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一些城市的高层建筑物(包括酒店)安装高射炮，是内地固有的国防措施之一。加之霍英东兴建白天鹅宾馆之时，中越双方正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展开大规模的武装对抗行动，而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故国防部才打算在建成后将是全国最高的白天鹅宾馆顶部安高射炮，以加强防空。 “事实上，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霍英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广州参加来自香港及广州的建筑设计师对宾馆设计的座谈会，听专家们各抒己见。在座谈中发现，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师们对新的事物仍然缺乏认识，而香港的建筑师对内地情况也有不理解的地方。譬如，内地设计要考虑到地震预防，要有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这些问题在香港是不存在的，故香港的设计师当然不会想到……” 最初，霍英东是打算由内地建筑师和香港建筑师合作设计的，后来，他干脆由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大师佘峻南、莫伯治两人单方面负责酒店的总设计。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一些新事物，霍英东特意邀请他们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物，与香港的著名建筑师座谈，了解香港建筑设计工作的运作情况。这两位建筑师本来功底很深，如今眼界一开，智慧一下子就充分发挥出来。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3) 他们从香港回广州后，很快就把蓝图设计出来。霍英东看了设计稿，很满意，觉得它的风格富有民族特色，能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泱泱气派。 在建筑设计方面，白天鹅宾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它的总体外观形状，二是大堂内的“故乡水”园林。白天鹅宾馆临江而立，站在远处透过江面望过去，它俨然一只洁白的天鹅，正在振翅欲飞。如今，以白天鹅宾馆为主体的“鹅潭秀色”景观，已成为广州市的“新八景”之一。 如果说，通体乳白、矗立似玉屏、展翅如天鹅，这是白天鹅的“外在美”，那“故乡水”园林则是它的“内在美”。园林设在中庭大厅，主体是一座有三层楼高的假山，山上有亭阁，山下有小桥曲径、艳花翠草；瀑布从假山往下直泻，飞珠溅玉，透过瀑布，清晰可见假山左上角有三个绿色大字：“故乡水”；旁边又有一行小字：“别来此处最牵心”。“故乡水”园林小巧玲珑，静动相宜，情景相融，堪称中国古典庭园精粹之作。 曾有人问霍英东何以把“故乡水”引进“白天鹅”，他回答说：“我住在香港，一年到头都是喝东江水。我们要饮水思源。”由此可见，“故乡水”园林之设计，既显示了建筑师的匠心，也充分体现了霍英东的思乡爱国情怀。 在如此高级的酒店，设置如此规模的园林，实属首创。“故乡水”园林已成为“白天鹅”的主要特征。海外归来的游子住宿“白天鹅”，总喜欢在这里凝望、观赏，“故乡水”三个字无不令他们乡情涌动。 白天鹅宾馆的建筑设计，后来广受人们赞许，证明霍英东当年大胆启用内地建筑师，眼光独到。设计过不少世界著名建筑物的世界顶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曾在白天鹅宾馆参观，他称赞说：“在江边建筑这样宏伟的大厦，实属世界罕见，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边施工边营业 据霍英东所述，他投资兴建白天鹅宾馆，过程也很不顺利。 “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霍英东说。 “有没有这么严重?”我问。 “怎么没有? 建宾馆时，我们在沙面搭起工棚，有些人就骂我们，说他们没地方拍拖(谈恋爱)了，没地方晨练了。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里打网球，就有人在沙面街放一个扩声筒，大吵大闹，骂我们。” “阻力主要来自下面?” “都不是的，上面阻力都很大的。” “哪方面的阻力?” “那时，不少人还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反对的声音很多……就连我们要求中山温泉宾馆的服务员穿尼龙丝袜也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说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情况真是复杂!” “但这些情况并非针对你和白天鹅。”我说。 但霍英东断然否认，他说：“都不是的，那时，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也听到一些人对我有不同的议论。我还记得，政协会议期间，政协搞了个茶话会，会上有两个人讲相声，他们一味讲一个打领呔的人，怎样精卫担沙填海，那时我们正在填白鹅潭建白天鹅宾馆……” “相声讲的是你?” “我想应该是的，我那时普通话听得不是太清楚，但那时茶话会上打领呔的就是我一个人……” “那应该是赞你，说你像精卫一样，克服困难，做了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不是的，直成(很清楚)是骂我，说我们异想天开……” 霍英东是否夸大了自己所遇到的阻力，我们此处姑且毋论，但他确实是不理一切是非之议，全力以赴，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兴建、经营“白天鹅”。 在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霍英东提出一个“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己施工采购、自己经营管理。 建一间大型酒店，需要采购大量的物品，大到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10万种。在酒店施工期间或是开张以后，采购物品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为了为内地培养出一批酒店采购专业人员，我一开始就主张由内地人士负责采购工作。酒店所需物品，品种繁多，批量极少，且大部分要在境外采购，我们就从旁协助，结果他们做得很不错。”霍英东回忆说。 至于酒店的施工，霍英东也主张由内地建筑公司负责，但一律采取承包的方式，把工程批给各个工程队。那时，“承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而霍英东是较早把承包机制引进内地工程建设中的香港商人。 1982年10月15日，秋季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广州。霍英东决定10月14日试行部分营业，先开放已经装修好的200个客房，让参加交易会的客人入住。在当时，“边施工、边营业”是少有的事，但霍英东如此决定，一来想工程队加快施工速度，二来是想试一下营业准备工作如何。 秋交会开幕之前几天，霍英东入住白天鹅宾馆，但当时房间尚未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14日上午一大早，霍英东亲自到厨房巡视，发现炉灶尚未安装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偌大的厨房只见一塘水。霍英东非常焦急，因为参加交易会的客人中午、下午将陆续入住，而晚上，他已邀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做客。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4) 霍英东找来一位青年主管，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吃晚饭，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交待完毕，他仍然忐忑不安，担心厨房没办法把饭菜赶出来。 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任仲夷一行来到。霍英东心里更不安，因为他原先以为只有几个客人，开几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陪同任仲夷而来的却有100多人。对厨房能否炮制出10多席饭菜，霍英东心里没底，他心想这次可能会出“洋相”，令客人难堪，也令自己下不了台，故心里七上八下的，极之不安。 霍英东后来回忆说：“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10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的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呀!第二天，酒店开始试业，部分营业终于成功。” 刚试业不久，霍英东又提出酒店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因为当时酒店的装修尚未完成，故有些人认为霍英东抢先开业是为了早赚钱。但据霍英东说，“其实并非这个原因，如果2月7日，也就是春节前不能全面营业，南方天气潮湿，将会损坏酒店内的大量物资；另外，我认为酒店员工在三个月的试业阶段，经过实地培训，已基本上掌握了各自的工作技能，有条件全面开业。” 1983年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白天鹅宾馆巡视，发现工程进度很慢，于是在宾馆连续住上13天，每天都到现场巡视、督促各项工作。那13天的时间里，霍英东整个身心都扑在酒店工程上，操劳过度。有一天，由于过于疲劳，竟和衣躺在椅上睡着了，连鞋子、袜子也不曾脱下。 对于能否在2月7日全面开业，很多人都没有信心。霍英东自己说：“因为酒店情况极为混乱，酒店内有一个两千多人的施工队伍，另有两千多名酒店员工，加上旅客，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不下5000人，令酒店显得极为繁杂和凌乱。施工人员用电梯搬运货物，人货混在电梯里拥挤不堪。而工棚和几千架单车，却把半个沙面也给占了。但由于酒店上下通力合作，加上省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酒店终于如期在2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了。”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1) 霍英东倾尽身心于“白天鹅”，该酒店所牵涉到的问题，他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因而形成了后来被内地旅游界大力推广、借鉴的酒店经营管理的“白天鹅模式”。1986年7月，白天鹅宾馆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1990年2月，白天鹅宾馆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敞开大门让群众参观 在兴建、经营中山温泉宾馆的时候，霍英东已经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宾馆的人事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等等，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社会上亦引起了关注。小试牛刀，不同凡响，更坚定了霍英东大胆探索和推行市场经济做法的信心。到了白天鹅宾馆时期，霍英东的意识已经很明确：通过白天鹅宾馆的实际操作，探索出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借鉴作用的模式。 