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雍正 -2

------------“释主”与“天杀”（1）------------　　雍正为雍亲王时，雍王府邻近柏林寺，他常与僧人和尚往来，所谓“偶值朝来遐，留师品茗泉”。雍正还建造大觉寺，招揽佛徒。他自号圆明居士、破尘居士，钻研讲论性宗之学，造诣高深。当然，参禅论道、机锋对答之中，或者有弦外之音；僧房密室、帷幄佛堂之内，或者有机要密谋，这些均非外人所知。　　然后人们知道，雍正一即位，迦陵音和尚即退往庐山隐居寺修行，“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不涉官场一步。四年后圆寂，雍正赐谥，追赠国师。后来，《大义觉迷录》出台前后，雍正对迦陵音和尚一反初衷，由褒而贬，削其封号，删其语录，命地方官严查、严禁迦陵音门徒私记、存留雍正当年为雍亲王时的旧迹，违者重治其罪。　　雍正的信仰的第二个阶段，也可冠以一个标题：天人之际。　　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言佛事，这是他自己的追忆。雍正十一年，雍正曾说：“朕即位后十年来，办理政事，于释典一函一轴实未曾批阅。”这与他即位之前有如此大的反差，未免显得他过于实用。　　实用有实用的道理。雍正已参悟了正果，已证实了自身，已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他自信这一点，还用谈什么佛事呢？　　当时京中有一姓刘的道士，名气很大。都说他有几百岁，寿不可考，能知人之前世。有一次怡亲王允祥去见他，他说怡亲王前生也是个道士。怡亲王将此告诉雍正，雍正大笑，道：“不错不错！的确的确！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是这么回事儿！但只是为什么你这道士商量着来替我这和尚出力？”怡亲王老实，不明白禅宗的机锋，答不上来。雍正道：“你我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只不过是为利益众生而栽培福田的。若力量不够，还得回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君臣大笑。雍正是说，他们是比佛、道、儒有更高境界的人，如不行，方回去做和尚、当道士。雍正即兴吟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漫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雍正以为自己是不着僧服、奔走四方、为众生谋福利的野僧，是比空门更上乘的佛爷皇帝。　　雍正五年，黄河水清了一段，人们以为是“祥瑞”，群臣朝贺，蒙古王公要求诵经赐福，雍正兴致勃勃道：“你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乃受朕之赐，朕亦即释主。准奏。”雍正以为自己即是释主，即是佛爷。　　既是佛爷，雍正认为自己能够洞悉他人的休咎，也不时想试试自己是否能够洞悉他人的休咎，是否具有常人不具有的特异功能，因而他喜好为人推算八字。　　鄂尔泰于云南任上患病，雍正下旨，让他呈览八字。看过鄂尔泰的八字，雍正御批道：“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李卫咯血，亦有御批：“将你八字随便写来朕看。”　　不单单是对宠信的重臣、封疆大吏，即使是对一般官吏、将领，雍正也有看其八字的瘾。如有御批令李卫“将李灿、秦介二人八字写来朕看，随便问来，不可令知朕意”。如岳钟琪进呈属下八字，有御批：“王刚八字已看过，命甚好，运正旺，将来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寿不能高。”　　以上这些只是区区小事，真正执掌天杀、代天行事的要数年羹尧、隆科多之案。　　年、隆之案震惊朝野，是雍正朝第一大案。在雍正来说，或许他记住了早年破三关时章嘉国师最后对他翻手覆手的警示，他是以天的身份自行其事。而于他人来看，则觉得如晴天霹雳，使人疑窦丛生，反倒更加疑惑雍正“天”的身份。　　对于雍正突然以铁血手段，除掉他即位之初的功臣或者说是宠臣年羹尧和隆科多，通常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灭口”；第二种看法是“集权”。　　以下试按两种看法的不同思路，再现年、隆之案的始末：　　其一，“灭口”说。这是基于雍正夺嫡的说法，也是反证雍正夺嫡的说法。　　假如一个人要想夺位做皇帝，他至少要有两个帮手。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隆科多和年羹尧恰巧是雍正的这样两个帮手。　　隆科多、年羹尧蒙蔽了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康熙逝世之前，隆科多与年羹尧似乎同雍正——当时的雍亲王都没有过深的关系。　　隆科多一家均属雍正敌党，他开始“与大阿哥相善”，明珠被罢黜后是皇长子党的主要人物。大阿哥胤禔夺位无望，隆科多又随大阿哥一起倒向八阿哥，成为胤禩之党，为此屡受康熙斥责。隆科多本人是诸皇子之舅，时为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权贵已极。按照《大义觉迷录》、《实录》说法，是唯一承受康熙末命的大臣。以他的权位，无论哪位皇子登基，都必为重臣，似没有必要像民间流传的那样，不顾身家性命，以种种阴谋手段帮助雍正非法夺位。　　年羹尧原来倒是可以说与雍正有一些特殊关系——他的妹妹是雍正的侧福晋。年羹尧的妹妹嫁给雍正后，年家从属于下五旗的镶白旗升入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从此年羹尧对于雍正，既为妻舅亦为属下。但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与雍正相隔既远，联系渐疏。在诸皇子激烈的争储角逐中，年羹尧又好象采取一种不偏不倚、模糊游离的态度，甚至有逃人孟光祖诈称是皇三子胤祉派来的，他也给银给马。雍正对年羹尧大为不满，曾公开斥责他，说他“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为陌路人矣”。　　然而，康熙逝世雍正即位的关键时刻，在内，却正是隆科多，成了承受末命八人中除去七个皇子之外的唯一大臣。从诸皇子后来的表现看，未必有八人承受末命之事。这样，隆科多就成了唯一的有关传位遗诏内幕的知情人，成了雍正正式即位之前关闭九门、拱卫京师紫禁城的关键人物。在外，却正是年羹尧，钳制了胤禵，接管了西部重军大权，使反对力量不可能从外部率军颠覆新皇帝的宝座。　　事后反思，隆科多、年羹尧成为雍正的帮手，绝非横驰黑马，全在情理之中。　　隆科多一家的确原党附大阿哥、八阿哥，但二人已遭康熙唾弃，储位无望。隆科多只能在胤禵和雍正之间选择。胤禵年轻不稳重，容易意气用事。康熙年迈病发之时，胤禵远在数千里之外，赶回需二十余日。国不可一日无君，隆科多必辅雍正。　　年羹尧更有可能是雍正埋伏卧底的一招杀手之棋。与雍正疏远，遭雍正斥责，均为作戏给人看。雍正运筹帷幄，统观全局，深知西线军权的重要。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四川巡抚年羹尧有恃无恐，竟敢自请西线军权，奏曰：“若想尽除弊端，将镇协各营整顿一新，非假臣以虚衔不能也。伏祈圣主暂加臣以总督虚衔，并求赐以孔雀翎子，令臣节制各镇，一年之后营伍必当改观。事竣，臣即奏缴总督印信，不敢久忝其位。”十月十二日，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军驻西宁；二十日年羹尧被任命为川陕总督兼四川巡抚，节制各镇，协助胤禵。在此前后，年羹尧给雍正上了个折子，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这过于暴露了一些。小心韬晦的雍正十分警觉，生怕坏了大事，立责道：“是何言欤！以无法无天之谈，而诱余于不安分之举也，岂封疆大臣之所当言者！‘异日’两字足以诛羹尧全家！”虽然如此，但是，难道看不出年羹尧的本心吗？------------“释主”与“天杀”（2）------------　　假如一个人已经夺位做了皇帝，对于他的功臣和知情人，至少在一个阶段之内会采取安抚政策，为了酬谢，为了封口，也为了掩天下人耳目，而后必出杀手。