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以前一样，昂首阔步地奔走在夜晚的灯红酒绿当中。 这时候，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把悠悠赶出去后，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区役所大街上，有一家“卡巴库拉”陪酒店是日本人开的。里面的陪酒小姐也全都是日本人。一般情况下，我常带客人去中国人的店，所以，难免很容易和这家日本店有了隔阂。原因是我站在这家店门口把过往的客人拉到中国店里，“抢”了他们的客人。“卡巴库拉”的人当然会生气。 起初是“卡巴库拉”专门雇来拉客的家伙向我表示抗议，我没有理会，最后，店长亲自出来找我的麻烦。如果我还继续不理睬他们，最后他们的“后台”一定会出面的。尽管我与极东会的头目认识，但这一次与以往的情形不同，我的“后台”恐怕也未必会为了我这个外国人而得罪日本人，我也不想让他们夹在我和日本人当中为难。 那么铃木呢？如果找他也许会帮忙，但这家伙非常认钱。如果找他帮忙，除了每个月定期的保护费外，他肯定还会要求附加的报酬，这种事情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到这个店去当客人，去花钱。 “店长，你先别生气。我并没有抢你的客人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去你店里的客人硬拉到别处去。即便是我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啊！我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大，这样吧，今天我就先当一次客人到你的店里去玩玩，咱们好说好商量。” 其实，店长人不错，他尽管有些不高兴，但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当天，我在他们店开了一瓶两万五千日元的威士忌，一杯又一杯、很大方地请店里的小姐们喝饮料，一次就花了五万多日元。 “店长，今天玩得非常愉快，我还会偶尔来玩玩的，请多关照啊！”在店长客气地送我出门的时候，我也很有风度地向他致谢。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摆平了。 不曾想，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偶尔”的问题，从那天以后，我居然迷恋上了这家店，几乎日日光顾。 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我也因自己的工作关系时不时地在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喝酒，有时候是为了不得不和警察或黑社会拉关系。然而，作为客人进入日本人的酒店，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的酒店比中国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服务好多了，他们的服务实在是很地道的。 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我一进店就来陪我喝酒的女孩子。她的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但服务细心周到，非常有眼力，也很善解人意。她留着日本比较流行的那种半披肩发，妆化得浓淡相宜，尽管容貌一般，但是在街上她总会赢得较高的回头率，是那种很有味道的女孩。当时我正好是被悠悠甩掉不久，内心非常寂寞和苦闷，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倾诉。 而霞总是认真地听我说话。 “这种女人是不是太可恶？”我一只手端着杯子喝酒，一只手揽着她的腰说。 “是啊！太不像话了。李哥真可怜！”霞有些鼻子发酸，用略带鼻音的又甜又软的声音附和我、赞同我。只要杯子里的冰一有点融化，杯上的水珠流下或喝酒时水滴到我身上，她就会马上用小毛巾给我擦干。想抽烟时，又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刻将打火机打着伸过来给我点着。我简直就像个黑社会小头目般被伺候得好好的，被当成什么人物看待。我被她的这些周到举动和柔情感动了，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飘飘然的感觉。 还是日本女人温柔可人！我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而且每次都指名要霞陪我。 日本的斯那库小姐，不陪客人去饭店开房，但那只是相对而言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会看到大把的金钱而无动于衷呢。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要想泡日本的小姐，只要连着去她的店里面喝上半个月的酒，天天指她的名，就没有泡不上的。确实，日本小姐基本上不会与第一次来的客人上床，我觉得这倒不是她们不喜欢钱，而更多的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第八章 骗与爱(5) 与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社会的生存压力很重，也就造就了很多的“变态狂”，这些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也许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许是电车司机，甚至也许是著名企业的课长、部长，表面上斯斯文文，一旦跟他去了旅馆开房间，很可能瞬间就变了一个人，轻的捆绑、辱骂，重的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我想，日本小姐也充满了对金钱的想往，否则也不会陷身于这个行业，但是她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行为相对谨慎，对于不了解的人绝不会轻易开房间的。 于是，为了得到霞，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满足我那被女人伤害了的虚荣心，我为霞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我们到中国饭馆吃饭时，专点燕窝、鱼翅一类的高档菜肴。我给她的礼物有路易威登的皮包、夏奈尔的服装、迪法尼的项链……当然还去高档饭店。我还带她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去旅游，我俨然是一个泡沫经济时代的有钱绅士。 说实话，在为霞花钱的过程中，尤其是掏出现金或者刷卡的瞬间，我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这种花钱的快感甚至超出了其他的感受。不，也不完全一样，毕竟，我在初恋般地追求一个陪酒小姐，尤其是对于备感失落的我来说，精神上的快感可能大于肉欲上的亢奋。每当霞在努力讨好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发泄和复仇的感觉，有时候，我想：妈的悠悠，你让日本男人干，我这里也在干日本女人！我没有输给你！可是每次完事后，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我依然很失落。或许，我一时无法从悠悠的阴影里走出，就连这个善解人意的可爱的霞，也不能使我真正快活起来。 我和霞共交往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分手了。 三个月的时间，为她花的钱包括支付“卡巴库拉”店的花费，共用掉了四百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近三十万元。 说实话，霞确实是一个年轻而可爱的女孩，但并不是我爱的女人。说到底，这个日本女人只是我摆脱情感痛苦的替代品，我对她不过是一个能送她礼物、为她花钱的客人而已。而我也不是她真心相爱的男人， 分手也很简单，我只给了她十万日元了事。霞有些恋恋不舍地说：“李哥！谢谢你！以后有时间还请来店里玩。” 可是，还有半年时间，我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我的学生签证也无法再续签了。 人生真像一场戏。我的意志就要完全消沉下去了。 我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情绪急躁，待客的态度也缺乏耐心，结果客人都跑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11月的一天，我上完学校的课回到中野的住处，可能是显得过于憔悴，美容院的久美子看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 “李哥！你怎么了？平时见到你什么时候都是昂首挺胸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好像快活不下去了似的。是不是生病了？” 当久美子那被太阳晒得非常健康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久美子不胖，但身体非常健壮，让我有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你说的没错，我已经快死了。” 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久美子热情地邀请我：“店里现在不忙，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也许我能帮帮你。” 