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全传)-38

大家看左宗棠不甚满意，都觉得意兴阑珊；胡雪岩也是如此。站班送走了左宗棠，急急赶回城去忙自己的公私事务。那知到得傍晚，左宗棠又派了戈什哈持着名片来请，说的是“大帅要等胡大人到了才开饭。”到了行辕，很意外地发现两位客卿都在，此外就是一个姓蔡的通事。胡雪岩先见左宗棠；然后与德克碑、日意格行礼，彼此一揖，相将入席。左宗棠虽是主人，仍居首座，左右两洋将，胡雪岩下首相陪；蔡通事就跟戈什哈一样，只有站立在左宗棠身后的分儿了。“办洋务要请教洋人。”左宗棠对胡雪岩说：“我请德参将与日税务司下船看过，说仿制的式样，大致不差，机器能够管用，就很难为他们。不过，要走得快，得用西洋的轮机。德参将正好有本制船的图册，你不妨看看。”“是！”胡雪岩试探着问：“大人的意思是——？”“你先听听他们的说法。”左宗棠答非所问；然后略略回头，嘱咐蔡通事：“你问他们，我想造轮船机器，他们能不能代雇洋匠？”于是蔡通事用法语传译。德克碑与日意格立即作答，一个讲过一另一个讲；舌头打卷，既快且急，显得十分起劲。“回大帅的话，”蔡通事说道：“德参将与日税务司说，不但可以代雇洋匠，而且愿意代办材料，设厂监造。如果大人有意，现在全浙军务告竣；德参将打算退伍回国，专门为大人奔走这件事。”“喔！”左宗棠点点头，向胡雪岩深深看了一眼。胡雪岩会意，随即向两位洋客提出一连串的问询；最着重的是经费。德克碑与日意格亦只知大概，并不能有问必答。不过洋人倒是守着中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决不模棱两可地敷衍。因此以胡雪岩的头脑，根据已知的确实数字，引伸推比，亦能获知全盘的概算。这一顿饭吃到起更方散。左宗棠送走洋客，留下胡雪岩，邀到签押房里坐定，第一句话就说：“雪岩，我想自己造兵轮。”胡雪岩吓一跳，“这谈何容易？”他说，“造一个船厂，没有五十万银子下不来；造一条兵轮总也得二三十万银子——也不能为造一条兵轮设个船厂；不说多，算造十条，就是两三百万。闽浙两省，加上两江，也未见得有这个力量。”“不错！不过，你不要急；等我说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但办得通，而且非如此打算不可。雪岩，”左宗棠顾盼自喜地说，“李少荃的学问，是从阅历中来的，不过这几年的事；他点翰林，不过靠一部诗经熟。我做学问的时候，只怕他文章还没有完篇。说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我从道光十九年起，就下过功夫——。”这年林则徐在广东查毁鸦片，英国军舰犯境，爆发了鸦片战争；也就是这一年，陶澍病殁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迁居陶家，代为照料一切，得能遍读印心石屋的遗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小说；以及入清以后的志乘、载记、官私文书凡是有关海国故事的，无不涉猎。所以谈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他不算全然外行。“如今洋人的火轮兵船，于古无征；不过举一反三，道理是一样的。海船不可行于江河，不然必致搁浅。可笑的是，衮衮诸公，连这点浅近的道理都不懂，以致为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说起来，李少荃的洋务，懂得实在也有限。”这番话在胡雪岩听来，没头没脑，无从捉摸；他跟左宗棠的关系，已到熟不拘礼的程度，当即老实问道：“大人指的是哪件事？”“不就是咸丰末年跟英国买兵轮那件事吗？”“喔，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当时杭州被围；后来杭州失守，我在宁波生一场大病，一切都隔膜了；只知有这样一件事，对来龙去脉，完全不清楚。”“我很清楚。这重公案的始末经过，我细看过全部奏折，可以约略跟你说个大概。是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捣鬼，英国代办中号火轮三只，小号火轮四只，船价讲定六十万银子，李泰国擅作主张，一加再加，加到一百零七万银子。至于火轮到后，轮上官兵薪饷、煤炭杂用，每个月要用十万银子。这还不算，火轮上的官兵，都要由英国人管带——。”“我打句岔，”胡雪岩截断了话问：“这为了什么？”“喏，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左宗棠真是有心人，已将前几年购买英国兵轮的有关上谕与奏折，抄辑成册；这时随手翻开一篇，递给胡雪岩，让他自己去细看。这一篇抄的是同治二年五月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及文祥等入会衔的奏折，一开头就说：窃臣等前以贼氛不清，力求制胜之方，因拟购买外洋炮船，以为剿贼之资，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专折奏明，奏上谕：“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赋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等因，钦此；遵即咨行各该督抚。旋据两江督巨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读到这里，就不必再往下看了。胡雪岩说道：“如用于剿贼，只须能航行长江的小炮艇；何致于要花到一百万银子？”“就是这话罗！衮衮诸公目贵目贵不明，于此可见。你看年这一篇！”左宗棠指给胡雪岩看的是，同治二年八月下旬曾国荃的一道奏折，说的是：查前后廷旨购办轮船七号，不惜巨资，幸而有成，闻皆将到海口矣！惟近见总理衙门与洋人李泰国商定往复；除轮船实价百万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粮七万余两，每年大率不下百万两，俱于海关支扣。窃计国家帑藏空虚，倏而岁增巨款，度支将益不给。当始议购买之时，原以用中国人力，可以指挥自如，且其时长江梗塞，正欲借此巨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氵伏州，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然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一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巨窍见轮船经过长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趋避不汲，时有胶浅之虞。盖江路狭窄，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譬犹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其势之使然也。平时一线直行，犹且如此；临阵之际，何能盘旋往复，尽其所长？是大江之用轮船，非特势力少逊，究亦有术穷之时，今会其入江，实有不借彼战攻之力；若顿诸海口，则又安闲无所事事。看到这里，亦可以掩卷了。购造大轮船，非是为了剿匪；当曾国荃上此奏折时，金陵将次合围；苏州亦正由李鸿章猛攻之中，大功之成，已有把握，曾国荃自然不想有人来分他的功。而况他所作的譬喻，如“健儿持长矛于短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衡诸海轮和示范的实况亦甚贴切。朝廷正以李泰国狡诈，难以与谋；得此一奏，当然会毅然决然地，打消此议。“然而，今昔异势，”左宗棠说：“福建沿海，非兵轮不足固疆圉、御外敌。雪岩，你以为如何？”“是！大人见得远。”胡雪岩答说，“督抚担当方面军务；如今内乱将平，外患不可不防。倘或外人由闽浙海面进犯，守土之责，全在大人。如果不作远图；虽不致于闹出叶大人在广东的那种笑话来，可也伤了大人的英名。”所谓“叶大人”是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客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拿他作比，稍觉不伦；但就事论事，却是前车可鉴。左宗棠很起劲地说：“你说得一点不错！益见得我责无旁贷，雪岩，我决计要办船厂。”“只要经费有着，当然应该办。”“经费不必愁。当然购船，是由各海关分摊；如今当然仍照旧章。不过，闽浙两海关，格外要出力。”“那是一定的。不过——。”胡雪岩沉吟着不再说下去了。第二部 红顶商人 第九章（2）这最后两句话，颇为费解；就连胡雪岩这样机警的人，也不能不观色察言，细细去咀嚼其中的意味。看到左宗棠那种成竹在胸，而又诡谲莫测的神态，胡雪岩陡然意会；所谓“要紧要慢、收发由心”，是指入闽剿匪的军务而言。换句话说，残余的长毛，他不但自信，必可肃清；并且肃清的日子，是远是近，亦有充分的把握，要远就远，要近就近。这远近之间，完全要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打算？勤劳王事，急于立功，自是穷追猛打，克日可以肃清；倘或残余的长毛有可以利用之处，譬如借口匪势猖獗，要饷要兵，那就必然“养寇自重”了。想到这里，就得先了解左宗棠的打算；“大人，”他问，“预备在福建做几年？”“问得好！”左宗棠有莫逆于心之乐；然后反问一句：“你看我应该在福建做几年？”“如果大人决心办船厂，当然要多做几年。”“我也是这么想。”“做法呢？”胡雪岩问，“总不能一直打长毛吧？”“当然，当然！釜底游魂，不堪一击；迁延日久，损我的威名。不过，也不必马到成功。”说到这里，左宗棠拈髭沉思；脸上的笑容尽敛，好久才点点头说：“你知道的，广东这个地盘非拿过来不可；兵事久斩，只看我那位亲家是不是见机？他肯急流勇退，我乐得早日克敌致果；不然就得多费些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懂！”胡雪岩说，“我就是要明白了大人的意思，才可以为大人打算。”“那末，如今你是明白了？”这是提醒胡雪岩该作打算了。他精神抖擞地答说：“只要广东能听大人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在想，将来大人出奏，请办船厂，象这样的大事，朝廷一定寄谕沿海各省督抚，各抒所见。福建、浙江不用说；如果广东奏复，力赞其成。大人的声势就可观了。”“正是！我必得拿广东拉到手，就是这个道理。南洋沿海有三省站在我这面；两江何敢跟我为难？”“两江亦不敢公开为难；必是在分摊经费上头做文章。说到办船厂的经费，由海关洋税项下抽拨，是天经地义的事。