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作者：何炳棣-5

1944年初夏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生录取名单(采自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时照传统习惯逗趣。回忆中最富戏剧情趣的是，60年代我在香港初访全汉昇兄的新公寓时，一开门，全夫人这位巾帼豪杰就吓我一跳，大声叫我"状元哥"！如果今后有人研究20世纪前半的新词林掌故的话，历届清华留美考试的"状元"，按总平均分数多少排列如下：第五届经济史门吴保安828;第三届戏剧门张骏祥8224;第四届英国文学门孙晋三7886;第二届考古门夏鼐和第六届西洋史门何炳棣同得785。如以专门科目论，孙晋三的莎士比亚98分，第三届概然逻辑门王宪钧的数理逻辑97,4分和我第六届史学方法的ik、/t『<清華太六M美，〔"±恥名？甲I史I何棣，T主-馨中，享，AT長备，In意亨It争-告遒工會車pI含±"律-1<sf,吮4，界力Kf光，31更改；SJAJf,splrffiJTftsl文？iS考一镑1I」",十二i一J"i：一一？-二，7；十i,二5二二十厶97分为最高。如果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考试合并统计，总平均最高的要推中英第三届的钱锺书了——8795分！20世纪新登科录中创下最高荣耀的是学兼中西、文才横溢的钱锺书，绝不是偶然的。（请参阅本章的两个附录）①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旧档，特别参阅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页1888—1890。【附录1留学考试的英文水平】英文在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地位之重要是毋庸赘述的。评估20世纪前半中国英语教学的成就与不足却是极其困难的，主要是由于没有大规模多层次的调查和衡量尺度。研究传统科举尚有大量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和不少私藏的朱卷可资凭借，而三四十年代清华留美和中英庚款考试有关英文科目的试卷似已荡然无存。我只能从现存弥足珍贵的中英庚款考试的相关资料做以下的分析和推论（这方面清华留美考试刊印的资料不如中英庚款的详细有趣）。我在回忆两次留美考试的正文中，曾涉及一重要的轶事：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考试总平均分数最高的是第三届留英考试（1935)中钱锺书的8795!《中英庚款史料汇编》，中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台北国史馆藏）并未明言此事，仅在页268第四届"英语学"门公费生赖宝勤（女）总分6390之下，列出"上届最高分数：8795"。《汇编》并无第三届各科门公费生名单及各科门各科目和总平均分数。我们只能知道钱锺书就是第三届英国语文门的胜利者。幸而第四届资料中，在各公费生名下添出"上届最高分数"一栏，我们才能肯定这个顶峰分数的荣誉应属旷世通才钱锺书。《汇编》保留了第四（1936)、五（1937)、六（1938)及九（1946)届的公费生简历和成绩单。这四届的成缋单和历届考试规章说明了以下重要的史实。(1)中英庚款委员会自始即特别注重英文，并对英文最低录取标准一再慎思。自始拟定的"考试成绩计算法"是："普通科目"之中，"党义"和国文共占15%(前者375%，后者1125%)，而"英文英语"一项独占25%"专门科目"共占50%,"著作"及"服务"占10%。可见"英文英语"比任何科目分量都重。不久即因理工科门应试者对英语口试感到困难，中英庚款委员会才取消英语口试，只留"英文"笔试，仍占总分的四分之一比重。为顾全理工考生，英文录取标准（无论专门科目分数多么高）必须在35分以上。我们发现如此低的英文录取标准后来还是不能严格执行。即此一端，已足见英文之被重视和考试难度之高。(2)根据现存的四届成绩单，各科门录取的公费生内英文一项能得80分者甚少。偶遇获得80分的往往是华侨或出身于特重英文的教会学校。例如第四届英文得分最高的是"英语学"门的赖宝勤(71分）。赖的出身是：福建上杭"意大利婴堂女中"和香港大学，毕业后留校"研究英语学及英国文学"。同届西洋史门录取的王绳祖，年31岁，出身金陵中学及金陵大学，是贝兹（SearieBates)教授(哥伦比亚神学院、耶鲁大学博士）的得意弟子，1929年已任该校历史系讲师。王的国文全榜最高（85分），而英文只得55分（王是清华第六届留美考试西洋近代史的命题人）。此榜中有未来的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统计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宝騄。许系出仁和（杭州）世家，英文得60分。数理方面知名者如张宗燧、周长宁和著名自然地理学家任美谔，英文分别得60、48及57分。第五届全榜25人中，英文分数最高的是"普通语言学"门的袁家骅(778分）。清华本科时我最仰慕的高班同学之一、经济系的徐毓楠，英文得653分。未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英文得674分。著名心理人类学家，新近故去的许烺光英文得6775分。直到第六届全榜20人中才再发现英文成绩80分以上的："法律（注重国际法）"门的王显湘（82分）和"经济（注重经济史）"门的陈仲秀（81分）。王出身"鄞县效实中学"及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年33，已任"上海公明法律事务所律师"多年，经常与西人有业务关系。陈仲秀出自华侨之乡广东台山，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经济系及研究院。乍看使人惊异的是获得英文第三髙分（78分）的"农业化学"门的铁明，32岁，事实上他已经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及俄勒冈州研究，获得科学硕士学位。最引人深思的是此届"历史"门的胜利者谢志耘，出身于福州鹤龄英华中学、燕京大学、清华政治系研究生，年28岁，已任"上海路透社翻译部主任"。他的英文仅得63分；他的三门专门科目之一仅得30分——由于陈寅恪命题的中国通史，三题之一是解释三个专词："白直、白籍、白贼"。（《汇编》并未注明"中国通史"，但30分列在三门专门科目第一项下，显然是指中国通史）(3)在完全没有可能见到清华中美庚款试题的情况下，比较中美和中英庚款英文试题的深浅难易，只有靠个人回忆所及片段的印象。我本人曾两度参加中美庚款考试（第五届，1940;第六届，1943)。英文考试分三部分，英译汉、汉译英和一篇作文，时限三小时，这是与中英庚款英文考试完全相同的。我只记得第五届的作文题目（原来英文题目的措辞已不记得）相当于"论学以致用"。我之所以还能记得题目之原意是我在"用"字上大做文章获得髙分。我对中美庚款英文试题的总印象是它顾全极大多数理工科目的考生，作文题目不使他们过分为难，但也未尝不给人文社科方面考生以表现文字、通识和思维的机会。两段翻译也是并不简单的。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考试中的两个作文题目，我有幸在抗战前清华园中已蒙一两位参与这次考试的学长见告，当时即对命题者发生无限的钦敬。60多年后得窥试题全豹，我心弦更颤动不已。我决定将这份极其珍贵的试题全部重印，作为此小专忆的附录以飨读者，以为今后国人发展人文教育的参考。英译汉一长段未暇考其出处，但其文简洁不华，构句千锤百炼，思维论说学贯科哲，似出自罗素，至少亦其流亚。翻译难度甚高。汉译英一段定是取自严复自译"小穆勒"（JhnStuartMill,1806—1873)《群己权界论》Liberty)之后"通俗化"的短篇论文，翻译难度略逊前者。任选其一的两个作文题目都是匠心别具，前者尤令人拍案叫绝。加上征引符号的"TravelasaPartfEducatin",至少就我所知，不像是出自著名英儒的短语；加上征引符号反而表示是命题者根据我国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文教育理想而炮制（cnccted)的英文名词短语。