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7

己设下的陷阱，她不能也不愿跳出。她自幼即笃信天主教，在哥大遇到已有妻室而又身患不治之症（忘记何症）的爱尔兰种的研究生Kelly，由同情而陷入情网。我在图书馆中遇见过他，肥、相当丑、脾气坏、右眼微斜，显然是在利用剥削Utka淳良的天性和程度还不箅太深的"受虐狂"。景洛1947年两三度遇见Utka之后，同意我的观察。我缺乏小说家的天才、洞察和想像能力，匆匆两年半中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当然甚为有限。但久后反思，纽约和哥大给我接触社会某些层面的机会究竟要比其他城市多些。最大的安慰是，我从来没有在此最大城市受过种族歧视。半个多世纪后反思，纽约对我最深最大的影响是帮助培养我形成一种特殊的求知欲——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想知道，而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力求知道其中最高的标准。纽约世界第一和第一流的东西实在较其他都市为多。第一次做"纽约客"（NewYrieer)虽不足三整年，伹耳闻目濡，自然而然地已开始对不少事物的最高标准有所领悟。姑举琐事一则为例。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是举世闻名的，似乎比意大利米兰的歌剧院还要出色。在北美洲只有在纽约才能听到世界最好的歌星演唱。哥大学生照例托学校的麦克米伦剧院代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票，往往能得同价诸排中较好的座位。由于传统印象最杰出的男高音往往出自意大利，所以我最初决定试听塔利亚维尼（Ferruc-ciTagliavini)，结果并不满意。我和景洛随即在1947年底去听瑞典男高音桕约龄（JussiBj6rling,1911-1960)他嗓音之刚劲、淳美抒情实令我有"听止"之叹。我毫无西乐训练，当时对自己的分辨能力极乏信心。我到加拿大教书巳10年之后，《纽约时报》有记者访问卡鲁索（EnricCarus,1873—1921)遗孀，问举世健在男髙音中，何人歌喉最近似这位被公认为前无古人，而且可能后无来者的卡鲁索？卡夫人的答复是：柏约龄。柏知悉后，公开宣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可惜柏氏不久即逝世，时年四十有九，比卡鲁索仅仅多活了一年。至此，我暗中摸索领悟最高标准的一课才能自己打分：及格。纽约历史上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入口港。"纽约客"确实包括来自地球上每个偏僻角落的各色人种。联合国本部之设在纽约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开放性和世界性（csmplitan)的大都市，对我一生治学的胸襟和心态都有直接间接积极的影响。【第十三章】纽约和哥大（下)工岁月蹉跎的焦虑我与纽约几乎可说是如鱼得水，但在哥大重做学生，一开始却心情相当沉重。试想：我1938年21岁就清华毕业，少年时曾梦想至迟25岁应可得到博士。事实上，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才有第二次机会考留美，录取时已27岁，在哥大第一天上课时已快29岁了。这样晚，青春业已消逝，才开始读博士，真是无可奈何。用当时流行的棒球俚语来形容自己，我真是一个"饥饿的球员"，只有希望尽快地完成使命了。第一个待决的问题是主修哪个西史领域。清华留美考试委员会事先特别注明西洋史门注重16、17、18世纪史，可是我对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宗教战争及其后果从来不感兴趣。哥大16、17世纪史的教授专长是西班牙史，似乎不合我的需要。如果专攻这段时期历史的博士学位，势必事倍功半。再则清华公费只有两年，一般仅能延长半年，而我开学前已"浪费"了两整月。我不得不置清华原议于不顾。事实上，理工（尤其是工）方面的公费生大都专攻清华原拟的科目，文法方面，一经出国，公费生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同届的李志伟，本是清华十一级外语系毕业考取社会学（注重社会保险）的，而他一到美国即决定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我内心已倾向主修1500年以后英国及英帝国史，将来论文只好搞比较熟悉的19世纪尚有发掘余地的较重要的题目。在1946年初考虑此问题时，有幸与资深的梅君可锵几度深谈。可锵比我年长1岁，1937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岭南大学历史系，他的英文远胜中文。他是广东梅县人，父亲经商香港、南洋间，1939年把儿子私费送到哥伦比亚读研究院后，就说明以后由可锵在美国"自生自灭"，不再资助了。我和可锵初见时，他早已考过历史系博士主修和辅修两大科门（他选的是1500年后英国及英帝国史和欧洲中古史）的口试，取得了正式登记为博士候选人的身份。正式登记的（matriculated)博士候选人的"特权"是令新入学的研究生十分羡慕的。他可以在全图书馆最清静的最高两层中无限期（事实上，博士论文通过为止）占有一间七八英尺见方的小屋（cubicle)，有桌椅和书架。他所用的书全可以从书库签字后拿到自己的专室，书无时限，亦无罚款之虑。如果有人需要他手头的书，图书馆人留条拿出，丝毫不需要自己操心。此外，登记的博士候选人还有图书馆主门的钥匙，由他工作到午夜或天明无人干扰。即使干到清晨两三点钟，饥饿难当，一两条街之内总还有饭食点心可吃。这种对研究学人便利无微不至的想法和办法，不仅使我们曾经受益者无限地欣赏和留恋，而且可供台峡两岸和港澳发展高教的研究和参考。我当时最迫切的愿望是尽速取得登记博士候选人的特权。n导师的选择我和梅可锵长谈之后，决定步他后尘，主修1500年后英国及英帝国史，也准备在柏莱柏诺（JhnBartletBrebner,1895—1957)教授指导之下撰写博士论文。柏氏家学渊源，父James是加拿大多伦多(Trnt)大学创业注册主任。柏虽早慧，五年青春耗于欧战，战后复员始得赴牛津读书。入学"考试"（试题：法、俄革命之比较）名列第一，分到StJhns学院为"示范生"（exhibitiner)。当时牛津等校尚不正式颁给博士学位，1925年柏氏获硕士及"副博士"（BLitt)后，立即为加拿大出生、哥伦比亚历史系名教授萧特韦尔(JamesTShtwell，1874—1965)召至哥大为教员，使他尽速完成博士学位后即长期留校执教。萧氏是大"学术企业家"，以主编《世界与和平多种著作皆为卡耐基Carnegie基金会所资助）闻名于世。此后萧氏另主编《加（拿大)美关系》丛书共25部，柏氏不但参与此一丛书之计划与编辑，且被委为最后第二十五总结论专册之撰写人。这部分是由于柏氏最初研究加拿大最东沿海地区极度错综复杂的早期历史的两部专刊（其中完成于1927年的一部是哥大博士论文）考证精微，综合周至，一经问世，即被誉为代表加邦史学最高水平之作。近年翻检数十年前的《美国名人录》，我的印象是柏氏和芝加哥大学的乔登（WilburKJrdan，迅即受哈佛之聘，并不久即任哈佛女校Radeliffe学院的校长），可能是三四十年代美国主要大学英史教授中仅有的两位被"征"（c-pt)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的。柏氏1945年出版的NrthAtlanticTriangle：TheInterplayfCanada，TheUnitedStatesandGreatfiri《afn(《北大西洋三角：力口拿大、美国与英国的交互影响》），半世纪后重读反思，确是一部体大思精、极不寻常的大综合著作。事缘二次大战前夕，美国和加拿大双边贸易、投资、物资交换规模之大，举世无双;4000英里国界几乎完全无碍于两国人民行动、迁徙、选业、定居之自由等独特的事实，远非一般史家所能充分了解。柏氏综合之主题即在考证、分析、综合、解释形成此种美、加特殊关系之种种历史根源，如民族、语言、政治（包括思想与制度）、军事、经济、社会、移民等因素；以及三个多世纪反复试验，不断摸索，冀能避免武力冲突，求出和平解决的哥伦比亚大学JhnBartletBrebner先师多种方式。此外，柏氏不时特别指出在美、加长期共同开发北美洲北半部无尽资源的过程中，两国的关系又与英国代议制度的理论与实践，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英国之"资本帝国主义"之雄厚力量牢不可分。柏氏此书虽大部取资于数量可观的已有研究英美或美加双边关系的专著与论文，但能独树一帜全方位地检讨三个英语家400年间①复杂多维关系，结果不能不被公认为视野崭新、富启发性的综合杰作。评者几乎一致指出全书最精彩部分在论述早期皮毛的洲际贸易与长期渔业、林业、气候、土壤、植被所决定的各区农垦开发方式，水陆交通运输，新旧移民谋生就业等经济性问题①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后仅五年，另位意大利热那亚（Gena)人JhnCabt受英王室充配，于1497年即发现渔源极富的纽芬兰（Newfumlland)及加大最东端的NvaSctia半岛。柏氏对北美洲最早的历史具有专识，其1933年出版的ExphrersfNrthAmericaJ492-！806(《北美洲的探险家》）问世不久，即有德文节译本，故柏氏大综合涵盖4个世纪。的深度。梅可锵说，他从未选过柏氏加、美、英关系的课，但大大受益于柏氏英国史课及研究班。我因岁月流逝，极想置硕士学位于不顾，自始即专攻英史及英史研究班，直接读博士。但困难有二。