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此事余波未了。霍英东怎么也想不到，亚洲足协的决议，竟然会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 国际足联接获消息，当即公开谴责亚洲足协的做法；然后，又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中国为成员是非法的，要求取消决议，否则要对亚洲足协施以处分。当时，霍英东的态度很坚决：“大会的决定，只有大会才能推翻，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国际足联都无权干涉!”但国际足联的态度也很强硬：“如果这样，我们就停止亚洲足协的会籍。” 台湾方面也大作文章，并极力向亚洲足协施加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足联主席改由阿维兰热出任。阿维兰热对中国很友好，但迫于各方压力，还是不得不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调查处理此事。该小组由每个洲的足协选一名代表组成，正巧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并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 在此期间，霍英东极力游说小组成员支持亚洲足协的决定。每次小组开会，霍英东都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迫使小组无法做出结论。 此事尚未了结时，霍英东特意在香港组织一场1975年度的亚洲足球赛。中国足球队能否参赛，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香港足协作为此次足球赛的主办机构，起初打算去函国际足联，请示是否让中国队参赛。霍英东觉得去函请示并非良策，担心一旦国际足联复函不同意，则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但当时赛期已临近，如何是好?霍英东毅然决定，亲赴瑞士，向国际足联负责人力陈要义。 他安排霍震霆打头阵，自己随即也飞瑞士，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两父子施展浑身解数，费尽口舌。精诚所至，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最终也开“金口”，同意中国足球队参赛。当中国足球队出现在亚洲足球赛上，一切的问题随即迎刃而解：国际足联也不再追究亚洲足协“非法表决”，台湾方面也无话可说，中国足球队往后均可顺利参赛…… 中国重返亚洲足协，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霍英东，正是打通这个突破口的一个重要开拓者! 在这之后，霍英东继续周旋于世界体坛的大舞台，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世界羽联等其它单项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号，倾心尽力地演出了一部体育外交的风云故事，其过程艰难曲折 、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精彩绝伦。所有这些内容，以后还将有单独章节详细述及，这里暂 且不表。 却说霍英东致力于中国重返世界体育组织，是否中国方面的意思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霍英东，他并不是很想回答，只是简单答道：“不是!”我一再追问，他仍然否定他的行动与中国方面有关，他说：“我去德黑兰的时候，中国国家体委没人理睬我们，自己去找酒店住，找得很辛苦，当时并不怎么认识国家体委那些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这回事，我是单枪匹马去解决足球这件事的。” 霍英东的行动，若不是中国的意思，那事先是否得到中国方面的首肯呢?霍英东也断然否定此说。我曾就此事问过霍英东的助手，他说：“没有什么首肯不首肯，霍生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想做某一件事，就放胆去做，不理别的什么。”第三十三章母亲仙逝 家族引人关注(1) 母亲刘氏归天，出殡仪式极尽哀荣，轰动香港。而霍家在报章刊载的一则讣告，也引来市民的关注，其婚姻和家族成员情况如何，一时间引来人们的种种猜测。 母亲刘氏风光大葬 60年代，霍英东就已经是亿万富豪。虽然霍英东曾在香港工商界叱咤风云，也活跃于体坛，但由于他为人处事向来低调，故他及其家族极少成为城中热点话题和传媒焦点新闻。 可能连霍英东本人也想不到，霍氏家族第一次成为香港市民关注和议论的焦点，竟起源于霍家老太太的归天逝世。那是1977年8月26日，霍母刘氏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3岁。 在霍英东的心目中，母亲刘氏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当年，父亲和两个哥哥去世后，就是母亲一个人承担起养活他们一家人的重任，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母亲的养育之恩，霍英东念念不忘；故他在发迹以后，总是惟母是命，奉母至上，侍母至微。霍英东的这份孝心，广为人知。故母亲溘然长逝，他极为悲伤。 当时，虽然霍英东的活跃程度，已大大不如从前，但他仍然是一位在香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时，他除了是香港足球协会会长外，还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常务董事，并仍兼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一职。加之他与中方关系甚为密切，故《文汇报》等多份香港报纸，都罕有地登载其母刘氏逝世和出殡的消息。 霍母刘氏的出殡仪式也极尽哀荣。8月29日，前往殡仪馆致祭的有近千人，灵堂摆满各界人士和社团送来的花圈，送花圈的人包括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徐寅生和广东省体委的负责 人廖志华、陈镜开等人；而参加公祭的社团计有中华总商会、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中华游乐 会、金银证券香港交易所、香港皇家救生会及香港拯溺总会、香港羽毛球总会、香港足球总 会、香港货船同业商会、澳门体育界、香港体育记者协会…… 霍母刘氏遗体于上午11点30分大殓，随即出殡，安葬在荃湾永远坟场。而为霍母扶柩的，均为香港的名人富商，包括：汤秉达、胡汉辉、何贤、冯景禧、何善衡、何鸿、李嘉诚、郑裕彤、胡法光、汤于翰等人。 10多位名人富商，为一位友人的母亲扶柩，这在香港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除了因为霍英东的名望和影响力外，也是因为其母刘氏以其早年艰辛养儿育女的经历，而广为世人尊敬。 家族成员状况引人关注 当然，令霍家一时间成为全城关注和议论焦点的，主要不是这些，而是霍家在香港各报章登载的一则讣告。讣告注明：霍英东有吕燕妮和冯坚妮两个太太；有九名子女，男为震霆、震寰、震宇、文芳、文斌、文逊，女为丽萍、丽娜、丽丽。很明显，“震”字派为吕燕妮所生，“文”字派则为冯坚妮所出。 由于霍英东一向处事低调，故其家庭情况，知情者并不多，而这则讣告，则是霍英东“不打自招”，第一次公开他的家庭成员情况。于是，此讣告一登出，市民议论纷纷。 关于霍家的各种传闻，一时间流传于市井坊间。其中霍英东有几个太太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继霍氏家族在“讣告”上间接公开霍英东有另一位太太冯坚妮女士后，1978年2月，冯坚妮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更公开表明自己霍英东太太的身份，并且还破天荒地透露她和霍英东的爱情、婚姻： “我16岁就认识他，恋爱了5年，至今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了。我是个单纯的人，很不习惯抛头露面。小时也没有很大的抱负，那时候我想，但求有个丈夫，彼此倾心相爱，就算他是朝九晚五的打工仔，我也心满意足。我又是个很痴心的人，自小很欣赏他正直、老实的性格，不管在任何境遇下，我愿意为我敬仰的人，全心全意地献出我的精力。我只是觉得他兼顾的事务太多了，太辛苦了，就尽自己的能力帮忙点小事务罢了。” 这段话，使外人对霍英东的婚姻、家庭有了一些了解；但外人所知道的，也仅仅是以上这些。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有香港报章披露霍英东除了吕、冯两位太太外，尚有一个太太，名为林淑端，但却错误地指林淑端并无所出。 霍英东背后的女人 由于霍英东向来作风低调，加上他从不带大太太和三太太公开露面，故外界对吕、林两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吕燕妮女士和林淑端女士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除了与家人和小圈子里的朋友有所往来外，与外界并没有什么接触。 相反，倒是二太太冯坚妮女士却极为活跃。在霍英东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冯坚妮一度是该会的妇女部部长，时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曝光”，也时常陪霍英东走南闯北……据说，冯女士多才多艺，唱粤曲、演话剧、插花、画画、摄影，样样在行；且爱好与霍英东有几分相似，喜爱做运动，每天坚持游水，偶尔还打网球。 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我与霍英东的大太太吕女士始终缘悭一面，但与二太太冯女士和三太太林女士却有一面之缘。 见到林女士，纯属偶然。第三十三章母亲仙逝 家族引人关注(2) 一次，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我和霍氏集团的一名职员正在交谈。这时，从西餐厅的一角走过来一名女士。看上去，她约莫40岁出头，一头乌亮的秀发齐肩，脸形稍长，略施粉黛，戴的似是金丝眼镜，样子显得有些小巧玲珑。她上前与霍氏集团的职员打了个招呼，并问了一声“老板来了没有?”便匆匆离去。她刚才是与一群女人在西餐厅饮茶聊天。她的问话，使我想到她可能与霍英东有关系，于是好奇一问，这名职员答一句：“她就是霍老板的太太。”我恍然大悟，她原来就是林淑端。我好生奇怪：林女士怎么看上去这样年轻?因为霍英东与林女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显扬出生于1959年，若以那年林女士20岁推算，她今年怎么也在50岁以上。 至于见到冯坚妮女士，则是在从香港航行至广州南沙岛的豪华水翼客轮上。 那次，霍英东率领冯女士、震霆、震宇和一些外国造船专家到内地，我也应邀随行。冯女士身段高挑，淡妆上脸，戴着浅色的眼镜，面容娟秀，穿一袭大碎花衣裳，看上去约有50左右的年纪。因为曾在报章上见到她的照片，故一见便知她就是冯坚妮女士。 一个小时的海上航程中，我和霍英东等人交谈，而冯女士却一个人坐在一旁，自己泡杯面吃，冲茶喝，一言不发，完全不理我们的谈话；到了南沙岛海关，番禺市的政府官员在贵宾室接待霍英东一行，冯女士任由霍英东与人应酬，独坐在贵宾室的角落里，离霍英东远远的，静听他们交谈；一行人接着参观南沙开发区、有荣造船厂、南沙高尔夫球场，冯女士也只是留心察看和聆听；而后，一行人从南沙驱车直奔广州，车上我和霍英东等交谈，冯女士也是闭目养神，未曾开过金口；到了广州白天鹅宾馆，在西餐厅，霍英东与公司的职员坐在一起，一边饮茶，一边谈工作，而冯女士却选择偏隅一角，独自品茗…… 整个行程中，冯女士给我的印象是：极为低调，看不出有阔太太的娇气和傲气，其行为 不但一点也不惹人注目，甚至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举办的一些文艺演出中，冯坚妮女士曾几次在话剧中担任主角；有时，她也亲率香港的一些妇女团体到内地参观访问……冯女士热心于社会公益事务，性情应该是开朗活泼的，但那天她的表现却并非如此。