无论如何，"读万卷书，行万里第九幸西南联大（上）145路"的祖型是司马迁的少青年教育：通读"万卷"今古文典籍之后，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万里壮游是他准备入仕的最后"必要"教育阶段。西方文化历史类似之例甚多。这是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个极有意思极有作头的题目。第二个作文题目，"TheTrueNatureandLimitsfPatritism"(爱国主义的真正性质和限度），是近现代世界史上中心问题之一，涉及的知识面极广，是试探历史及社科考生最佳题目之一。翻检手头资料，中英庚款考试英文科三命题人之一是吴之椿博士，20年代曾为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后迁南京。30年代吴为中英庚款考试委员会之委员，其余委员为李书华、傅斯年、周鲠生、颜任光、辛树帜。吴同时又为"校试委员"，与楼光来、周其勋负责英文命题。周事迹目前无考，而楼光来20年代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后转中央大学，哈佛硕士，被认为中国当时"英国文学三杰之一"，另二位为张歆海与吴宓。楼中大弟子之一曾撰专文言及"楼师的英文造诣极髙，闻当时外交部英文的行文，每请他过目"气此誉不虚，因他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中央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外交部欧美司第三科科长"。在目前，英语事实上俨然成为国际语的情况下，本附录所搜集到的有关战前中英、中美庚款最高国家考试的片段资料，应对今后内地、港、台发展人文社科（甚至科技）不无参考价值。①卢月化，"英国文学三杰之一：楼光来老师"，《中外杂志》（台湾），第6卷第5期，1969。②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页1358【附录2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试题】ENGLISH1Writeanessayneitherfthefllwingtwsubjects：(1)"TravelasaPartfEducatin，，(2)TheTrueNatureandlimitsfPatritism2,TranslatethefllwingpassageintChinese:Whever,wrkingatanyscientificprblem,hasccasintstudytheinquiriesintthesameprblembysmefellw一wrkerintheyearslnggneby，cmesawayfrmthatstudyhumbledbynertherftwdifferentthughtsnthenehand，hemayfind，whenhehastranslatedthelanguagefthepastintthephraselgyftday,hwnearwashisfrerunnerfldtthecnceptinwhichhethught，withpride,wasallhiswn，ntnlystruebutsnewnthetherhand，iftheideasftheinvestigatrld,viewedinthelightfmdernknwledge,arefundtbeswidefthemarkastseemabsurd，thesmilewhichbeginstplayupnthelipsfthemdernischeckedbythethughtWilltheideaswhichIamnwputtingfrth,andwhichIthinkexplainsclearly,sfully,theprbleminhand,seemtsmewrkerinthefarfutureaswrngandasfantasticasdthesefmyfrerunnertme?IneithercasehispersnalprideischeckedFurther,thereiswrittenclearlyneachpagefthehistryfsciences,incharacterswhichcanntbeverlked,thelessnthatnscientifictruthisbrnanew,cmingbyitselfandfitselfEachnewtruthisalwaystheffspringfsmethingwhichhasgnebefre，becminginturntheparentfsmething,cmingafter,inthisaspectthemanfscienceisunlike，rseemstbeunlike，thepetandtheartist,Thepetisbm,ntmade;herisesup,nmanknwinghisbeginnings；whenhegesaway,thughmenafterhimmaysinghissngsfrcenturies,hehimselfgesawaywhlly,havingtakenwithhimhismantle,frthishecangivetnnetherThemanfscienceisntthuscreative；heiscreatedHiswrk，hwevergreatitbe,isntwhllyhiswn；itisinparttheutcmefthewrkfmenwhhavegnebefreAgainandagainacnceptinwhichhasmadeanamegreathascmentsmuchbythemanswneffrtasutfthefullnessftimeAgainandagainwemayreadinthewrdsfsmemanfldtheutlinesfanideawhichinlaterdayshasshnefrthasagreatacknwledgedtruth3TranslatethefllwingpassageintEnglish：舍己为群积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谋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保群而群将亡，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舍己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群，群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群不亡，而己先不免于亡，亦较之群己俱亡者为胜。此有己之见存者也。一曰：立于群之地位，以观群中之一人，其价值必小于众人所合之群。牺牲其一而可以济众，何惮不为！一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众人。此无己之见存者也。见不同，而舍己为群之决心则一。请以事实证之。一曰从军。战争，罪恶也；然或受野蛮人之攻击而为防御之战，则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于德，比人奋勇而御敌，虽死无悔，谁曰不宜！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隶于恶政府，则虽生犹死，故不掸流血而为之！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国数年来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运动而被拘杀者若干人，是皆基于舍己为群者也。【第十章】南联大(下)I建校史略众所周知，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幵三校组成的。其中北大资格最老，但联大的重心是清华。这是由于清华一向经费充足而有保障，学校办事认真，髙瞻远瞩，早在1934年已开始筹划在南方内地省份预设据点。于是自1935年起即在长沙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即将珍贵仪器图书分运四川及长沙。