（1)系主任虽相当同情我的要求，但对我说，"你至少先选一个学期的硕士研究班，表现一下你的能力，我们才能定夺"。（2)1946年春季柏氏只开加、美、英关系的演讲课和研究班。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钻进"陌生"的北美洲史（我在清华及联大期间从未对美国史及美国外交史发生兴趣）。好在第二学期即可专修他1776年后的英国史。m课程忆要哥大校风似北大，学生选课极度自由。小班人数不多，不得不经常上课听讲，而大班人多，不上课无人注意，反正每课都有季终考试，一切可由学生自决自理。1946年春我第一学期开始时对选课颇存幻想，自认为以法、德为主的大陆西欧史19世纪这一段的基础在国内已打得相当扎实，照理应能应付博士的课程口试（当然，16、17、18世纪的西欧史还须泛读精读）。因此，为适应二次大战后的政治新局势，颇有意较深入地读习俄国史，并试选俄文。但一个多月后即感到俄史教授GTRbinsn(兼任哥大俄国研究所所长）骄傲冷漠，对学生要求特严，而其本人主要著作RumlRussiaunderthe(《旧制度下之俄国农村》）远不能使我膺服。所以我马上就停习俄文，目光开始转向更实际迫切的问题：如何在两年半之内尽量多做英史博士的工作，但不能忽略有用的工具。于是在第一和第二年里我选了两门经济系的课。财政学由资深教授RbertMHaig主授，演讲内容异常充实，可惜讲堂太大，他的音调起伏不太容易听（多年后反思，16岁时在青岛因海水浴而终身患慢性中耳炎，右耳膜早就破裂，可能自哥大时起听觉即有问题），我只好自己读书，包括巳故交游极广、享誉寰宇、《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主编人赛里格曼（EdwinRASeligman,1861—1939)的《租税转嫁》等名著。这门课里技术性的知识使我敢于选定英国城、乡土地问题及土地政策为博士论文的对象，更充配我以必要的能力，从1952年冬起，对传统中国人口及土地统计中关键性的一些专词做出革命性的分析和考释。我还选了匈牙利访问教授KarlPlanyi(20世纪最重要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MichaelPlanyi之兄）的经济史，此课偏重观点和理论，很少讨论重要西方经济数据和史实，所以数周之后我即不再上课听讲，并决定不参加季终考试（哥大好像允许9个学分的课程可以不考）。但这门课对我也有长期影响，终身对提出观点和理论而缺乏坚实数据和考证的经济史专刊和论文不肯轻易接受。主修英国史方面，1946年春季我只能选柏莱柏诺教授以加拿大为主的加、美关系，不时兼及英国的三边关系。这本来是演讲课，但由于战后退伍军人比战前第一年研究生要成熟些（记得班上有退伍少校一人，上、中、少尉各一人），更由于选课者亟欲完成硕士学位，所以这门课也可作为硕士的研究班。除季终考试外，每人必须写一篇研究论文，但为适应志在专修美国或英国史学生的需要，论文题目不限于加、美关系。学期末大考时，使我不胜惊奇的是班中竟有两人携带打字机。哥大规章是大考时学生自备蓝皮横格本手写答卷。我心想手写速度决不能与打字机竞争，何况答案内容条理、遣词造句无一不费心思。而两位同班几乎轮流不息地打字；作为一个外国学生，我怎能在答卷的"量"上与他们竞争。两小时答卷，一本还答不满，心中甚为不安。至于论文，题目是"英美合作与远东秩序，1895—1922"。主要论点是从两个不同视角观察"安定"远东国际情势的基本因素是英美合作。此文前半部详论甲午战后中国弱点暴露无遗，老奸巨猾的英国，一方面与德、法、俄同时租借中国港口，划分"势力范围"，擾取利权，一方面又百般向美表示亲善，冀能与美合作，以"光明正大"门户开放的原则政策保护自身在华最大的商利，并和缓与防止列强对华进一步"瓜分"的企图。这个由英发起、由美单独宣布、"投机"性的政策毕竟发生了缓和部分预期的效果，成为一种应时的"安定"东亚国际情势秩序的因素。①论文后半部从不同视角论析1902年英日同盟签署后20年间，这个同盟成为英、美再度合作的最大障碍。美、日三次签约也无法解决两国势力在太平洋的冲突，而英日同盟却使日本毫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侵略，如"二十一条"的提出和日本占领胶州湾及攫取山东利权，等等。只有等到英日同盟实际上废除以后，在英美再度合作之下，美国才能召开华盛顿会议，拟定三强、五强海军均势比例，扩大到《九国公约》的签署，给予军阀内战、无力御侮的中国以国际上喘息暂安的机会。柏师生平甚少专撰外交史论文，但在其"加拿大、英日同盟，与华盛顿会议"一文（刊于哥大主编的PliticalScience(？uarter/y，1935年3月号）中揭发一大外交秘密：1921年英帝国会议本已原则上决定延续英日同盟，加拿大保守党首相梅因(ArhurMeighen)舌战群英，取得最后胜利——同意秘密废除英曰同盟。我的论文既与柏师巨著《北大西洋三角》基本立论相符，又能凸现柏师1935年论文的特殊意义。哥大政治科学学院每季公布研究生成绩，照例仅分"P"(及格）及"F"(不及格）两种。第一季终柏师演讲及研究班上所有学生（包括两位打字答卷者），一律得"P"，独我一人两门都另得"+"号。第一学期的工作总箅还差强人意，但每一念及清华公费年限之短，即不免忧心忡忡。暑期除了选一门凑学分的经济史外，贯注精神选读斯凯勒（RbertLivingstnSchuyler)教授的英帝国联邦(BritishEmpire-Cmmnwealth)史的上半，大约涵盖1500—1800年这三个世纪。斯氏专长是英国宪法史，我很想选习，可惜本年不开班。我计划夏间温习多年自修英史所积累的有关议会及宪法的知识，如有技术性难懂之处，向他课外请教。斯氏父系母系均为曼哈①请参阅"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之起源"，燕京《史学年报》，1938年号顿望族，他可能是哥大教授中唯一世居纽约中央公园之东，驰名世界的第五纵街的。早在1909年他已获得哥大博士学位，我到哥大的前几年他已经充任过《美国历史学报》的主编。我虽计划从柏教授写英国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但1946年夏我的意志也曾动摇过，有意试图在清华公费短促的期限内完成博士论文及一切考试。于是开课不久即向斯教授请教:20世纪20年代中英关系是否可作博士论文的对象。这是因为我自清华三年级起即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燕京研究生的一年和联大期间都有机会增强此一领域的专识，特别是对远东及太平洋的国际关系已奠下相当基础。九一八后西方研究对象集中在30年代的英、日、美、国联，而20年代的中英关系还没有专刊问世。当时年富力强，驾轻就熟，昼夜拼命，两年半左右应可满足博士学位所需的全部条件。斯教授回答时只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可以利用未经发表的档案资料（unpublishedarchives)?"我说不能。他说："你所提的博士论文题目政治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历史系不能。"这盆冷水浇头，使我立即变得非常清醒。大概看我这样早就急着提出博士论文的问题，斯教授对我的课业表示了真正的关切，马上问我外国语是否已考过了。我告他7月3日晚间的德文笔试，最近知道已经及格，但苦在法文至少还需要三个月的加强读习，特别是练习译读历史方面的文章，才敢应试。他立即大声地说："不，不，你不需要再考法文了。"我说哥大政治科学学院公报明明规定英史博士生必须在选45学分之前考过法、德二外语。他说："不，中文可以算外国语。"我还疑信参半，他就以师长的身份叫我不必再多忧虑，应该全力投人英史、西欧史和论文。几分钟内，从冷水浇头转为如释重担，是我今生难忘日子之一。这天是1946年7月8曰，星期二。（参见本章末之"附录：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述要"）1946年秋季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上柏师1776年以来的英史演讲课，同时开始英史博士生研究班，因为系中已经同意我可以跳过硕士的阶段。柏师英史演讲课注重社会和经济，但政治史演讲也有深度。季终考试我仍是唯一得了一个"号的。1946年秋至1948年初夏这两年内，极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为论文而设的研究班。每两周向柏师口头报告论文选题（主题和很多子题）、搜集史料和研撰的进展，当然还几度上呈部分论文的初稿。只有1947年底前后一个多月，我全力在准备博士生主修、辅修两大领域的两次口试。由于深知法国史的重要，可读书籍之多，自己根基之不足，所以极大部分临急抱佛脚的阅读和试图消化的工作都与法国史有关。IV两次口试01948开牟博士课程学分业已读满，柏师与系为我安排两次口试。初试之目的在获得博士候选人的资格。所考的不过是先由我报告在主修的1500年以降英史领域之内，读过哪些断代史、专书和名著；此外，我应申述选择博士论文题目之理由，所根据的主要史料，论文的性质与内容，和预期所能作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如果确能有或多或少创见的话）。这次考试通过之后即可成为初步的"登记"博士候选人。两个多月后再举行主修及辅修（1500年以降大陆西欧史）两大领域的"最后"（final)口试。这是博士学位工作中最严重的一关。由历史系内外五位教授充任考试委员，轮流考问，共为时大约两小时，此外另有一位外系教授充任"观察者"（bserver)，有权发言，亦可决定不发问，但必须向政治科学学院院长报告口试的结果。这个最后的课程口试考过之后，即成为正式的"登记"博士候选人，享有研究专室及种种图书特权了。