但是，“狡兔死，走狗烹”，绝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夺位之君，都不能长期忍受走狗的居功自傲、僭越擅权，都不能长期忍受担忧、猜疑、恐惧与被要挟、被讹诈之感的煎熬。任何一个夺位之君都清楚，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可以保守秘密，这种人便是死人。　　隆科多和年羹尧恰巧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命隆科多与怡亲王胤祥等总理事务。二十三日，雍正登基大典后的第二天，雍正将册封生母为皇太后的事置于一旁，迫不及待地谕令内阁：隆科多袭一等功爵。二十五日雍正又谕：隆科多应称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雍正后又赏封隆科多阿达哈哈番世职，授其为吏部尚书加太保，仍兼步军统领，兼管理藩院事，并赐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雍正甚至对他恭维感激得无以复加，道：“舅舅隆科多，此人朕先前不但不深知他，而且没有看出他来，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　　康熙六十一年十四日，康熙逝世的第二日，雍正召胤禵回京奔丧，同时命年羹尧与辅国公延信同管西北军务。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年羹尧奉雍正之旨赴京叩谒大行皇帝梓宫，授三等公爵。后雍正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在青海西线统军平定准噶尔之叛。叛平，雍正命加授年羹尧一等公爵。雍正甚至不着君臣形迹、对年羹尧肉麻笼络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然而，天威难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发出了第一个警告。他指东道西，话里有话地指斥朝中弊政，道：“举荐人才之人，要是存一丝市恩望报之心，即属植党营私！受荐之人怀私恩，党同附和，致昧君臣大义，即属乱臣贼子！皆罪不容诛。”“凡有保举，不过凭各人日常所知，谁也不能尽保将来。比如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原是年羹尧保荐的，现在罢斥。在年羹尧，不过一时误举，无大关系；在朕，则所任非人，费无数焦劳！”“用人理财，难在人有私心。私心一萌，狡诈百出。比如近日赏兵，便出了这样的谣言，说这是大将军年羹尧的主意。朕不是三岁小孩，难道必待年羹尧指点！又难道是因年羹尧强为陈奏，朕才赏兵的么？”“前朕所颁谕旨，揭露了阿灵阿、揆叙之奸，此乃朕数十年来真知灼见，却听说有人怀疑这是年羹尧的意思。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有余，安能具备天子的聪明才智！”雍正指斥的是“市恩”，“植党”，“夺皇上恩威赏罚之权”，年羹尧理当心惊。　　同时，雍正开始在密折的朱批中造舆论。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为宋师曾乞恩是你的意思，还是年羹尧的意思？若是你的意思，朕即施恩。若出于年羹尧之意，朕则不施此恩。近日年羹尧陈奏数事，朕甚疑他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朕既疑他，则明白告你，宜渐渐远之，不必令他知觉。”四川巡抚王景灏上密折，得到雍正朱批，其中有：“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你川省属员，须你自行甄别优劣，不可全听年羹尧之指挥以定去留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下旬，雍正发出了第二个警告。年羹尧回西安后，上了奏报到任日期一折，雍正于其折上朱批道：“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至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　　雍正三年三月，清算开始。当时“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内外臣工上表称颂。年羹尧不慎将“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天授其柄，雍正抓住不放，大做文章，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接着，雍正将年羹尧川陕甘亲信党羽一一撤换。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具折谢恩，雍正朱批冷嘲道：“朕早就听说有谣言‘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朕今天就用你此任！况你也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免。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五月，雍正将年羹尧、隆科多罪行晓示群臣。六月，雍正下令革年羹尧杭州将军，将其降为闲散章京，同时削隆科多太保衔。九月，雍正下令锁拿年羹尧。十一月，年羹尧械系至京。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狱成。雍正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其中应服极刑及立斩者三十余款，下令年羹尧自裁。　　雍正四年，刑部议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得旨：令隆科多往阿尔泰料理边防事务。雍正五年，隆科多家中私藏“玉牒”底本事发，六月，被押解回京。十月，隆科多狱成，定四十一款大罪，论死。雍正免其死，下令于畅春园外筑屋三间永行监禁。一年后，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囚所。　　不管是谁，只要不是傻子，都会从一开始便看到这事的结局，看到这其中的重重圈套，步步险情。隆科多不是傻子，他早已清楚“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但当时，康熙辞世的当时，他别无选择。　　年羹尧却有弱点，弱点在于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军权！），太相信自己与雍正的旧情，弱点在于他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包括生命，都是皇帝给的，除了毫无用处的旧情，皇帝什么都可以收回。年羹尧最后似乎明白了一点，向雍正奏道：“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问死罪而有余。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但是，没用。　　雍正只是在命年羹尧自尽时，作了一番长长的解释，说看到年羹尧罪行时“不禁坠泪”，末尾道：“即你苟活人世，自己想想看，负恩悖逆至此，还有脸与世人相见吗？今宽你殊死之罪，令你自裁，又赦你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你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释主”与“天杀”（3）------------　　雍正并非在安慰年羹尧，而是在安慰自己。　　他必须灭口。　　其二，“集权”说，这是基于雍正正当即位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不存在雍正夺嫡的事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也与雍正即位无关，隆科多、年羹尧获罪完全是由于他们结党营私、擅作威福、权倾朝野、尾大不掉，威胁了雍正的皇权统治。　　雍正在疑雾重重之中即位。造谣、诬蔑、暗箭、明枪，反对势力十分猖獗。