北洋的津海关，暂且不提；南洋的海关，包括广东在内，一共五大关：上海的江海关；广州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跟厦门关；我们浙江的宁波关。将来分摊经费，闽、厦两关以外，粤海关肯支持，就是五关占其三；浙江归大人管辖，马中丞亦不能不卖这个面子。这一来，两江方面莫非好说江海关一毛不拔？”“对了！你的打算合情合理；其间举足重轻的关键，就在广东。雪岩，我想这样，你把我这个抄本带回去，参照当年购船成例，好好斟酌，写个详细节略来；至于什么时候出奏，要等时机。照我想，总要广东有了着落，才能出奏。”“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胡雪岩说，“好在时间从容得很，一主面我先跟德克碑他们商量；一方面大致算一算经费的来源。至于筹备这件大事，先要用些款子，归我想办法来垫。”“好极！就这么办。不过，雪岩，江海关是精华所在；总不能让李少荃一直把持在那里！你好好想个法子，多挖他一点出来！”“法子有。不过，”胡雪岩摇摇头，“最好不用那个法子！”“为什么？”“用那个法子要挨骂。”“这你先不必管。请说，是何法子？”“可以跟洋人借债。”胡雪岩说，“借债要担保。江海关如说目前无款可拨，那末总有可拨的时候。我们就指着江海关某年某年收入的多少成数，作为还洋债的款，这就是担保。不过，天朝大国，向洋人借债；一定有人不以为然。那批都老爷群起而攻，可是件吃不消的事。”这番话说得左宗棠发楞；接着站起身来踱了好一回方步；最后拿起已交在胡雪岩手里的“抄本”，翻到一页，指着说道：“你看看这一段１指的是恭亲王所上奏折中的一段，据李泰国向恭王面称：“中国如欲用银，伊能代向外国商人借银一千万两，分年带利归还。”可是恭王又下结论：“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大人请看，”胡雪岩指着那句话说：“朝中决不准借洋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说到这里，左宗棠突然将话锋扯了开去，“雪岩，你要记住一件事；办大事最要紧的是拿主意！主意一拿定，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拿恭王的这个奏折来说，当时因为中国买船，而事事要听洋人的主张，朝中颇有人不以为然；恭王已有打退堂鼓的意思，所以才说中国断无借洋债的办法。倘或当时军务并无把握，非借重洋人的坚甲利炮不可；那时就另有一套话说了；第一、洋人愿意借债给中国，是仰慕天朝，自愿助顺；第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正表示信赖中国，一定可以肃清洪杨，光复东南财赋之区，将来有力量还债。你想想，那是多好听的话，朝廷岂有不欣然许诺之理？”这几句话，对胡雪岩来说，就是“学问”；心诚悦服地表示受教。而左宗棠亦就越谈越起劲了。“我再你讲讲办大事的秘诀。有句成语，叫做‘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何谓势？雪岩，我倒考考你；你说与我听听，何谓势？”“这可是考倒我了。”胡雪岩笑道：“还是请大人教导吧！”“有些事，我要跟你请教；有些事我倒是当仁不让，可以教教你。谈到势，要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人这势者，势力；也就是小人势利之势。当初我几乎遭不测之祸，就因为湖广总督的官文的势力，比湖南巡抚路秉章来得大，朝中自然听他的。他要参我，容易得很。”“是的。同样一件事，原是要看什么人说。”“也要看说的是什么事？”左宗棠接口，“以当今大事来说，军务重于一切；而军务所急，肃清长毛余孽，又是首要，所以我为别的事说话，不一定有力量，要谈入闽剿匪，就一定会听我的。你信不信？”“怎么不信？信，信！”“我想你一定信得过。以我现在的身分，说话是够力量了；论事则还要看是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开口？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言听计从。说迟了自误；说早了无用。”左宗棠笑道：“譬如撵我那位亲家，现在就还不到时候。”“是的。”胡雪岩脱口答道，“要打到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才是时候。”左宗棠大笑，笑完了正色说道：“办船厂一事，要等军务告竣，筹议海防，那才是一件事。但也要看时机。不过，我们必得自己有预备，才不会坐失时机。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胡雪岩不但懂他的意思，而且心领神会，比左宗棠想得更深更远。结合大局，左宗棠的勋名前程，和他自己的事业与利益，了解了一件事：左宗棠非漂漂亮亮地打胜仗不可！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关键。由于这个了解，他决定了为左宗棠办事的优先顺序；不过，这当然先要征得同意，因而这样说道：“大人的雄心壮志，我都能体会得到；到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我亦大致有数，事先会得预备。如今我要请问大人的是，这趟带兵剿匪，最着重的是什么？”这句话将左宗棠问住了；想了一会答道：“自然是饷！”“饷我可以想法子垫。不过，并不是非我不可；各处协饷，能够源源报解，何必我来垫借，多吃利息？”“啊，我懂你的话了。”左宗棠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兵坚而器不利，则能守而不能攻。我要西洋精良兵器，多多益善；雪岩，这非你不可！”“是！愚见正是如此。”胡雪岩欣慰地答说：“我替大人办事，第一是采办西洋兵器，不必大人嘱咐，我自会留意。至于炮弹子药，更不在话下；决不让前方短缺。第二是饷，份内该拨的数目，不管浙江藩库迟拨早拨，我总替大人预备好。至于额外用款，数目不大，当然随时都有；如果数目太大，最好请大人预先嘱咐一声，免得措手不及。此外办造厂之类，凡是大人交代过的，我都会一样一样办到；请大人不必费心，不必催，我总不误时机就是。”“好极了！”左宗棠愉悦异常，“汉高成功，功在萧何。我们就这样说了；你尽管放手去做，一切有我担待。”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衍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失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地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篆，饬令曾国荃到任。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福真终于落网了。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幸好人才旺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藏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逼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即气又急，愤愤不平。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其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末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和广东了。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画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他？”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稍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事：“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草，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麦饼。你信不信？”“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致于说出“大锯活人”的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楞在那里作声不得。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在，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你我之间，何用要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家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这一下好象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回——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关，是大大的失言。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到时候看吧！言之过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致于拒绝。“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五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把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对！对！”不等胡雪岩说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痊；不过象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乡”。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分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就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冤群伦。