再等到博士论文完成，论文口试通过，和论文出版成书的保证才能获得博士学①为读者方便，口试中不少详细的年代是写此回忆补加的，口试时并无一提及的必要。位。哥大是全美唯一的大学历史上一向坚持博士论文必须刊印成书的。2月第一周一天午饭后我在系办公楼底层无意中遇见柏师，他叫我同去他第七层办公室，略事试探我对初试是否已有充分准备。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深知我平素用功，两年来工作都能使他满意，而且初试性质并不会很严重。坐下之后，他问了我一系列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600年成立以来的海外贸易政策，与当时欧洲一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国家在商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同异；最后竟问到当时（指17世纪）英国讨论海外贸易较重要的一些论辩小册的作者和内容。我虽能对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答出纲领，但对当时的论辩文献却瞠目不能作答。柏师说这类问题再去翻翻书就可以了，不必太惊慌。大约10天之后初试就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了，他和我之外只有斯凯勒师参加。斯师开头问我，英史及英帝国史，1500至1900这400年间，读过哪些书。我择要作答，他完全不追问下去。不久柏师即把口试的方向转移到论文。照理应该由我作一系统的申述的，想不到柏师抢过话头，把我论文的对象、原始资料，尤其是学人罕知的19世纪英国一些瀲进社团的各种小册，甚至论文初稿撰就诸章节中业已保证能有原创性贡献之处，一一向斯师讲说。斯师问我的问题，柏师也巧妙地代我一一回答。这场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口试，大部几乎变成为两位老师间的谈话，真是出乎意料之外。1948年5月3日，星期一，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9点半，我的博士课程最后口试在学校最庄严、罗马泛神庙式靑锎圆顶的、校长办公室所在的LwMemrialLibrary大楼底层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一张长桌，我坐下端，柏师坐对面上端，另外四位教授分坐两边。计有斯凯勒、麦廷雷（GaircttMatthigly，16世纪史通儒，尤精英国与西班牙关系以及文艺复兴末期的外交）、华伦恩（JhnHWurinen，德国及北欧史）及皮尔敦（ThmasPPeaitln，哥大女校BamanJ学院政治教授，在历史系授英国政府）4位。另外坐在墙角的"观察者"是经济系少壮助教授韦克锐（WilliamSpencerVickeiy，退休后于19%年荣获诺贝尔奖，未及去瑞典，在纽约开车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气氛肃穆，我虽自以为准备有素，仍不免紧张。柏氏以我论文导师的地位，首先发问。他所问的正是两个半月前在他办公室所问的问题。我一听马上就变得十分清醒与冷静，信心充足，抓住要点，把英国与"正统"重商主义政策与实践作出了一个令我自己相当满意的纲领述要。然后像蜻蜓点水式一提17世纪初叶次要商业小册作者如Maiynes和Misselden等，立即集中分析初刊于1621年，托马斯孟（ThmasMun)所著v4DiscursefTradefrmEnglanduntEast/mfia(《英国与东印度贸易的研讨》）小册中异常精辟的见解和主张。孟氏本人为东印度公司理事之一，能根据公司账册说明虽因气候物产诸因素，自始出口之英国商品之价值远不如人口商品价值之髙，故自始即须向东印度输出相当大量的金银币。初视之下，似与当时重商主义之基本信念相悖——增强国力，必须长期积累金银。但进一步分析，并不如此。这公司运输成本低廉，东印度香料等物转售土耳其（实系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之后，公司赚回更大量的金银币，是以20年来公司已成为英国最大最有效的财富创造者。事实上向东印度输出现金之大部分都已是外国的金银币，而贸易总量之急剧上升促使英国铸币事业之迅速发展。孟氏报告公司一向注意造船的原料和技术，每船皆有火炮等装配，经常自平民及贫民中选补水手，严加训练，故公司船舶虽不无被荷兰船舶击沉或俘获者，一般而言，人一句名史家崔维林（GMTrevelyan)的话，当时以"东印度人"(EastIndiaman)类称的公司私有船舶质量之佳、作战能力之强，已非当时"皇家海军"所能及。尤足道者是孟氏一再坚持出入口商品必须尽量由本国船只装运，水手亦必须由英国臣民或公司所雇外国壮丁充当，远洋贸易之成败与海军之强弱牢不可分。在此意义之下，孟氏之远见，40年后被政府采纳，1660年议会终于通过了著名的第一个航业法令dm)。百十余年后，亚当斯密虽力主自由贸易、放任主义，却不得不赞扬航业法令是英史上最明智的法令之一。柏师说问题差不多已回答了，问我能否用一两分钟综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概况。我回答英、中贸易要到18世纪才开始重要，主因是饮茶越来越成为英国上、中级社会人士的嗜好。随即再引崔维林另一句漂亮话，大意是东印度对华贸易已改变（按：提高之意）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艺术鉴赏，并已革新了一般人日常交往的习惯（按：前者由于受了大批进口中国瓷器的影响，后者指咖啡馆雨后舂笋般的出现，人们经常去饮茶、谈商情、做交易）。我又指出托马斯，孟1621年小册中主张英国应尽量输出价值高的加工成品如毛织品等物，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长期的苦闷是在亚热带的华南港口无法销售毛织品，自始即必须对中国输出金银币，积久数量很大。1800年后鸦片才开始导致两国间金银币的倒流。虽然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最大的新兴贸易港口上海，东印度公司立即取得无比的优势，那种长期历史性未偿之愿——到冬季严寒的华北打开英国毛织品的市场以换取中国的金银——似乎在英国商团的潜意识中仍然作祟。1850年上海英商创办的英文报纸的命名就是部分的反映。处在北纬31°的上海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华北"，而东印度公司支配下的英国侨民却将报纸定名为NrthChirmfferald(《北华捷报》），1868年改名为NrthChinaDailyTVew(《字林西报》），原来《北华捷报》为周报（按：东印度公司两个多世纪的在华专利最后在1833年被议会取消，此后上海英侨改受英领事保护与管制，1854年7月以后则受租界工部局的保护与管制）。最通晓世界地理的英商绝不会不知道上海的纬度，而仍坚持把上海当作"华北"不是没有历史原因的。希望我此处小小的发挥，在浩瀚的英帝国史上，尚不无些微底注的价值。至此，柏师叫我10分钟内评估英国功利学派（Utilitarianism)宗师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的主要理论及其对立法及议会改革的影响。这是一般专修英史学生所能预期的重要课题，对我而言，却是"奇遇"。论英国近代功利学派最权威之著是法国专门研究19世纪英史大家阿勒维（EHeHal6vy)的TheGrwthfPhilsphicRadicalism(《哲学激进主义的长成》）。1940年春在昆明西南联大应燕京（1938—1939)网球老友林志琦之请求，代他对此书撰一报告，向张奚若先生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班交卷（林为谋生，课余打工，对此书内容，甚至书名，皆大感茫然。当时联大西文图书不多，名著由教授指派）。我初读此书时，虽巳略知功利派思想家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性总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但边沁那种多维导致幸福的种种计算方式（felicificcalculus，事实上应意译为权衡苦乐的计算方式），如按照强度（intensity)、持久度（duratin)、必定性（certainty)、不必定性（uncertainty)、远近、纯杂等等标准，使我感到非常机械而又奇怪。一再反思后始能明其大要。1940年春完全被动的替人读书，不料竟大有助于同年8月底清华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中经济思想史一门的答卷。事后得悉，命题者是哥大出身、北大教授赵乃抟先生，试题共三，第一题即是边沁苦乐权衡论与经典经济学家心理分析原则的关系。在博士口试中竟会与边沁第三次相逢，减少了我的紧张，增长了我的信心。从读书和考试经验中，我早已知道对某问题如果真能把握，即使短短两三分钟之内也应该能够简明地述出要点。10分钟是相当充裕的时间，正可好好利用，在适当之处表现一下知识的深度，最聪明的表现方式之一是穿插深刻而又幽默的掌故或轶事。我于是不慌不忙，首先略述边沁这位罕见的神童的富裕家世及其对法国文化的景仰；15岁即毕业于牛津，16岁即取得律师资格；不久即游访法国，与多位哲人讨论哲学、法律等问题。