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3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那病是无法医治的了。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于是每个人对这事情都失了兴趣，没有谁再到她的房门外去窃听了。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天呀。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她早些死掉，免得她受这活罪。”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方法。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就反对这提议。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全个衙门都被一种忧郁的空气笼罩了。每个人听见说杨嫂还没有死，就马上把脸阴沉下来，好像听见一个不祥的消息。许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饭。“杨大娘死了。”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谢天谢地。”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就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现出来。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面哭了。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和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一共做了四年的女佣。临死时她还不满三十岁。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是这一点儿。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这样说。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上去烧。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我也喜欢读书，因为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的方法来获取我们的敬爱。“刘先生。”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望着他笑。他带笑地点着头。我和三哥同坐在一张条桌前面，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是跪着的。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但是我却从不知道严厉是什么一回事。我背书背诵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儿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来，三哥也是。因为这缘故我们就更喜欢书房。而且在满是阳光的温暖的书房里看着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地读书的样子，看着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着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我不知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了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了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刘先生也很辛苦呵。”我时时偷眼去望先生，不禁这样想起来。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拾了，就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这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自然我们的心是不能够等到晚上的，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弄得很好，先生比较有多的时间，那么不必要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他拿过那一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就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那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来涂上了颜色。“这张给你。”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一张一张地增加着，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好几十张图画了。做了一个缺少着玩具的孩子，所以我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的房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起来。但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一张更大的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豺狼，有山，有洞……这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画里面看见过，先生却不肯绘出来给我们。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逼着先生要图画。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很寂寞罢。我们看着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忽然墙外面起了长的吹哨声，在这静夜里尖锐地响着。先生停了笔倾听着。“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呀。”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他现在又要换马了。”于是低微的马蹄声去远了。那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要专差送达的。他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还有别的预备，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一个下午先生费了二三天的工夫把我渴望了许久的那张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的图画绘成功了。我进书房去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了那张画在快活地微笑。“你看先生给我的。”这夸耀使得我的眼泪因妒忌而要流出来了。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了我的。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先生，我要。”我红着脸，直跑到刘先生的面前。“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不行，我就要。我非要它不可。”我马上就哭出来，任是先生怎样劝慰，都没有用。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开口骂他做坏人。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给我解释。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母亲的房里。母亲摆出严肃的面孔说了几句责备的话。我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并且她要贾福去传话叫先生打我。我抽泣地让贾福牵着我的手重进了书房。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而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结好那散了的鞋带。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旁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统送给了三哥。“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儿莫名其妙。“我都不要。”我没有留恋地回答他。在那时候我确实有着“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春天。萌芽的春天。到处撒布着生命的春天。嫩绿的春天。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每一张皮纸上面播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以后母亲再摊开纸来看时，大部分的蚕卵，都陆续成了极小的蚕儿。使人充满了好奇的愉快的蚕儿的蠕动。那样小的东西。但是蚕儿一天天地大起来。使人充满了更惊奇的喜悦的那么迅速的繁殖。家里的人为了养蚕这事情忙碌着。大的簸箕里面布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大家又忙着摘桑叶。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着，就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每晚上夜深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洋烛。有时候我没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走路。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淡绿色的蚕子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只是一片沙沙的声音。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子，就觉得心里被人搔着似地发痒。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大哥很早就有个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使他过着两三天的痛苦的生活。“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竟然得着了这种病症，时常使他受苦。”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见着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病的药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西医。但是女佣们的肚皮里有着种种奇怪的药方的。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病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是买不到黄酒的。母亲便请父亲在合州去带了一坛来预备着。接着她就开始养蚕。父亲对于这事情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次忘记加了桑叶就使蚕子饿死了许多，后来稍疏忽了一点又被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子去。她因此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怕她再遇着这样的事情。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惧时时来压迫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的效力。不过后来母亲就和薛太太结拜了姐妹。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了几个茧子来玩。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我有时候不觉这样地想。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问案件。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大老爷坐堂。……”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问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你胡说。给我打。”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胡说。你招不招？”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你招不招？”“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放了他吧。”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母亲温和地笑了。“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父亲微微一笑。“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父亲沉吟了半晌。“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