这种表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尔为之还是一贯如此，总之，她那天给我的印象是：她完完全全是霍英东背后的女人。 据说，霍英东在家里奉行的是男人至尊的家规，几个太太都是事事惟他之命是从，他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她们也沿袭中国妇女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生奉献于相夫教子持家之上。她们都愿做霍英东背后的女人，除冯女士偶尔参加一些社会事务(但这些事务也都是与霍英东有很大关系，比如他主政的中华总商会和他捐资成立的培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外，吕、林两位女士绝少在公开场合亮相，故而外界对她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 太太们如此低调，在香港的超级富豪中，极为少有。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1) 1978年9月，霍震霆与最漂亮的香港小姐朱玲玲成婚，礼金1000万元，宴开350席，嘉宾4000多人。据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最盛大、最隆重的婚宴。 霍震霆与朱玲玲一见钟情 霍母刘氏逝世一年之后，又有一事，令霍家第二次成为城中热点话题。但上次是“白”事，而这次是“红”事，是给霍家冲一次“喜”。 1978年9月初，有传媒披露，朱玲玲小姐将嫁给霍家大公子霍震霆，成为亿万富豪的媳妇。此消息一经传出，各传媒相继追踪报道事态发展，市民对此议论纷纷，一时间成为城中热门话题。 朱玲玲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嫁给霍家大公子为何引来传媒和市民广泛关注呢?原来，朱玲玲就是荣获1977年度香港小姐冠军名衔的城中绝色佳丽。况且，朱玲玲也不是一般的香港小姐。她天姿丽色，气质高雅，出类拔萃，是众人公认的历届最漂亮的香港小姐——至今，“最漂亮香港小姐”的美誉仍然非她莫属。 一个是富豪公子，一个是城中美人，且又是刚刚“出炉”不久的最漂亮的香港小姐，市民当然会对此津津乐道，而传媒也自然乐此不疲地大事渲染…… 大学毕业后，霍震霆一直是霍英东的得力帮手，既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也担任香港一些体育组织的要职，时常陪父亲出席香港和国际性的一些体育活动。 霍震霆的外表冷酷，但也明显地与一些富家公子的霸气、嚣张、狂放截然不同。他是如何结识朱玲玲，并得到这位香港小姐芳心的呢?据香港传媒的披露，霍震霆和朱玲玲结缘于一次慈善步行活动。那是1978年初，无线电视举行一次公益金慈善步行活动。参加者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名流明星外，还有上届港姐。朱玲玲是上届港姐冠军，自然也在其中，而霍英东和霍震霆两父子也参与步行。朱玲玲是这次步行活动的“七金刚”队员之一，霍英东是另一队“红利士”队的队长，霍震霆则为“红利士”队的顾问。 在这次慈善步行活动的开幕仪式上，霍震霆与朱玲玲四目相撞，接下来的情况，正如一份报章所写：“……他第一次见到了朱玲玲，就被朱玲玲的美艳惊呆了；他痴痴地望着朱玲玲，竟有点失魂落魄，连人们捐给‘红利士’的善款也忘了计算，害得霍英东差点不能起步……” 一个是城中有名的富家公子，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一个是妙龄少女，花容月貌，待字闺中。两人相见，四目相撞，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女的看出男的有情，男的也觉察到女的有意，正是一见钟情，一擦就出火花。慈善步行活动之后，霍震霆就展开凌厉攻势，短短几个月就掳去朱玲玲的芳心…… 万港元娶港姐 朱玲玲要嫁入霍家，霍家上下自然马虎不得，霍英东的大太太也即霍震霆的生母吕燕妮女士更是乐不可支，并为此忙乎起来。这次虽是大儿子结婚，但早年过惯穷困生活的霍英东本来是想简简单单把喜事给办了就算了，但亲友们个个反对，他们觉得霍家在香港有头有脸，儿媳又是美貌出众的港姐，婚礼应该办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显出霍家的气派。最后，霍英东被亲友说服了，决定大事操办。 吕燕妮笃信佛教，凡家有喜庆之事，总要占卜问卦一番。如今喜事盈门，自然要择良辰吉日，最后选择9月25日为大婚佳期。 婚前的23日，霍家特别聘请了一名法师到沙宣道33号霍家豪宅内举行一次“脱壳仪式”，意为其子震霆已长大成人，将一切小儿之气脱去。 25日上午，霍震霆由震寰、震宇两个弟弟陪同，乘坐一辆“平治AF600号”房车，前往九龙窝打老道帝国大厦九楼朱家接新娘。霍家公子给朱玲玲的姐妹们奉上9999.99元的“开门利是”之后，就顺利迎出彩凤，接上香车。当时，朱玲玲身穿纯白婚纱，头戴鲜花结成的白花环，光彩照人。 由于朱玲玲是幼女，且上头仍有两个姐姐，故她出阁时，其母特别搞了一个仪式：将一条男装裤挂在门槛上，待朱玲玲出门时，从裤胯下步过。 当一对亲人离开朱家时，恰遇天下微雨，有人惟恐扫新人的兴，于是即兴说：“有风有雨，以后就会风生水起!”一对新人会心一笑，随即上车前往中环大会堂婚姻注册处办理结婚手续。 在这之前，霍家已给朱家送去礼金100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若用来投资置业，则该物业至今可能已升值为数亿元。霍家娶媳妇，果然出手不凡! 11点钟左右，载着一对新人的香车抵达大会堂。警方早有预备，派出一队警员到现场维持秩序，并架起铁栅保护朱玲玲的香车。现场约有千人在围观，连露天平台也站满人，场面热闹非凡。 大会堂婚姻注册处的证婚处，从来不准任何人在这里拍照；但那天例外，特准两位摄影师在里面随意拍摄。连政府的规定也可以打破，可见霍家在香港的地位非同小可。 轰动全港的豪门婚宴。 办完结婚手续，一对新人随即乘车，沿着警方特辟的专线，顺利离去。 至于婚礼和婚宴，则于香港有名的顶级酒店——美丽华酒店举行。该酒店老板是香港富商杨志云，他是霍英东多年的好友。下午3点钟，霍家开始在美丽华迎宾。当晚的婚宴设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2) 350席，每席花费超过2000元，菜式计有：当红脆皮乳猪(全体)、烧云腿油泡带子、发财瑶柱甫、红烧大鲍翅、原只正式麻鲍、清蒸双喜斑、脆皮炸子鸡、肚炖北茹、伊府面、八珍炒饭、红豆沙、鸳鸯点。酒水则一律为轩尼诗XO白兰地。宴席分布酒店的五个场地，而打麻将的战场也有五个地方。 如此盛大的婚宴，接待工作极为繁重，光是迎宾的人就有160人，其中包括香港各界的不少知名人士和霍氏家族属下公司的员工。当天中午12点，霍氏公司就宣布下班，让员工参与接待工作。 下午4点钟，霍震霆和朱玲玲到美丽华设宴款待新闻界，让记者拍照。霍震霆平素不爱言谈，但那天人逢喜事精神爽，谈兴甚欢，对记者的提问，几乎是有问必答。有记者问他婚后的生育计划，霍震霆笑口盈盈地说：“生够一支小型足球队(7人)就够了，如果要生够一支足球队(11人)，则略嫌多了，不过仍要家庭会议通过。”此言一出，惹来记者捧腹大笑。 霍震霆以足球队比喻生育人数，皆因他是一个足球发烧友，在比赛中踢左翼，故而口不离足球。 宴会的迎宾仪式相当繁重，一支中式8人乐队在主厅，每有嘉宾到场，乐队即奏喜乐。而在各个场所，都安排歌星演唱、西乐队演奏、杂技表演及中国舞蹈表演。酒店内，衣香鬓影，喜乐喧天，喜气洋洋。 赴宴者，共有4000多人，除了霍、朱两家亲戚外，还有一些国家的驻港领事，以及霍家地产界、金融界、娱乐圈、体育界和政界的好友，其中不少是城中的名流、富商、权贵，连港督麦理浩、澳督李安度、泰国空军司令也赴宴助兴，盛极一时。 由于赴宴的达官名人众多，警方因此出动大批警员前来维持交通和加强保安。在美丽华新旧两翼之间的金巴利道，警员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密布两旁，以策安全。 晚上8点15分，会场鸣钟收起麻将，准9时整第一道菜上席。两道热荤之后，由介绍人纽壁坚致贺词。纽壁坚是香港最大英资财团之一的怡和集团主席，其控股的置地公司曾于1967年乘人之危，以一纸承诺票据，低价收购霍英东星光行，令霍英东损失惨重。谁知世事难料，10年之后，霍英东竟与怡和主席结为好友。纽壁坚言辞风趣，大赞这对亲人“郎 才女貌”，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妙偶，并大爆他们认识、恋爱的“内幕”。 新郎霍震霆应嘉宾要求，也即兴致词。他拉着新娘的手，腼腆地说：“在这么多亲戚朋友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见过朱玲玲，我就没有这么快乐的今天；如果没有父母亲对我的爱护，就没有今天这样热闹的场面，感谢亲友对我的关心!” 霍朱婚宴，香港各报章都以大量篇幅报道，有些报章甚至一整版都是婚宴的新闻。 这场婚宴，据称是70年代香港最盛大、最隆重的婚宴。它是人们谈论的焦点，是传扬一时的城中佳话，它为香港的婚宴史写下历史的一页。至于另一宗历史性的“豪门婚宴”——“赌王”何鸿燊嫁女，一连3天在酒店摆宴款客，则是10多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这场婚宴也引来社会上一些人非议，认为霍家太过于讲排场摆阔气。 霍英东向来不愿多谈其家族、子女们的情况，但有一次，他却来了兴致，主动向我提出霍震霆和朱玲玲的婚事。他说：“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大讲排场办婚事，为什么要震霆娶一个港姐?其实，好多事，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那时，我和震霆常常要到国外，为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奔波，震霆需要知名度，这对在国际上开展有关体育外交活动有帮助……” 霍英东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认为迎娶一个香港小姐，大办事宴，事必造成较大的新闻效应，事必提高震霆的知名度，这有助于震霆在国际场合为中国争取体育会籍。如此说来，霍、朱的这段婚姻不就是带有浓厚的“爱国”色彩，甚至有些“政治”味道? 霍陈婚宴删繁就简 霍家素来处事低调，凡事不爱张扬，这次霍朱婚宴，应是自霍英东发迹20多年来，除上次“讣告”事件后，霍家仅有的一次“大曝光”。 婚后的朱玲玲专注于相夫教子，偶尔也陪丈夫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一段时间，她曾在中环毕打行一楼经营一间名为China Tee Club的咖啡厅。1979年，霍氏集团总部已从恒生银行大厦搬到毕打行。 霍、朱联婚之后3年，1981年，霍家又逢喜事。霍震寰结束10年爱情长跑，终于和电影明星陈琪琪走到一起。 霍、陈的婚礼在1981年12月10日举行。这次霍家娶媳妇，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大事操办，而是一切从简。上午，一对新人到大会堂注册，随即返霍家大宅举行婚礼，出席者皆为亲属，没有外人；晚上，新郎、新娘就启程飞往美国“蜜运”三周…… 婚礼虽然简单，但由于新郎是霍家二公子，新娘是影星，故仍然有大批记者前去采访、拍照，各报刊也大作文章，市井坊间仍然议论纷纷。 上次豪门婚宴，因客人多，故作为主人家的霍英东极度紧张和繁忙，但此次因在家中行礼，且前来贺庆的皆为亲属，故他显得相当轻松和欢愉，与前来助兴的记者们有谈有笑，甚是融洽。