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2

无论如何，我感谢命运！第二部分：无题往事无题往事 2　　认识一凡，是因为我当年的男朋友总把这位与众不同的邻居挂在嘴边。使我好奇的不只因为他残疾，因为他自学成才，而是因为他的古怪和独特。印象最深的是，朋友说，即使有人穿着鞋上一凡的床上去踩，他都不会恼火。我当然不信，朋友便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不气不恼，又写第二次，她还是不看，把信撕得粉碎。写第三第四次，直到她被说服为止。一凡认为，这时候的自尊心无异于虚荣。为了对方，他不在乎自己受伤害，或者说他根本没感觉到受了伤害。　　如今，我已无法描述和一凡第一次见面时，是阳光灿烂，还是阴云满天。但我不会忘记，我是怎样因为一凡在一个陌生女孩子面前所表现出的腼腆而感到吃惊。他微笑着，涨红了脸，由于多年拄拐而特别大的双手神经质地摸索着桌上的东西，几乎有点儿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一凡在所有陌生人面前总是腼腆得像个孩子。　　那时除了睡觉吃饭，一凡总在后院一间房子里工作和待客。那是一间老式的木地板房，一凡常年穿在脚上的高筒翻毛皮鞋踩在上面发出缓慢的吱吱响声。很快，我成了那间屋子的常客。一凡总是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我坐在侧面一把专门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以后很多年，我和一凡常常这样坐着谈论生活，谈论书本，谈论人生，好像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坐着谈话而出生而活着。从下午到黄昏，从傍晚到深夜，话题永远不会枯竭。　　一凡的房子用书柜隔开，书柜后面整齐地码放着书刊报纸和用牛皮纸袋装着的资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角落。以后熟了我才知道，那是他在“文革”中收集的小报、传单和他到各个大学亲手抄来的大字报底稿。他给我看过一些，其中有的传单印得不清楚，他都仔细辨认后描清楚，或重新抄写附在原件的后面。每个牛皮纸袋里的纸张都分别编了页码，外面有分类记号。据说，“文革”以后，《光明日报》要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还是一凡提供的。那里还放着一台苏联生产的放像机和冲洗照片用的盘子罐子。为了冲洗照片，后窗常年挂着黑布窗帘，因此光线总是很暗。以后我从他那儿看到的几部手抄本小说，都是一凡用工整小字誊抄，然后在那个角落里翻拍洗印的。　　我不知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那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在“文革”最热闹，也是北京最炎热的季节，来往于院校部委之间的一凡该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一凡死后我从他家的保姆那里拿回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几本笔记本、几张儿时的照片和一小部分信件。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惟一保留信件底稿的人。不管写得多长，他总要打底稿，几十年如一日。不是因为他写信不流畅，而是他有保存东西特别是文稿的癖好。我没想到，在我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了一凡写于一九七七年的一封遗书，其中提到：他死后，所有书报和文字资料由我来全权处理。这使我多少有点儿得意甚至骄傲。遗憾的是，一凡刚死，成吨的书报资料就被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当我看到遗书时，那些纸片早已经被送到不知哪个废品站，正等待着被化为纸浆。　　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打击。且不说这批资料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不必说我一生中惟一一次遗产继承成了水中捞月、纸上谈兵。最重要的是，它割断了我与一凡可能存在的联系。一凡不会起死回生，我永远无法在某一天的下午或晚上再见到他，永远无法听到他那有点古怪的声音。能够使我们永不中断联系的，惟有代表着他精神的毕生收藏，而我却无意中将它断送了，再无法凭借什么使一凡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我懊悔、恼火、心痛欲裂，甚至有一种出卖或者背叛了一凡的感觉，尽管当时我是未出满月的产妇这一事实也不能使我得以自我安慰。第二部分：无题往事无题往事 3　　一凡借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仿的楷模，十二月党人则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他们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自觉革命者。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的故事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故事诠释的不只是浪漫，不只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如果每个人都以他人之乐为乐、以己之乐为他人所乐，那无私和无畏岂不是来得更实在更可靠？　　我想没有一个二十岁的人会读《牛虻》而不被亚瑟的魅力所迷醉的。我看《牛虻》时因为割扁桃体在家休假。那是夏天，院子非常安静，我靠在树上，从早晨一直读到合欢树收起那羽状的叶片，院子里渐渐喧闹起来。家里人叫我吃饭我不理睬，爸妈以为我不舒服，不断地问这问那，我实在忍不住，趴在床上开始哇哇大哭，哭得昏天黑地，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成年以后我从没这么放肆地哭过，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单位领导来看我，发现我床头放着《牛虻》，告诫我以后应该读《欧阳海之歌》或者《金光大道》这类书。我笑着，但不置可否。从那时起我的正统形象改变了，我任教的学校有人提出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再加上我对黄帅造反表示了不同看法，入党申请一拖再拖地被搁置起来。　　最让我如醉如痴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奥里维和姐姐安多纳德的故事感动得我泪如泉涌。一九七八年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时，第一批就有这本书，我当然买了一套，但却从来没有翻看过。我拿不准重读是否会使我失望，我不想让失望扭曲记忆，我不愿意相信，人一成熟就得否定单纯。　　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后，我在给一凡的信中写道：“我们无缘享受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要使我们的精神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称得上崇高，必须经受这种磨难，以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　　《红与黑》《红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爱情故事，似乎为我反叛的初恋增加了几分悲壮，对家庭的反对更有恃无恐，尽管实际上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除了外国经典小说，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铁托传》《新阶级》都是那时读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我不能理解，我以为理解了的也未必都真的理解了，但我都读得兴味十足。　　最让我好奇的是手抄本小说和诗，在一凡那里，这些全被翻拍成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记得清楚的有《九级浪》《芙蓉花盛开的时节》。我把《相信未来》抄在笔记本上背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未来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人间大同的共产主义，我们无需描述她是什么样子，无需证明她是否完美是否能够实现。如果能在失望中找到安慰、鼓励，何必要去追究是否能实现呢？有一个能够让你相信的未来，又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与利害呢？“相信未来”的呼唤，温暖着一代人的心。　　地坛公园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那时的地坛公园荒凉而安静，我常常很早起床，经过地坛公园时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坐在椅子上读一会儿书。其实要的是那么一股劲儿，我在读书，读文学书，读外国文学书，觉得自己很浪漫，很理想，甚至很贵族，很文化。总之，带着旧报纸包着的外国小说去上班的那些日子让人兴奋。就像每一个姑娘在初恋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的世界一样，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觉得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你变得格外活跃，也格外大胆。正是在那段时间，在那条路上，我认识了双腿已经瘫痪的史铁生。正像铁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中所记述的，他正失魂落魄地在那古园里反反复复地想着关于死的事，而我对他感兴趣的是那残废了的双腿上摊开着的书，和他攀谈的勇气来自自行车后夹着的从一凡那里借来的外国小说。　　当年那些公开出版和手抄的小说、诗歌都被视为禁书，谁也不敢公开读，更不敢传，一凡却以传阅这些书籍为使命。为了寻找这些书他下了很大功夫，有些书不是他的，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以最快的频率传给尽可能多的人看。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晚上读书的习惯，二十多年来，夜读的习惯始终没改。后来坐牢，审讯时，预审员让我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我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我迷上了写信，一凡也鼓励我写。其实我们常常见面，有时一星期能见两次甚至更多，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写，而且每封信都写得很长，常常是发出的信还没收到人已经先到了。写信成了一种精神享受，成了日常生活的功课。后来我之所以读了中文系，之所以总梦想着写点儿什么，究其原因，应该说归于当年我和一凡的通信。在一凡仅存的遗物中，保留着我写给他的全部信件的底稿。我自己也不可思议，当年这些信为什么全部写在白报纸上，而且不留天头也不留地脚地写得密密麻麻，有的还正反两面写。我给一凡的信中说：“你对我来说，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触动，甚至连窥视都没有，任何行为都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且也从没产生过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矛盾。现在我时常惊奇地发现许多我自己有，以前却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产生了许多烦恼……为此我曾经怨恨我结识了你，但我已上了‘贼船’，只能这样，也许这总比麻木要好得多。”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重读这些文字，那些已经被我遗忘了的感觉又在我的心中复活。二十多年来，我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感受过生死相依的友谊，年轻时的悲欢与许多年来我经历的世态人情、生离死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如今我们也早已久违了浪漫和神圣，但我仍然怀念甚至迷恋那些岁月和时光。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年轻时被我忽略了的东西，也开始愈来愈清晰地在我的意识中浮现。我从遗憾和悔悟中感知时间、历史和人，感知生命、死亡和爱。　　为此，我感谢一凡。　　是他，使我走向人，走向自己。