霍英东把白天鹅宾馆视为自己人生的杰作之一，向来处理低调、不爱张扬的他，近年曾多次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等多个场合高谈阔论，讲到自己在白天鹅宾馆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效应。 在接受我采访的几个月间，他也是多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谈起。每次谈到白天鹅，他总是显得意兴盎然，神采飞扬。 “筹建白天鹅宾馆，我们要面对的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我要建设的是全‘开放型’的高级宾馆，这间宾馆既要保持中国传统的风格，也要体现‘改革、开放’的特色。‘万事开头难’，那时‘文革’刚结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我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心怀忐忑迈出第一步。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等，几乎宾馆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改革必然会影响社会，往往会牵涉到原有制度和习惯的改变，故而总是引来一些大大小小的震荡。 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就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认为这没有先例，一开放，可能会出乱子。 霍英东举例说：中山温泉宾馆也是开放给群众，效果很不错。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2)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 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文革’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 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所以，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大胆放开物价。”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 他说：“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当时的价钱是五毫钱左右，白天鹅标价四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啤酒，外面卖四毫八分，我们卖两元多，差四五倍。面包也一样，完 全放开价格……那还得了!主管经理不同意。但不放开价格又怎样办呢?我跟他们讲，‘白天 鹅’的售价成本，不能与街边的摊档相比，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这些都要计算在内，不然何以经营?商品经济就是要赚钱，要良性循环，要改善员工福利，要有利于社会繁荣。 “‘白天鹅’虽然只是一家酒店，但从其规模来说，实际相当于一个小市镇，客人和职工人数，经常不少于5000人，如果把为‘白天鹅’服务的有关人员加起来，可能要超过1万人。要保证高标准地供应5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及水、电等等，是极不容易的，物资需求量很大，品种繁多。这些需要改变了市场，市场的需求也促进了生产，结果生产和市场渐渐活跃起来。现在，除了不道德的东西外，客人生活上的任何需求，白天鹅都可以给予满足。” 霍英东又说：“其实道理很简单，物资价钱低，人们哪有积极性生产?物价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问题，但要搞市场经济，你不放开物价不行，所以邓伯伯那时就说要闯物价关，长痛不如短痛。1987年，我们在叶帅(叶剑英)家里吃饭，一位官员向我们透露：明天就要放开烟、酒、火柴、油、锅等商品的价格了。那时很震荡，但这一关你非闯不可。” %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 白天鹅宾馆开业后，曾接待过不少世界各国的政要名流，其中有英女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第三十九章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3) 1984年早春，邓小平登上“白天鹅”的28层“总统套房”，俯瞰珠江两岸景色，禁不住拉着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1985年9月9日，尼克松下榻白天鹅，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酒店和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超过白天鹅宾馆。” 1986年4月，“世界一流酒店组织”的名誉主席威尔特·斯尼达哥到白天鹅考察，对白天鹅的建筑设计、酒店设施、服务水准，都甚为满意。同年7月，白天鹅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成为首家被这个代表世界最高荣誉的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的中国内地的酒店。 1986年10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广州，中国政府在白天鹅设国宴招待她和随行 人员。 1990年2月，白天鹅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五星级酒店，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1991年，白天鹅宾馆编撰出版了超过30万字的一本关于白天鹅宾馆管理方法的一书，初步总结白天鹅宾馆的管理模式，也因而被国内旅游行业誉为“白天鹅模式”，在内地的高级酒店中推广。 霍英东说，兴建白天鹅时，他提出要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采购和自行管理，是有感而发的。他曾对我说：刚刚改革开改之初，有一次，我和国家体委一个副主任见面，他说，体委想在北京建酒店，要求我协助他们从澳洲进一家酒店，把酒店的所有设备、设施，甚至连已经预制好的建筑物都运进来，安装一下就成为一家酒店。我当时想，一个国家，怎么能不靠自己设计、施工，把整家酒店进口过来呢?但是，北京的建国酒店就是这样。” 有感于此，霍英东力争做好“三自”，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建好、管好现代化的大酒店，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三自方针”的确立，为日后“白天鹅宾馆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此外，“三自方针”的大胆创举和成功实践，也对增强内地旅游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以及振兴内地旅游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自方针”的成功实现，还带来一个效应：白天鹅后来成了培训内地酒店管理人员的重要基地。继白天鹅之后，内地相继兴建了不少高级酒店。酒店需要一批合格的管理人才，于是白天鹅成了内地酒店管理人员“取经”的首选之地。自白天鹅开业后，前来取经的各地同业一批接着一批，10年间已为本馆培训近3万人次，为外机构培训管理人员近3000人次，其中不少人早已成为旅游业的中坚分子。 自己种下的“自行管理”的种子，不仅在白天鹅开花，还在各地开枝散叶，这是霍英东甚为欣慰的。 于是有人说，若单单是计算霍英东在白天鹅投资多少、盈利多少、上缴当地政府税收多少，则无法体现出白天鹅在内地出现的真正意义和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一项投资首先要立足于有钱可赚、回报率高，否则就是不理想的、失败的投资。事实上，单就从经济效益来讲，白天鹅的业绩是非常显著的。以1993年的统计来说，酒店开业10年，营业额14.7亿多人民币，利润约5亿元人民币，缴纳税款6000多万，偿还贷款1.1亿多美元。而近几年，白天鹅的收益更是“猪笼入水”，每年盈利1亿元人民币左右。 自“白天鹅”之后，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冯景禧、李兆基等香港七大财团投资兴建的广州中国大酒店，以及主要由利铭泽家族投资兴建的广州花园酒店(中国八大旅游酒店发展项目之一)，也分别于1984、1985年建成开业；加上原有的国有宾馆——东方宾馆，广州市的酒店业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 由于“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更大，有人因而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1) 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已全部得到，原来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获得。“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做事如此，夫复何求? 对“白天鹅”感情很深 霍英东多次表示，他参与兴建“白天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为祖国做点事。事实上，“白天鹅”赚了不少钱，但霍英东却从来分文不取。那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霍英东交谈过。 我问：“这些年，你从‘白天鹅’赚了多少钱，这些钱用在哪里?” 霍英东说道：“我们本来作为一种捐赠、捐钱……但两千个职工怎么办?于是，我们把赚到的钱不断注入‘白天鹅’，增加‘白天鹅’的配套设施。另外，我们又成立一个‘白天鹅发展基金’。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基金，把‘白天鹅’发扬光大。因为这么大的企业，发展下去，员工老了，退休人员多了，希望有一栋楼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霍英东把全副身心都投进“白天鹅”，并视“白天鹅”为自己的一个“杰作”，故而他对“白天鹅”很有感情。爱屋及乌，对“白天鹅”的员工，他也很有感情。平时，霍英东不论在何地遇上自己认识的“白天鹅”员工，他都主动打招呼。某一年，“白天鹅”的员工到香港某酒店见习，霍英东考虑到他们跟亲友电话长谈的需要，吩咐手下在他们的住地安装电话；见习结束要返广州时，霍英东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 霍英东喜爱体育运动，每次到“白天鹅”，他总是要到网球场打网球，因而结识了一些网球场的教练、管理员。1985年，霍英东特意邀请“白天鹅”网球场全体人员，分两批到中山温泉宾馆度假游览。后来，又邀请他们到香港学习考察，他亲自设宴接风，为他们安排住宿。待一行人返广州时，霍英东还特意赠送每人一只价值600港元的网球拍作礼物。 每次到广州，霍英东一定住在白天鹅，他大多选择在总统楼东北隅的套间下榻，但为了亲自领略普通住客入住白天鹅的感觉，有时也特地选择一间标准客房住进去。 霍英东入住白天鹅，从来不深居简出，而是像一个普通客人一样出出入入。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到酒店的泳池游水；到了下午，又到网球场打几局网球。“白天鹅”不少员工经常和霍英东在酒店内碰面，有些人还与他混得较熟。 霍英东从“白天鹅”得到了什么?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尽管霍英东曾经倾尽身心于“白天鹅”，尽管“白天鹅”是他的人生“杰作”，尽管他对“白天鹅”感情深厚，但霍英东仍然要面临一个与“白天鹅”或分或合的问题。 