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全传)

『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全传)/作者:高阳』『状态:全本』『内容简介:　　包括《平步青云》《红顶商人》《灯火楼台》《萧瑟洋场》《烟消云散》等。书中描绘了各色的人物，既有贪官、买办、奸商，也有美丽善良的女性，个个性各鲜明，栩栩如生。情节环环相扣，悬念频频，引人入胜。此书在历史和故事间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太平军李秀成兵围杭州，胡雪岩从间道潜出，购运大批粮食欲解危城之围，无奈城中清军因饥饿而无力突围接粮，杭州终为太平军雄师所下，王有龄自缢。胡雪岩转倚左宗棠，为其出谋划策，筹措军饷，镇压太平军。时左宗棠立意办洋务，以增实力，但钱财匮宪法，胡雪岩即以精细的谋划，与洋商谈判，借得巨额资金，力助左宗棠西征并办理洋务，从而开近代外债的先河。胡雪岩的作为，使他深得左宗的器重并出奏保荐，遂蒙廷赏，受二品顶戴，获赏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赫赫然成为晚清惟一戴红顶子的商人。------章节内容开始-------第一部 平步青云 楔 子在清朝咸丰七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全国金融事业，为两个集团所掌握，商业上的术语称为“帮”，北方是山西帮，南方地宁绍帮，所业虽同，其名则异，大致前者称为“票号”，后者称是“钱庄”。山西帮又分为祁、太，平三帮，祁县、太谷、平遥，而始创票号者，为平遥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定颜料铺，招牌叫做“日升昌”，其时大约在乾隆末年。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营业日盛，声誉日起，连四川都知道这块“金字招牌”，因为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铜绿等等颜料，信用极好。四川与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携带大批现金，不但麻烦，而且有风险。于是雷履泰创行汇兑法，由日升昌收银出票，凭票到指走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当然，汇兑要收汇费，名为“汇水”。汇水并无定额，是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的：第一，路途的远近，远则贵，近则廉。第二，银根的松紧，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得贵，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地方小则银根紧，如某处缺乏现金，而有待兑的汇票，则此时有客户交汇，正好济急，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最后是计算银锭的成色，银锭的大小，通常分为三种，最大的五十两，为了便于双手携捧，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即所谓“元宝”，而出于各省藩库的，称为“官宝”，其次是中锭，重十两，有元宝形的，称为“小元宝”，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最小的或三两，或五两，通称“银锞”。再就是碎银，轻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如江浙称为“元丝”，底凹上凸，以便叠置。但不管任何形状、大小，银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由于汇兑凭票兑银，所以叫做“票号”。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如果不是随身携带，就得交镖局保送，费用大，麻烦多，走得慢，而且还有风险，万一被动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镖局虽然照赔，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号一出，请教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早期的票号，多为大商号兼营的副业，到咸丰初年，始有大量专营的票号出现。但票号的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因为江南的钱庄，为保护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仿照票号的成例，开办汇兑业务，一方面力拒票号的侵入。至于票号除汇兑以外，以后亦经营存款及放款，所以票号与钱庄的业务，由于彼此仿效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规模上，钱庄逊于票号而已。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同时他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是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第一部 平步青云 第一章一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分，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象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裤，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钉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以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谢谢。不必破费。”“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包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为了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酒到半酣，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王有龄摇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来的茫然落寞。“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哪里来的官做？”“不可以‘捐班’吗？”