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12

大都简单平实，何以独独对秦、赵两强间的长平之役（公元前262—前60)的背景、人物、战略、运用间谍以及"夜坑赵卒四十万"惨绝人寰的战果等等描绘得那么详细、富于戏剧性，是不是司马迁在此处有意大做文章？像这样的问题，只有深明史学方法、习于考证的学人才会提出，而且不是每一中国上古史专家都能立即回答的。幸而我初中毕业之夏初读《史记，太史公自序》，长期海外教学期间曾几度重温太史公司马谈的先世，他五世祖司马靳在长平役后第三年，与主帅白起一同"赐死杜邮"（咸阳西郊）这一悲剧，似乎很能反映司马靳是在长平战中的重要将官之一，所以《史记》中有关长平战役精彩多维的叙事是累世家传的、应该大体是信史。两年后，部分由于我的推荐信，他很顺利地获得升格为美国史正教授，兼授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的新课。1981年春，人文基金会暑期培训班负责人通知我时强调指出，我是全美唯一一位资深学人被该会邀请四次之多的。这个通知，证以自己对四夏工作的评估，对我颇是意外的慰藉。相形之下，芝大东亚教研的内斗日趋激化。再三反思，早在60年代末，人类学系最资深的FredEgan教授就曾对我谈到，把一个系发展成为全美第一是非常艰辛的，而把一个好系破坏是非常容易的。信哉，斯言也。【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裣讨】I农业1992年中美两国同意成立中美江西稻作起源研究专组（Sin-AmericanJiangxiriginfRicePrject，简称SAJR，成员50人，中、美各半，皆考古、农业及相关多学科专家）。美方于1996及1998年已发表两次报告，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的居民距今16000年前已以采集的野生稻为主要粮食，至晚距今9000年前定居的稻作农业业已开始。此项突破大有裨益于研究中国（甚至世界）农业起源自不待言。但为更彻底地批驳前此西方盛行的观点和理论——旧大陆农业及文化皆源自西南亚的两河流域——本文本节的讨论仍自华北开始。(一）华北当我在1968—1969年研究中国农业起源的时候，浙江余姚河姆渡7000年前栽培稻及稻作尚未发现，这个震惊世界的遗址发掘报告要10年之后才正式发表，所以我研究的主要对象只好是华北。在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春刊印）里，我所提出华北最古农业的特征，都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农业系统不同。30年后的反思并没有改变我最初的看法。兹简述如下：(1)华北农业发源于黄土高原和比邻高原东缘的平原地带。农作都开始于黄土地带无数小河两岸的黄土台地。这些台地都高于河面几十尺甚至几百尺。台地既近水面又不受河水的淹没。应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数以千计的黄土台地遗址几乎都不是沿着泛滥无制的下游黄河本身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华北农业的起源根本与泛滥平原无关。(2)远古华北的农作物是由华北粟（&Mrfm/i)与黍、稷(Panicummacwm)组成的"小米群"，迥异于以大、小麦为主的西南亚作物系统。这两种俗称的"小米"都是最耐旱本土原有的。(3)中国黄土区古今自然环境与两河流域大不相同。前者，尤其是黄土髙原，近200万年的气候是干燥、半干燥。后者的气候是冬雨夏旱。这正说明何以西南亚包括地中海东部地区是二年生的大麦和小麦诸多品种的原生地带。(4)造成古代华北农业生产及聚落模式与古代西方不同的最根本因素是黄土的特殊物理和化学性能。证成鄙说的先决条件是澄清中外相关多学科的一个共同错觉：原始农耕都是"游耕制"。他们的共同理由是：原始农夫不懂施肥，而土地的肥力因耕作而递减，在当时土旷人稀的条件下，农人随时都得实行休耕，并同时非开辟新耕地不可。他们认为开辟新耕地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砍伐和焚烧地面上的植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砍烧法"（slashandburn)，也就是"游耕制"。著名的《西安半坡》报告的作者石兴邦教授，最初也认为仰韶的耕作方式是"游耕"，以后改变了这个看法；可是美国张光直教授一贯坚持"游耕"之说而且得到西方多位相关学人的支持。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年，美国地质学家和中亚考古发掘者庞坡里（RPmnpelly)即以华北黄土地区作了以下的观察和综述：它（黄土）的肥力似乎是无穷无竭的。这种性能……一是由于它的深度和土质的均勾；一是由于土层中累年堆积业已腐烂了的植物残体，雨后通过毛细管作用，将土壤中的各种矿的堆积。它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的性能可从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带，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年复一年地种植。正是在这类土壤之上，稠密的人口往往继续不断地生长到它强大支持生命能力的极限。我从60年代末即怀疑游耕制说真能应用于中国的黄土地带。1970年夏我请知识渊博举世公认的大麦源流权威伊利诺州立大学哈兰（JackRHarla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教授，对华北原始农耕方式作一科学的臆测。他认为：(1)华北原始农耕绝非游耕制，因经典的游耕制需要每年实耕八倍的土地，土地耕作一年之后要休耕七年之久肥力才能恢复。游耕制一般出现在热带及多雨区。(2)华北远古农夫最多需要每年实耕三倍的土地，内中有些可以一年耕作，两年休耕；有些可以连续两年耕作，一年休耕；性能好的黄土可以连年耕作，不必休耕。(3)游耕制的枢纽问题是肥力递减；华北黄土区农耕的枢纽问题是保持土壤中的水分，而不是肥力递减。哈兰这三点论断是他个人独到的见解，远非一般考古、人类学科之人所能洞悉的。在哈兰已经做出以上的"科学重建"之后，我才告诉他以上的科学重建和中国古代文献所述不谋而合。《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舊，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这句本身就反映出一个短期三年的轮耕制。此三词中"新"和"畲"比较易解："新田者，耕之二岁强墟刚土渐成柔壤……畲者，田和柔也。"需要较详解释的是第一年的"蓄"。"笛"字音义都含有"杀"义。《尚书，大诰》："厥父舊。"孔颖达《正义》："谓杀草，故治田一岁曰筲，言其始杀草也。"《尔雅释地》郭璞注："今江东呼初耕反草曰蔷。"所以"舊"这专词的第一意义是使土壤中所有的植物残体化为腐质。"菡"字的第二义是第一年待耕而未耕之田。此义在《尚书》及《诗经》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尚书大诰》："厥父萏，厥子乃弗肯播。"清楚地指出"苜"在播先。《诗经-周颂，臣工》："如何新畲？于皇来牟。"极明显地说出小麦（来）大麦（鋅）只种在第二年的"新"田和第三年的"畲"，而第一年的"茵"是照例不播种的。至于何以第一年的蒈田照例不立即播种，芝加哥大学刚刚退休的校长毕都（GergeWBeadle)博士（生物学家，1958年诺贝尔奖金得主），当时和我正在准备参加两年后将在芝城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民族及人类学家大会中的农业起源国际研讨会，立即做出科学的解释：由于初垦土地地表杂草等野生植物虽经人工清除，土块虽已经翻掘平整，但土壤中大量植物残体尚未腐烂，如立即播种，收获一定很少。这是因为土壤中植物残体在逐步腐烂的过程中所生的氮素，极大部分都被土壤中多种微生物所吸取，种子所能得到的氮素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第一年仅仅维持地面的平整而不立即播种，第二年播种之时，土壤中原有的椬物残体业经彻底变成了富氮的腐质，此时微生物不但不再吸取氮素，反而放出大量氮素来滋养种子。因此第二年的"新"田产量必定很高，第三年的"畲"田也还是收获很好的。