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设；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天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次；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阜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痛，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托，这就未免太过分了。“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来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总得打个七折。”“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去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浙江的水利重在浙北；浙北的水利父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费。”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筹得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娇饰之词，胡雪岩亦是十分可敬。“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啊！啊！原来如此！”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是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冶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予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自然是带队伍缉私。”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分；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帮，分拨过示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生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二十万不多，只限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为浙江阜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行手棋”，用来箝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分，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决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致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提到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是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转念以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末，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减多少呢？”左宗棠问。“这我就不敢说了。”左宗棠答道，“惟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好１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是１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执可取代？芗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芗泉透露。”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辩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不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芗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就是这话罗，要京里有人照应！芗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左宗棠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一句：“你不妨与芗泉谈谈！”“是！”“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功夫。有话你趁早说。”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查明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他欣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蒙明”，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象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蒋朗蒋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官民之间竟成了敌对的局面。因此，绍兴府知府廖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长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官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久，绍兴沦陷；廖宗元殉难；而王履谦则先期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不顾大局，使王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沦陷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请，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元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复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收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如今不但绍兴早已光复，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劫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功夫。”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也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那好！我来告诉芗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款，为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当然。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亦是要做好的。”左宗棠又说：“你再讲第二件。”第二件是公私牵连，彼此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略一提到，便连连拱手，要求“继续帮忙”。胡雪岩最重情面，不能不勉为其难。“如今不同了。”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接着又说：“大人命我长驻上海，要粮要饷要军械，缓急之际，惟我是问；这个责任太重，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所谓“效劳”，就是青黄不接之际，得要设法垫款。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不同的看法，“雪岩，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照这样子，你代理浙江藩库，等于左手交付右手，并不费事；何必坚拒呢？”他停了一下又说，“依我看，你代理浙江藩库，对我有利无害；有款子收入，随时可以拨解。如果前方有急用，你调度也方便。”“不！”胡雪岩说，“第一，我既蒙大人奏调，归福建任用，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其次，惟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也不致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承情之至！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既然你一定坚持，我关照芗泉就是。”得此一诺，胡雪岩如释重负。因为整个情况，只有他看得最清楚；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对浙江来说，仍然极重的负担。新任巡抚莅任后，自必有一番新猷展布，纵汉有百废俱举，光是整修海塘，便须一笔极大的经费。眼前霜降已过，河工是“报安澜”的时候；一开了年，可就要立刻动手了！不然从“桃花汛”开始，春夏之交，洪水大涨，可能招致巨祸。