久美子的面庞就像太阳一样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全部告诉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久美子的面前我都感到非常有安全感，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任何事情都不必隐瞒。只有在她面前，我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她的年龄比我还要小三岁，但在她面前却有一种如同孩子在母亲面前的感觉，她总是能包容我、理解和帮助我。我像孩子得到母爱那样得到她的关怀，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恋母情结”？ “原来你遇到了那么多的事。真不容易！不过，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总得往前看。我希望能看到你像往常那样开心，什么时候都充满信心的样子。” “我现在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工作不如意，女朋友跟别人跑了，钱全部给造光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明年签证也要到期了。你说，我还怎么高兴得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李哥！告诉我你的真心话。你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后，是想继续留在日本呢？还是已经厌倦了想回国去？” 说实在的，我当然还留恋着日本。不，准确地说，不仅仅是留恋，而是根本不想、也离不开日本。我太热爱歌舞伎町这条街了，我已经成了它的一分子，离不开这里了。学业虽然结束了，但想在日本的时装设计行业找到称心的工作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尽管我对自己的专业充满自信，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一个来此不到五年的中国人，想就此跻身日本的时装界，能力还差得太多。所以，我还是想继续做自己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了签证，一切就都无从谈起。我说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干任何违法勾当的，当然包括超期滞留这样最常见的违法。第八章 骗与爱(6) “我还想继续留在日本，但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我真想找一个日本女人结婚算了。可是……” “那就结婚吧！”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结婚？谁结婚？你说我？哎！和谁结婚？” 久美子的表情非常认真，她定定地直视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李哥！我一点也没有开玩笑，请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话。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等着久美子后面的话。 “如果李哥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我可以和你结婚。” 她的话让我非常意外，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说的不是假结婚，而是真结婚。我不希望作假，如果你愿意娶我一起生活的话，我们可以结婚。” 说到这，久美子才咧开嘴露出了笑容。 “这样虽然能帮我，不过，久美子，你找一个自己真心爱的人结婚岂不是更好？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怕委屈了你。” “我们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不就行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浪漫吗？它能带给人激情，充满挑战。我不是那种只求安定的女人，我们结婚过着试试看，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的话，再离婚也可以啊？” 这话让我有点着急。 “不行！离婚不行！离了婚，签证就麻烦了。” 没想到久美子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捧腹大笑起来。 真是幸运！这是我来日本后碰到的又一次幸运事件。就如同极度窘迫之时，突然有神人相助那般。 一个月后，我和久美子结婚了。这是我的第三次结婚，我们彼此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我却被久美子的真情和宽容深深地打动。我自信能跟久美子生活得美满。结了婚，签证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我的生活激情重又高涨起来。 幸运一桩接着一桩。这一年年底，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期间创作的服装设计图，获得了《读卖新闻》报评比的设计奖。 经历了种种磨难的我的1992年就这样平安度过了，从不幸到幸运，真应了那句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第九章 往日回首(1) 面临悠悠背叛、面临毕业后的签证等问题之后，我真的没有想到，久美子居然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世，可以说我对回国的念头已经几乎为零，更何况在歌舞伎町的事业经过奋斗和抗争，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它而回国的。 而且，回国后我能做什么呢？在国营体制下做一个小职员？被一群家长里短的大嫂主妇们包围？总之，我一旦回国，肯定难以适应国内的环境，而终将一事无成。 生命之神始终向我显示着奇迹。久美子在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毅然同我结婚，不仅使我保住了合法居留权，而且还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这是我至今，不，是永远要感谢她的。 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我的积蓄几乎为零），我也陪她回老家拜望了一下她的父母，之后，我们在中野的公寓中开始了跨国婚姻的新生活。 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不出去工作了，她们的天职便是相夫教子。但是久美子是个懂事又有主见的女孩，她同我商量：“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我继续工作，我也知道你会认为能够养得起太太才是真男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积蓄，白天我在家里闲着也怪无聊的，这样吧，我还是在美容院打工，只不过每周只去三天，这样，既可以照顾好家务，又可以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更何况那些姐妹也都舍不得我辞掉。”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她怕伤害我的自尊心，完全不提她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这样一个现实。我紧紧地将她揽在怀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比别的日本女孩——哦，不，别的日本主妇更好的生活。 由于毕业后我取得了“日本人配偶”的身份，而我在歌舞伎町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因此白天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多出许多。有时，我中午起来，吃完了久美子上班前做好的日式饭菜，便复习一下服装学院的功课，然后思考如何在歌舞伎町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如果遇到久美子不去上班的日子，我们往往整个白天都赖在床上，体验新婚燕尔的甜蜜。 像久美子这样出生在60年代的日本女孩，对于中国的了解可谓微乎其微。她总是好奇地问我：你的家乡有竹林吗？你妈妈很漂亮吗？留学日本回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吗？不会被怀疑是间谍而被监视吗？ 因此，往往是在我们激情过后，她趴在我身上，一面打开电视机或者音响，一面听我向她讲述我在中国的故事。 说起来，我在日本忙碌了这么久，如果不是久美子刻意地询问，我都忙得记不起来了。湖南的山水，母亲的笑容，还有我们一家坎坷的经历，那一切，就像一阵风一般，因为久美子的好奇，重又吹到了我的面前。 我母亲两岁时外公去世，外婆靠在长沙一个大资本家的家中做女佣维持生计，把我妈妈拉扯大。在当时，女孩子是很少有机会受教育的，但幸运的是，那个资本家出钱，送我妈妈到重庆师范学校念书，所以我妈妈成了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女人。 