除了《尔雅》、《尚书》、《诗经》相关训诂资料之外，《周礼大司徒》中周代授田通则亦大有参考价值："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更证明至多三年轮耕周期的正确，而且土地中确有可以连年耕作的"不易之地"，三年中休耕一年的"一易之地"和三年中休耕两年的"再易"之地。总之，科学和我国古代文献互证结果的若合符契，引起我这两位权威美国科学僚友对我国文字训诂之学的高度赞赏与敬意。唯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何以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竟能如此密集（见附图）；何以仰韶聚落的设计，不但有为氏族集会的中心大房子和其周围为居住而建的小房屋群，而且还有窖穴、陶窑和整齐的氏族墓地。理应顺便一提的是：只有在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有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史前粟的发现西起甘肃，东至辽宁、黑龙江，遗址不下40处之多。黍和稷的史前地理分布大致与粟相同。黍稷在民食中地位最F初虽不及粟类，伹到晚商和周代无疑义已成为最主要的食粮。《诗经》中黍和稷的品种描述和出现次数都居谷类之冠。7000多年前河北磁山文化有些遗址的窖穴总容量之大，反映当时一个聚落的存粮已多至10万至15万斤之间。再如河南许昌丁庄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所发现碳化小米品种的优良令人赞叹。以千粒重量和颗粒大小估箅，7000多年前的品种已可与今日佳质高产的春谷相比，巳胜过今日质量较差的夏谷了。根据以上古自然环境、黄土特殊性能、最早以小米群为主的作物系统和自始即定居的村落生活方式等等，华北农业的本土起源，无论在史实或理论上，都是合乎逻辑的论断。(二）江南30年前国际文献几乎一致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iyzaSativaL)的原生地，中国是次生地。1968年2月我初涉印度考古资料，竟"发现"印度栽培稻最早的物证和文献都要比当时中国同类的物证和文献晚得不少。这个"惊人"的"发现"使我下了决心去广索深探水稻源流、中国农业以及中国文化可能的土生起源。在70年代最后两三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报告中，证实了7000年前的稻作以前，水稻起源是国际间热烈争辩不休的问题。可喜的是：近来中美江西稻考古队的初步成果巳开始有效地解答了栽培稻源流的问题。据美方领队，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麦克尼须（RichanlSMaCNeish)1997年的谈话和1998年的第二次书面报告，这次中美科学合作的目的不仅是在确定栽培稻的起源，并且同时探索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经济是怎样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的。因此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两遗址发掘出距今30000至6000年间一系列的地层以备仔细的分层研究。麦氏概臆，大约距今16000至13000年间，冰期结束，巨兽绝迹，当地猎人不得不以采集野生稻等物为生。仙人洞遗址距今13500至11800年地层的化石稻粒中巳出现少量的栽培稻。以后栽培稻在化石稻粒中的比率逐步增高这一事实，从当时居民遗骨中同位碳比率的变化得到证实。距今11800至9600年间巳经出现雏形的稻作农业。同样可喜的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介钧教授曾对全国史前稻的资料加以统计分析，在全国总共近100处遗址之中，长江中游(仅指湖南、湖北和河南少数几处）就占了40%其中尤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及八十±当两遗址栽培稻年代最早，与江西仙人洞的栽培稻相近。他的综论全被美方多学科的精细分析所证实。麦氏报告指出化石稻粒的出现虽较仙人洞稍晚，但距今8000至7800年间彭头山，尤其是八十±当的化石稻粒，60%已经鉴定是栽培稻了。所以湘北的稻作已有8000年的历史。我们如果把江西、湖南、湖北作为"长江中游"，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大摇篮之论当稳如磐石了。然而这不是说较晚的印度栽培稻的起源不是独立土生的。再进一步推论，长江中游野生稻驯化、栽培、演进到定居稻作农业历史过程之早而且久，较诸史前两河区域山麓嘉谟（Jarm)距今9000年前，以大、小麦为主依靠雨水的农作系统可以比美了。中、美双方学人都谈及长江中游史前稻自始即有温带型异种的出现。按稻本是热带植物，一般都是没有黏性细长粒的"籼"，属所谓的印度型（ii)。而历史上中国稻作的重心是稍具黏性，颗粒比较短壮、比较耐凉的温带"梗"或"粳"稻[向被误称为"日本型"(力/>n")]。20余年前水稻育种的世界权威张德慈博士首度力倡温带稻应改称"中国型"（《Vm)。今日云南境内籼梗的分布是垂直的，海拔1500公尺以下种籼，1700至2000公尺以上种梗，中间地带则籼梗交混。长江中游，最早的江西仙人洞处于北纬28°65，次早的湖南澧县彭头山29。46、八十挡29°53，再迟约千年浙江余姚河姆渡29°53、罗家角30°36，大都是处于北纬29°及30°之间，而稻作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从南而北的。换言之，梗稻的成分是随着纬度而增高的，如湖北京山屈家岭，略北于北纬31°，和这文化区北端的河南淅川，略北于北纬33°,史前稻完全属于粳型。梗稻由北纬30。以南逐步北上漫及江淮之间的大平原区，可由历史文献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目前中国水稻产量居世界总产量36%左右，等于印度、印尼、泰国、日本四国产量的总和，而粳稻的产量大约居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梗稻在我国及温带粮食生产史上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近年趋势，籼的产量可能持续地增加，但未见精确统计）。中国史前所栽培出的矮生稻品及稻作农业的成功，无疑义是世界科技史上极有意义的原创性贡献，而梗稻在中国培育的成功和在其他温带国家的扩植，是原创性贡献中再度原创性的贡献。这种双重原创性的贡献是科技史上极为罕见、极值得称道的。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史前已产生南北两种不同的农作系统。仅在东亚中国这一区域，农业起源巳可确知是二元的，西方盛行的旧大陆农业一元起源之论，今后应很难立足了。(三）余论30年前在我研究中国农业及文化起源"孤军作战"的阶段，对农业起源（其实指以薯芋为基础的初期园圃式种植）及稻、猪、鸡最早驯化等问题进攻最猛，气势最凶，而物证最弱的是以夏威夷为主专攻东南亚的人类学家及相关学人。张光直先生是一向和东南亚学人和煦相处，遥遥呼应的。我在英文《东方的摇篮》（1975)书中第一附录里对他们作了系统的批驳，并提出此三物都是最早在中国宇内驯化培育成功的。尾随张后的许倬云先生在书评里，竟对我"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定义都大加质疑。据近20余年考古成果及各方物证看来，我30年前的看法是正确的。已故柏克莱加州大学"著名"地理学家Cari0Sauer全凭想像的"学说"——稻、猪、鸡，甚至他所谓的"农业"都起源于东南亚——已是不能复燃的死灰了。结束我们农业起源的讨论，有必要略事检讨已故李约瑟博士毕生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第六册，下：《农业》（1984)，作者布瑞(FrancescaBray)女士，内中有关中国农业起源的主要论点几乎完全是错误的。布女士第一严重错误是误读了哈兰名著《人类与作物》。哈兰在正文及正文后的详表中两度肯定粟（Setaria小米）地理分布甚广，华北是原生地之一。而布瑞粗心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竟说哈兰否认粟为华北原生。