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梁启超

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李鸿章年谱　　道光三年（清宣宗） 癸末1823（西历）　　正月初五公生于安徽合肥县东乡之大兴集。（父17岁，母23岁，兄1岁）　　曾文正12岁，洪秀全9岁，　　禁止民间私种婴粟，更商民与蒙古贸易章程，及国内大事，世界大事；拿破伦败后之五年，孟禄、主义宣布。　　道光24年 甲辰 1844年　　公21岁；中乡榜，于夫人赵氏结婚。　　道光27年 丁末 1847年　　公24岁；是年进士及第改翰林院庶吉士。　　25岁；留京师翰林院。　　30岁；正月封翁，随同侍郎品基贤回籍办团练。是时汪忠源为皖抚文正贻书称公可属大事。五月御贼于和州之裕溪口叙功赏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十二月旋入皖抚福济公幕，福济盖公之座主也。　　咸丰5年 乙卯 1855年　　公32岁；二月以克复含山县城赏加知府衔赏换花翎，十月从克庐州府奉值交军机处，以道府用，福济本不知兵，措置未合宜，，公亦不得志，会粤匪势横，公疡官兵之退缩，力清大举以战。总统狰魁士不许，卒立军令状，始得行。不幸大败，合肥诸乡寨皆被蹂躏，公所居寨亦不守，夫人幼子皆死于是役。　　同治二年 癸亥 1863年　　公40岁 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　　同治7年 戊辰 1868年　　公45岁；十二月与继室周氏结婚。　　公46岁；兼署湖北巡抚。47岁兼任总督，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同治11年 壬申 1872年　　公49岁；5月授大学士，级留任总督。　　同治12年 癸酉 1873　　公50岁；因英使之调停，与日本订约，以50万两为赔偿费，使日本撤台湾之兵。于是世人皆知我惧战，而乐于输金。　　光绪元年（清德宗） 乙亥 1875年　　公52岁自日本与台湾发生纠葛后，总署奏筹善后海防六策，命各督抚祥议以覆。公谓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均救急要务；所未易猝办者，即人才经费，日本域，故习渚难，而对人才则更当破例从求。12月清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光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义，并于考试功名。　　光绪5年 己卯 1879年　　公56岁：是年赏加太子太傅衔，此年生子。　　光绪13年 丁亥 1887年　　公64岁；奏办开平煤矿，12月开漠河金矿。　　光绪14年 戊子 1888年　　成立海军。　　光绪20年 甲午 1894年　　公71岁；赏三眼花翎，子经迈员外郎。　　光绪22年 丙申 1896年　　公73岁；订中俄密约，更激国人之怒，然其所从，不被谋害者。实皆西后之力；而公之所以得通西后者，多因李莲英之从中说项，个中未心密自以金钱为本。　　光绪27年 辛丑 1901年　　公78岁；公以肝疾，于9月27日薨于贤良寺。享年七十有八又九月二十二日。晚清重臣-李鸿章传第一章　 绪 论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注：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盐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有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日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俟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矣。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字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又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藉，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泰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侘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鳖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鸟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有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挥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俟者，势使然也。　　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　文样沈挂芬时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洽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　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年　　第四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　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案观此表，亦可观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传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又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而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故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于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肆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贼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骚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面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适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阘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知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人，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十年，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未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洊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坛，谤渎言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厄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　 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而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而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甚。