当时他已深受法国哲学及教育名家、功利理论先驱爱尔维修（ClaudeHelvetius,1715—1771)、意大利经济及法律名家巴喀芮亚（CesareBeccaria,1738—1794)等的影响，并巳初步形成了自己以苦乐权衡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避苦趋乐是人的本性，尽管人人都是自我中心、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人群却往往自然而然地能获得利益的调协和一致（naturalidentityfinterests)；遇到社会人群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就非要通过国家政府的立法才能导致不同利益的人为一致化（artificialidentificatinfinterests、。综合前人的理论，边沁提出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国家制度和法律优劣的唯一标准。他童少年时曾为自己是否具有天才这个问题所困扰。21岁时从爱尔维修著作之中得到两个答案："天才"（genius)字源上是与"发明"（inventin)分不开的；各种天才类型之中，唯有能通过立法以促进人群幸福者才是"最有用"的天才。准乎此，一向深思冥索备极害羞的青年边沁考问自己：是否称得起天才？是否称得起最有用的天才？他最后以颤抖的声音作出自我回答："是！"这时柏师面露微笑，其余四位教授都笑出声。我的答问立即由轻松转到严肃。首先指出边沁第一部英文著作FragmentsfGvernmem(《政府片论》，1776年初版，匿名），第二部IntrductintthePrinciplesfMralsandLegislatin(《道德与立法原则序论》，1789)以及其他早年论民、刑法改革诸小册及论文，或原以法文写撰，或已译成法、德及西班牙文，影响远及欧陆及拉丁美洲，而在英国反而甚少人知。主要是由于边沁一介书生，只知闭门著述，未通人情世故。1808年结识大穆勒（JamesMill,1773—1836)是边沁一生事业及命运的一大转机，因穆勒本人即是稀世天才，知识渊博，文笔流畅，立志将边沁之理论原则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国人作广泛的介绍。穆勒交游之广，识人之明，组织能力之强，筹拟政治活动步骤之允当，与开辟舆论施压渠道之明智，无一不令后世读者钦佩不已。学术思想方面，穆勒尽力将卓越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Ricaid，1772—823)及人口理论奠基人马尔萨斯（ThmasMalthus,1766—1834)与边沁信徒发生联系之后，以边沁为首的"哲学激进主义"（PhilsphicRadicalism)之思想体系始告完成；以穆勒为中心拉线的各进步党派组织联合制造舆论的声势才开始壮大;强烈要求立法及议会改革——尤其是世袭贵族大地主直接间接控制下极不合理的议席地理分布，必须有基本性的调整——的政治压力才日趋雄厚。柏师此处打断我的话，问我"哲学激进主义"中的"激进"究竟是什么含义？我想了几秒钟，坦白地声明我只能尝试着回答，不敢说回答一定正确。首先，"激进"（radical)的意义与19及20世纪欧洲大陆不同，在边沁时代的英国"激进"丝毫没有用暴行推翻政府及从事社会革命的意思。我对阿勒维的了解如果不误，"radical"的真意与字源接近，指根本的意思。换言之，边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力求从最根本处（如所假定的人性避苦趋乐论）出发。但在政治实践上当时高知与政客认为主张全民普选者是激进分子。就边沁学派而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推到理论极端，势必引到全民普选的主张不可；因此，边沁晚年不得不把普选这一主张延展到全部成年妇女。在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前，普选确是代表当时最激烈的政治要求。柏师并未表示是否满意我的答复，叫我准备结束我的答案。我说阿勒维书读了两遍之后，觉得它稍—失于繁芜，但不失为宏博淹贯之作，但我不能同意他全书最后的结论。他书中一再阐析边沁思想里的二重性——社会人群利益自然而然就能调协一致，和社会人群利益又往往必须通过人为手段（立法），才能达成一致化；前者是经济科学的基本原则，后者是法律科学的基本原则。前者经过亚当斯密社会分工论发扬光大之后，理论提升到新的水平。试想：在一个势将逐步"民主化"的国家社会里，主权既在人民中的多数，人民多数与人民全体越来越接近的话，前者与后者——社会人群间利益不一致时必须通过立法使其一致化——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趋向消融。事实上，1832年边沁死后的20年间，英国工业革命造成经济上无比的优势，1846年"谷物法"（CmLaw)的废除更是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胜利的标志。所以阿勒维最后认为，英国功利主义哲学两大派系中的胜利者是亚当，斯密信徒所组成的、以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为主要纲领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学派，不是边沁弟子们以立法手段取得社会利益一致化的《西敏斯特评论》(IFe愈Review)学派。不过我个人反思，觉得从近百余年英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边沁学派的影响是超过经典经济学派的。诚如名史家马考雷(ThmasBMacaulay，1800—1859；1838年后充任下院议员）在议会辩论开头往往强调指出放任和自由是指导政治的天经地义，"但是"（but)诸如童工、饥贫、工矿设备有欠安全、工人及贫民的居住、疾病、卫生等等问题的严重，使得相信自由放任的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数十年间马氏及他人的各种"但是"的积累结果，正使政府不得不越来越采取干涉和立法的手段以拯时弊，积久就导致了"集体"、"福利"国家的出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近现代英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自由、放任主义全盘胜利的一段时期。证以目前（1948年）英国福利国家的长成，边沁学派的影响是深而且巨的。论文指导老师的问题答完之后，轮到斯凯勒师发问了。斯师资历最深，考过的学生也最多，因此最了解博士口试适宜的难度，从不对学生故意刁难。他开头对我说，口试时代的上限是1500年，但你如能追溯到中古就尽管去追溯。他的问题是：一般学人认为英国宪法史上曾有三个意外人事因素有利于议会主权的发展，这三个意外因素是什么。我立即指出第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意外是：约翰王（KingJhn,1199—1216在位）1215年败于地主贵族联军，被迫签署《大宪章》之后，次年未满50岁即去世。王位由襁褓中的王子亨利三世（HenryID，1216—1272在位）承继。如果约翰不是如此早卒，他是会用种种手段、增强军力，再借教皇的声明和精神支持，力图修改甚至废除《大宪章》中对贵族让步的条件的。至少条文上若干名词及文义确实不无争辩余地的。亨利三世冲龄即位之后，不得不再三再四把《大宪章》中对贵族做出的让步予以肯定。第二和第三个意外在时代上是相连的：自"德国"迎来的汉诺威(Hanver)朝的乔治一世（GergeI，1714—1727在位）及乔治二世(GergeII，1727—1760在位）。前者几乎完全不谙英语，后者虽通英语，对英国风俗民情及政治制度仍感隔膜，以致宪法成例上国王仍应享有之若干特权，如解散议会、重组政府、任命指派某些教会及政府高级人员等等，不久即流人当政的辉格党（Whig，即自由党之前身）领袖沃尔浦尔爵士（SirRbertWalple，1676—1745)之手。沃氏善解两代王意，长于利用金钱及职位的"腐败"手段维持议会中之多数，通过与国王意愿相符的法案。是以20余年间（1715—1717;1721—1742)国内平静，海外殖民贸易能有长足发展。就制度言，沃氏当政期间，雏形的"首相"及"内阁"开始出现。斯师在此插问：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历史最佳著作是什么，能否扼要加以评介？我立即指出内米尔（LewisNamier，牛津出身，"伦敦大学历史学派"中坚)的名著TheStructurefPliticsattheAccessinfGergeM(《乔治三世登基时的政治结构》，1929初版）。此书极大部分皆系根据郡邑原档，有关贵族家世及政治活动最原始第一性的史料，尤以与沃尔浦尔长期表里合作，掌管财务的纽卡索公爵（DukefNewcastle,1693—1768;1754—1756为"首相"）当政期间的全部信札及账册，最能活灵活现地描绘当时或以权位，或以小惠，操纵选举，维持议会中多数议席的种种积习和手段。秘诀是不声不响，暗中拉线，"让睡着的狗躺着"，不要去惊动。然而当下议院议席照例为世袭贵族大地主控制，甚至"私有"的期间，真有才具和法律专识者以及海商大贾等仍不无机会晋身议会。内米尔总计在纽卡索公爵两次掌管国库，7年之中，动用最为后世诟病的"secretservicemney"(秘密活动款项）尚不足30万镑，数额实在是"惊人的小"，而且总的看来还不能认为是"bribery"(贿赂）。我能答出内米尔所用最近的整数——291000镑——并情不自禁地感慨：在我的祖国，孔、宋盗国数以10亿计，国民政府焉能不崩溃？！英国史上出名"腐败"的一章，与传统及当代中国的贪污岂可同日而语？！斯师在此再度插问：19世纪英国宪法史你读过什么名著？我回答照理我至少应诙读两部：一部是白芝浩（WaltBageht,1826—1877)的《英国宪法》，一部是戴赛（AVDicey,1835—1922)的《英国宪法导论》。