第二严重错误似为布女士与李约瑟所共有：全凭猜想的史前中国自两河流域引进的"木犁"。按:我国最早之犁是铁制的，始于春秋战国之间，迄今从未有史前木犁的考古发现。他们坚持两河木犁引进说之理由有二：（1)木头容易朽腐，所以至今无史前木犁的发现。（2)如无木犁，华北史前农业生产必不能支持沿诸小河密集村落定居的人口（按：第二理由反映他们巳接受我的看法，华北史前耕作不是游耕）。我国古代南北的农业都一向是耒耜农业。为学术存真，我不得不一提1969年李氏读了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之后，函请我主撰他计划中的《农业》专册。我婉谢的主因是自己巳另有更大的研究课题，次因是他信中巳提出西亚木犁东传的假定。李氏毕生系统地宣扬中国文化深令国人感佩，但我自50年代即有此感觉：唯有像李氏这样渊博、对西方科学之优越具有极深了解之人，在研究其他文化时才能具有十足的安全感；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能对其他文化一般和偶或的长处予以慷慨的赞扬。但关键在讨论主要文化因素的起源时，李氏深潜的西方优越感，便使他不能完全冷静客观地作纯理性的权衡判断，便"激发性传播"的预设了。农业、青铜和天文便是我亲知的三例。n陶器按照目前中国积累的考古资料和国际考古理论水平，史前陶器多元土生应是不争之论。但在20世纪前半，西方一般学人多具有西方文化优越感，认为古代近东几乎是所有重要文化因素的起源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n,1874—1960)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中的彩陶之后两年，在发掘报告"AnEarlyChineseCulture"("—个早期的中国文化"）[刊于BulletinftheGelgicalSurveyfChina(《中国地质调查所汇报》）1923年第5号]之中，立即认为仰韶彩陶与安诺（Anau)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的彩陶相似[安诺在帝俄境内土库曼（Turkmen)首府Ashk-abad东南12公里，伊朗东北边界山脉北麓；其文化年代为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叶至前第三千纪初叶]。被征询时，1904年安诺考古发掘主持人之一HubertSchmitt教授认为安诺彩陶样品有限，花纹及图案过于简单普通，很难断为仰韶彩陶的祖型。但安氏的考古发现在西方很快就引起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复燃。迟至1943年安氏在瑞典退休之后，才作一坦白的自白，承认前此鉴定安诺仰韶彩陶传承关系的错误，但仍坚持一点：甘肃马厂新石器晚期（属于承袭仰韶的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年代为纪元前第三千纪末叶）彩陶中很不寻常的"逆钟向螺旋纹"（Cunter-clckwiseSpiral)与乌克兰Tripljie史前文化（大约纪元前第五千纪）的"逆钟向螺旋纹"之"极度"相似，很难使人相信两者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详图2及3)。除了大量利用解放后的考古资料以说明史前中国陶器系统与史前西方不同之外，我一再征询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三位同寅"的意见，如何处理彩陶的问题。他们气度宽宏，一致劝我索性一劳永逸，将所有西方史前彩陶的图案与中国史前彩陶图案作一通盘的比较，然后再集中解答安特生仅余的疑问。按照他们的建议逐步分析、比较、推论都很顺利；最后"逆钟向螺旋纹"问题，幸而著名《西安半坡》报告未具名的作者石兴邦教授在"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N6)里，已逐步追索出这个图案的渊源这三位芝大同事是：RJBraidwd，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近东考古发掘领导人，著名考古及人类学家；早在I960年即有雅量和远见指出，在旧大陆中国的农业很可能是土生的，与西南亚两河流域无关的。RbertMacCrmickAdams，曾任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我写撰《东方的摇篮》时他是芝大研究院社会科学院院长，数年后即被选任为美国国家博物院院长（DirectrflheSmithsnianInstitutin)。我书稿每点他都阅读过。另位是HansJNissen，瑞典籍，为我广涉精选西方考古及技术性专著，备我参考比较中西古代文化之不同，对我的帮助最多。70年代初他虽仅是助教授，不久即被联邦德国政府礼聘为柏林博物馆馆长。125,J3,6,图2逆钟向螺旋紋1Tripljie彩陶2马厂彩陶3马厂彩陶4山东日照史前陶器5安阳殷墟骨雕6安阳殷墟石雕资料来源：何炳棣，7?CradleftheEast,pp170—173图3Tripljie标准螺旋纹资料来源：何炳捸，7VCradleftheEast,p173。是仰韶彩陶中的鸟纹（见图4)。亚当士教授对石兴邦图案溯源的工作十分欣赏，认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为了完全冰释安特生最后一个疑问，我作了三点补充。(1)利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日照史前晚期陶器、殷商骨刻及石刻上更高度简化了的"逆钟向螺旋紋"，以说明这一艺术母题几千年内始终是土生土长，在华北辽阔的不同地区传播演化的。(2)严肃地检査一下安特生所谓的Tripljie"逆钟向螺旋纹"主丄图4马家窑文化彩陶鸟紋演变为"逆钟向螺旋紋"图案示意图注：此为石兴邦教授原作，现经作者简化题。从附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螺纹事实上是双向的，既有逆钟向，也有顺钟向两种互相呼应的螺纹，而且很明显是源自植物的蔓，迥异于中国源自鸟纹的一系列图案。(3)从俄国的考古编著中证明Tripljie彩陶时代虽相当早，但在新石器晚期在俄属中亚散布极广的安德罗诺沃（Andixmv)文化遗址的陶器群里，找不到丝毫"逆钟向螺旋纹"的痕迹。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史前的彩陶无疑义是土生土长的。就目前可以掌握的考古资料而言，陶器多元及中国彩陶土生起源之说，应该是可以更肯定无疑的了。首先应指出的是，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二最早期新石器文化堆积之中即有相当数量的陶片。经审慎年代测定，可以断定陶器已有1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广西桂林甑皮岩洞遗址中的原始陶器已有10000年历史了。近年这些测定进一步说明前此比较慎重的科技史家主张陶器多元的论断是正确的。其次，必须提出的是华北的农业和陶器的出现，都要比江西仙人洞等遗址所出现的至少晚两三千年。可是华北农业及陶器出现后不久，彩陶既已萌芽于公元前第八千纪的陕西白家文化，随即在距今7000年仰韶早期文化中大放异彩。中国彩陶与西亚彩陶出现时代大体相同，但仰韶彩陶延续3000年之久，在华北传播之广，艺术主题演化阶段之历历可溯，图案之美及其精神意境之超脱，实为世界史前文化中所仅见。它全部出生、发育、成熟、衰落的过程都是发生于华夏大地，实已是不移之论了。石兴邦教授近年有关彩陶源流的著作已引起广泛的重视。最后，结束史前陶器的讨论，陶轮的起源和传播的问题尚需扼要澄清。英国（澳洲）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GrdnChilde,1892—1957)生前及卒后影响深远，他认为公元前4000余年前两河流域制陶已用轮盘（turntable)，用腿运作的制陶快轮于公元前3250±250年亦已在两河初度出现。他特别指出快轮向西传播相当慢，主要因为快轮制陶者是能工巧匠，一般史前自给自足的村落很难有足够的经济余力维持一位充分专业性的陶匠。由于史前欧洲人口稀少，陶轮传播越西越慢。他以公元前3250年的两河为圆心，陶轮西播各阶段的年代推臆如下：地中海东岸公元前3000年、埃及公元前2750年、克里特岛（Crete)公元前2000年、希腊公元前1800年、意大利公元前750年、英格兰南部公元前50年、苏格兰公元400年。