第二部分：无题往事无题往事 4　　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篇文章里所说，“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作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一般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轮回、报应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我遣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而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会当作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和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看，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字楼”。提审时常常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一凡在出狱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回家后，我急于想见到你，好像是急于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想看看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当看到你除身体有些影响外，其他都变得更美好了，我是多么欣慰！两年中，特别是后一阶段，我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社会、家人、亲友全都淡忘了，但是我没忘记你，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到万一他（作者的男友）……那你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的亲人……”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爱情的升华？我不知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着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踌躇着，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读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相互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儿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个个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赋予的。渐渐地，我不再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最难捱的日子，准确地说，迈过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　　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塑造和被拯救的。如果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有用，并且学会了不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了——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使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第二部分：无题往事无题往事 5　　两年的监禁，使得本来就双腿残疾的一凡行动更加不便了。他不再去后院的房子，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厨房兼饭厅的小屋。屋子的一角是他的床，床上堆满了书报杂志，只留一小块仅够他躺下的地方。白天他就坐在床沿，在全家人一日三餐用餐的方桌上看书写信接待朋友。他忙于推售已经出版和没有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忙于为在监狱里认识的难友写上访材料，忙于诗歌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为了生存，他还得为出版社看校样。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婉转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样沮丧，总能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安慰。现在看来，那些信显得琐碎而平淡，不再能打动已经被磨得无比坚硬的心。可当年每个收到信的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没有收到信的还免不了嫉妒和抱怨。一凡是我的“专利”，不管他多忙，我总能收到他的回信。　　经过两年的奔波，我和一凡于一九七八年先后得到了彻底平反。　　平反使一凡受到巨大的鼓舞，并不是他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多么重要，而是他从自己的平反中为自己的信念增加了证明。他在给北京市公安局七处我们案件的预审员老马的信中说：“审讯时我曾自信地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我党的一员。出狱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党被林彪、‘四人帮’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以致使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导致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党一定能重新恢复光荣传统，我一定要为祖国恢复和重建民主制度，为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年，一凡在给我们同案一个难友的信中说：“在争取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我国人民将普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逐步摆脱困苦的同时，人民也将同时摆脱愚昧，中国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人的解放，中国人将真正成为人。”　　出狱之后，我看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共产党员都更加真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多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报纸上出现的错别字、语病，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辞书都曾由他终校。他始终是党报的忠实读者，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刚十三岁，躺在大连的病床上，看到某工厂领导只注意抓产量，不注意工人健康，以致有些工人劳累过度工伤住院，就写信给旅大《人民日报》反映情况。当报社的人带着稿费到医院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原来只是一个孩子。三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经常给党报写信反映情况，大至批判武训，小至街头路灯无人管理浪费电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更有责任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　　在狱中，他曾与后来被称为反“四人帮”英雄的青岛工人韩爱民同囚一室，出狱后，韩委托他帮忙为许多人上访，其中有四个人由于他的帮助而得以平反。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为党拨乱反正尽力。　　如何理解一凡的反叛与归顺，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　　在此，我想摘引一凡的父亲一九七六年在一凡被捕后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写的一份检查：　　赵一凡在两三岁时，在上海因看管他的保姆不小心，从高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脊骨受了伤，怕被辞退她没有告诉我们。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痨，用睡石膏床的方法治疗。为了哄住他，在睡了六年之久的石膏床上，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小说。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传为美谈，实则这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后来他病好了，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匪进攻解放区，我带着他从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病在大连治疗。不久我又带病到解放区工作，一凡则留在大连插入一所仿苏十年制小学的五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上学，也是惟一一次上学。几个月后，因参加学校抬木头劳动脊椎骨被压塌，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了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中外小说，还学会了俄语。在他十二岁时，还写了一本《新少年的故事》，在大连兴华书局出版，我听到后还高兴呢。其实，这是他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赵一凡能用双拐走路了，我们才一起住在北京，我要他去北大文艺系学习，他说已去人大文学班旁听，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都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不久文改出版社成立缺人，我把他当临时工招进去，编了两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工作认真负责还加入了共青团。文改出版社取消时，因为名额有限，我没把他像别的临时工那样转正，他就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关“牛棚”，去五七干校，所以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　　我之所以占用如此多的篇幅引用一位老人、一个父亲的“检查”，是因为我认为它要比任何文字都来得逼真而深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缺乏认识的人，无法理解一凡父亲的这份检查从形式到内容蕴含着的深刻幽默和复杂哲理。一凡的父亲是一九二六年入党，而后又被打成“托派”，并且在白色恐怖中坐过三次牢的老党员。他写这份检查时——如果它算是检查的话——七十多岁了，我无法知道，这位善良的老人，看着多灾多难的儿子拄着双拐被推进警车时，是否会联想到自己当年被捕的情景，是否会因为儿子的遭遇，对自己的一生加以反省。更加无法想象，而后他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篇回顾父子两代人命运的文字。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命运是最简单的。但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那些远没有他们善良，远没有他们宽厚，也远没有他们正直、正派，远比他们付出的少得到的多，却与他们截然相反的人的命运时，又觉得这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如果说命运能解释一切，那么过失和丑行都应该被原谅，更不必问人格问人性；如果悲剧是必然是绝对的，那么反思和内省都多余，更不必问历史问社会。　　我想，要了解一凡的正统，理解一凡的执着，懂得一凡的单纯，再没有比了解他的身世更为重要了。正如邵燕祥先生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文章《我死在一九五七》中所写的：“年轻的后来者！你们也许惋惜、同情、怜悯我，你们也许讥诮、奚落、蔑视我，以为我是盲目、愚昧的白痴吧！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不理解像我和跟我有相似经历的同志，而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有值得你们嫉妒的炽热的爱，燃烧着对党和人民的信心，即使在我们的天真、幼稚、轻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里，也伴随着高于个人荣辱与毁誉的执着的追求。”