那时藩库，岂是容易代理的？当然，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但如马新贻说一句：“那末福建的协饷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不论于公于仅，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只是同为一垫，说法不同。在浙江来说，既是代理藩库，理当设法代垫；在左宗棠来说，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他不必见情。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跟他情商代垫，那是私人急公好义；马新贻会感激，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而最要紧的是，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有担保、有利息，不会担什么风险。“还有什么事？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不敢再麻烦大人了。”胡雪岩笑嘻嘻地说，“其余都是些小事，我自己料理得下来。”话虽如此，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自己的生意，除钱庄以外，还有丝茶；加上受人之托，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如今政局变动，又受左宗棠的重托，要长驻上海；在浙江的公私事务，必得趁左宗棠离浙，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作个妥善的安排。因而忙得饮食不时，起居失常，恨不得多生一张口，多长一双手，才能应付得下来。在这百忙里，左宗棠还是时常约见，有一天甚至来封亲笔信，约他第二天上午逛西湖；这下，胡雪岩可真有些啼笑皆非了！但亦不能不践约；只好通宵不睡，将积压已久，不能不办理，原来预定在第二天上午必须了结的几件紧要事务，提前处理。到曙色将透之时，和衣打个盹；睡不多久，一惊而醒，但见是个红日满窗的好天气，急急漱洗更衣，坐上轿子飞快地直奔西湖，来赴左宗棠的约会。轿子抬过残破的“旗营”，西湖在望；胡雪岩忽然发现沿湖滨往北的行人特别多。当时唤跟班去打听；才知道都是去看“西洋火轮船”的。胡雪岩恍然大悟，并非有逛西湖的闲情逸致；只是约他一齐去看小火轮试航——这件事胡雪岩当然也知道。早在夏天，就听左宗棠告诉过他，已觅妥机匠，试造火轮。他因为太忙，不暇过问；不想三、四个月的功夫，居然有了一艘自己制造的小火轮。这是一件大事！能造小轮船、就能造大轮船；胡雪岩的思路很宽也很快，立刻便想到了中国有大轮船的许多好处。越想越深，想得出了神；直到停轿才警觉。下轿一看，是在西湖四大名刹之一的昭庆寺前。湖滨一座篷帐；帐外翎顶辉煌，刀光如雪；最触目的是夹杂着几名洋人，其中一个穿西装；一个穿着三品武官服色，大帽子后面，还缀着一条假辫子。胡雪岩跟他们很熟，这两个洋将都是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已改武就文，被委充为宁波新关的税务局，所以换穿便服；另一个叫德克碑，因军功保到参将，愿易服色，以示归顺，颇为左宗棠所器重。看到湖中，极粗的缆绳系着一条小火轮，已经升火待发。胡雪岩亦随众参观，正在指点讲解时，左宗棠已经出帐；在文武官员肃立站班的行列中，缓缓穿过，直到湖边站定，喊一大声：“请胡大人！”胡雪岩被唤了过去，行完礼，首先道歉：“没有早来伺候。”又笑着说：“曾中堂李中丞都讲究洋务，讲究坚甲利兵，现在都要落在大人后头了。”这句话恭维得左宗棠心花大开，“我就是要他们看看！”他摸着花白短髭点头，“所以我特意要请你来看，只有你懂得我的用意。”胡雪岩不敢再接口，因为随口恭维，无甚关系。一往深处去谈，不知道左宗棠到底有什么主意；而且他自己对此道亦还不甚了解，不如暂且藏拙为妙。好在此刻亦不是深谈的时候；主要的是要看。一声令下，那条形式简陋的小火轮，发出“卜卜卜”的响声，激起船尾好大一片水花；但机器声时断时续，就象衰迈的老年人咳嗽那样，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这时在湖边屏息注视的官员、士兵、百姓，不下上万之多；都为那条只响不动的小火轮捏把汗，惟恐它动不了，四名负责制造的机器匠，更是满头大汗，不断地在舱中钻进钻出；忙了好半天，终于听得机器声音响亮了起来，而节奏匀净。然后蓦地往前一冲；胡雪岩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谢天谢地，动了！”动是动了，却走不快；蹒蹒跚跚，勉强推动而已。费了有两刻钟的功夫，在湖面上兜了个圈子，驶回原处。承办的一名候补知府，领着戴了红缨帽的机器匠来交差；脸色很深沉的左宗棠，仍旧吩咐，赏机器匠每人二十两银子。大家看左宗棠不甚满意，都觉得意兴阑珊；胡雪岩也是如此。站班送走了左宗棠，急急赶回城去忙自己的公私事务。那知到得傍晚，左宗棠又派了戈什哈持着名片来请，说的是“大帅要等胡大人到了才开饭。”到了行辕，很意外地发现两位客卿都在，此外就是一个姓蔡的通事。胡雪岩先见左宗棠；然后与德克碑、日意格行礼，彼此一揖，相将入席。左宗棠虽是主人，仍居首座，左右两洋将，胡雪岩下首相陪；蔡通事就跟戈什哈一样，只有站立在左宗棠身后的分儿了。“办洋务要请教洋人。”左宗棠对胡雪岩说：“我请德参将与日税务司下船看过，说仿制的式样，大致不差，机器能够管用，就很难为他们。不过，要走得快，得用西洋的轮机。德参将正好有本制船的图册，你不妨看看。”“是！”胡雪岩试探着问：“大人的意思是——？”“你先听听他们的说法。”左宗棠答非所问；然后略略回头，嘱咐蔡通事：“你问他们，我想造轮船机器，他们能不能代雇洋匠？”于是蔡通事用法语传译。德克碑与日意格立即作答，一个讲过一另一个讲；舌头打卷，既快且急，显得十分起劲。“回大帅的话，”蔡通事说道：“德参将与日税务司说，不但可以代雇洋匠，而且愿意代办材料，设厂监造。如果大人有意，现在全浙军务告竣；德参将打算退伍回国，专门为大人奔走这件事。”“喔！”左宗棠点点头，向胡雪岩深深看了一眼。胡雪岩会意，随即向两位洋客提出一连串的问询；最着重的是经费。德克碑与日意格亦只知大概，并不能有问必答。不过洋人倒是守着中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决不模棱两可地敷衍。因此以胡雪岩的头脑，根据已知的确实数字，引伸推比，亦能获知全盘的概算。这一顿饭吃到起更方散。左宗棠送走洋客，留下胡雪岩，邀到签押房里坐定，第一句话就说：“雪岩，我想自己造兵轮。”胡雪岩吓一跳，“这谈何容易？”他说，“造一个船厂，没有五十万银子下不来；造一条兵轮总也得二三十万银子——也不能为造一条兵轮设个船厂；不说多，算造十条，就是两三百万。闽浙两省，加上两江，也未见得有这个力量。”“不错！不过，你不要急；等我说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但办得通，而且非如此打算不可。雪岩，”左宗棠顾盼自喜地说，“李少荃的学问，是从阅历中来的，不过这几年的事；他点翰林，不过靠一部诗经熟。我做学问的时候，只怕他文章还没有完篇。说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我从道光十九年起，就下过功夫——。”这年林则徐在广东查毁鸦片，英国军舰犯境，爆发了鸦片战争；也就是这一年，陶澍病殁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迁居陶家，代为照料一切，得能遍读印心石屋的遗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小说；以及入清以后的志乘、载记、官私文书凡是有关海国故事的，无不涉猎。所以谈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他不算全然外行。“如今洋人的火轮兵船，于古无征；不过举一反三，道理是一样的。海船不可行于江河，不然必致搁浅。可笑的是，衮衮诸公，连这点浅近的道理都不懂，以致为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说起来，李少荃的洋务，懂得实在也有限。”这番话在胡雪岩听来，没头没脑，无从捉摸；他跟左宗棠的关系，已到熟不拘礼的程度，当即老实问道：“大人指的是哪件事？”“不就是咸丰末年跟英国买兵轮那件事吗？”“喔，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当时杭州被围；后来杭州失守，我在宁波生一场大病，一切都隔膜了；只知有这样一件事，对来龙去脉，完全不清楚。”“我很清楚。这重公案的始末经过，我细看过全部奏折，可以约略跟你说个大概。是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捣鬼，英国代办中号火轮三只，小号火轮四只，船价讲定六十万银子，李泰国擅作主张，一加再加，加到一百零七万银子。至于火轮到后，轮上官兵薪饷、煤炭杂用，每个月要用十万银子。这还不算，火轮上的官兵，都要由英国人管带——。”“我打句岔，”胡雪岩截断了话问：“这为了什么？”“喏，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左宗棠真是有心人，已将前几年购买英国兵轮的有关上谕与奏折，抄辑成册；这时随手翻开一篇，递给胡雪岩，让他自己去细看。这一篇抄的是同治二年五月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及文祥等入会衔的奏折，一开头就说：窃臣等前以贼氛不清，力求制胜之方，因拟购买外洋炮船，以为剿贼之资，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专折奏明，奏上谕：“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赋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等因，钦此；遵即咨行各该督抚。旋据两江督巨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读到这里，就不必再往下看了。胡雪岩说道：“如用于剿贼，只须能航行长江的小炮艇；何致于要花到一百万银子？”“就是这话罗！衮衮诸公目贵目贵不明，于此可见。你看年这一篇！”左宗棠指给胡雪岩看的是，同治二年八月下旬曾国荃的一道奏折，说的是：查前后廷旨购办轮船七号，不惜巨资，幸而有成，闻皆将到海口矣！惟近见总理衙门与洋人李泰国商定往复；除轮船实价百万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粮七万余两，每年大率不下百万两，俱于海关支扣。