至于快轮是否也是自两河向东远播，他未明说，只指出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肯定已经出现，快轮出现于中国当然要晚于印度。的谈法，似乎已暗示陶轮多元起源的史实。因为如果按照柴氏陶轮西播的速度推箅，自西南亚两河流域，穿越地球上最大的干旱与半干旱区、最险峻盘结的帕米尔山纽与辽阔无垠的草原，以达太平洋黄海之滨，不知需要若干千纪的时间。幸而早在60年代初，即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间的曲阜西夏侯下层墓（大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遗址中发现快轮制陶的实证。湖北枝江关庙山第四期大溪文化晚期有拉坯成形的快轮制陶遗存，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3235年。上海市青浦县泉山崧泽文化层陶器有快轮成形者，其年代当不迟于公元前3500年。仅就近三四十年中国一个区域而言，与两河年代相当，可能还要稍早于制陶快轮的发现（今后极可能还会有更新而有力的实物证据），势将使陶器陶轮一元论的假定和论辩越来越无法成立。in青铜本章正文中开始所用的北极投影图最能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及二战后，西方学术界把青铜作为中国文化西来说最有力的"证据"。试看：这幅投影图中那么肯定地标出旧大陆古代使用青铜地区的次序：①巴比伦，②埃及，③印度河流域，④早期中国。在这幅地图原作者美国毕安祺（CWBishp)绘制此图时，我国青铜器及冶炼最早只能推到河南安阳的殷墟。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年代是公元前1300—前1027而已。当我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研究中国文化起源是否独立土生时，中国青铜的上限也只能推到郑州二里冈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早商时代，大约公元前1500—1600年之间。中原地区之外，50年代在甘肃三处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简单铜器和铜炼渣，碳-14测定年代经过树轮校正亦较早商不过略早两三百年，而且与中原青铜冶炼关系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有借重前此具有专识学人研究的成果，再补加个人的意见和看法，主要从铸造方法根本不同立论。古代近东一贯采用间接的失蜡浇铸法（lss-wax或cire-penlue)，而古代中国一贯采用多范直接的浇铸法，而且与史前多范制陶工艺的连续性又是非常显著的。当时最难解答的问题是，大约相当商殷、西周时代富有浓郁草原气息的，西方所谓的"鄂尔多斯"（nls)青铜器群，究竟源于西伯利亚，还是源于今日中国的北疆？30年后重温旧题，从晚近西方及中国相关著述中，得到双重的慰藉和欣悦。了解目前西方对古代亚欧草原，青铜问题的捷径是1994版《大英百科全书》"史前人种与文化"长文中"中亚与西伯利亚"专节。这专节的作者是40余年前即以研究"印欧"（Ind-Eumpeans)史前民族、文化与大迁徙闻名，精通俄文的考古人类学家、原籍印度的MarijaGimbutas女士。在这专节里所有主要论断都要比她早期同类著述中语气肯定得多。她和西方考古界最新的看法摘述如下。(1)亚欧北方大草原公元前第三千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Minusinsk)一带的Afanasiev文化遗址中已出现铜刀及幵矿所用的石锤等物。此处铜冶是自很远南方、伊朗东北最古的矿冶核心传人的。这个文化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大约公元前1800年）起即逐步为安德罗诺沃（Andrmiv)文化所接替。安德罗诺沃古文化土著的居民属于古欧罗巴种，其经济是建基于小麦和小米的种植和羊、牛、马等家畜的饲养3(小麦就是这时期传人商代中国的）。②在和平定居的生活方式下，各地人口不时仍有迁徙，互相交往，因此这涵盖地区极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本质却相当均勻一致。这正说明何以日后以动物为母题的青铜工艺在大草原上传播之广而且速。(2)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安德罗诺沃文化，尤以米努辛斯克地区，发生重大的变化：居民之中源自南方的"Sinids"(古"中国人"）已①BarbaraAnnKipfer,EncyclpedicDictinaryfArchaelgy(KluwerAcademic/PlenumPublishers，NewYrk-Mscw,2000)，"Andrnv",②小麦定系由此文化居民逐步传入晚商中国，故卜辞及西周金文中小麦之名曰"来"，盖来自外方也。西汉末《氾胜之书》言种麦从秋间下种即需人工壅土、埋雪、保持土壤水分，必要时还需浇水，足见原出冬雨区的小麦适应半干旱黄土高原气候条件之不易。我国古代所有粮食作物皆从"禾"，独小麦称"来"，大麦称"辫"亦从"来"。详拙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页162—163c占相当比重，他们并且带进来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俄国晚近的考古资料表明米努辛斯克一带，从公元前第十四世纪开始，金属矿藏开采的规模才逐渐可观。这些史实与现象都是息息相关可以互相核证的。(3)安德罗诺沃文化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以后即开始逐步被卡拉苏克文化（KamsukCulture)所接替。卡拉苏克这个新兴文化之所以能大力地向西伯利亚西部、阿尔泰区、俄属中央亚细亚，甚至欧俄伏尔加河流域扩展，主要原因是自大草原南缘迁徙来的蒙古利亚种人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土著欧罗巴种人的不断混血，和他们继续输人的华北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器方面鄂尔多斯动物母题尤其显著。西方相关学人几乎无不同意卡拉苏克文化的分期，必须依靠与商周青铜断代的比较。有关所谓的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工艺，晚近西方学人似已达成共识：它是由商、周王国北疆之外，亚欧草原南缘的起源地北向传人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然后再向西及西南的俄属中央亚细亚广泛传播、迅速发展的。近十几年来内蒙古"朱开沟文化"的发现，从另一角度充分说明晚近西方学人对鄂尔多斯青铜工艺起源看法的客观与正确。朱开沟位于内蒙古河套内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东胜市东南不足40公里，正是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地。事实上，"朱开"正是蒙语"心脏"的音译。0遗址文化的年代分成五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到殷墟一期。只有第四段出土的木炭和器物经过碳-14测定，树轮校正的年代是距今3685±103，3515±103，3550±103，相当夏代的晚期，第五段至晚也相当殷墟一期。自第三段开始出现小型青铜器物，至第五段开始出现青铜容器和"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青铜刀及随身佩戴的装饰品等，使我们初步明确了：鄂尔多斯式青铜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幵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页1。图5殷至周北方的青铜器注：1、2、5出自朱开沟文化遗址图6卡拉苏克文化青铜器注：图5及6皆采自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1993。