雍正在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孤家寡人。他渴望辅佐良才，股肱之臣。　　恰巧，有这样两个合适人选。隆科多，先朝皇考重臣，国舅，统领步军，执掌吏部、理藩院，皇考临终时唯一的承领末命大臣，他在非常时刻从大局出发，毅然拥戴雍正承继了大统；年羹尧，雍亲王藩邸旧人，妻舅，进士出身的儒将，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先朝曾任四川巡抚、川陕总督、定西将军，他在非常时刻统帅重兵，坐镇西北，拱卫了京师。　　一内一外，雍正把自己的希望押在这两个人身上，把自己能使出的所有手段用在了这两个人身上。不料，这两个人借雍正的殊宠，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朝野内外遍植党羽。由他们引荐任命的官吏称作“年选”、“佟选”，与先朝吴三桂之“西选”合称“三选”。并招权纳贿，违法乱纪，僭越、专擅、贪污、欺罔，无所不用其极。　　雍正一一优容待之。然而事情总有极限，越过极限，则忍无可忍。　　他不能容忍的是：朝野内外竟汹汹传言，说大政皆出于隆科多、年羹尧，雍正在二人面前只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笑话！自古皇帝专权，大政皆出于己，不容任何人觊觎、侵犯。雍正乃真命天子，何需他人指点！　　他不能容忍的是：隆科多和年羹尧竟然在他眼前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另立中心。年羹尧返京后，荐升他的心腹陕西西安布政使胡期恒为甘肃巡抚。胡期恒的布政使，也是年羹尧所荐。后年羹尧事败，雍正特召胡期恒面考，大发雷霆道：“观其人甚属卑鄙！所奏之言甚属荒唐悖谬！”严斥年羹尧：“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也是你年羹尧混奏保举作巡抚的人么？岂有此理！”　　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的耳目网、情报网，竟然在隆科多、年羹尧处失灵，派出监视年羹尧的御前缇骑侍卫，竟成了为其摆队坠蹬、前引后随的随从！　　越对统治的稳定性担心，便越要强化统治。雍正不能不采取决断措施。他将年、隆罪状公布于朝，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　　破鼓万人捶。揭发年羹尧罪状的奏章雪片似的飞来，不少触目惊心，也有的诡秘离奇。如有说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那邹鲁供：“小的对年羹尧说：‘位及三公掌天下兵权，大贵极矣，或者还要封王。’年羹尧说：‘封王还不止，只看五六年后，我又是一个光景。到分九鼎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流，更兼兵马强壮，谁人敢当？’静一道人对我说，丙午年三月初一日正宜起手，你看此日如何？’小的对他说：‘从奇门上论起来是好的。’”雍正当然看得出有真有假，但冷笑耳。　　六月二十一日，年羹尧启程赴杭州，沿途官员密报，说他是“一车两马，仆从数人”。雍正大怒道：“此其故作困苦怨望之状，其资财产业多在各处藏匿，各省督抚等严查。出首者免罪，隐漏者照逆党例正法，未能查出之督抚一并从重治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随奏：“年羹尧未动身前骡驮车载出关者已不计其数，起身后尚有一千驮未行，现仍在西安、三原、泾阳等处捉取骡车。”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自本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尧共用骑、驮、轿之骡子共二千二百二十二头，骡车共二百三十三辆。运送物资前往京师、直隶、湖广、江南、宁夏、山西、兰州、山东等地，骡车每辆载重一千三百斤，进京者五十九辆，往保定者一百四十辆，另有四十辆声言进京，后去襄阳。”七月七日，镇海将军何天培报：“年羹尧六月二十日渡江过江口，前往丹阳，前后船只甚多，陆续而往，不知其数，船窗皆闭，船中人等故为藏匿，并无一人出面。甚属诡秘。”七月九日，署浙江巡抚甘国奎报：“年羹尧于七月初二到任，仍似大将军气象，其所坐之船，前到者已三十余艘，闻未到者尚有四十余艘。其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后来者尚未知其数，所住衙门人已住满。”后署浙江巡抚福敏又报：“年羹尧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马匹亦多，署中难容，另造房屋百余间居住。传说，年羹尧以闲散章京闲坐杭州涌金门，卖薪贩菜的行人百姓均不敢出其门，谓：‘年大将军在也。’”随着奏报传说纷沓而至，雍正的脸色愈见阴沉，天杀之意遂决。　　至于隆科多，满朝文武并无人敢碰。　　传说，一日，河南巡抚田文镜府中来了一位绍兴师爷邬先生。邬先生对田文镜道：“公想作寻常督抚，还是名督抚？”田文镜道：“必作名督抚。”邬先生道：“名督抚须佐以名幕宾。”田文镜道：“谁？”邬先生道：“邬某。”田文镜道：“如何相佐？”邬先生道：“邬某将为公草拟一疏上奏。”田文镜道：“何疏？”邬先生道：“疏中一字不可令公见，疏上，公事成矣。”田文镜心知其异，首肯。疏稿早已拟好，署田文镜名即上，原来正是参劾隆科多之疏。隆科多果获罪，田文镜自此宠眷日隆。有人说邬先生乃雍正之人。又有传说雍正左右有文觉禅师参与了诛杀年、隆的决策。内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管雍正采取了何种手段，年、隆必死。　　雍正必须集权。　　“灭口”说与“集权”说，着眼点都集中在雍正诛杀年羹尧、隆科多的缘由。而无论哪一种缘由的说法，都忽略了一点：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眼都不眨地诛杀两名重臣，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天子、释主的地位，自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信自己行使的是“天杀”之权。　　杀年羹尧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野虎，十二月初三从东便门上城，跑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了房。四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老虎从房上跳下，窜入年家后花园。官兵追上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为此，雍正兴奋激动之极，在臣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究竟杀不杀，朕意实未决。然竟出了这样的奇事！对年羹尧，朕正法之意实决矣。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信仰的终结------------　　雍正的信仰的第三个阶段，可冠以一个标题：天崩地裂。　　人都是如此，自信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不自信了。奔波了一生，到最后，又觉得什么都是虚的，需要用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了。　　雍正很累。允禩、允禟已死，隆科多、年羹尧伏法，《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一次次的文字狱，一次次的打击朋党，整饬吏制，已高度集权，他已没有政敌。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已获得了全胜。他应该轻松，但他很累。他本来是一个容光焕发、野心勃勃的中年人，现在却颓然老矣，颌下、颊上、眼皮的肉松垂，两眼浑浊不清、暗淡无光。他勉强在回忆中，在往日血腥的迷雾中，忍受一阵阵心悸、心绞痛的侵袭。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开始寻觅。　　