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到哈佛商学院攻读学位时，我并没有计划就此经历撰写一本书。实际上，担任记者10年之后，我选择到哈佛的目的只是想从撰写新闻报道这一工作中脱身，停止把周围的世界看做潜在的故事来源。为了控制我的金融命运，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我的时间，我想要学习商学。我已厌倦了整天听命于手机，充任老板各种要求的牺牲品。我希望MBA学位能够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的运转规律，让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更多选择。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明本书绝非曝光内幕之作。在许多方面，哈佛的两年时光都令人愉悦。同学们都聪明友善；教师多数都尽职尽责，善于启发鼓动；学校的各种设施一流；邀请来的各位讲座人士也都是出类拔萃之辈。作为了解资本主义的绝佳场所，再也没有比哈佛商学院更合适的地方了。对我和我的各位同学而言，哈佛改变了我们未来人生的面貌，改变了我们通过商业活动得以实现的各种可能性。但是那段时间确实紧张，并且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尤其是最初的几个星期，在我们拼命学习商业运作的各个领域，金融学、会计学、资本运作、市场营销以及组织行为学等方面的课程时，课业量简直要把人压垮。随着时间的推移，除功课之外，找工作-"合适的"工作-的压力本身就成了单独的一项教育。通过本书，我想描述一下我和同学们在哈佛商学院这个资本主义大熔炉里的经历。浏览求学两年中写下的日记时，我对自己当时各种经历诱发的情感非常惊奇。我原本期望在商学院度过一段闲适的时光，一段学习和为新的工作作准备的时间。而真实情况是，我们这些MBA学员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大家的雄心壮志和各自憧憬的同家人的理想生活。除了课堂上的功课、许多演讲者所作的演说，以及我们如何决定怎样工作，这种讨论在本书占很大比重。得到在哈佛商学院攻读学位的机会真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表达出的任何牢骚、批评或者焦虑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1960年，美国各大学共有5000名MBA毕业。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0万人。如今的MBA课程授课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我当年选择的传统的两年全日制住宿攻读方式，你也可以选择函授，通过网络教育方式、以夜间授课方式攻读，或者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攻读。资本经济所到之处，MBA教育随之而来。在中东地区、中国和印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申请者的人数与日俱增。一次次问卷调查表明，工商管理硕士通常薪酬更丰厚、工作职位更好。MBA这三个宝贵的字母已经成了商界成功的一张名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了一个必要条件。2004年到2006年我在哈佛商学院攻读学位期间，学校的毕业生中包括美国总统、美国财政部部长、世界银行行长、纽约市市长，更不要说通用电气公司、高盛公司和宝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在《财富》全球500强各公司最重要的3个职位中，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占20%的比例。在最近风行一时的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行业，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比比皆是。他们回到哈佛校园时，都享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礼遇。加入如此强大的一个团体，让人感觉既诚惶诚恐，又兴奋不已。校方相信，商界成功所需要的领导才能同样可以用于其他领域，比如政治、教育、保健和艺术。我并非出身商界背景，对商界人士应该各界通吃这一观点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仍然不时地考虑到这一观点。这也解释了一本描述哈佛大学MBA教育的书，何以会让MBA学位持有者或准备攻读该学位者之外的许多人对这一问题感兴趣。MBA课程传授的语言技巧、解决问题的惯常做法和领导风格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当今时代，商学院不再仅仅培养商界领袖。MBA教育决定我们许多人将来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间、享受的假期、文化消费、得到的保健服务，以及给我们的子女提供的教育。2000年以来，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那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①已经作出了许多具有全球性和历史意义的决策。简而言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其课程内容以及学位持有者组成的关系网络，都是颇有意义的，而且对于实现雄心壮志，其意义更为深远。最后，本书仅为一家之言。任何个人都绝对不能代表哈佛商学院2006届毕业的900名MBA。本书描述的一切均为真人真事，但是为了掩盖某些同窗的身份，我改变了一些人名和细节。这样做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隐私问题。哈佛商学院是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是一个可以讨论、实验、通过犯错误不断提高自己的地方。我的各位同窗当时并不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写一本书描述我们的经历。尽管我的尴尬经历和不光彩之处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他们关心的却是自己的此类问题。第二个原因在于，这样做我可以更诚实地描述我们经历的一切，用不着担心损害那些我喜欢而又钦佩的人的名声。至于授课的各位教授，因为教师的身份就是要面对公众，所以我在书中就描述了他们的真实言行，就如同我真实地描述了到哈佛大学作过报告的各位人士一样。我之所以要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我在哈佛商学院度过的这段时光。2006年6月毕业时，我们班收到了商学院院长杰·莱特（JayLight）写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融入全球各地哈佛商学院校友的同时，我希望你们和学校保持联系，继续与我们分享你们对这段读书生涯的思考与感悟。"本书就是我的思考与感悟。让我们放慢速度（1）唉，谁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呢？-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不知道诸位对菲利普有何评价，但目前对你们来说，他不过就是菲利普而已。"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和我的90位同学都在盯着我。当时我正准备伸手去拿一块鸡肉沙拉三明治，看起来确实是非常"菲利普而已"。我们已经上了几个星期的课，这次午饭时间院长金·克拉克（KimClark）到教室来和我们见面并了解情况。他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身材瘦削，快60岁的样子，说话时像先知一样具有权威性，温和而又威严。"我最初到这个教室上课的时候，那边坐着一个叫杰克的家伙。他就是现在先锋集团（Vanguard）的总裁杰克·布里南（JackBrennan）。那边有一个达特茅斯的前橄榄球队员，名叫杰夫。杰夫·伊梅尔特（JeffImmelt）现在是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边，那边坐着唐纳，就是后来成为Palm计算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唐纳·杜宾斯基（DonnaDubinsky）。"在我们这个位于地下室的没有窗子的教室里，似乎有个开关被打开了。你几乎可以听到在座的每个人的心跳。呈马蹄形排成5排、面对黑板坐着的90名同学，甚至包括在舔铅笔上面粘着的沙拉酱和鸡肉碎的那位，都在思索：25年之后，他们会提到自己的名字吗？后来的院长对2031级同学致辞的时候，会不会说："那边坐的是苏珊。当时她很腼腆，现在却负责全球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那边的汤姆成了谷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菲利普呢？这么说吧，一个人应该拥有几十亿美元才够呢？"我们彼此相对，脑海中浮想联翩。2004年8月的一个闷热的傍晚，我第一次走进哈佛商学院的校园。妻子玛格丽特和我们一岁的儿子奥吉当时留在纽约，等待我们的家当从法国运来。此前两年半的时间，我们一直住在法国。哈佛商学院无论教工还是学生，我一个人都不认识。10年来第一次，我既没有老板，也没有工作职务，也没有每月一次的薪水。此前对商学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的近200名学生已经被召集来，参加一门正式名称是《分析论》（Analytics）的课程-不太正式的说法叫"数学夏令营"-的学习。其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跟得上3周之后入学的另外700名同学。校方认为，后者在此前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基本要求，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必修一个一年级课程的压缩版本。我们将接触到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分析方法，而且校方希望，如果正式学习开始，我们不会那么紧张。注册之后，我收到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第一周要分析的案例，他们还告诉我要在15分钟后到斯潘格勒大楼里的一间会议室，去和学习小组其他成员见面交流。斯潘格勒大楼是一座庞大的新乔治亚风格的建筑，是校园的核心。我走在校园中，天气怡人。我在网球场附近找到一张长凳，拿出学习期间要分析的几百个案例中的第一个阅读起来。哈佛商学院的所有课程都是由案例组成的，这些案例都是源于真实的商业情况。在每个案例中你要回答的问题是：你会怎样做？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有很多案例中描述的主角采取的行动最后证明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看待那些问题，如何应对信息的匮乏和各种不确定性。案例分析的目的是：即使财务或债券计价的细节被你远远地抛到脑后，你仍然具有出众的思考问题、作出决策的能力。案例都是教员们写的，长度不一，有的几页纸，有的超过30页纸，通常首先是用一段戏剧性的描述介绍背景，然后分析需要讨论的公司，再就是几页附件、图表、照片以及用来说明问题额外需要的材料。我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在西欧某个小省有一位封建地主。科堡男爵，他住在山上的一座城堡里。环绕城堡的土地被许多佃农租种，他为他们的生活负责。让我们放慢速度（2）其中有两个佃农伊凡和弗雷德里克，男爵让他们分别耕种两块不同的土地。他提供种子、肥料和耕牛，但是让他们从犁具制造者菲亚道尔那里租用犁具。一年后，他们带着不同的收成来见男爵，牛老了一岁，犁具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磨损。案例结尾如下："他们离去之后，男爵开始考虑。'对，'他心想，'他们干得不错，可是我想知道谁更出色。'"这是一个会计学案例，难处在于通过为两块土地列出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来帮助男爵解决问题。面对横征暴敛和簿记这两种方式，为什么封建男爵会选择后者，让我很挠头。但是这里是哈佛商学院，在这里甚至连中世纪的男爵行事也与众不同。在我面前的一个网球场里面，两个学生刚刚开始热身。一个胳膊上系着一块大手帕，另一个光着上身。他们开始击球，最初动作非常轻柔，两人都站在离网几英尺远的地方，跑前跑后。我抬起头来看他们，被他们有规律的动作迷住了。慢慢地他们的动作范围开始扩展到各自的半场，他们的手臂在空中挥动着，网球的落点也越来越接近底线。我心想，这些完美的动作、这些准确无误的击球落点要经过多少小时的训练啊。在矩形的球场内，一切动作都那么完美无缺。我把自己的案例分析资料塞回文件夹，朝斯潘格勒大楼走去，准备去跟我的学习小组碰面。一张宽大的蓝色桌子周围坐着两位退伍老兵、一位纽约市长办公室的前雇员、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管理顾问，还有一位看上去很紧张的金发女士，她刚从一家波士顿共同基金公司辞职。