的实际推动者宫玉国有着独特的位置。 宫玉国进入互联网纯属偶然。1988年，宫玉国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他没有去出版社，也没有去图书馆，而是去了媒体。宫玉国的理由是喜欢看竖版书和一个人呆着的自己太孤僻了，他希望改变下自己的性格。 1995年做了7年传统媒体的宫玉国下海，经人介绍来到《人民日报》下属的世达公司与默多克新闻集团合资的笔电新人公司，总经理是张德华，张德华让宫玉国当了总经理助理 。笔电新人做互联网是外方专家的主意，宫玉国也是从外方专家那里知道什么是互联网的。 笔电新人当时可选择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图文电视、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等等。但是，图文电视受图文电视台发展制约，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有诸多政策上的限制，总之，这些项目都明显地存在着太多不可控制因素，只有互联网被一致认为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于是就决定做互联网。 笔电新人中的“笔电”是Chinabyte的byte的中文译音，而“新”是新闻集团的缩写，“人”是人民日报社的缩写，从名字来看，是新闻集团和人民日报社联合创办的一家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的数字化媒体。 Chinabyte是ChinaNet第一批代理商，经营许可证号是007，当时北京大约有30多家公司拿到了ChinaNet的代理许可证。ChinaNet代理当时分A、B两类：A类代理业务范围是接入服务及技术支持；B 类代理业务范围是接入服务及信息增值服务。简单说，A类就是ISP，B类是ISP加ICP，但以Chinabyte的外资背景，想都不能想，也没有什么优势。于是Chinabyte选择了B类，做ICP。 Chinabyte要做ICP，不可避免要选方向，因为有《人民日报》的背景，因此，一开始就想用《人民日报》的内容，但政治和经济类内容太敏感，Chinabyte不敢用，文化娱乐类内容没有什么政策风险性，但这不是《人民日报》的强项。讨论来讨论去，索性抛开《人民日报》，来分析当时的受众。发现当时上互联网的人多是从事IT业的，对应的广告主也多集中在这个领域，于是一开始就定位在IT上。 不过，即便这么小心翼翼，Chinabyte的诞生也极其曲折。1995年秋天，《人民日报》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刊发了一条小新闻，向世人宣告笔电新人的诞生，在这条在新闻题材里被称为简讯的小文章里，提到这家公司的是由人民日报社和新闻集团联合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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