在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妈妈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个丈夫参加过国民党，他们的婚姻随着他的被镇压而结束，并留下了两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爸爸是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妈的。尽管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了五岁，那时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的知识女性的气质吸引了我爸爸。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串联到北京，当时他是湖南著名的造反派“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政治部主任，时年四十岁。 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爸爸。在我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爸爸年轻时参加过解放军，立过军功。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直到退休。爸爸爱好文学，能讲会写，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六岁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时三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参加造反派，游行、演讲、写横幅、写大字报，很是风光。记得那时爸爸常常是在几千人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腰间别着手枪，手拿话筒在台上演讲，好神气好威风。他是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是“湘江风雷”的“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做演讲。他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所以日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审查中得以过关。 印象中我爸爸是个喜欢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他很喜欢写东西，在部队的时候就写过剧本、迷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还发表过迷歌集。后来还成为湖南省文联的民间文学协会的会员。然而很多年后，我家遭受了一场重大 “变故”，也和他的这些个性和爱好有关。第九章 往日回首(2) 1960年8月27日深夜，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时正是全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之时，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造成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全国有九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农村争相谎报农作物亩产量，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连各地的学校都土法制造炼钢炉，为了虚报产量，连各家用的铁锅、铁壶都被纷纷收集去“炼钢”，极其荒唐可笑。我就出生在这一火热的时代。长大后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连奶都没有吃上几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检讨，“大跃进”运动终于宣告失败结束。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时代。 十年动乱，“造反有理”的口号几乎每日都能听到，当时还刚刚进小学的我并不明白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但外面街上的打斗情形却至今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对披头士、滚石乐队痴迷发狂之时，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在高举毛泽东语录振臂高呼口号。“破四旧”的号令，引领红卫兵小将上街打破所有的传统。大街小巷，每日高音喇叭都在播送“最高指示”，人们的愤怒声、悲哀绝叫声不绝于耳。我从小就胆子小，所以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文革之前两三年，我几乎从未走出过学校大门，因为外面太乱、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五兄弟里排行最小，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我们的家就是小学校的旧教室，当时很多教师都由学校分配这种旧教室为住房。这种房子都是砖瓦盖的平房，每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脚下是土地，公共厕所在校园尽头，厨房就是校园，我们一家七口人就住在这里。由于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冷热分明，夏季酷暑，可以与四大火炉城市相比，我们住的砖瓦房夏天热得像澡堂，而且，各种虫子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冬季寒冷，大地冰冻，睡觉时，身上穿着毛衣，再盖上几床棉被才能抵挡寒冷。然而，我们全家七口只能分开挤在两张床上睡。 我童年时家里粮食一直不够，饭菜都很简单，肉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偶尔有点鸡肉，母亲也总是最先夹到我的碗里。那个时候猪油常常被当肉吃。将猪油蒸熟后，洒上酱油拌在饭上，真是美味极了，剩下的油底则放到第二天，下面条吃，母亲做的猪油拉面是我最喜欢吃的。吃一口拉面，仿佛就可以感觉到母亲那浓浓的爱意，那么温暖，那么享受。 公共厕所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又远，夜里又没有电灯，所以各家都准备了痰盂在家里用。那时的厕所真是不堪回忆。文革期间，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都处于停滞阶段，通常一个星期才来一辆车淘一次粪，几个星期才来一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夏天，厕所周围一片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上一次厕所就像上一次战场，跨在细长的粪坑上，下面的污物堆得高高的，稍不注意，就会将别人的排泄物弄到自己身上。我经常犯这种错误，因而也就总是被母亲浇水惩罚。而且，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常常要早早起床将盛满排泄物的痰盂端到厕所去倒掉，这可是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在肚子里埋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竟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小时候我长得像个女孩子，性格也像个女孩子。我不敢参加男孩儿玩的“打仗”游戏，还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另外，我从小就讨周围女孩子们的喜欢，我因此被男孩子们嫉妒，经常被他们追着打骂，还说我是“假小子”，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那些年，父亲李正平作为“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成员，整天将心血都投注在“打倒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当中，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兄弟。学校几乎全都处于停课状态，父亲和他的同伴每天乘着专用吉普车，英姿飒爽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宣传文化大革命而尽力。沉醉在“革命活动”中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回家，家里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我甚至没有他和我儿时说话的记忆。 八岁时，我进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文革最初的狂乱稍稍开始平息，我有时会随歌舞团会去为一些党代会什么的献歌献舞。当时我的舞技已经在红领巾歌舞团首屈一指，记得学习雷锋的时候，我就是演雷锋的头号演员。