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象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育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象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此之图，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决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改捐个什么‘班子’？”“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怎么呢？”“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总得五百两银子。”“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那面看一看，到红日衔山，方始走回原处，依旧不见小胡。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了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迟不耽错。来，来，坐下来再说。”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设在橱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着经过的行人，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他避开行人，悄悄启视，里面是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怎么回事？”“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王有龄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么说才好。“你最好点一点数。其中有一张三百两的，是京城里‘大德恒’的票子，认票不认人，你要当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号’，一路上通行无阻。”小胡又说：“如果不为换票子，我早就来了。”这里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唉！”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牵连不断。“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是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我叫雪轩。”“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象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了，没有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我不敢耽搁。把舍间咯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饯行。”“我一定来。”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夭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亦没处寻，只好再等。天气热了，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内阁学士。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帐，于是多事了。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怔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厥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潜”，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就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天，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瘦正供”，将获严谴。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清运的情形。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比如何要担处分了！”“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这也不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罗??”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同可解。“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袴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川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湖州运漕，有朵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种交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分，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宫贵之家可比。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台，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殴》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尖丁”的身分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分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分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这一同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的脸色。最有资格答话的是尖丁，但以身分关系，还轮不到他们开口。“我在抚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个月当中，一定全数开船。现在看了实在情形，我觉得我的话说得过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个宗旨出来，船能动是动的办法，不能动是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脑袋等掉了不可。”这是提出了要砍脑袋的警告，在座的人，无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师椅上的一名候补州县，便欠身说道：“总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属下便赔上性命，也得把漕船开出去。漕粮关乎国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浅，纵然耽迟，还有可说，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错了。”“耽迟不耽错”这一说，凡是坐在大师椅上的，无不齐声附和。这些候补州县，没有一个不闹穷，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几年，始终没有补上一个缺，穷得只剩下一叠当票，好不容易才派上这一个押运的差使，指望着漕船一动，便好先支一笔公费安家。至于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通州，他们不必担心，迟延的处分，落不到他们头上。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他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作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作主！”“如果我说不走呢？”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作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好，好，你们商量。”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加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谈来谈会，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云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间。”“船上的漕粮有多少？”“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溯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因为是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夏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惟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有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的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台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别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惟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见抚台黄宗汉。听完报告，黄宗汉还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心办事。还告诉他一些京里来的消息，说朝廷已有旨意，严饬直隶总督和驻北通州的仓场侍郎，自天津杨村地方，调派一千五百艘驳船到山东临清，准备驳运漕粮。不过直隶总督已经复奏，怕杨村的驳船，到达临清，河水已经结冰，所以这样请求：江浙的漕粮在临清、德州一带卸下来，暂时存贮，到明年开春解冻，再转漕北上，这个请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椿寿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他原有顾虑，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后，河里结冰，漕船依旧受阻。现在既有直隶总督据实奏陈，等于为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格于事实，朝廷不能不准，这样就只要到了临清，便算达成任务。倘说迟延，则各地情形相同，处分的案子混在一起，变成“通案”就不要紧了。椿寿吃了这颗定心丸，对于疏浚河道的工程，进度不甚理想，就不太着急。他最关心的是直隶总督那个复奏的下文，等漕船开出，才看到明发上谕：“浙江嘉杭等帮米石，如能拨船赶运，当仍遵前旨，酌拨杨村船只，趁此天气晴和，迅往拨运。设或沿途必须截卸，临情、德州等仓，是否足资容纳？着仓场侍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各将现在应办急务，迅速妥为办理，毋得听任属员推诿恶习，各分畛域，再赴贻误。懔之！”“亏得赶运出去。”椿寿心里在想，“照上谕来看，在临清、德州截卸，暂时存贮，已经准了。不过粮仓恐怕不够，湖帮的漕米到了那里，倘或无仓可储，倒是棘手之事。”于是，他“上院”去见抚台。黄宗汉一见他就说：“啊，来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请你，有件要紧事商量。”“请大人吩咐。”“不，不！你有事你先说。”椿寿便说明来意，意思是想请抚台出奏，浙江湖属八帮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临清，无法驳运，需要截卸时，请饬下漕运总督及山东巡抚，预留空仓。他是怕湖属八帮的漕船最后到达，仓位为他帮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黄宗汉一面听，一面不断摇头，等他说完，俯身向前问道：“漕运一事，贵司内行，而且今年由贵司一手料理，我要请问，可曾计算过‘回空’的日子？”原来是这一层顾虑，椿寿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话，”他说，“回空自然要衍期??”“衍期多少时候？”黄宗汉不待辞毕，枪着问道，“请贵司算与我听一听。”“这要看临清的情形。如果在那里截卸，等明年开冻驳运，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则慢，少则快。“最快什么时候？”“总要到明年四月。”“回空呢？”“也要两个月。”