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方面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写明：“合作期限为15年，从宾馆开始营业之日算起，合作期满后，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一切产权全部归中方所有，本协议即终止；在合作期满时，如乙方(霍英东一方)所得的总收益资金不足4000万美元，甲方(白天鹅宾馆)同意延长合作期限，直到乙方除所得税总收益达到4000万美元。” 按此协议，若以正式营业时间1983年2月为计，霍英东与“白天鹅”终止合作的时间为1998年2月；若以部分开业时间1982年10月为计，则终止合作时间为1997年10月，那正是香港回归祖国3个月后。据闻，双方最近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磋商。 合作经营15年之后，霍英东在白天鹅再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在这15年间，霍英东一方是否已按规定得到4000万美元的收益? 据霍英东自己所言，他从没自“白天鹅”提取利益，“白天鹅”赚到的钱都是用于捐赠和再投入宾馆--那这部分资金，是属于中方(白天鹅)应得的呢?还是霍英东应得的?如果不是霍英东应得的部分，那问题倒很清楚：霍英东没有提取他应得的利益，15年之后霍英东若有意继续合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倘若是属霍英东所得的，则问题就较为复杂：这笔钱是用于捐赠和投进“白天鹅”去的，实际上并没有到霍英东手里，那是否将它算为霍英东应得的4000万美元之中去呢? 另一方面，何铭思先生有一次与我交谈时，却提及了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说法，他说：“……白天鹅赚的钱，他(霍英东)抓住一部分，但这些钱到现在还抓在手里没用过。” 由此看来，霍英东实际上是否拿到4000万美元收益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 “白天鹅”的“九七”问题 现在，我们假设在15年间，霍英东获得的利润已超过4000万美元，那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呢?现在看来，虽然协议写明会终止合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实际情况可能未必这样。 我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霍生，‘白天鹅’的合作期满之后，你们将怎样处理?”我问。 霍英东答道：“协议写明是按年息，将来还4000万美元给我的，作为偿还。当时我还给刘田夫、梁威林写信，说将来若赚到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拿，作为国家的其它用途。”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2) “很多人都关注，15年期满后，你是否退出。这件事怎样处理?” “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国内有些事情很头疼，开始合作的时候，什么也无所谓。但现在搞不清楚，是旅游局还是……搞不清楚。国内的国有资产分配，归谁，这问题相当复杂，比如一个旅游局，上面有经委……以前搞宾馆是个包袱，如果白天鹅每年亏1000万美元，人人都会甩手不干。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谈……自己的想法，只有自己最清楚……” 霍英东欲言又止。很明显，现阶段，双方尚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他说“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曾经无意中听到一些接近霍英东的人透露说：“如果内地方面要他放弃，他当然没办法，但他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合作下去。照理内地方面会知道怎样处理这件事，主要是内地会不会处理的问题。” 就此事，我也曾问过震霆，他还是“白天鹅”的7个董事之一。 我问他：“合作15年之后，‘白天鹅’怎么办?” 霍震霆说：“霍生(霍英东)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方没出过钱。如果大家合作，应该是风险共担。若酒店亏本，可能会把责任推给我们，让我们来搞，有钱赚就不同……借钱也是用我们的名义担保的。” “一句话，15年后，你们有没有份?” “我倒是反过来问：中方有没有份?基本上你一分钱都不投入。我的看法是，霍生(霍英东)纯粹是为国家，他最初不想管的。我当时还对他说：‘霍生(霍英东)，你不管不行的!’” 对分分合合应是淡然以对 在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确令人匪夷所思。 “白天鹅”其实就是霍英东、彭国珍的香港维昌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共同合作、合资兴建的，也就是白天鹅应该是合作双方共同拥有的。但是，在1982年10月5日，签署《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的双方中的甲方，却不是省旅游局，而是白天鹅宾馆，乙方却仍是维昌公司，这就变成白天鹅宾馆是投资合作的一方，而不是原先广东省旅游局和维昌公司共同兴建的项目，这就造成白天鹅只是投资一方，而维昌公司一开始就不拥有白天鹅的表面效果。 一般理解，这样的协议，对维昌当然是很不公平的。霍英东纵横商界几十年，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签署协议有悖常理，有悖商业规则，于自己不公允。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签合同。 那霍英东为什么还是在这份协议上签名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一开始就不计较利益问题。事实上，第一，他最初与广东省有关方面洽谈建白天鹅是在1978、1979年，那时他对在中国搞酒店并不是抱很大的信心，对旅游业的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第二，当时，投资回报如何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把投进去的资金当作捐赠给国家的打算。 后来，在这本书稿快将定稿时，我和霍英东谈到这个问题。可能对此问题有所保留，但简单的几句话证明了我以上的分析。 霍英东淡然说：“没野 (没事)的，那时，协议……如果捐资肯定大家都说好。” “问题是，这给协议签得有些离谱?”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那时，我们对宾馆信心不是很足，几十元一个房，那时的价格就是这样，怎么经营?所以，我说道绝对没有想过要靠宾馆来发财，但当时又不能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 “但表面看来，似乎你们吃亏?” “都不是的。” 由此还可以推测，霍英东在当初决定投资兴建“白天鹅”乃至“白天鹅”落成开业，签署那份协议时，他并没有15年后再合作下去的打算。在整件事中，他始终关心的只是：兴建、经营“白天鹅”能否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能否为改革开放事业创造出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如此说来，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早已达到了原先设想之目的，无论他后来的想法有什么改变，也无论以后的情况如何，他已经是一个成功者，收获已非常之大。试想，这10多年来，外商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经营酒店者不乏其人，但像霍英东这样屡创新猷，探索出一种被内地旅游业所广为推广的酒店管理模式者，又还有哪一位? 我不是很清楚霍英东对此事的真切想法。但倘若霍英东现在真的有意合作期满后仍然合作下去，而却不能如愿以偿，那我想他的心态应该是极之坦然的。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全部得到了，原先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地得到了，那放弃它还有什么好可惜和留恋的呢? 我曾经和“白天鹅”的一些员工闲聊，他们个个都是言必说霍英东，口口声声把“我们老板”挂在嘴上。我感觉到，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霍英东。所以，我甚至认为，即使霍英东有朝一日退出“白天鹅”，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消失。做人如此，夫复何求? 套用一句极之流行的话来说，对此事，霍英东的心境应该是：“不在乎天长日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2003年2月6日，中国首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合约正式到期，按协定，合约期满后的白天鹅宾馆资产收归广东省政府所有。霍英东的公司将以承包的形式继续经营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首例由外资来承包经营酒店业国有企业。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3) 20年来，白天鹅宾馆树立了广受海内外各界肯定和赞赏的民族品牌，为中国的饭店业争得了一项项荣誉：1985年7月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首个中国成员；2002年被亚洲酒店网评为“中国最佳酒店”。2000年，白天鹅宾馆注册的“白天鹅”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中国酒店业至今惟一使用在宾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截至2002年12月31日，白天鹅宾馆共实现营业收入53亿元，上缴各项税金5亿元，利润总额也达到5亿元。 “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霍英东说。 霍英东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白天鹅宾馆的特色：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如今走过整整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第四部分 事有巧合，霍英东和他的好朋友何贤，几乎同时患上癌症。我国政府对这两位为祖国建设出过大力的港澳巨商极为关怀，建议他们到北京治疗。何贤去了美国治疗，霍英东去了北京。结果，霍英东闯过了鬼门关，何贤却不幸病逝。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1) 事有巧合，霍英东和他的好朋友何贤，几乎同时患上癌症。我国政府对这两位为祖国建设出过大力的港澳巨商极为关怀，建议他们到北京治疗。何贤去了美国治疗，霍英东去了北京。结果，霍英东闯过了鬼门关，何贤却不幸病逝。 与何贤同时患上癌症 1983年年中，也就是白天鹅全面开业之后，霍英东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一经检查，原来是患了癌症。 “这是生死问题，一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绝望!”霍英东对我说。 霍英东曾经说过，自年青时踏入社会工作起，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忙于商务。