这样，一直被当做“假女孩”而受到欺负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舞蹈特长，我在学校、区里、市里都成了知名人物，再也没有人会小瞧我了。从父母、学校的老师、歌舞团的指导老师到市领导，都不住地夸奖我，我终于能扬眉吐气了。第九章 往日回首(3) 接着，在我还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南省湘潭歌舞团选中，成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并且开始每个月按时拿工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有收入的专业舞蹈演员。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我离开父母，从长沙乘船到湘潭去。离开长沙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右手，父亲牵着我的左手，一直送我到码头，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要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了，这才流下了离别的泪水。湘江的水，如今在梦中依然那么清澈，我还依稀记得那个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照在水面上的时候，父母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在摇晃的水波中渐渐消失…… 在湘潭歌舞团里，我开始练习芭蕾，并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随团赴各地演出。而且，由于年少就离开父母，又跟着从事演艺的叔叔阿姨们跑江湖，所以，我也很早就知道大人们之间的故事，比如两个女演员为了一个好看的男演员争风吃醋，一个女演员为了能够跳主角而委身屈就剧团的导演。由于我长得清秀，所以也很受团里兄弟们的喜欢。有一次团里停电了，夜里黑糊糊的，同团的一个男孩子抱着我的脸狠亲，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脸都被亲紫了。这件事后来一直传为团里的笑料。慢慢的，我渐渐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 二十一岁时，我从歌舞团退了出来。我知道，专业舞蹈演员的舞台生涯是很短暂的，没有了一张年轻的脸，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曾经尝试过弹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但是，这岂是短期内就可练成的？！于是，我离开了歌舞团，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先是成为湘潭调压电器厂的工人，后来对调回到长沙进了一家塑料厂，不过，我对塑料厂里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便跟一个服装厂的工人交换了工作岗位。于是，我开始跟我喜欢的服装行业打上了交道。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很快进入了新的时代。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吹起了春风，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如果努力的话，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机会。我曾经尝试着去演电影。主角是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赵尔康。一听说是能跟他一起演，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使自己成为电影演员的机会。 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导演叫我马上参加拍摄，我很有些得意洋洋。片名叫《特殊身份的警官》，讲述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殊死斗争的故事。我演的角色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一登场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我还是为我的第一次演出感到非常兴奋。这部电影在当时挺受欢迎，为了多看几次银幕上的演员表里自己的名字，我去了好多次电影院，有时这还成了我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去看电影吧！那上面有我演的镜头。” “真的？你没骗我吧？” 女孩子会带着好奇和敬佩随我一起进去。 可是，电影看完后，女孩子却说： “我怎么没看见你？你的镜头在哪儿？” 由于我在导演的眼里不具备当演员的天资，所以没有在电影界继续混下去，从那时起，我对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以为我当演员的机会就这么一次，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居然又会在日本出演日本拍的电影。命运总是会如此捉弄人。1998年，由日本著名影星中井贵一和中国女演员耿忠主演，反映不法滞留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成员的恋爱故事的影片《情书》中，我扮演一个歌舞伎町的引路人角色。虽然上镜头的时间非常短，但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多看几次自己的镜头，我照例又多往电影院里跑了几次，照例以此作为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不过，在1981年出演《特殊身份的警官》后，我对当电影演员这条路彻底断了念头。我明白自己虽然有舞蹈天赋，但却没有丝毫的表演天才。于是，我打算进入商界。这一年，正巧父母在长沙开办文学函授教育，创建了函授教育学校“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我任这所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职务。 1982年，受《山西青年》杂志办刊授学院的启发，在长沙十中当语文教师的爸爸发起创办了以文学创作专业为主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起先办了个面授班，后来发展成了函授。当时个人是不能办学校的，所以就请湖南省作协、美协和民间文学协会出面牵头来合办这所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高考难度很大，绝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所以招生广告发布后，报名的学员络绎不绝。 这所“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办学方式是，定期将教材寄到学员手中，学员将这些教材阅读后，按要求解答里面所附的试卷上的提问，然后将试卷寄回学校。学校用红笔改过后，再寄回给学员。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极受欢迎，学校设立才仅仅三个月，当时，每个学生缴报名费和第一年的教材费、学杂费共计十一元五角， 五万多名学员的报名费总额为六十多万元人民币。当时使用的教材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的教材，为了教学需要，我们要派教师到学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巡回面授。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我在全国东奔西走，忙于为学校邀请顾问，拜访一些有名的作家，请他们编教材、出试题、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我还参与定期发放给学员的《文艺报》的写稿、采访和编辑工作，需要经常去采访一些知名作家，并请他们写一些感想什么的。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但内心却非常充实。第九章 往日回首(4) 正当我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开办仅一年多，就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检察院还对学院的有关人员立案调查。据说当时查出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所用的教材中有“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字样。而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的也是这份教材。至于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学院在聘请王光美、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何长工、王首道等老同志（也是湖南老乡）担任学院顾问时向他们“行贿”，而“行贿”的物品是产自湖南的莲子罐头和香片茶叶。