雍正七年，雍正在岳钟琪所上密折的朱批中，曾令其秘密往终南山查询一个名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的修行之士。同年，雍正还曾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后因贾士芳只通心性之学，不懂其他，而略加赏赐使退。　　两次轻描淡写的试探后，雍正八年，很多地方官，包括四川巡抚宪德、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都收到了雍正下令秘密查访名医、道士的谕旨。曰：“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　　当时有人奏言，四川成都有一个名叫龚纶的人，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他精通歧黄术，步履如飞，善骑马用剑，在当地有龚仙人之称。雍正立命四川巡抚宪德优礼荣待，速安车送至北京。宪德回奏：“此人已无疾而终。有子四人，幼子方四岁。”雍正还不甘心，又问：“其子中有没有得其父秘传的？必须优礼婉转开示，方能得其实。若有，也如前旨，安其家，送至京来。”宪德答以“没有，医道也平常”，雍正方罢。急迫如此。　　看来雍正病了，有病，不但求医，而且求道士。这只可能是两种病：一是心病，疑神见鬼；一是阳衰，荒淫过度。　　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朝鲜臣工向其主报告清朝情况说：“雍正沉淫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是雍正六年政局大定以后，雍正开始生活放纵了吗？可能性不大。雍正自云：“朕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较有可能的是“心病”与“阳衰”的结合。雍正患心病，疑神见鬼，而阴盛阳衰。雍正精于佛、道理论，又以章嘉呼图克图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想必明了道教的“玉女喜神术”、密宗喇嘛教的“大喜乐禅”，想必会欲以房中术采阴补阳，守生养气，祛病延年。然而采阴补阳谈何容易，旧病未除又添新病，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也许就是雍正急于访求道士的原因。　　白云观道士贾士芳在浙江巡抚李卫的举荐下，二度进宫。贾士芳属北派全真派道士，主张炼养，“清静无为”，“除情去欲”，不讲究服用丹药。他初次应召进宫不称旨，被遣回。此次，雍正病急投医，贾士芳未进丹药，仅予以按摩，并授秘咒之法。雍正试行，顿觉心神愉畅，肢体安和。但好景不长，雍正不能保持“清静无为”，“除情去欲”，病情时好时坏，却怀疑贾士芳手握其柄，操纵他的健康，加之贾士芳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词句，于是将贾士芳以左道妖逆之罪处斩了。贾士芳既死，南派正一派道士娄近垣得宠。正一派炼养服食兼重，娄近垣更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主要是用药。有效，即称旨。贾士芳处斩后，雍正命大学士马尔赛寄语各督抚，传旨：“从前所言修炼养生之人，不必送来。若有医学精通之人，仍送来。”雍正并非仰仗娄近垣为他炼丹。娄近垣也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恭王曾请他到王府做客，向他请教如何成仙，娄近垣道：“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又问如何养生，娄近垣指席上烧猪，笑道：“今日食烧猪，即绝好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　　雍正一定经历了一个复杂、矛盾、痛苦的思想过程。他为自己的郁闷、沮丧、神不守舍，为自己求助江湖术士、游仙野道而羞愧，自责，无地自容。“菩提只向心觅，何须向外求玄。”一个堂堂真命天子的雄心，或者雄心已泯、只说意志、志气，竟被往事、老病，斫削到如此地步！雍正不解，不甘心。他忽然觉得人生如此神秘，他又要向冥冥之中讨教人生的根本。不过，他已不再是那个雍王府中初出茅庐的白衣居士，他是天子，是释主。　　他不会再求于他人，他的丹炉，已经立起来了。　　他曾赋诗道：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曜，灵异卫龙幡。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道教的修炼包括内外炼丹法。　　内丹术是将人体视为一个鼎炉，通过服气、行气、胎息、导引（肢体按摩、运动）、房中术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使人体先天禀赋的元精、元气、元神，在脐下一寸三分名为下丹田（又名下黄庭、气海）之处，凝聚成“类如鸡子”形的金丹（又称丹珠、大丹、仙丹、圣胎）。丹成便是仙成，便突破了人神的界限、生死的界限。　　外丹术又称炼丹术、金丹术、仙丹术。是“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炼丹服食以求长生的办法，是白日升天的捷径。所谓“不死之药，道在神丹”，丹药一般用丹砂、金、铅、雄黄、曾青、巩石、磁石、水银等炼制而成。　　雍正炼的是什么丹呢？　　雍正自云“功兼内外丹”，他自年轻时起打坐参禅，能破三关，服气、行气、胎息等是驾轻驭熟之事。老来有病，又尝试了房中术，并有道士贾士芳指导其行，大有收获，想必内炼的功夫是高的。然雍正系心高气盛、急功近利之人，他可能更热衷于修炼外丹。一个人，端拱而坐。在青烟红焰的丹灶旁，在肃穆清雅的音乐中，在抑扬顿挫的祝诵中，在神秘梦幻般的意境中，忘记一切。　　他日日热衷于此。这已成了他精神的一种寄托。或者说，他的精神、灵魂，已随着那青烟，那雅乐，那梦境，飘然而去了。　　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视朝时略感不适。退朝后，他像往常一样摈退从人，在丹灶前端坐修炼。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入夜时分，丹炼成。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服了下去。也许他自信是真丹，也许他并不在乎真丹或假丹。他只想快些离开这迷雾缭绕的世界，飞到彼岸。　　子夜时分，金石躁烈，鼎湖龙升，天崩地裂。　　这种推论似乎也不算失之武断。历史上服丹药而死的帝王很多，唐朝有五个，明朝十六帝中有一半，他们都希求长生。雍正希望长生之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他曾信佛道儒，他曾只信自己，最终，他信什么？他的确心力交瘁，病入膏肓。　　按这种推论，雍正或者不是自然了断，而是他自行了断的。------------被刺的传说------------　　除雍正突发暴病而亡、炼食金丹而亡的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便是雍正被刺身亡。其中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传说流传最广。　　吕四娘，有说是吕留良的女儿，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总之，吕留良惨案发生之时，吕四娘年方十三岁，因住安徽乳母家而幸免于难。传说吕四娘血书“不杀雍正，死不暝目”八字，不辞而别，只身前往京城报仇。她“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历尽千辛万苦，途经洛阳白马寺时，饥渴交加、精疲力竭，不慎摔成重伤。有白马寺高僧搭救疗伤，问其所往，吕四娘如实相告，高僧遂收吕四娘为徒。四年后，吕四娘绝技在身，她辞别师傅，施展轻功潜入京师圆明园，用闷香将宫女熏倒，换上宫女服装，混入宫中，手刃仇人，割下雍正的头，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头而去。宫中报雍正大渐，鄂尔泰等入宫见驾，惊骇欲绝，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具无头尸首。　　吕四娘的事，究竟有没有根据和可能？