器就起源于鄂尔多斯和邻近地区，，①〇近年中国学者处理草原青铜文化起源在理论分析方面表现出可喜的深广度。乌恩教授特别指出朱开沟文化之所以重要，是除了青铜器之外，还提供了最明确的地层关系和完整的蛇纹等鬲的全部系统。外蒙古东部和北部，以及贝加尔湖地区所发现形制较晚，又无明确地层关系的蛇纹鬲，显然是由中国长城沿线北传的nrriI0□①《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页1一3蛇紋鬲的广泛北传有力地加强鄂尔多斯青铜向北传人西伯利亚的论证。①由广泛研究多种先周文化，卢连成教授也曾深探蛇纹鬲和草原青铜的起源，得到与乌恩基本上相同的论断，并进而从卜辞、金文和周代文献中鉴定这些北方部族的名称。自鄂尔多斯东南向陕北及晋西北高原一带早期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部族，应该是见于卜辞的S方、土方、鬼方等方国。其中出现青铜器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是朱开沟，其古代居民应属于卜辞中的"5方"，"S"释为"胡"，为后世北方民族泛称为"胡"的远源。③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新发现和中西学人不懈的研探，理论上最具关键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群的起源问题，总箅已经建成初步和谐一致的论断——它就起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心，创制者应该就是卜辞中的"5方"部族。沿着长城南北，属于阿尔泰诺系的"S方"、"土方"、"鬼方"诸部族内部，以及这些方国与中原商周王朝的关系都很复杂，时而武装斗争，时而和平相处；总的趋势是若干世纪内才逐渐融合于华夏文化体系之中。自较专狭的青铜技术史的观点论，鄂尔多斯青铜工艺与日趋强大的商代青铜铸造工艺自始即有交流，但前者主要扩展的对象是北方的西伯利亚大草原。近年另有技术史上一项重要史实，应该顺便一提：1978年夏湖北随县曾侯乙（卒于公元前433年）墓出土的65件编钟，其组别之多、重量之大、音律之完备、铸造之精美无一不使举世震惊。中外技术史家，包括我国古代冶铸技术史杰出的华觉明教授，无不认为如此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必定是由失蜡法熔铸而成的。即使以现代金属①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页256—259。卢连成，"先周文化与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特别是页267—268。③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页3。成形工艺标准而论，失蜡铸造也是被称为"焙模精密铸造"（InvestmentCasting)的。可是，为准备参加1988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学术研讨会，华觉明事前与两位高级工程师共同试验，发现曾侯乙甬钟并不是由失蜡法铸造的，而是用商周的多范直接浇铸法制成的。华觉明综述：……有人认为，钟体及雨部的蟠龙纹，特别是龙身与钲部界划上细如发丝的花纹，必须用蜡才能塑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商周青铜器铸造的复原试验巳证实，细的陶土和蜡一样，具有极好的受塑性和复印性。甬钟紋饰完全可以在泥模上塑出并翻制成范。这样的泥范在（山西）侯马也有出土。①我30年前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提出我国古代对蜂"蜜"的认识较晚，最初蜂蜡称"蜜"，"蜡"字起源不早于西晋等等"琐碎"史实，在研讨青铜土生起源的论辩中似仍不失其小小的辅助作用。近曰翻阅印欧人与印欧语史方面巨著，使我小吃一惊的是"蜜"可能是吐火罗（Tcharian)语"mit"的假借字。即使确凿无疑，也只有加强，不会削弱我国青铜土生起源的论断；因为这支代表印欧语系诸部族若干千纪中向东迁徙的极限的吐火罗人，迟迟于公元前第一千纪才定居于今日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张骞和李广利先后通西域已是公元前2世纪末叶的事了。至此，中西学人对中国青铜起源的论辩似可认为业已初步"圆满"地结束了。①湖北省博物馆，美国圣迭谷加州大学合编，《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页463。②HimasVGamkrelidzeandVjaceslavVIvanv,Ind-EurpeanandtheInd-Eurpeans,I，英译本(MutnDecruyer,NewYrk,1995),pp517一518。此书之尾pp850—851，有原始印欧语言及部族长期迁徙地图，吐鲁番为其向东迁徙之极限，甚有参考价值。IV结语以上农业、陶器、青铜三大物质因素是过去中外学人论辩的重心所在。目前多方积累的考古资料大大地增强了我30年前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论断。至于我国史前及有史早期理念及精神方面主要因素如：语言、文字、数学、序数（尤其是非常特殊的干支系统）、天文、"人本"的宗教和思想，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与崇古取向的制度与思维方式等等，巳在《摇篮》书中分章讨论，远非本文所能涵盖；但它们无一不是土生土长的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二十章】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工重建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毕都、李维时代结束后五六年起，我对芝大远东方面的人事教研日感失望。按新规章我应于1987年夏正式退休。由于早已"厌倦"，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妥，并经美国国家科学院协力促成，于1986年春夏到北京、昆明、上海三地演讲。因为要看长江三峡，路线决定自昆明至上海绕道成都和重庆。我和景洛4月底启程赴北京的前夕接到学校的请帖：参加本年H)月31日周末日庆祝李维当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长的晚宴。由于请帖要发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所以回复要越早越好。我立即回复参加。景洛和我于10月30日才赶回芝加哥，不料次日刚到宴前酒会时，一眼就看见了老朋友、著名政治学家伊斯敦。他是美国艺文及科学院美西分院的主持人。他和我同岁，马上就提醒我："以前鄂宛（Irvine)加州大学请你去教冬季避寒，你总以不便安排婉拒。现在好了，你明夏自芝大退休，马上来西岸访问几年，岂不理想？"我在1987年2月中旬去鄂宛加州大学（UniversityfCalifrnia,Irvine，以下简称UCI)作三天访问，马上同意访问三年。2002年6月，作者庆祝同龄政治学家伊斯教教授生日于加州大学鄂宛分校美国国家科学院美西分院、这次访问的细节安排多靠密歇根和哈佛出身的斌（他现已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家）。一到该校他就告诉我历史系设在文学院，刻下院长是哲学系出身的，兴趣只在设立东亚语文系，将来也不愿以语文为中心扩展为东亚研究中心。好在最后决策的第一副校长Williamlillyman是歌德专家，见面时告诉我曾读过我的《明清社会史论》（当然是英文原著），对中国历史很有兴最难得的是普林斯顿出身的社会科学学院院长WilliamRSchn-feld对中国研究甚为重视，虽然我的课开在隔院的历史系，他愿负担我年薪之半，并要我接受"历史及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名义，暂以三年为期UCI颇有特点。校园面积（1550英亩）之大举世罕见。近20年来与高科技工业合作，建筑所需之地全由学校供给，所以理、工、医等方面发展极快。在我任职期间，每学期由校长召集一次院士级教授餐会商核发展计划，并探求各科的最高标准。