学院的停办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83年，就在检察院立案调查的第十个月，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八岁。我最小的哥哥完全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该学校以收报名费为名诈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诈骗行为！”这是媒体用得最多的说法。 作为“诈骗了十八万元”的主犯，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就这样我家开办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成了诈骗老百姓钱财的“李氏学院”，而“李氏家族”则蒙骗了善良的人们，“骗取”了大量钱财。 诈骗金额十八万元，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行，然而，审查了整整一年，结果法院做出以“没有明确的欺诈证据”为名结了案。最后，由省政府拿出二十万元，加上办学一年后剩余下的三十万，全部返还给学员，学院停办，调查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在母亲死后，父亲很快再婚，与我的继母到了四川成都。但是，再婚的生活也没给他带来生活的乐趣，或许“文革”中造反派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他越来越厌世，几年后皈依佛门，当了在家居士。失去母亲，哥哥发疯，父亲再婚，我觉得在家里待下去再没什么意思。恰逢深圳一家服装厂来长沙招裁剪工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有兴趣，趁着这个机会，我离开了长沙，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段旅程。 当时，我就蒙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并一定要设法实现它——那就是挣些钱后出国。 就这样，1988年，我踏上了赴日本的路…… 跟久美子诉说我的陈年往事，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一向温和的她，为了我童年的贫困劳苦而感伤，为了我少年时的凌云壮志而激动，为了我们家遭到的打击而义愤填膺，也为了我一路奔波，追求成功的精神所折服，我发觉她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就仿佛一直关爱着我的早逝的母亲，从她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阳光般的母爱。 有关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结婚后，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不同而产生剧烈冲突的报道经常能够见诸报端，但是，我和久美子却异常和谐，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婚姻”的杰出代表。我觉得，不管出身在哪个国家，夫妻之间要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像我和久美子这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夫妻，怎么会因为适应不了对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而导致婚姻破裂呢？ 不久，我们的爱产生了结晶，1993年9月，我的妻子怀孕了。于是为了我们一家的幸福，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说到学业，这个时候，我快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虽然进入学院时是“胸怀大志”，但学习和“引路人”的工作显然无法两全。 在最初到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通宵在歌舞伎町打拼，天亮之前才能回到家，等着我的是那时的妻子爱梅的冷眼，还有做不完的作业，每天都要图画、写报告，如果不按时完成是无法升班的，即使再累，我也必须硬撑着把它做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困了用冷水匆匆洗把脸，将书和作业、绘图工具塞进大皮包里，就得骑起自行车奔出家门。 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正是我筋疲力尽之时，不用说，坐到教室里，一上课就开始睡觉，怎么强迫自己不睡也是不可能的。 “李君！醒醒！” 老师发火的声音时常打断我香甜的梦。 “哈依！我带你去家好店。” 睡眼蒙中我竟脱口说出过这种梦话。 我坚持着睁开眼睛听讲。可是，还不到一分钟就又合上了眼皮，老师又发火了。 “李君！” “哈依！” “站起来！” “哈依！”我揉着眼睛站了起来，周围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孩子，他们不好直接取笑我，但都在偷偷地乐着。 “别站在那儿挡别人视线，干扰讲课，站到教室最后面去！”第九章 往日回首(5) 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发生，可我还是依旧坚持着不缺课。因为只要我按时到了学校，就不能算我缺勤，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出勤率，到签证更新时便不会遇到麻烦。 课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一桩。已经进入三十岁了，和在日语学校时一样，在这里我也是年龄最大的。在设计课上，那些只有十几岁的日本学生只要三十分钟就能画完的内容，我却往往需要一个小时。每星期一上午的服装设计术语测验是最难对付的，平常上课时老师说的日语充其量我只听懂百分之七十，何况那些专业术语。听惯了街头粗俗的日语，我对有身份的日本人使用的标准日语却感到茫然。 好在我是一个有小聪明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对策”，顺利混过去。 比方说，我开始请班里的女孩子吃饭，有时候还付给她们一点“辛苦费”，然后将作业交给她们，由她们代我完成。绝大多数女孩对这种“交易”感到很满意，因为对于一般的日本女孩子来说，日常花销方面除了家长会给少量之外，其余的主要靠自己打工，而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美差”则是可望不可即的，更何况我的出手大方和风流潇洒更是她们之间议论的话题，甚至不给钱她们都愿意帮我。 还有，讨一些老师的欢喜也是我的护身符之一。说真的，当时的我可比现在要英俊得多，属于眉清目秀又英俊倜傥的那种。在日本的服装设计界里，同性恋是很多的，我似乎恰恰属于这一类男人喜欢的对象。那些中青年老师们并不需要我太多的付出，只要对他们殷勤一些就可以了，我的身体当然是不让碰的，那样，性质就变了。 这些小伎俩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喜欢我的一个老师还帮我完成过几十张设计画稿的暑假作业。作为回报，我也给他买了衣服和首饰。同那些女学生一样，他也乐不可支，如果不是碍于“师道尊严”，保不齐他会扑上来拥抱我一下。 我终于能在“引路人”和学校中间相安无事。但是，明明只是一个穷学生的我，却穿名牌服装、花钱大气，致使校园里流传起“李在当男招待”的传闻，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既不做肯定回答，也不否定，由他们去猜测吧，把自己搞得神秘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在学院里，我最喜欢的课是制作自己设计的服装。因为这是我学习服装的真正兴趣所在，也是我来日本的最初目的。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兴趣盎然，这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悠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那么疼爱她，甚至以她为模特来设计服装。那时，老师评价我的服装时称我的设计充满了某种特殊的爱意。后来，由于我有了久美子，生活渐渐轻松起来，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通过努力，我的服装设计知识、审美眼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四年的学校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几百万日元的学费也物有所值。 1993年3月，我顺利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 毕业后，我便开始在东京寻找与服装相关的工作。但是，事实是冷酷的。一个外国人想跻身于日本的上流社会是很难的，想在日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为了养家糊口，我依然在歌舞伎町继续我的引路人工作。但是，有空的时候，我也不忘记将自己的服装构思画到图纸上，权当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吧。 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一个由日本兄弟企业赞助的业余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赛在北京举行。