房间对两位老兵来说似乎有些狭窄，他们的臂膀被紧身T恤裹得紧紧的，而那位金发女士似乎有点恐惧，她看起来很小巧。后来我得知，那位纽约人贾斯汀生长的地方和我妻子现在的住处不过相距几个街区。随着我们开始研究男爵问题，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他们对于商业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他们已经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开始了。来哈佛前，我只用过微软公司办公系列软件中的文字处理程序。我从来没用过表格程序Excel或者幻灯演示程序PowerPoint。在最初的几天，我想还是坚持用我信得过的纸笔，专注授课内容，而不是熟悉新的软件。毕竟J·P·摩根根本就没有Excel软件可以利用，而他却曾经掌控美国大部分的经济。我再次思考了一下男爵问题。情况似乎没有那么复杂：收成、肥料、牛、遭受某种程度磨损的犁具，还有一位剥削别人的封建男爵。"伊凡。"考虑片刻后我主动答道。大家都抬起了头。"伊凡做得更好。"我迅速解释了一下我的计算方式。"你忘记计算牛的折旧费用了。"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杰克说道。我于是再次计算。"弗雷德里克。"过了一会我又说道。"你把伊凡犁具的全部价值都算在'销售成本'内了吗？"杰克问道。这时候我想，还是闭嘴吧。我对会计学的全部了解就是暑假期间被安排阅读的内容。从欧洲搬家至此，以及种种因素的影响，阅读的结果远远比我预想的情况要糟。"男爵是股东还是权益出借方？"乔恩问道。他带领战斗小组进入巴格达的恐怖区域刚刚回来。他似乎是房间里最不着急的人。"另外，利用肥料来损耗土地资源犯罪吗？"让我们放慢速度（3）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我一直在笔记本上面潦草地演算，这些数字像乱码一样在脑海中搅来搅去。"20磅肥料与两蒲式耳的小麦等值，一头牛值40蒲式耳小麦，有10年的利用价值，工作1年。伊凡仍然欠菲亚道尔，因为还有犁具……"数字变来变去。起初伊凡更出色，每英亩土地比弗雷德里克收获的小麦多三分之二蒲式耳。然后弗雷德里克又以六分之五蒲式耳胜出。"我算了几个比例，"那位金发女士说道，"从资产净收益率看，弗雷德里克更出色。"其他人都点了点头。可是我心想，这两位佃农并没有销售任何东西。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农产品交给封建地主。因此或许计算资产的贡物比例更恰当。可是这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随后是"美国行业识别案例"。这是我们第一次介入金融领域。从被哈佛商学院录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对金融问题充满恐惧。我很想了解金融知识，但是我担心自己在技术层面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可能会一塌糊涂。第一个夜晚对于提升我的自信心没有丝毫帮助。我们的案例内容涉及12个行业，从基础性的化工公司、连锁超市到大型航空公司和商业银行，还包括一些未分类的资产负债比例和百分数。要求我们把行业与相应的数据搭配起来。在暑期阅读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悟了比例的要旨。你要做的就是通过比较财务报表的数字来了解行业发展的质量。以库存为例。需要保有库存产品的公司经常需要平衡库存的费用和保证供给的费用。这就如同家居生活一样。你需要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家人的生活，但是却没有必要让食物把橱柜塞得满满当当，还没有机会吃就腐烂变质。可是话说回来，偶尔你可能会想批量购买一些东西，这样价格更便宜，而且用不着每天跑去价格昂贵的街头小店。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真正的美食至上者，喜欢每天购买新鲜食品。问题在于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处理库存的方式。唯一要避免的是浪费和断顿。要分析一批财务报表中的库存管理问题，你或许可以从"销售成本"和"库存"的数据开始。"销售成本"指的不过是商品生产者在特定时间内销售产品的成本。"库存"指的是生产商准备销售的产品的价值。把"销售成本"除以"库存"，你就可以比较明确地了解到公司产品的销售速度。如果比例是1∶1，那么就说明该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涉及时间段内，公司的销售与库存恰恰等值。在新鲜食品市场上，如果资产负债表涉及一年期限，那么销售与库存的比例将会非常高，因为库存几乎每天都会得到补充。但是如果在一家高端珠宝店，这一比率可能低于1，因为每种商品在找到买家之前都要摆放很长时间。"估计超市的库存周转率最高。"乔恩说道。"或者屠宰加工厂。"杰克说道。"因为存取款的关系，商业银行很可能流动资产和债务最多。"那位中国人说。从他不停地挠头来看，估计和贾斯汀还有我一样困惑不解。"哇，"我喊道，"想不出哪个行业会达到16.7%的利润率。珠宝店？"我只是想插上句话。大家都反反复复地研究着那些数字，期望有所发现。我们分析了资产负债率。像工厂这样拥有许多固定资产的公司很可能比广告公司负债更多，因为广告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员工。公司账务最不讨人喜欢的特点之一-甚至或许是最大的疏漏-就是员工在损益表上面只作为成本出现，从来就不是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资产。当然了，和工厂不同，员工任何时候都可能离职，因此银行都不愿意向广告公司、律师事务所或者建筑设计公司发放贷款。没有哪家化工厂会说一声"让贷款见鬼去吧"，然后拖欠偿付贷款，一走了之。让我们放慢速度（4）我们紧盯着净销售额与净资产的比值，试图搞清楚哪家公司的资产创造出最多的净销售额。一如既往，广告公司因为除了租借的办公空间和少量资产外一无所有，因此应该比值更高，表明资产虽少，销售额却很大，而制造行业应该比值较低。过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感觉已经确定了一半问题的答案。两个小时后，我们完成了8个行业。第三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永远不会结束这些问题了。就在我们以为已经判断出航空公司时，数据看起来又非常像汽车生产商了。难道是一家名优品牌男装的生产商？我已经开始体会到以后经常出现的那种感觉了。那是荧光灯产生的让人委顿的作用。垃圾箱里传出来淡淡的发泡塑料和中式面条的味道。身体脱水，皮肤疼痛。我突然发现，房间里一半的人在收发电子邮件或者上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提出一个问题后都要滞后一段时间才有人作答。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深蓝色的夜色中哈佛体育馆庞大的阴影。原本以激烈的思想碰撞开始的讨论，现在已经放慢到梦幻般的速度。大家相互间的言语和思想交流慢慢腾腾。到我们最后放弃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我从教室走出来去开车时，空气依然又热又闷。我开车回到位于西剑桥的新居，那里离商学院只有10分钟的车程。街道上面空无一人，10年来我第一次离开大城市居住。我们的狗斯佳丽在门口迎候着我。它一直耐心地在黑暗的台阶上面等候，我到达时它跑了出来到人行道上面撒尿。前门的锁失修已久。在一个几近陌生的城市的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睡觉，让人感觉心神不定。我的生活已经简略到学校和这个房间-这个地板上摆着一张橡胶气垫、墙角摆着一张好市多超市出售的野餐桌的房间。我躺在那里，外面的声音声声入耳：一根树枝碰到窗户上，外面车辆川流不息，车灯照到房间的天花板上。那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昏昏入睡，因为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我到底做了什么？第二天早晨7点，我们再次奔赴战场。斯潘格勒大楼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参加过数学夏令营的同学们，大家在为尚未判断清楚的行业努力。他们执行任务的热情摇摆不定。大厅里回响着讨论利润率和杠杆比率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很权威性地说，银行通常拥有巨量短期债务-或者说是储户账户上随时可能取现的存款，类似地，银行还拥有巨量应收账款-或者说是发放给客户的贷款。对银行来说，贷款是资产，而持有的储户存款则是债务。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搞清楚这一点。它们持有的资金是债务，而它们发放的贷款是资产。但是一旦我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再看还没有判断清楚的行业时，情况就显而易见了，是银行！最后我终于对小组有所贡献了。带着自己的伟大发现，我冲进教室，但是他们已经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到教室去的确让人放松。哈佛商学院主要有两座教学楼，分别是奥尔德里奇楼和霍斯楼，几乎相同的教室共有30间左右。奥尔德里奇楼的名字来源于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Aldrich）-一位满脸胡髭的罗德岛人，他的女儿嫁给了小约翰·D·洛克菲勒。罗德·霍斯（RodHawes）1969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后来成为保险行业的巨头。他一手打造然后出售了美国人寿再保险公司，此后将大部分财产投入慈善领域。在每间教室里面，90来个座位呈半圆形朝前排成5排，中间有两个走道。有一些教室有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到校园，但是多数教室都没有窗户。坐在那些没有窗户、温度得到控制、灯光没有任何感情的教室里就像在赌场里一样，感觉不到外面的世界，与时间和自然完全隔离。在曲线形排列的课桌后面，我们每人有两个笔记本电脑那么宽的空间，一把刷成紫色的旋转办公椅。到达教室里的指定位置后，我们必须把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白色硬纸板塞进前面的一处缝隙，这样教授们就能看清楚我们的名字。我的右边是阿拉斯加人劳里，她拥有化学博士学位，此前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管理过一个研究中心。左边是纽约市公园管理处的前雇员本。在数学夏令营的两周，劳里一直处于目光呆滞的恐怖状态。尽管她的优秀有目共睹，却担心被教授点到名字回答问题。她告诉我们，给她一个分子让她分解，她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分解组合，但是如果问她一个会计学公式，她就一塌糊涂了。本比她镇定得多。他留着胡子，穿着拖鞋，此前两周还在阿巴拉契亚山间徒步旅行。和我差不多，他似乎也对电脑过敏，利用笔记记录。但是他显然具有思路清晰、逻辑清楚的大脑，非常适合这个地方。占据我前方三分之二视野的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员短寸头下面粗粗的脖颈。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那强健的肌肉就在我面前几英寸的地方活动，有时候甚至让我忘记了加权平均成本和决策树。让我们放慢速度（5）教授们站在讲台上，有一张桌子可以放笔记，有三套黑板和投影仪可以利用。更前卫的教授可能会播放视频，或者使用投票机。通过按课桌上面内设的许多红色或绿色按钮中的一个，学生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表决，结果能够立刻呈现在前面的屏幕上。教授们可以站在前面，也可以沿着过道来回巡视，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分析方法是从哈佛法学院引进的。开始上课时，教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随机选择一名同学来介绍我们此前晚上准备的案例。这一过程持续2~15分钟，对学生而言可能非常痛苦。突然袭击结束后，任何人都可以举手评论。评论可以是提出问题，也可以是对教授或者另一位同学的观点的回应，或者是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个人亲身经历的事例。唯一的要求是评论必须有利于推动班级学习。我们的第一位教授戴维·霍金斯（DavidHawkins）是个心直口快的澳大利亚人。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游泳项目。他肩宽背厚，一头金发，依然具有当年邦迪海滩救生员的风采。走进教室后，他打开报纸，从《华尔街日报》头版给我们阅读了一个关于一家由于多年的会计失误被要求重新申报收入的公司的故事。然后他靠在桌子旁边，身体后仰，张着嘴巴思考问题。他一只手里拿着一块卷起来的纸片，上面写满了他备课时写的资料；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黄色的粉笔。很快他就开始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来强调某些要点。停了一会儿后他说道："你们看，会计的确很重要。