但是，我六七年前在中国，最近为了口试，曾两度试攻戴赛名著，终感格格不人。主要由于他从法律的立场铨析英宪，全书很少涉及政治人物，甚至完全不谈内阁的重要。我对初刊于1867年白芝浩经典之作，1938年春在上海初读即为之倾倒。白氏观察深刻锐敏，开头就指出法国孟德斯鸠（Mntesquieu)于18世纪中叶大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之说，影响美国革命立宪至深且巨，但与19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运作完全不符。他认为英国政府效率之高、保密能力之强，正由于内阁充当行政及立法之间的联系；英国的内阁几乎可说是行政及立法权力的完全融合。我继续指出白芝浩本是天分极高的政论家，并曾充议会议员，与金融界巨擘私交甚笃，故对英国政制及社会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书中不时妙语如珠，耐人寻味。如论及英王及王室，白氏指出，表面上"光荣革命"（1688)后之国王仍享有不少特权，伹在19世纪60年代，国王特权之施行必须经过大臣（尤其是首相）的中介，取得议会的同意，故真正的"svereign"(最高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议会。然而在满足臣民心理及感情上的需要与安全，加强本土及帝国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上，国王却仍能发挥无可比拟的功用。国王及王室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功用，原因不外三字："histrical"、"august",and"theatrical"。意即国王及王室历史悠久、庄严、富于舞台性（特别指国家经常及非常的典礼和仪节）。斯师此处再度插问：白芝浩书有无夸张及不足之处？我说："当然有。"白氏讨论上议院及国王等处即不免夸张其消极面；事实上二者的功能要比他书中所论重要些。不足之处在未能发挥首相职位和政党的日益重要。然而这些都是受了时代的限制，不足为全书病。至此，皮尔敦教授发问。说也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凡是口试自觉满意之处,60年后几乎记忆犹新；回答远远不能令自己满意、勉强支吾之处，刚刚考过之后记忆已不大清楚，久后印象更加模糊。我对皮教授主要问题的回答就是如此。皮教授开始说明，同意我对白芝浩的综评，并强调指出白氏对上议院权力及功能的认识有严重的不足；因为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凡自由党当政期间，那个被保守党"永久"多数控制的贵族上议院变成了阻挠、修正、否决下议院所提种种议案的强大力量。于是叫我举出此期间两党及两院领袖人物、重要法案及议案，以及双方的政治策略和其他导致1909—1911年之间，议会两度解散、两度大选的严重议会危机的因素。由于我从来未曾从上议院的立场温习近现代英国史，更由于月以继月地准备口试，实在没有时间去多想20世纪的英史问题。所以我的回答自始即与回答柏、斯二师问题大不相同，丧失了持续"独白"的能力。在回答的过程中有不少处都要靠皮教授的"提醒"才能作答。幸而皮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回答比较流畅，似乎纾解了一点前此紧张的空气。他问题的大意是：自19世纪末迄今，除了首相的权力不断增长，政党内部纪律逐步严格化以外，还有什么新的发展反映政府基本大权越来越集中于行政部门。我回答有两个趋势。一是文官制度越来越庞大，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密，以致内阁各部首长不得不经常仰仗常务次长、司长、科长等专家的知识、经验和意见。关于国家经常事务，夸张地说，几乎是专家治国。但其中也有好处，高素质的文官制度在某种意义之下，未始不是制度及决策上一种稳定的因素。髙质素是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官考试制度分不开的，这考试制度是采自东印度公司，而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考试制度却是采自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中国科举制度（这时麦廷雷教授插一短问：是吗？我回答：确是如此）。二是随着选权的屡度扩大，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压力团体对公众舆论控制能力的增强，无论哪党当政，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立法为人民服务。当时保守人士所认为的"集体主义"性质的立法涉及大多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理论上不得不由立法权所在的议会授权于行政各部门，分门别类去"立法"。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央行政部门也不得不委托地方市镇政府去草拟细节，因为中央实在无法了解各地特别的情况和需要。大体而言，这个巳成惯例的"新"趋势就是"delegatedlegislatin"(委任立法）。甚至司法方面，本来属于民法领域的很多偏重技术性的案件（如铁路、矿务、公司企业间的纠纷等等），也通常由法庭授权各行政部门去办理，一般方法是由相关行政部门成立临时法庭或裁判所（tribunal)去审理。悲观保守人士不乏认为这种趋势已是议会制度的丧钟、英国政制巳面临行政吞没立法的危机。证以漫长的英宪历史，英国人民业已一再表现其政治应变的能力，整个政治制度理应不会因时势之变而失其大规大矩。至此，柏师宣布主修口试已经结束，大家可以休息四五分钟。我低着头走出考场要去洗手间，猛抬头看见梅可锵兄迎面走来，他如此关切我的口试实在令我感激不已。他问我主修考得怎样，并说："我看你走出来面露微笑，想来考得一定很好。"我说我并不觉得微笑过，出场仍在沉思回答皮尔敦最后问题相对流畅是否能有挽回大部答案"颓局"的作用。猛吸了半枝飞利浦毛理丝纸烟，即回到考场。辅修1500年后的大陆西欧史由麦廷雷教授先考。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改革教义方面的争执。我当机立断，马上坦白承认宗教教义是我最大的弱点，因为我是人本主义孔子的"信徒"。希望他考问我旁的方面。他问："你愿意我问你哪方面的问题？"我说："制度史。"（字将出口，即感到不太妥当，因为我实在没有仔细考虑的机会，制度史事实上是深度与难度较高的历史部门）麦教授所问一长系列的问题几乎涉及16和17世纪前半法国的制度的全部，连路易十四都一字不问，更不消说一般所最注意的18世纪和法国革命了。他考问的范围涉及兵制、税制，当时法国特殊的司法、财政的行政地理，以及几代国王为加强统治各省区及地方政府所创置的种种官职。回答他"真刀真枪"式的问题，只有遵循孔子之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无犹豫支吾之余地。以下数例力求"保存"当时问答的气氛。麦：法国佛兰西斯一世（FmndsI，在位1515—1547)1525年再度人侵意大利，战败，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V，在位1519—1558)所擒。他的军队有多少人？何：据我所读过的记载，他1515年初度人侵意大利北部大获全胜时兵力最强，大约不超过4万人。1525年的军队人数不详，大约25万人。麦：差不多；正因为军队不大，所以几年之内就能重整旗鼓再侵意大利。他的军队是怎样组成的？何：有瑞士（Swiss)及日耳曼（German)募兵，前者较精锐；也有法国被征（雇？）的平（农）民。麦：佛兰西斯一世及亨利四世（HenryIV，在位1589—1610)的军队中什么部队最精锐？何：火炮（artillery)队。亨利四世最亲信能干的大臣苏利公爵（DukefSully)所建几处火炮弹药库房是闻名于国内外的。麦：Parlement的性质是什么？全法国共有几个Pariements?何：Pariement很难译成英文，它绝不是英国式的议会。它是一种所谓的"主权法院"（svereigncurtrcuncil)。除了巴黎的parlement之外，全国其他七大司法行政区域，每区也有一个，所以全国共有八个"主权法院"。麦：何谓"主权法院"？何："主权"是无可再上诉之意；换言之，所有八个"主权法院"都是在各该司法区域内最高的法院。麦：它（它们）的性质是纯司法的吗？何：不是。它们（尤其是巴黎的parfement)最重要的职责是接受国王的诏令而予以正式登记。登记之后须向全国宣布诏令的内容。既然有权同意和接受国王的诏令，就暗示有权拒绝或故意延缓登记。例如亨利四世登基不久，急需增税扩军，巴黎的"主权法院"就有意拒绝接受诏令，使得他不得不亲自去百般解释劝诱，表面上却极力维持国王下令的尊严，最后诏令才得到登记。他并曾亲赴南部土鲁斯（Tuluse)的parlement作类似的劝说。巴黎的pariement曾与某些贵族联合抗衡王室四年之久，最后在1652年屈服于当政大主教马萨林（CanlinalMazarin)武力之下，从此永被禁止干预政务和财政。麦：你认为这期间最特殊的法国制度是什么？何：恐怕是售卖官职。通常称为"&/这个制度。按：爵卖官始于15世纪末叶，目的在增加王室收入扩充兵力，但数量有限。1604年亨利四世采纳臣下Paillette建议，开始经常出售司法官职。卖官蘩爵历史上并不十分罕见，公元前2世纪最后30年间汉武帝已创此制度。但laPaulette之所以独特，在买者必须每年上缴规定金额，同时却可享受世袭或私下转让的特权。