我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振奋，虽然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专业服装设计师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作为爱好，也为了将在日本的四年学习生活作一总结，所以，我毅然报名参加。结果，我的设计作品被选中参赛。 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开始重视服装潮流、时装展览和比赛的时期，各个新闻媒体都蜂拥而至，比赛规模盛况空前，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文化人也都参与其中。 虽然我的设计最终遗憾地落选了，但在比赛结束后召开的晚会上，我却认识了中国国内著名的服装杂志《时装》的编辑，她给予我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机会。她了解到我是刚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的，便试探着问我：“你人在日本，能不能帮我们就近采访一下日本举办的各种服装展览，将日本服装界的最新动态写出来，配上照片寄给我们？我们可以每期杂志都发表你的文章。” 我没有半点犹豫，一口承诺下来。原本我就一直盼望着能从事与服装设计相关的工作，既然我的设计得不到业界的认同，那么，我想，我也应当通过自己的文字来传播自己对服装的认识。因此，《时装》编辑的要求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中国的杂志稿酬标准自然非常低，一年下来也不过一千块钱的人民币，折合日元仅一万五千左右，但是，只要我还能在歌舞伎町混下去，我就可以支撑自己对服装的热爱。而且，我还因此获得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身份。有了这一身份，我就能够大摇大摆地自由出入日本的时装界名流的聚会场所，随时参加他们的作品发布会和时装展览会。我觉得它将给我的生活增加新的亮点，甚至可以说它比在这次设计比赛上获奖还重要，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从此，在歌舞伎町“导游”身份之外，我又多了另一个头衔——时装评论员。第九章 往日回首(6) 然而，采访文章即使我还能勉强应付，但是对于时装摄影我却是一窍也不通。我那逢场作戏的性格却让我满口“没问题！没问题”地答应下来，但真到了要去时装表演会场拍照时，我却抓瞎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我总不能带着个傻瓜相机跑到会场上去乱拍一通吧？即使是苇子送给我的那台佳能EOS，拿到一流时装摄影师面前也是会被笑话的。 回到日本，很快就迎来了著名设计大师山本耀司的时装作品发布会。我在距发布会只有两个小时之前，才在新宿西口的照相机专卖店匆忙买了一台专业记者用的尼康照相机和一个长焦镜头。我偷偷塞给年轻售货员一个包着小费的纸包，他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将操作方法快速教会我，我背上摄影包飞奔向会场，就此上阵。说起来，平时我哪会有时间去选购照相机，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学习摄影，所以才导致这般狼狈地临阵磨枪。 时装发布会会场设在东京滨松町的山本耀司自己公司的仓库内，我在会场入口处领到一个记者证挂在脖子上，进去之后，发现已经有几十个摄影记者在那儿各自摆好架势恭候表演的开始。我找不到更好的位置，于是绕到摄影记者们的对面，迅速掏出我的家伙试起镜头。 咔嚓！咔嚓！按刚才售货员教给我的操作方法，照相机开始正常运作，闪光灯也没有问题。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看来我能对付过今天的采访和拍摄任务了。正当我安下心来时，一名留有胡须、体格健壮的摄影记者冲到我面前，大声训斥起我来。 “八格牙路！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摄影记者的位置不是在那边吗？你的闪光灯在这儿咔嚓、咔嚓地，谁还能拍得了照片？”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采访，没有任何知识，不懂得任何规矩，完全是无知而鲁莽，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摄影记者们的群体怒视之下，慌忙退到了摄影师阵列的最后面。可是，在这个位置哪里还能拍到照片？我向刚才冲我发火的那个留着胡子的摄影师鞠着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请原谅！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发布会，规矩不懂。拍不到照片上面会怪罪我的，能不能在您的旁边让我拍几张？请多关照！” 对方长相挺凶，实际上却是个好心人：“原来你是第一次啊？真够佩服你的勇气的。”他听完我的话竟豪爽地笑了。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一次虽然没有拍到多少有价值的照片，我却因此和那些摄影记者交上了朋友，此后我经常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些摄影技巧。我的时装摄影水平也逐步提高。很快，我拍的照片就时常被选中并发表在《时装》杂志的封面上，这给我带来了自信和自豪。 而我的那些摄影记者朋友和熟识的服装评论家们，他们只知道我作为记者及评论员的一面，却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有另一张“夜晚”的面孔，他们至今还以为我只是一名中国服装杂志的专业记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其实每天都在不停地与日本的黑社会、警察以及各色犯罪分子周旋和较量着。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往往会泛出一种五味俱全的滋味。 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有多种面孔的家伙，一些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而我只求让自己过得更加充实，并能以此为乐。 再后来，我还和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起了冲突。我在北京时装设计比赛会场上拍的照片，被他们擅自采用了。这家公司虽是此次时装比赛的赞助商，但他们在采用我的照片时，并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 我在做时装评论员工作的同时，还做些翻译兼协助采访的工作。 1995年我陪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再次赴北京，采访北京时装设计比赛时，发现兄弟公司盗用了我的照片，刊登在该公司的产品广告上。最初，我并没有想一定要怎么样，也并没有想难为此公司，只想让他们跟我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可是，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时，他们的态度却十分傲慢而蛮横，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这种态度惹怒了我。自视发达国度的日本，不是非常注重维护“著作权”、“肖像权”之类的知识产权吗？怎么会如此无视我的意见，还摆出一副无礼傲慢的态度？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侵犯的对象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金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于是，我回到日本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讨回公道。 久美子听说了这件事，也支持我的举动。于是，我花钱雇了律师，正式向我的对手发出了抗议，并做好了上法庭的准备。结果，对方感到事情要搞大了，主动提出和解，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和律师商量后，我决定接受和解。他们付给我二十万日元和解金，并对我道歉。钱是小事，重要的是我一个人在与日本大公司的斗争中，没有半点屈服，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件事大长了我的志气，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为了自己的信念，不管对手是谁，大公司也好、黑社会也好、警察也好，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希望自己能不畏困难、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1) 有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后，我开始出入服装界知名人士的各种聚会。 1994年的春天，我在著名服装设计师花井幸子的作品发布会上进行采访，在随后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了一位大人物。 这位人物是个年迈的老人。