现在看这个男爵问题。"他蜷起臂膀，开始在教室前面走动，像男爵那样拖着一条腿。"要判断这些讨厌的佃农哪个更出色怎么会这么困难呢？"全班人都感觉放松了一下。等学生们被要求解释他们的数字时，情况已经很明确了，谁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解决问题根本不是关键。霍金斯教授对我们解释说，男爵案例的目的在于向我们演示，即使是从最简单的情况下发现经济真相有多么困难。在会计领域，利用常识比坚持规则更重要。在《分析论》课上，授课方式比我们上必修课时更随意些，但是时间表完全一样。上午8点40分开始上课，每节课持续1小时20分钟。第一节和第二节课之间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周一、周三和周五，午饭后下午1点钟有第三节课。为了准备每个案例，校方要求我们至少花费两个小时。除了会计学外，分析论课程还包括金融、技术与运营管理的速成班课程。在一年级的时候，这三门课是最具有数学特点的必修课，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霍金斯教授的课程之后是米希尔·德赛（MihirDesai）的《金融学》，他是一位年轻的印度教授，身材修长、举止优雅，手指纤长。初次见面他就想让我们高兴，说金融学课程非常简单，只是解释起来才显得复杂。在他的课上，我们不用紧盯着计算机上面复杂的电子表格，而是以一种我们可以向母亲解释的方式学习金融学。德赛许诺说尽量避免使用华尔街术语，鼓励我们摒弃可能有的任何先入之见。我们中间那些自以为通晓金融学的人要重新再学。而对金融学一无所知的人将踏上一条伟大的探险之路。吃午饭时，我意外地碰到了贾斯汀。他在纽约长大，父亲在纽约经营着一家成功的投资公司。大学毕业后，作为"为美国教书"计划的一部分，他曾经在洛杉矶教书，然后在纽约市长办公室工作。他来哈佛商学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公共服务领域让他倾慕的人都出身商界。无论他今后作何选择，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都会有用。我问他是否知道自己会作何选择。"还不清楚。"他说道，"我准备走着瞧。如果你有什么发现，请告诉我。"我们听到身边的人都是在谈论这个话题。你从哪里来？你以前干什么？你为什么到哈佛商学院来？让我们放慢速度（6）午饭后，我们又上了弗朗西丝·弗莱（FrancesFrei）主讲的《技术与运营管理》（TechnologyandOperationsManagement）。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士，像男孩子一样，一头短短的直发，一身男式衬衫和黑色裤子的制服打扮。她和我们探讨的第一个案例需要设计一个决策图表，这是为了分析某些投资决策结果的概率情况的。如果我在某个区域钻探石油，必须投资1000万美元，却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有30%的可能我会一无所获，有70%的可能我会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发现。通过将成功的可能性乘以最终收获的价值，结果是0和1400万美元。因此这笔投资的预期收益是1400万美元减去1000万美元的钻探费用，结果是400万美元。决策图表的用途取决于概率的准确性，但是这一想法的目的不是在于找到确定性，而是为了更方便地应对不确定性，发现线索，无论财务决策时任务多么艰巨。在随后的课程中，弗莱急火火地让我们接触到了回归分析。这是一种权衡不同的因素对某一特定结果重要性的方法。我们研究的案例牵涉到一家银行。该银行准备利用客户的数据来决定网上服务的下一步安排。从出生日期到邮编到平均资产情况，以及对网络银行的利用，银行对客户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有了解。老师要求我们用Excel表格把这些数据组织分类，建立客户的行为模式。如果他们的住所距离支行不远，他们是不是更有可能到支行办理业务？他们的年龄对在线服务的使用有影响吗？影响到什么程度？客户的行为会因为区域出现差异吗？该银行希望利用这些数据来帮助其指定关于未来在线服务投资的规模，因为在线服务比人员配置齐全的支行投资费用低廉。作为Excel程序的门外汉，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几千个数据整理成有条理的表格。但是，甚至在我苦苦挣扎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自己为能够学到的东西感到兴奋。银行发送给我的信件为什么和邻居的不同？如果面对前景不明的投资项目，你怎样决策投资金额？前些年来我一直通过词汇和语言的方式来解读世界，现在亲眼目睹数字、模型和统计工具的魔力，实在令人惊讶。我在各方面的无知已经越发明显，想到花费两年的时间将要学会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视角，我感觉备受鼓舞。在数学夏令营的最后一天，老师安排各个学习小组展开竞赛，模拟金融谈判。主题是关于一家拖拉机公司的兼并问题，我们是未来收购一方。我们一直忙到晚上，准备策略，尽量准备好如何获取最佳结果。到了第二天，有一些小组的成员穿上了职业套装，以使自己面对对手时满怀信心。在我们小组，来自军方的两个家伙负责领导这次行动，结果发现他们是令人信服的说谎者和残忍的战术专家。我们干得非常出色。但分析论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为了不落后于其他同学，我每天都是从早上7点忙到午夜。妻子玛格丽特和1岁的儿子奥吉来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但是我也疲惫不堪，很是恼火。有人已经警告过我"哈佛商学院泡沫"问题-指即使是最琐碎的工作也可能霸占你最多的时间，这种说法绝对正确。而且这次我们还只是彩排而已。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课程称为必修课程。包括10门课，每学期5门，目的是涵盖商学的基本原理。第一学期的课程有《金融学》（一）、《会计学》、《市场营销学》、《技术与运营管理》和《领导力与组织行为》。第二学期则有《金融学》（二）、《谈判》、《策略》、《领导力与公司责任》，以及一门称为《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课程，这门课我们称其为"大头"。在第二年的选修课时间，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课程中选择或从事独立研究。我们的成绩是按照硬性曲线获得的，该曲线以学生彼此之间的学业对比为基础。曲线的最上端是尖子生，末端是落后者。如果一次考试大家都得到95分，而你得到94分，那太糟了。你将位于曲线的末端。在每门课上，班级最优秀的15%~25%的同学得到1，中间65%~75%的同学得到2，末尾20%的同学得到3。我们成绩的50%取决于课堂表现-我们评论的质量和频率。另外的50%取决于我们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成绩。每个学期中间的时候，教授们会公布我们课堂表现的评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自己的表现情况。两年之后，班级最好的5%的同学将被授予"贝克奖学金"，这是最高的学术荣誉。另外15%的同学将被授予荣誉头衔。如果在某个时间我们的课程表现低于某个水平，我们会受到告诫。持续表现不佳被称为"上场表演"，结果会被停学或者开除。如果我们做到不缺课，预习案例，上课发言，这不会成为问题-除了我这样没有任何商学经历的。我都纳闷自己如何和那些大学学过金融或者商业而且花了几年的时间磨炼技能的同学们比拼学业。让我们放慢速度（7）我第一次见到全班所有人是在8月底，大家一起来参加一门叫做《基础课》的一周课程，目的在于让我们轻松开始必修课程。我们聚集在伯登礼堂。这是一处宏大的大厅，位于校园的中部，内部的座位略微倾斜，面向演讲台。随着学生们蜂拥进入礼堂，分析论课程突然变得很舒服了。必修课主任-身材矮小、肩膀宽厚的瑞克·卢巴克（RickRuback）首先上场。他讲话带有波士顿口音，告诉我们，应该把他看做是工厂经理-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确保员工不会把口香糖塞进机器或私自抽烟休息的那个人。不要把他和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主席混淆，因为后者担任的是公司总裁，提出建议、提供监管；也不要把他和首席执行官、院长金·克拉克混淆。他说我们班有895名同学，是从7100名申请人中遴选出来的，这表明录取率只有12.6%。他说我们能被录取非常幸运。我们班34%的同学是女性，32%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平均年龄27岁（这说明32岁的我属于大龄学生）。课程主席卡尔·凯斯特（KarlKester）在卢巴克之后讲话，他说他很开心能迎来这么多元的一个班级。我们的行列中有奥运会选手、咨询师、同性恋活动家、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J·保罗·布雷默（J.PaulBremer）的前任助理、哈佛大学的一位工商管理硕士，甚至还有"《每日电讯报》的前巴黎办事处主任"。那自然是指我了。随后讲话的是商学院院长。我此前在商学院的网站上阅读过他的传记。他以本科生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后就一直没有离开，先是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商学院一步步升职到院长。他曾经当过童子军领队，在摩门教堂当过主教，有7个孩子。他戴着一副半月形的眼镜，用一根链子挂在脖子上。讲话声音很低，阴森森的。他暗示我们目的要明确，并提了3条建议：刻苦学习，保持谦逊或者"培养谦虚的习惯"，再就是在街上或校园碰到院长的时候，不要紧张。显然有些外国同学不明白他问"情况怎样"是什么意思。他说只要简单地回答"嗨"或者"你好"就可以了。他还告诫我们不要愤世嫉俗。克拉克讲话结束后，我们听到了香港衬衫制造商溢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杨敏德的报告。自从安然公司在哈佛商学院最风光的MBA毕业生杰夫·斯基尔林（JeffSkilling）的领导下声誉扫地后，哈佛商学院一直在重新评价其传授企业道德的方式。杨女士的报告也与此有关。她告诉我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有一整套价值体系来约束自己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昔日。她说，如果有商人告诉你在过去30年间他在一些地区的商业活动中道德方面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事情，那纯粹是撒谎。她指出，道德空档有时候对生存而言是必须的。她更主要的观点似乎是说，商业活动中举止符合道德更多的是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不是遵循僵化死板的原则。企业道德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如果不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做生意，那么对此问题高谈阔论并没有益处。最后，一位二年级同学站起来欢迎我们，并重申了价值观对我们未来在商界成功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单凭被哈佛录取，"你就已经赢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看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他那肯尼迪般的讲话节奏和训练有素的号召里有些让人恐惧的地方，但是他所说的一切在我随后的哈佛生活中将一次次出现。哈佛商学院是一所学校，也是一个品牌，通过就读此处，我们和商界最伟大的品牌之一联系在一起。如今我们已经是一个精英团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适应这一点。我拼命接受这一观点。校方看上去似乎十分狂妄，对我们中的初来乍到者而言，似乎有些难以接受。不管我们入学之前身份怎样，不管我们在随后的两年里会有何收获，会有什么出息，单单因为被哈佛商学院录取，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级精英团队。是哈佛商学院，而不是此前的任何事物，授予了我们"优胜者"的荣耀。在分析论课程结束的时候，弗朗西斯·弗莱解释说，既然我们身在哈佛，教授们都由我们支配了。他们会帮助我们学习商业技能。他们甚至会帮助我们的子女进入哈佛商学院，如果需要的话。这虽然比较残忍，但却是承认了"遗产录取系统"-校友的子女在录取上享有优待-的存在，这立刻让我想到：这间教室里有多少人是因为走关系被录取的？这里将会讲授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理论？公平竞争的精英版本？还是另外的版本？让我们放慢速度（8）从伯登礼堂出来，我们步行去上了必修课程的第一节课，称为"学会领导"。这堂课上我们分析的案例涉及一家小型作坊式冰激凌公司。公司总裁困难重重：下属意见不一，利润直线下滑。自从分析论课程以来，课堂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家突然各个都满怀信心，急于发言崭露头角。争夺课堂发言时间的战争已经打响。学生们如今谈论的是"外卖食品"，而不是功课，"前进"而不是未来，"建立共识"而不是同意。话题转到"建立共识"部分时，我总是感觉不爽，因为那似乎是令人丧气的团体妥协的前奏。"