“这就是说，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还要经过一番修补，又得费个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县受兑漕米。请问贵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样，迟到八九月才能启运吗？”“是！”椿寿答道，“不过明年改用海运，亦无关系。”“什么叫没有关系？”黄宗汉勃然变色，“你说得好轻巧。年年把漕期延后，何时始得恢复正常？须知今年是贵司责无旁贷，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责任。贵司这样子做法，简直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呀！”椿寿一看抚台变脸，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儿出身，一个忍不住，当即顶撞了过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责无旁贷，该杀该剐，自然由我负责，大人何必如此气急败坏？”“好，好！”黄宗汉一半真的生气，一半有意做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说：“你负责，你负责！请教，这责任如何负法？”“本年漕运虽由我主管，但自从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禀命而行。今年江苏试办海运，成效甚佳，请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苏成例，不就行了吗？”“哼，哼！”黄宗汉不断冷笑，“看贵司的话，好象军机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请教，如果上头不准呢？”“没有不准之理。”“又是这样的口吻！”黄宗汉一拍炕几，大声呵斥，“你到底是来议事，还是来抬杠？”椿寿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从未见过这样的上司，心里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杂爬上来的，受惯了气的，论宦途经历，我放浙江藩司，你还不过是浙江臬司，只不过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转念到此，椿寿打了个寒噤，暗叫一声：大事不好！黄宗汉的同年，已有当了军机大臣的，那是苏州的彭蕴章。还有户部两侍郎，一个是福建的王庆云，最爱照应同乡，另一个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伺桂清。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黄宗汉敢于如此目中无人，无非仗着内有奥援，而且听说他今年进京，皇上召见六次之多，圣眷正隆，自己无论如何碰不过他。这些念头雷轰电掣般闪过心头，顿感气馁，只得忍气吞声地陪个罪。“大人息怒。我岂敢跟大人抬杠？一切还求大人维持。”这一说，黄宗汉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既为同僚，能维持总要维持。不过，”他使劲摇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难，难！”椿寿的心越发往下沉，强自镇静着问道：“大人有何高见？要请教诲。”“岂敢，岂敢。等我想一想再说吧！”说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开嗓子：“送客！”这送客等于逐客。椿寿出了抚台衙门，坐在轿子里，只催轿扶加快，急急赶回本衙门，让听差把文案请到“签押房”，关上房门，细说了上院的经过，惊疑不定地问道：“各位看看，黄抚台这是什么意思？”“黄抚台外号‘黄阎罗’，翻脸不认人是出名的，这件事要好好铺排一下。”“唉！”椿寿摇摇头，欲言又止，失悔在黄抚台刚到任，不理他索贿的暗示。“‘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个文案说很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气看，院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于是连夜走路子去打听，总算有了确实的消息，据说黄宗汉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兑装载，照限期抵达通州，决定上奏，把湖属八帮的瘤船追了回来，漕米卸岸入仓，连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装运。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惟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问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定，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决无此可能的。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夫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惟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棒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门上一看，这不象话，赶紧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了，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侯半天了。”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官厅。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贝，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支，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贤，到京师活动。当然，象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分，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定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分，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比较轻，仪表清俊，吐嘱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殷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内，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问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位定心丸。