在人才济济的众时装设计师当中最为突出，他被众人包围在中间，衣着异常华丽，周身焕发着光彩。大家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着什么，大有众星捧月之势。 这位老人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位老人看上去七十五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外面套一件粉红色针织背心，下身是一条纯白、笔挺的裤子，一身打扮简直就像是一个模特。头上戴顶橙色无檐帽，眼睛上是一幅70年代初流行的那种墨镜，气质上给人以一种很有知识和教养的感觉，尽管已是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却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想到“帅气”这个词。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 我对他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忍不住向身旁的一位摄影记者打听。 “他就是日本时装界的大名鼎鼎的长泽节先生。” 原来是他！长泽节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他就是培养出日本一代时装名流的“泽现代服饰美术所”的所长，像金子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穗积和夫等都是他的弟子，他是日本时装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位让服装界人士肃然起敬的老前辈。而此刻，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就站在我的眼前，我激动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一定要结识他！”我向身旁的同行说了句这样的话，就手持名片、忐忑不安地一点点挤进层层人群，来到老人面前。 “长泽老师，非常冒昧，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叫李小牧。今天终于有幸见到老师，不管怎样都想和您认识一下……” 我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吞吞吐吐地说到，没想到，长泽先生却一下子握住我的手，大声说： “嗬！真不错！真不错啊！”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什么不错？” “原来你是中国人啊！难怪身材这么好！真是太棒了!” 他一向以喜欢年轻、漂亮特别是清瘦型的男孩而出名。战争年代，他所画的美女都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模样，因此被当时的决策层军部指责为“不健康美女的画家”，甚至还受到过禁笔的处分。长泽先生酷爱的对象，不管男女，一律都是那种长相漂亮、又瘦又高的类型。 按年龄来说，我当时早已不属于是漂亮男孩了，但幸好外表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对自己的体形还说得上自信。那时的我也许正是长泽先生喜欢的类型。 “小李，一定抽空到我的学校来玩。”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您的学校找您吗？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日本人一般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饭”、“什么时候一起喝酒”或“来我家玩”，都不可当真，那一般都是礼节性的语言。我经常难以判断这些话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只是客套，所以当时对先生的这句话也同样充满了疑惑。 “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小伙子，我更喜欢你了。不用顾虑，一定来找我！” 几天后，我找到了位于新宿区的一栋只有六层但非常气派的大楼，这就是“泽现代服饰美术所”。 长泽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然后把我带到最上一层，写着“学生免进”的他的个人休息室。 说实在的，当他说“走！到我的房间里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聊！”时，我着实有些心情不安。但一想到对方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不管怎么也不可能向我发动“突然袭击”时，也就不再有什么顾虑，照着他说的跟着他上了楼。 实际上，从长泽先生看我的眼神，我直觉上认为他是一个同性恋。只是，他的眼光并没有令人讨厌的色迷迷的味道，而是一种欣赏、一种赞许，而且，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后来长泽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小李，我既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只要是漂亮的。”先生喜欢所有美丽的人和东西，只要美丽，不管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都不是什么问题，“美”就是先生的价值判断标准。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性恋者！” 长泽先生好像真的很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喜欢我的脸形、五官和身材。平常，如果是从一个男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表白，那一定会让我非常厌恶，甚至恶心，也许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但不可思议的是，听到长泽先生这样对我说时，我却没有什么不适之感，甚至还可以说有些沾沾自喜。长泽先生让我很感动，他对人毫无偏见而且坦诚，使我对他心怀敬意。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2) 那天长泽先生穿着宽松的衬衣，坐在带有顶棚的床上，抓着我的手，一边轻抚，一边感慨：“这手指多长，形状多漂亮！但可惜的是，指甲太长了。不注意经常修剪的话，那就对不起这么漂亮的手了。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可别忘了把指甲修剪好。” 他抓着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触摸着，接下来又命令我：“把脚伸过来！” “啊？我的脚？”我有些犹豫。 “是的！把脚给我看看，快点伸过来！” 我只好照着他说的把脚伸过去，没想到先生慢慢将我脚上穿的白色运动袜给脱了：“这种袜子太普通了，应该穿更性感的漂亮袜子。噢！手指那么漂亮，没想到脚也这么漂亮。但是，真可惜！看看，脚趾甲也这么长。” 他说着，又将脸颊贴到我的脚上。 “小李！你的身材可是太棒了！这可是天赐的，真难得。你有女朋友吧？” “有！我已经结婚了。”久美子温婉的脸浮上我的心头。 “是吗？啊！这么漂亮的身体只让老婆一个人占有可实在是浪费。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学校来当绘画课的模特儿？我平时并不刻意教学生什么，但有一点，我总是尽量让他们去欣赏、去用心感受美——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学习。” 我倍加小心地问：“当模特儿可以，不过是不是裸体的那种？” 听到我的问话，长泽先生大笑起来：“哈哈！原来你还这般害羞啊！” 在生人面前脱光衣服，这对于我可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还要在很多人面前。而且，我即使在日本的公共澡堂，那种叫做“钱汤”的地方洗澡，都感到很不自在，何况是做模特儿。只要一想到自己站在众人面前光着身子，众人都用认真、审视的眼光一齐盯在我的身上，我都觉得像是要下地狱般不自在。 “对不起！裸体可绝对不行。” 长泽先生对我的拒绝显得有些失望，但还是说： “没问题！没问题！那就不脱衣服怎么样？不脱衣服就没问题了吧？” 从那以后有一年时间，我每周一到两次去“泽现代服饰所”当模特儿。尽管是穿着衣服，但同时面对几十名学生，被这么多人围着，起初还是有强烈的抵触感。但是，一两个月过后，慢慢地习惯了这项工作，那种抵触感却渐渐演变成了一种被注视的快感，那种当芭蕾舞演员时常常感受到的表现欲又复苏了。 不过，歌舞伎町的活动一年比一年费神费力，结果，我的模特儿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就宣告结束了。但是那段经历还是成了我人生的宝贵经验。 模特儿工作结束后，长泽先生依旧约我一起喝茶、吃饭，谈论时装、电影等各种话题。先生除了时装设计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评论家，在杂志上经常发表电影评论。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不时带给我新观点和新认识，使我耳目一新，我丝毫没有那种和一位老人谈话的感觉。 1999年6月22日，我得到了长泽先生去世的噩耗，他终年八十二岁。 我参加了在青山殡仪馆为他举行的葬礼。