菲利普，你为什么不帮我们建立共识？快点儿，咱们就此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我反复想，如果年轻的比尔·盖茨或者鲁伯特·默多克上这门课会如何表现呢？我想恐怕也是表现平平吧。在接下来的那一天，我们玩了"深红色的问候"游戏，老师说"该游戏让各种学习充满乐趣"。整个班级被分成单独的"宇宙"，每个"宇宙"中有6~7个由十来个队员组成的团队，彼此竞争贺卡的制作和销售业务。目标在于打造利润最丰厚的企业。我们要购买原料、管理库存、设计制作卡片、定价，然后在随后两天的一系列规定时间内销售贺卡。在每个时间段结束的时候，每个"宇宙"由一位教授组织衡量、评判、讨论其成员的表现。相对于让学生彼此熟悉这一更远大的目标，练习中的学术内容倒还是其次的。这场游戏兼竞赛由观看一个虚构的英国人的录像片来开始。他说道："你们的任务，就是运作这家贺卡公司，使其最后盈利。"他说话的方式很机械，就像007电影中歹徒发出威胁一样，或许会轻而易举地让我们把带毒的雨伞尖头刺进敌人特工的身体。然后我们来到了商学院对面的一处体育馆。随后不久，容纳了玩商业游戏的895名A型性格者的房间听起来就像非洲丛林一样：狮群怒吼、小鸟唧喳、类人猿捶击着胸膛，鳄鱼张着嘴巴。我们的小组包括来自奥地利、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的3名管理咨询师，一位来自洛杉矶的韩国银行家，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中国鞋类营销商，一位阿根廷的中央银行职员，一位阿根廷工程师，一位美籍黎巴嫩投资银行家，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生物科技公司经理，以及身材小巧、经常怒气冲冲的纽约人琳达。琳达曾经担任管理咨询师，管理着一家软件公司，但却声称最感兴趣的是种族和性别平等问题。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分派任务。琳达迅速控制了局面。她说自己是谈判专家，因此她要购买原料。她也会帮助开展销售工作。奥地利人冈瑟和她结成了同盟。我们其余的人要分别承担生产和配送任务。另外必须有一个人检查质量，另一个人保证按时送货。我自愿提出参加由两名阿根廷人和美籍黎巴嫩人组成的4人生产组，裁剪纸张、粘贴装饰贺卡以及撰写节日问候语。首先，我们必须设计一张圣诞贺卡。我们小组集合起来，讨论设计一张简单却又雅致，同时还能被迅速生产的贺卡。最后我们决定画一棵树，画成三角形，装饰上银色的饰品。贺卡上会写上与宗教教派无关的"节日的问候"。琳达跑去购买原料，而生产组成员则在一起摆开桌子。我站在一边，用剪刀裁剪纸张。两位阿根廷人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分发小饰物、撰写问候语。那位美籍黎巴嫩银行家则拿出一只绿色的笔来画圣诞树。在我们的周围是小组的其他人员，随时准备递送原料和成品，关注库存、账目和时间，并监督质量。喇叭声一响，我们立刻开工。我用最快的速度裁剪，两位阿根廷人则迅速分发小饰物。在随后的半个小时内，我们大量制作贺卡，直到喇叭声再次响起。然后我们转移到体育馆的另一侧来汇报情况、休息，而组织者则检查我们的桌子，统计我们的业绩记录。让我们放慢速度（9）琳达盘着腿坐了下来，眉头紧皱。她的失望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相邻的一组生产的贺卡要多得多。"她开始说道，"我们浪费了很多原料。要提高产量，我们需要在生产方面下大力气。"两位阿根廷人看了看我，我看得出，他们差点儿开怀大笑，但是我们都严肃地点了点头。"质量也不够好，"琳达一边浏览着白板上的清单，一边说道，"而且就在结束前，我们错过了派送一批卡片。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她对我们的贺卡颜色、用的装饰品，以及为了弥补我们这些失败的生产组成员造成的落后状态而需要采取的谈判技巧，都有明确的主张。两位阿根廷人拉斐尔和埃内斯托此刻已经在低声耳语。琳达抬起了一个小指头。"逐一发言，伙计们。我们应该逐一发言。"他们陷入了沉默。然后冈瑟站了起来。"我们需要开始考虑一下最后需要做的陈述了，对吧？"他开始说道，"我觉得至少，你们明白，我们需要画一幅图表，用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财务表现，以便我们判断改善情况。"琳达满眼崇拜地抬起了头。终于有明白人了。那位印度尼西亚的女士捅了捅我："他说纵轴表示什么？""财务表现。"我低声答道。"嗨，伙计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听听？"冈瑟一边转身看着我们，一边说。"如果你们想谈话，就应该大家分享。"琳达微笑着表示同意。游戏的第二轮涉及制作一张万圣节贺卡。大家都在绞尽脑汁想该写什么的时候，我产生了自己进入哈佛商学院以来的第一个灵感。"'万圣节快乐'怎样？"这句话既适合又容易书写。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到第二轮的时候，卡片制作速度已经快得多了，但是琳达还是忧心忡忡。做完第一批贺卡后，她拿起卡片，快速翻看了一下，然后气冲冲地扔到了桌子上，大声喊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她又搞砸了原料谈判，给我们带来了错误的卡片和标记。一位从开始一直保持沉默的加拿大女士开始指责起来。等我们再次休息的时候，冈瑟站在我们的白板前，又开始发号施令。"我们本该制作一幅甘特图表的！"他大喊。"甘特图表！"琳达尖叫道，笑得乐不可支。"什么是甘特图表？"我问拉斐尔。他耸了耸肩。"那是一种条形图表，用于表示项目的时间安排。"那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女士说道。让我们放慢速度（10）幸运的是，情况随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生产方面，我们的救星是埃内斯托，他的业余爱好是手工制作。经过两轮的锻炼，他已经能够以令人欣喜的速度制造出精美的贺卡了。他教会了我们一些基本的折叠裁剪技巧，很快我们就动作起来。到总结陈述的时候，琳达和冈瑟已经制作了一张无比复杂的流程图，结果他们已经彻底忘记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实际上，图表上面并没有说明我们在制作贺卡。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和韩国人已经在进行他们自己的总结陈述，而且他们的更合理。因为我有英国口音，而且有过在公众面前演讲的经历，他们建议我向我们"宇宙"内的其他人陈述。最后我和来自得克萨斯的那位中国人一起承担了这项任务。当被问及本次练习的收获时，我谈到了交流，谈到了我这样一个英国人和一位印尼人、两位阿根廷人讨论为什么"Boo"适合写在万圣节贺卡上面。我还说我们团队里也有"阿根廷的玛莎·斯图尔特"。后来埃内斯托找到我询问："这位玛莎·斯图尔特是何方神圣？"通过琳达和冈瑟的事情，我确信，只要有两个顾问就能搞砸一个项目。一个人把大家逼疯，另一个人嘲笑她的演示文稿里的笑话。在"深红色的问候"活动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了贾斯汀，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我跟他讲述了我们小组里的"逐一发言"逸事。"啊，那就是常见的'逐一发言'纳粹。"他说道。"什么？""每个组织都有一个。这些人从来就说不到点子上，但是他们却强迫大家闭嘴听他们的。"我俩一致认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结识这么多同学确实让人疲惫不堪。面对这么多的笑脸和机械的对话，我们的脸都疼了。这是必需的一个步骤，但是却很令人疲倦。在"深红色的问候"活动休息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有许多同学似乎彼此很熟悉，或者有共同的熟人。某些大学和公司的人际网络非常广。对于那些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熟人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在人群中流动，直到发现分析论课程中的熟悉面孔。然而只要我回想起对昔日生活的遗憾-工作、地位以及组织结构-我就提醒自己选择这条道路是有原因的。无论感觉熟悉练习和主动自我介绍多么难以忍受，这些都是未来更宏大更重要的事情的必要前奏。我提醒自己记住院长的劝告：不要愤世嫉俗。"深红色的问候"这一疯狂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教室，开始了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根源的6节课中的第一节。我右边坐的是一位苗条的金发女士，眼睛下面有厚厚的眼袋。此前3年间，她一直在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私人股权公司辛苦工作，专门从事房地产业务。她说自己就读哈佛商学院是为了度假，纯粹之极。她不想学很多内容，但是却期待着休息、解决问题、休长长的假期。我左边的那位曾经做过金融记者，他有些装酷，每天不带教材上课，但却花费整节课的时间告诉我他对讨论内容的一些没有公开的评价。在这样的一堂课上，我们研究了劳斯莱斯的历史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当前形态。在"二战"期间，劳斯莱斯公司被要求为战争生产飞机和发动机。用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公司就组织了一大帮转包商来帮助自己快速可靠地生产。一位曾经在波音公司工作过的女士指出，这样规模的业务外包在她的前雇主那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喜欢尽可能地自己承担任务。一位曾经在俄罗斯为一个法国食品集团管理一家工厂的法国人告诉我们："在我昔日工作过的地方，通常需要6~7个月的时间来决定分包，然后用5个月的时间来与分包商谈判，安排妥当，然后另外6个月的时间开始这个过程。而我们只是生产饼干而已。"让我们放慢速度（11）教授让我谈谈是否认为英国处于衰退过程中。我回答说绝对没有。或者说，这取决于你看问题的出发点。当然，英国不再是昔日的大英帝国，但是英国的经济仍然稳定而具有活力。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却为最不幸的人们保留了覆盖全面的福利安全网。我的回答激起了一些反对意见。一位俄罗斯人说，根据他的经验，英国人懒惰而又无能。一位曾经在伦敦住过一年的年轻的美国银行家说，地铁运转不灵，商店、餐馆、机场和公用事业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整体水平低得可怕。他说，认为英国仍然是个伟大的国家这一想法是开玩笑。我回答说根据自己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居住的经历，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每个国家也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谁也不能说哪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出色：比如美国和欧洲度假时间的匮乏、法国和英国的全民医疗保障，以及我为了保证家人在美国一年的安全，刚刚签署的1.1万美元的支票。我可以看到那位美国银行家在对面向我怒目而视，但是下课后那位法国人走过来告诉我他很感激我代表欧洲大陆发言。"对'鲨鱼'的存在我很遗憾。"他说道。"鲨鱼"是用来描述无缘无故地贬低别人意见的同学的一个常用语。我还没有充分理解到那位银行家的敌意，但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被鲨鱼攻击了。在基础课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了伯登礼堂，听卢巴克的报告，看他的幻灯片演示。他给我们展示了哈佛商学院的焦虑曲线。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焦虑程度。曲线起点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降低，考试期间再次飙升，然后在招生期间停止。他的另一个幻灯片演示把工作周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教工期待我们每周有55.1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业，其中包括上课时间和每个案例至少两个小时的预习时间。根据我上分析论课程的经验，我明白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低估。课程安排没有留出多少别的时间，他告诉我们，但是这正是挑战的一部分。哈佛商学院不会让大家无所不为。学校要做的，是迫使你作出抉择。你的远大志向是什么？你的义务有哪些？二者彼此一致吗？如果不一致，你应该怎样改变二者之一？你应该怎样利用时间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对班里的许多人而言，每周55.1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业听起来就像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先前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习惯于每周工作80~100个小时。