这个极其特殊的制度在法国革命期间才永久革除。麦：Intendants的来源及性质试加说明。何：这官名很难英译，字源想系与intendance有关，应是"监督"之义。换言之，是国王委派到各省去监视代表旧势力的省长的；但是自始"监督"的界线有时不与原省边界相符，后期大的iri-tendancy不无跨省者。大概是起源于佛朗西斯一世的晚年。麦：确切的年份是1542。何：最初人数不多，后来逐步设于全国所有省区，主要任务也转向挖取旧省长的财政权，以图增加王室的税收。旧省长一向是由当地望族充任的，长期多方抵制中央的命令。经过大主教芮希留（Richelieu，当权1624—1642)强烈镇压各地贵族叛乱之后，in-tendams数目及权力大大增加，成为促进王权"绝对化"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旧制度"晚期保守人士心目中，遍及全国的30多个intendants已演化成为"三十暴君"（thirtytyrants)了。这个制度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可能是独特的，但很类似两千年前中国的刺史制度。(注：以上所举四例大约仅当麦教授问题的半数。）最后轮到华伦恩教授发问了。他说考问已涵盖了不少领域，他不想多问，只叫我开出10部有关第一次大战起源的专书，内中不一定都是精读过的，但凡精读或部分参考过的都应略加说明。我问他，诸书内容重复之处甚多，我所开书单之中能不能包括几种读过的政治或外交家的传记和追忆录？他说，当然可以。于是我立即口头开出以下10书：(1)SidneyBFay,TheriginsftheWrldPTar(《世界大战之起源》；)，上、下两册。仅精读上册，实为1870至1914年欧洲外交史最好的纲要，见解判断亦甚公允。第二册专讲1914年战前几个月的外交危机与多边外交谈判，细节对学生用处不大，所以未读。(2)BernadtteSchmitt,TheCmingftheWar(《大战之来临》），态度与Fay不同，比较偏袒护"协约国"（entente，按即英、法、俄三国）。未读。(3)RaymndSntag,EurpeanDiplmaticHistryJ871-1932(《欧洲夕卜交史，1871—1932》）。未读。(4)ErickBrandenburg,FrmBismarckttheWrld『ar(《从俾斯麦至世界大战》），德文英译，名家之作，部分精读过。(5)WilliamLLanger,EurpeanAlliancesandAlignmentsJ870―1890(《欧洲的合纵与连横，1870至1890》）。此书为哈佛外交史大师兰格初显身手之巨著，为研究以俾斯麦为中心的复杂外交最佳最全面之作。清华三年级（1936—1937)课外精读之作（第一本此年精读入门之作是Fay的书）。(6)Langer,TheDiplmacyfImperialismJ890-1902(《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上、下两册。此书研究俾斯麦下野之后，世界外交转向非洲及东亚，以英日同盟为终点。兰格本奥籍，通俄文，故利用档案资料最多，叙事最详。书中论及非洲殖民竞争部分，我仅泛读，有关欧陆及中国部分则精读。（口试时当然不能提，但为我国读者参考，此处我必须表彰恩师刘崇铵当年指导之功。Langer两册，1937年初，初到即编目，刘师与我先后读之。刘师为人儒雅谦虚，谓兰格此书稍失于繁，主脉有时不明。治学对象无论如何庞大复杂，作者仍必须要有提纲挈领的本事。刘师此言，终身不忘。）(7)Chung-fuChang(张忠钹），TheAngl-JapaneseAlliance(《英曰同盟》），此书为张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论文，是一小专刊。以华人在欧洲外交史方面著述甚少，故列之。所用资料及分析角度均未能超过兰格书中相关章节。我在此声明，历年翻读有关欧洲外交史之传记及回忆录不少，其中如俾斯麦后德首相PrincevnBillw(1900—1909)及Bethmann-Hlhveg(1909—1917)等传记并无用处，所以只列合我兴趣的三种传记：(8)"BarnvnHlstein"，刊印于GPGch的StudiesinMdernHistry0Hlstein服务于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数十年(包括出使），为当时国际上公认的德国第一外交专家，对决策影响深远，并与俾斯麦之被罢免甚有关系。我为了解"专家"的作用，特别要读曾经留学德国的英国著名史家Gch所评介的Hlstein的事迹。[按：口试时当然未提，此处应顺便指出30年代我国治欧洲外交史者罕如凤毛麟角，而张贵永先生柏林大学博士论文却以Hlstein为对象。兰格书（即前述第5本）中曾对张书（德文）加以简介，谓张氏不同意一般见解，考证目的在表白俾斯麦之下野并非由于Hlstein的"阴谋"。](9)CuntWine是俄国财相维特伯爵的回忆录，出版于1921年。按:维特为侵略中国东北及满蒙主张最力之人，其影响远胜帝俄历任外交部部长。书中维特回忆1896年北京俄使奉命向李鸿章及张荫桓施"巨贿"，前者收纳，后者拒绝。我的清华老师蒋廷黻，以LabmandEmpire论文获哥大1923年博士，曾任驻苏大使，1940年读了我"张荫桓事迹"《清华学报》第13卷之后，信中指出当时北京俄国使馆甚为腐败，所谓李鸿章收下的巨贿，很可能是由俄使私吞的。总之，维特伯爵的可靠性大有问题，但仍是研究帝俄侵华必读的参考资料。(10)JGarvin,LifefJsephaam&rZmn(《若瑟张伯伦的生平》），三册。张伯伦1896年后曾在联合保守党内阁中任殖民部大臣，由于首相兼外长沙士比雷侯爵（LrdSalisbury)年老多病，常去法国南部休养，由于张氏才干魄力眼光卓越，英国重要外交政策多受张氏影响。我在中国研究19世纪末英、美关系改善及门户开放政策起源时，颇采用此书中丰富的资料。至此，柏师宣布口试本身已经终结，向坐在墙角的"观察者"遥遥地问："韦克锐教授，你有没有问题想问？"这位春秋正盛，业已以经济理论闻名校内的韦教授回答："候选人已经答复了不少有关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问的了。"柏师就此正式宣布口试终结，令我独自先到HamiltnHall五楼系办公室等候。不过两三分钟，柏师和华师就来到五楼，向我道贺，并叫我同他们一起回到考试房间向其他老师握手致谢，并接受他们的道贺。未下楼之前华师问我："WhereandwhendidyupickupthatmuchinfrmatinabutEurpeandiplmatichistry?"(何地何时你对欧洲外交史取得那么多知识？）我回答："1936到1937年在北平清华大学，是课外自修的。"在电梯里我已发觉我答华师语近夸张，因我在燕京（1938—1939)及联大两次报考留美都曾对欧洲外交史做过消化的工作。七七事变前不过初读而已。V准备话别口试如此顺利地通过只给我带来短暂的欢欣，因为内心里已有一阴霾：不久就要向纽约和哥大话别了。事缘1947年底华美协进社传来清华庚款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我的公费只能延长半年，至1948年6月底为止。我开年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柏师，柏师说目前奖学金简直不存在，最好是先去教书，徐图完成论文。据他观察，美东大小诸校有意创设远东课程的很少，就是有也不会不尽先考虑聘请本国人。于是他问我是否有意去加拿大西岸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fBritishClumbia，以下简称UBC)教书，因为他最近听说该校有意试开远东方面课程，立即叫我考虑哪些课程可以胜任。我想了一两分钟，"建议"中国通史和远东国际关系。柏师说马上写信去问。不料20天之内就接到该校主授加拿大国际关系的资深教授FredSwaitl的回信，说历史系主任WalterSage博士巳同意，请我去教我所建议的两门课，名义是讲师，年薪3000元（加币），1948年7月1日开始支薪，9月下旬开课。我当然立即签约接受。两个月后，已是1948年3月中旬，忽接哈佛商学院Baker图书馆馆长寇尔（ArthurHarrisnCle)长函，自称受美国经济史学会委托，以全国经济史博士论文资助金委员会主席身份，通知我已被选为六名资助金得主之一（正式称谓是NatinalFellwinEcnmicHistry);资助金为期一年，除供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用外，视研究所需尚可至海外搜集补充资料，必要时访问相关权威学人，待遇优厚，至为理想。但我内心十分为难，因为这个自天而降的大好消息的内幕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揣想中一定是柏师未对我讲已为我写了非常有力的书面推荐。此刻的困难在早已接受了UBC的聘约；UBC回应如此之快而积极，无疑是由于柏师在加拿大特殊的声望。两年多师生关系中，记得柏师偶尔曾言及加拿大西部人士对东部资源人力、大学声望等等一向特别敏感，所以他和东部人士与西部高知有所接触时，往往言行不得不特别谨慎，甚至故意自抑。我为此事见柏师时，他已另接Cle的通知，只对我说一切由我决定。我只提出一个问题请教：如果我向UBC毁约，他们会不会感到我辜负他们的好意？这样做会不会触及他们的敏感？不等柏师作答，我马上又提出：如果我申请将资助金下延一年，先到UBC践约一年，如何？柏师回答，这才是面面俱到的考虑。于是我不顾口试在即，尽快就乘火车去波士顿，转地下铁到康桥（Cambridge，哈佛大学所在地）哈佛站。走上街面，四周一望，问过路人："HarvardYard"(哈佛大院）在哪里？那人一笑手指身边细铁柱圈内一群古老红砖楼房，就是这里！