平日虽然繁忙，但生活甚有规律，除出差外地，他每天的生活几乎是自成 一律的。 虽然天天忙于工作，但由于霍英东长期来坚持体育锻炼，故向来身体都不错，极少有什么大小毛病。凡见过霍英东的人，都说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光犀利，思维敏捷，精力过人。自年过花甲之后，即使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仍然毫不现倦容。 所以，得知他身患癌症，他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很突然。霍英东身患癌症，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遗传，其父当年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二是与他那几年操劳过度有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兴建期间，霍英东时常在内地香港之间奔波，为这两个项目劳心劳力，以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而霍英东自己也多次对我说，他那时患癌症，是与他那几年为了“中山温泉”和“白天鹅”的事操劳过度有关。他说：“这两件事，自己花的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我知道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用很大，所以那几年是自己最辛苦的几年。中国大酒店有七个财团在搞，花园酒店也是几个财团，只有‘白天鹅’，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结果‘白天鹅’开张后，我就病倒了，自己还认为这次没命了……” “当时，有没有后悔呢?”我问。 “绝对没有。”霍英东不假思索地说，“那时真是没后悔。为什么到现在自己还那样搏命做，个个礼拜都要上内地，没有别的，只是……当然，爱国的形式各有不同，你说谁不爱国?但自己确实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可以称作巧合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霍英东的好朋友何贤也患上了癌症。 自1978年何贤邀霍英东首次回故乡番禺县之后的那几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时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他们时常一起回内地，为家乡的建设、为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出谋献策，出钱出力-- 1979年，中山县小榄镇菊花展览会开幕，何贤和霍英东应邀一起到小榄参观。 1981年2月底到3月初，同为港澳区全国政协常委的何贤、霍英东，一起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五届十七次会议，并一起出席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就调整国民经济计 划和政府工作问题出谋献策。 除了一起捐资兴建番禺宾馆和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外，霍英东和何贤还积极为家乡修桥铺路。1983年初，两人捐资兴建番禺大石大桥。在此之前的1981年8月，两人也共同倡议和资助兴建广州至珠海公路上的四座大桥--沙口大桥、细滘大桥、三洪奇大桥、容奇大桥。 1981年11月底，何贤和霍英东同时应邀上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对加强全国人大常委权力机构作用问题提建议。 1981年12月，他们两人又同时上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霍英东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国家利用外资应该通盘考虑和量力而行，必须多了解投资者背景，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条件和可靠性。他还谈到他和何贤捐资、投资兴建的番禺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说这两个项目的设计施工都是靠国内的力量，设计的完好和建设速度之快都令人满意，故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力量。 一位与霍英东、何贤都十分相熟的人士曾对我说及他们两人的关系：“何生和霍生是很要好的朋友，何生除了好赌以外，各方面都很受人尊敬，他帮过霍生，比如带他回乡下寻根，为霍生回内地投资拉线；但何生经济状况不好时，霍生也帮不少忙，比如他和霍生一起给内地捐赠或投资，他那部分有时是霍生帮他出的，大家关系很好!” 在1978年至1983年，何贤是霍英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走在一起，正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他们同时患上癌症的消息传出，有人称这回他们是“同病相怜”了。 霍英东和何贤虽然“同病相怜”，但最后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霍、何都是中方的老朋友，过去，中方在港澳的工作，对他们倚重很深。这些年，他们率先回内地投资，为内地的建设出钱出力，更为中方敬重。内地方面得悉他们患上癌症，甚为关切。 据闻，内地方面当时曾建议何贤去北京接受治疗，表示中央和国务院会给予特别关心。但何贤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到美国接受治疗。 何贤到美国治疗后，病情未见好转，后又转回香港治疗。1983年11月15日，何贤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家乡番禺一次。11月24日，何贤在家乡住了10天后，要回香港继续治疗，当经过他和霍英东捐助正在兴建的大石大桥时，泪流满面，舍不得离开家乡。12月6日，何贤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等发来了唁电，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参加何贤的追悼会后，还亲自为他扶灵。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2) 中方建议霍去北京理疗 关于霍英东治病的情况，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提及：“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的申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国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霍英东曾对我谈及他患病、治病的事，但他所讲的情况却与这段回记录所写的有较大出入。 “当时，我这里有一块东西，我初初认为是鼻咽癌。”霍英东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 “何鸿超是香港治疗癌症方面最有名的专家，我找他检查，原来是患了淋巴癌，同我老窦(老爸)当年患的病症一样。那是1983年5月。接着就在香港做了切除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都是香港最好的医生，一个是陈鸿章，一个是何鸿超，还有一个港大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梁智鸿(立法局议员)的老师，梁智鸿当时也参与手术。切除之后，最关键还是要理疗，理疗得好，病症就不会复发，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就决定到北京进行理疗。” “去北京理疗，是不是由那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联络和安排的?”我问。 “可能不关他的事，他是1983年7月1日到香港任职的，我8月份就启程去北京接受治疗，但五六月份就已经着手安排好了。 “最初，我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找李振权医生，李振权是国内治疗肿瘤的权威。那时内地的肿瘤医院设施很差，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电梯是没门的，我见到一些纱布与饮茶的杯混在一起，医院的空气很不好。李振权建议我到美国一家肿瘤医院治疗，他说那是美国治疗淋巴癌最权威的医院，他儿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读医学。去哪里治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中方已经帮我联系好北京的医院。” “你当时打算去哪里医?” “我也是犹豫的。那时，李振权已帮我在美国那家医院订好床位，约了医生，他总是强调美国的医疗水平高、设备好。何贤那时也去了美国治疗。但我觉得应该尊重中方的意思。他劝我别犹豫了，还是去北京吧，我就决定去北京。” “其实，决定去北京治疗，除了是尊重中方的意见外，是否也对内地的专家信心足一些? ” “不完全是。一个病人，自己去选择医生是很难的。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到美国，当中何鸿燊和我的子女还劝我：‘其它事可以爱国，治病的事不同的，一定要相信科技!’但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听从何生的安排。” 据说，霍英东当时决定不去美国治疗还有这样的考虑：不知美国方面欢迎他的程度，对他是否很友好? 祖国救了霍英东一命 “内地方面是不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专家为你治疗?” “不是的。我是到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理疗的。那间医院搞了10年才开业，我刚去时，几乎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北京方面有没有对你特别照顾?” “没有的。” “在北京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放疗、化疗总共用了一年多时间，六个疗程，每3个月一个疗程，每次做14日，将那些癌细胞杀死，以免复发。每次疗程之后，就要休息，恢复体力。” “那么，那段时间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那一年多时间，可以说是处于半退休状态。那时，白天鹅刚开业，一些活动照样参加，8月到北京，接着9月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在上海那次，很担心出事，我住在锦江饭店，冷气12点关掉，刚睡着就没冷气，很热，全身冒汗，很容易感冒……” “是不是到那公干，要随身带医生?” “没有，哪里有医生带?那时没有的。最紧要的是吃多一些蛋白质的东西。理疗很重要，就是要根除，不给复发，一复发就很麻烦。” “你的病属于晚期还是早期?” 霍英东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话题一转，说：“那时，听说每一千人有一个人有机会患上癌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不幸，自己竟然是这一千人中的唯一一个……” “化疗期间，你的生理反应大不大，比如有无掉头发?” “医生给我说，可能会掉头发，我也因此准备了一顶假发，但结果并没有掉……” 当时有人认为霍英东患这种病可能只能捱3至5年，因为这种病往往是隔3年5年或7年就复发。据说给霍英东治疗的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也患了淋巴癌，却医治无效。