第一年的学习材料中有许多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但是我并非这些人中的一分子。在最后总结阶段，卢巴克讲起了一位工商管理硕士与哈佛商学院一位管理人员争吵时发生的逸事。随着火气的上升，这位学生脱口而出："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是你们的客户，妈的。""不，你不是，"那位哈佛雇员说道，"你是我们的产品。"笑声沉寂下来后，卢巴克说道："我猜你们介于二者之间。有时候你们是客户，其他时间你们会感觉像产品。"卢巴克的讲座结束后，我们步行到奥尔德里奇楼去和各自的小班会面。小班制是哈佛商学院在社会化和人际网络营造方面最激进的举措。在整个第一年期间，学生必须和固定的90名同学一起上每一节课。他们将是你学术和社会生活的焦点。每个小班都应该是895名同学这个大班里的一个"小世界"，男女比例相同，美国同学与外国同学的比例相同，有同样的背景和种族组合。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哈佛商学院将把我们看做一个小班。每隔5年，我们会有一次小班聚会。基金筹集者会以小班为单位向我们发出号召。就哈佛商学院而言，我将永远是2006届A小班的一名成员。让我们放慢速度（12）我们的教室在奥尔德里奇楼107房间，位于一楼男洗手间的隔壁。我们赶到时，大家的姓名标签已经摆放到位。我坐在左边中间位置，对着黑板。这个位置不错，不太靠前，在某种程度上不太显眼。上课前，我们获准可以利用一个存有全班成员照片和简介的数据库，因此大家到达后，我们可以四下看看，看看班里的德国人，运动员，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的前雇员，投行分析师，喜欢瑜伽、跑步或者非洲舞蹈的同学。在习惯了已有的朋友和熟人的数量之后，突然置身于一个站满陌生人的房间，而且被告知"下一年，这将是你的世界，而且就哈佛商学院而言，一切都由此开始"，这的确出人意料。但是环顾四周后，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在工作10年之后，这是我第二次上大学的机会。我被安排坐在两位军方人士中间。右边是驾驶过隐形轰炸机的鲍勃。上《分析论》课时，我见过他，他让我感到恐惧。鲍勃身材矮小，略带红色的金色头发，淡蓝色的眼睛。他有四个孩子，午饭是装在"小熊维尼"塑料盒里从家中带来的。他似乎缺乏幽默感，但做事很果断，恰恰是大家心目中驾驶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机器的理想人选。他到商学院求学是因为厌倦了空军生活，希望自己和家人有更好相处的机会。他已经35岁，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左边坐的是劳拉，获得MBA学位后，她将回西点军校教书。鲍勃在伊拉克上空的云层高处投掷炸弹的时候，劳拉在地面上负责她所在单位的供应和会计部门。她喜欢低糖汽水，尤其喜欢咖啡味的激浪饮料。据说哈佛商学院的特点是三个M：摩门教（Mormons）、军方（Military）和麦肯锡公司（McKinsey）。鲍勃和劳拉代表其中之一。摩门教这一方面始于院长金·克拉克，招生处主任也是一个摩门教徒，在我们小班有4个摩门教徒，其中包括鲍勃。对班里的许多同学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摩门教徒，他们的怀疑也促进了时常听到的一夫多妻制笑话的传播。至于军方这一特点，有5名同学服过兵役，这里面又包括了鲍勃。而麦肯锡咨询公司似乎把哈佛商学院看成了自己拥有的培训招募机构。开学时我们小班有5名麦肯锡公司的拥趸，到毕业时，他们又说服4人加盟他们。我们小班的班主任是本·埃斯蒂（BenEsty），一位年轻的金融学教授，他将担任学员与管理层联系的纽带。他不会给我们上任何课，但将担任我们联系校方事宜的顾问。他在教室里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一边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一边大声地解释说我们的小班对我们多么重要。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些人。他们将成为我们在商业生活甚至个人生活中遇事时最先想要联系的人。我们将团结一致通过必修课程的丛林，彼此扶持越过无知和愚昧的沼泽，朝着阳光普照、充满机遇的高地前行。这就像那些电影中描述的一样，一群不适应社会或工作环境但却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爆破，有的擅长化装，有的擅长伪造或者空手道）的人，聚在一起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然后我们又要玩一次认识对方的游戏。这次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凑在一起，发现彼此之间相同的地方。这就如同人力资源部门经常让那些宁可做本职工作的人接受的惩罚，是一种为了消磨时间进行的熟悉练习。鲍勃自告奋勇来引导我们的讨论。穿着别致的伊娃是一家墨西哥水泥公司的经理，她看上去很紧张，几乎不开口。我很同情她。然而房间里的其他人似乎很喜欢这项任务。他们又是嬉笑又是耳语又是策划，似乎已经做过100万次了-事实上许多人的确如此。首先是中间第二排发言。最右边的一位男士首先开始："嗨，我叫约瑟夫。我来自纽约，以前是证券交易员。"然后他坐了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没明白要求。然后他旁边的人说："证券交易员？有意思。我以前在米兰买卖股票。"后面一位站了起来："米兰？我在伦敦担任咨询师时曾经在那里做过一笔业务。"就这样一直到底，直到连接游戏结束。然后鲍勃站起来说道："我们这一排都教过书。"任务完成。他坐下的时候，埃斯蒂说鲍勃或许想做些说明，大家都笑了。在我们前面那排结束后，大家都觉得有些乏味，跟前面笑嘻嘻的咨询师和银行家们相比，似乎不合拍，因为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很令人激动的娱乐。所有各组结束后，埃斯蒂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我身后有人伸出了一只手-他身材矮小，说话一本正经的，带着中西部口音："有没有人计划周末聚聚？"我看到大家都抬头看着天花板。埃斯蒂说道："或许你们可以晚些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了声"祝你们好运"，就让大家解散了。在教室后面，老兵米斯蒂喊道："有谁一起去红线那里喝杯啤酒？"随后传来了零零散散的欢呼声。她站在门口，挥着手让大家通过，仿佛他们是正准备跳伞的伞兵一样。在《分析论》课上经历的发现感觉结束后，我突然有些垂头丧气。这就是我离开巴黎到此的追求吗？取笑那些喜欢人力资源游戏的20多岁的年轻人？蜂拥而去喝啤酒的人们？希望发起社交生活的人们？教室外面奥尔德里奇楼和斯潘格勒大楼之间的草坪上，学生联合会已经搭起了一座设有酒吧和让人怦怦心跳的音响系统的帐篷。他们正在播放"黑眼豆豆"合唱团的一首歌。我努力去辨听歌词的内容。那真的是合唱吗？人头攒动，我再次仔细倾听。是的，的确如此。他们唱道："让我们在此放慢速度，让我们放慢速度。"重新开始（1）向强有力的事物挑战，去夺取辉煌的胜利，即使遭受挫折，也远远胜过与苟安之辈为伍。因为他们生活在暗淡的暮光之中，既没有经历过胜利的喜悦，也没有品味过失败的苦涩-西奥多·罗斯福，哈佛商学院招生网站引用孩提时代，家人经常给我讲述曾外祖母的故事。曾外祖母是缅甸人，住在仰光，嫁给了一位具有英法血统的公务员。曾外祖母35岁的时候，丈夫去世，留下9个孩子和一笔微薄的遗产。虽然先前没有商业经验，她却产生了把好莱坞电影进口到缅甸的念头。没出几年，她就成了缅甸最大的电影发行商，拥有仰光最大的电影院-"守护神"影院。母亲记得最清楚的童年往事就是在家庭包厢里观看电影《宾虚》（Ben-Hur）。曾外祖母事业成功后，在仰光燕子湖畔最昂贵的社区购买了房产和土地。在这座富丽堂皇的木屋围成的大院里，母亲和52个堂兄弟姐妹一起长大成人。商人、政客和外交家成天在大院里进进出出，希望得到曾外祖母的支持。她去世的时候，房间里摆满了好莱坞大人物送来的花束，兰克影片公司还送来了一个巨大的白色蛋糕。曾外祖母去世后不久，缅甸被军政府接管，经济逐渐土崩瓦解。曾外祖母的事业被肢解并收归国有，燕子湖畔的大院糟到破坏，年久失修。母亲的多数家人都离开了缅甸。他们有些去了美国，有些去了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母亲在孟加拉国结识了父亲-一位英国人。当时她的家人正在办理护照准备移民美国。父亲当时是英国国教的一名传教士，负责达卡的英国国教教堂。他们相恋、成婚、有了我，然后搬回了英国。母亲家族的各个支系都幸存了下来，有的还很有发展，但是谁也没有忘记曾外祖母在缅甸为他们创造的一切和他们失去的一切。她在商界的成功为我们家人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我也经常被他们提醒这一点。人们申请到商学院读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通常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明确知道自己的目的，一类略微知道自己的目的。第一类包括那些来自有着把员工送往商学院长期历史的公司的人。这些公司通常是华尔街银行、咨询公司，以及那些需要其高管具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大公司。但是也包括那些明确地要转换工作的人。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什么，他们带着目标来到校园。第二类人包括那些知道自己希望改变但是不知如何改变的人。他们希望商学院能够给出一个答案，或者至少给他们一些新鲜选择。他们也感觉纵使在哈佛纸上谈兵两年，也比整天往废纸篓里扔纸团、幻想某一天事业会发生变化，让他们踏上某段令人激动的新历险更令人尊敬。我属于第二类人。我希望控制自己的时间、财务资源以及我的生活，我认为对商学知识的总体了解会让我比坚持继续从事现有职业更有发展。我的哈佛商学院之路是迂回曲折的。我两岁时搬家回到英国后，父亲接管了北安普顿的一个教区-一个以制鞋业著称、不敬神的小城。在我童年的多数时间，家人的谈话主要都是围绕着为教区插花的时间安排、教区教会会议安排等问题。有一段时间，父母通过买入廉价的住宅，然后出售或出租给一群贫穷的房客来贴补父亲可怜的薪水。房客包括：学习屠宰技术的韩国兄弟Ong和Lo；迷人的年轻秘书、吸毒者克莉丝汀-后来发现她还是个妓女；长得很像约翰·列侬（JohnLennon）的浪荡汉伊恩-他后来拒绝支付房租，我的父母把他告上法庭后却被他赢了官司；以及前前后后一系列举止令人怀疑的尼内高等教育学院的学生，该学院是当地的四流教育机构，似乎以小偷小摸和故意损害财物为专业。我们在教区牧师屋中也有房客。比如酷爱汽车对讲电话的补鞋匠米克。晚上我们经常听到他用麦克风讲话："铁公爵呼叫卢贝·达克。请进，卢贝·达克。"还有那位相对形单影只、在床边存放了一堆色情杂志的中年律师吉姆。米克对我很好，无论什么时候我叫他到后院来挖洞-我5岁时的一个癖好-他都会很配合地从房间里出来，头发油乎乎的，嘴里叼着一根香烟，手里拿着一罐嘉士伯牌特制啤酒。我被送去上学后，他有了恋人，搬了出去。我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因为在夜间闯入建筑工地并在挖掘机上面纵火被捕了。重新开始（2）这里要说明的更重要的问题是，除了曾外祖母的传奇故事，商业并不是我们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商业是我们的必要之恶。它意味着夜间的电话铃声；意味着父亲要放下手中的报纸和饮料，长叹一声，离家去处理破裂的管道或者警察对妓女的突然搜捕；它意味着当地那位精明的印度商人要拿着一皮包现金上门购买一套住房；意味着父母要到那些满是灰尘的拍卖行去，希望用不到50英镑的代价购买5间卧室和1间厨房需要的家具。在我青少年时代就读的寄宿学校，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些星期天来接自己儿子的父亲们的样子。他们坐在宝马轿车的方向盘前阅读周末的报纸，身穿黄色的鸡心领羊绒衫，面色红润。他们是我心目中商人的俗套版本：大口喝着杜松子酒，打高尔夫，性情呆板，对金钱趋之若鹜。我读大学期间，这种偏见一如既往，因此我在大学里坚定不移地反对职业教育，钻研经典著作、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历史和哲学。毕业前不久，我跟着朋友们参加了大型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召开的招募宣讲会。我吃了他们的三明治，喝了他们的香槟，但是在听员工描述他们的工作时，我知道那不适合我。然而，大致在这个时间，确实有一个特殊的商业故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英国亿万富翁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JamesGoldsmith）的一本传记。他的财富积累历经多年，而且方法多样。青少年时期，他欠下了巨额赌债，父亲被迫替他偿还。20岁时他受到了全体英国人的关注，因为他和一位玻利维亚锡业大亨18岁的女儿私奔了。他们的出轨行为受到报界的大肆炒作。戈德史密斯的妻子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去世了，从此之后他开始认真工作。他喜欢投机取巧，先后买入卖出多家药品和食品公司，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他的财务情况经常是媒体调查的对象。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他终于时来运转。