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3) 记者得知陈琪琪戴在颈上的一串红宝石是霍英东送的，于是好奇地问他价值多少。霍英东笑盈盈说：“不算很贵!” 有记者追问他：“今次送多少礼金给陈家?” 霍英东坦率地讲：“这次没有送礼金，现在不时兴了嘛，婚姻又不是买卖!” 记者见霍英东有问必答，甚是合作，于是穷追不舍：“上次婚宴很隆重，为什么这次如此简单?” 霍英东答道：“第一次办喜事没有经验，筹备得好复杂，挂万漏一，今次不搞盛宴而一切从简，是大家的意思，新人新事新作风，后生仔做的主。” 据说，霍英东从简办震寰的婚事，还有原因，就是他对这桩婚事并不是百分之百满意。原来儿媳陈琪琪是来自台湾的电影明星，当时海峡两岸关系十分紧张，故他认为儿子娶一个台湾女子进霍家，他的处境有些尴尬。但他又不能反对儿子的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低调处理这桩婚事，一切从简操办。有一些知情者还透露，当时，霍家的不少亲朋好友和霍氏集团的一些资深员工还对此有微词，认为霍英东这样做是厚此薄彼，对震寰不公平。 但霍英东后来对陈琪琪也甚为关心和慈爱。 大约是1986年，震寰夫妇到广州参加一个关于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会议，在花园酒店门口，陈琪琪不慎被汽车撞倒，昏迷不醒，大腿几乎被汽车压断，伤势极之严重，被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当时，霍英东正率领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在珠海、中山等地参观、访问。他接到这个消息，极之焦虑，平日事事以工作为重的他，突然宣布取消代表团原定的行程，改为明天到广州，正在晚宴中的代表团成员个个大感意外，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内情。而他就连忙赶赴广州，探望陈琪琪。 广州的医生经过6个小时全力抢救，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医生说：“几乎所有外科需要做的手术，我们都做了，若不是霍英东的媳妇，我们可能就截肢了!” 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陈琪琪才能行走自如。 霍震寰与兄长震霆一样，也曾接受较好的教育。他早年在香港的名校--摩利臣山小学和圣贞德学校念书，后到英国完成中学课程；之后又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获理科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两个学位。 霍震寰的性格也像父亲和兄长，凡事不爱张扬，为人低调。据说，他花10年时间，娶陈琪琪为妻，有一个目的，就是当自己不得不出席一些酬酢场合时，让漂亮、有名气的妻子抢去风头，以分散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力，避过记者的镜头焦点。不知霍震霆娶港姐为妻，是否也有这个意图? 之后，霍震宇娶身为加拿大华侨的女子为妻时，婚事亦是从简操办，故社会上几乎无人知道；至于“文”字派和“显”字派的霍家公子的婚事，知道的人则就更少了。 霍氏家族一家三制 有意思的是，霍家与明星甚有缘。除震霆、震寰两位同胞兄弟娶明星为妻外，名义上是霍英东儿子的霍文芳，其第一任太太袁荔是明星，第二任太太洪国华也曾是丽的电视时代的明星。 在霍家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点很是蹊跷。在1977年霍家刊载在报章的讣告上，清楚写明袁荔是霍文芳的妻子，也即说霍文芳当时已成婚。但霍英东却曾对记者说，霍家迎娶朱玲玲是霍家第一次办喜事。此话在别人听来，自然会理解为霍文芳迎娶袁荔并非霍家喜事。于是，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莫非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出? 事实上，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与冯坚妮所生，他是冯坚妮嫁给霍英东时，带进霍家，并改姓霍的。霍文芳生于1950年，但他的父、母亲到底是何人呢?我不便向霍英东及其家人问这个问题，故而对此一直不得而知。 霍英东的3个太太，子女10多个，但他们并不在一起居住，而是一房人住一个地方，故有人称之为“一家三制”。除了霍英东要在三个家之间来回周旋外，三房人之间平时并不相往来，每房人过着各自的生活。惟有霍英东在场的时候，比如家人到外面吃饭，霍英东带领到外地出差，三房人当中才偶有同时出现，但都是零零散散地在一起，整个家族成员同时出现于同一场合，应该是绝无仅有。 据我观察得知，他们同时出现于一个场合时，各房人之间看上去并不算亲密，相互间绝少交谈；更有意思的是，不同一房的子女辈互称对方时，往往是唤“霍生”或“霍小姐”，并没有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或直呼其名，甚至连冯女士对“震”字派的三兄弟也是称“霍生”。 反对子女从商 霍英东极为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其10多个子女，几乎个个都曾留洋，在国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对子女的管教极为严格，虽家财过百亿，但对子女花钱却严加限制。霍英东曾对我说，到现在为止，他给每个子女的钱并不多，每人名下的钱还不足够买一个普通的住宅单元；至于每月给他们的钱则一般是每人限于3万港元左右——当然，这只是对那些在霍氏集团工作的子女而言，那些在外头有自己工作的则另当别论。 霍英东向来不喜欢自己的子女经商，更反对子女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据霍氏集团的职员所言，霍英东曾对子女说：“若你们不听我的话，到外面做生意，我就和你们脱离关系!”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认为霍英东自己就是靠一个人白手兴家的，没理由反对子女从商创业。其实，正是由于他自小在商界打滚，见惯商界的风风浪浪，深知商界险恶，故而不希望子女像自己那样去冒险。他有一个心愿：多一些子女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更直接地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事实上，就有子女如霍英东所愿，从国外学成归来后，不靠父荫，靠个人本事打天下，成为专业人士，其中有一个儿子还是政府属下的玛丽医院的高级医务人员。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4) 在10多个子女当中，只有“震”字派的三兄弟在霍氏集团，协助霍英东处理家族庞大的生意。霍英东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基于把家族生意发展光大的考虑。 霍英东在家族中实行的是传统的家长制度，而子女们也对这位威严的慈父言听计从，一 切服从父亲的安排，故霍英东对子女们的表现算是甚为满意，从来不太操心；唯一让他时常紧皱眉头的，就是那个名义上是他儿子的霍文芳。 霍文芳喜欢在外头做自己的生意，霍英东对此大加反对。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霍英东在香港接到内地东北地区某省政府的来电，对方称：令公子文芳不久前和我们商谈合作拆烂船生意，我们已决定与他合作，并且会大力支持，尽力配合。对方原认为霍英东会表示感谢，谁知霍英东当即在电话里说：文芳与你们谈的生意，我一无所知，也与我无关，希望你们慎重考虑，放弃与他合作。结果，这宗生意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据说，在此前后，霍英东曾多次责骂霍文芳，叫霍文芳绝对不能打他的招牌与别人谈生意。 令霍英东最为恼火和难堪的是，1991年底，霍文芳涉嫌非法贩卖军火，在美国纽约被捕。霍英东听闻此事，极度震惊，愤怒非常，对着冯坚妮，口口声声大骂霍文芳为“衰仔”。 此事搞得霍英东面目无光，但爱子心切，他还是强忍愤怒之火，四出斡旋。 霍文芳一案公开于世后，霍英东当即透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霍文芳有自己的生意，并很少与自己来往。但有些不了解内情的人，还是猜测此案与霍英东有关。其实，霍文芳涉嫌贩卖的15000支AK47自动步枪，利润只有240万美元，折合港币约1800万元，且还是与合伙人共得。这点钱相对家财上百亿的霍英东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在这之前的10年间，不包括投资部分，霍英东捐给内地的款项就超过10亿港元。试想，家财雄厚的霍英东，难道会贪图这点小利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拿儿子的前途、生命去赌博? 据说，后来霍英东花了几十万美元担保霍文芳回港。霍英东一见到他，就劈头大骂，并 声称对他在外头惹是生非不再理睬，果然，从此两父子在家庭聚会时，霍文芳虽也偶有出席，但霍英东每次见到他出现，心里总是涌上一股怒火，虽然不再骂他，却不再与他说一句话，形同陌路人，且每次都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后来，洪国华因丈夫涉嫌贩卖军火一事，亲自向霍英东提出与霍文芳离婚的要求，霍英东体谅、明白媳妇的心情，当即表示支持。洪国华带着与霍文芳生的儿子单独生活后，曾于1995年年中接受《明报周刊》记者采访，谈及此事：“我提出离婚要求，多谢老爷(霍英东)与奶奶(冯坚妮)都支持我的想法、做法，他们更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终于可以过回自由的生活。” 第三十五章 又见邓公 回乡寻根问祖 1977年7月，霍英东率香港足球队赴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再次见到邓小平，和他谈体育问题。 不久，霍英东第一次返回故乡——广东番禺去寻根问祖…… 北京又见邓小平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四人帮”下台，饱受10年“文革”之苦而面貌一新的中国举世瞩目。 霍英东虽多次自谦“不懂政治”，但这次，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将会有重大的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内地开始做生意后，霍英东与内地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但也只是局限于“代理”，即代理内地的石油和海沙出口，而并没有到内地投资办实业。 可能是由于与内地关系向来密切，也可能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在香港不太得志，故他曾有过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念头。但那时内地天天大谈阶级斗争，大喊打倒“走资派”，而他是海外的资本家，何能到内地投资? “四人帮”下台，霍英东感觉到去内地投资的机会可能快来了。 1977年年中，务实派的邓小平复出，坚定了霍英东的感觉。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往来已十分频繁。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去。 1975年9月，霍英东以港澳体育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到北京，观摩第三届全运会。那时，科威特全国足协主席艾哈迈德·隆敦应邀到京，霍英东还陪他到长城游玩，与他商谈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席位和“驱蒋”的事宜。