但霍英东接受治疗已经12年，至今依然无恙，有人说，这和霍英东的身体基础和心境有关。他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基础好，加上对病情想得开，四周走动，不当自己是一个病人。 可能是为了报答内地方面对自己的“救命之恩”，霍英东后来捐赠了848万港元给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并于1987年和王宽诚、胡汉辉等香港富商共同出资塑造一尊“战癌女神”铜像，矗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内，以激励研究人员战胜癌症、造福人类。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3) 而后，对于内地的医疗事业，霍英东慷慨捐献，比如捐资100万美金，兴建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中心；捐赠2200万港元，兴建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医院门诊大楼；1988年，他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了解到这所很有名望的医院新成立了泌尿外科体外碎石中心，但却缺少先进的体外碎石机，于是主动捐赠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产品HM-4型体外震动波碎石机，价值150万美元。他还捐资2200万港元给广东省人民医院，兴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医疗中心。 对于何贤这位多年的好朋友、近年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不幸病逝，霍英东极之悲痛。1984年11月，在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典礼上，霍英东充满感情地对数千名来宾说：“在庆祝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的日子里，我们十分怀念何贤先生，何贤先生是建筑广珠公路四座大桥的积极倡导者和资助者之一，他生前十分关心和支持四座大桥的建设，可惜在一年前他已离开了我们!” 在北京接受治疗期间，内地的一些医学专家曾建议霍英东坚持冷水浴，说冷水浴对身体有好处。从那以后，霍英东买了一套冷水设备，放在家里。每天上午一起床，他就把游泳池的水温调到摄氏10度左右，在里面游半个小时之后，又到一个水温只有三四度的冰水池里游，跟冬泳并无两样。 至于饮食习惯，则仍然没有改变。凌汉伟介绍说：“饮食方面，他这些年也是一样，从不讲究。白天几乎不吃东西，平时请人吃饭，鱼翅、鲍鱼总是拿给别人吃，他宁愿叫酒家烧两只乳鸽让他带回家，晚上吃宵夜，或者叫家里煮好饭，煎条鱼，等他回家吃，吃饱就睡觉。有时喜欢吃牛肉，就餐餐吃牛肉；有时喜欢吃鱼，就天天吃鱼。改革开放以前，他到内地去，总是自己带炉、带锅，带一些粟米、芋头。现在好了，可以不带锅了，好像到中山、广州，酒店知道他要吃这些，就预先准备好……” 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中华游乐会吃饭。霍英东也在座，但他并没有叫东西吃，只是吃了一些自己携带来的用小纸盒装着的似是麦片的东西。我问他所吃何物，他说：“这些东西，喂猪，猪都不吃，很难吃的，但有些纤维，对肠胃好。人生并不是因为有很多钱，就有很多享受。”第四十二章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1) 1984年，霍英东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投资和捐赠。近10多年来，不少香港巨富纷纷捐款给内地兴办各种事业，如“影视巨富”邵逸夫、“香港超人”李嘉诚等。至于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华人资本家，他作为爱国资本家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在广东架金桥 近10多年来，霍英东可能是在内地最广为人知的香港资本家，有人曾以古诗“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形容他在内地的知名度。霍英东在内地的知名度，除了来自他大举在内地投资办实业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内地的庞大捐资。 1982年，霍英东曾和香港另一富商李兆基等人发起建立以育才树人为宗旨的培华教育基金会，霍英东出任监事一职。为了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10余年来，培华基金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量的教育与培训活动，仅组织赴港考察的干部就数 以千人计，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霍英东自身患癌症之后，有较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思考问题。久而久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似乎突然间大彻大悟起来。这场病给了他最大的启迪是：人活着，就要回馈社会。正如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 “……对人生祸福得失，我不敢说看得很透，‘人生易老，天难老’，‘人寿几何’，能毫无所感?个人生活的需要，老天爷是有尺寸，不能多占多用，不管心里怎样想，生理有个极限，真是‘万顷良田一斗米，千间房屋半张床’，我的胃纳还算不错的了，自问一顿吃 不下一斗米。到我这样年纪的人，人世间许多事都看过，今天虽然事业薄有所成，也懂得财 富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奋斗积累的结果，从 个人来说也希望为桑梓造福，为子孙积德，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向前的。” 有了这个觉悟，霍英东致力祖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心情更加强烈，对钱财问题看得比以前更淡。1984年，他宣布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通过投资和捐赠形式，参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而在此之前，霍英东已经捐了不少钱，在内地兴建了不少项目。 在家乡番禺县，霍英东除了与何贤等人共同捐资建番禺宾馆、大石大桥外，还捐款1000万港元，兴建洛溪大桥。洛溪大桥横跨珠江航道，全长1900多米，是沟通广州市和番禺的主要通道。该桥通车后，广州至番禺县城市桥只需一个小时，比以前减少了一个小时以上。 继大石大桥和洛溪大桥后，霍英东又捐资3000万港元，在番禺县兴建沙湾大桥。为了选好桥址，少占农田，霍英东亲自与专家、技术人员到实地勘探，反复审核设计方案。沙湾大桥举行奠基典礼时，正在北京参加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霍英东，专程赶回家乡参与动工典礼。 在捐资给家乡建大桥期间，霍英东时常回家乡巡视工程进度，检查工程质量。每次回乡，县领导总是陪上陪下，霍英东心里有些不安，他总是劝他们：“你们再这样陪下去，我下次真是不好意思回来了!” 为减少县里的麻烦，有几次，霍英东从香港带一些眉豆和牛扒到番禺，自己煮着吃；后来被县领导发现了，而代之以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霍英东只好摇头苦笑。 霍英东乐于捐资兴建桥梁，是因为他知道珠江三角洲一带河流纵横，陆上交通极不方便，大大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若不修桥铺路，发展经济就无从谈起。用一句内地当今流行的语来说，就是“要致富，先修路。”其实，霍英东关于“路通财通”的思想，在1981年捐建清平街天桥时就得到了验证。 捐资给番禺兴建桥梁之前，霍英东已经在广珠公路上有大动作。以前，他坐车从珠海到广州，150公里左右的路程，却要过四个渡口，耗时7至8个钟头。霍英东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期间，时常行走广珠公路，每每过渡，他都感到极之不便。1981年，他和何贤等人倡议，建设广珠公路上四座大桥。霍英东、何贤用捐赠和低息贷款6000万元的办法，发动建设广珠公路上的四座大桥。1984年四座大桥全部完工、通车，广州至珠海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一半以上。 这四座大桥通车之后，广珠公路上的车流量大大增多，中山市(原为县)境内石岐至古鹤之间的一段宽7米、长41公里的沥青路就显得过于狭窄，影响车辆的畅通。中山市和省有关部门，于是决定对该路段进行扩建和改造。霍英东对此很支持，捐出2000万港元资助。扩建工程于1985年4月动工，1987年6月竣工，路宽15米，分有9米混凝土路面机动车道和6米沥青路面非机动车道，全路段绿化美化，并设有较完善的交通标志和安全设施。 为了表彰霍英东对中山市的慷慨捐赠，中山市人民政府特意在广珠公路三乡镇中山温泉路侧，建立一座英东亭。1989年9月17日，中山市政府为英东亭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同一天，中山市政府还授予霍英东“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 霍英东在捐资给广东省建桥、铺路时，就向当地政府倡议：借鉴香港等地的做法，过路过桥收费，以路养路，以桥养桥，并筹措兴建新桥路的资金。“以路养路，以桥养桥”办法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为修桥修路赔钱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珠四桥是率先在全国推行收费还贷、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使路桥建设最早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地方。这一方法在广东省广泛推行后，广东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30年没建成一座桥的番禺，10年间就建成大大小小桥梁近160座，全省同期建桥1000多座，成为中国建桥史上的奇迹。省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大大改善了广东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第四十二章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2) 两个亿元基金会 除了桥梁道路，教育也是霍英东捐资的一个重点。1986年，他出资1亿港元，与国家教育委员会合作，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内地的教育事业。在该基金会第一次理事会与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霍英东说：“我设立教育基金会是长期性的，其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推动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是重要的，今天的会议，我的孩子也参加了，我要世代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下设一个“青年教师基金”和一个“青年教师奖”。前者主要资助青年学者出国留学，鼓励他们学成回国任教；后者主要是奖励在教学科研上有成果的青年教师。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人可获5000至20000美元。