卢沟桥事变前一日梅贻琦校长奉召参加庐山会议期间，即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商讨平津沦陷后的计划，并联袂往长沙参观清华预建的校舍。随即同意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收容行将南下的三校教师学生。就经费、校舍、仪器、图书言，清华无形中自始即成为三校的重心。C因战火弥溲，1938年1月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已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②一俟临时大学①赵飏,《梅貽琦传稿》（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页55。郑銅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73。学期结束，学校即准备迁至昆明。是年11月初在昆明报到的学生，计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教师计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此外尚有北大及清华联合招考所取新生及他校借读者共学生1452人。联大三常委中，张伯苓原是梅贻琦的老师，蒋梦麟长北大之前曾任教育部部长。张不久即被任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经常驻重庆；蒋梦麟应邀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负责人，亦不愿经常处理校务。于是唯有资历较"浅"的梅贻琦不避劳怨承荷艰巨。八年抗战，三校合作，弦歌不辍，培育英才，饮誉寰宇，永垂史册。但联大草创伊始之际，三校教职员以至学生间亦未尝没有实际的摩擦。南开、清华之间自始即密切合作，因为南开行政及教学方面领导人物多是两校共同栽培出来的，自梅贻琦以降大体都是如此。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与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畛域之见最突显于暂时设在蒙自的文法学院。钱穆（宾四）先生留下生动的回忆：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无聊，乃始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唯清华校长梅貽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曰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①赵赓飏，《梅贻琦传稿》，页56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①我1939年秋始抵昆明，因工作限于教先修班西洋通史，与三校同仁接触面不广，只能略略看出三校事务人员关系不甚和睦，尤以南开一向奉校长如家长的老职员们不免有受"排挤"之感；而远远不能从表面上发现像钱穆追忆中所述，北大文法科教师们门户之见竟如此之深。迟迟于1991年（郑天挺先生去世后10年）读了"郑天挺自传"（刊于《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再加反思，才相信我当时直觉性的揣测是正确的：1940年2月北大秘书长及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多方再三敦促之下，允继沈履（清华秘书长、联大首任总务长）为联大总务长，是保证三校合作到底的主要人事因素。除了郑先生学术文章和行政才干俱孚众望之外，我将在师友丛忆专章之中，首先涉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过人的智慧、正直、厚道和幽默。此外，具有威望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实际领导南开的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及不久即长联大师范学院的黄钰生（子坚）皆能处处顾全大局，自始至终促进三校合作，保证联大长期的稳定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泯的。n联大社群北大、清华、南开虽各有特色，要而言之，三校皆以学术自由、议事依照民主原则与程序闻名全国。战时的西南联大把三校的优良传统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联大与战前三校最大的不同是地理环境的巨大改变和生活空间的骤然紧缩。按：工业革命以前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城市面积，因缺乏动力的交通工具都不可能很大。即以公元！300年左右英国首都伦敦而言，城区的总面积不过是330①《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页53英亩，即半方英里零10英亩，尚不足1方公里，其他一般城市市区之小可以想见。①日常活动的范围取决于每人两条腿的速度与耐力。战时的广义联大区域当然更是如此。联大教职员、家属和学生主要都集中在昆明旧城的西北一隅：东起北门街、青云街，西迄大西门，而倾斜横贯东西的文林街是日常生活的大动脉。街上商店、饭馆、茶馆、书店林立。街南坡巷尤多，人口密集，府甬道晨间菜巿供应充足。清华办事处所在的西仓坡地点最为适中而又宽敞。与西城垣北端平行的凤翥街，茶馆更为集中，黄弱电光之下夜夜客满，弥补了图书馆座位的严重不足。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的英文昆明旧城示意图而"重温旧梦"，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縮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利因素。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简化事实。实际上，生活空间紧縮之中有扩散：自始联大工学院（原清华工学院加南开的化工）就安置在昆,东南城角外拓东路迤西等会馆；清华理工农方面的几个研究所设在北郊的大普集，国情普査研究所设在呈贡；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北郊龙头村。由于日本疯狂的空袭，不少教授都在郊外（尤其是东郊）安家，平时住乡下，有课才进城。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迁①60年代我曾对我国中古都会设计发生兴趣，发现北魏洛阳及唐代长安城垣面积之大为人类史上所仅见；拙文序论中曾涉及西欧及近东历史名城面积。请参阅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淸华学报》编辑部，1965);及Ping-tiH,"L-yang,A,D495-534：AStudyfPhysicalandSci-EcnmicPlanningfaMetrplitanArea"，HarvardJurnalfAsiaticStiiie5,Val26:1965-1966,pp52-101，特别是页51—52。为本章读者参考，北平清华大学原来校园面积为960华亩，约合160英亩，略不足公元1300年伦敦的1/4;抗战前清华面积扩充到1200市亩。我们当时日常活动范围大概不超过清华园原来面积之半。关于抗战前清华校区面积，可参考赵廣飏同书页112。数宇不包括后来划归清华的5000余亩圃明园故址土地。到西南的最初两年里，教授们的经济状况仍是相当优裕，住处也先选北门街（美国领事馆所在）、翠湖东路（英国总领事馆所在）这类考究的"边缘"地带。教授和学生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在后者心目中教授仍是髙不可攀的。