第一部 平步青云 第二章二就在同一天，王有龄到了北通州。他从杭州动身，坐乌篷船到苏州，然后换搭漕船北上，偏偏又逢丰北决口，舍舟换车，却又舍不得多花盘缠，一路托客店代找便车、便船，花费固然省得多，时间却虚掷了，以至于走了几乎半年，才到北通州。这里是个水陆大码头，仓场侍郎驻扎在此，当地靠漕船、廒仓为生的，不知其数。这时正是南漕云集、漕米入仓的旺季。漕帮与“花户”，有各种公务私事接头，漕丁所带的私货，也要运上岸来销售，因此茶坊酒肆、客店浴池，到处都是客满。王有龄雇了个脚伕，挑着一担行李，运投数处客店，找不到下榻之处。最后到了西关一家“兴发店”，看门口的闲人车马还不多，王有龄心想：这一处差不多了。几次碰壁的经验，让他学了个乖，跟柜上好言商量，反而易于见拒。不如拿出官派来，反倒可以把买卖人唬倒。于是，他把身上那件马褂扯一扯平，从怀中取出来一副茶晶大墨镜戴上，昂然直入，伙计赶紧迎出来，他不等他开口，先就大模大样地吩咐：“给找一间清静的屋子。”伙计陪着笑先请教：“你老贵姓？”“王。”“喔，想是从南边来？”“嗯。”王有龄答道：“我上京到吏部公干。”那伙计对这些候补官儿见得多了，一望便知，现在由他自己口中证实，便改了称呼：“王老爷！”然后踌躇着说：“屋子倒是还有两间，不敢让王老爷住！”“为什么？”“知州衙门派人来定下了。有位钦差大人一半天就到，带的人很多，西关这几家客店的空房，全给包了。实在对不起，王老爷再找一家看看。”说着又请了个安，连声：“王老爷包涵。”看他这副神情，王有龄不便再说不讲理的话，依然只好软商量：“我已经走了好几家，务必托你想办法，给腾一间屋子。我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只住一宿，便好说话，伙计答应跟柜上去商量。柜上最头痛的客人，是漕船上的武官，官儿不大，官架子大，动辄“混帐王八蛋”地骂，伙计回句嘴就得挨打，伺侯得稍欠周到便要闹事。他们以“千总”、“把总”的职称，给总督、巡抚当“戈什哈”还不够格的官儿，敢于如此蛮横无理，就因为有他们的“帮”在撑腰。漕帮暗中还有组织，异常隐秘，局外的“空子”无从窥其堂奥，所知道的就是极其团结，一声喊“打”，个个伸拳，先砸烂客店再说。至于闹出事来，打官司就打官司，要人要钱，呼叱立办，客店里是无论如何斗不过他们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干脆往官府一推，倒省了多少麻烦。但王有龄不同，虽然也有些官架子，文质彬彬，不象个不讲理的人，再说，看他也不象习干行旅，相当难缠的“老油子”，因而答应容留，但有一句话要声明在先。“王老爷！”那伙计说：“有句话说在头里，听说钦差已经出京了，是今天晚上到，还是明天早晨列，可保不定，倘或今天晚上到呢，那就只好委屈您老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让您老没有有地方住，不过嘿、嘿，那时候，只好跟我们一起在大炕上挤一挤了。”“行，行！”疲累不堪的王有龄，心满意足，满口应承：“只需有地方睡就行了。”于是伙计在西跨院给他找了个单间。开发了脚夫，把行李拿到屋内。那伙计叫刘四，伺候了茶水，一面替他解铺盖，一面就跟他搭话，问问来踪去迹。等他洗完脸喝茶休息的时候，拿来一盏油灯，顺便问他晚饭怎么吃？到了通州就等于到了京城了，王有龄心情颇为悠闲，要了两个碟子，一壶白干，慢慢喝着。正醺醺然在回忆与胡雪岩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只见门帘一掀，随即有人问道：“老爷！听个曲儿吧？”说话的声音倒还脆，王有龄抬眼一看，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擦了一脸的粉，梳得高高的一个“喜鹊尾巴”，叮铃当啷插着些银钗小金铃的。绿袄黑裤，下面穿一双粽子大的绣花红鞋。重新再看到她脸上，皮肤黑一些，那眼睛却顾盼之间，娇韵欲流。王有龄有了五分酒意，醉眼又是灯下，看过去便是十足的美人了。这北道上的勾当他也领教过几次，便招一招手说：“过来！”那妇人嫣然一笑，向她身后的老妇摆一摆手，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请个安问道：“老爷贵姓啊？”“我姓王。”王有龄问她：“你呢？”“小名儿叫金翠。”“金翠！嗯，嗯！”他把她从头到脚，又细细端详了一番，点点头表示满意。“王老爷，就是一个人？”“对了，一个人。”王有龄又说，“你先出去，回头我找刘四来招呼你。”于是金翠又飞了个媚眼，用她那有些发腻的声音说道：“多谢王老爷，您老可别忘了，千万叫刘四招呼我啊！”“不会，不会！”金翠掀着帘子走了。王有龄依然喝他的酒，于是浅斟低酌，越发慢了。就这样一面喝，一面等，刘四却老是不露面。反倒又来了些游娼兜搭。因为心有所属，他对那些野草闲花，懒得一顾，且有厌烦之感，便亲自走出屋去，大声喊道：“刘四，刘四！”刘四还在前院，听得呼唤，赶紧奔了来伺候，他只当王有龄催促饭食，所以一进来先道歉，说今天旅客特别多，厨下忙不过来，建议王有龄再来四两白干：“您老慢慢喝着。”他诡秘地笑道，“回头我替您老找个乐子。”“什么乐子？”王有龄明知故问地。“这会儿还早，您老别忙。等二更过后，没有人来，这间屋就归您老住了。我找个人来，包管您老称心如意。”刘四又说：“我找的这个人，是她们这一行的顶儿、尖儿，名叫金翠。”王有龄笑了，“再拿酒来！”他大声吩咐。喝酒喝到二更天，吃了两张饼，刘四收拾残肴，又沏上一壶茶来，接着便听见帘钩一响，金翠不速而至了。“好好伺候！”刘四向她叮嘱了这一句，退身出去，顺手把房门带上。金翠便斟了一碗茶，还解下衣襟上的一块粉红手绢，擦一擦碗口的茶渍，才双手捧到王有龄面前。虽是北地胭脂，举止倒还温柔文静，王有龄越有好感，拉着她的手问道：“你今年多大？”“金翠略有些忸怩地笑着：“问这个干吗？”“怎么有忌讳？”“倒不是有忌讳。”金翠答道：“说了实话，怕您老嫌我，不说实话，我又不肯骗你。”“我嫌你什么？”王有龄很认真地说：“我不嫌！”金翠那双灵活的眼珠，在他脸上绕了一下，低下头去，把眼帘垂了下来，只见长长的睫毛不住跳运。这未免有情的神态，足慰一路星霜，王有龄决定明天再在这里住一天。一夜缱绻，加以旅途辛劳，他第二天睡得十分酣适，中间醒了一次，从枕头下掏出一个银壳表来看了看，将近午时，虽已不早，但有心与金翠再续前缘，便无须亟亟，翻个身依旧蒙头大睡。这一睡睡不多时，为窗外的争吵声所谅醒，听出一个是刘四，正低声下声地在赔罪，说原知屋子早已定下，不能更赁与别的旅客，“不过，这位王老爷连找了几家鄙不行，看样子还带青病，出门哪里不行方便？总爷，你别生气，清稍坐一坐，喝碗茶，我马上给你腾。”王有龄一听，原来是为了自己占了别人的屋子，这不好让刘四为难，急忙一翻身坐了起来，披衣下床。他一面拔闩开门，一面向外大声招呼：“刘四，你不必跟客人争执，我让就是了。”等开出门来，只见院子里与刘四站在一起的那个人，约有五十上下年纪，穿着簇新灰布面的老羊皮的袍子，头上戴着小帽，脚下却穿一双“抓地虎”的快靴，一下子倒认不准他的身分。“王老爷，对不起，对不起！”刘四指着那人说：“这位是钦差大人身边的杨二爷。