当然首先是有没有吕氏孤儿。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山西发现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诗，道：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诗后有文，说：“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吕之孤”，而早在雍正八年，即有关于吕氏孤儿的传言。雍正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谕浙督李卫，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非轻。”李卫则密折覆禀：“吕氏一门不分男女老幼俱皆严禁，连吕氏坟地也派人监视。”李卫以擅长侦缉得宠于雍正，吕氏孤儿漏网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有没有犯人妻女，特别是十五岁以下女子，没官为奴而入宫中的呢？有这样的例子。然重犯眷属，均发边远之地。如吕留良孙辈尽数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假若有吕四娘这个人，她以“没官为奴”的方式混入宫中也绝无可能。再说，圆明园虽为御园，却是雍正主要驻跸之地，警戒森严，绝非可轻易往来出入之处。　　但是，人们却热衷于添油加醋地传播雍正被刺的故事。这固然由于故事本身实在离奇、刺激，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的印象：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黑暗王朝；一个主宰着黑暗王朝，制造所有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元凶和暴君。人们宁肯希望事实就是雍正被人砍去了头颅，似乎那样方才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使人们留下上述印象的缘由，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迷雾、父子手足相残的传闻，雍正自即位到暴亡的十三年间，方方面面的作为，都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紧张、重负、恐惧、窒息。------------雍正的作为（1）------------　　雍正心里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人品的怀疑、对其统治的反感与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对那些“不笃诚敬，如禽兽者”，不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这种做法，不仅止于与雍正夺位争权的对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统治的各个方面。　　首先，便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对清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与军机处的设立。　　过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两种，一种叫做“题本”，内容是地方公事，加盖官印；一种叫做“奏本”，内容是个人私事，不盖官印。两种奏章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之前，有关官员已先过目，因而是公开的。奏折，又称密折，是臣下秘密直接达于皇帝的奏章。据说顺治年间即已出现，但未见实物。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等奏报当地情况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属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请安折中密陈地方官民动态，康熙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然当时密奏范围不广，有密折权的官员不多，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严密并推广了奏折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赋予全体封疆大吏密折权，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密上奏折，只遭处分时停止其权。“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雍正二年，令督抚布按、将军提督保举州县官员，“才干素著，廉洁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会同商酌”。后来雍正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学政全体官员密折权，甚至特许一些“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如道府同知副将之类的小臣径上密折之权。雍正并对这些“从无奏折子之例”的人打气说：　　“朕今准你奏折子，就是你家里有什欺侮，教他们寄信与你，你缮折子，面上写一密字，差妥当家人赉来，门上人不敢不替你转奏，钦此。”　　密折可随时随事奏闻，“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旸是否时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邻近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　　雍正推广奏折制度，使处理国家大小事务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他自己手中，封疆大吏及内阁职权同时削弱。地方事务稍大一点，都要上奏折请示，秉承皇帝旨意办理。这种奏折并不通过内阁所属的通政司专呈，皇帝对奏折的批示并不同内阁大臣商讨，完全出自御撰。如当时内阁中书叶风毛所云：“国朝拟旨有定例，内外大臣言官奏折则直达御前，天子亲笔批答，阁臣不得与闻……庶务事皆朝廷总之。”　　雍正推广奏折制度，改变了过去皇帝仅靠少数官僚或机构获取政治情报的传统，广泛增加了耳目和资讯渠道，密折人因此也不敢谎报政情，这便为其洞悉下情、决断决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雍正曾不无得意地说：“今许汝等下僚亦得折奏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然谕你打听的事，也不是你奏来就是了，朕还另有访问打听。”各种不同身份的官员背对背从各种不同角度秘密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奏折，使雍正成为从内到外、全面掌握中央、地方情况的第一人，也可能是唯一一人，从而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奏折制度取消中间环节，提高行政效率，成为雍正推行革新大政的有力工具。诸如“耗羡归公”、“摊丁入地”、“改土归流”等被雍正称为“机密紧要之事”，通过“无不立达”的奏折和朱批谕旨，往复讨论，迅速决定，雷厉风行地予以推行；并继续以“无不立达”的奏折和朱批谕旨指导和监督其实施。　　奏折制度令各级官员彼此监督、互相告密，成为雍正控制官员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奏折制度把官员秘密言事或者说充当特务，变为其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迫使他们彼此各存戒心，不敢放胆妄为，迫使他们对雍正更存畏惧之心，俯首为奴；另一方面，奏折制度使雍正可多方了解、掌握臣下的思想、心术乃至隐衷，由于密折具有高度机密性，其内容只有皇帝和上奏折之人知道，故雍正可以充分利用密折，或多方笼络、予以鼓励和教诲；或挑拨离间，予以孤立打击，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操纵、控制各级官员。　　