窃计国家帑藏空虚，倏而岁增巨款，度支将益不给。当始议购买之时，原以用中国人力，可以指挥自如，且其时长江梗塞，正欲借此巨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氵伏州，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然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一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巨窍见轮船经过长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趋避不汲，时有胶浅之虞。盖江路狭窄，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譬犹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其势之使然也。平时一线直行，犹且如此；临阵之际，何能盘旋往复，尽其所长？是大江之用轮船，非特势力少逊，究亦有术穷之时，今会其入江，实有不借彼战攻之力；若顿诸海口，则又安闲无所事事。看到这里，亦可以掩卷了。购造大轮船，非是为了剿匪；当曾国荃上此奏折时，金陵将次合围；苏州亦正由李鸿章猛攻之中，大功之成，已有把握，曾国荃自然不想有人来分他的功。而况他所作的譬喻，如“健儿持长矛于短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衡诸海轮和示范的实况亦甚贴切。朝廷正以李泰国狡诈，难以与谋；得此一奏，当然会毅然决然地，打消此议。“然而，今昔异势，”左宗棠说：“福建沿海，非兵轮不足固疆圉、御外敌。雪岩，你以为如何？”“是！大人见得远。”胡雪岩答说，“督抚担当方面军务；如今内乱将平，外患不可不防。倘或外人由闽浙海面进犯，守土之责，全在大人。如果不作远图；虽不致于闹出叶大人在广东的那种笑话来，可也伤了大人的英名。”所谓“叶大人”是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客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拿他作比，稍觉不伦；但就事论事，却是前车可鉴。左宗棠很起劲地说：“你说得一点不错！益见得我责无旁贷，雪岩，我决计要办船厂。”“只要经费有着，当然应该办。”“经费不必愁。当然购船，是由各海关分摊；如今当然仍照旧章。不过，闽浙两海关，格外要出力。”“那是一定的。不过——。”胡雪岩沉吟着不再说下去了。左宗棠知道，遇到这种情形，便是胡雪岩深感为难，不便明说的表示；可是他也知道，到头来，难题在胡雪岩也一定会解消。最要紧的是，让他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因此，他了以闲豫的神态，“不必急，我们慢慢谈。事情是势在必行，时间却可不限。”他神秘地一笑到，“等我这趟出兵以后，局面就完全掌握在我手里了；要紧要慢，收发由心。”这最后两句话，颇为费解；就连胡雪岩这样机警的人，也不能不观色察言，细细去咀嚼其中的意味。看到左宗棠那种成竹在胸，而又诡谲莫测的神态，胡雪岩陡然意会；所谓“要紧要慢、收发由心”，是指入闽剿匪的军务而言。换句话说，残余的长毛，他不但自信，必可肃清；并且肃清的日子，是远是近，亦有充分的把握，要远就远，要近就近。这远近之间，完全要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打算？勤劳王事，急于立功，自是穷追猛打，克日可以肃清；倘或残余的长毛有可以利用之处，譬如借口匪势猖獗，要饷要兵，那就必然“养寇自重”了。想到这里，就得先了解左宗棠的打算；“大人，”他问，“预备在福建做几年？”“问得好！”左宗棠有莫逆于心之乐；然后反问一句：“你看我应该在福建做几年？”“如果大人决心办船厂，当然要多做几年。”“我也是这么想。”“做法呢？”胡雪岩问，“总不能一直打长毛吧？”“当然，当然！釜底游魂，不堪一击；迁延日久，损我的威名。不过，也不必马到成功。”说到这里，左宗棠拈髭沉思；脸上的笑容尽敛，好久才点点头说：“你知道的，广东这个地盘非拿过来不可；兵事久斩，只看我那位亲家是不是见机？他肯急流勇退，我乐得早日克敌致果；不然就得多费些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懂！”胡雪岩说，“我就是要明白了大人的意思，才可以为大人打算。”“那末，如今你是明白了？”这是提醒胡雪岩该作打算了。他精神抖擞地答说：“只要广东能听大人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在想，将来大人出奏，请办船厂，象这样的大事，朝廷一定寄谕沿海各省督抚，各抒所见。福建、浙江不用说；如果广东奏复，力赞其成。大人的声势就可观了。”“正是！我必得拿广东拉到手，就是这个道理。南洋沿海有三省站在我这面；两江何敢跟我为难？”“两江亦不敢公开为难；必是在分摊经费上头做文章。说到办船厂的经费，由海关洋税项下抽拨，是天经地义的事。北洋的津海关，暂且不提；南洋的海关，包括广东在内，一共五大关：上海的江海关；广州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跟厦门关；我们浙江的宁波关。将来分摊经费，闽、厦两关以外，粤海关肯支持，就是五关占其三；浙江归大人管辖，马中丞亦不能不卖这个面子。这一来，两江方面莫非好说江海关一毛不拔？”“对了！你的打算合情合理；其间举足重轻的关键，就在广东。雪岩，我想这样，你把我这个抄本带回去，参照当年购船成例，好好斟酌，写个详细节略来；至于什么时候出奏，要等时机。照我想，总要广东有了着落，才能出奏。”“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胡雪岩说，“好在时间从容得很，一主面我先跟德克碑他们商量；一方面大致算一算经费的来源。至于筹备这件大事，先要用些款子，归我想办法来垫。”“好极！就这么办。不过，雪岩，江海关是精华所在；总不能让李少荃一直把持在那里！你好好想个法子，多挖他一点出来！”“法子有。不过，”胡雪岩摇摇头，“最好不用那个法子！”“为什么？”“用那个法子要挨骂。”“这你先不必管。请说，是何法子？”“可以跟洋人借债。”胡雪岩说，“借债要担保。江海关如说目前无款可拨，那末总有可拨的时候。我们就指着江海关某年某年收入的多少成数，作为还洋债的款，这就是担保。不过，天朝大国，向洋人借债；一定有人不以为然。那批都老爷群起而攻，可是件吃不消的事。”这番话说得左宗棠发楞；接着站起身来踱了好一回方步；最后拿起已交在胡雪岩手里的“抄本”，翻到一页，指着说道：“你看看这一段１指的是恭亲王所上奏折中的一段，据李泰国向恭王面称：“中国如欲用银，伊能代向外国商人借银一千万两，分年带利归还。”可是恭王又下结论：“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大人请看，”胡雪岩指着那句话说：“朝中决不准借洋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说到这里，左宗棠突然将话锋扯了开去，“雪岩，你要记住一件事；办大事最要紧的是拿主意！主意一拿定，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拿恭王的这个奏折来说，当时因为中国买船，而事事要听洋人的主张，朝中颇有人不以为然；恭王已有打退堂鼓的意思，所以才说中国断无借洋债的办法。倘或当时军务并无把握，非借重洋人的坚甲利炮不可；那时就另有一套话说了；第一、洋人愿意借债给中国，是仰慕天朝，自愿助顺；第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正表示信赖中国，一定可以肃清洪杨，光复东南财赋之区，将来有力量还债。你想想，那是多好听的话，朝廷岂有不欣然许诺之理？”这几句话，对胡雪岩来说，就是“学问”；心诚悦服地表示受教。而左宗棠亦就越谈越起劲了。“我再你讲讲办大事的秘诀。有句成语，叫做‘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何谓势？雪岩，我倒考考你；你说与我听听，何谓势？”“这可是考倒我了。”胡雪岩笑道：“还是请大人教导吧！”“有些事，我要跟你请教；有些事我倒是当仁不让，可以教教你。谈到势，要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人这势者，势力；也就是小人势利之势。当初我几乎遭不测之祸，就因为湖广总督的官文的势力，比湖南巡抚路秉章来得大，朝中自然听他的。他要参我，容易得很。”“是的。同样一件事，原是要看什么人说。”“也要看说的是什么事？”左宗棠接口，“以当今大事来说，军务重于一切；而军务所急，肃清长毛余孽，又是首要，所以我为别的事说话，不一定有力量，要谈入闽剿匪，就一定会听我的。你信不信？”“怎么不信？信，信！”“我想你一定信得过。以我现在的身分，说话是够力量了；论事则还要看是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开口？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言听计从。说迟了自误；说早了无用。”左宗棠笑道：“譬如撵我那位亲家，现在就还不到时候。”“是的。”胡雪岩脱口答道，“要打到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才是时候。”左宗棠大笑，笑完了正色说道：“办船厂一事，要等军务告竣，筹议海防，那才是一件事。但也要看时机。不过，我们必得自己有预备，才不会坐失时机。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胡雪岩不但懂他的意思，而且心领神会，比左宗棠想得更深更远。结合大局，左宗棠的勋名前程，和他自己的事业与利益，了解了一件事：左宗棠非漂漂亮亮地打胜仗不可！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关键。由于这个了解，他决定了为左宗棠办事的优先顺序；不过，这当然先要征得同意，因而这样说道：“大人的雄心壮志，我都能体会得到；到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我亦大致有数，事先会得预备。如今我要请问大人的是，这趟带兵剿匪，最着重的是什么？”这句话将左宗棠问住了；想了一会答道：“自然是饷！”“饷我可以想法子垫。不过，并不是非我不可；各处协饷，能够源源报解，何必我来垫借，多吃利息？”“啊，我懂你的话了。”左宗棠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兵坚而器不利，则能守而不能攻。