①但是，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达到这种精神意境的高知社群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佳话，也是永恒的怅惘，因为它确似一朵昙花，随着战后三校的复员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永逝不复现了。in学风(上）：人文社科一般而言，有幸的是学风上联大能吸取三校之长而去其短。自五四时期起北大即以"兼容并包"树立优良学术风气，而失之于对学生生活及课业完全采取放任政策。清华及南开对学生的纪律比北大严格得多，所以联大学生通常都不得不用功。至于早期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联大不但承继，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文革"后，冯友兰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兼容并包"有极深刻第一性的追忆和解说：①抗战前大学教授与学生间的"鸿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南京中央大学："那样的学风，教授高髙在上，除了上课，学生与老师没有接谈的机会。"见卢月化，"英国文学三杰之一：楼光来老师"，《中外杂志》（台北，第6卷，第5期，1969)，页6。所谓的"三杰"另有中大的张歆海和清华的吴宓。②已刊清华及联大史料中颇不乏教职员及家属生活日艰的文件。1942冬"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是按照当时昆明物价指数所估、最不夸张的估计。教授薪给已远不及战前每月50元的购买力。其结论："过去教授家庭生活的维持，一面靠典卖衣物，一面则减低营养和停止子女教育；现在典卖已尽，有许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页336]……在十年大动乱的时候，这["兼容并包"]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反动人物保留了点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毛泽东、邓中夏、李立三等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北大的，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的道路越来越宽阔，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①我认为联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旧二义。旧义就是五四以降北大的"新旧兼容"。三校人才济济，以中国通史为例，前后即有四家: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四人见解俱有不同，而钱、雷观点及治学方法最为悬殊。新义就是"中西并包"，这个新学风在联大历史系中表现得最显著，可以溯源到30年代的清华。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六年之中（1929—1935)，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史学分析、综合、观点、理论的种种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联大历史系国史及西洋史课程之丰富均衡，事实上可认为是战前清华历史系课程设计的延伸。联大哲学方面，"中西并包"的学风也很显著，内中北大的贡献可观。人文社科方面，联大与战前大学另一不同之点是知识传授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虽然就大多数学生而言，知识的传播主要仍是靠教授的演讲和经常阅读参考书，但战时的物质环境与学术气候有利于师生间较频繁的接触。更重要的是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北大的贡献尤足称道。1939年夏北大决定恢复文科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325—326。(2)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是JhnIsrael，Lianda：AChineseUniversityinWarandRevlutin(StanfrdUniversityPress,1998),pp146-153，对联大历史系的详介颇富史料价值，对雷海宗讲课的精彩有生动的描述。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主持实际所务的副所长郑天挺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顾之劳。所中借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煥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珉、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髙、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其后，史语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相随，就学于李方桂、丁声树、董作宾诸教授。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研究生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JsephNeedham)、休士（ERHughes)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①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郑天挺自传"，页391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对清华同级本来主修中国文学的王永兴，迟迟于1937年11月在长沙临时大学因旁听陈寅恪师的课，才改主修为历史，也是半世纪后才发现的。①这种隔阂固然是战时生活状况所造成，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和我走的是两条很不相同的治学道路。总之，西南联大人文方面所表现的研究自由和治学途径的多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憧憬的。IV学风（下）：理工数理方面，联大教授阵容之坚强远非当时国内一般学人所能深悉。根据最近与林家翘学长三度电话长谈，30年代清华物理系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已经明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物理研究主流和取向；而且系中如吴正之、赵忠尧等做出的成绩，确与他们相关诺贝尔获奖人的研究成果非常接近。杨振宁在联大本科及清华研究院所受的训练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大一物理、大二电磁学、大二力学分别是由赵忠尧、吴正之、周培源讲授的——这种教学水平，除美国少数第一流大学以外，实不多见。联大数理教学风气异常认真，学生做习题极为勤奋。教师中尤足称道者是南开出身、北大专任的吴大猷。在战时图书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他理论物理的论文已能连续刊载于美国和英国几种权威物理期刊，实际上已跻身于理论物理先进之列。他是影响杨振宁一生研究工作最深的两位老师之一。