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忠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经历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持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 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政府假借兵力，以助勘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按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必其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军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外谙交涉，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戮，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弊之极，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沈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而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件（薛焕，原江苏巡抚也）。　　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劄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敌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势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广福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 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沪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岳斌）、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月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灾，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 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浸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钜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放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以后，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选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急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洸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江苏地，去上海仅数里）。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美国人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变，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籍。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力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浙江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殆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按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顿兵于坚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荣、和春，既两度以此致败，故曾文正甚鉴之，甚慎之。瞥忠襄之始屯雨花台，文正屡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强悍之众，内有穷困决死之寇，官军之危，莫此为甚。乃敌军明知官军之寡单如此，其疮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薄突入，决一死命，以徼非常之功于俄顷，而顾亏此一篑，忽焉引去，遂致进退失据，随以灭亡，何也？盖当时敌军将帅富贵已极，骄侈淫溢，爱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军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林，皆在于是。谅哉言乎。以李秀成之贤，犹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道。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者，其可以戒矣。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全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株守一城，坐待围击。故向荣、和春之溃，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所遇之敌，亦如唯之与阿，相去无几，故得以延其残喘云尔。呜呼！曾洪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按此役为湘淮诸将立功之最大关键。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忠襄久顿之军，无从保全。读史者不可不于此着眼焉。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洸等率众十余万，分道自金山大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江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里，驾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　　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胁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资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慨，论者韪之。　　白齐文黜后，欲杀之，而为美领事所阻，遂放之。复降于李秀成，为其参谋，多所策划，然规模狭隘。盖劝秀成弃江浙，斩其桑茶，毁其庐舍，而后集兵力北向，据秦晋齐豫中原之形势，以控制东南，其地为官军水师之力所不及，可成大业云云。秀成不听。白齐文又为敌军购买军械，窃掠汽船，得新式炮数门，献之秀成。以故苏州之役，官军死于宝带桥者数百人。其后不得志于秀成，复往漳州投贼中，卒为郭松林所擒死。　　