1988年，首届“青年教师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出席了颁奖仪式。 在霍英东捐赠的教育项目中，较大的还有：捐款400万港元，重建广州暨南大学；捐款500万美元，兴建北京师范大学一座两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霍英东教育大楼；捐款兴建广东三水县华侨中学；捐款500万港元，支持“中国中小幼教师基金会”…… 霍英东捐款给内地，重点资助三方面：除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外，还有体育事业。 1984年10月1日，是霍英东非常高兴与难忘的日子。那天，正是国庆35周年纪念日。霍英东应邀上北京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隆重盛大的庆祝仪式。他说：“看到许多巨型导弹、新式坦克，固然振奋；当参加奥运的金牌选手经过的时候，我更是激动万分。” 第二天，霍英东还设盛宴，招待洛杉矶奥运会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不久前，他已在洛杉矶目睹中国健儿夺标。今天，再次见到他们，霍英东既觉开心，也倍感自豪。席间，霍英 东突然站起来，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说了句简单的话：“我想拿出1亿港元，就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语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霍英东对体育事业的捐助多不胜数：在番禺捐建体育馆、带看台的田径足球场、游泳场；捐资兴建三水县英东体育馆；捐款与广东云浮县合建东安体育中心；资助改建广东省体育场，迎接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不时奖励一些在世界比赛中夺标的中国体育健儿…… 霍英东承认，他捐资给内地是比较偏重于体育事业，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我财力有限，捐献当然有所偏重。我认为体育事业特别重要，没有强壮的体魄就办不成大事业。早些年，在泰国、德黑兰看比赛，看到中国输给别人，很激气，有时连饭都没心思吃。没法想像，为什么民族感情这样深?我觉得，中国人不但要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还应该显示中华民族有能力在人类体能和智慧方面站在前列。” 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霍英东对广州中山大学有很深的感情。 中山大学是华南第一高等学府，历史悠久。1983年底，霍英东知道中山大学早就想建一座体育馆，但因资金紧缺而一直无法实现，影响了学生的体育教学和训练，于是决定捐资3500万港元，在中大兴建一座体育馆。1984年11月11日，中大英东体育馆正式奠基。除了委托著名建筑专家佘峻南负责总设计外，他自己也时常亲临中大，了解工程情况。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每周到中大巡视一次。工程施工期间多次出现麻烦，霍英东总是亲临解决。 1988年11月12日，英东体育馆举行落成庆典。该体育馆无论是场地规模，或是系列设施，或是建筑材料，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在国外的高等院校中亦属罕见。之后，霍英东又捐款改建、扩建中大游泳池等体育场地、设施。后来，在霍英东的积极倡议下，国家教委于1990年1月，在中大成立中国内地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除了捐资兴建、扩建中大的体育设施，霍英东还捐资475万港元，支持中大管理学院酒 店管理培训中心的兴建。 或许是对霍英东慷慨捐资的回报，中大后来提名并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霍英 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7年2月7日，授予霍英东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仪式在中大礼堂隆重举行，霍英东在颁授学位仪式上，做了题为《从白天鹅宾馆看国家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学术演讲，重点介绍了白天鹅自行设计、自行采购施工和自行经营管理的经验，论述了白天鹅是开放、改革、搞活的产物，同时又给改革、开放、搞活以有力的促进。 中大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霍英东，毫无疑问跟霍英东慷慨捐资给中大有直接联系。但是，客观地说，霍英东并不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他已经声名显赫，根本用不着以“银弹”来买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另一方面，以霍英东卓越的商业成就和社会活动能力，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也是当之无愧的。正如香港知名学者马蒙教授所言：“霍英东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得到中山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绝不是罗致。从他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来看，他能获得今日的荣誉，可是实至名归。”第四十二章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3) 霍英东堪称是一位实干家。无论干什么事情，他总是一件件切实干好，即使是那些捐赠的项目，他从酝酿到规划，从决策到行动，一定躬身过问，事先都要进行严谨、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并非“财大气粗”，把钱捐出来就完事。 有一次，我曾问霍英东：“为什么在内地，每做一件事，你总是亲力亲为?” 他说：“光是捐资不是办法，好像包玉刚，他捐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间饭店，饭店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但建得不像个样子，他家人不高兴，还向邓小平投诉。做一件事要重视效果。捐钱有什么所谓呢?我们起中山温泉宾馆，投资很少钱，但影响很大……” 霍英东经常说：“我有一个个性，就是锲而不舍。做一件事，希望做到最好。”这也正是霍英东凡事皆成的主要原因。 至今为止，不算投资办实业部分在内，霍英东给内地的纯捐款已超过20亿港元。近10多年来，不少海外人士纷纷捐款给内地，如“香港超人”李嘉诚、“影视巨富”邵逸夫，以及银行家何善衡、何添等人，所捐款项都数以亿元计。而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最多捐款的海外资本家。他的慷慨捐赠，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他在内地家喻户晓，使他的香港大亨和爱国资本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霍英东曾经多次唱这样一首歌：“最是梦萦家国，乡土岂可遗忘?长江黄河富饶大地，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有过光辉岁月，也曾经历苦难创伤。道路从来是迂回曲折，是非荣辱使人明确方向。祖国富强是众所依归，为安定繁荣各尽所长。” 这是霍英东、李兆基、郑裕彤等多位香港商人发起组织的“培华基金会”的会歌——《培华之歌》。这三位香港工商巨子，以及已经病逝的爱国资本家王宽诚、许晋义等人，曾经登台合唱这首寓意深长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正是霍英东这些海外商人爱国爱乡情怀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国内投资或捐款，其实也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和“安定繁荣”。 霍英东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即使是一些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从事海上贸易的真实情况不尽了解，或因观点、角度不同而对他的这段经历有些微词的人，也认同他的爱国情怀。 几年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曾经把国内报刊上一些关于霍英东个人事迹的文章汇编成书出版，书名就叫《爱国爱乡的霍英东》。把“爱国爱乡”四个字冠于霍英东头上，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 霍英东多次主动向我提起他1984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情景。 “那年，正好是建国35周年大庆典。以往，每次参加国庆观礼团，我都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但这次，第一次被安排在楼上。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因科威特王子以及不少国家的贵宾都只是在楼下观礼。庆典开始，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坐在开篷吉普车上检阅三军队列，战车载着中国造的巨型导弹驶过长安街，又看到刚刚从洛杉矶凯旋的中国体育健儿胸口挂着金牌在我们面前走过……我那时看得很入神，很激动，这时，有一个女记者走到我身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一时不知说什么话好，眼泪却流了出来……”霍英东深情地回忆说。 “是不是有什么感触?”我问。 “1977年，我老妈子去世时，我也有很大感触，怎么看不到震霆结婚，就过身了?自己很伤心，但当时都没有哭。但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自然想起‘文革’时内地人民‘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艰苦日子；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去奥运会上拿到金奖，这是零的突破，这也令我想起那么多年来在国际上为中国重返国际体育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又看到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些，都令我感到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力增强了。事实上，那一年，中国的粮食也是大丰收，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大丰收，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想到这一切，内心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那个记者一问我，我就流泪了。那个记者还认为我是见到采访才流泪，其实是看到整个国家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才有这么大的感触。” “这段往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如果给别人说一个大男人流泪，不是很好听。但是，那时确实是百感交集。我记得，那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在中山温泉，我和他见了面，谈改革开放的事；又在白天鹅宾馆请他吃西餐，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大概内容是要重点发展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离开广州后，他又去了上海考察，不久中央、国务院又宣布沿海14个城市为中国重点开放、发展的城市。