1994年学校两位资深的物理及化学教授同时荣获诺贝尔奖。据最近某些申请大学人学向导的评估，UCI在全国2000大学及学院中已名列第四十二（加州州立10所大学之中有6所巳名列50名之内）。设备方面，即以中文图书为例，我退休之年巳代学校洽购了已故山东大学教授、著名中古史家王仲荦的私人藏书。不久汪熒博士由寒冷的伊州大学来此充任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系统地购置中文图书，每年购书经费10万元（包括日、韩）。好在我近10年研究兴趣移至先秦思想、制度与宗教，所需基本资料已不成大问题，只是有些专刊和期刊文章需要向加州系统内外较大的图书馆请求复制或借阅。南加州气候近于理想，颇宜于老年人休养和读书。这时，前芝大学生中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李中清，已负责加州理工大学非西方文史社科的教研，几乎每夏都赴台峡两岸去搜集未刊的史料，曾不止一次地劝我与中研院恢复关系，因院方不少少壮学人希望能与我有学术接触的机会。我自1968年2月起，即因在新加坡演讲的尾声中评讥了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与中院关系切断巳久。本来关系虽已中断，史语所的出版物还是经常寄赠的。自从丁邦新任所长后，将史语所出版物全部停寄，这不是中院的小气，是丁邦新个人的决定，使我与中院关系更为疏远。屡经李中清劝说，并有鉴于杨振宁因庆祝老师吴大猷80寿辰已于1986年访台，我于是也有改变初衷之意了。李中清非常能干，亲询吴大猷恢复关系有何手续，这位胸襟海阔天空的吴院长说，任何形式都没有，只要我给他一信说明愿意参加下届院士会议和选举就可以了。果然我1990年夏参加中研院第十九届院士会议的经过是顺利而又相当愉快的。正式选举院士时，我所有的发言无一不得到大多数院士的同意，尤其是最后第三次投票前，我对隔组一位地质学家的推荐竟发生关键性的作用。访台期间看到中院各所皆有不少海报，院士会议以前10天之内各所都主办一些学术演讲。因此，我返美后于秋冬间致信吴院长，说明下届院士会议之前周内希望能作一次演讲。吴先生很快就回信，请我尽速给他讲题，要我在第二十届（1992年7月）院士会议开幕日下午对全体院士及院外听众作一公开的学术演讲。我的讲题是："孔子有教无类的历史及现实意义"。我在《明清社会史论》书里早已将孔子"有教无类"对传统考试及学校制度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各阶层间血液循环的影响作了大量的工作。此项工作所根据的史料——明清进士登科录及晚清举人及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总共有3万多例案——无论论质论量都是现代以前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演讲的内容、分析、论断都自觉相当满意。讲后陈省身、李政道、徐贤修等位都向我道贺，而且因此演讲结识了不少位杰出的数理及生物两组的院士。讲完之后，迟迟才发觉人文组院士无一人参加，全去台北市午宴了。院章虽未规定院士必须参加会议开幕日下午的公开学术演讲，然而此届人文组的"集体"行动是史无前例的。背景还有待中研院院史专家的考证了。李远哲1994年继吴大猷为院长，改变了院士会议开幕日下午公开学术演讲的安排：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由一人主讲（不超过半小时），一人"评案"（不超过10分钟）。人文组由余英时主讲，由我任评案人。由于开幕前一两天才得见余的文稿，不但来不及准备评案，而且余文主要的内容看不大懂，其所引西方思想史家的姓名有些也从未听到过。余讲后我坦白声述无法评案理由，问主席杨振宁可否多给我5分钟，使我在15分钟内宣读自己的"中国人文传统对未来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杨说可以。结果所有三讲三案之中，唯有我这短篇翌日刊载于台北《联合报》第十一版（1994，7月7日），不久又刊于《中央研究院院刊》和新竹《清华校友通讯》。作为实录，此处不能不略提我与中研院史语所长期关系冷漠之由。我1966年当选为第六届院士后未到两年，即因政治言论与台湾关系中断当然是一主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张光直治学成见之深，胸襟之窄狭，在史语所中影响最大。他一贯坚持华北古自然环境比较湿润、多沼泽、富林木；华北原始农耕是游耕等等，错误至老坚持不改。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阶段，也不忘对我抨击：……民族主义这一类的研究最明显者首推何炳棣教授1950[按：误；应为1975]出版的《东方的摇篮》（TheCradleftheEast)你要觉得何炳棣先生的主张[中国文化土生起源]过犹不及，不是正统史学，请你看看傅斯年先生主编的本所出版的《东北史纲》。这本书是中曰战争初期满洲国成立的时候，作者们很情绪的心情之下写了出版的，我相信这里面的史学水平，并不比何先生的高明。["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刊于《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48。]张光直只记得1975年后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祁特立教授密切合作的情况，绝对无法知道祁氏对我《东方的摇篮》初稿（1971)的秘密审査报告中，曾极坦诚地回答加大出版社的第三问题：有没有可与《摇篮》竞争的书。祁氏的回答：没有。仅有勉强可比的英文著作是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但何氏书稿所涵盖甚广的题目张书仅仅约略一提；何书聚焦于关键性土生起源并给予明白的答案，而张书只留下[一堆]无答案的疑问。……张光直更不会知道祁氏曾在审査报告中明说："虽对其（《摇篮》）书中若干具体论点不无怀疑，我却相信何氏已经证明了他的主要命题：中国文化是本土发展出来的。"即使张光直自以为能从世界眼光治中国考古，又何必奚落九一八后史语所创办人傅孟真先生主编民族主义的《东北史纲》呢？张光直要迟到1986年第四版《古代中国的考古》才受了苏秉琦的启示，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由于中原与周遭及边远几个文化区"互动"的结果；前此自己也是以"三代"的基地中原为重心的，又何必评讥工具极佳、治学谨严、功绩至伟、享誉国际的新中国考古最重要的领导人，1985年6月逝世的夏鼐先生呢？张光直给我的印象是：人极聪敏，而实学（指古文献及自然科学工具）不足，长于初步综合，缺乏原创性研究。他本人认为最富原创性的研究是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商王庙号新考"，刊于他的《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1983)。他这篇"著名"的商王庙号天干分组的研究，近年已被真正的专家指出它的"虚构性、模拟性"。主要由于"张氏忽以《史记殷本纪》为依据，忽而又以卜辞为蓝本……其混乱不可卒言，缺乏起码的数理的逻辑性。这只能说明：所谓分组说是张氏先有一套预设的方案，然后将十干群切若干块以适应之，很难说有多少科学性"。（见张懋镕，"商代日名研究的再检讨"，刊于石兴邦主编《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93;特别是页211—213)张光直自耶鲁回哈佛后，对哈佛"发展"中国研究的影响很大。由于自已旧学根基不足，成见甚深，瑕瑜莫辨，对近年哈佛汉学及传统中史教研之中衰是要负相当责任的。李远哲接任中研院院长后，张光直被聘为副院长之一，负责整顿人文社科诸所。张力主将语言从史语所分开，将社会组从中山人文社科所分出，甚至把后者再行分割。曾任史语所所长的丁邦新是张光直政策的最积极推动者。如此专狭短见的发展计划势将大大不利于通识人才的培育和提高人文社科研究的选题、规模与水准。这也是我多年来对史语所敬而远之的另一原因。但我与离所他适的成名史家如劳干、严耕望、全汉昇等位一向私谊甚笃，与院内老友石瑋如及新知黄彰健等位亦甚相得。至于我与史语所正式建立学术关系，要迟至杜正胜出任所长后请我主持2000年12月"傅斯年讲座"了。自与中院恢复关系后最大的愉快是与历史社科方面中壮年学人接触面不断地扩大。