我想，这就是当年一凡要对我做的解释。他终于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是因为他比我更分明地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为这差异而痛惜。第二部分：无题往事无题往事 6　　平反时我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被逮捕，被开除，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对我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刺激，平反与不平反，似乎对我都没多大意义了。就是不爱听别人说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志新的死是悲剧，可我的被捕是闹剧。我要真的是英雄，倒显得那些抓我的人不那么荒唐了。我还怕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扬。夸你坚强，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坐了两年牢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很不简单。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是否出卖过朋友的委婉询问，我的回答一定让人很扫兴：我之所以没有出卖什么，是因为我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无法假设，如果我知道更多，会不会在几十个小时轮番审讯的疲劳战术中败下阵来。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一个完全名不副实的政治犯。　　虽然两年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女孩子来说，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付，但已经捱过来了，我不耿耿于怀，也不心有余悸，更不感激涕零。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坐过牢的人和一个没坐过牢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一个坐过牢的女孩儿和一个没有坐过牢的女孩儿尤其是不同的。　　当你被放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时，没有人会公然地因为你坐过牢而歧视你，相反更多的人会同情你甚至钦佩你，毫不虚伪地同情你和钦佩你。但当你被放在女人的层面时，你坐过牢这一事实就会在人的潜意识里被一再地强调和放大，这时候，一切原因就都被推到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只记住了一个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的事实——这是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在人的理智里这绝不是一个坏事实，但却是一个复杂的事实，而复杂在中国人的语汇里是极其微妙的。那么，强调和放大到底想记住或者忘掉什么呢？你的伤疤或者你的眼泪，你的坚强或者你的软弱，你受过的委屈或者你得到的尊严？都是，又都不是。总之，我从人们，包括正直善良的人们的神态中读到了“另眼相看”，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良家妇女一时失足堕入风尘的感觉。也许是我把这种感觉夸大了，因为当年我和他们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无恶意甚至是善意的“另眼相看”曾经怎样压迫着我，并不断地给着我被排除的暗示。从此我似乎真的被排除了。也就是说，我的被排除从坐牢的内容转而成了坐牢的形式。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是需要由一凡呵护的孩子。我非常不幸地、毫无例外地长大了，在一凡面前跃跃欲试，并且终于离开，终于走远，丢下一凡一个人……我在证明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证明着每一个人的绝对选择。　　我与一凡，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谁更错？　　在我的思绪流连在对一凡的回忆而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显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凡的信仰是真理，或者更接近真理吗？似乎都不重要。不能苛求每个人都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都信仰在心。　　对于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接受了五六十年代教育的人来说，面对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并不陌生。然而，曾几何时，经受了时代的变迁之后，这种理想和情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过去时”。一凡的与众不同仅仅在于：他接受了一种信仰并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终身。而另一些人则起了变化，虽然这变化的背后，是一部部血泪浇铸而成的家族史，是少男少女们踏着自己的童贞写成的心灵史，这小小的差异仍然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这些真的那么不屑一顾不值一提了吗？　　同龄的朋友们，请想一想，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点儿向往，禁不住感叹每天都悬在你头顶的夜空今天是如此地美好；而当你“咔嗒”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或者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想一想吧，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那样的时刻意味着什么？　　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孙子无法理解祖辈，儿女无法理解父母，就像我无法完整地理解一凡。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从想象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误。第二部分：无题往事无题往事 7　　一九八三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一凡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现在看来，一凡是比较超前的，很多人几年以后才意识到的项目，一凡当时已经开始实施，在大多数公司都在做贸易的时候，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文化事业上，而大批文化公司的出现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出版书的梦想。　　他把自己的家无偿地贡献出来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的睡眠，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和谈论文学。正如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大潮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一凡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别人看清了他是真正没有个人欲望、没有金钱期待的老板，更加心安理得地利用他，好像从他那里捞钱不是伤害他，而是成全他。我相信一凡不是不知道某些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弱点，另一些人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劣迹，认为一凡看不出这些是可笑的——他读过那么多书，见过那么多人。　　几乎所有认识一凡的人都说：“一凡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太好，好得无边，好得无主……”我不愿意回忆一凡那些年的境遇，它使我难过地懂得，在这个社会，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也不在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样传奇的人生遭遇。要想弄清楚一凡的悲剧，请想想，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吧。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有人告诉我，一凡当公司经理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最光彩的几年。他把一个没本经营的小作坊，办成了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他靠着一部电话指挥下属若干企业；他决策项目大至几百上千万元的房地产；他主管财务小至每一笔流水账。他的人格和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对此我曾经很不以为然。我痛恨那个把一凡置于死地的公司。同时，我也痛恨一凡的所谓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已。当他被惟利是图之辈包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但是冷静下来想，走出几十年来身处其中的理想主义王国，了解一下世俗世界，体验平常人，平常心，对一凡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是分化的时代。我常想，即使一凡活着，他还能有当年的魅力吗？又有多少人能够被他凝聚呢？　　常有人问我，一凡多大年龄？我很惭愧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记得在他生前曾经询问过他或者他人，也许问过，但我不曾记住。他死后，我多次到他的陵前扫墓，甚至擦拭过他的墓碑，但我仍然没有认真地阅读并记住那上面刻着的出生年月。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拒绝正视他的年龄。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不管他已经死去还是活着，他都像一座界碑。不管世事怎样纷乱，人怎样迷失，界碑永远矗立着，为我们守望精神的家园。　　一九九五年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1　　有些认识我但对我了解不多的人，听说我曾经坐过牢都很吃惊，他们说我不像——没人会认为坐过牢的人额头上都刻着红字，但起码应该很有些沧桑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玩世不恭；另外一些听说我坐过牢但不认识我的人，见过我以后也会吃惊，他们也说我不像——没人会认为坐过牢的人都永远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但至少应该比较成熟，或者心有城府或者言行谨慎。　　说我不像坐过牢是恭维还是批评暂且先可以不去管，但这起码说明没有坐过牢的人有一种成见，认为监狱生活是惊心动魄的，在人的经验中是刀刻斧凿的，它对人的改变要远远超过日常生活对人的改变。　　其实，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况下有不同的日常生活。中学时代，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学毛选、做好事。放学时不回家，等同学们都走光了，从书包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螺丝刀，把教室的椅子一个个翻过来拧紧一枚枚松动了的螺丝，这种事都是我一个人做，如果我现在不坦白没任何人知道。那时候我每天都能找到自己在白天犯的错误，供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写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时自我批判用。后来我当了小学老师，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和学生打成一片，星期天我带他们去公园玩儿，还请他们到我家做客，和班里最捣蛋的学生谈心，用我每个月仅有的四元零用钱买礼物送给他，感化他实际上是讨好他。那时候我还积极争取入党，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没入上党我还哭过鼻子。