您老这间屋子，就分派给杨二爷住。我另外想办法替您找，您老委屈，请收拾行李吧！”“喔！”王有龄向那姓杨的点点头，作为招呼。又说：“你是正主儿，请进来坐吧！”“不要紧，不要紧。”姓杨的也很客气了，“王老爷你慢慢儿来！”开出口来是云南乡音。喉音特重的云南话，本就能予人以纯挚的感觉，王有龄又从小在云南住过，所以入耳更觉亲切，随即含笑问道：“你家哪里，昆明？”他这一句也是云南话，字虽咬得不太准，韵味却足。姓杨的顿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王老爷，你家也是云南人？”“我生在云南。也攀得上是乡亲。”“那好得很。”姓杨的大声说道：“王老爷，你老不要麻烦了。你还住在这里好了。”“这怎么好意思。来，来，请进来坐。”“是！”姓杨的很诚退恳答道：“自己人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事要去办，顺便再找间屋子住。事情办完了我再来，叙叙乡情。很快，要不了一个时辰。”“好，好！我等你。”两人连连拱手，互道“回见”。王有龄回到屋里坐下来，定定神回想，觉得这番遭遇，十分可喜，除了客中的人情温暖以外，他另有一番打算，钦差的跟班，京里情形自然很熟，此番到吏部打点，正愁着两眼漆黑，不知门径，现在找到个人可以指点，岂不甚妙？一想到此，精神抖擞，刚站起身要喊人，只见刘四领着小伙计，把脸水热茶都已捧了来了，他笑嘻嘻地说：“王老爷，您老的运气真不坏，这一趟上京，一定万事如意。”“好说，好说！”王有龄十分高兴，“刘四，回头杨二爷要看看我，我想留他便饭，你给提调一下子，不必太讲究，可也别太寒酸！”“我知道！您老放心。全文给我了，包管您又便宜，又中吃。”过不到一个时辰，姓杨的果然应约而至，手里拎着一包东西。王有龄从窗户里远远望见，顿被提醒，赶紧开箱子随便抓了些土产，放在桌上。然后掀帘子出去。“公干完了？”他问。“嗳！”姓杨的答道：“交给他们办去了。”进屋坐定，彼此重新请教姓名，姓杨的叫杨承福。王有龄管他叫“杨二哥”，他十分高兴，接着便把带来的一个包裹解开。王有龄机警，抢先把自己预备下的礼物取了来，是一盒两把水磨竹骨的折扇，杭州城内名闻遐迩的“舒莲记”所制，一大包“宓大昌”的皮丝烟，这个字号，也是北方官宦人家连深闺内部知道的。“杨二哥，不腆之仪，也算是个见面礼儿！”王有龄笑道：“不过，冬天送扇子，好象不大合时宜。”“老弟台！”杨承福一把接着他的手，不让他把东西放下来，“你听我说一句，是一句自己弟兄的老实话，你可不能生我的气。”“那叫什么话？杨二哥你尽管说。”“你这些土仪，我也知道，名为‘四杭’，不过，你送给我是糟蹋了！水烟，我装给我们大人吃，自己吃旱烟，扇子，你哪里看见过象我这种人，弄把折扇在手里摇啊摇的，冒充大人先生？你留着，到京里送别人，也是一份人情。再说一句你听，”杨承福似乎有些碍口，但停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我跟我们大人到了南边，这些东西有的是。老弟台，凡事总要有个打算，你到北方来，没有南边的东西送人，我往南边走，你又拿那里的东西送我，你想，这是什么算盘？”话中带些做兄长开导的意味，王有龄再要客气，便似见外。“这一说，变成我假客气了！”他说。“本来不用客气。”杨承福一面说，一面已把他的包裹解了开来。他不收王有龄的礼，自己有所馈赠却有一番说词，他送的是家备的良药，紫金锭、诸葛行军散，还有种金色而形状象耗子矢似的东西，即名为“老鼠矢”，这些药与众不同，出自大内“御药房”待制，选料名贵，为市面上所买不到，而他家“大人”因为太监来打秋风，送得很多，特意包了些来相送，惠而不费，备而不用，王有龄将来回南，拿这送人，最妙不过。这是体贴诚恳的老实话，王有龄相当感动。等刘四送来四个凉碟，一个火锅，杨承福便老实叨扰了他的，新知把酒，互道行踪。做主人的觉得初次见面，虽有一见如故之感，但请托帮忙的说，在此时来说，还是交浅言深，所以除了直陈此次北上，想加捐个“州县班子”以外，对于家世不肯多谈。那杨承福听说他是个捐班的盐大使，大小是个官儿，自己的身分，便觉不配，略有些忸怩地说：“这一说，我太放肆了！”“怎样？”“实不相瞒，我不过是个‘底下人’，哪里能跟你兄弟相称！”“笑话！”王有龄说，“我没有这些世俗之见。”杨承福把杯沉吟，似乎有些不知何以自处，也象是别有心事在盘算，过了好半响，突然放下杯子说：“这样，我替你出个主意。我先问你，你这趟带着多少钱？”这话问得突兀，王有龄记起“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行旅格言，有些踌躇，既而自责，别人如此诚恳，自己怎么反倒起了小人之心？所以老实答道：“不到五百两银子。”杨承福点点头：“加捐个‘州县班子’，勉强也够了。不过要想缺分好，还得另想办法。”“原要求杨二哥照应。”“不敢当，不敢当。”杨承福接谈正文，“捐班的名堂极多，不是内行哪里弄得清楚？吏部‘文选司’的那些书办，吃人不吐骨头，你可曾先打算过？”“上京之前，在杭州也请教过内行，我想另外捐个‘本班尽先，的‘花样’，得缺可以快些。”“这个‘花样’的价钱不轻。”当然，多少候补州县，“辕门听鼓”，吃尽当光，等到须眉皆白还未署过一任买缺的也多得是，王有龄以正八品的盐大使，加捐为正七品的知县，一到省遇有县缺，尽完补用，这佯如意的算盘，代价自然不会低。杨承福便替他打算，“不必这么办。你要晓得，做官总以寻靠山最要紧，哪怕你在吏部花足了钱，是‘本班尽先’的花样，一到省里，如果没有人替你讲话，有缺出来，照洋轮不到你。”“咦！”王有龄倒奇怪了，“难道藩台可以不顾部定的章程？”“章程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一回事，藩台可以寻个说怯，把你刷掉，譬如说，有个县的县官出缺了，他可以说，该县文风素盛，不是学问优长的科甲出身，不能胜任，这样就把捐班打下来了。倒过来也是一样，说该县地要事繁，非谙于吏沽的干才不可，这意思就是说，科甲出身的，总不免书呆子的味道。你想想看，是这话不是？”王有龄把他的话细细体味了一遍，恍然有悟，欣然敬一杯酒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以我劝你不必加捐‘本班尽先’，一样也可以得好缺。”世上有这样的妙事！王有龄离座而起，一揖到地：“杨二哥，小弟的前程，都在你身上了。若有寸进，不敢相忘。”“好说，好说！”杨承福急忙跳起身来，拉住了他的手，“你请坐。听我告诉你。”杨承福为王有龄谋，与其花大价钱捐“本班尽先”，不如省些捐个“指省分发”，州县分发省份，抽签决定，各凭运气，“指省分发，便可有所趋避，杨承福要他报捐时指明分发江苏。“我们大人是江苏学政，身分与江苏巡抚、江宁将军并行，连两江总督也要买帐。你分发到了江苏，我替你跟我们大人说一说，巡抚或者藩台那里关照一声，不出三个月，包你‘挂牌’署缺，缺分好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运气了。”这真是天外飞来奇遇！王有龄笑得合不优口，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在想，他家“大人”不知叫什么名字？想问出口来，又觉不妥，说了半天，连江苏学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岂非笑话。杨承福还怕他不相信，特别又加了一句：“我们大人最肯照应同乡，你算半个云南人，再有我从中说话，事情一定成功。”酒到微醺，谈兴愈豪，杨承福虽的“底下人”的身分，却不是那干粗活的杂役，一样知书识字，能替主人招待宾客，接头公事，所以对京里官场的动态，十分熟悉。