在吴指导之下，杨振宁1940年完成的联大学士论文，已能初步领悟到"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因此开①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前言"。②如吴有训（正之）有关光学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1923年的Prceed;，不但是当时中国科学家的殊荣，而且反映此论文与业师ArthurHCmptn之获1927年的诺贝尔奖金的密切关系。始走向一生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对称原理（应该指出的是群论的人门是靠父亲杨武之先生开导的）。影响他最深的另位老师是清华五级（1933年毕业）中英庚款学成归国的王竹溪教授。在王指导之下，杨振宁1942年完成了有关统计力学的联大（实是清华）研究院的硕士论文，并从此以统计力学作为长期研究的另一主要领域。①从杨振宁回忆中不难窥测20世纪中国物理学界"世代"之间的传承关系@，特别是此一实例中所暗示的课堂之外"面对面"的"师徒关系"。由于师资、学风、学生素质的配合运作，联大造就了不少卓越的青年科学家，如清华十级（1938年毕业）的胡宁和与杨同时的黄昆、张守廉及姗姗来迟年18岁的李政道。吴大猷回忆："他（李政道）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③联大数学方面师资之卓越足堪与物理媲美。30年代南开和清华就特别注重天才学生的培育。最著名的例子是南开姜立夫全力教导陈省身及吴大任，和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提拔仅仅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华在数论方面的卓越成就久为国人所稔知，但很少学人了解回国前的陈省身业已受到法国大数学家嘉当（ElieCartan)的特殊赏识，回国在联大执教期间（1938—1943)已初步莫定其日后被目为嘉当承继人、世纪级数学大师的研究基础。④更少人知的是联大新一代教授中，还有世界第一流的数理统计学家许宝碌（清华第五级，1933年毕业，庚款赴英，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剑桥大学科①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页114一115。②早期亦师亦友式亲切学术传承最生动的陈述是吴大猷对南开大学饶毓泰老师的回忆。饶在为吴请求奖学补助金时曾得到清华叶企孙的联合推荐。详见赖树明《吴大猷传》（台北：希代公司，1992)，页58—62。③吴大猷，《回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页54。④《陈省身文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页21。学博士）。陈省身（1911年生）、许宝騄和华罗庚（两位都是1909年生），也都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全体81位院士之中最年轻的3位。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研院第一届5位数学院士之中，联大已占了4席，可见联大数学师资之雄厚。在如此雄厚师资及优良传统之下，抗战前已毕业于清华及联大早期毕业的数学新秀陆续脱颖而出。林家翘（清华九级，1937年毕业于物理系），就任联大助教期间考取中英庚款数学门，20年后即成为举世公认的应用数学大师，并为国人人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之最早5人之一。清华七级(1935年毕业）已任联大数学系讲师的徐贤修出国后亦显名于应用数学界。清华十一级（联大，1939年毕业）之王宪钟与十二级(联大，1940年毕业)之钟开莱不久俱在美国做出重要的贡献。后者与本文作者及杨振宁同为第六届中美庚款公费生，二三十年前已被公认为第一流"或然率"（prbability)统计专家。王浩本来主修数学，后又攻哲学，在海外称雄于数理逻辑界。联大数学系为国内造就高素质数学教学及研究人员不胜枚举。化学方面，三校师资及其专长分配均衡。北大曾昭抡、钱思亮、孙承谔、朱汝华等实力视清华有过之无不及。南开杨石先主授生物化学，其专业知识、髙度责任感及行政才干，受到联大普遍的尊敬。联大期间三校原有的教员助教或由半资助或由其他途径出国深造者不少。联大毕业的新秀由庚款考试出国，日后成就以朱汝瑾、唐敖庆、王瑞銑为最著。地质、气象等方面联大所造就之人才亦颇可观，不能一一列举。联大工学院，除南开对化工有所贡献之外，基本上就是抗战前的清华工学院。清华工学院是梅贻琦长校（1930年底）以后才建立并迅速扩充的。从目前所能获得相当残缺的早期中英、中美庚款考试资料，可以看出抗战前清华工学院毕业学生录取的人数远远不如交通大学之多。可是，抗战期间举行的第五（1940)及第六(1943)两届清华留美庚款考试，清华及联大毕业生占总共17工程科门公费生中11名之多。大战结束后中英庚款和教育部公费考试中情况应大体相同。可见联大(清华)工程方面巳经是后来居上了。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实证甚多，姑举其二。（1)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与他们早年所受联大的训练分不开的。（2)首批5位华裔人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其中4位都曾是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另位吴健雄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此外，现代科学史中有一数学与物理"殊途同归"的佳话，也应视为联大的光荣。其中内容和经过最好用杨振宁自己的话来说明：纤维丛（fibrebundle)理论中的陈氏级（ChernClass)……不但是划时代的贡献，也是十分美妙的构思；把一个完整的流形(manifld)切开，再巧妙地接起来，天衣无缝还原形。我在一九七五年懂了此中奥妙以后，真有叹为观止之感。我是研究物理的，为什么去求了解陈氏级呢？经过是这样的：近代物理研究自然界的"力"，发现共有四种：核力、电磁力、弱力和引力。四种力和它们的能（Energy)都是规范场（GaugeField)，这是三十年来的一项基本了解。规范场的方程式是物理学者从十九世纪的电磁学方程推广出来的。惊人的地方是这些方程式后来发现和数学家的纤维丛观念有密切的关系。一九七四年又发现了这些方程式与陈氏级的关系。物理学者因而知道有了解陈氏级的必要。至于为什么自然界的各种力都要建筑在几何学中的纤维丛观念上始终是不解之谜。陈教授今天在几何学界的地位已直追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300年左右）、高斯（Gauss，1777—1855)、黎曼（Riemann，1826—1866)和嘉当（ECartan，1869—1951)。①(D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页100。原文作于1983年。联大的历史只有8年，而其数理方面学风之优异与成果的卓越是永垂史册的。V个人生活漫忆诚如第三节所述，联大人文社科方面学风自由，兼容并包。但部门及途径繁多，反而难有共识。加以战时物质缺乏，及图书的搜集亦有困难，一般教师和学生生活都比较散漫。就我个人而言，战前所拟长期自修计划根本无法实现。联大工作前后6年，一半都消磨在准备两度留美考试和应付父丧家难之中。如果在广义的"教育"上还能有点收获的话，那就只有是真正地行了万里路和读了些心理学和英、俄小说。那时清华西文的历史图书放在联大历史系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是在昆明城西北隅外荒冢中的地坛。不知何以内中有一部HavelckEllis(1859—1939)的上下两册《性心理研究》（SfuiwinthePsychlgyfSex)0读后大开眼界，曾和潘光旦先生做过较深入的讨论。