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那么大的变化。那时，我还在治病，身体还较差，但看到国家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内心真是好欢喜……” 霍英东多次向我述及这段他“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的往事，当然不是为向外人宣扬、昭示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上述话，既是他蕴藏于心底的家国情怀的一次自然流露，也是他心中一个强烈的信念的强烈宣示。 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1) 继1974年解决中国加入亚洲足联的问题之后，霍英东继续充当“中国体育大使”的角色，于国际体坛展开斡旋，最后在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篮联、国际妇联等组织，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震霆与中国台湾代表“扎马”荷兰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到内地捐赠和大举投资办实业外，霍英东还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会籍。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被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由于中国台湾仍然与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关系，故除了亚洲足协等个别体育组织接纳中国为成员外，中国重返大多数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则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让中国取代台湾成为会员之后的事。 1979年10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日本召开大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当时，台湾 仍在国际奥委会占一席之位。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则应该取代台湾，重返国际奥委会；若台湾要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就必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要改名、改旗、改歌。 中国的提议被国际奥委会接纳为议案，并付诸表决。结果，提案获得大多数支持，台湾被赶出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了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消息传来，霍英东欢欣鼓舞。他想：中国既然已经重返国际奥委会，则中国要重返其它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次中国要重返单项体育组织，还是阻力重重。 1980年，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代表香港自行车协会，远赴荷兰参加国际自车协会的年会。会前，两父子已经“密谋”一番，商量如何协助中国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霍震霆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台湾改名“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和“国旗”，同时接纳中国参加国际自行车协会。 霍震霆这次赴荷兰，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因为是他单枪匹马与台湾方面较劲，所以对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我和我太太到荷兰，一住下酒店，就有7个台湾特工在那里等候我们，查看我们在酒店登记的资料。其实，每次到外国参加体育组织会议，总是这7个台湾佬和我们周旋，我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吃饭他们也跟着。我现在都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次，霍震霆向我回忆说。 霍震霆又说，每次，这7个人都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国际体育的每一个会，我们都是创始国。” 而每次，霍震霆也总是这样回敬他们：“次次开会，都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假货。我是运动员，来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参加比赛、进行体育交流，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利用体育搞政治。是呵，你们的‘国旗’很漂亮，‘中华民国’的名很好听，但你们的运动员不能到英国、香港……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坚持扯你们的旗，不要坚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这样，明天你们就可以去香港、去英国，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赛。而中国也可以做会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可以在一起……” 正式开会了，台湾方面联合一些支持者，反对霍英东等人起草好的方案。台湾代表发言 说，台湾与其它会员是一样的，权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对台湾的歧视。 霍震霆在会上对议案据理力争，极力反驳台湾代表的观点。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最后对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通过议案，中国得以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而台湾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 邀国际足联主席访问北京 霍震霆开完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回到香港，霍英东来不及与他好好长谈，就动身到外地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他是以亚洲足协副会长和香港足球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这次会议，将会对中国加入国际足联的问题进行表决。 自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仍然想方设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奔走呼吁。 法兰克福会议之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应霍英东的邀请访问北京。霍英东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加强沟通，帮助中国解决在国际足联的会籍问题，但那时中国某些部门对他们很冷淡。他们晚上9点钟到北京机场，但没有人接机。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发觉给国际足联方面安排的客房很小，见到霍英东父子住的房间比他们的大些，有点不愉快。在饭店，也没有人陪吃饭，只有霍家父子和他们一起吃冷盘。霍英东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大家开会，国家体委派两个副司长参加，负责接待。谁知，一开会，北京方面就把人家骂了半天，骂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霍英东极之尴尬。后来，副总理陈锡联、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出来会见他们。霍英东还陪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那次北京之行，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2) 阿维兰热当国际足联主席之后，霍英东与他的接触比较多。1976年，霍英东和女儿丽萍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之前，父女俩已到巴西找过新会长阿维兰热。阿维兰热不会讲英语，霍英东的女儿会讲法语，霍和阿就通过丽萍交谈，大家达成一个协议：蒙特利尔会议上用简单多数表决的方法，表决中国的入会问题。但国际足联秘书长亲台，且与阿维兰热关系不是很好。开会时，他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使得由霍英东主持策划、以非洲一个国家名义提出的关于中国入会之议案无法以足够票数通过。 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几经周折 两年之后，1978年5月，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国际足联也选择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开会。 之前，霍英东为了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在背后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和策划工作。他联合科威特足协代表沙东和来自伊朗的亚足联代表会长ATABAI等人，以伊朗的名义起草了《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及驱蒋提案》，提交阿根廷大会讨论。另外，霍英东又分别在香港与意大利驻港领事MR.PISANI，在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大使ROMUALDO、国际足联副会长MR.FRANCHI(法兰西)、意大利足球总会秘书ANTONIOLI，在巴黎与ADIDAS总裁HORST DASSLER(荷斯)等人会面，向他们游说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阿根廷会议从上午9点钟开始。谈起那天大会的情况，霍英东回忆道：“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点钟，中间没吃午饭、晚饭，也不喝水，大家激烈辩论，个个精疲力尽、喉干口渴，欧洲代表始终不同意用简单多数表决方式表决议案。那时的政治气候对中国有利，于是阿维兰热下了决心，最后说：‘我认为这件事，并不是开除谁的问题，而是这个位让给谁坐的问题，谁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的问题。’讲完，他按照我们的要求，用简单多数方法举手表决我是亚洲足球联合会的主席，我一举手，一些国家、非洲国家代表纷纷跟着我举手，结果 以简单多数通过。这时，一些欧洲代表涌上主席台，抗议这个结果，把事情弄得很大，最后 中国入会问题又再一次失败了。