9月30日，霍英东还收到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出的请柬，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全运会结束后，霍英东还率团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观光。 1977年7月中旬，霍英东又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与、观摩“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 参加这次邀请赛的，除了中国队和香港队外，还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足球队。香港队在这次邀请赛中表现出色，先后击败了埃塞俄比亚、伊朗和中国一队而晋身决赛。在决赛中，香港队输给年青力壮、整体合作默契的中国青年队，屈居亚军。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5) 中国政府对这次足球邀请赛极为重视。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和刚刚重出政坛的邓小平，还一起观看了决赛，并出席邀请赛的闭幕式。 7月30日晚，邓小平在球场贵宾室，会见霍英东。对于这位中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霍英东闻名已久。自1964年国庆节在北京见到邓小平后，这是霍英东第二次与邓小平相见。 穿着短袖衬衫的邓小平，精神奕奕。他亲切地握着霍英东的手，相互交谈起来。不知道邓小平当时对霍英东个人的情况了解多少，他和霍英东只谈足球，谈体育的交流。由于邓小平本身也是“足球迷”，故谈起足球来，兴趣甚高。会见之后，他们又一起观看了足球比赛。 当时，霍英东还和邓小平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霍英东一直珍藏着。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到达深圳时，接见了霍英东。霍英东把准备好的这张相片递上，请邓小平在上面签名留念。邓小见到这张照片，微笑一下，就欣然提笔，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北京参赛回来后，霍英东对记者谈起与邓小平会面的情形时说：“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这是世界所关心的大事。我个人能在这个时候和他会面，感到十分兴奋!” 自这次见面之后，霍英东就时常与邓小平会面——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北京期间，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王猛、徐寅生等人，都曾和霍英东会面，畅谈甚欢。当霍英东率队回港途经广州时，广东省体委的负责人也在广州泮溪酒楼设宴招待霍英东一行。 8月2日，霍英东率队回港。一下火车，队伍就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火车站一片欢呼声，场面甚为热闹。霍英东双手高擎起两个奖杯，一个是友谊杯，一个是亚军奖杯，频频向前来迎接的市民致意。 霍英东曾多次率香港足球队到外地参赛，也曾多次到外地参加有关的体育活动，但这次北上之行，却是霍英东最为愉快、最为难忘的一次。 相邀何贤回乡寻根问祖 霍英东密切留意内地政策的变化。 1977年8月，中共召开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建设“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 眼见内地形势好转，历经磨难的内地同胞可以休养生息，霍英东甚为欣慰。他知道到内地投资办企业、效力祖国建设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一天，霍英东与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在一起，谈到内地的新形势，谈起家乡的建设。言谈间，霍英东说起自己很想寻根问祖。 何贤一听，说：“霍生，你已经是几十岁的人啦，但连自己的乡下都没回过，是该回去 看看了!” 虽然何贤早年已经到港澳谋生，并在港澳开枝散叶，但他生于番禺，青少年时期在番禺生活过，故对番禺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与中共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自那时起，何贤就时常慷慨捐赠钱物给番禺，长期支持家乡的建设，并不时回乡寻亲访友。 可霍英东的情况有些不同，他祖父辈已到香港谋生，并在香港生根。直到他向何贤提出 想寻根问祖时，他尚不确定自己祖籍何方。可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恋乡、思归的情结 ——即使他不曾在那里出生和生活；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愫会变得强烈起来。 霍英东就是这样。那时，“回乡”走走、看看的念头，已十分迫切。 “我可以先和内地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何贤说。 “那就多谢贤哥费心劳神了!” 当即，两个好朋友约定时间，一起回广东。在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经过一番考证，最后确定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番禺县。 第一次踏上故土 197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霍英东带领全家大小，由何贤当向导，第一次回去故乡——番禺县。 内地有关部门很重视霍英东这次回乡观光，出动了代表中国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回到番禺，有不少人夹道欢迎，令霍英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有关人士向霍英东讲解番禺县显赫的历史：几千年来，番禺一直是岭南首邑；民族英雄 邓世昌，爱国诗人屈大钧，民主革命家史坚如、朱执信，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岭南画派奠基 人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为番禺人。以往，霍英东对番禺的情况了解不多，如今听到这么多关于番禺的历史，霍英东第一次以自己也是番禺人感到自豪。 家乡的历史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家乡的风光也无疑是迷人的：一望无涯的稻海蔗林，星罗棋布的桑基鱼塘，明丽清亮的珠江水……但是，霍英东在称赞家乡美丽景致之余，心里也掠过一丝丝惆怅和伤感——因为，当他极目望去的时候，几乎望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映入他眼中的全是那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 “家乡还很落后!”霍英东对自己说。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6) 在番禺县城市桥镇，霍英东一家人还碰上一件这样的事：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这位姑娘二话不说，旋即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喏，你可以洗手啦!”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东并没有笑，他心里很辛酸，很难受。 霍英东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里连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番禺县委请他们在当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们一推开洗手间，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抽水瓷缸积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污垢，浴缸没有活塞，只用一个木质的热水瓶塞代替。 吃了顿饭，一家人就去广州，从市桥至广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车过大石和洛溪渡口时，遇上车辆排队等候过渡，结果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从番禺返港后，霍英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 不久，港商张耀宗提议在番禺县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级宾馆。张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何贤、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东听到此事，非常赞成，主动要求出资参与兴建。 霍英东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审看规划图纸，并且深入工棚，现场参与工程建设，了解宾馆建设进度……不到一年时间，一座园林式的豪华宾馆——番禺宾馆便落成开业。该宾馆占地6万平方米，环境清幽，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捐款，固然是为了振兴家乡经济，是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种善举。但霍英东是一个实业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为乐，而实业家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做没完没了的捐赠，而是通过兴办实业，既能赚到钱，又能造福于社会，以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霍英东看来，光靠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始终认为：“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勃兴。 “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天，霍英东突然间对我谈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入股投资，把钱放在那里，可领取定息，这本来是支持祖国建设的义举；其实我们把钱存进去，从来没想过要领回来。我在内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于是经何贤介绍，我把这些入股证交由何贤在番禺的一位亲戚保管。但‘文革’期间，股证放在这个人家里，反而使他担惊受怕，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敢保管这些股证了，问我怎样处理。