但是他的朋友，都是此粗人，不是他谈论的对手，此刻遇见王有龄，谈科甲、谈功名、谈那些大官的出身交游，他不但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得杨承福非常痛快，越觉得酒逢知己，人生难得。“我们大人的人缘最好。在同年当中，年纪轻，有才气，人又漂亮，所以同年都肯照应他。‘散馆’以后，不过十年的功夫，就当到侍郎。如果不是四年前老太爷故世，丁忧闲了两年多，现在一定升尚书了。”听到“散馆”两个字，便知是个翰林，王有龄问道：“你家大人是哪一科？”“道光十五年乙未。这一榜是‘龙虎榜’，现在顶顶红了。”杨承福兴高采烈地说：“我家大人是二甲四十九名，点了翰林。第五十名就是大军机彭大人，他不曾点翰林，不过官运是他顶好，现在红得很，军机处里一把抓。”这话似乎不能相信。王有龄也知道，军机大臣要讲资格，彭蕴章就算飞黄腾达，异乎常人，在军机上也是后进，怎么会“一把抓”呢？“这我倒要请教了，”他说，“大军机不是有好几位吗？”“不错，有好几位。不过前面的几位现在都不管事。资格最老的是赛尚阿赛大人，派到广西打‘长毛’，吃了败仗，革职了。还有位何汝霖何大人，身子不好，告了病假，剩下就是祁隽藻祁大入，那是老资格，精神也不大好，而且郑亲王家的那个老六，御前大臣肃顺，专门与他作对，灰心得很，越发不愿管事。这一来，就轮着彭大人，以下也还有两三位，科名上说是老前辈，不过进军机在后，凡事总要退让一步，听彭大人作主。”“怪不得！有这么硬的靠山。你家大人升尚书，那是看得见的事了。”王有龄又问：“丁忧服满起复，仍旧是兵部侍郎？”“调了。调户部，‘兼管钱法堂’，好差使！不是自己人照应，哪里轮得到。”说来说去，到底叫什么名字呢？王有龄心里痒痒地，但越说越不宜开口动问。等饭罢订了后约，杨承福刚刚告辞，王有龄跟着也上了街。他上街是要去买一部书。这部书在通都大邑都有得卖，京城里琉璃厂荣主斋刻印的《爵秩全览》，王有龄买了两本，一本是今年，咸丰壬子年夏季的，一本是秋季的，翻到户部这一栏一看，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汉缺的户部尚书和侍郎是孙瑞珍、王庆云、何桂清。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奇怪啊？是这个何桂清吗？”王有龄喃喃自问，“他本籍不是云南，也没有听说过有‘根云’这个别号。到底是不是他呢？”王有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但也乱得厉害。他急需找个清静地方去好好想一想。回到客店，王有龄关门躺在炕上，细恩往事。有了几分酒意，兼以骤遇意想不到的情形，脑中乱得厉害，好外，才从一团乱丝中抽出一个头绪。这个头绪从他随父初到云南时开始。王有龄的父亲单名燮，字梅林，家贫力学，很受人尊敬，嘉庆二十三年中了福建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悉索敝赋凑了一笔盘缠，到北京去会试，房官已经荐了他的卷子，主司不取。贫土落第，境况凄凉，幸好原任福建巡抚颜检已调升直隶总督，他本来就看重王燮，便把他招入幕府，这原是极好的一个机会，一面有束修收入可以养家，一面就近再等下一科的会试，免了一番长途跨涉，不必再为筹措旅费，仰屋兴嗟。下想到了道光三年，王燮的曾祖母故世，奔丧回籍。会试三年一科，连番耽误，已人中年，就算中了进士，榜下即用，也不过当六部的司官或者州县，那问不就了“大挑”一途？“大挑”是专为年长家贫，而阅历已深的举人所想出来的一条路子。钦命工公大臣挑选，第一要仪表出众，第二要言语便给。王燮这两项都够条件，加以笔下来得，而且当过督署的幕府，公事熟悉，更不待言，因此而中“一等”，分发云南。王燮携眷到了云南，随即奉委署理曲靖府同知，迁转各县，最后调署首县昆明。有一天从外面回衙，轿子抬人大门，听见门房里有人在读书，声音极其清朗，念得抑扬顿挫，把文章中的精义都念了出来，不由得大为欣赏。回到上房，他便问听差，“门房里在念书的少年是谁啊？”“是‘门稿’老何的儿子。”“噢，念得好啊！找来我看看。”于是把老何的儿子去找了来，王燮看他才十四五岁，生得眉清目秀，气度安详，竟是累世清贵的书香子弟，再细看一看，骨骼清奇，是一副早达的贵相，越发惊奇。“你叫什么名字？”“回老爷的话，叫何桂清。丹桂的桂，清秘的清。”这一开口竟似点翰林入“清秘堂”的征兆，王燮便问：“开笔做文章了没有？”何桂清略有些忸怩了，“没有人指点。”他说，“还摸不着门径。”“拿你的窗课来我看。”何桂清已把窗课带了来，薄薄竹纸订的两个本子，双手捧了上去。王燮打开一看，不但已经开笔做文章，而且除了八股文以外，还有诗词，肚子里颇有些货色，一笔字也写得不坏。王燮是苦学出身，深知贫土的辛酸，一看何桂清的情形，顿起怜才之念，于是吩咐：“这样吧，从明天起，你跟大少爷一起念书好了。”大少爷就是王有龄。何桂清从此便成了他的书僮兼同窗。这个何桂清可就是杨承福的主人？王有龄要解答的，就是这个疑问。他懊悔没有问清杨承福的住处，此刻无从访晤。转念一想，就是知道他的住处，也不能贸贸然跑了去，率直动间。如果是那个何桂清，可能他的家世是瞒着人的，一下揭了人家的痛疮疤，旧雨变作新仇，何苦？倘或不是，杨承福一定以为自己有痰疾，神智不清，怎还肯在他主人面前竭力保荐援引？这样一想，便仍旧只有从回忆中去研究了。他记得何桂情是个很自负的人，也很重感情，在一起念书时，常常暗中帮自己做功课。他喜欢发议论，看法与常人不同，有时很高超，有时也很荒谬，但不论如问，夜雨联床听他上下古今闲聊，是件很有趣味的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太久，王有龄的母亲在昆明病殁。他万里迢迢，扶柩归乡，从此再没万跟何桂清见过。而且也下曾听他父亲谈过，事实上他门父子从云南分手以手，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王有龄记得何桂清比自己只大一两岁，如何能在十几年前就点了翰林？而且他也不尾云南人，不可能在云南应乡试。看起来，这位户部侍郎放江苏学政的何桂清与自己的同窗旧交何桂清，不过姓名巧合而已。可是，为何又都在云南？一巧不能再巧！听杨承福悦他上人，少年早发，“有才气，人又漂亮”，这些又都象是自己所以的何桂情。疑云越来越深，渴求澄清的心情也越来越重，好不容易盼到天黑，杨承福应约而至，依然是四碟一火锅，对坐小的。“下午总算办了一件大事。”杨承福说，“把船都雇好了。”“喔！”王有龄问到何桂清，这次不再用“你家大人”的笼统称呼了，“何大人什么时候到？”“总在明天午间。”“一到就下船吗？”“哪里？起码有三四天耽搁。你想，通州有多少官儿要巴结我家大人？别的不说，通永道、仓场侍郎的两顿饯行酒，是不能不吃的，这就是两天去掉了。”“那么”王有龄很谨慎地问，“我能不能见一见何大人？”杨承福想了想说：“索性这样，明天上午你早些到行辕来，等我家大人一到，你在门口‘站’个‘班’，我随即把你的‘手本’递了上去。看他怎么吩咐？”“好极了。我遵办。”“还有句话，我家大人自己年纪轻，人漂亮，所以看人也讲究仪表，他的袍褂带来了没有？”这倒提醒了王有龄，他是五月里动身的，临进赶做了一套夏天的袍褂，冬天却还没有。听他老实相告，杨承福便说：“亏得问一声。现做是来不及了，买现成的也未见得有。好在你身材中等，我替你借一套来。”杨承福非常热心，亲自去替他借了一件簇新的蓝纳棉袍，一件狐皮出锋，玄色贡缎的褂子，一顶暖帽。