借助于垃圾债券，戈德史密斯通过贷款、收购以及剥离资产终于暴富。他是电影《华尔街》（WallStreet）中惩罚戈登·盖柯的英国人劳伦斯·怀尔德曼爵士的原型。在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前不久，戈德史密斯卖出自己的全部股票，退隐到他正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为自己修建的一处宫殿。他曾经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下方的大标题是"幸运的赌徒"。照传记作者的描述，戈德史密斯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冒险，充满了风险，充满了勇敢而又丰富的人际争斗，丝毫不像我心目中的商业。这让我开始思考起来。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我是闲混度过的，住在父母家里，阅读游记，梦想着在一座希腊小岛上过诗人般的生活：一张石床，早餐喝蜂蜜和酸奶，墙上钉的书架上放着几本旧书，夜晚在某个港口前的酒吧度过。只是在又一次看到父亲不耐烦的冷眼之后，我才在伦敦的一家电话营销公司找了一份工作，那是朋友威廉帮助安排的。工作时我们4个人坐在罗茨路的一个房间里，推销一份名叫《卡车司机指南》的新出版物上面的广告空间。我们的薪水完全靠佣金支付，推销出广告业务，我们可以得到20%的提成。威廉天性擅长推销，而且因为经济压力，迫切需要业务成功。我盯着电话发呆时，他会嘲笑我。"快点儿，你这个笨蛋。很简单。看着。"他会给沃特福德的一家发动机配件供应商打电话，用甜言蜜语绕过秘书，然后跟老板通话，最后以一笔得到确认的广告交易收场。"接着来，现在看你的。"我会尽可能慢吞吞、可怜兮兮地按下号码键，好像电话生病了一样。我联系的那家公司的秘书会让我重复刚刚说过的内容。"卡车司机什么？不，他不在。不，过一会他也不会来。不会，直到下周或者下下周。不，我们不登广告。"咔嗒。到第十天的时候，我做成了一笔交易。理论上讲，我应该给自己赚了600英镑。但是由于我的庆祝方式是随后休班两天，看了一场板球比赛的电视转播，结果那位公司老板-一个下流的醉鬼-撤回了资金，让我一无所获。我和商业无疑水火不容。重新开始（3）从这个低点开始，无疑新闻业是下一步出路。我写信给《每日电讯报》的编辑，得到了几次在该报的八卦栏目轮班的机会。结果发现，我比较擅长出席鸡尾酒会，回来撰写50字的小文描述一位议员的狗在公爵夫人的玫瑰花丛中撒尿，或者一位作家最近和约克郡的大主教一起乘船时找到了新书的灵感。由此发展，我从事舰队街报道工作达10年之久，其中6年担任驻外记者。我第一次驻外工作是在纽约。当时我25岁，用一个手提箱带着全部家当。在随后的两年中，我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地旅行：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McVeigh）被处决时，我到过印第安纳州的泰瑞豪特；总统选举重新计票时，我到过佛罗里达；我到北极采访过因纽特人；到蒂华纳采访过起来反对当地毒品卡特尔的警察和报人。那是些令人激动、有时候让人感觉意气风发的经历。每每离天亮还早，我的电话就会响起来，因为伦敦的编辑已经上班了，然后我就会昏昏沉沉地被派遣到飞机失事、出人意料的逮捕或者突发政变的现场。皮诺切特将军在伦敦被捕后，我在智利待了6周；针对中美洲丛林中军方直升机的轰鸣，我采访过巴拿马第一位女总统；并在被暴力摧残的太子港度过了胆战心惊的一周。但是在某个时间，我的大脑中产生了一个有害的观点，并且开始蔓延：报纸新闻业已经奄奄一息。在伦敦大家整天谈论的，就是每天都在减少的读者和老板的投资匮乏。那些长途飞行，有害健康的快餐的气味，在又冷又潮湿的候机厅里度过的那些时间，开始让我感觉一无所值，于是我开始寻找出路。有一次，我被派去采访当时《每日电讯报》老板康拉德·布莱克（ConradBlack）的朋友、委内瑞拉亿万富翁古斯塔沃·西斯内罗斯（GustavoCisneros）。采访布莱克的朋友和潜在的朋友并撰写溢美之词，是驻纽约记者职责的一部分。驻纽约早期，我就曾经痛苦不堪地用一天的时间采访电视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Walters），结果采访刚刚10分钟，她就告诉我，我提的问题是她听到过的最乏味的问题。后来她甚至拒绝陪同我的摄影师走到距她5英尺之内的地方，坚持让他在房间的另一侧拍照。布莱克还派我到帕克大街亨利·基辛格的办公室采访他。基辛格怒气冲冲地跟我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地缘政治学，后来我发现，采访的录音带每隔几秒就有空白。根据我的臆断，我怀疑基辛格办公室里面的某种磁力干扰机器坑了我。基辛格说的话每隔四五个字就漏掉一段。"和平的关键……（咔嗒，嘟囔声）……黎巴嫩和……的谈判（吱吱吱，哼哼哼）……布什需要战略……（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最后我写的稿件没有引用多少他的话，而是侧重描述与分析。用专业新闻人士的话来说，就是"泛泛之谈"。西斯内罗斯在上东区的一处排屋设有办事处，那里是依照他拉美富豪的身份装修的：黑木箱板，一幅幅征服者跃马奔腾的油画，高高的舒适的扶手椅，还有下人供应精工细磨的咖啡。西斯内罗斯本人个头不高。他穿着浅灰色套装、白衬衫、打着蓝色花纹的领带，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不时打手势叙说这里有一桩并购买卖，那里有公司出售，另外一个地方有销售折扣来开拓新的市场。他的头发略微有些让我分心，颜色像鞋油那么黑，紧凑地顺着头顶朝后梳，似乎要把额头的皱纹拉开。他的家族虽然是靠食品包装、运输、农业这样的辛苦买卖发达致富的，但他却成功地扩张到了媒体和技术行业。而那所有的艰辛与汗水，都出现在几千英里外拉丁美洲的道路上和迈阿密的生产支持车间。在这里，古斯塔沃可以和我品着咖啡聊天，谈论他的宏图大业-关于全球化的影响，关于当地品牌的重要性等。如果这就是商业，那么我可以适应这些。他的秘书把我送出来的时候，木质壁板的一扇门开了，我看到一个小型会议室，里面有一男一女，衣着整洁、长相俊美，正坐在笔记本电脑前面讨论。他们笑着看了看我，然后继续谈话。秘书告诉我："西斯内罗斯先生的办公室里只聘用哈佛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我感觉自己有机会领略了一下一个更好的世界。重新开始（4）我有几个朋友已经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们多数都是在巴黎郊区的欧洲管理学院攻读的学位，而且对这一经历评价甚高。曾经去过哈佛商学院的那少数几个人都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嘲讽哈佛商学院的自大、学生学习的迫切程度-正好是英国式漫不经心的反面。然而，所有的人都说工商管理硕士教育让他们学会了商业语言，对此他们非常感激。因此2001年8月，在宾州火车站附近一座办公大楼的一个灰暗、没有窗子的房间里，我参加了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商学院研究生必须参加的标准化英语和数学考试。考试结束后等了几分钟，计算机才公布我的成绩：总分800分，我得了730分。哈佛录取的平均分是700分，因此我可以申请。"9·11"事件让我的安排乱了套。新闻报道似乎又很重要了。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疲于奔命，要撰写稿件，还要安排从伦敦乘飞机赶来报道这一事件的一队记者和摄影师。后来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某一天，我和在纽约的这批英国同行们一起去喝一杯。房间里面挂满了圣诞节灯饰，让每个人因为饮酒已经涨红的面容更加红润。"耸人听闻的事件，"其中一位端起啤酒杯说道，"一辈子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事件赚过这么多钱。"无论何时爆发何种重大事件-不管是政治丑闻、名人受审，还是恐怖袭击造成数千人伤亡-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没心没肺的回应。昔日吸引我加盟记者行业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情结正在让我发生改变。此外，就在塌陷之前还站在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下，亲眼目睹人们跳出窗口赴死的这段经历也让我思索几百万人都难免会思考的那个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问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洪亮——如果此时此刻生命终结，你会为自己先前的生活感到兴奋吗？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压力。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会在深夜醒来，感觉自己似乎被匕首顶住咽喉逼到墙角，强迫给出回答。你的生活理想吗？你实现所能做到的一切了吗？到底怎样？到底怎样？作为对我在纽约工作的奖赏，我被报社任命为巴黎办事处主任。搬往巴黎前，我和18个月前结识的玛格丽特结了婚。婚姻生活和巴黎的工作再次让我放弃了改变职业的想法。当时有一场闹哄哄的总统选举需要报道，还有整个法国需要了解，而在结婚一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奥古斯塔斯降生了。但是那些问题却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告诉我，邀请在巴黎的英国新闻界人士来参加午餐会时，大使总是说那是给马喂食饮水的时间。在随后一次的大使馆午餐会上，我端详了一下同桌坐的那些任职时间已经结束却仍然待在巴黎的雇佣文人。他们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和他们的穿着打扮似乎每况愈下，嘴唇的颜色也因为饱尝廉价的红酒变得更暗淡了。有个人始终只问一个问题，但是他把这个问题用于任何话题："大使先生，这一切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大使就拉拉西装的袖口，在精心摆设的桌子对面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是从他回答问题的神态，你可以感受到，恐怕连大使馆的前任主人威灵顿公爵在这个不称职的家伙面前都会畏手畏脚。在通宵达旦地喝着红酒和朋友们交谈结束之后，我会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海中涌现出各种无名的恐惧和欲望。抬头看看报纸上的图腾柱，我看到那些中年人在抱怨薪水的微薄和经理的平庸，重提当年在外报道的日子。我担心被召回到伦敦去在办公室工作。于是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写道，时常考虑变化的这种感觉让人筋疲力尽。我已经31岁，干着一份业内最令人觊觎的工作，然而，我能够想到的却是以后会怎样。我在放纵自我和作出明智选择之间犹豫不决，担心如果让工作变化顺其自然而不是主动作出选择，自己会抱憾终生。我在信中提到了曾外祖母，提到了她开创的事业如何在我们家族的失落感中得到放大，从而在大约50年之后让我们感到怀念。商业曾经使她得到拯救，在这么长时间的回避之后，我感觉商业或许也会让我得到拯救。重新开始（5）哈佛商学院的网站上遍布鼓舞人心的诱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强有力的事物"的挑战用深红色大写字母拼写而成，格外显眼。"激情"、"领导力"这样的字眼像标点符号一样装点着网站的页面。上面张贴着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和戴眼镜的教授的照片，教授们双手摆出一副解释问题的姿势，看上去满腹经纶，神采奕奕。在查尔斯河畔，到处是意气风发、充满想象力、敢于领先、勇于进取的莘莘学子。我之所以被哈佛吸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我承认，是哈佛的名头。无论哈佛在美国国内多么出名，在国外它的知名度甚至还要更高。无论如何，哈佛依然是美国最知名的大学。第二个原因在于哈佛商学院承诺的特殊教育。尽管多数商学院的授课内容大同小异，然而方法和重点却各具特色。在顶级商学院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以培养硅谷企业家著称，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以市场营销著称。如果你的梦想是打造或者经营一个美国知名品牌，凯洛格商学院正好合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则是以培养关注华尔街的金融家著称。与此类似，哥伦比亚大学关注的也是纽约发生的经济变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以培养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用于商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著称，而哈佛大学是侧重综合管理，让你为管理和领导商业的各个层面作好准备，没有任何特别的专门方向。这些描述无疑对上述所有学校都不利，但是因为反复被人提及，因此申请人无论是被迫还是出于个人选择，都很少会无视其存在。2003年圣诞假期期间，我给四所学校写了申请书：哈佛商学院、凯洛格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因为不清楚它们将如何对待我的申请，我希望至少有一所学校能录取我。