他说退回给我，但他又来不了香港，而我拿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于是叫他干脆把股证用火烧掉算了。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霍英东捐资兴建番禺宾馆之时，已是1979年底。当时，内地虽然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四化”建设，但尚未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外商进入内地投资的先例。所以，对进入番禺、进入内地办实业，霍英东仍然有所顾忌。 他惟有等候机会。 但他怎样也没想到，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到。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1) 1978年底，霍英东和何贤率先进入内地，洽谈在中山县兴建高级宾馆事宜；1979年底，宾馆破土动工，一年后，中山温泉宾馆落成开张，成为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兴建的酒店。 率先进入广东投资 1978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刊载一篇题为“中山县翠亨村将辟为旅游区”的报道，称国家决定在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建设旅游区，主要是为了吸引海内外游客，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回来旅游观光。 那一天，霍英东正在澳门与何贤商量有关番禺宾馆的建设情况。他看到了这篇报道，第一个反应是：应该到中山县去看看，说不准这是进入内地投资的好机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何贤。何贤长期来与中山县有密切往来，时常捐赠钱物给中山县，对中山县有很深感情。听霍英东一说，非常赞成，当即和他一起前往中山考察。 中山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耀祺。对于两位港澳实业界巨子的到来，李耀祺欢迎之至。听了李耀祺的介绍，霍英东对中山县的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是在这里过的，因而有不少有纪念价值的地方；县里有一座罗三妹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是疗养、度假胜地…… 霍英东认为，随着翠亨村辟为旅游区，将会有大批海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宜的吃、宿之地，否则，就难以吸引和留住客人。于是，霍英东决定在中山县建一间高级酒店。 霍英东在内地捐赠的第一个项目是番禺温泉宾馆，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他从来没有经营过酒店，但却热衷于建酒店，其实是有原因的。他曾对我说：“那个时候，在中国找个吃饭的地方不容易。” 从20世纪70年代起，几乎每年，霍英东都组织香港地产界、工商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回内地参观、访问。每次到内地，霍英东最不习惯的是，内地的旅游服务设施非常落后。有好几次，霍英东对我谈及他在改革开放前在大陆的一些所见所闻：“那时，每次讲大陆施行，都有很大感慨。比如有一次，我们住在北京饭店，那是北京最高级的酒店，但是洗手间里的浴缸却没有活塞，想找暖水壶塞来塞住，但那时酒店也没有暖水壶，我就干脆找条毛巾来塞住，不然怎么冲凉?想喝啤酒，但所有的酒店都没有雪柜，天时热，我们就从街上买啤酒回来房间，用水冷冻再喝，房间里，没有热水，我们只好喝自来水。1971年去延安参观，住的宾馆的厕所是没门的；有一年去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吃饭时总是停电。另外，物资供应也较缺乏，我们每次回大陆，都是自备三明治、面包和矿泉水。那时，真是想找家好的酒店住、找间好的酒楼吃饭都不容易，所以搞出很多笑话……” 霍英东又说：“那时从澳门到广州，沿途没有饭店，只有中山石岐有一间华侨宾馆，我 们就在那里吃饭。” 正是有感于内地的旅游服务行业过于落后，霍英东才乐于建酒店，希望借此对中国的旅游服务行业起到促进作用。他每次对我讲：“我实说，当时若说我们搞宾馆是为了发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看到内地在这方面很落后，觉得如果能起好、经营好一家酒店、宾馆，作用可能会很大。” 霍英东对李耀祺说，希望和中山县合作，资金由他们全部负责，而中山县则在各方面予以配合。李耀祺对此甚感兴趣，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那时，尚没有中外合作建旅游酒店的先例。对此，中山县和广东省的某些领导人有不同看法。因为是新鲜事物，故有人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比如建涉外旅游酒店，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海外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大宾馆耗电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是否有意见?等等。 也就是说，霍英东要在中山县建酒店，一开始就遇着阻力。 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山县考察之时，北京正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将会制定什么新政策，海内外都非常关注。到了1978年1月，全会公报发表，中共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内地的经济建设。 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加坚定了霍英东到中山投资建设旅游酒店的决心。 几天之后，他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冒着小雨，沿着泥泞小路，到罗三妹山察看地形。罗三妹山环境幽美，山坡宽阔，上有温泉，下有河沟……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且又有温泉，真是疗养、度假胜地；临近翠亨村，方便游客前来食宿；况且，山坡如此大，以后还可以在这里建高尔夫球场……”站在罗三妹山上，霍英东心里盘算着。他认准了这是建旅游酒店的好地方，于是当场拍板决定：宾馆就建在罗三妹山脚下。 中山县是广东有名的富庶大县，但那时还很落后，到处是大沙田式的“茅坑”，像样的公厕没有几个。有人说：在这种遍地“茅坑”的地方建酒店，无异于把钱白白撒进“茅坑”里。这一点，并不是霍英东所担心的。他决定投资时，已先算了输数：如果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2) 如果说，霍英东当时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可能是担心改革开放政策的改变。 这次，霍英东是要在温泉边建旅游酒店——其名称也叫中山温泉宾馆。那我们就姑且把霍英东率先进入内地投资的创举，喻为“温泉试水”。水温是高是低，会否烫手脚呢? 霍英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硬着头皮，到温泉“试水”…… “省港杯”的倡议者 1979年1月底，就是霍英东与中山县领导商谈投资兴建酒店期间，他率领香港足球队，与广东足球队，在广州、香港两地举行了第一届“省港杯”足球比赛。 广东省和香港每年都有一次盛会——“省港杯”足球比赛，这个比赛至今已举办了16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倡议并力促“省港杯”举行的人，就是霍英东。 霍英东于1977年率香港足球队上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返港经广州途中，曾和广东省体育界的同业座谈、交流。回港之后，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希望省港两地的足球队多些交流，最好一年举行一次足球比赛。到了1978年，霍英东正式向有关方面提出举办一年一度“省港杯”足球比赛的设想。 霍英东的想法，首先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支持，他们把情况向广东省汇报。当时广东主管体育的副省长是杨康华，他还兼任省体委主任。杨康华认为举办“省港杯”是省港体育交往的创举，对今后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的内外交往有重要意义，所以也极力支持。 1978年12月6日，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香港足球总队代表团到广州，同杨康华和省体委副主任陈远高等人进一步磋商“省港杯”事宜，并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二天，双方在广州东方宾馆正式签订了关于省港杯足球比赛的协议书，决定每年元旦至春节期间，分别在香港、广州各举行一场比赛。 1979年1月21日，首届“省港杯”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第一场比赛。霍英东亲自担任香港代表团团长，率香港足球队和足坛知名人士赴穗参加、观摩比赛；同月28日，首届“省港杯”的第二场比赛在香港举行，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和港督助理钟逸杰等港府高官都到场观看。比赛结果，广东队获冠军，麦理浩亲自把奖杯颁发给广东队。 “省港杯”比赛，成为省港两地的盛事。 “省港杯”赛后，刚好碰上瑞典足球劲旅——柯士达队抵港进行球赛，霍英东穿针引线，力促广东队和柯士达队打一场友谊赛。结果以零比零打平。随后，霍英东又联同澳门知名人 士何贤、何鸿燊、马万祺、崔德祺等人，邀请广东队顺访澳门，于2月1日，同澳门足球队打了一场友谊赛。 “省港杯”的举办，既提高了双方的足球水平，加强了相互间的友谊，也为此后省港澳之间的体育交流、合作，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霍英东最喜爱的事情就是体育。有意思的是，他一生的事业也往往与体育有关。一次，霍英东对我感慨地说：“好奇怪，我这一世人，做什么事，总是体育先行。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迷上锻炼，练举重、练打足球，之后就是做地产，卖楼花，轰轰烈烈；1961年，突然间澳门有一个警察厅筹款的足球比赛，叫我参加，把何贤、何鸿燊、傅荫钊、梁昌、叶汉等人也叫来打球，结果神差鬼使，搞到自己要介入澳门赌场；1977年，带队到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之后又回到内地捐资；1979年初，省港杯足球比赛举行，从此就在内地大搞投资，搞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场、白天鹅……这一切都是体育在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巧合?是有人刻意安排呢?还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时，我也觉得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棋子，下一步怎样走未必知道的。