英文小说开头先读简奥斯汀（JaneAusten,1775—1817)的经典诸作，虽极佩服她对人性观察的锐敏和描写技术之高超，但她的小说的对象和背景太"小"，不能引起我持续的兴趣。翻读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诸家也还觉得不合口味。转移到19世纪俄国几位大小说家，兴味才越读越浓，对陀斯妥耶夫斯基（FydrDstevsky,1821—1881)，更有观止之叹。小说对我最大的作用是大大地丰富了我"间接"的人生"经验"，使我这一介书生能体会到人间宇宙之大，人类品型之多，性格言行之无奇不有，于是有效地增强我对"人"的了解与"容忍"。名义上我在联大前后6年，事实上我在昆明只4年零9个月。此期间我未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很少参加别的活动。年前杨振宁先生函告，谢泳《大学旧踪》书中有涉及我当年的学术活动：……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学会叫"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士"字），意谓"士子"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社会学的，也有少数学自然科学的，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己见。教授有闻一多、曾昭抢、潘光旦等，学生有王瑶、季镇淮、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等，由丁则良和何炳棣召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人（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听，学生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听后都要相互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一批批学者。一位参加者回忆说："我做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张荫麟先生对我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这种学术空气，回忆起来，真是如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1页）像这样的学会组织，在过去的大学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这个"十一学会"中的学生参加者如王瑶、季镇淮、丁则良、何炳棣、王佐良、吴征镒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①这段"重建"的小小学术掌故读后使我非常瀲动，因为作者用心良苦，不免把我们当时的学术活动过分"理想化"了。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虽然后来和丁则良同为"十一学会"的召集人，但该会创建于我离开昆明的期间（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中旬），因为我如在，会对丁的会名提议提出意见的，这是由于我虽不得不以新的科举为晋身阶梯，我对传统"士大夫"阶级的行为意识有很大的不满。"十一学会"的创建不会早于1942年的舂天。上面征引文所述每两周教授学生轮流主讲很可能是初成立后的情形，那时师CD谢泳，《大学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51生两方都情绪高，手头有"货"，不必事先多作准备。但是，如此频繁而又相当认真的学术讲述是很难维持长久的，特别是"学生"们(事实上早已是助教和教员了）肚子里怎能有那么多的现成"货"。再则现存清华校史档案中，1942年9月5日梅校长已拟稿函呈教育部"组织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委员会"0，虽然档案有缺，我猜想至晚1942年初冬，因珍珠港事件而延期的清华第六届庚款考试即将举办的消息已传遍昆明和西南其他都市，丁则良等多位必已全副精力准备考试，不暇大力推动"十一学会"的活动了。@我终于1943年5月中旬返抵昆明，8月底考完第六届庚款考试之后，才能从容地准备在"十一学会"中给一个演讲。吴雨僧师的《日记》又供给了最简确的记录："十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晚）7—10至TH赴十一学会，炳棣讲Dstevsky小说。偕（李賦）宁归。"③记得有些不满10人的学术谈话，常是在王佐良家里举行的。这次讲谈是在清华办事处，听众较多，或许是讲题有吸引力，或许丁则良等事先怂恿朋友来听，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和讨论居然3伟大与深刻，特别从《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thersKflTm2i;)窥测俄罗斯民族复杂、矛盾、多维的性格，甚至涉及俄国的十月革命。1944年"十一学会"的活动还是继续的，但已绝不是两周一次、教授"学生"轮流主讲，而且教授已很少参加了。我曾讲过一个外交史上的题目，19世纪末叶以降，英、美是否合作与世界政局能否稳定有密切的关系。1944年"十一学会"里最精彩的一讲是北大何鹏毓的"明代内阁"。他运用史料之熟练，分析内廷宦官与内阁首辅关系之细致生动，远胜战前吴晗明史课中的演讲。联大后期郑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页239—240。②我的推測是根据景洛前后的信。她讲明清华留学第六届考试初订于1943年3月下旬举行，第二信言展期至5月下旬，而我5月初才赶到重庆，由叶企孙师始悉考试又延至8月。③吴,《吴宓日记，1943—1945》，页139。天挺先生明清史课与何鹏毓合开，最后全部由何一人开，是有充分道理的。何体胖、善烹饪。我出国前他曾请景洛和我吃饭，事先半笑半叹地告我，为了做好一碗酸辣汤，他晨间特别买了"十滴麻油"，可见当时（1945年夏）通货膨胀的严重了。他是国民党员，我一直未能探悉他在新中国的命运，更不知他是否有机会发挥明史的专长了。尽管征引文中所述的是多少加以"理想化"过的"十一学会"，但文章开头所讲1949年以前大学师生关系很中肯要，值得我们反思：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师生之间关系躲洽，除了彼此道德水准外，还与大学里的自由空气有关。……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流亡台、港、海外人文社科方面先后世代的学人相比，"旧大学"确是"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道德水准"较髙，没有鱼目混珠、自欺欺人、互相吹捧、树立利益集团等不良风气。一般生活当然不限于读书治学。抗战期间最幸运的是住在昆明。昆明位于北讳25°，而海拔5700尺，所以气候得天独厚，昆明真不愧"春城"的美誉。夏日与南京、南昌、武汉、重庆等"火炉"比，昆明真是天堂了。我个人特别受到春城气候的"恩惠"。在日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我患了可怕的斑瘆伤寒。我只能专雇一辆驴车逃到东北郊岗头村，被锁在小山坳一间茅屋里静躺七天，按时由景洛（她那时在南菁中学教书）开门送饮食，第八天便能搭驴车回昆明了。据医生说，如果是在重庆等地得了此病，就会非常严重，只有在春城才能无药自愈。衣食住行，食最基本，而一般回忆联大之作仅着重通货膨胀、营养不足方面，很少提到昆明吃的文化的。我没有忘记景洛在乡下工作时，我吃联大教职员包饭的"紧张"：像我、葛庭燧、牛满江、卓励等彪形大汉(1)，每人都尽先吞下压得满满的一大碗干饭，然后再狼吞虎咽那几道所谓的菜；我也没有忘记逃警报回来，只能聊以两小碗，总共不过四五两纯面条的汤面充饥。但是，任何事都需要决心，如有决心，五六年之中总还有倾囊去尝一两次"新"的机会。