我也为之大笑。其实除了举世闻名的韦敦诺（Widener)图书馆以夕卜，哈佛较大建筑都在院夕卜，不是一两天的过客一眼所能看到的。我非常欣赏那宛如长蛇、围绕哈佛半院的马萨诸塞长街上的饭馆、书店、哈佛合作社、服装、药房以至各种日用品，甚至有些奢侈品的商店；这些林立的商店给哈佛社群人士生活上便利的程度，足与哥大附近的百老汇相比，只是中国饭馆还不甚够味。第二天上午我走到査理（Charles)河对岸哈佛商学院去看寇尔，与他作了三四十分钟的谈话。主要是解释论文的性质，根据的资料与预期的结果。最后提出请求，能否将资助金下推一年。他听完我提出此项请求的道理，马上表示赞同，并且微笑着说，这样作当然最好，更何况下一年你又多了一年教书的资历。就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之下，我与他握手告别，搭午后的班车赶回纽约。我在哥大一共六个学期（包括暑假，为时两年半），上课听讲不多，主要是靠自己广泛而又系统地读书。自1946年秋季起，即开始研究19世纪英国农业史，首篇报告性的论文就敢于以自己的数据与分析否定英国农业史上"黄金时代"之说。随即尽量利用已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主编赛里格曼教授的特别收藏（已捐给哥大），其中最具"原始"史料价值的是英国和欧陆19世纪各种主张革命、改革"激进"党社的宣传档册。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这些"草根"组织不但最善于分析暴露城乡土地制度的基本弊病，更能从事积极行动，多面宣传，联合各种进步人士，组成有效的"压力集团"，终于影响到议会中的种种土地改革法案。哥大赛氏特别收藏之外，纽约公共图书馆还辟有亨利乔治（HemyGerge,1839—1897)专室，内中保藏这位享名欧美的单一税创论者，号称为英国"社会主义之父"毕生的藏书。内中有些文件可补哥大赛氏专藏之不足。对我的论文需要而言，哥大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收藏是远远胜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的韦敦诺图书馆的。平心而论，两年半中我所做的博士工作比一般少壮学人是多而且速。唯一的遗憾是享用正式登记博士候选人的图书特权尚不足两个月，只有相当大量1870至1911年的议会档册还待梳理，论文才能完工。百般留恋之中，景洛和我于1948年7月1日不得不向纽约和哥大告别。这天起，纽约地下铁的票价才从5分加到1毛。【附录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述要】我生平浏览近现代中国人物传记及回忆录，从未发现过有叙述美国一流大学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的。就我所知，哥大、哈佛、芝大等校人文及社科方面，外语考试皆由各系自行办理，与语文诸系无关。哥大历史系研究生外语考试一年四次，不及格三个月后可以重考。考试次数虽无明文规定，但硕士生选足15学分之前，必须考过一种外语；博士生选足45学分之前必须考过两种(或三、四种）语文。如上古史博士生须考法、德、希腊、拉丁四种语文之多，为最难。中古须考法、德及拉丁。但多数部门须考两种外语，大都是法、德二语。我1946年舂季大考之后，曾短期温习德文，于7月3日晚应试。考试不准带字典，时限是一小时，考试内容是翻译一篇长约300字、至少不能说是浅易的德文，幸而有英文标题："MarxnClasses"("马克思论阶级"；)。外语考试的难易当然随系随校有所不同。例如和我同届来美的李志伟，1947年夏在纽约亲自告我，他在芝大经济系，博士生仅需一种外语，他考的是法文，只有15个有关经济的问题，考生以（+)(-)号判断正误，即可。他说芝大经济系教授们认为经济学的重心已由欧洲移到美国，德、法文的重要性越来越减，不久或将完全取消博士生的外语考试。这话是有预言性的，因为半世纪以来的趋势是，除历史系博士生仍须考外语外，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部门都已废除博士生的外语考试了。关于历史系博士生的外语要求，我在哥大时有些内容的改变。梅可锵兄早我数年，他是考过法文与德文的。1946年夏承斯凯勒师面告，我已不需再考法文了，因为中文巳被承认为合法外语之一。我那时心中唯一不安是：其他一流大学的历史系是否也是如此。最近电话中从刘广京先生处得到证明，他40年代在哈佛历史系攻读博士时，只须考法文，中文完全可以代替任何第二外国语了。哥大及哈佛既巳如此，其他大学应不例外。大约从1960年起，有不少中日韩学人在哈佛攻读所谓的"cmbineddegree"(结合学位）。"结合"是历史系与东亚语文文化系结合。博士学位的外语要求是（姑以华人为例）：中文免试；日文或考试或连修三年，班上及格即可；此外法德两文须考一种。哥大东亚史博士候选人外语要求与哈佛同。这和我初到哥大时（1945年冬）比确是一大改良，因为40年代中期哥大东亚史博士生的外语要求是必考法德两文，再自中日文中任选其一。可见传统欧洲汉学在西方东亚史研究方面的"支配"地位。【第十四章】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上)I西迁温古华景洛1946年12月下旬到纽约与我重聚时，我们结婚已将近六年半了，而内中两度别离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岁月。我们在纽约共处一年又半，此期间经过多方考虑之后，觉得应该准备成家了。我们于1948年7月1日离纽约去华盛顿，在景洛清华同屋许如琛家小住三日（许的丈夫凌立博士也是生物学家，杭州人，其妹和景洛是杭女中同学），参观华府内外的名胜，即乘火车横贯北美洲赴西雅图"消夏"。事先选定西雅图是基于三种考虑。景洛表弟刘子健已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学位，暑假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远东方面作短期研究工作，可以代我们找房子。景洛预期9月初分娩，听说华大医院产妇科很好。再就是西雅图和温古华不过一百四五十英里之遥，都是避暑胜地。果然，景洛一切正常，9月初长子可约出世，我们一家三口在9月16日人加拿大境，预期在温古华小住一年。我们不得不暂住UBC的客房三天，租赁基本家具，才能住进原来四壁萧然的板房单元（hut)。最好的一件家具不是租的，是校长NrmanMckenzie夫人所赠的紫檀木可折叠展开的书桌，此惠终身不忘。所有二十几所板屋单元都是战时所建，每一单元都有一间宽敞的客室、一间厨房、一间浴室和两间卧房。另外前后俱有可遮雨雪的平台。战时物资统制余波所及，这种单元的厨房仅有煤气做饭设备，并无电器冰箱，客室仅备有一个大型铁炉，专烧木头。所以用斧劈柴是我经常工作之一。好在后边平台相当大，可以堆柴，还容得下一个中型木箱，天天有人包送大冰块，生肉剩菜和约儿的牛奶就可以保鲜了。每晚冷水洗尿布并不算苦，真辛苦的是可约出生头两个月每夜两点钟的喂奶，喂完慢慢轻轻拍出他的气泡后，有时难以成眠巳经听到鸡鸣了。所有邻居多半是加拿大本国及欧洲来的资浅教员（最初似无副教授级的住户），或几家有家眷的学生（无例外都是退伍享有政府津贴者），大家克勤克俭，守望相助，十分和睦。只苦在购买菜肉及曰用品必须搭学校的班车，因为学校建在温市大半岛的西端，英属哥伦比亚省政府原来划归大学的区域，不但风景绝佳，而且面积2方英里以上（1方英里是640英亩，1300年前后伦敦的城区占地仅330英亩）。多年后景洛和孩子回忆，UBC最初的几年，房屋虽简陋，四周草地空旷，空气清新，离最好的海滩又不算远，实堪称孩子们所需最健康的自然环境。可惜我是惯于大都巿生活的，来温古华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最初几月，黎明听到后面鸡场的鸡鸣，不免凄凉之感。就是在这种清简、孤寂，并谈不到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逆料不到地开始了我半个多世纪国史教学研撰的长征。第一年在海外执教对我来说是一种双重的考验。首先是英语的考验。很多学人不明白，在UBC这种规规矩矩的学校，对外国教员英语水平的要求，反而会比美国第一流大学华裔汉学教授英语演讲水平的要求要严格。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引用中国成语及专词，往往为专修中国语文及历史的美国学生所欢迎，学生并不介意老师口语及句法之部分"中国式"。英文写作虽不易达到潘光旦师所认为真正"够用"的标准——"能有三分随便"-一但我自始即发现英语讨论和演讲遣词造句不必如写作那样严格，口语表达比书面表达可以自由得多。事实上，在教学的头一两个月里，就高度自觉穿插运用《左传》、《史记》里人物和轶事不但相当自然，而且可以观察到学生衷心的"欣赏"。此外，从30年代起，我对英文字汇就相当用心。历史这门学问的字汇要比其他专业的字汇广而多样，但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字汇，英译的工作困难较大，并非历史学人所能胜任；所以七七事变前夕，我以15元的髙价在东安巿场买了刚刚出版的卜德（DerkBdde)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奔波流徙中始终随身携带。没有它，中国哲学史的字汇英文很难"通关"。卜德这部英译"杰作"大有益于我在海外的中国通史教学。记得我在温古华的第四年冬假，由一位系中同事邀请在他家晚餐后对本系同仁及家属"介绍"孔子。讲完之后，著名女校BiynMawn出身的Margaretrmsby(专长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及地方史）对我凝视，事实上也是对所有参加晚会的人说："瞧你的字汇！"