先是曾国藩获敌军谍者，得洪秀全与李秀成手谕，谓湖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虚，使李秀成提兵二十万，先陷常熟，一面攻扬州，一面窥皖楚。国藩乃驰使李鸿章使先发制之，谓当急取太仓州以扰常熟，牵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鸿章所见适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将，使死守待援，而遣刘铭传、潘佩新、张树珊率所部驾轮船赴福山，与敌数十战皆捷。别遣程学启、李鹤章攻太仓昆山县以分敌势，而使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围解。三月，克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余，程学启之功最伟。戈登自此益敬服学启焉。　　五月，李秀成出无锡，与五部将拥水陆兵数十万图援江阴，据常熟。李鸿章遣其弟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分道御之。铭传、松林与敌之先锋相遇，击之，获利。然敌势太盛，每战死伤相当。时敌筑连营于运河之涯，北自北漍，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垒堡百数，皆扼运河之险，尽毁桥梁，备炮船于河上、水陆策应，形势大炽。　　鹤章与铭传谋，潜集材木造浮桥，夜半急渡河袭敌，破敌营之在北漍者三十二。郭松林亦进击力战，破敌营之在南漍者三十五。周盛波之部队，破敌营之在麦市桥者二十三。敌遂大溃，死伤数万，河为不流，擒其酋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称是。自是顾山以西无敌踪。淮军大振。六月吴江敌将望风降。　　程学启率水陆万余人，与铭传谋复苏州。进破花径港，降其守将，屯潍亭。七月，李鸿章自将，克复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使铭传攻江阴。敌之骁将陈坤书，均湖南、湖北、山东四大股十余万众，并力来援。鸿章、铭传亲觇敌势，见其营垒大小棋列，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乃定部署猛进攻之。敌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内变者，开门纳降，江阴复。　　时程学启别屯苏州附近，连日力战，前后凡数十捷。敌垒之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邱、观音庙者十余处，皆陷。而郭松林之军，亦大捷于新塘桥，斩伪王二名，杀伤万余人，夺船数百艘，敌水军为之大衰。李秀成痛愤流涕，不能自胜。自是淮军威名震天下。　　敌军大挫后，李秀成大举图恢复，使其部将纠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处众八万余，船千余只，出运河口，而自率精锐数千，据金匮援苏州，互相策应，与官军连战，互有胜败。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鸿章亲督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迫苏州城，苦战剧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谭绍洸等引入内城，死守不屈。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郜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启，乞降。于是学启与戈登亲乘轻舸造城北之阳澄湖，与云官等面订降约，使杀秀成、绍洸以献，许以二品之赏。戈登为之保人，故云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许斩绍洸而别。　　李秀成微觉其谋，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甘三夜)。甘四日，谭绍洸以事召云官于帐中，云官乃与晓将汪有为俱，见绍洸，即刺杀之，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开门降。廿五日，云官等献绍洸首，请程学启入城验视。其降酋之列衔如下：　　一、 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此八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酋之降也，戈登实为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按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弑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个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苏州之克复，实江南戡定第一关键也。先是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联络策应。故力甚单而势甚危。苏州之捷，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欲乘胜进入浙地，与曾左两军互相接应，合力大举，是为官军最后结果第一得力之着。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拔之。擒斩其将黄子隆父子。于是鸿章分其军为三大部队：其(甲)队，自率之；(乙)队，程学启率之，入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迫嘉兴府，左宗棠之军，(浙军)亦进而与之策应，入杭州界，攻余杭县，屡破敌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之，与常胜军共略常州，大捷，克复宜兴、荆溪，擒敌将黄靖忠。鸿章更使郭松林进攻溧阳，降之。　　时敌将陈坤书，有众十余万，据常州府，张其翼以捣官军之后背。李鸿章与刘铭传当之，敌军大盛，官军颇失利。坤书又潜兵迂入江苏腹地，出没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戒严，江苏以西大震。李鸿章乃使刘铭传独当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弃金坛，昼夜疾赴，归援苏州。又使李鹤章急归守无锡，杨鼎勋、张树声率别军扼江阴之青阳、焦阴，断敌归路。时敌军围常熟益急，苦战连日，仅支。又并围无锡，李鸿章婴壁固守几殆。数日，郭松林援军至，大战破敌，围始解。松林以功授福山镇总兵。　　先是程学启围嘉兴(此年正月起)极急，城中守兵，锋锐相当，两军死伤枕籍。二月十九日，学启激励将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阵，越浮桥，肉搏梯城。城上敌兵死守，弹丸如雨，忽流弹中学启左脑仆。部将刘士奇见之，立代主将督军，先登入城。士卒怒愤，勇气百倍。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亦水陆交进，遂拔嘉兴。　　程学启被伤后，卧疗数旬。遂不起，以三月十日卒，予谥忠烈。李鸿章痛悼流涕。　　嘉兴府之克复也，杭州敌焰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十九嘉兴克复），敌大队乘夜自北门脱出。左军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苏军(李军)与浙军(左军)之连络全通，势始集矣。　　程学启之卒也，鸿章使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领其众，与郭松林会，自福山镇进击沙山，连战破之。至三河口，斩获二万人。鸿章乃督诸军合围常州，使刘铭传击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陈桥渡大营，破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袭河边敌营廿余；皆破之。败军溃走，欲还入城，陈坤书拒之，故死城下者不可胜数。