再后来我坐牢，坐牢的日常生活和不坐牢的日常生活当然不同，但话说回来，同一个人不坐牢的时候和不坐牢的人不是也有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吗？此不同与彼不同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呢？　　“文革”后二十年，有许多人记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狱中经历，这些记述因不同身份、不同体验，甚至因不同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心境而不相同。回过头来想，如果是二十年前，我的记忆会筛选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词汇，我的笔而不是电脑的写作工具会使我结构出完全不同的句型。我可能写得很宏大、很悲壮，也可能写得很哀伤，但一定不会像现在写得这样从容和琐碎。最有可能的是，我会让读者和我一样声泪俱下，悲愤不已。那肯定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我所要写的仍然是真实的一样。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2　　我被关押的地方理论上说不算监狱，而是看守所，看守所和监狱相比，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前者关押的是还没判过刑的，后者关押的是已经判过刑的。但那个年代不讲法律程序，就我所知，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关押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是民主党派人士屈武的夫人。刘少奇的前妻谢飞被关了五年单身牢房，据说出狱后患了失语症，除了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以外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号里的苏联人莉达也在单身牢房里关了五年，精神几乎崩溃时才被调到了多人牢房。因为是在首都，又是市一级的看守所，而它正巧又在一个真正的而且是模范的监狱的隔壁，便被在里边和在外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看成是真正的监狱了。　　“文革”中监狱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三元五角，囚粮与军粮的标准一样，凭良心说，应该算很优厚的待遇了。狱里和狱外一样每日三餐，星期日是两餐，这也和十几二十年前许多机关和部队大院的规格一样。菜的品种一般冬天是心里美萝卜、大白菜，夏天是茄子、黄瓜、西红柿。当年市民饭桌上也无非是这样单调，就算是萝卜常常是糠心的，白菜主要是帮子，茄子黄瓜都老得带籽，也不能说是对犯人的特别虐待。不同的是，伙房像是有意要把饭做得特别粗糙。比如萝卜，切得像碗口那么大，假如萝卜的直径恰好没有那么大，就竖着切，比横切面还要大，而我们每人发的两个塑料碗又很小，小到装不进一片萝卜，塑料勺又软，只好用手抓着吃。这时候你如果能往宽里想，想到有些插队知青常常一个季节都吃不上蔬菜，就会觉得那菜切得多大实在是一点儿也不重要。但是你千万别往深里想，往深里一想就会觉得有人故意让你领悟到，囚粮毕竟是囚粮，怎么可以让你享受和军人一样的标准，而不让你觉得你实际上不配呢？　　女犯不管是因为什么而来，大多是操持过家务的，为了使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我们使出了所有的伎俩。监狱的重要规定之一是，不准不同囚室的犯人相互见面。开饭时，值班的队长晃着一串钥匙走进筒道，哗啦哗啦地打开一扇门又关上一扇门，如果哪个号的人走慢了，队长会向你吼，所以都一溜小跑走得飞快。刚开始，同号都不让我去打饭，时间长了应我的要求她们也会同意让我出去走一次算是散心，虽然那距离不过十米八米，时间不过一两分钟，可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一律不准我去打早饭。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我抓咸菜的本领没有过关。在女号，早饭被视为一日三餐中最好的饭，因为有玉米面粥和北京辣菜，北京辣菜是从店里买来的，切得细而且还有芝麻，当年在北京人的饭桌上都是稀罕菜。为了抓得多又不让队长吼，窍门是把五个手指撮得紧紧的，下手时要尽量深而且快，放到碗里先不能撤手，直到走出队长的视线。哇，进了门一松手，几乎是满满一碗，当然比萝卜片菜帮子好吃。这个活儿是我进去几个月后才被允许干的。北京辣菜除了喝粥、就窝头以外，最大的功能是腌肥肉。狱中居然一周能吃到两次肉，也是切成大块，和不管什么菜熬在一起。赶上吃肉，每个号都希望最后一个打饭，道理很简单，瘦肉都沉到桶底了，赶上队长看谁顺眼，说一声“都倒上吧”，很可能端回来够我们吃好几顿的肉。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我在狱中近两年，大概赶上过三四次。更多的时候是端回的菜里漂着一层猪油和几块肥肉，因为肉是熬的，没有咸味，肥的难以下咽，就捡出来埋在咸菜里，腌上一半天后夹窝头吃简直是太香了。　　狱友们还发明了烤窝头片，拿一根线，一头用牙齿咬着，一头缠在手指上，把热窝头像切松花蛋一样切成薄片，然后放到暖气片上烤。监狱里最忌的是硬东西，连大小便用的桶都是塑料的，惟有暖气一定得是金属的，只好躺倒了装在屋顶上。把所有人的被子摞在一起，站上去，先把预先留下的半张《人民日报》（这是狱中惟一让看的报纸，每天看完后收回）铺好，下面的人再一片一片递上去，还得有个人站在窗下听着队长的动静。这种特别危险的事我们不常干，要干也必须号里特别团结，否则让谁揭发了可不是好玩儿的。那种又酥又脆的零食我只吃过两次，记忆中那滋味比困难时期妈妈差我去买每月一家二两的芝麻酱，经受不起诱惑在路上用手指蘸着偷吃更带劲儿。　　关于吃，我还能讲出许多，比如为了能吃到鸡蛋，假装拉肚子而要求吃回民菜，比如周末吃两顿饭，没有玉米面粥也没有北京辣菜，闲饥难忍时的精神会餐，比如逢年过节时端起白米饭时的联想。在很少有人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滋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它的做法：十份牛奶一份糖，用小火慢慢熬，熬稠了就是现在卖二十多块钱一瓶的巧克力酱。这是莉达教的，很多年后我按照她教我的方法成功地做过草莓酱。我当然不是想把监狱生活美化得像小孩儿过家家那样有趣，我只是想说，就像那些在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的家庭各家都有度过饥饿的绝招一样，每个号的人都会在百无聊赖中寻找消磨时间和调剂生活的方法。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3　　如果说，吃最能表现监狱的日常生活，那么其次就该轮到上厕所了。上厕所是最难过的一道关。每天早上和中午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放茅”，如果你不习惯在离床不足一米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地方解决，你就必须习惯在这两个时间用三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解决。有的队长习惯从前边开始，有的习惯从后边开始，一个筒道有十几个号，如果你恰好住在头或者尾，放茅的时间前后会相差一个多小时，你得在这一个多小时内调整你的肠子的生物钟。这对我来说这是比吃饭要难适应得多的问题。 然而就在这三五分钟，我还与队长玩起了智力游戏。　　入狱后我进的第一个号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公公强奸后把公公杀死而坐牢的农村妇女，另一个是北大附中毕业的老三届学生。她姓宋，名字很像是个男孩儿，我当时的印象是她很漂亮。监规不允许互通案情，但进去不到两天我就知道了她被抓的原因。她是京西宾馆的服务员，那是中央首长进出的地方，能在那里当服务员的人出身一定好。据她说，她的男友不仅相貌出众，文才也出众，读书画画还写文章，但因为出身不好，整个家庭都属于被小脚侦缉队监控的对象。小宋出身红五类，和他谈恋爱遭到家庭反对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只能偷偷交往。没想到他们所在的街道发现了反动标语和传单，她男朋友成为怀疑对象，她也因此被单位审查，发动群众的结果是被揭发出很多对中央首长不敬的言论，比如她曾说王洪文专爱看外国电影，说首长抽的熊猫牌香烟特别贵等诸如此类的闲话，为了逼她交待男朋友的问题，宾馆抓住她这些问题不放，从写检查升级到隔离。看不出来文雅的小宋性格如此刚烈，为了表示抗议她开始绝食，七天没吃饭几乎饿死，最后还要求洗个澡好死得干干净净，单位只得让她弟弟和母亲强行把她送进了医院。刚刚恢复她就被拉出来批斗，没想到会后一副手铐把她带到了看守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因男友而起事，听说男友却并没被抓，在她被单位隔离审查的日子，男友与她失去了联系。我问她反动标语和传单到底是不是她男友写的，小宋一脸茫然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她比我大，来得又比我早，很快我便把她当成了好朋友。　　开始我每天提审，白天晚上连轴转，号里开饭早，我回来时她总是把给我留的饭菜用碗扣着，而我常常端起碗眼泪就落了下来。有时候我到深夜才能回到号里，她总睁着眼等我回来。其实我回来也不敢说话，隔窗有耳，队长可能正站在那半尺见方的小窗子下，掀起一小角帘子看着呢。但有她等着我，那间不足五平米的牢房仿佛就像家一样有了一丝温暖。我们俩都是政治犯，队长看出了我们俩关系好，怕我们研究案情互相传授对抗政府的经验，我来了还不到一个月，还没顾上留下各自家里的地址，突然就被调到别的号去了。　　那时候她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她调走使我万分失落。我开始利用放茅和她取得联系，先是早上放茅时在茅坑旁边放一个纸团，下午放茅时看纸团换了，我知道是她领会了，下次我就胆子更大地放了一张写着我家地址的纸条，她也如法炮制。以后我们又相互写一些鼓励的话，就这样来来去去，我们的游戏在队长的眼皮底下进行了大约有几个星期，最终以我的纸条没有人再拿走而告终。我不知道她是判了刑、回了家，还是调离了那个筒道，我不知道游戏因为什么而突然中止！　　那时我们正值花样年华，脸上都长着雀斑，都梳两条辫子，我们都在恋爱，又都对恋爱的前景充满了怀疑和绝望……出狱以后我记得曾找到过她的线索，好像是在一个国营的工厂里当工人，我曾托人与她联络，但没有结果。我常常在心里自问:如今她是谁人妻谁人母？她将那段往事摆放在心灵的哪个位置？是否还记得在监狱里相识的患难姐妹？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4　　无聊，是我们不屑的；把无聊当有趣，更是我们不屑的。但是当你处在一个被无聊淹没了的环境中，无聊就不只是有趣而且是有益的了。　　我们给每一个队长都起了外号，在背地里议论她们的短长，猜测她们是否结婚，为某队长是否怀孕而打赌。也许因为她们从来不笑，我们一致认为她们没一个人长得好看，只有一个除外，她的外号叫“墨绿”，因为总喜欢穿墨绿色的衣服而得名，也有的号叫她“大辫儿”，她的辫子长得直到腰际。听口音她不是北京人，黑黑的，有点儿胖，走路是外八字。但是她的声音好听，而且她会笑，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看来不能笑并不是狱警这个行业的行规，而是大多数人的自律。她后来被处分以至脱离了那个行业，是不是从她那时能够对犯人笑就露出端倪了呢？　　讲“墨绿”的故事有点儿麻烦，得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讲起。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被连续审讯了三天之后，他的心情分外松弛，好像要被送往疗养地一样。而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仅黑而且冷。那是春节前北京最冷的日子。我是半夜里从被窝里叫起来去接电话的，没想到带上手铐被送到了监狱。我不像老朱去得明明白白，还来得及对监狱的高墙发出赞叹。我被人用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蒙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到现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怕我越狱不成，对我一个小姑娘，他们也太没自信了；或者他们本来想只关我一会儿或者只关我几天，怕我出去后再来找后账吗？殊不知我认路的本领几乎相当于弱智。黑暗和油腻味儿影响了我的思维，没有任何支点使我得以展开思想。　　我肯定没有老朱那样老道，居然还敢说进监狱是松弛一下；也没有老朱那样天真，还敢把监狱和疗养院放在一起来联想。害怕是一定的，但又无从怕起，既不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又不知道抓起来以后会把你怎么办。当怕很抽象的时候，那怕就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的怕还能说是怕吗？也许只能说是因为紧张而出现了思维空白。大约是在被抓前半年，有人通风给我说“你被盯上了”，这话也让我害怕过，但我不知道“盯上了”的后果是带手铐进监狱，我能想象的是曾经见过的听说过的事，比如写检查、办学习班。如果我知道后果是坐牢，会不会就逃跑？虽然跑是跑不掉的；或者会不会就去自首？那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可以兑现的。　　