[中国佛教史上华梵词汇的通关，要等到陈观胜（KennethChen)的BuddhisminChina:AHistricalSurvey1964年问世之后才能勉强办到。]第二个考验是课程的内容和水准。不亢不卑地回忆，自始我所讲的中国通史就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重点很不相同。1948年我尚无机会系统地翻检西方汉学著作，但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处在物质文明、宗教、欧亚大陆诸民族及其语言、中西交通等方面个别性的专题研究，百余年来积累的成果可观，但不能对中国历史上几度动态大演变加以分析、解释、论断。我选KSLaturette的TheChinese：TheirHistryandCulture为课本，因此书论述平实、少偏见、西文书目最详。我的演讲很大部分是出自对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萧公权诸师，钱穆、孟森、郑天挺等先生著作的初步综合消化。雷师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对自春秋，经战国，至秦汉的"旷世"大变局的析论，供给我这门通史以"理想"的宏观视景。所以即使在生活压力极大的第一年，这门通史还是能博全班30多人（内中男生多退伍军人，远较战前大学生成熟，女生多半很用功）的好评。最吃力的是准备远东国际关系这门课。由于政治、外交人物、多边史实、谈判和条约等等细节繁多，事先必须写出详细的纲要，甚至有时还需抄录整段的条文。因有多年外交史的基础，此课虽尚能胜任，但不能像中国通史那样自始即觉得大有"开拓"的可能。n博士论文计划受创1948年秋冬在UBC安家教书生活初定。工作紧张之中始终觉得前途相当光明，因为春间赴哈佛应商学院教授兼商学院图书馆长寇尔"面试"时，他不但赞成我延缓一年接受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博士论文资助金，并且明讲多了一年大学教书经验将更有助于下年该资助金之重行批准。因此，景洛和我考虑我一人赴英搜集稀有史料、访问权威学人的三四个月期间，她和可约最好不要搬动；等我论文完成获得学位之后再看机会，决定去留。1949年i月中我正式致函寇尔教授重新申请资助金，并特别"提醒"他曾当面赞同我延缓一年接受资助金的申请。两周之内，接到他的回信，充满了道歉，告我这项资助金的来源新近断绝。对我而言，这真是晴天霹雳，半个多世纪教书生涯中最大的打击。我深深自责处世无经验，未当面请寇尔出一书面"保证"，更不能宽恕自己连下年究竟还有没有此项资助金这个极基本的问题，都脸软得不敢幵口一问。在极度悲愤之中，我"坚信"他当时故意骗我，甚至他当时的微笑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像是奸人的"狞笑"；我申请延缓一年接受资助金，他正好假此济私，转让给他所喜欢的青壮学人，甚至很可能是与哈佛有特别关系的学人。和柏师通信之后，我又和柏师UBC的挚友郝桑（HarryBHawthrn，原籍新西兰/NewZealand，加拿大最资深的人类学家，此后成为我终身不渝之交）冷静研究之后，我接受了他们两位的劝告，不要向"坏"的极端去推想，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指出寇尔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学人，至少有道义的责任当面提醒他资助金下年来源有无保障不可预知，应该慎重考虑请求延缓一年是否明智。但凡我与人不合或有争执时，景洛一向总是先尽量替对方着想，劝我缓和，而这次她却完全同意柏师和郝桑的意见，认为寇尔确实没有尽他最少必要的道义责任，不应该完全不警告我延缓接受资助金可能的风险。半个多世纪，每一忆及此事，我总觉得受了寇尔的蒙骗，因为哈佛，尤其是哈佛商学院，一贯最注意基金及经费的来源、总额、生息、利用等问题的。寇尔以美国经济史学会博士论文资助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照理应不会不知道资助金的总额、按年分配或总共一次颁发等基本问题的。据他1949年春的回信，他的委员会实际上仅仅在1948—1949年度颁发过一次总共六名资助金，次年经费或基金就无着落了。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春3月不当面警告我，而且还赞成我申请延缓一年，岂不是故意引我走人陷阱吗？为撰写这部长篇学术回忆，我春间曾托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前芝加哥大学同事郑迥文先生代向哈佛商学院索求ArthurHarrisnCle的详细履历。哈佛只存有他的简历，内中毫未提及他与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关系；所以我对早期学术生活中这一极不愉快的插曲，也无从再做详细的考证了。正如古人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哈佛的坏消息传来之后，几个月里增加了我在历史系里地位的困难。事缘我的聘书是为期一年的，双方的了解是一年之后我会拿着美国经济史学会的资助金去英国小住三四个月，回到北美完成哥大的博士论文。在此期间可再商洽去留的问题。不幸的是Sage不久即将退休，曾不止一度想把儿子Dnald安置在系里，但都不成功，原因是后者一直拿不到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对英属哥伦比亚省及地方史方面也不能做出研究贡献。在我极可能被迫在UBC续教第二年的情势下，Sage不得不为儿子做最后的努力，只有对我"开刀"。所以1949年是我来北美后最艰难的一年，更不要提祖国旷古稀有的大变局给我带来的忧思和精神"号召"了。在百感交集、极度愤懑之中，我曾对个人、家庭、异邦、祖国等问题做过理智和情感的考虑。我甚至向校长的右手安朱（JeffreyAndrew,虽无副校长之名而有副校长之实）先生请求学校考虑津贴我们一家三口回上海旅费不足之数，大约700元。他劝我暂时容忍，务求尽速完成博士论文；为了避免"干涉"历史系系务，他不能为我明白表态，只有到必要时暗中协助；并劝我千万不要回中国，一定要完成哥大学位。但此年夏季我心思非常烦乱，经济上也不允许去柏克莱加州大学及史丹福搜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英国议会档册。当时家中急需的冰箱（330元，6个月后付清）和缝衣机（150元）就巳用掉全年的积蓄，此外，我坚持以49元的代价为景洛添置一件上好红哔叽半长外衣。（当时加拿大仍受战时物资统制影响，电器远较美国昂贵。我们近邻一位老白俄农业土壤专家看见我们的冰箱，马上就说:"你们已经变成布尔乔亚了！"）半世纪后反思，寇尔与哈佛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但在1949年春我内心深深觉得寇尔那种对外人有欠公道，甚至可能有意欺蒙的作风，是与哈佛资源雄厚、睥睨一切的派头分不开的。至少，事实上我1949年春事业上所受的创伤是来自哈佛的。无论从个人情绪、家庭责任、经济状况任何观点着想，我在UBC的第二年只有充实两门功课教材的工作可做。加州湾区搜补英国议会资料之行，只有等到1950年舂季大考之后才能实现。in哥大论文的完成加拿大大学暑期一般都很长，至少有四个半月。其原意在鼓励学生半工半读，以暑期工作的收人支付全学年七个半月的费用。1950年4月底我两课的考卷既已看完。一两天之内我就搭乘"灰狗"（GreyHund)公共汽车南下1100多英里，直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住在学校附近的"国际学舍"（InteniatinalHuse)，简称I-HUse。全美国只有三所I-Huses，柏克莱之外，只有纽约哥大附近和芝加哥南59街芝加哥大学附近两所，都是洛氏基金团出资兴建的，都是为促进文化交流执行男女学生必须异邦和美国各半这个基本规章的。最高兴的当然是与罗应荣[请参阅本书"上篇"第九章"师友丛忆"之张奚若（附）]久别重逢，更使我欣慰的是罗深受访问教授、国际法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Kelsen老先生的特别赏识，博士工作进展顺利。闲谈之间，他看我天天穿同一件棕色细格厚呢皮扣子上衣，忽然问我为什么穿这种"麻口袋"般粗的上衣。我笑着回答他，别看不起这种麻口袋，牛津和剑桥的教授、导师几乎经常穿麻口袋上衣和灰法兰绒长裤，甚至亲王去苏格兰度假平常也是穿这种服装。我所穿的这种粗花呢叫作HarrisTweed，产自苏格兰东北端外Shetland南北二岛，传统上在搓成毛线、手梭织成厚呢的过程中，小农家（crfters)—直烧着香木屑。我1937年深秋在上海买第一件海利斯粗呢上衣时，店主人叫我先用鼻子闻一闻，确有香味。二次大战后这种呢料已无香味了。罗应荣说晚间与一位巴西小姐有约，要借穿我这件上衣。次晨早点时他笑着对我说，昨晚跳舞，巴西小姐对这件麻口袋赞不绝口。我之所以涉及此项琐事，是多年后反思，1950年5月初罗应荣借穿我的麻口袋，事实上代表他悲苦一生之中最后快乐的日子！由于柏克莱的英国议会档册晚至1907年才开始收藏，不符我的需要，我三两天内即移到海湾西岸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它的英议会档册始自19世纪70年代，正好补上我在哥大来不及批阅的一段。三周后再回柏克莱小住两天，和罗应荣话别，不期竟成永诀！韩战爆发，他立即买了船票赶回前此丁则良信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