n画龙必须点睛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听到海外中国思想史界学人自豪地说，只有他们专业中人才能对中国历史作"画龙点睛"的工作。当时我即有此印象：这句具有傲骨的漂亮话绝不是后生小辈所能道出的。但此语之所自出却长期无暇亦无心去寻索。最近为结束这本长篇学术回忆，偶然重翻60多年前匆匆读过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一章绪论第八节"历史与哲学"，页17，才发现："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4画龙不点睛。"此语果然出自20世纪中国"十哲"之魁（就质与量双方言）、口吃而妙语如珠的冯芝生先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虽深信治史而不兼治思想史确是美中不足，但久久不跳进思想史的领域实有多种原因。首先，也许因我西史"学徒"的最后阶段业已初窥西方近现代以前史料之五色缤纷异常丰富（更不要提西欧诸国地方、都巿、教会及工商组织所藏未刊的原档），我实在不敢同意我国学人一向认为中国史籍浩如烟海的自豪。就经史子集四部而言，史部涵盖最广，思想史基本史料的子部典籍数量最少。即以博学深思如已故钱穆先生而论，因生平大都致力于学术史，对卜辞、两周金文及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等最原始的史料皆不免褊狭之见，遑论一般自认为思想史家的后辈学人？！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再则我在海外长期观察到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二战后举世中国学界里，无论就文章、专刊、论文集的数量，或就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频率而言，没有任何中国研究领域能比传统及当代中国思想史更为热门的。自80年代起，中国大陆恢复了儒学研究的兴趣并开始与海外合作以后，古今儒家研究更成为热门中的热门。美国较好的大学几无不有中国思想史的课，而且不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的重心就在思想。夏烕夷和新加坡尤为传统及当代儒学研究后起的重镇。新加坡甚至以《礼记礼运》为"国教"。这个世界性的儒家思想教研事实上巳形成为一"利益"集团，具有相当的自满性与排他性。排他性的实例是1995年初杨振宁通知我，他应新加坡之请已推荐我担任陈嘉庚讲座的主讲人（此讲座首位主讲人是李远哲，杨本人也是主讲人之一）。我马上接到新加坡间接相关方面寄来的新加坡导游册和著名品尝鱼翅羹饭馆小册。过了三个月竟毫无消息，我只好向杨振宁一问究竟。他查问以后电话告我，新加坡方面虑我年老不胜远洋之旅。此年我78岁，近五年来的主要讲座，如香港商务印书馆百年馆庆讲座人文之部（1997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杰出访问学人讲座（2000年1月），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讲座（2000年12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首届萧公权纪念讲座（2001年11月），香港中央图书馆当代杰出学人文史科技公开演讲"历史"之部（2002年4月），无一不是我已年逾80，单身远涉重洋应命的；更不要提中研院每两年一次的院士会议和私人的北京访问了。数十年来约束自己不可轻易跨人思想史的门槛，是因为自始即无法接受当代第二三代新儒家治学的方法。最能说明当代新儒家治学态度和出发点的是由唐君毅执笔，事先征得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同意的1958年元旦日"中国文化与世界"这篇宣言（重印于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75，特别是页895)。他们一致坚持：（1)评价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现代意义的先决条件，是严格区分"政治化"和"净化"的儒家思想。（2)学术研探应该忽视，甚至完全抛弃"政治化"的儒学。（3)向全世界提出研讨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首先承认儒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的方向"。从一般学术立场论，当代新儒家所坚持的先决条件不但有欠公允，而且在古今中外学术和哲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任何卓然成"家"的学说都应该经得起严肃的批判，而仍能成功地维护其基本立说的优点；任何学说都不应提出只许他人论其"净化"后的优点的特权。抑有进者，从真正"史德"的观点，我们必须检讨两千余年来儒家学说对传统专制帝制政治实践上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特别不可不注意的正是为专制帝王所利用，而为了自身阶级利益亦甘心为专制帝王所利用的"政治化"了的儒家。儒家政治化早期代表人物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为人意忌，外宽内深"，事事仰汉武帝鼻息，"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而又自奉甚捡，廉洁爱士，封侯拜相的伪君子公孙弘（征引词句均出于《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950—2951)。历史学家决不应允许哲学和哲学史家极力"净化"儒学而置儒学长期的政治社会实践于不顾。我第二次退休后迟迟进军先秦思想就是忍无可忍，不得不严肃批判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1991年春无意中获读汉译柏克莱加州大学资深中国近代史教授魏斐德（FredericWakeman)推介前同事、而已改就哈佛东亚语文文化系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对孔子"礼"的理论崭新的……杜维明谈儒家仁政，探求修、齐、治、平之不可分割，认为儒家的理想社会不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抗争性社会，而是—个约法三章、互爱互信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是由一批共同信仰的人共同组织及参与的有机群体（rganiccmmunity)0通过这个群体生活的经验，个人也得到自我完成。因此，礼对个人不是一种外加的束缚，而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渠道。通过适当的礼，无论坐、立、行、止，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可以达到人我两相和悦的境界。杜维明在西方中国学界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他对儒家观点的新看法。他一面承继了徐复观、唐君毅的新儒学，另一面受到西方的影响，将儒家经典提升到宗教典籍的地位。由于他的努力，儒家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得到大大的认识。……（所有此批杜专节的古今征引文句，均见于拙文"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号）逐步列举杜氏曲解儒家学说之前，有必要先征引《论语颜渊》和《左传》中的相关原文。《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也不敏，请事斯语矣。《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寻索《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一语真义，后人有幸能有《左传》可以互证。按：《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冬及次年春对楚灵王记言记事详细生动。