我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墨绿”，那天我只披了一件棉外衣，没穿棉袄也没穿毛衣，拖着鞋还没穿袜子，更糟糕的是，那天我正需要大量卫生纸。我是凌晨进去的，刚到号里没几分钟就提审，一审就到了快天亮。回到号里时我的脚冻得几乎麻木，铁门一关我坐在木板床上，正想用那条单薄的囚被把脚包上，身后响起的说话声吓了我一跳，“快躺下！”后来我才知道，在牢房里，只要睡觉的铃声一响就得迅速地躺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站着，坐着也不行。刚躺下，门就又响，这次进来的是“墨绿”，她把我带到筒道尽头的三角屋，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案子而来，然后给了我一双新袜子，还有许多卫生纸，搜身时她在场，她知道这两样东西是我的当务之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面对吼叫你可能逆反，因为逆反而显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连哭都不敢。但是，你听不得用关切的语气说的哪怕一句毫无内容的话，经受不起用目光传递过来的同情或惋惜。　　从一开始，“墨绿”对我就与其他队长不同。她值班时，会在放茅时最后一个开我们号的门，让我们负责冲洗厕所。这其中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地上一次厕所，还可以用肥皂洗洗脸和毛巾。有时候她会在饭后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去逛一圈儿还可以锻炼身体。在筒道里停留时间长了会得到好多新闻，比如队长们聊天时某人说她最喜欢吃什么，证实了谁已经是有一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的母亲。拖地带回号里所有的新闻都有价值，就像当零食吃一样，能够嚼上好几天。偶尔会碰上一个刚提审回来的犯人。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是一定要回避的，听号里其他人说，一般队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把拖地的人暂时关进厕所。可是“墨绿”对我从不。所以我更加盼望出去拖地，我盼望能够碰巧见到我的难友赵一凡，虽然经过分析已经断定那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这幢楼男犯人都在二层，一凡柱双拐，二层楼他根本上不去。可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寄希望于万一。　　擦地时曾经见到过一个女孩儿，年纪很小，说不定比我还小。她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褶压到底的深蓝色毛料短裙，两条辫子折起来齐肩。她的皮肤那么好，但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她不艳，但是标致而端庄，表情宁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出现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巨大的反差让我颤栗。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地让我着迷，猜想和虚构她的故事成了我在监狱中的文学功课。我从来没设想过她是刑事犯，一个能够让人联想到少女时的冬妮娅、娜塔莎的姑娘，不可能与流氓、杀人这些字眼连在一起。也难以想象她是政治犯，她的穿着显然太资产阶级了，我们这些女孩子只有在“文革”以前穿过毛料裙子、府绸衬衣，她这样的女孩儿只能和客厅、沙发、钢琴连在一起，革命和反革命似乎都应该和她没有关系。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厕所对面的号里，小窗上的布帘被风吹起，我恰好看见了她。那天她穿一条长裤、一件非常合体的碎花衬衣，就一个人，没有狱友，一手提着便桶，一手端着一个白色的小盆，表情还是那么宁静。这样子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至今还是那样清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谜对我仍充满了诱惑——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她的美丽至今让我震颤。　　八十年代初，“墨绿” 辗转找到了我，她已经改行当了个体裁缝，前店后家日子过得很红火。说到我们为她起的外号，她还是笑，只是比我在狱中见她时笑得更开朗更鲜明。她告诉我被清理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原因，是因为犯了监规——犯人有犯人的监规，管犯人的人也有管犯人的人的监规，她为一个因为涉外间谍案而坐牢的人送了一封信。我们有过好几年的来往，她的行为是因为正义，还是因为幼稚，或者是因为某种诱惑，对我来说都是可以忽略的，我看重的是，她在我入狱的第一天主动给了我一双袜子和厚厚一摞卫生纸。况且，惟一向犯人露出笑脸的队长，本来就是没资格也没理由当狱警的。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呢？现在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似乎我也曾经给过她地址，不是我家的，而是我当时的男友家的。幸好她不是栽在我手里。八十年代她当个体户是因祸得福，过上比狱警富裕的生活，而七十年代中丢了工作她可怎么办？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5　　我已经多次提到监狱里的那个窗，其实严格地说那根本不算是窗。第一，它不是开在墙上，而是开在门上；第二，它太小了，大约只有七八寸宽五六寸长；第三，窗外应该是天，可它透不出一点儿天，而是被一块旧得不知是什么颜色的布遮着。所以只能说它是门上的一个洞。那个洞像是牢房的眼睛，队长们通过它观察我们，狱中的专业用语叫“查号”。不同的队长有不同的查号风格。有的队长坦坦然然地走过来，手里一大串钥匙哗哗地响着，到了门口把帘子一掀，正好露出她的半个脸，她会与我们有目光的交流，一般是我们看见她就不再说话，低下头假装看报。其中有一个队长因此而得的外号叫“大脚”。如果我们要干什么违反监规的事情，都是等这样的队长刚查完号，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才干，所以这样的队长总是能得到我们比较宽容的评价。有的却总是鬼鬼祟祟、蹑手蹑脚地一点儿声音都不出，帘子只掀起一个小角，露出的是半只眼睛，我们发现她时她基本是马上放下帘子，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她是不是已经走了。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曾经来过，遇到我们正想干点儿什么，比如烤窝头片、做棉背心等诸如此类的事，就得小心翼翼地等着，这时候女犯人的嘴也就不会留什么情了。七十年代大家都穿布鞋，女队长们穿布鞋上班并没什么损失。现在的队长如果因为这种职业要求而放弃穿皮鞋，因为不能穿皮鞋而放弃穿某种款式的衣服，那她们可是太冤了。　　这个洞的功能是警方用来监视犯人的，但无聊得没有边际的犯人却是无孔不入的。放茅、开饭不都是关了一扇门再开一扇门吗？开门关门不是能煽起一点儿风吗？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隙观察筒道里的犯人。哪个号少了一个人，哪个号换了一个人，哪个号只有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我从那儿看到了那个让我忘不掉的女孩儿，知道了苏联人莉达离开我们号后并没有出去，还看到了我的同案犯郑红丹。　　红丹是一凡家的常客，我曾在一凡家见过她，据一凡说她是个恶作剧式的人物。我曾经在一篇写赵一凡的文章里提到，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又写第二次，她把信撕得粉碎，一凡便写第三次第四次……这个固执的女孩儿就是红丹。一凡之所以容忍红丹是因为她的姐姐郑晓丹。晓丹是遇罗克《出身论》一文的忠实保卫者，她和她的家人曾把《出身论》砌入火坑里，埋进泥土里，塞进墙壁里，但最终没逃过被十八次抄家的洗劫，最后由晓丹的弟弟从存放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又偷了出来。遇罗克被捕后，晓丹受遇罗克精神的感召，回到学校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写大字报公开为《出身论》辩护，向中央文革挑战，在遇罗克被捕半年之后被迫害致死。晓丹生前曾经热恋过一凡，对于她的死，一凡痛惜万分后悔万分，所以特别善待红丹。　　在筒道里见到红丹使我异常吃惊，我虽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抓进监狱，但我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更不知道这个组织都有哪些成员，红丹在筒道里出现，使我对自己的案情更加扑朔迷离。直到我和一凡出狱几年之后我们才大致明白，我和一凡被牵进去正是由于红丹的男朋友，所谓“第四国际”，不过是他轻狂的夸夸其谈。　　红丹的父亲郑新潮是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的老干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为特务，列入枪杀名单，纠偏时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他辗转到了东北牡丹江创办军马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前方输送了上万匹军马。一九五○年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时赞扬他，熟悉生物学、物种学，为军马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一九五七年——又是一九五七年！这真是一个躲不过去的年份——他因不同意取消军马场而被划为右派，被赶回老家邢台，儿女们因此饱受被歧视之苦流离之苦。晓丹因此而对《出身论》有强烈共鸣，也因此而亡命黄泉。红丹出狱后回到了邢台，恢复高考后在当地上了大学，学了英文，又当了教师。后来听说她考了研究生，再后来听说她到了美国，这期间我们居然没有再见过面。　　一九八九年我和丁东、徐友渔合编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美国一家电台打来越洋电话采访我，交谈中才知道采访我的记者的丈夫是红丹的同班同学，通过她我和红丹才有了联系。次年她回国探亲，我们相约在复兴门肯德基店见面。自我从牢门上的洞里最后一次看见她的一九七六年算起，这中间已经相隔了二十多年。在这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我们都经历了许多预想不到的事情，如今我们共同的朋友一凡已经离我们而去，时间、空间和心里的距离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两年同案遭难、同监坐牢的共同点，本来打算见面要从她那里澄清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心情再谈。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没有哪一种经历是不可以逾越的，没有哪一种体验是不可以磨灭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境遇的变化而改变，并修改着你对所谓客观的记忆，你会随时为自己的变化而找出合理的解释，原谅自己纵容自己以至浑然不觉。小时候我父亲的终生好友陈伯伯对我说过一句话我始终记在心里，他说:舌头是坏东西，因为它不长骨头。那么头脑呢？心灵呢？人将依傍什么支撑自己的精神？精神对人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本来我觉得自己已经曾经沧海身经百战，但这种时候我常常又会吃惊和苦恼于自己的迷惑和茫然。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6　　除了牢门上的洞，牢房的后墙上还有一扇窗。不管天气多冷，我们都会把窗子打开，放一放好几个人吃喝拉撒的气味，也顺便看一看窗外的“景色”。那景色不是一片绿地，也不是一段山坡，那是来往于这座在京城很有名气的“王八楼”与看守所大院的必经之路。我从这条路上去提审，路上会经过住着我的难友赵一凡的“K字楼” 。那座楼真大呀，里面有成百上千像我这样无辜的男犯人。每隔几个月我们从这条路上到大院另一头去洗澡，洗之前把每个号的人分别关进一个个放风场，那个放风场令我们王八楼的犯人羡慕，它大得足可以像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华子良那样绕着圈儿跑步。我在每一个到过的放风场里都用石块并排刻上了我和一凡的名字，指望他能从中得到我的信息，我哪里知道一凡的残腿在狱中加重已经不可能出来放风了。冬天，我们把窝头搓碎了放在窗台上，一厢情愿地想引诱麻雀飞进我们的牢房，却从来没有一只麻雀自投罗网。　　狱中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缓慢，还有活生生的向往和企盼。阳光把窗楞的阴影投在墙壁上，我们靠这阴影的移动加季节的变换来判断时间。我们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能从独轮车发出的吱呦声听得出是装水的木桶还是装饭的铁桶，能从脚步的轻重和节奏中听出是哪位队长值班。