我要西洋精良兵器，多多益善；雪岩，这非你不可！”“是！愚见正是如此。”胡雪岩欣慰地答说：“我替大人办事，第一是采办西洋兵器，不必大人嘱咐，我自会留意。至于炮弹子药，更不在话下；决不让前方短缺。第二是饷，份内该拨的数目，不管浙江藩库迟拨早拨，我总替大人预备好。至于额外用款，数目不大，当然随时都有；如果数目太大，最好请大人预先嘱咐一声，免得措手不及。此外办造厂之类，凡是大人交代过的，我都会一样一样办到；请大人不必费心，不必催，我总不误时机就是。”第二部 红顶商人 第十章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呜炮恭送之下，启程入闽督师。在此以前，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为主力；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榜的两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经福建浦城、建宁入延平；东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连升会同候补知府魏光邴，领兵四千五百人，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陆。这三路军队的目标都是闽南——李世贤踞厦门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窜。左宗棠的打算是，决不能让他们出海；由北、西、东三面收紧，压迫敌人南窜。福建之南就是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抚郭嵩焘，见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驱贼入粤，则援闽之师，随贼而至，会形成长毛与“友军”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着急。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卓兴所率领的粤军，不过八千之众；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虽是广东人，新统一军，亦多粤籍，却不能算粤军，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并不听命于广东大吏。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一而派方耀、卓兴入闽会剿，明阻长毛，暗挡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自求振作。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的土匪，授职游击，做了武官；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战，助林文察当到总兵，获得“巴图鲁”的名号。王有龄被困杭州时，曾奉命援浙，而阻于衡州；以后归左宗棠节制，很立了些战功，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不久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随即提兵回台，在他家乡平乱。乱党的首领，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国历史上阴魂不散的老牌乱党白莲教的余孽。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实际上与长毛是勾通的。咸同之交，浙江沦陷，在福建的官军，多调闽北浙南；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三月间由其党羽林戆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领彰化，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戴潮春自称“东王”；“南王”是林戆晟；此外还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职有“大国师”、“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等。这个略仿太平天国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戏台出将入相的场面，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朝廷只应粮道丁日健的力请，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维持一时。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复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号召旧部；福建巡抚徐宗干，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并授为台湾兵备道，督办全台军务。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复，继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于张厝庄、林戆晟败死于四块厝，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不过肃清残余乱党，亦很费力；尤其是当李世贤占据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党准备接应会合，图谋再举。左宗棠深恐李世贤、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为此。林文察见此光景，深感为难，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对于收复漳州、汀州等地，责无旁贷。仔细考虑下来，还是应该回福建；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彰化的乱党便失去凭借与指望，不战而自溃。打定主意，仓卒内渡，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不敢轻敌；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击，那知李世贤早有准备，在万松关设下埋伏，专等他入网。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杂凑成军；如果粮饷充裕，时间从容，而又有得力的帮手，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仇报仇的心理，淬厉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计。林文察老于兵事，默察情势，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拖下去徒耗粮饷，且难部勒，将不战自溃。本来左宗棠的檄令，是责成他“力保泉厦”，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漳州以东，直到厦门、泉州，地势平衍，易攻难守，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就方略讲，应该以攻为守；就利害关系来看，以少攻多，虽然吃力，但与其守而败，不如攻而败。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在万松关上扎营。万松关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扎营刚定，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用意在试探虚实；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竟让长毛踩了营盘。林文察迫不得已，退驻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两天出队攻击，小胜而回。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沟高垒，勿浪战求胜；俟浙军到后，协力规复漳州。”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驻营在万松岭上，静候援军；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结扎水营，以为犄角之势。这样守到十月底，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而先行出发的浙军，三路合围之势，将次形成。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专候林文察入网；见他按兵不动，而浙军又已入闽，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发动突袭。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长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鬼相；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处，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都不肯逃，结果中枪阵亡。溃散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殉职。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升军一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会优厚。