写申请书时我不假思索，尽可能地如实表述。我没有样板参考，也没有友好的顾问来告诉我招生人士的阅读喜好。问题共3类：你为什么想到商学院学习？你为什么想到这所商学院学习？生活至今，你做过的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在本校接受商学教育不会浪费你和我们的时间？作为我具有领导能力的例证，我写了自己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管理一家报纸办事处的经历。为了说明道德方面的两难选择，我描述了就智利皮诺切特总统的牺牲品和支持者问题撰文时，作为记者保持中立的困难。我就读商学院的目的，我写道，是准备有一天建立并管理自己的媒体公司，创办并发表我引以为豪的那种新闻和娱乐节目。我的英国推荐人被需要填写的各种表格搞得一塌糊涂。平安夜晚上，我的编辑同事从英国农村的家中打来电话说："有个问题你必须帮帮我，菲利普，你的领导力品质在从1到5的范围内该填多少合适？"下一个步骤是接受哈佛毕业生访谈了解情况。给我安排的哈佛毕业生是一个膀大腰圆的法国人，他曾经是一家商业杂志的出版人。因为当时一条腿打了石膏，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公寓的门口来迎接我。那是傍晚时分，房间的天花板上面反射出聚光灯的灯光。他拉出了一把椅子，上面雕刻着哈佛大学的徽章和他毕业的年份。他邀请我坐在椅子上，然后退到了自己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那么，你为什么选择哈佛呢？"从那浑厚的声音判断，他似乎是刚刚大快朵颐地享用了许多乳酪和沙锅食品。"我觉得哈佛是最好的，对吧？""我注意到你在牛津读过古典文学。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随便一个黄金时代的拉丁诗人我都喜欢。比如维吉尔、卡图鲁斯和贺拉斯。""你最喜欢维吉尔的哪部作品？""《农事诗》（TheGeorgics）。"重新开始（6）"哼！多数人都说喜欢《伊尼特》（TheAeneid）。几年前我曾经访谈过一个自称曾经在巴黎路易格朗中学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在那所学校上的学。但是我发现他的简历上把"LeGrand"拼在了一起。我们在那里读书时拉丁语是必修课，因此我问了他一些拉丁语问题，结果他回答不上来。最后发现他是个骗子。因此我喜欢核对一下这些问题。"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希望从新闻业改行。然后我们就轻松愉快地交谈了半个小时，谈论英国学校里的古典文学教学情况，以及他对英国人写的关于法国人的著作的偏好。他肯定是给了我一个正面的评价，因为4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已经被录取。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我牵着我们的狗斯佳丽到荣军院周围散步。一如既往地，我们遇到了一群迷路的游客在寻找拿破仑墓地的入口，我们走过了那些侍者正在展开遮阳棚的餐厅。我问自己，面对如斯美景、身居如此文明社会，为什么依然心有不甘？为什么要抛开一切，重新开始呢？被录取后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学生联合会编辑的一本名为《哈佛商学院2006级学生生存指南》的书。有一天的午饭时间，我在杜伊勒里公园找到一张长凳坐下，打开了这本书。书中写道："欢迎来到哈佛商学院，来到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元社区。本社区由一个让人难忘的团队组成，他们既敢于挑战自我，又敢于挑战彼此……也欢迎你开始自己一生中最卓越的一段岁月！"后面附着一张表格，列举了本书的各个赞助公司-包括5家管理咨询公司、吉列公司、瓦乔维亚证券公司，以及一家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的银行。在《带什么来》一章中，两位同学写道："不要带来你准备重新拾起的那把吉他或那架钢琴。务必带来你肯定要重新拾起的那些雪橇和高尔夫球棒……不要带来1999年你带领那次激烈的技术行业首次公开募股成功后得到的纪念奖杯，务必带来2003年你真正领导了那次乏味的债券发行之后得到的报价函……不要带来上大学时选择的历史或文学课的任何书籍。我明白，你比我聪明。每次我在奥尔德里奇楼的洗手间里面碰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引用济慈的诗句……不要带着'我绝不会'来，务必带着'我试试看'来。不要带来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务必带来你性格中丰富多彩的每一面。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与你分享这里的经验。"那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讲？我为什么不能带去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或者我的书？这些难道不是"性格中丰富多彩的每一面"？而且，苍天在上，什么是纪念奖杯？在题为"期待什么以及如何准备"的另一页上，我看到了这样的话："你的日历上会写满需要做的各种奇妙有趣的事情，白天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切。就像有人把你扔进了一个培养未来首席执行官的迪士尼乐园一样……你可以把人际交流放到自己任务表的末端，但是到最后你仍然会有一批稳定的朋友。这是著名的哈佛商学院人际网络-具有国际性、跨越多行业、恒久不变的友谊-背后的真正力量。"工商管理硕士项目支持服务处的副主任也为本书撰写了一篇长文，其中包括一张纵横两栏的表格，来描述学生焦虑的身体、情感、认知和行为信号，范围涉及手掌出汗、恶心、好哭、喜欢扔东西、打人等。几乎每一页上，都有一幅学生们的黑白照片，他们手牵着手站在山巅、酒吧，或者穿着晚礼服、抓着冲浪板，或者就坐在宿舍里。称为《波士顿夜生活》的一章描述了两名同学在喝一杯特大号鸡尾酒。书中写道："20年后回顾哈佛商学院的经历时，你不会记住某位同学的名字或者某门课程，但是你会记得手里拿着一杯伏特加酒醉醺醺地和朋友们跳舞的场景！"此时此刻，哈佛商学院学生的原型形象已经呈现在我的脑海之中：那是一个睁大眼睛、昏头昏脑的市侩之徒，喜好酗酒，将来的生活倚仗提供管理咨询。重新开始（7）这与我通过阅读了解到哈佛新近推出的领导力和价值观创造行动大相径庭。熟悉法国《世界报》的特殊用语习惯花去了我此前两年半的时光。然而突然间，这里又是另一种甚至更奇怪的语言。我了解到，领导力和价值观创造行动将"促使学生利用他们的道德指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规范他们的商业和领导力决策，从而逐步让这一过程成为本能性的反应"。有人引用林恩·潘恩（LynnPaine）教授的话说，学校需要"研究全面的'领导力和价值观'培养方法，而不仅仅是常用的惩罚性的依法行事手段"，还要"培养'有助于防止损害性的道德空挡出现的（正直）策略，同时进一步了解强有力地控制着道德思想和行为的人类冲动'"。我反复阅读才搞明白这些内容。正直策略？利用我的道德指针？难道这意味着他们要教我如何避免成为骗子？如果避免像骗子那样表现的这个过程还不是本能性的呢？如果我没有道德指针可以利用呢？或者说如果在Pravda夜总会喝了两瓶伏特加后道德指针发生故障了呢？林恩教授是问题所在呢，还是解决问题之道？居留巴黎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和玛格丽特到皇室宫殿后面的Maceo餐厅就餐。我俩以香槟互相致敬，然后分享了一瓶白葡萄酒，享用了烤真鲷和番茄冻汤。餐桌周围的空间里面，弥漫着香烟的烟雾和人们从剧院出来走到周围街道上的喧嚣。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要回美国的现实。如同住在法国的许多外国人一样，我们的经历可谓五味杂陈。但是那天晚上，巴黎确实像诗人和歌词作者们描述的那样古朴而又浪漫。"少安毋躁。"我告诉玛格丽特。催促法国人绝对没有任何意义。革命精神依然存在，但是在自己支配的时间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出现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只有魅力-而不是暴力-才能获胜。"我已经知道了自己幸福的条件。"玛格丽特说道。她指的不是物质方面，而是朋友、支持团队和某种程度的职业成就感。"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多么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我告诉玛格丽特。通过住在法国、了解法国，已经给予了我这么多的满足感。我怀念英美媒体、报纸、电视、电影、絮絮叨叨的电台节目、我始终认为到处存在的幽默感，以及庸俗的对体育的沉迷。尽管我们颇有牢骚，巴黎的生活却一直非常美妙。我们是2002年2月过完新婚后的蜜月期搬来的。那天的天气是那种天色阴沉、飘着细雨、我们永远习惯不了的天气。我们从机场驱车进入巴黎时，瓦格拉姆广场的鹅卵石闪闪发光。瘦削的男男女女轻盈地步行着去上班。从《每日电讯报》位于里沃利路的办事处，我们无语地凝视着巴黎的两位园丁：他们正在修剪杜伊勒里公园的树木，让它们保持相同的高度，等春天来临的时候，它们生长开花，会长成乒乓球台那么平坦翠绿的华盖。我们三度观赏过这种美妙的巴黎春光。我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生活，还采访了一系列的女演员，她们穿的羊毛衫一个比一个紧身。在巴黎最后的日子里，我已被法国外交部列入黑名单，因为他们认为我向傲慢无理的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提出了无关的问题。我们曾经乘火车，从巴黎去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看歌剧《弄臣》，在大维富餐厅吃过一生中最可口的午餐。该餐厅建于大革命前，后来被塞进皇后宫殿的一角。离开法国前几周的时候，在招待英国女王的国宴上，我曾在爱丽舍宫与希拉克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同席，一边喝着高级葡萄园出品的酒，一边讨论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有一份出色的工作。但是当着眼于未来时，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我需要重返校园去学习会计学。在水一方（1）和1908年初建时的杂乱无章相比，2004年我赶去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时的哈佛商学院已经有了天壤之别。1908年只有59名同学入学攻读那些尚未得到验证、遭到哈佛大学多数人质疑的课程。当时其他大学都是给本科生讲授商学课程，哈佛大学是首家尝试开设商学研究生课程的大学。1908年2月21日，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W.Eliot）在对康涅狄格州哈佛大学校友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建立新学院的理念："高层次的商业已经成为一种极其知识分子化的职业，需要语言、经济学、工业企业、商法等各方面的知识，还要广泛了解不同国家的资源和国民习惯。在上述诸多方面，我们打算提供专业教育。"学院的目的不仅是培养未来的商人，而且培养高级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越来越需要商学和企业方面的知识来做好本职工作。在最初几年，为了明确其在哈佛大学和整个商界的存在目的和地位，哈佛商学院费尽周折。1909年，商学院首任院长埃德温·盖伊（EdwinGay）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经常得到商界人士的告诫：我们没法教"商学"。我非常认同他们的观点；我们并非准备按照商界人士通常想象的那些常规性方法讲授商学，或者就像你所说的把年轻人塑造成"善于赚钱的人"，要么是能"打败竞争对手"。我们认为商业活动具有科学性，我们主要感兴趣的就是研究发现其科学性这一任务，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帮我们年轻的商界人士开阔视野，提供信息，传授行事原则，从而让他们成为更好的市民、有文化的人以及胸怀更宽广的实业家。盖伊决心采用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方法。学生们将以在课堂上分析讨论真实情境的方式学习，而不是听报告。他们将从中领悟到以后整个职业生涯中可以运用的一般原则。这种方法被称为"从做中学"，一直延续到现在。商学院安排第一批建筑图纸的设计时，盖伊的继任者华莱士·多纳姆（WallaceDonham）说他希望商学院的建筑会有助于推崇"在极其有品味的环境中生活朴素，情操高尚"。他强调说，建筑要有利于学生社会化交际，从而让他们"超越善于赚钱的人这一层面"，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出资修造这些建筑的，正是那个时代最善于赚钱的人物之一。商学院的资金筹集者上门求助时，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乔治·F·贝克（GeorgeF.Baker）已经在华尔街呼风唤雨60年了。19世纪末期，他和J·P·摩根一起为镀金时代的繁荣提供了资金，并在华盛顿的专家意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之际，成了事实上的美国财政部。