就像你走惯了回家的路上班的路一样，你会习惯很多你原来不习惯的事情。　　牢房里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那本来可以说是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刺眼地亮在你的头顶，让你没有美梦、没有幻想，让你感觉不到白天与黑夜的轮换。于是日子接着日子，现实连着现实，于是你无处可逃了，你能看到的只有那盏灯，还有小小的一块天。　　为了投奔那一块天地，遇到好天气，我们会申请洗衣服，其实我们根本没什么衣服可洗。　　在狱中的人都特别节省，有的是因为家里人根本不给送东西，有的是不让家里人给送东西。我属于后者。我不知道会在里面待五年还是十年，我不能在政治上让家里人受牵连，还在经济上拖累他们。监狱里本来就冷，不活动就更冷，家里给我送了一件新棉袄，紫红色的，里面絮的还是驼绒，比我进来后狱方从学校为我拿来的那件要暖和得多，但是我一直不舍得穿。号里的人看我穿得单薄，决定为我做一件棉背心。棉花是队长让我们拆洗工作大衣时偷偷撕下来的，针是把梳头用的竹篦子上的竹片在地上搓细了钻一个洞自制的，好在面子是一件洗得快化了的衬衫改的，准确地说不是缝起来的，而是粗针大线串起来的。　　不仅衣服穿得节省，其他东西也用得极为精细。每个号每天都能得到一盆热水，这是供我们喝的。冬天我们会把水杯放进自制的棉套里，到了下午还可以喝上温水。余下的用来洗脚，洗完脚的水用来擦地，擦完地再把每个人的鞋底擦一遍。那块巴掌大的地被我们擦得油亮油亮的。每天我在那块地上散步，那是在号里惟一被允许的锻炼。号里除了木板通铺，空间的宽度只有两步，长度刚好可以走五步，我曾想，为什么不是七步呢？曹植七步成诗，如果是七步我说不定也成了大诗人。　　两年中我只用了一块肥皂，卫生纸用得更加可怜，总是撕了又撕折了又折，反正我有的是时间。现在我用卫生纸接近于病态的浪费，我甚至告诉我的儿子，什么都应该节省，就是不要节约纸，可能正是出于对那段生活的抵触和逆反。因为节省，我洗衣服常常不用洗衣粉，但却不厌其烦地申请，只要一换队长我们就申请。在厕所洗完还可以走到院子里去晾，傍晚还可以再出去收一次，重要的是收回来的衣服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当我把晒了一天的衣服捧着闻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阳光原来是有味儿的！阳光的气味太干净太新鲜了，特别是冬天，加上织物被晒得又干又松的手感，捧着闻简直就是享受。　　两年，那是足够使一个中年人在不知不觉中打发掉的时间，那是完全可以使一个老年人从生走向死的时间，那是绝对可以使一对年轻人孕育一份爱情同时也孕育一个生命的时间。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女人来说，那是从无聊的、无望的、无辜的时间中发现琐碎的诗意，体验矫情的浪漫的时间。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7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清高、傲慢，还有点儿无理。同是阶下囚，我却因为自己是政治犯而觉得比别人优越了许多。　　小荣是因流氓罪而被抓进来的，所谓流氓罪无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几张裸体照被揭发而出了事。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没听过的，《绿岛的夜》那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她唱的。在狱中她还是爱唱，有时唱着唱着，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眼泪就一串串地掉下来了，她也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了。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她，讨厌她总是讲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讨厌她说话时总带脏字，按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拍裸体照的女人无疑就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该。虽然她对我很友好，但我不愿意理会她，只要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假装看书或者看报。现在想起来，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让着我，想气气我或者治治我，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准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的假正经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但却显得比谁都左，那面目一定和管教队长差不多。　　另一个让我不知该怎样对她的是老黄，算起来她当时也就不到四十岁。说起来我们曾经还是邻居，她的女儿是我的校友或学长。她的家庭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父亲是画家，据说解放前他的漫画在某市还有点儿名气，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我简直难以说出口，她的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父亲，或者说，她女儿既是父亲的女儿又是父亲的外孙女。而这一乱伦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亲。她母亲爱上了她的叔叔，为了使丈夫能容忍这一关系，母亲设下了圈套，让丈夫与15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神经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讲得却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是三教九流什么犯人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还有点儿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带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好题材。　　我还看过另一个长期带背铐的。把我调进她的号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个日子应该比较敏感。那天早上气氛就很异常，队长们的脸比平时拉得更长绷得更紧。小荣说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哀乐声，我们正议论这哀乐是为哪位大人物而奏，就听到队长在门外开锁的声音。我们以为议论被队长听见了，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队长小声说：“你，收拾东西出来。”一般筒道里有点儿声音，所有的犯人都会竖起耳朵听，因为队长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而不准叫犯人的名字则是队长们的“监规”。我们没有代号，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称“你”，如果没有手指的配合当然就分不清是哪个你。那天队长说的是“你”，分明指的是我。“收拾东西出来”这句话在狱中是最暧昧的语言，你别想从队长的语调和表情判断那句话的背后是手枪还是玫瑰。我是第二次听到对我说这句话，最后一次跨出牢门时我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多也一个字都不少。我紧张而又狼狈地把东西都堆在房门口，队长锁了这扇门去开另一扇门，这时候号里的人根据开门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并没有离开这个筒道，而我也明白了，这次“收拾东西出来”的背后，既没藏着手枪，也没藏着玫瑰。　　东西搬进去后队长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去谈话。管教是队长们的队长，她的眼睛像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而且她总是眯着眼，好像不适应白天的光线，那简直就是一双真正的猫眼。这次谈话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颜悦色得多，先是问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给我送过东西，还说看我年轻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相信政府，认真对待这次考验，争取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回到号里没多久，当天的《人民日报》就送来了，头版头条是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别的牢房就传出了哭声，队长的眼睛个个也是红的，所以任由犯人们哭，借着这个机会，犯人们新仇旧恨自艾自怨，一时间哭声连成一片。我刚调进新号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开始大骂周恩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调我来这个号，因为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反对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观点正好相反。她个子小，头发盘在脑后，挺文雅的样子，即使说这些话也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弄不明白，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监狱里还敢这么放肆。中午打饭时，她趁队长不注意跑到楼道里喊，终于被拉走，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带着背铐的生活。　　出狱后我才知道悼念周恩来时全国空前的盛况，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牢房里开始人满为患。我想，如果她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话，说不定早就让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了。很快我就断定她是个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谈话语中她常提到谢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与政治有关，与线上的人物有关。断定她是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长，不可能从屁股底下钻来钻去，她的运气也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好，手铐好着呢，看不出短期内能坏。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肿了，没几天，就肿得像馒头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肤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着胳膊也肿了，到最后，铁铐深深地嵌到肉里，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她从来不说疼，也不像那个杀人犯只要见到队长就要求摘铐子。看着她吃饭时把窝头放在床沿上趴着啃，我开始给她喂饭，看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我开始帮她梳头，放茅时帮她穿裤子，有热水的时候还给她做热敷。有时候，我会劝她向队长认错，请求把铐子摘下来，否则，时间长了手臂很可能会残废，她却总是无所谓似的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便祥林嫂一般自言自语地说：“让他死，太便宜他了……”　　周恩来的死在队长们的心里引起的波澜终于归于平静，这才给她摘下了手铐。把她抓起来的人应该最清楚，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她和张志新毕竟不是一回事，用对她的惩罚来寄托哀思表达立场反而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我这个被调来和她做斗争的对手当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接受考验立功赎罪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她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一个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强，也远远不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更有力量。