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窜入海，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肃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收复闽南偏北的龙岩；接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收复闽粤交界的永定。这两场胜仗才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驱贼入粤”，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长毛，往南撵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军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是彻底被遮断了。到了四月中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功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复，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成为“困兽”了。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决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漳州克复，再未变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叠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离松林凰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浒井各乡匪巢洗荡。”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请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再则谓：“总兵刘连捷、阜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扬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别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从郭嵩焘到任后，以易除中饮，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于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市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了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有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金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长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为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出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端了。瑞鹿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州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材，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连，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典檄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瑞麟的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末受申斥的郭嵩焘。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不过七八天的功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决不会有人说闲话。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得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韧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首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末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保案”，肃清福建广东残匪，出了力的人，固然个个有分；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计，夤缘请托，希翼在保案上加个名字。一时福州城内“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补，已搭上了线，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无不大为失望，因为靠山虽然未倒，却已移了地方，无可倚恃了。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特地备好一个“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随折拜发。这个“附片”是专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称为“密保”，效用与开单“明保”，不大相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说是：“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迨臣自浙而闽而粤，叠次委办军火军糈，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昭激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过，使他特别兴奋的，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而加了布政使衔，便可改换顶戴。原衔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是从二品，便可以戴红顶子了。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戴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象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源，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子，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但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赡恤王氏遗属，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这次登门，完全是感念旧情，哭奠一番。本来还想亲谒墓门，无奈有件大事在办，忙得不可开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左宗棠的意志强毅，蓄志之事，非见诸实行，不能甘心。当时奉命入闽督师，不能躬亲料理，却并未搁下，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岩。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救于古应春；他的路子很广，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国，讲到轮船、铁路、火器的粮良，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同时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法国人的蛮横、德国人的顽固、日本人的阴险，比较易于相处。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国在华势力，英国最大，法国其次。要制抑英国的势力，只有利用法国；美国与英国同种，所以与美国合作，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同时，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无故背弃，道义有亏。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亦能揣摩得到——左宗棠与李鸿章争权夺利，几已成不两立之势，李鸿章办洋务，倚总税务局英国人赫德为重；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而赫德与李鸿章互为表里，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建建议，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了路？因此，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一切建船厂的计划、图样及瞀，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寄给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应春洽谈；一年多下来，已经策划得很周祥了。