楚国大军进驻乾溪（今皖北亳州附近），冰雪连绵，士卒冻馁，而灵王日日醉饱，尚欲满足种种非念。迭经贤臣婉转讽谏，灵王最后羞愧难当，寝食俱废者数日。次年春爱子二人死于兵叛，灵王率师回国戡乱，为叛军所败。延至夏五月，日暮途穷，自缢身亡，为天下后世笑。这正是当时年仅22岁的"仲尼"之所以感喟，楚灵王若能了解古书里"克己复礼，为仁"一语的智慧，"岂其辱于乾溪？"正是因为楚灵王不能克制私欲，不懂恪守礼的约限的重要，所以一生多行不仁不义，以致造成自杀悲剧。孔子答颜渊所问仁的实践，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行）动既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即使发自内心的"仁"也必须受"礼"的约限，其义至明。由于首度跳进与当代新儒家的论辩，文稿事前曾请正于前辈思想史名家陈荣捷。承陈函复指出清代刘宝楠（1791—1855)已先杜维明释"克己"为"约身"，进而认为"约身犹言修身也"。但我细读之后深觉刘氏关键的"约"字一贯释为"约束之约"；刘氏并从正史列传中钩稽"克己"实际的用法和真义，如"夙夜克己，忧心京京"、"克己引愆"、"卑身克己"等，类皆深自贬抑之义。刘宝楠更尊重毛奇龄（1623—1716)所指出《左传》里的内证："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毛认为《左传》生动地描写楚灵王"不能自克"，就明明是"克己"的"对解"。所以"克"字一定非是"约也、抑也"不可，绝不能作其他解释。拙文诠释《论语，颜渊》"克己"真义，特别倚重《左传》所记"仲尼"感喟之言与对楚灵王末日精详的记事记言，在方法论上正与清代经学硕儒毛奇龄、阮元(1764—1849)等人不谋而合。"克己"是自制自抑，"礼"对仁的实践具有约限的功用，都应是不移之论。一心想尽力净化美化儒家思想的杜维明当然不会不感觉到"礼"的约限作用是一种"紧张"。于是开头即认为把"克己"释为"克服自己"很不妥当；马上指出"克己"与"修身"有密切关联；紧接着就把"克己"与"修身"等同起来，这就对古书原义作了不应该作的"蜕变"与"升级"了。再则修身虽有其消极自制自抑以求改过的一面，但主要是它积极修养的方面——如何把自己的文化知识、品德操守、风度情趣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和反思，逐步提升到"君子"、"圣贤"、"自我完成"的境界。杜维明就是从修身的消极边缘意义作为一个"突破口"，先从这突破口转小弯，随即转大弯，直转到180度与古书原文重要意义完全相反，完全"证成"他自己崭新的、富有诗意的"礼"论为止。事实上，当代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分子如唐君毅等，早已惯用这种专找"歧出之义"作为突破口，而任意大转其弯的论辩方式。但老辈当代新儒家在文字方面还是庄重的，而杜维明英文语句之备极油滑，逼得我不得不向广大的读者予以暴露。为了公道，我把他主要论辩语句加以号码，尽量忠实直译，只有最后第七句（段）原文表达欠周，部分意译：(1)古代哲人提出仁和礼等观念时，可能对这些观念的范畴(categries)并不清楚。(2)即使古人不知不觉之中或暗示之中能体会出这些范畴之中的差别，他们主要关切的仍是[仁和礼间的]"和谐"，而不是"紧张"。(3)因此，在着重"紧张"时，我们不应该抵触古代哲学家们。(4)相反的，我们的意愿是显示他们所关切的"和谐"实是具有一种很复杂的交响乐的结构。(5)真的，古人的耳朵对它并不习惯的。(6)当然，我们面对着注入古代原文过多新义的危险，但我们最基本的重点不是版本校雠——虽然它对我目前这种研究有关键性的重要。（笔者按：杜氏原文textualcriticism是错用的，他其实指字源学或训诂学）(7)杜氏原文构造有欠合理，无法直译。但他坦白地说出，他主要的用心，是去探测古书原文的"柔韧性"可能被弯曲的极限；换言之，他要继续不断地以自己的新义去诠释古书，直到古书已达无可容忍的程度为止。请问：连古书都被曲解到无可容忍程度的治学方法，有哪个笃实求真的学人能够容忍？！此外，杜维明大大理想化后的古代儒家思想，当然引起美国人文社科不少学者的注意。在一次答辩时，杜坦白说明他写作及演讲中的"语境"（cntext)问题。中国思想文字以英文表达，古代中国此项非全是原文，部分是作者之释义，故格式有别于前六项。思想用近现代观点及文字表达，杜曾受西方训练，所以本人就是中西思想混人一炉的。他承认："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对传统哲学进行反思，同时又要面对西方的思想家，这中间又有好几次翻译和跳跃。"其实，当代海内外新儒家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语境跳跃的趋势，不过一般没有像杜维明那样极端而已。有鉴于当代新儒家声势之浩大，我在1991年春执笔批杜之前，已对杜氏本人及其友好的回击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预觉到，从此踏进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只有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了。in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在人文及历史领域之内，连续攻治基本大课题的困难较大，因为无论任何专业里基本性大课题为数总是有限的，而历史学家尤其要受原始史料的约限。回想上世纪70年代后半起，随着芝大最高领导的更易，东亚教研人事及政策的摩擦，本人对祖国资源及经济政治前景的关怀，自觉学术研究方面自我推动的力量远非昔比。但在芝大最后10年"发闷"期间也未尝真正"荒疏"。事实上，在缺乏新焦点的情况下，往往月以继月地泛读中西古代经典及其注释，不断冥思独虑，以期迟早能对先秦思想、制度、宗教等方面做出具有原创性的贡献。有鉴于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华语世界读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陆），更由于年事日髙，自觉有节省精力的必要，所以决定此后对先秦的研究一律只用中文写撰。麦克尼尔曾不止一次劝我继续以英文发表研究成果，因英语事实上已成为世界语了。但先秦哲学词语自行英译是时间及精力都已不能允许的了。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创意义，迟早还是可以在西方汉学界产生影响的。出乎意料的是，近十一二年来写撰的效率视四五十年前并无多让。由于近年中文论文读者不难找到，而且我还有意不久将它们与一些旧作刊成文集，所以此章中我不再篇篇自作摘要以供读者参考了。为读者方便，谨将论文题目、期刊及出版年月一一列举：(1)"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1年12月号。(2)"原礼"，《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3)"从爱的起源与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中国文化》，第十期，1994年8月。(4)"天与天命探源：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中国哲学史》(北京），1995年第1期。(5)"商周奴隶社会说纠谬；附录：4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辩要"，《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中央研究院），第7卷第2期，1995年9月。(6)"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及4月号连载。(7)"廿一世纪中国人文传统对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廿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7月。(8)"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哲学研究》（北京），1998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