所以，上次问你，我在国内是否有档案，因为我一生经历那么多事，是否内地有什么机构有记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更清楚我、了解我……” 事实上，正是1977年的北京国际友好足球邀请赛和1979年的“省港杯”之后，霍英东的人生旅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力以赴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在内地的投资及社会活动，也成为他这一生中除了经营地产、参与赌业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事业和经历。 一年建成一家酒店 言归正传，霍英东与中山县官员谈到合作的事宜后，就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等港澳富商，合组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山县签约合作。 霍英东的创举，得到中央、广东省不少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港澳台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广东任职的杨尚昆、习仲勋、刘田夫、梁威林等人，就曾对此事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积极配合。 1979年11月，中山温泉宾馆正式破土动工。 霍英东是中澳投资建设公司最主要的股东。中山温泉宾馆项目，从商谈合作方式到选址、签约、图纸设计等等，他都亲力亲为。 “动工前，我见过廖承志，廖承志对我说：‘霍先生，内地人力、砖头沙石都够你用，其它的我帮不上忙，得靠你自己进口了!’”霍英东回忆道。 果然，一动工，各种建材和酒店设备、用品，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惟有向海外落单订购。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3) 由于中山县委书记对该项目鼎力支持，处处“开绿灯”，故扯皮的事较少。但在工地上，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现象：不少工人在工地上闲聊，出工不出力，影响工程进度。这是内 地吃“大锅饭”的体制——即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的结果。 霍英东虽是香港商人，但对这种消极怠工的现象，却不以为怪，因为在这之前，他对此已司空见惯。他曾对我回忆说：“那几年，我们每年都应邀到内地参观一些公社、工厂，一些工人并不怎样干活，但见到我们来参观，就假装做一下，但后期，工人什么也不理了，我们参观，他们照样坐在工厂里不开工。工厂关起门来，外人看不到他们。但有一年，好像是1977年，国家体委一名副主任，陪我和几个国际体育名人到广东省从化温泉参观，早上9点钟，我们在广州到从化的路上，看到所有修路的工人都坐在公路上，工具放在一旁。刚刚上班开工，全部人都坐在那里不干活；更离谱的是，在内地一个火车站有一个大钟，已经坏了很久，上面写着‘待修理’的字样。但过了一段时间，仍然看到这个大钟没有动，上面仍然写着‘待修理’几个字。我们觉得很奇怪，也很不理解，坏了就修理嘛，或者换一个钟不就得了，为什么总是在‘待修理’中。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 按照霍英东的计划，宾馆自动工之日起，一年之内就落成开业。但若不改变工人施工时偷闲、懒散的习惯，就不可能按期完成工程。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把香港的那一套管理方法搬过来，在部分工人中试行合同制，改革工资制度，多劳多得，表现好的还能额外拿到奖金；并且还把宾馆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给建筑工程队。而另一方面，霍英东则经常亲临工地，查质量、抓速度。即使回到香港，他也每隔两三天就电话询问工程进度和施工情况， 并且亲自审看工程日报，实行“遥控”。 1980年11月初，霍英东再次到中山温泉宾馆工地来。那时宾馆的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程负责人告诉霍英东：还有几万种设备没有运到，有些还远在国外，影响内装的进度。 按照原订计划，12月28日是开张大喜日子，也即此时离原定开张之日不到6个星期。有人因此向霍英东建议：是否把开张日子延期。但霍英东却决定：开业宴会的请柬照印、照发，开业日期不变。 有关中山温泉宾馆赶着开张这个问题，霍英东曾反复几次、不厌其烦地向我提及： “那时，很多人都担心，包括何贤、马万祺都反对，劝我不要太急，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相信能按期开张。但我还是按原计划送请柬出去，请了国家侨办的官员，请了杨尚昆、刘田夫、梁威林等省领导，请了港澳的不少知名人士。我计算过船期，对按时开张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但那些货品运来澳门，再运到珠海拱北和中山，只有5个星期的时间，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误期。我那时这样做，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接着，我即刻通知有关人员把在美国订购的设备、材料迅速运来，不得延误一天；船到香港，立即把物资转运到澳门，随即入关。有些来不及报关的，就申请特批，先入关再补办手续。而装修工人，也加班加点，昼夜施工，终于赶在开业前完成内装工程。为示鼓励，我还要求给工作人员多发了一个月的奖金。 “何贤、马万祺等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急于发请柬出去，急于开张。其实，我发请柬出去，就是要调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力量，有了这个，我就可以振振有辞要求一些人办事。如果货物运到内地了，但却不能按期开张，国家有责任。不然的话，近10万种货品，怎样能迅速、顺利通过海关，并且有些还是免检，后来再补办手续? “当然，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有很大的感触，觉得我们的国家经过‘文革’之后，人心涣散，整个国家濒临瘫痪边缘。我刚才跟你说过，那几年，我到不少地方参观，看到工人都没心思干活，个个坐在那里。有一个笑话，1980年，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跟我讲，他们想在万里长城建一个厕所，结果提了10年，还是没有建成。整个国家好像死了一样，转动不起来。当然，我只是个生意人，不是政治家，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但我总是想：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成功的，包括美加、东南亚、新加坡、香港，但为什么在内地的情况却不一样?这主要是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件事，给人们的思想刺激一下，让他们觉悟到，只要发挥积极性，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做成功。这件事，如果到时开张不了，那没有什么，顶多我受人骂就是了，但如果成功了，意义却很大，对人的观念的改变作用很大。” 率先把酒店对外开放 新落成的中山温泉宾馆，总投资约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其中包括10栋别墅。 为了把开幕仪式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霍英东请来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网球好手，在中山举行网球比赛，并邀请他们入住新落成的温泉宾馆，成为第一批客人。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4) “那时候，内地的酒店是不对外开放的。”霍英东回忆说，“记得1979年，我带一个香港体育队到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回到广州时，一些朋友前来我下榻的酒店探访我，但都一一被挡在门外，冒着风雨轮候登记。不带证件者不得入内，而带证件者则除需登记名字外，还受到门卫的一番盘问，折腾了一个小时才能入内。” 有感于此，霍英东在酒店开张前，就明确规定：酒店是开放的，任由外人前来参观。当时有人担心地说：“开放让外人进进出出，会不会出现混乱，甚至盗窃的情况?”但霍英东坚持己见：“一定要向公众开放，让他们见识见识；况且做生意，要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人来多了，生意便会兴旺了。” 温泉宾馆开张那天，来了几千人，往日沉寂的罗三妹山沸腾起来，似乎连温泉的水温也 因人气大旺骤升了几度。来宾们面对这座现代化的建筑物，且赏且评；尤其是附近的那些村民，看到一年前还荒凉的罗三妹山出现这座园林式的豪华酒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禁不住啧啧称奇。 在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兴建的涉外旅游酒店宣布开业了。那时，离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还不到三个半月。霍英东的眼光、胆识、智慧、办事的效率，不能不令人钦佩。 1982年，中山温泉宾馆开始盈利。这间初期只有250套客房的酒店，由于住宿率高，1982年营业额排在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的北京饭店，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 霍英东捷足先登，在广东中山县“温泉试水”，小试牛刀，果然不同凡响。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1) 1981年，霍英东提出要建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顿时引来各种非议。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尚昆的支持，杨还与他一起勘选场址。球场建成之后，霍英东又从中山县农村挑选19名青年，组建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顶着各种阻力和非议 初战告捷，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的信心更大。 温泉宾馆刚开业，霍英东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此言一出，有些内地官员一脸迷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高尔夫球为何物。高尔夫球运动原先流行于欧美国家，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很流行，光是一个日本，据说就有1000多万名高尔夫球爱好者。 有些人也感到很吃惊：“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这也怪不得他们，在内地，只有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乐园”上海，才有过一个高尔夫球场，且是专供洋人和“高等华人”玩乐的。新中国成立后，谁敢提出建高尔夫球场? 