葬礼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参加葬礼的人的衣着尤其引人注目，很多人的打扮都极富个性色彩，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的黑色葬礼服一点不像通常的葬礼时穿的那几种固定样式，充分显示了“长泽流”的葬礼风格，这也算是给他时装界大师的一个完好纪念和总结。 我想，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位在日本结识的老师，他是一位真正有自由人格的老人。 在与长泽先生的交往时期，久美子平安地产下一子。孩子很可爱，继承了我的眉清目秀，也继承了他母亲恬静的微笑。在歌舞伎町的紧张工作之余，我把心力都投入到了对孩子的抚养上。 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是从晚间七点开始，第二天凌晨结束。所以，我在白天的时间都可以匀出来陪我的儿子。虽然每次回家我都很疲累，但是，一见到我的大胖儿子躺在婴儿床里，伸展着柔软的小手小脚，试探着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对生活的热爱。我甚至觉得，我以往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给儿子换尿片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而且，我津津有味地乐在其中。这在日本的男人世界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当久美子把我对孩子的悉心照顾告知她的父母和兄长时，她的家人都纷纷对我刮目相看。 不过，让我感到微微有些烦恼的是，久美子对我的爱已明显地变淡了。她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我转移到了儿子身上。我们家庭的重心就是孩子。孩子哭闹时，家里就会乱成一团，给他喂食，检查他的尿片是不是湿了，或者捧出一堆玩具逗他，而当孩子欢笑的时候，家里也如沐春风，其乐融融。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3) 看着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让我的儿子得到日本最好的教育，成为日本最上流的人。于是，我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中，去捞取更多的资本。 正在这个时候，歌舞伎町的犯罪阴云越来越浓。站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嗅到贪婪和欲望不断增长的气息。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我们一家的未来，我只有拼命工作。 1994年4月的一天，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中央大街上等待客人。从靖国大街方向大摇大摆走过来七八个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我当然照常不失时机地迎了上去。 “你们是中国人吧？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有意思的店。” 他们的容貌给我一种预感——他们是一伙福建人！其中的一人刚开口说话，立即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用福建腔很重的普通话回答：“有意思的店？你说什么店？” 我一下子被这帮福建人给围住了，我本来只想像往常那样招呼客人的，但他们的表现却像是要找我的麻烦，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凶相。 “我姓李，是歌舞伎町的导游，请大家多多包涵。”说着，我拿出自己的名片。 当然不是所有的福建人都不好，一般福建人都很努力，也很能吃苦，有更多的福建人在日本都不哼不哈地努力工作。还有那么多认真的留学生，他们中也不乏福建人。眼前的这群福建人虽然不善，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来歌舞伎町，内心有点紧张，本能地表现出敌意罢了。想起自己刚来这儿时也同样表现出紧张和好奇，而在这几年的导游接待中我知道，大部分第一次来这里的中国人也都因为紧张脸部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属于同一种情况。 不过，他们蛮横的动作让我的戒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一个人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名片，递给同伴，然后说： “这位兄弟说要带我们去有意思的店，走，咱们去看看到底哪儿有意思！” 他说着发出一阵怪笑，然后斜着眼睛看着我，接着说道：“正好！我们正想到哪儿去喝上一杯呢！怎么样，就劳你驾带我们去一趟啦！不过，如果不像你说的有意思的话，那到时候你可小心着点儿！”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从好人嘴里是不可能说出这种威胁人的话的。这是在日本的繁华大街，又是在红灯区，能用这种口吻说话，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痞子做得出来的。我开始紧张了，虽然还谈不上怕他们。 我在歌舞伎町摸爬滚打了整整五年，什么样的情形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对手没有见到过，何况当时的我背后已经有了颇具威力的靠山，别说对方仅仅只是些乡下小流氓，就是黑社会的我也有对付他们的自信，何况眼前这群人的感觉还看不出是黑社会成员，充其量不过是乡下来的一帮恶棍而已。 只是，把他们当做客人带到店里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们在店里找茬闹起事来，或者不付钱就跑掉，那我的信誉可就没了。 我犹豫了片刻，打算带他们去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一家名叫“倾心”的上海酒店。我用手机打电话给那位老板娘，悄悄地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她听后回答我：“按说不愿意这些人来，但最近店里的生意非常不好，客人很少——你还是带他们来吧！” 他们进店后仅仅过了三十分钟，就又回到了我站着的中央大街上，一伙人将我团团围在中间，开始大骂：“什么有意思的店，你居然敢骗我们！好大的胆！” “怎么连一个陪酒的小姐都没有？” “里面怎么就一个上海老女人？你这混蛋，我宰了你！” 我一边劝阻他们不要发怒，一边马上打电话给那位上海老板娘问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娘哭着诉说：“我告诉小姐们马上要有一帮福建人来，她们一听就都给吓跑了。以前也有福建客人来过，不满意小姐的服务态度，抓着小姐的头发连踢带打，把别的客人都赶跑了，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福建人就害怕。他们刚才没有付钱就走了。” 没有办法！最后，我给了他们一万日元才算了事。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两天之后，突然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就是我介绍那伙人去的那家倾心酒店的老板，被两个福建人给杀了。我想，莫非就是这伙福建人干的？那我岂不成了引狼入室的人了？我慌忙去打听消息。因为和这家店有回扣约定，关系又比较熟，各方面的消息都自然汇集而来。原来，犯人并不是和我发生争执的那帮福建人，但是跟他们是否有关就无法查证了。 “倾心”店是由一对上海兄弟一起经营的，老板娘是兄长的妻子。事件发生当天，兄嫂两人出外度假，只有弟弟一个人在店里。据我掌握的情报所知，其实兄弟俩和那两个福建人早就认识，不但认识，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这兄弟俩过去就和福建人一起做着制作和贩卖假护照的非法勾当，这次是因为分赃不均，彼此发生了口角。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4) 当时，我正好到店里去收回扣。看到两个凶巴巴的颧骨突出的男人已经在店里，正跟店长谈着什么，这自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注意。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跟店长闲聊而已。而在我离开数小时后，惨案发生了。他们在谈论中意见不和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最后福建人拿出了匕首。店长被一个福建人用匕首扎死，而另一个福建人也在打斗中被击中要害死亡，剩下的一个人当场逃走。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那是一桩抢劫杀人事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到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殡仪馆去参加葬礼。被杀的那位店长的照片被挂在佛坛前，简单的葬礼完毕后，遗体当即被送去火化。 参加葬礼的人正在休息室里等待火化。我茫然地注视窗外，一辆警车停在火葬场，车厢后面的门被突然推开，一名手上铐着手铐、腰上绑着链子的中国男人跳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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