到得左宗棠由广东班师，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非常高兴，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马尾罗星塔一带，水清土实，宜于开槽建坞。兼以密迩省城，稽察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剩下来的事，就是筹划经费。造厂买机器、雇募师匠，瞀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厂成开工，材料薪水，每月须银五六万两，一年就是六、七十万，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计，不过三百多万。这三百多万银子，从何筹集？当然煞费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只要有一百万银子，能应付得了头一年，此后欲罢不能，不愁朝廷拿不出办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因而粗粗计算，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不会袖手；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当效劳。有此三处财源，尽可放手办事了。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大概情形”。同时应诏陈言，以为剿捻宜用车战；平回则千里馈粮，转运艰难，应该采用屯田之策。复旨对车战、屯田之议，不见得欣赏；试造轮船则以为“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够，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时指示：“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一面关照胡雪岩通过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与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细节。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达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择定马尾山下，潮平之时水深亦达十二丈的地方设厂；然后议土木、议工匠、议经费，大致妥协，订立草约，担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议，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来尼担保。当然，这个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与左宗棠晤见之下，对于所订草约，并无异词，但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却有意见，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沙积成的一块陆地，基址不够坚固。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来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个最后的，也是全面的商议，作成定案，正式出奏。主意既定，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正在起劲的时候，忽然奉到调督陕甘的上谕；在左宗棠虽觉突兀，但稍一细想，便知事所必然，势所必至，并非全出意外。同时想起历史上许多平定西域的史实，雄心陡起，跃跃欲试，相当兴奋。在胡雪岩却是件非常扫兴的事，而且忧心忡忡，颇有手足无措之感。因此，到总督衙门向左宗棠道贺时，虽然表面从容，一切如常；但逃不过相知较深的人的眼光。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小同乡吴观礼。此人字子儒号圭庵，本来是一名举人；才气纵横，做得极好的诗。由于胡雪岩的推荐，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担任总理营务处的职司，是闽浙总督衙门唯一参赞军务，可说是运筹帷幄的一位幕友。吴观礼对左宗棠所了解的，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这就因为是读书多少的缘故。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间有落寞之色，当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内心的想法。“雪岩，”吴观礼问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话问得很率直，胡雪岩也就老实答道：“是的！以后无论公私，我都难了！”“不然！不然！”吴观礼大为摇头。照吴观礼的看法，出关西征，总得三年五载，才能见功；这当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势与剿捻不同。捻匪窜扰中原，威胁京畿，在朝廷看，纵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克日收功。事势急迫，不容延误。西征则在边陲用兵，天高皇帝远，不致于朝夕关怀，其势较缓，公事自然比较好办。至于私事，无非胡雪岩个人的事业，有近在东南的左宗棠，可资荫庇，处处圆通。一旦靠山领兵出关，远在西陲，鞭长莫及；缓急之际呼应为难。吴观礼认为亦是过虑。“你要晓得，从来经营西北，全靠东南支持；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使，会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为。”吴观礼拍拍胡雪岩的肩说，“你没有读过‘圣武记’，不知道乾隆年间的‘十大武功’。经营边疆，从前都是派亲贵或者满洲重臣挂帅；如今派了我们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杨以来的元戎勋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两位两次；从此以后，只怕曾左要并称了。”最后一句话，点醒了胡雪岩；满腔忧烦，顿时一扫而空。靠山虽远，却更高大稳固；了解到这一层，就不必发什么愁了。“多承指点。”胡雪岩很高兴地说，“索性还要费你的心，西北是怎么个情形，请你细细谈一谈。”“我们先谈谈造轮船。”左宗棠极坚决地说：“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紧，要我赶出关；这件事非在我手里先定了局，我不会离开福建。”“是的。”胡雪岩问道：“定局以后，交给哪位？”“着！你问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年，辛苦数月，才能有此结果，倘或付托非人，半途而废，我是不甘心的。这一层，我还在考虑；眼前还要请你多偏劳。”“那何消说得。不过，我亦只能管到大人离福建为止。”“不然。我离开福建，你还是要管。”左宗棠说，“管的是船厂。这件事我决不能半途而废，为李少荃所笑。而且我不知道盘算过多少次，这件事办成，比李少荃所办的洋务，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这就很明白的了，左宗棠是出于争胜之心。他的好胜心是决不因任何的规劝而稍减的；胡雪岩知道自己难卸仔肩，非“顶石臼做戏”不可了。不过，刚才那句“问在要害”上的话，并无答复，还得追问。“大人这么说，我当然只有遵命。”胡雪岩说，“就不知道将来在福建还要伺候哪位？”“不要说什么伺候的话。雪岩，你最聪明不过；没有什么你不能相处的。惟其我付托了这个人，更得借重你——。”左宗棠没有再说下去：胡雪岩却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付托的，是个很难‘伺候’的人。这就更急着要问：“是哪位？”“沈幼丹。”原来是丁忧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桢。这在胡雪岩却真有意外之感。细想一想，付托倒也得人；不过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为法例所不许。兼以丁忧，更成窒碍。不知左宗棠是怎么想来的？他只有付之默然了。“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看个奏稿。”奏向洋洋千言，畅论造船之利；最后谈到主题：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咨防；且恐要约不明，后多民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荷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有洞鉴之中。现在里居侍养，爱日方长，非若宦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余亦以为然。臣曾三次造庐商情，沈荷桢始终逊谢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桢，勉轻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第二部 红顶商人 第十一章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西征。而凡有大征伐，首先要筹划的是兵、饷二事。左宗棠连日深宵不寐，灯下沉思，已写成了一个筹划的概略；此时从书案抽斗中取了出来，要胡雪岩细看。这个节略先谈兵，次筹饷。而谈兵又必因地制宜，西北与东南的地势，完全不同；南方的军队，到了西北，第一不惯食科；第二不耐寒冷。因此，左宗棠在东南转战得力的将领部队，特别是籍贯属于福建、广东两省的，都不能带到西北。带到西北的，只有三千多人，另外他预备派遣原来帮办福建军务，现已出奏保荐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回湖南，召募三千子弟兵，带到西北。这六千多人，左宗棠用来当作亲兵；至于用来作战的大批部队，他打算在本地招募，要与“关中豪杰”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