雍正通过密折朱批，对群臣极尽笼络之能事。如对宠臣鄂尔泰朱批道：“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页。朕实嘉悦而庆幸焉。”对宠臣田文镜朱批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对其他官员也透着亲近。如在湖广岳常道杨晏奏折上朱批：“是何言欤为？如何教朕料理起你家务来了，如此撒娇儿使不得，你弟兄们共商量速完结好，可惜你们功名与朕恩典。”在山东登州总兵官黄元骥奏折上朱批：“知道了，你去年来少觉有点老景，打起精神来做官，若以年老废弛，使不得。”在宣化总兵官李如柏奏折上朱批：“朕安，闻你吃酒任性，若如此，大负朕恩，自暴自弃矣，当惜自身，可惜下半世功名人品。”　　雍正通过密折朱批，对群臣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如他欲兴年、隆狱之初，雍正二年十一月，在湖南巡抚王朝恩奏折中朱批：“即隆科多、年羹尧亦不能致汝祸福也，二人就曾在朕前奏汝不可用。”雍正二年十二月，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中朱批：“隆科多止论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雍正三年二月在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折中朱批：年羹尧曾“奏你不称云贵总督之职”，“若有与你作梗为难，只管密以奏闻”。------------雍正的作为（2）------------　　雍正通过密折朱批，对群臣不称旨之举，冷嘲热讽，滥发天威，严责痛斥，不留余地。如在广州左翼副都统吴如泽奏折上朱批：“胡说，看你有些疯癫。”在甘肃巡抚石文焯奏折上朱批：“无耻之极，难为你如何下笔书此一折。”在陕西巡抚西琳奏折上朱批：“汝扪心自问，何为立于天地间也，满洲大臣官员之不廉无耻见小之愚风，再不能改革，朕实不解。朕闻此奏各处访问，你虽无大贪之处，小取挟私之事，不可枚举。总言福量浅薄，担荷不起朕恩，满洲为面着汝等畜类不如，良心丧尽之人坏尽矣!”雍正朱批御旨常常出现“混账”、“糊涂”、“狗彘”、“恶种”、“愚顽”、“卑鄙”、“滥小人”、“厚颜无耻”、“可笑之极”、“岂有此理”、“庸愚下流”、“草率孟浪”、“不是东西”、“禽兽木石”、“朽木粪土”等污言秽语。　　雍正常勉励大小官员：“为人只要清晨出门时抬头望天，至晚归寝时以手扪心，自得为人之道矣。”天，即是天子，即是雍正，雍正极具威慑力地要求大小官员每一件事，都要抬头看天，扪心自问，是不是忠于雍正。　　在这样险境丛生、祸福莫卜的环境中，大小官员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纷纷以谨慎自励、以雍正奴才自居，不敢错言一句话，错行一步路。　　雍正七年，在平定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之役中，雍正更设立了军机处（按：原名“军机房”，后改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按：正式称呼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统称“办理军机大臣”，简称“军机大臣”），无定员，由雍正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特旨选任。另设军机章京，无定员，由雍正从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等衙门官员中拣任。军机处只有值房，没有正式衙门，因此人说军机处“无公署，无专官”。　　军机处是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雍正以来，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大臣只对皇帝负责，只是承旨办事，不能成为与皇帝抗衡的宰相；军机章京是兼职人员，很难与军机大臣结成死党，因此军机处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能绝对听命于皇帝。　　军机处与奏折制相辅相成，雍正亲自批答奏折，向军机大臣面授机宜。军国要务由雍正一人决定，且通过军机处，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空前强化的皇权能够真正充分地落到实处，这使雍正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最大、从而也最可怕的独裁者。　　其次是进行吏治的整顿。与推广奏折制度同时，雍正以极大的力度进行了吏治整顿。吏治整顿主要围绕经济问题进行。------------查补亏空钱粮------------　　康熙晚年贪官横行，钱粮亏空的现象十分严重。雍正即位后一个月，即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矛头明确指向各级贪官。雍正的态度十分强硬，表示“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断断不能姑容”，要求各省督抚必须将所载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藉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决不宽贷。”亏空的钱粮，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分别处分外，其实在贪污者，一经查明，“即行正法”。若“循私容隐”，“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精明的雍正使出“赶尽杀绝”之辣手：　　第一，两地抄家。抄家，不只在犯官官衙抄，而且在其原籍老家同时抄，以防被抄之人将财产“隐匿寄顿”。雍正道：听任这些贪官“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第二，不但抄家而且罢官。以往官员亏空经常是革职留任，弥补亏空。雍正尖锐指出：“亏空钱粮各官若革职留任以催追”，“不取于民，将从何出”？“必致贻累百姓”，严谕不准复留原任。若果为官尚好，彻底清还完毕后，可再由大吏题请复任。　　第三，亏空钱粮不准代赔。以往官员亏空有当地官民代为清偿之例，雍正五年，新任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该省官员，欲助前任总督赵弘燮清补亏空，雍正不准。他认为合州县之力代为赔补，其中必有隐情。不是不肖官绅上下勾结、希图将来犯官“题留复任”后相互利用，便是不法吏胥企图藉端科敛百姓。他不无揶揄道：“你州县官若富裕有钱，准为地方兴利，然不准为他人补漏。”　　第四，亏空钱粮却着落犯官宗亲戚友连带赔补。雍正以犯官宗亲戚友平时分用赃银赃物、又有窝赃可能，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雍正四年以前，均连带抄没犯官宗亲戚友的家产。而若犯官畏罪自杀，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加重处罚其家属，向其家属追赔。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被参亏空钱粮，未及审理便自杀身亡。雍正尖刻地说：这些犯官以为“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产子孙之计”，狡计难逞！他严令广东巡抚杨文乾、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等，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雍正严厉查补以往亏空钱粮的同时，遇有新的贪赃，更加严惩不贷。