一时间，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个纯粹的商业决定，竟引发为意识形态之争。对此，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霍英东回忆说：“在建中山温泉宾馆时，我们推行承包制、合同制，给一些工人发奖金，改革工资制度，这种事当时已经有人非议。自宾馆开业之后，议论更多。我们是‘三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啤酒、面包之类的商品的价格都比外面高得多；当时内地的物资很缺乏，宾馆开张以后，到中山旅游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天来几千人，一下子物资供应紧张；另外，在职工工资问题上，宾馆的做法也跟以往不一样……这么一搞，问题就来了。当地一些老百姓骂我们：‘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来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整个中山县都在骂我们。” “其实东西贵了，需求量大了，不就可以大力发展，赚多一些钱吗?为什么会骂你们?”我问。 “你知道啦，当时农民要多养一只鸡都不行的，东西卖出去太贵也不允许。江青讲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些理论下，一些问题就讲不清楚了。他们可以说你搞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影响他们的生活。当时，开放改革的好处，他们还没有看到。” “除了当地老百姓有怨言外，中央、省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压力、阻力?” “都有一些不同意见的。1980年以后，我参加全国政协。有一次政协开会，就有人批评我。在小组发言、讨论时，有人对我说：‘霍生，中山温泉开张之后，我们听到了不少反映，说整条村的电给你用光了，物价提高了，东西贵了，有些工人退休后身体不好，没有奖金、工资加，他们怎样生存?’虽然这是善意的批评，但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在政协会议上，有人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人当兵，对国家影响太大；也有人说，搞高级酒店，搞开放改革，大喝大吃，穿好的，住好的，会不会有落后的东西出现，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听到这些意见，你是否担心一些什么?” “都有些顾虑的。那时，在北京看《人民日报》，看到我自己都害怕。报纸上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年青人刚工作，第一个月拿200多元工资，他妈妈得知很开心，但接着又哭起来，说什么她做了教师几十年，每月才有50多元。结果报纸就天天讨论这件事。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小事，但我担心好像‘文革’那样，这种讨论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就惨了，整个国家就乱了、散了。” “既然有所顾虑，为什么还继续搞一些改革?” “我搞中山温泉宾馆，以致后来搞的一些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具体实际的操作，脚踏实地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事实上，我对承担每一件事都是有顾虑的，怕犯错误，怕牵累别人。所以我有时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好好坏坏上面有选择权，做不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好在我自己别无它求，不期望通过这些项目赚钱，我的勇气其实是来自我做一件事对国家、对家乡积福的意愿。” “你既然说从不想通过这些项目赚钱，那倒不如把这些项目建好捐给国家了事?” “是呵，我有时都想过的，建好了，把所有房间捐给政府算了，捐钱、捐物，当然没问题，没人骂我们的。但也并不是捐了就没事。” 与杨尚昆结伴勘选场址 对于有人反对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当时，杨尚昆尚在广东任职。霍英东于是找到杨尚昆，向他谈自己的想法，力陈要旨，得到杨尚昆的支持。 那时，正好传来高尔夫球运动列入1982年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消息，传统的贵族运动变成国际上承认的体育项目，因而，霍英东要建高尔夫球场，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另外，当时还有人反对说：建高尔夫球场占地多，一定又使中山的耕地面积减少，影响农业。为此，霍英东当时还与杨尚昆结伴到中山县，一起踏勘高尔夫球场的场址，最后选定在罗三妹山北坡兴建，不占用耕地。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2) 场址刚选定，杨尚昆就调往中央，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杨尚昆还任国家主席。也正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与任职于广东的杨尚昆诸多接触，两人逐渐建立起很好的关系，私交不错。 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计划投资2700多万港币。当时有不少人感到不解：“打高尔夫球是高消费，有多少人来玩?如果没人来打，2700多万岂不是成为烂草皮?” 霍英东坚信：只要内地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政策，高尔夫球场就有兴建的必要。 1982年，高尔夫球场正式动工。 为了使高尔夫球场具有国际标准水平，霍英东重金聘请了驰名世界的美国高尔夫球星阿诺·庞玛先生前来中山，设计和监督兴建这个球场。该球场设72棒，18个洞，总面积50万平方米。 1984年8月，中国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正式成立。之后，霍英东又组织了一支高尔夫球队。他要求队员一定要全部是中国人，以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做到。于是，他就地取材，19个球员全部来自中山县农村。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球手，霍英东从香港请来职业高尔夫球手当教练。 初时，不少人都觉得好笑：“这19个‘泥腿子’，怎么能学会洋玩意?”他们确实起点低，但他们刻苦训练，球艺和技巧掌握得很好、很快。在多次国际比赛中，这支球队曾屡获名次。据称，这支“农民队”已达到亚洲水平。 “这是中国第一支自己的高尔夫球队!”提起这支球队，霍英东往往流露出一副意得志满的神情。 到现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拥有会员超过500人，他们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港澳等地。仅是会费收入，就收回了原来的投资。 而后，中国出现建高尔夫球场热，圈地建高尔夫球场风起云涌，但真正赚钱的却寥寥无几。 新思维影响深远 在兴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同时，霍英东也不断扩展中山温泉宾馆工程，使双人豪华客房增至400套，另有14幢别墅；除此之外，还在宾馆内建起一系列配套设施，如购物中心、音乐舞厅、高级泳池、骑马射击场、电子按摩室、溜冰场、儿童游乐场等等。 温泉宾馆与高尔夫球场连成一体，成为中国内地游玩设施最为齐备的涉外旅游酒店之一。 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之后，接待过不少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王震、彭真、李鹏等人都曾下榻温泉宾馆。 1984年1月，邓小平和家人在这里住了好些天。那次霍英东又再次和邓小平会面。邓小平对他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在温泉宾馆居住期间，邓小平参观了宾馆附属的各项设施，还兴致勃勃地攀登罗三妹山，爬山爬了很久。陪同人员关心他的身体，建议他从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同意，他笑了一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至今，中山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已接待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内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当中有很大部分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或来旅游观光，或来中山投资设厂，从事贸易……既给中山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带来了新观念。中山正是得益于此，市场渐见活跃，经济建设迅速腾飞，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对于中山温泉宾馆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经营成果，一向不喜欢自我评价的霍英东也常常引以为豪。每次，一谈起中山温泉，他就意兴盎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一次，他对我说：“不知你是否看到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纪念画册?” 我问：“怎么啦?” 他说：“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时，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乔石、李瑞环…… 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题了词，我想可能是空前的。这也说明，中山温泉的建设、开张虽就只 是一件小事，投资也很少，但意义很重大。”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回内地投资的海外商人——在那批商人中，他投进去的资金是最多的。 那是在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是国人还在战战兢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时候，所以，霍英东在中山县建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受益的并不仅是中山或其附近一隅。霍英东的创举，开创了中外合作兴建旅游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先河；同时，他在这两个项目的兴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思维，都毫无疑问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1) 在广州沙面的一片滩涂上，霍英东果断地拍板：就把酒店建在这里。