意志是对恐惧而言，正常人对恐惧过于敏感，当你的思维能力足以判断你可能面对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将要面对的正是你难以面对的，将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恐惧，你因此而需要意志力来克服这恐惧；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无所畏惧，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意志力。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8　　和精神病患者在同一个号里的另一个狱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是个一生未嫁的天主教徒，她是我在狱中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犯人。那一年北京的天主教徒可能成了点儿气候，前一个号里就住着一个她的同案，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同案何止一个，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就有十几个。　　从她的同案那里我已经大致知道了她的案情。那是一九七六年初，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天主教徒们神奇地串联在一起，顶礼膜拜一个房山县来的28岁的女人，据说此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三年级，但成百上千的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都是她的信众。她自称是圣母的徽号，替圣母到中国来发出警告，因为中国人罪孽深重，圣母将在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施行惩罚，将连续若干天不出太阳，连续若干天暴雨如注，全国上下将一片漆黑。总之，他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每个人都无比虔诚，老人曾讲述她为了保护圣母的徽号被革命群众用石块打、用唾沫吐的经历。　　过了没多久，监狱里通过广播开了一个宽严大会，宣布了几个因为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和因为拒不认罪而从重判处的典型。会开到一半，筒道里就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老人告诉我，叫喊的也是她的同案，还是一个中学生，会上宣布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的是她的母亲。她骂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她骂母亲是叛徒，骂她不得好死。接着传来开牢门的声音，她被强行拖了出去。我们都竖起耳朵听着她回来的动静，直到熄灯的铃声响了她仍然没有回来。深夜，哗啦哗啦的脚镣声把我惊醒，我相信，在这样静的夜里，每一个人都被那声音惊醒了，但是整座牢房除了那刺耳的脚镣声哗啦哗啦地由远而近，静得再没有一点儿声息。声音在我斜对面的房门口停止，然后是队长的开门声，她走进去了。一个女中学生，然而，她拖着脚镣走进了牢房，肯定还有手铐，说不定还是背铐。牢门关上了，牢房还是那么静，静得没有一点儿声息，我相信，那天晚上，牢房里每一个生命都像我一样，屏住呼吸睁着不眠的眼睛。　　这是我到监狱后第一次那么逼真地听到脚镣的声音，它戴在一个女孩子的脚腕上。你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激情，激怒了试图让她像她母亲那样就犯的干警；你也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执着守卫着她那也许是幼稚的信念；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年龄还没到可以成为公民的小姑娘，为什么会来到这座监狱，来到这间牢房，并且亲耳听到母亲对女儿的背叛——没有母亲的影响，她可能走上那条不知是通往天堂还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吗？　　一直到离开那座监狱，我始终和老人在同一个号里。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给我讲《旧约》里的故事，讲基督的降临，讲迷途的羔羊，讲人应该为上帝献身，而不应该在世俗中沉沦。她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退休工人，她的全部学问只是一部《圣经》，而宗教精神或许正是我在困境中所需要的，因此，我成了她惟一的听众，她对我成为上帝的臣民充满了信心。我们像一对忘年交相互交换了地址，她没有亲人会来给她送东西，我把准备留给她的衣服和日用品专门放在用一条长裤的裤腿缝制的手提包里，准备走的时候留给她用，但是最终这些东西还是被我带回了家，当队长开门指着我说“你，收拾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是给我调号还是让我回家。　　大概过了两年多后，我收到了她写给我的信和寄给我的照片，她出狱后先是住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后又到了清河的一家福利院，我常去看她，但是对于她的说教再不像在监狱里时那样听得入神，她说服我受洗，希望我一辈子单身，但这对我已经不可能了，我上了大学，并且正在恋爱，还是当年大学里竞选的活跃人物。世俗的生活使我目不暇接，革命的事业让我眼花缭乱，在我看来，我的使命感并不比她的使命感来得逊色。她把一生献给了宗教，而我在刚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以后，又一次投身民办文学刊物。我像当年一样尊重她的信仰，祈祷她因为信奉上帝而获得内心的安宁，但是我已经不可能成为她的或者任何人的信徒了。也许这正是我坎坷人生的悲剧所在。如果我当年接受了她的教诲，这些年我会不会活得没有那么烦恼那么劳累？　　我知道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已经又错了。上帝不会那么实际，原罪是赎不完的，救赎之路无比漫长，也许一生还不够，还要加上来世。　　两年以前，一个刚刚皈依了天主教的朋友像我的狱友二十多年前一样，苦苦地劝我皈依天主，我回答他：我还没有被上帝选中。如今我仍然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尘世里沉浮，还没有找到可以一劳永逸地帮助我摆脱痛苦的力量，更没有在生与死的混沌中看到通向上帝的道路。但是我坚信一点：上帝只救能够自救的孩子！如果现在老人尚在人世，她应该不会否定我的这一感悟，尽管这其中多少有点儿自恋、自嘲和自慰。第二部分：无题往事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9　　按照哲学性的表达，人是被上帝抛向这个世界的，虽然此间痛苦无绝期，但没有人因此而对上帝不满，相反还庆幸上帝给了自己生命。但却没有人会庆幸自己被什么人投入监狱，虽然那经历能让人体验到多数人不可能体验到的东西。“抛向”意味着你虽然不能选择是不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也意味着你有权力自由地选择你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方式。这种自由被视为形而上意义的人生绝境。“投入”则完全不同，它不仅意味着你没有权力选择你去不去要把你投入到的那个地方，当然也意味着你没有任何权力决定你在那个地方怎样生活。这种没有自由被视为形而下意义的人生绝境。都是绝境，形不同而质同。　　很多人都经历过插队生活、军队生活、学生生活等等，每一种生活有每一种生活中的惊心动魄，也有每一种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在监狱里，提审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虽然没给我上过刑也没动过拳脚，但它关乎我的进出甚至死活。但是很快就不再提审我了，盼望提审则成了我在狱中最最基本的最最常态的生活，就像平时盼望发工资、盼望放假一样。我不敢说盼望回家，当然更不可能盼望判刑，我只能盼望提审，从提审中猜度我还能再盼望什么。　　死亡、恐惧、孤独，这些极端的感受不只是在特异的生活中才能体验，事实上，那是一颗敏感的心灵无法回避的。在梦中，在秋风吹落一片枯叶的瞬间，在爱情的背叛被你看到的时刻——这不是很多人都遭遇过的吗？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在我把回忆的笔触伸向二十五年前、试图还原那两年的生活时，我的感受似乎并不比当年更加飘渺更加肤浅。　　生活在哪里？生活在组成抽象人生的每一天的具体的日子里。　　我所记录的正是这每一天中的两年，它们像所有的日子一样，给我提供滋养生命的血液和空气。我成长了，就像现在和未来终究还要成长一样。　　二○○一年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幸存者的不幸 1　　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兴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遂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婉延曲折都尽收心底。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练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以权力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待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待不出，比知情不交待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察。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到W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止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幸存者的不幸 2　　被捕后，我曾不止一次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梦中我被一只大黄狗追逐，我跑呀跑呀，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黄狗扑将过来，张大嘴咬住我的手，咬得我鲜血淋漓。惊醒之后，定格在我脑子里的是狗的那双令人恐怖的眼睛。　　我把这个梦讲给同号一个有点儿残疾的农村妇女听。此人貌似柔弱，性格却极为刚烈，因为不懂法律，杀死了想占有她的公公，又因为不懂科学，杀人的办法极笨，被称作“手段极为恶劣”的那种。在“号”里她很少说话，永远把脸埋在黑发和黑色的囚服中，可我的梦使她颇为兴奋了一阵。最分明的忠告是，一定有一个属狗的男人把我出卖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会算子丑寅卯，把年龄一一报给她听。她耐心掐算，只有郭海一个人属狗。圆梦的结果是我再也不相信梦可以被圆被释被解，我不相信这其中有出卖，如果我怀疑朋友，就等于我自己同样应该被怀疑。　　如同现在全民经商一样，“文革”中是全民从政。所不同的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是一个无论你怎样躲，政治都要找到你头上来，都会把你卷进去的时代。　　我回家以后，母亲曾经召集全家给我做工作，劝说我以后不要再惹事，在应该打扮自己、应该谈恋爱的年龄被关在黑牢里，苦自己也害别人。忘不了当时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在饭桌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有权限制她。正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才有义务承担她做的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似乎从此才认识了从小和我用一根扁担抬水的哥哥，了解了从小没有我能说会道、没有我风头出得多的哥哥。当时正在外地上大学为我被抓急出一场大病险些被学校除名的二姐，怕我出狱后想不开，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抄好几条鲁迅语录，使我恍然明白了，被全家人视为“马大哈”的二姐，原本内秀而浪漫。我和郭海这不安分的小姨子、小叔子被捕之后，使大姐新婚不久的生活失去了安宁，本来姐夫正是事业的黄金季节，因为我们而入了另册，出国自然没有他的份儿，担惊受怕更是可想而知的。据说他们的家不止一次被秘密搜查，但他把这一肚子委屈都吞下去消化了。我从不认为他这样对待这件事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姐夫，“文革”中亲人反目者不是大有人在嘛。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他为人的善良与宽厚。　　