他还是个以沉默寡言著称的人，因此绰号"斯芬克斯"。"斯芬克斯"·贝克先生曾经说过："美国的商人们应该把讲的话减少三分之二……很少有充分的理由需要他们哪位讲话。"哈佛大学要求他赞助建立商学院所需的50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时，这位开心果犹犹豫豫，最后决定赞助全部500万美元，如果他可以有"承担整个学院修建费用的殊荣"的话。1925年，在哈佛商学院校友会的一次集会上，他非常罕见地慷慨陈词，说他希望"商学院能够培养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让他们学会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同胞的尊重，同时保持自己的正直标准，从而可以从自身获得生活能够馈赠的最伟大的幸福"。最早的几幢宿舍楼是以美国前任财政部长梅隆、狄龙和加勒廷的名字命名的，而全体教员和管理人员都在摩根大楼（以J·P·摩根的名字命名）上班。校园宏伟的中心位置是贝克图书馆（BakerLibrary），里面有高耸而安静的阅览室。到2004年的时候，贝克图书馆所在的最初的校园空间已经扩展到占地超过40英亩。商学院收到的捐赠资金接近20亿美元。每年除录取的900名工商管理硕士生外，另外还有几百名商界人士在此循环接受继续教育。仅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每年就有一亿美元的业务量。商学院聘用了200名教员，在香港、巴黎、东京、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设有研究室。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先后成立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商学院，每年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工商管理硕士。年复一年，哈佛商学院始终在媒体的商学院排行榜上居于榜首或者接近榜首的位置。它是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全球驰名的品牌。我曾经听人说过，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全球金融精英的会员证"。在水一方（2）哈佛商学院坐落在查尔斯河畔，与哈佛其他部分隔河相望。校园外面就是波士顿郊区的奥斯顿-主要由汽修店、高速公路以及年久失修的住宅组成。商学院距离哈佛大学的中心、喧闹迷人的哈佛广场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路程，但是两者的心理隔阂要远得多。提到哈佛大学的其他部分时，哈佛商学院称其为"在河对面"，比如，"在河对面，他们穿粗花呢夹克衫，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却对世界的真实运转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哈佛商学院的人明白得多"。在哈佛广场-实际上更像一个行人密布的三角区域-你会看到大学城常见的人群：穿卡其布短裤和夹趾拖鞋的学生、旷课分子、狂热之徒，以及持有博士学位的乞丐等。在广场的一角，花两美元，你就可以和一位沉默寡言的乌克兰人下国际象棋。在另一角，你可以到约翰·F·肯尼迪读本科时经常光顾的小店去买杯咖啡。路灯杆上贴满了宣传单，邀请你去看戏、购买自行车，或者到当地医院捐献精子。广场中部有一个报亭，你可以买到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或者加盟那些有一搭无一搭的反战抗议团体，他们似乎已经定居在那里。街道两边是书店、二手唱片行、汉堡比萨兼营店等，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购买西藏手工艺品和瑜伽垫。在哈佛广场，你可能碰到来访的总统、摇滚巨星、宗教领袖、老友，还可能碰到一个精灵宝宝模样、只穿自行车短式紧身裤、让人毛骨悚然的人，他会请你给他乘火车回家的费用。清晨，学生们从广场上跑到教室上课，夜间他们拥挤到风味餐厅里，分散到小道、楼梯、露台等处。到了暑假，中学生和来此学习的成年人接管校园，他们会因为来到哈佛激动不已。秋天来临，桨手们在查尔斯河中往返训练，准备10月份的赛舟会。两岸的树叶开始变红，苍白的天空下，古老的大楼上面那些镶嵌着绿松石的圆屋顶格外醒目。来到对岸的商学院，这一切都被你抛到脑后。两侧开满鲜花的蜿蜒小径和雄伟的建筑都渗透出一种缤纷多彩的乡村俱乐部感觉。透过窗户，你会惊奇地发现，里面是双眼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年轻人，而不是擦拭银器的管家或者修理高尔夫球杆的球童。那就如同一个让你沉思伟大而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天空飘过的云朵以及盘旋飞翔的禽鸟的地方。你可以思考作业成本核算利弊之外的任何事情。学生们个个身材匀称、精神饱满、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墙上攀爬的常春藤看起来就像梳理过一样。每棵小草、每朵花朵、每片树篱都得到了细心的打理，喷水器按照固定的节奏有规律地喷洒着水。一位曾经参观过巴格达"绿区"的朋友告诉我，他感觉哈佛商学院与"绿区"出人意料地相似。无论伊拉克其他地方发生什么灾祸，"绿区"都因为棕榈树、游泳池和正常的电力供应等条件而尽享奢华，里面的居民让自己独立于外面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专心完成国家重建的重要使命。哈佛商学院也是如此，带着一股象牙塔的味道，独立于外面的世界。从哈佛北街进入校园后，你看到的第一座楼是砖石修建的庞大的沙德体育馆，该体育馆禁止哈佛大学的其他人进入。或许这种管理方式最好，因为沙德在研究生院的确没有立足之地。实际上它应该是美国奥林匹克联合会精英训练设施的一部分。里面有一尘不染的篮球、短柄壁球，设有壁球场、桑拿室、蒸汽浴室，还有一个室内田径场。为了满足学生身体的极度需要，里面的力量训练器都经常保养。前往参观的管理人员都只作短暂停留。从波士顿漫长的冬季开始变得温和，到冬季再次光临，体育馆一侧的4个网球场整天都有人在打网球。体育馆的后面是校园的核心-斯潘格勒大楼。该楼于2001年落成，是以1956届毕业生迪克·斯潘格勒（DickSpangler）-曾任北卡罗来纳银行的总裁，后来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的名字命名的。大楼里面有商学院的餐厅、一个酒吧、一块学生可以随便使用的公用区域、会议室、一个报告厅、一个邮局，还有一家杂货店。稍加接触，大楼的门就自动打开，由此可见其中的豪华程度。高耸的绿色墙壁上面挂满了1970届毕业生、加拿大投资人杰拉尔德·施瓦茨（GeraldSchwartz）捐赠的当代艺术的不朽之作。到了冬季，燃气壁炉每天凌晨就点燃，学生们整理自己的财务分析作业时，可以靠着深褐色的皮沙发暖和双脚。餐厅分成7个单独的操作台，戴着白帽子的厨师制作各种食品：从订做的三明治到各种菜肴、寿司、意大利面和每天都有新花样的外国特色菜。今天卖的是斯堪的纳维亚鲑鱼，明天又是摩洛哥炖菜，后天则是腊肠和泡菜，绝对是全球化的菜谱。一个身材细长、走起路来像骑师一样弯着腿的小个子男子，控制着浓缩咖啡机，并帮着沏东方生产的各色茶饮。斯潘格勒大楼不同于我接触过的任何校园设施。它给人的感觉更像一家四季酒店。你会出乎意料地看到一位网球教练一边和学生嬉闹，一边漫步从你身边走过，或者一位行李员推着一车行李匆匆走过。开学两周后的一天，我在和德国同学马克斯·韦兰德（MaxVerlander）聊天。他来自法兰克福，留着一个布丁碗样子的发型，表面看来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站在餐厅外面，我们在朝公共休息室看，里面的学生一个个姿势夸张地坐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敲击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用手机通话，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马克斯朝房间里看了看，对我说道："太颓废了，对不对？"冰槽灌酒（1）第一学年的第一个周末我是和玛格丽特、奥吉一起度过的。暑热最后终于开始退去，我们向窄小的后院里的一丛树木展开了攻势。先是砍伐，然后分解枝干，直到最后看不到那个丑陋的树丛。我们此前一直住城市的公寓住宅，现在住在带有后院和私家车库的双拼别墅里，感觉耳目一新。尽管很清楚在剑桥市只有两年的时光，商学院求学生涯的开始也感觉如同我们生活中一段更稳定的时光的开始。担任驻外记者时频繁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如今终于过上了有规律的生活。结婚以来第一次，我们可以在明知我会参加的情况下计划周末的活动。周五的第一次小班集会结束后，我们必须领回本学期要分析的其他案例。那些案例装满了四个白色的大塑料袋。校园内随处可见学生们步履蹒跚的样子，每个人都因为袋子的重量（和从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差不多）而愁眉苦脸。我正摇摇晃晃地往车站走，上《分析论》课时的朋友史蒂芬拦住了我，邀请我加入他的学习小组。上《分析论》课时，我们曾经分过组，不过现在都各做各的了。商学院校方强烈建议组织学习小组，四五个学生一组，每天课前碰面，花一小时的时间讨论马上要讲的案例。通过学习小组，我们可以理清单独预习案例时出现的问题，每天早晨让大脑活跃起来。就读哈佛商学院前，史蒂芬曾任职美国国务院，专攻远东问题。他曾经从事贸易问题研究，帮助商界人士解决各种问题，最后他发现，和担任外交官相比，亲自经商或许更有趣，而且更有钱。上《分析论》课时，我坐在他对面，曾经仔细观察过他。他很少记笔记，上课时常常是笑嘻嘻地盯着前方。问他如何记住上课讨论的一切时，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道："都在这里。我发现和记笔记相比，专心关注讨论的内容更容易做到。"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因此当他走过来说已经有了另外3个人，希望我成为第5个时，我说了声"好"。"另外还有谁？""经典的哈佛商学院阵容。一位银行家、一位咨询师、一位从咨询师改行的风险资本家。为了低调些，再加上咱俩。"我们商量好，星期一早晨7点半第一次碰头。为了按时到达校园，我把闹钟定到了6点，这样我可以有时间遛狗、冲澡、照料奥吉吃早饭，然后乘6点50分的公交车去哈佛广场。公交车轰轰隆隆地走在剑桥市的街道上，我又复习了一下那些案例，扫了一遍标出的那些文章，心中思考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斯潘格勒大楼一楼大厅的沙发上，艾伦在等着我们。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学的是天体物理学和风险投资。他的身边是室友美籍华人奥利。奥利此前两年在华尔街担任分析师，连阳光都很少见到，此刻正用一个塑料杯喝绿茶。两分钟后，史蒂芬和迈克尔也赶了过来。迈克尔性格矜持，长相有点像肖恩·潘（SeanPenn），他曾经在一家好莱坞制片厂打工，现在正焦急地期待着回洛杉矶的日子。"我们从市场营销开始吧。"史蒂芬说道。第一个案例是关于百得公司（Black&Decker）的。该公司的电动工具部业务出现下滑。有人将其归咎于公司制造烤面包机、水壶和钻孔机的决策，认为这样做有损品牌形象。还有人认为主要威胁来自成本低廉的日本竞争对手。无论如何，为了提升公司形象，公司现在准备推出金黄色的"得伟"（DeWalt）系列电动工具。"我认为'得伟'系列这个主意太糟糕了。"史蒂芬首先发表意见，"受到日本产品成本和质量方面的冲击，为什么要用黄色工具来应对？没有任何道理嘛！"冰槽灌酒（2）"我同意。"奥利说道，"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烤面包机。它们利润率低，而且有损品牌形象。我以前在一处工地工作过，那里的工人们经常取笑彼此的工具。他们不会愿意上班后听到同事们这样的评价。'嗨，把你老婆的工具带来了？'你以为他们只会拿最好用的工具，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很在意形象的。""注意这一点，"艾伦指着案例说道，"百得公司是美国排名第七的品牌。你必须利用这个特点。有这么大的品牌影响力，然后另起炉灶开创一个新的品牌没有任何道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解释他们如何改善工匠和行业市场方面的市场占有率呀。"史蒂芬说道，"请看第4页，百得公司占有45%的市场份额，但是工业工具只占20%的份额、工匠市场只占9%的份额。可以想象百得公司担心这种情况很快会扩展到它的全部产品。""那么我们怎么办？"我问道，"是一如既往，然后尽量提高利润率呢，还是推出百得公司的子品牌，或是选择'得伟'系列？""我赞成推出子品牌。"艾伦说道，"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利用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专心做好服务和设计。""听起来不错，"史蒂芬说道，"那么会计问题呢？"在下一个案例中，棒球队的所有者和球员对俱乐部的会计方式产生了意见分歧。"我怎么也算不出折旧这个问题。有哪位算出来了吗？""是的，我的计算结果是，资方对球队折旧过度，每年多出500万美元。"艾伦说道。"我的结果是720万美元。"迈克尔说。随后我们就此问题争执了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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