他又作了一个在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决定：让内地建筑师进行该宾馆的建筑设计。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成为广州“新八景”之一。 参与八大酒店投资计划 当在中山县罗三妹山兴建温泉宾馆的计划确定后，霍英东又在着手筹谋他大举投资内地的第二个工程：在广州沙面的白鹅潭畔，兴建“白天鹅宾馆”。这两个旅游项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商谈和筹备的，只是白天鹅宾馆工程动工稍晚一些。 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定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酝酿已久，快将出台，国家旅游局制订八大中外合资酒店计 划，其实是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极力支持的。中国高层支持这个计划，既然是祖国大陆 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了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中国全力推行开放、改革路线的决心 和诚意。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1978年，廖承志特意邀请了一大批香港工商界的巨子赴京，其中有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彭国珍等人。当时，邓小平还会见了他们，并向他们透露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会见时，邓小平还向这批商界巨子了解香港的情况，征求他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霍英东对八大酒店计划非常支持，主动要求参与这八大酒店的投资建设，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还为此南下广东，与霍英东商议此事。那次，霍英东还陪卢绪章跑了番禺、中山等地，了解、探索广东旅游业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前景。 选择在哪个城市建宾馆呢?霍英东最初想到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他知道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而且又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在那里建旅游宾馆实为上上之选；而上海在20世纪初期，已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名城之一，与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各地的政要、商贾、名流云集之城，当然也是建旅游宾馆的理想之地。 国家旅游局有人提醒霍英东：在广州建旅游宾馆，可能比在北京、上海兴建为好。霍英东仔细一想，也觉有理。广州虽无太出名的名胜古迹，但向来港澳和华侨旅客较多，一年两次的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又在那里举行；加之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方面会先走一步，有利条件较多。于是，霍英东改变初衷，决定在广州兴建。 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赖竹岩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应邀到香港，与霍英东商谈兴建旅游宾馆事宜。一经接触，霍英东发现双方在对投资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差异较大，相互沟通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地开放伊始，内地官员对一些属于国际惯例的投资问题知之甚少。 在与广州市的官员商谈时，霍英东提出：“酒店1000间客房、建筑材料、劳动工资、市政工程、绿化工程等完全由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内地一方不需投资，还本付息按国家规定办。” “维昌”是霍英东和香港另一商人彭国珍合组的公司。不久，彭国珍病逝；后来，霍英东买下彭国珍在“维昌”所持的股份，一个人独持“维昌”。 另外，霍英东还向广州市的官员建议：“目前有很多侨胞、港澳同胞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居住，而国家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很慢。可以在香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香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侨胞的要求，又减少广州住房紧张的局面。” 霍英东可能是最早提议在内地发展房地产业，向海外推销的商人；至于后来内地兴起地产热，向海外倾销楼盘，则是好几年之后的事。由此可见霍英东眼光独到，高瞻远瞩。 双方谈了几天，还是未能在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管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是，在广州市领导小组代表团离港返穗前，霍英东还是和他们草签了初步合作协议。霍英东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到广州投资的诚意和决心。 之后，霍英东又上广州几次，继续与广州市的有关官员商谈。 执意选址沙面 每次上广州，霍英东都驱车在市内到处跑，物色酒店的地址。最初，广州市方面决定把白云宾馆对面的那幅面积5万平方米的地皮批给霍英东。但霍英东看到那里是菜地，他担心占用菜地会引起市民不满，于是放弃。而这块地，后来又批给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利铭泽当时也参与八大酒店的发展计划，他和李兆基、叶汉家族、郭得胜、黄球等人合组财团，就在这块地上投资建起花园酒店。 另外，当时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等人，也组成新合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酒店。香港另一富商杨元龙也投资在北京兴建香山饭店。 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香山饭店，都是当时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酒店”计划之中的酒店。 一天，霍英东驱车经过广州市区西面的一处地方。从车上往珠江方向望去，只见江畔有一块辽阔的淤塞滩涂，周围空无一物，极为空旷。霍英东联想起世界著名的泰国曼谷东方酒店，也就是建在与眼前所见的这块地方有几分相似的湄公河畔，故而从辽阔的河面望过去，极之雄伟壮观。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2) 霍英东叫司机停车，一行人步行到滩涂处，仔细察看地形。 一番勘察之后，不仅是对这片大滩涂，就连与滩涂相连成片的“沙面”，霍英东都甚感兴趣。沙面有如一个大花园，绿树成荫，常年花香鸟语，故虽处市区，但却没有市区的喧闹和繁杂，向来自成一隅。 当然，沙面最有特色的，还是那一栋栋在绿树掩映之下的楼房，全是欧陆风格的建筑，与中国一般建筑物迥然不同。原来，沙面曾经是外国的租界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集中地。在近代和现代中国，沙面是和外国欺凌中国及中国反对外国欺凌的历史连在一起的。1883年9月，为反抗英国和葡国人无理打死中国人，广州民众愤而冲入沙面租界，烧毁英、美、法、德国的房屋，英政府被迫赔款。1924年，英国政府颁布一项侮辱中国人的新警律，规定出入广州沙面租界的华人须带执照，但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几千名工人于是举行大罢工，最后迫使英国取消该警律。第二年，沙面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反对英、法等国政府，当游行队伍路经沙面对岸的沙基时，英、法等国军队开枪射击，死伤超过200人，造成震惊世界的“沙基惨案”。 有人提出：“填河会增加投资，且地基不知是不是坚固?” “我们有多年填海造地经验，填河造地不成问题，而且填河既可以不占土地，也可免除拆迁阻力。”霍英东说。 “在这里建宾馆，可能会破坏沙面原有的景观。”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霍英东解释说：“我们可以多填一些土地，建设公园，增添沙面休憩地方。只要规划好、建设好，宾馆区和沙面就能连成一个整体。这不但不会影响原有景观，反而会使沙面变得更加美丽、更有吸引力!” 霍英东如此执着要在沙面建酒店，不知除了因为这块地方确实风景优美之外，是否还有与沙面历史有关的原因?也就是说，是否有这样的想法：沙面，帝国主义曾在这里镇压过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而今，我们要在这里建起雄伟的大厦，与那些欧式建筑物形成对照，以显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威严?——其实，像霍英东这种民族意识极强，又曾一度深受英美两国 “政治迫害”之苦的老爱国者来说，做出这样的考虑是不足为奇的。 在霍英东的执意坚持下，广州方面最后也同意选址沙面。 给即将兴建的酒店起一个什么名称好呢?据霍英东所述：“那时，有一次，我们和叶帅(叶剑英)见面，我说起在沙面起酒店，叶帅就说那个地方原来叫白鹅潭，还讲起与白鹅潭有关的历史故事。所以，最初，我们签协议时也是称‘白鹅潭宾馆’，后来才改为‘白天鹅宾馆’的。” 据说，霍英东他们后来把宾馆定名为“白天鹅”，是考虑到白天鹅是一种既飞得快、又飞得高的圣物--以此喻白天鹅宾馆将会像白天鹅一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 1978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同年7月，开始填江造地。到了11月份，酒店全面施工。 国防部要在宾馆安装高射炮 在项目洽谈初期，霍英东就已经感觉到，双方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很大歧异。到了酒店设计阶段，内地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更是千奇百怪，霍英东不明所以，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酒店工程图纸搞出来之后，霍英东把它递交给有关方面。霍英东也知道，酒店图纸要经过多个政府部门审批，对这点他已有心理准备，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连国防部也介入其中。 国防部向霍英东提出：要在白天鹅宾馆的顶楼天台安装高射炮。 “宾馆并非军事基地，何以要安装高射炮?”霍英东和香港的建筑设计师困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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