三月甘二日，李军进迫常州城，以大炮及炸药轰城，城崩数十丈，选死士数百人，梯以登。陈坤书骁悍善战。躬率悍卒出战拒之，修补缺口，官军死者数百人。鸿章愤怒，督众益治攻具，筑长围，连日猛攻，两军创钜相当。经十余日，李鸿章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身先士卒，奋战登城，敌始乱。陈坤书犹不屈，与其将费天将共率悍党，叱咤巷战，松林遂力战擒坤书，天将亦为盛波所擒。铭传大呼传令，投兵器降者赦之，立降万余。官军死者亦千数。常州遂复，时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苏军(李军)与金陵军(曾军)之联络全通，江苏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内无一敌踪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鸿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斗各地，大小数十战，始于松江，终于嘉兴常州，凡两周岁至同治三年甲子夏四月，平吴功成。　　按李鸿章平吴大业，因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不徒常胜军之战胜攻取而已。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之徒甚多。本朝之绝而复续，盖英法人大有功焉。彼等之意，欲藉以永保东亚和平之局，而为商务之一乐园也。而岂料其至于今日，犹不先自振，而将来尚恐不免有Great revolution．在其后乎。　　先是曾国荃军水陆策应，围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钟山之石垒，敌失其险，外围始合，内外不通，粮道已绝，城中食尽；洪秀全知事不可为，于四月二十七日饮药死。诸将拥立其子洪福。当时官军尚未之觉。朝旨屡命李鸿章移江苏得胜之师助剿金陵，曾国荃以为城贼既疲，粮弹俱尽，歼灭在即，耻借鸿章之力，而李鸿章亦不顾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托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辞不肯进军。朝廷不喻鸿章之旨，再三敦促，国荃闻之，忧愤不自胜，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将士猛攻地保城（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险要第一之地也。），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隧道十余处皆成。乃严戒城外各营，各整战备，别悬重赏募死士，约乘缺以先登。　　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人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坏廿余丈。曾军将叱咤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按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騅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几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左、李亦人豪矣。　　金陵克复，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皆封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恩赏有差。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　　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　　捻乱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之失机　　曾李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复，兵气半销。虽然，捻乱犹在，忧未歇也。捻之起也。始于山东游民。及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金陵，安徽全省大震，捻党乘势，起于宿州、毫州、寿州、蒙县诸地，横行皖、齐、豫一带，所到掠夺，官军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师者，辄被逆击，屡败衄，以故其势益猖。及咸丰七年冬，其游骑遂扰及直隶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严。　　今将捻乱初起以迄李鸿章督师以前，迭次所派平捻统帅列表如下：　　人 官 任官年份 屯驻地　　善　禄 河南提督　咸丰三年 永城县　　周天爵 钦差大臣　 咸丰三年 宿州　　吕贤基　　工部左侍郎 咸丰三年 安徽　　陆应谷　　河南巡抚 咸丰三年 开封府　　袁甲三　 钦差大臣　咸丰三年 宿州(周天爵卒代之)　　舒兴阿　　陕甘总督 咸丰三年 陈州　　英　桂　　河南巡抚 咸丰四年 开封府　　武隆额　　安徽提督 咸丰五年 毫州　　胜　保　　钦差大臣 咸丰七年 督江北军　　史荣春　　提督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田在田　　总兵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邱联恩　　总兵 咸丰八年 鹿邑　　朱连泰　　总兵 咸丰八年 毫州　　傅振邦　　总兵 咸丰九年 宿州　　伊兴额　 都统　咸丰九年 宿州　　关　保　 协领 咸丰九年　督河南军　　德（木咢）额　 协领 咸丰九年 曹州　　胜　保　　都统钦差大臣 咸丰十年 督河南军关保副之　　穆腾阿　　副都统 咸丰十年 安徽(副袁甲三)　　毛昶照　　团练大臣 咸丰十年 河南　　僧格林沁　 蒙古亲王 咸丰十年　　　曾国藩　 钦差大臣 同治三年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热河，捻党乘之，侵入山东，大掠济宁。德（木咢）额与战，大败。始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诸捻，号称骁勇。同治二年，发党诸酋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合于捻。捻酋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倏忽，如暴风疾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党一股人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靳州等处。舒保战死，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时金陵新克复，余党合于捻者数万人，又转入河南、山东，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锐意率轻骑，追逐其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遂中捻首之计，大败，力战堕马死，朝廷震悼。忽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而命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国藩粮运后援。　　先是官军之剿捻也，惟事追蹑，劳而无功，间讲防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故劳师十余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画长围圈制之策，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禀承之，遂定中原。