雍正五年、六年，退职回原籍吴江的原礼科给事中、山西学政陈沂震，丁忧回原籍华亭的原翰林院侍讲、江西乡试主考官、山西学政廖赓谟，被人告发放考时贪赃受贿，雍正命前者出银一二十万两助修吴淞江；命后者出银八万两疏浚苏淞河道，另出银二万两送直隶正定府助修城墙。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告发“纳贿营私”，资财累万，雍正断然将其处以斩刑。　　雍正抽紧了绳索，大小贪官（清朝几乎无官不贪）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积怨蓄恨，对雍正暗结阴毒惨刻之仇的大有人在。------------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清代赋税中的“地丁钱粮”征收银两，银两形状大小不同、成色不同，需统一熔销铸造为大小形状一致、成色相同的银锭上缴户部，熔销过程中的损耗称为“火耗”；清代赋税中的“漕粮”征收粮食，粮食晾晒、簸扬及长途运输中遭雀吃鼠啃的损耗叫做“鼠雀耗”；解送搬运钱粮入库所需费用叫做“脚耗”，这些统称为“耗羡”。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一品大员总督年俸仅一百八十两，二品的巡抚、布政使仅一百五十两，以下递减，七品县令只得四十五两，吏役钱粮更加微薄，一年只有六到八两。这一点薪俸，不但要养家活口，还要聘请不可缺少的幕府师爷，应时打点孝敬各级上司的礼金，日常送往迎来、交际应酬的费用，直如杯水车薪，绝不足以维持官员正常的家庭生活、幕府的费用支出及庞大的礼金、招待、交际费用。于是康熙时许州县官取一分为限的火耗，“意在养廉”；而地方官则将耗羡的私征、私派、私用视为约定俗成、合理合法的地方权利。耗羡征收的实际数量难于限制。火耗率从江西、浙江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五至十，一直到山东、河南占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　　耗羡的滥征、滥派，雍正心知肚明，雍正元年元旦谕地方官文告中即提出：“今钱粮火耗，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削何堪。”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请，将原属地方官私派、私用的耗羡提出二成，以充地方“一切公事之用”；山西巡抚诺岷则奏请，将每年收取五十五万两左右的火耗银全部归公，以其中二十万两，为垫赔实无可追的亏空及地方其他公用、以余下二十三万五千余两，为各官养廉，受到了雍正的嘉许，得以首先实行。其后，山东巡抚黄炳、河南巡抚石文焯，也先后奏请并在其属地实行提取耗羡之举。但多数官员认为耗羡乃州县之私，若耗羡归公成为国家正税，一有加赋之嫌，二有纵贪之害，表示反对，直到引发了激烈的廷议。　　雍正二年八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具折全面批驳了反对意见，指出：“耗羡是百姓之钱粮、朝廷之财赋，非州县一己之资。正赋以供国有，耗羡以养廉员，治人食人，相维相系。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由大吏分拨养廉。况耗羡提解于上，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费则可支应，而不必分派州县，州县则无由藉端科索里甲，于是私派亦可禁绝。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山西巡抚诺岷所奏，将耗羡归公。”　　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力争不可，指耗羡归公为“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不是善法，“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雍正诘问：“你作县令时，收不收火耗？”沈答：“收，那是为养活妻儿。”雍正道：“你岂非为一己之私？”沈答：“妻儿不能不养，否则即绝人伦。”沈近思之意并非不征耗羡，而是耗羡归公无理，私征耗羡有理。雍正冷笑。　　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等也以耗羡归公不便于民，纷纷反对。　　雍正见廷议不能一致，于雍正二年七月颁发上谕，宣布实行耗羡归公的决断。上谕开头先点明了“廷议”的实质：“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　　“与朕意未合”的廷议等于零，“朕意”是剔除积弊，实行耗羡归公：　　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且历来火耗，皆在州县，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　　有人提出先在山西试行，看效果如何再推广。雍正断然道：“此言甚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表明了实行耗羡归公不可动摇的决心。自此，各省相继实行耗羡归公。　　提解归公的耗羡主要用于三项：一充作官吏“养廉银”。耗羡提解，等于断了地方官的财路，“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于百姓，故于耗羡中酌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各省文职官员养廉银总计二百八十余万两，于各官常额俸禄之外按规制给发，各官不得再行需索扰民；二为弥补地方亏空；三为地方其他公事之费。耗羡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随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而各官养廉银、地方公费也固定下来，所谓“皆有定额”。雍正六年，雍正又清理各项陋规，归于公款。　　如果说雍正本人不在乎承担“加派”罪名，那么，他乾纲独断的耗羡归公涉及到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他与多数官员、至少在他们尚未理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结了一层怨。　　而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摊丁入地，则从经济上给了不法士绅沉重的打击，实现了“士民一体当差”。　　赋役不均，是入清以后长期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及发展的严重问题。雍正元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直隶巡抚李维钧先后疏请按地摊丁，以苏民困。群臣奉旨熟筹利弊、详细规划之后，雍正下令于明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造册征收，在全国推行单一赋役标准的“摊丁入地”。此后，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省陆续实行了摊丁入地。山西、贵州两省至乾隆年间始行。奉天情况特殊，一直丁粮分征，迟至清末方实行摊丁入地。摊丁入地的方法各地不一，有的以通省为单位，有的以州县为单位。总之是将丁银总额（即康熙五十年的丁银额）平均摊入地亩或田赋征收（从此田赋又称“地丁”、“丁粮”、“钱粮”），各地因丁银不同，摊入数量也不同。大致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左右。地丁合一，统一收纳，原交田赋一两，现即交地丁一两二钱。　　实行“摊丁入地”，时人谓之有四利：第一，田多则丁银多，田少则丁银少，按亩征税，无从欺隐；第二，民间无包赔之苦；第三，编审之时照例造册，无需再为稽核；第四，各完各田丁银，蠹吏不能上下其手。这四利对于不法士绅来说，则不啻是四害。这次是基层社会的士绅，与上层政权的官僚一起，对雍正蓄积了怨恨，而雍正将“贱籍”“小户”“开豁为良”等影响士绅利益的措施，则更加重了这种怨恨。　　