因此，我反而要专向"美"的方面回忆了。今夏（编者按：指200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在昆明长大的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现为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谈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惊讶，他居然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先就云南特产而言，菌类中的鸡枞早已屡见于明清笔记，名贵非我辈战时所能常享，而且说实话，并不是像传统文人仕宦说得那样特别美味。滇中菜蔬之美当以"豌豆尖"（即今日海外华人城俗称的"大豆苗"）与蚕豆。蚕豆在西方从其意大利名，叫作Favabean，是髙级意大利及法国式餐馆中配菜珍品，成本很高。六七美元的蚕豆荚也还剥不出一满盘蚕豆粒，而且内中部分已经淡绿和微黄不嫩了。豌豆和蚕豆一般鲜嫩季节甚短，而在昆明鲜嫩季节可以长到八九个月。更妙在晨间上市的全是已经去壳的蚕豆粒，价钱不贵。50年代遍翻美东诸馆所藏中国方志，发现明代江南志书之中巳数见"云南豆"，可见云南的豆类自古即很有名。我祖籍是金华，食品中最足自豪的当然是金华火腿了。但我①葛庭燧对物理及金属学卓然有成，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因病延期于1937年毕业于清华，战时为联大物理系教员。牛满江，生物学家，时为北大教员，不久即离联大，后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卓励当时是北大物理系教员。必须承认如果光吃火腿片的话，宣威腿或许要胜过金华腿，尤其是昆明绥靖路东月楼的"锅煬乌鱼"（纯凭拼音而不知原来"乌鱼"是哪两个字）。这道连李伯重先生已经不知的名菜，事实上是取宣腿最精嫩的部分切成薄片之后，裹以粉浆，像北方软炸里脊那样炸成的，但至今屡求仍不得其解，何以叫作"乌鱼"。另一美食是"过桥米线"，以正义路三牌坊一家饭馆为最有名。它基本上是一大碗滚烫的鸡、肉（有无火腿已无法追测）汤，食者以盘中已经切好的生鸡、生猪、生鱼等薄片放进热汤一泡，即可取出调味人口，原理和涮羊肉相同，就是不用火锅而是用滚汤。米线或面条当然都是先煮到略熟的。火腿月饼、五香和玫瑰大头菜也是以三牌楼一带专店的最为有名。昆明甜食业相当发达，据说是与吸鸦片有关。文林街上就有一家甜食店，"炖牛奶"很有名。难得的是鸡蛋和牛奶打得非常均匀，绝不像"甩果"那样乳蛋分离，并且很讲究地用冰糖煮。1939年底前我以助教的薪给还吃得起这个髙级补品。最平常的食物要箅面、米线和饵炔了。我嫌后二者无黏性，经常吃面。昆明的面条近似广东的伊府面，比较宽条。一般先将大量的面条煮到六七成熟即取出晾在大竹盘上，稍涂些油以防黏着。我总点"焖鸡"面，至今也不知道"焖鸡"是哪两个字。事实是以蒜和酱油煮好的瘦猪肉丁，汤咸而鲜，味精很多，而面条几乎历历可数。大概由于常吃"焖鸡"面，而昆明本地人又没有吃大饼、油条、包子、佼子的习惯，所以我时常觉得肚子空空。即使景洛回到联大工作，我们晚饭后还是常走过小西门内武成路，去五华山东边的一家专卖煮羊肉的回民店补充营养。这家店铺每夜灯光四射，大铁锅里满满滚滚乳白色的汤和其中发出的羊肉香味，使你至少非点一碗"羊肉拐骨"过过瘾不可。偶尔有老人点"一碗灯笼"，夏间我考李伯重"灯笼"是什么，他说完全不懂。"灯笼"是羊眼睛，要好几只羊才能供应一碗"灯笼"，所以不是随时都有的。如果中国烹饪词典未曾收进的话，应该收进，这才是昆明第一"特"食呢。随着美国"飞虎"空军大队和其他陆战及情报部队来到昆明及其郊区，随着跑仰光的暴发户和游资的集中，昆明生活的两极化日益显著。"新富"穷极奢侈，教授及薪水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吃的方面开始多样化，昆明东南城外南屏街一带已有下江餐馆出现了，以全家福为最有名。它的招牌菜是炒鳝糊、烧肥肠、虾子冬笋等。沿街摊上卖美国香烟和美国罐头食品，以五磅装的牛油最受欢迎，价钱比奶酪（cheese)高。真行家如雷海宗师买后者，因既价格较廉又富营养。可是髙知之中懂吃喜吃奶酪者甚少，而肉、蛋价格逐月飞升。总的来讲，通货膨胀不断恶化之中，联大师生一般营养成为严重问题。美军既集聚昆明四郊，美国新拍五彩电影供应源源不绝。南屏电影院装修扩充之后，夜夜客满。彩色长篇《白雪公主》因争先购票挤出人命。造成连演售票空前记录的是约翰，斯特劳斯（J-harmStrauss,1825—1899，其所编制大量华尔兹舞曲风靡19世纪欧洲）的meGwiITaZte(《翠堤春晓》）。联大"穷学生"竟有连看七八场之多者。一时联大社区大街小巷随处都可听见低吟、髙哼、哨吹"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林中故事"者。据说不少昆明土著中学生亦不乏效颦者。就是在昆明旷古未有的世变之中，我于1945年秋飞往印度，候船去美国留学了。【第十一章】师友丛忆在试图结束对我在国内长达11年之久的"读史学徒"（intellectualapprenticeship)期间（1934年秋入清华至1945年秋出国）的回忆时，觉得颇有几颗黄金和钻石块粒未曾也无法收入以上较概括、分析、评估性的篇章。屡度提笔之前，不少位师友们当年的神貌言笑都历历如新、闪电般地涌进我的耳目心灵。凡是他们之中，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风格和幽默至今仍清新隽永者，不拘长短，都一一收罗于本章内。I郑天挺（1899—1981)也许是由于特别缘分，我早在清华三年级时就知道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毅生）先生清史造诣甚深。那年清华行"导师"制，我特选陈寅恪先生为导师，因此课外有正当理由偶尔登师门请益。当我到西院陈府面呈隋唐史班习作论文（"唐代皇位继承问题"）之后，陈师即精彩地发挥何以唐太宗和清康熙这两位最英明的君主，都因皇储问题不能解决，而感到长期的烦恼与苦痛。谈话上溯到有清开国时，陈师曾提到郑先生对多尔衮称皇父问题考证的精到。那时我虽注重西洋史，却随时也注意到国史研究方面较精彩的文章。七七事变前夕，读了孟森"八旗制度考实"这篇文章之后，对北大的明清史产生很大的敬意。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所以我1940年2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瘅不是没有理由的。关于这位名副其实的"北大舵手"崇髙的品德、史学成就及其对北大及联大行政方面的贡献，目前已有不少资料可供参考。①本1944年初夏，某日我上午去地坛历史系办公室翻选西文书籍，照例要先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将进校门不远，听见后边有人叫"何先生"。我回头一看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马上就说清华留美①其中重要的是：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介绍评价郑先生一生学术贡献最好的:篇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了。"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他说有一件事藏在他心中已经很久：有一份答卷对较容易的题目如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的是哪些人之类的，答得不好；而对两个重要的题目，如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与建树答得不但很好，而且对摊丁人地颇有创见。他问我这卷子是不是我的。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很像是我的。他半笑着问我："你自己打多少分？"我当然谦虚一点地回答，只能打四五十分，因为三个史实性的问题都答得不好，而且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者只能答出恭亲王奕诉一人。