亲属、朋友们对我同情还来不及，更不会追究我、责备我、怨恨我。和那些落井下石者相比，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我也是受害者，而且以两年的铁窗生活为我的幼稚和轻率付出了代价。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这关涉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山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和亲属因我而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坐过牢的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些具有反叛色彩的人并不把在体制内的地位看得有多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这段经历对于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不是平反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努力可以挽回的。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幸存者的不幸 3　　山西的难友出狱不久，便传来了郭海具有传奇色彩的消息——他要和“马百管”的遗孀结婚。“马百管”是郭海的同事，因爱为别人打抱不平而得名。郭海一干人被捕后，他不怕株连，仗义执言，还到狱中去送东西，因此被整，以至跳晋阳湖自杀，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　　初听这一消息，我先是敬佩，佩服郭海的仗义，对于周围人的反对很不以为然。同时也多少有点儿为郭海惋惜，毕竟女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郭海虽说已经平了反，但错过了高考的机会，不可能再上大学，政治上又不是清白人，复员军人、党员干部的身份不再起作用，未来的处境不可能太好，婚后郭海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得知朋友们反对并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因为对女方的性格和为人没有好感。朋友们来信让我力劝他不要义气用事。记得郭海回信的态度也很明朗：不能对不起死去的老马。　　我了解郭海，什么不应该用同情代替爱情、没有感情的婚姻不道德等等，对他来说都等于废话，这原本就是一个超出婚姻标准爱情原则以外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认为这很荒谬，怎么可以同情殉爱情呢?但是，当怀着一种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使死者起死回生的情感，当面对死者的两个孩子时，郭海根本是顾不了许多的。　　不久，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对来北京旅行的新婚夫妇。我无意赞赏郭海的做法，但是我理解他的两难、他的尴尬、他的委屈，因为我也被这种负债感所折磨。不同的是，我什么也没有放弃，而郭海所放弃的，是一个多情的男人对爱情的全部浪漫，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事业成功的全部可能性。　　五年以后，又传来了郭海准备离婚的消息。可想而知，讨债还债，报恩施舍，都不足以长久地支撑一个家庭，更不足以滋养一份爱情。好在，郭海始终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老马的儿子，两个孩子已经长大许多，并且和郭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许郭海可以心安理得地告慰死者的冤魂，可以对自己有个交待了。　　如同我曾为他的结婚而难过一样，离婚的消息也同样使我不好受，对自己既失望又恼火。对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我都是既不赞赏又无谴责，简直就成了一个没有态度的人。我的自信和坦然自始至终被内疚的阴影笼罩着，觉得自己成了最没有发言权的人。　　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当年我们为了探讨真理而坐牢的行为已无法理解的话，那么，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同代人是一定可以理解的。而郭海的行为，则是即使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人也无法理解的。他是荒唐的，又是合理的。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惋惜，既令人心痛又使人无奈。　　我们曾经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汇合，命运又使我们沿着这个交叉点向不同的方向伸延。有的为了理想而接受现实并最终偏离甚至背离了理想；有的放弃了理想又不能接受现实；还有的以清醒的理性将理想深埋在心底。而郭海则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我曾想，如果整个中国平庸到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一定是郭海！这个人只能是郭海!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幸存者的不幸 4　　其实何止是郭海，不止一个人因此案毁掉了自己的初恋，在道德和情感的两难中被逼迫做出违背自己的选择。　　F坐牢两年，他的女朋友始终以未婚妻的身份照顾他的父母。出狱后他的女朋友初衷不改。按理说，他该感激不尽，爱她，娶她。可偏偏是F主动提出与对方分手。为此他曾遭到朋友们的误解和谴责，只有我对F的解释由衷地理解。　　F的女朋友的父亲当时是某市纪委主任，她的哥哥和嫂子是外交部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如果F和她结婚，他们的前途笃定要受到影响。如果她的家人像“文革”中很多人所表现的一样，阻止他们结合，也许他们反而会出于反叛不顾一切地结婚。可事实刚好相反，尤其是她的哥嫂，不但热情鼓励，而且做好了政治前途受到影响的准备。她本人可以不顾被F描述的未来处境的艰难和凄惨，但却会为可能给亲人造成的后果而长久地矛盾和不安。F说：我没有理由让她在爱人和亲人中做出选择，更没有理由让他的家人遭到本可以避免的不幸，使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就罩上一层阴影。所以我只能快刀斩乱麻，斩断这恶性循环的链。和我分手她会一时痛苦，但是，将来她会有一个明朗而幸福的婚姻。　　在当时的处境下，这是一个正直的忘我的人可能得出的惟一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爱情被放逐到了只能被忽视的角落。至于那位善良的姑娘日后是否真的能有一个幸福而明朗的婚姻，这是F的想像力不可企及的。　　F的决定是高尚的吗?但是他毁了一个姑娘的初恋，而初恋将影响一个女人一生的感情幸福。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感情的幸福更加重要?我确切地知道，直到结婚，她还没有忘记初恋的爱人，还为没能献身于他而遗憾而惋惜而追悔莫及。F的决定是自私的吗?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分明是为了别人的清白而割舍了自己最看重的爱情。F的做法是救了她还是毁了她?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任何逻辑和知识，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几乎都是无力和贫乏的。　　我出狱后，和我分手的男友多年以后曾经问我：“你当时为什么那样坚决，一定要让我马上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我告诉他：因为我了解你的矛盾，了解你承受的压力，也了解你承受压力的能力；同时，我的敏感，我的自尊，我的现实处境，使我失去了一个普通女孩儿面对爱情的正常反应，以至无法以平常心从容地看待本来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的恋爱关系。第三部分：幸存者的不幸幸存者的不幸 5　　毫无疑问，我们无辜地受到侵害，其伤害之深重不只在于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存，更在于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去思想、去感受、去爱或者去恨。这还不是罪孽的全部，全部的罪孽在于，你受到无辜的侵害，又无意识地侵害无辜的他人。　　晓峰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家中最受父亲宠爱的长子，在东海舰队也颇得领导的赏识。在我被捕前5天，他被送进了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监狱。可想而知，此事对于以戎马生涯为骄傲的父亲是致命的打击。正当严格的监规使狱中的儿子肌肉萎缩，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的同时，父亲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患了癌症。两年以后，晓峰以“开除党籍，保留军籍，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复员回到太原，见到了已经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父亲。感人泪下的是，看着曾经寄予厚望如今被摘掉了领章帽徽的爱子，老军人什么都没问。是不敢问，还是不忍问?也许他觉得根本不必问。儿子多少次想对父亲说：“爸爸，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但看着父亲奄奄一息的样子，他觉得自己的表白太缺乏说服力。一个月后，父亲与世长辞，他为自己终于没有对父亲说点儿什么而懊悔万分。　　悲剧并未到此为止。在晓峰未出狱之前，为了安慰和照顾母亲和奶奶，晓峰的弟弟从部队复员回到太原，在拖拉机履带厂当检验工。一次试车，发动机器挂上空挡后，他钻到车下去检查，新来的工人出于好奇爬到车上一踩油门，拖拉机从晓峰弟弟的身上着实地碾过，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死于非命。我没见过晓峰的弟弟，据晓峰讲，弟弟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最小长得最漂亮身材最高大身体最健壮气质最帅的一个，他的身边总有姑娘追逐的身影，而他死后的遗容却惨不忍睹。被捕坐牢都没掉过一滴眼泪，从来不会哭的晓峰，甩开朋友的阻拦，扑在弟弟的尸体上痛哭失声。十几年过去了，弟弟那穿着将校靴、将校呢裤子的身影总是在他的眼前晃动。他的牢狱之灾殃及全家，母亲接连承受了长子坐牢、丈夫病故、次子惨死的不幸，心力交瘁。毫无疑问，晓峰不是不孝之子，他没做错任何事情，与大多数年轻人相比，他更加爱读书、爱思考，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但是他不可能无视铁一般的事实：父亲和弟弟的死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面对家庭的惨剧，他无法稀释对亲人浓浓的内疚，无法化解对自己深深的自责。　　不是每一个犯下错误的人都会产生内疚和歉意；不是所有内疚和歉意都是由错误而产生。　　前些日子，听当年主办《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讲述了遇罗克之死。他说：“遇罗克被判死刑后我哭了，我非常后悔，如果不办那张报纸，《出身论》的影响不会那样大，遇罗克也不会被杀死。”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谁也没有推翻牟志京的结论的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那张报纸办与不办的问题。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就如同林昭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儿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但是，不管遇罗克多么英勇，不管时代怎样需要英雄，谁也不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推向枪口。我想，除了冷酷的政客、投机分子、阴谋家，即使是战场上最理智的将军，目睹士兵们在他的号令下冲锋、死亡，也不会无动于衷。而牟志京当年不过是一个和遇罗克一样充满了幻想的热血青年。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万人大会批判了“资反路线”，当周恩来对于他因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被迫害表示同情之后，《中学文革报》却因为发表了《出身论》，而出人意料地被宣布为反动报纸，遇罗克首当其冲地被推上了断头台，牟志京怎么能够推翻他的逻辑而放过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