除上述外，自曾静、吕留良案后，雍正更加重视对人们思想的严密控制。血腥残暴、接踵发生的大狱，从因政见而起，蔓延到纯因文字而起——如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庶吉士徐骏，因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被说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照大不敬律斩决，文稿尽行焚毁等，吹起了清代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风。同时，雍正大刀阔斧地改革八旗旗务，削弱旗主权力，取消下五旗的私属关系，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处心积虑打击汉员所谓的“科甲朋党”，以刑戮相威胁：“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朕虽未必尽行诛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尔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凡属匪党，若恃强必不肯解散者，朕立志不肯宽宥，必加诛戮”；在城乡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宗族、乡约月讲制度。另一方面，雍正更加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和治理。对西北两路用兵，经营青海和西藏；对东南，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了数百年的土司制度。------------千古一帝------------　　雍正的所作所为，使他在中央、地方、上层、下层、满汉、边疆、官僚、士绅等中均树立起自己的仇敌，使方方面面的人感到紧张、重负、恐惧、窒息。加之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迷雾、父子手足相残的传闻，雍正的仇敌们对雍正的作为进行负面的渲染和诅咒，人们对雍正王朝和雍正确乎形成了负面印象。　　但是，雍正难道不是勤于政事的千古一帝吗？　　雍正曾回忆即位之初的情景，说：“时诸臣多未识面，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　　雍正在朱批中，也记录了自己“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的情景：“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又系灯下串笔，字迹更属可笑。”“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下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　　雍正十三年如一日，朱批动辄万言。这些朱批谕旨收于保和殿东西庑中，堆积如山。其中十分之三四刊印出来，即有三百六十卷，奏臣达二百二十三人。雍正这样述说自己如此勤政的原因：“（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祗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雍正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从方方面面奠定了乾隆盛世的基础吗？　　耗羡归公及养廉银政策的推行，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状况，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耗羡率。浙江耗羡率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六；山东耗羡率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八；河南耗羡率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三。而耗羡银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因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官员养廉银和衙门办公用银，也固定下来，即是说，地方政府除去上交国库的钱粮，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这就具有了近代财政预决算的色彩，是地方行政的一大进步。如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所说：“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征税权力的集中化、统一化，地方经费的明确化、预算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产生了一定正面作用。　　摊丁入地是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变为以土地作为单一征税标准的重大赋役改革，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平均赋役的严重情况，增加了地主的赋役，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使国家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改善了财政状况。同时，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之上，大量剩余劳力可以流动，从事租佃、佣工、经商、手工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　　实行奏折制度、设置军机处，打击朋党、整顿旗务，对西北的用兵和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无一不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整顿吏治、查补钱粮、士民一体当差等，无不打击了贪官污吏、不法士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雍正年间国家财政岁入增加一倍；雍正本人躬行节俭、量入为出；更重要的是他以严治国，吏制整肃。于是国库丰盈，存银最高达六千多万两，经西北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仍有二三千万两。　　雍正王朝的确有阴森血腥的迷雾，有阴谋、暴力和杀人惨剧。但于其中，雍正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勉力开创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然而雍正暴亡于子夜。　　如若雍正死于他的上述仇人之手，或者在他上述仇人营造的恐怖、仇恨气氛中，死于其他什么人之手，那么他可以说是悲壮地殉了他的事业。　　而反言之，如若雍正并非被刺，他顶着如此之大的内外部压力、即位前后的心理压力，不顾一切、拼死拼活日理万机，却得不到丝毫慰藉，以他心高气傲、急躁刚烈的个性，紧绷的心弦势必有崩断的一天，暴病中风、丹药中毒，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雍正的反对者会不会刺杀他？能不能得手？有没有非常事件的发生？雍正的棺椁里究竟有没有头呢？那真要等发掘之后才能见分晓了。　　但是，总体上，通过对雍正暴亡原因的分析，我们应该已经摸清了雍正的心脉。应该已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看到了——原来的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