王有龄开箱子把八品顶戴的金顶子，以及绣着一只小小的鹌鹑的“补子”都拿了出来，配置停当。看看脚下那双靴子，已经破了两个洞，便又叫刘四去买了双新靴子，一面在客店门口的“剃头挑子”上剃了头、刮了脸。回到屋里，了急急地又剔亮汕灯写手本，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特别用小字注明：字雪轩，一字英九”。这样，如果杨承福的主人，真的是当年同窗兼书僮的何桂清，便决不会想不起他这个“王有龄”是何许人。第二天一早，收拾整齐，揽镜自照，果然“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穿上这身借来的新袍褂，自觉气宇轩昂，派头十足，心里一高兴，精神越觉爽健，叫刘四雇了乘车，一直来到杨承福所说的“行辕”：西门一座道观的精舍。“你来得早！”杨承福说：“总要午间才能到。且坐了吃茶。”这时王有龄想起一件事，回头把手本递了上去，说不定就有石破天惊的奇遇出现，到那时杨承福不知自己的苦心，一定会在心里骂：“这小子真会装蒜，枉为待他那么好，居然事先一点口风都不露，太不懂交情了！”但是，要实说固然不可，就露一点根由，也是不妥，恩来想去，只有含含糊糊先安一个伏笔，等事后再作解释。于是他把杨承福拉到一边，悄悄说道：“杨二哥，等下如果何大小接见，说不定有些花样，让你意想不到。”“什么花样？”杨承福有些紧张。“你不是要上什么‘条陈’吧？”“不是，不是！”他供拱手答道：“你请放心，倘有花样，决不是闯什么祸。”“那好，我想你也不会害我。”“哪里的话？”王有龄异常不安，“杨二哥待我的这番盛情，报答下尽，我怎能替你找麻烦惹祸？”杨承福点点头，还想问下去，只见一名差官装束的汉子，一骑快马，飞奔到门，看样子是何大人的前站，杨承福便慌忙迎了出去。不错！消息来了，何桂清已经到了通州，正在“接宫厅”与迎候的官员应酬，马上就要到“行辕”了。土有龄心里有些发慌，果真是当年的何桂清，相见之下，身分如云泥之判，见了面该怎么称呼，说些什么才得体？竟茫然不知所措。那乱糟糟夹杂着畏惧与兴奋的心情，他记得只有在做新郎官的那一刻有过。幸好，鸣锣喝道的八抬大轿，一直抬进“行辕”大门。王有龄只“站班”，不报名，轿帘不曾打开，轿中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候补盐大使在“伺候”，在别人是劳而无功，在他却是如释重负，舒口气依旧到门房里去坐着。凳子都没坐热，忽听得里面递相传呼：“请王老爷！”“请王老爷！”王有龄一听，心又跳了，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候，杨承福比什么人都跑得快，到了王有龄面前，把他一拉拉到僻处，不断眨着眼，显得惊异莫名地问道：“王老爷，你与我家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杨二哥”“王老爷！”杨承福大声打断，跟着请了个安，站起身来说，“你老千万不能如此称呼！让我家大人知道了，一定生气，非把我打发回云南不可。”“那么叫你什么呢？老杨？”“是。王老爷如果不肯叫我名字，就叫老杨也可以。”“老杨，我先问你，你家大人看了我的手本怎么说？”“他很高兴，说：‘此是故人。快请！快请！’”这一下，王有龄也很高兴了。“不错。”他顺口答道：“我们是世交。多年不见，只怕名同人不同，所以一时不敢跟你说破。”“怪不得！”杨承福的疑团算是打破了，“快请进去吧！”说着，哈一哈腰，伸手肃客，然后在前引路，把王有龄带到一个小院子里。这个小院子原是这里的老道习静之所，花木掩映中，一排三间平房，正中门媚上悬着块小小的匾，上快“鹤轩”二字。未进鹤轩，先有听差高唱通报：“王老爷到！”接着棉门帘一掀，踏出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面白如玉，戴一顶珊瑚结子的黑缎小帽，穿一件半旧的青灰缎面的薄棉袍，极挺括的扎脚裤，白布袜，黑缎鞋，丰神潇洒，从头到脚都是家世清华的贵公子派头，怎么样也看不出是现任的二品大员。骤看之下，王有龄倒有些不敢相认，反是何桂清先开口：“雪轩，一别二十年，想不到在这里重逢！”声音是再熟悉不过的，所不同的是，当初叫“少爷”，现在叫“雪轩”。这提醒了王有龄，身分真个判如云泥了！他不能再叫他“小清”，甚至也不能叫他“根云”，他还是从《爵秩全览》中发见他有了一个别号。“做此官行此礼”，少不得要叫他一声“何大人”！“何大人！”王有龄一面叫，一面请了个安。这时何桂清才有些局促，“不敢当，不敢当！”他亲手来扶“故人”，同时回头问杨承福：“王老爷可曾带跟班？”问跟班实在是问衣包，如果带了跟班，那么一定知道主人必会请客人便衣相见，预先带着衣包好更换，杨承福懂得他的意思、很快地答道：“王老爷在客边，不曾带人来。”“那快伺候王老爷换衣服！”河桂清说：“看我那件新做的皮袍子，合不合身？”“是。”杨承福转脸向王有龄说，“王老爷请随我来。”他把他引入东面一问客室，放下帘子走了出去。王有龄打量了一下，只见四壁字画都落着“根云”的款，虽是过境稍作勾留，依然有过一番布置。何桂清的派头还真不小！二十年的工夫，真正是脱胎换骨了。正在感慨万端时，杨承福已取了他主人的一件新皮袍，一件八成新的“卧龙袋”，来伺候王有龄更换。不过一天的工夫，由初交而成好友，由好友又变为身分绝不相类，相当于“老爷与听差”的关系，仅是这一番小小的人事沧桑，己令人感到世事万端，奇妙莫恻，足够寻味了。“王老爷！”杨承福说，“这一身衣服很合适，回头你老就穿了回去。这套袍褂，我正好送去还人家，也省了一番手脚。”“真正承情之至！”王有龄握着他的手，心头所感到的温暖，比那件号称为“萝卜丝”的新羊裘为他身上所带来的温暖更多，“老杨，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感激你？”“言重，言重！人生都是一个‘缘’。”杨承福取过一面镜子来，“王老爷你照照看。昨日今朝大不同了。”王有龄从镜子里发现自己，比穿着官服，又换了副样子，春风满面，喜气洋洋，如果留上两撇八字胡子，就是面团团富家翁的福相了。照了一会镜子，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开心，却笑得无端，杨承福不免诧异。“老杨！你说人生是个‘缘’字，我说人生如戏。你看，”他指指身上，又指指刚折叠好的那套官服：“这些不都是‘行头’吗？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因为有‘缘’才生出许多‘戏’来。人生偶合，各凭机缘，其中没有道理好说。”“王老爷的话不错，请吧！我们大人在等，你老好好把这出‘戏’唱下来！”“说得是。”王有龄深深点头。心中存着个“唱戏”的念头，便没有什么忸怩和为难的感觉了。踱着方步，由杨承福领到西面何桂清的屋子里，进门一揖，从容说道：“多谢何大人厚赐。真是‘解衣衣我’，感何可何桂清没有想到他是如此老练深沉，相当惊异，同时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一直在担心，怕王有龄在底下人面前泄了他的底细，照现在这样子看，看决不会有的事。“嗳，你太客气了！你我何分彼此？”何桂清也很厚道，一上来就表明了不忘旧情的本心，“请炕上来坐，比较舒服些。”炕几上已摆了八个高脚盆子，装着茶点水果，炕前一个雪白铜的火盆，发出哗哗剥剥煤炭的轻响。王有龄觉得这样的气氛，正宜于细谈叙旧，便欣然在下首落座。何桂清还要让他上坐，他一定不肯，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