阿维兰热当时很不高兴，说什么这样下去他就辞职。他要求 大会授权给他，或者执委会授权给他，在两年之内，一定要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1979年5月，霍英东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75周年纪念及国际足联执委会议。他在会上要求阿维兰热在处理中国入会问题时态度一定要坚决，并且到表决时以简单多数票方式。会上，阿维兰热发表声明：希望能在1980年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且希望下次执委会在中国举行。3个月后，霍英东、霍震霆、朱玲玲就陪阿维兰热率领的国际足联访问团到北京，与中国洽谈中国入会的问题。阿维兰热一行返国途经香港时，霍英东还特意请他们到家里做客。那时，正巧香港足球总会新会址落成，阿维兰热还应邀为新会址主持开幕式。 按阿维兰热所言，1980年内要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加上自己事前已游说不少代表支持，故而霍英东原先也觉得他主持起草的议案会顺利被表决通过。 但几天前的国际自行车协会，仅以一票之差通过中国入会，霍英东由此得知台湾仍然有不少支持者，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国际足联基本上是欧洲人掌权，会议代表也以欧洲人居多，故欧洲代表是各方面都力争的对象。 中国台湾代表向欧洲代表游说，认为台湾方面可以改“中华民国”的名称，但无必要在议案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这一句话。欧洲代表也大多表示同意。 霍英东闻说此事，甚为担心，他很清楚，不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一句，客观上就是仍然承认“两个中国”。他向大会建议：台湾既不能沿用“中华民国”之名，当然也不能沿用以往的“国旗”和“国歌”，这在国际奥委会已有先例，台湾只能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 经霍英东据理力争，欧洲代表也觉得言之有理。最后由国际足联负责人亲自出面，与台湾代表讲清楚，台湾代表无话可说，只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国名”、“国歌”、“国旗”被国际足联修改。 中国加入国际篮联的情况，与加入国际足联的情况甚为相似，也经历了不少风波。霍英东曾为此四出斡旋，纵横捭阖，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霍英东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介绍说，有一次，国际篮球联会秘书长威士特钟士(音译)到香港来，他盛情邀请威士特钟士到家里做客，但对方却说：“你请我吃饭，这没问题。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要叫我把台湾踢出会!”霍英东就说：“好，大家就不要谈台湾问题!” 威士特钟士向来是亲台反共的，但在霍英东等人的游说下，最后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了国际篮联的会籍问题。但台湾方面不甘心，为此策动一些国家的代表，另搞了一个篮球单项的亚洲组织，推举韩国代表为会长，意图与国际篮联对着干。 霍英东闻讯后连忙赶去韩国，向韩国有关人士提出，若要成立这个新组织，必须得到亚洲各国、各地区代表的支持，并须以投票方式表决。韩国方面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接受霍英东的提议，但却要求用通讯投票方式表决。霍英东担心有人会借口收不到票，制造新的麻烦。于是，他亲自出马，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向各地代表游说，并把投票收集起来，直接送往韩国。在一张张反对票面前，韩国方面理屈辞穷，只好放弃这个组织。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3) 中国台湾入禀英国法院告国际羽联 霍英东俨然一个“体育大使”，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问题，在世界体坛纵横捭阖。 在国际足联解决中国和台湾的会籍问题后，1981年，霍英东又邀请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的代表到香港来，就这两个国际羽毛球组织谁是谁非、或分或合的问题进行谈判。 其实，这两个国际性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霍英东就是始作俑者。霍英东致力于恢复中国在世界体育组织席位的体育外交风云故事，其过程峰回路转、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而当中最曲折艰难、最精彩的，当是羽毛球方面的经过。以致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讲得滔滔不绝，兴致盎然。 1975年，在中国多次要求加入国际羽联、并驱逐台湾出会被拒绝之后，霍英东就决定效仿周恩来早年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与原来的乒联会对抗的做法，在香港成立新的亚洲羽联，选举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中将为主席，中国代表朱仄为副主席，霍英东为名誉主席，会员包括中国、菲律宾、朝鲜、缅甸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的亚洲羽联虽然只是亚洲的羽联组织，但还是对国际羽联构成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霍英东仍继续为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奔走呼吁。1977年5月7日，国际羽联在瑞典马模举行同人大会，会长MOHLIN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把台湾从国际羽联驱逐出去，并且追认前不久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羽联大会上，上届会长WYATT决定中国加入国际羽联的决议。 但中国台湾方面对表决结果不服。由于国际羽联在英国注册，受英国法律监护，台湾方面于是向英国法院申诉，要求英国法院对表决结果做出裁决。中国当时已和英国建交，中国外交部于是向英国表示，若英国法院接受台湾的上诉，判马模会议的决定无效，让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羽联，就是制造“两个中国”；英国方面却答复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不能干涉法院的行为。最后英国法院于1977年7月4日作出裁决，判台湾胜诉，宣布国际羽协的表决结果无效。 7月31日，国际羽联在苏格兰召开执委会。会后，会长MOHLIN打电话到香港给霍英东父子，通告苏格兰会议的决定：接受英国法庭的判决。MOHLIN向霍英东解释说：执委会除作出这个决定外，别无他法，因为若违反法庭之判决，将使国际羽联之各英籍人士无法参与有关活动，而对组织各项国际比赛在技术上亦将会发生困难。 在家里成立世界羽联 “中国进入之后再退出，说明中国已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国际羽联。惟一的办法就是另创一个国际组织，与国际羽联对抗。接着，我就和亚洲、非洲等国家的朋友，包括泰国的春篷中将、马来西亚的郑仁瑞、新加坡的李竞德、中国的朱仄等人，开始商议筹划新组织的事。”霍英东说。 “半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底、1978年初，新的组织世界羽联在香港成立，成立的地点就在我家里，没有任何仪式，出席的各国代表只有10多人。好笑的是，开会成立时，连会长也选不出来，个个都不想当，担心这个新组织搞下不去。我觉得中国代表和我都不适合当会长，应该找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和人士来当。会后我就叫震霆飞去泰国，找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职务。 “世界羽联成立后，总部就设在毕打行我们公司里。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在亚洲羽联的基础上，再拉一些非洲国家加入，成员很少，而且非洲是没有羽毛球运动的，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而国际羽联则不同，老组织很有传统性，欧洲有‘汤姆斯杯’，是最权威的。所以，我们世界羽联搞的一些比赛，赢了，大家也不觉得重要。 “但中国很支持这个新组织，这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我们在杭州、北京、曼谷、香港举办过几次比赛。1979年，在曼谷比赛时，邓小平还去了泰国支持我们这个新组织，并且亲自到场给运动员颁奖。” 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杯葛这个新组织，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的对立，引起了国际体育界人士的关注。印尼、日本、泰国的羽协人士后来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建议双方举行谈判解决分歧。不久，在雅加达世界羽毛球邀请赛举办期间，霍英东、朱仄等人代表世界羽联，赴印尼万隆与国际羽联的代表举行谈判。 “当时，两个组织矛盾很大，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气氛十分紧张。”霍英东回忆说。 “万隆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不欢而散。 而这次，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就是“万隆谈判”的继续。 其实，双方都有意合而为一，因为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举办亚洲乒乓球赛、亚非拉乒乓球赛那样，自行举办羽毛球赛扩大影响，削弱自己的权威；而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历来有权威性、代表性，没有信心与对方竞相争辉。 几天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并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结束分裂局面。 几个月后，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最后宣布合而为一，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多年的纷纷扰扰终于结束。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4) 不久，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大约到了1984年、1985年，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设想之后，中国和台湾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才最后彻底解决，并全部统一为：内地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加入，台湾则以中国的地方名义“中华台北”或“中国台北”名称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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