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寇，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　　其年五月，任柱赖汶洸等大股深人山东。鸿章命潘鼎新、刘铭传尽力追蹑，欲蹙之于登菜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扼逼，使北不得窜人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亲督师至济宁，相度形势，以为任、赖各股，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而迫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于是定策先防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乃东抚丁宝桢，一意欲驱贼出境，于鸿章方略，颇多龃齬。七月，敌军突扑潍河，东省守将王心安方防驻戴庙，任敌偷渡，而胶、莱之防遂溃。是时蜚谤屡起，朝廷责备纂严，有罢运防之议。鸿章复奏，以为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蹂躏，然受害者不过数府县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乃坚持前议，不少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邱潍县之交，大战获胜。二十四日，追至赣榆，铭传与马步统将善庆力战，阵毙任柱，于是东捻之势大衰。　　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庄一战，毙悍贼甚伙。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在潍县寿光抄击一昼夜，敌众心携，投降遂多。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继之，无战不捷。至二十九日，铭传、松林、勋动等，蹑追七十里，至寿光弥河间，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几三万人，敌之精锐器械骡马辐重抛尽。鸿章奏报中，谓军士回老营者，臣亲加拊慰，皆饥惫劳苦，面无人色。赖汶洸在弥河败后，落水未死，复纠合千余骑，冲出六塘河防。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水陆马步，衔尾而下，节节追剿，只剩数百骑，逼入高室水乡。鸿章先派有统带华字营淮勇之吴毓兰，在扬州运河扼守。诸军戮力，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毓兰生擒汶洸。东捻悉平，东、苏、皖、豫、鄂五省，一律肃清。　　鸿章奏捷后，附陈所属诸军剿捻以来，弛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皆迭乞开缺，请稍为休养，勿调远役。并以刘铭传积劳致病，代为请假。　　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窜，直逼畿辅。京师大震。初七、初八日，垒奉寄谕饬催刘铭传、善庆等马步各营，迅赴河北进剿，乃率周盛波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鼎字全军，及善庆温、德克勒西马队，陆续进发，由东阿渡河，饬郭松林、杨鼎勋整饬大队，随后继进。　　西捻之役，有较东捻更难图功者，一则黄河以北，平坦千里，无高山大河以限之，张总愚狡猾知兵，窜扰北地平原，掳马最多，飙忽往来，瞬息百里，欲设长围以困之，然地势不合，罗网难施，且彼鉴于任、赖覆辙，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出，不容官军闲暇，次第施工，此一难也，二则淮军全部，皆属南人，渡河以北，风气悬殊，南男性情口音，与北人均不相习，且谷食面食，习惯不同，而马队既单，麸料又缺，此二难也。鸿章乃首请饬行坚壁清野之法，以为“前者任、赖捻股，流窜中原数省，畏墟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气强悍，被害已久，逐渐添筑墟寨，到处兴城池相等，故捻逆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陕西，被扰最甚，以素无墟寨，等办不及，赋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直、晋向无捻患，民气朴懦，未能筑寨自守。张总愚本极狡猾，又系穷寇，南有黄河之阻，必致纵横驰突，无处不流，百姓惊徒蹂躏，讵有已时，可为浩叹。(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马多而我马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兵常饥，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实赖于是。　　四月，奏请以刘铭传总统前敌各军，温旨敦促起行。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壕以蹙敌。栋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扎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扎陵县、吴桥一带，为运防遮护。左宗棠亦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自连镇北至仓州一带减河东岸分扎，与杨鼎勋等军就近策应，布置略定，然后进剿。　　五月，捻股窜向西北，各军分途拦击，叠次获胜。鸿章乃趁黄河伏汛盛涨时，缩地围扎，以运河为外围。而就思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外为里圈。逼贼西南，层层布 置。五六月间，各军迭次大捷，敌势衰蹙，阵散渐多。六月十九至二十二等日，乘胜尾追，每战皆捷。二十三日，张总愚涉水，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敌已向博平、清平一带，图扑运河。而官军早于马颊河西北岸筑长墙数百里，足限戎马，敌方洞知，已人彀中，窜地愈狭，死期近矣。是时各军已久追疲乏，鸿章乃派刘铭传生力马军助战，军势大振。二十八日，将敌圈在徒骇黄运之间，铭传调集马步迎击，追剿数里，值郭松林东来马步全军。拦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陷，刘、郭两军马队，五六千人，纵横合击，擒斩无算。张总愚仅带领十骑北逃，旋自幸，沉于河以死。西捻肃清，中原平。八月，李鸿章入觐京师。　　李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天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哉。剿捻也，以十余 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奔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又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掣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由有良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硕道义，练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已耐劳任怨坚忍不拨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第五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复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痍，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划，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