他说我得了74分，是最髙的。听了这话我内心才千肯万定，我今番考取了！因为我前此确以明清史是我的"弱科目"。极力维持表面的镇静，故意和郑先生开个小玩笑，我说："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郑先生提高声音回答："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材大典，如果按照呆板式的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1974年夏，我一人去天津，与莲生妹扫父母墓。次日上午8点半钟南开大学即有车来接，对南大历史系教师做一学术报告（题目是"中国文化土生起源的研讨"）。杨石先校长致词后，我未开讲正题之前,先追述了以上真实的故事，并声明无论国内"文化大革命"如何破旧立新，我在海外是永改不了我的"封建"观念，内心上一直称毅生先生为"恩师"。郑先生另一轶事年月已记不清，但应发生于我1943年舂返回昆明之后。1940年因日机频频来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5公里多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为蒋梦麟校长疏散之用。此外在阶下另一大院里盖了1间平房，另加一大厅及小间房以备紧急时北大同仁暂避之用。吴大猷先生对北大岗头村这所大院在空袭频仍岁月里，拥挤、紧张和教授多家之间时或不能避免的"摩擦"有极生动的回忆。①吴大猷，《回忆》（台北：联经，1977)，页43—46我返昆后，日本空袭频率大减，美国"飞虎"空军大队扬威，人心大定。想像中岗头村的北大大院应远不如初期那样拥挤。可是人事方面摩擦仍是不免。盛传蒋梦麟夫人陶曾穀女士与北大同仁及家属不睦，与周炳琳个性上冲突尤烈。因此双方都向秘书长（郑先生始终是北大秘书长，在联大是总务长）抱怨，要求大院与蒋寓之间筑一髙墙，互相隔绝，永避冲突。郑先生一再调解无效，最后只好同意搭墙；墙确是搭了，但只搭到一尺多高便停工了。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先生也不把墙搭高。不到半月，双方羞愧难当，不谋而合地又要求秘书长把这道碍眼的矮墙拆除了。只有毅生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1948年12月17日，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之中，北大全体师生举行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会，数日后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献郑先生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以感谢他多年来对北大做出的积累贡献。"北大舵手"这一崇高荣誉郑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最令我不解的是：1952年院校调整时，大大扩充改组了的北京大学竟容不下这位全部身心奉献于北大如此之久（至少从1933年受命为北大秘书长起），生平最喜爱、最需要北京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权威；竟把他与清华的雷海宗拔根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此中内幕，希望今后学人多做考证。只有胸襟豁达似海、学养兼儒、道之长的郑先生，才能抑制自己极度的失望，另起炉灶，以全部身心投入领导和发展南开的历史教研工作。自1952至1981年底的29年间，南开历史教研的累①"郑天挺自传"："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来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郑天挺学记》，页400—401)累成果是与郑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个人方面，1979年秋至次年初春，能自海外协助南开筹开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能于1980年夏亲自看到郑先生身心两健、会议十分成功，感到无限快慰。不料郑先生竟于1981年12月20日在天津仙逝。接到南开准备为郑先生出一本纪念文集的通知之后，我极用心地赶撰了一篇有"革命"原创性的长文"鱼鳞图册编制考实"，聊表对这位当代"完人"的尊敬和爱戴。补录此忆撰就之后，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克晟教授以其尊人毅生先生有关详阅第六届清华留美考试明清史试卷的13天日记（1944年1月16日至28日）影印惠赠。第一日所述阅卷打分原则最有参考价值：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曰，晴。八时起，阅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明清史试卷。先将弥封试卷十五分（份）各编一号数，粗阅一过然后分题按号详阅，较其优劣定分。先录于纸，阅毕一题审视无异乃登于试卷。俟五题均毕，积其总分登于卷面，以求公允。……午后小睡。……[晚]九时归。阅卷至二时始毕。第一题每卷各阅三遍，几于一字不敢遗。幼时读先君甲午（1894)北闱同考笔录册，用蓝笔登录极详，有已荐而涂去者，有已弃而重荐者，知每卷盖数阅焉。其后視学三省，小子闻之于董季友姑丈，亦若是焉。小子谨识之不敢忘。民国十七、十八年，两次襄校浙江县长考试试卷，十九年奉命为浙江县长考试委员，皆矢公矢慎，恐堕祖德。今日所甄拔仅一人，更不敢稍懈也。评阅清华留美考试试卷如此慎重，也是反映郑先生处世为人的道H②Q:-?錄i巧恭vvvf#诀4嗲，：麇々p。嚎卞f？劣一农网4汐乂5n，-;、？？芊。1姝"杀44+令::1{硪腑化史萄i：JfiI郑天挺1944年1月16曰曰记节录德，确是足为后世法的。n钱端升（1900—1990)钱端升先生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我与他个人的接触不多，但是我出国前他对我所讲的话使我终身难忘。为充分了解他所讲的话里的坦诚与智慧，有必要略事介绍他学术上的成就与事业上的失望。钱先生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7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清华学堂。1919至1924年留学美国，五年之内完成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ParliamentaryCmmittees：AStudyfCmparativeGv-emme/a(《议会委员会制：一项比较政府的研究》）。这个题目就反映他长期对代议制度及民主法治的信念友其在中国可行性的希望。1924年回国，先后在北大及中央大学执教，经常发表政论。七七事变前夕完成巨著《民国政制史》上下册。同时对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完成重要的补充和修订，以至1936及1942年两版《比较宪法》皆以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方式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自抗战军兴至中共开国的12年中，钱端升四度出国开会和讲学。1948年访问哈佛时，该校出版社刊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TheGvernmentandPlitiesfChina(《中国政府与政治》）。此书主要结论是：国民党初期改组后，本有可能使国民政府演变成为民主法治步骤，此项建立民主政制企图之失败，不得不归罪于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和军事独裁。由于他一贯的民主信念，无论当国民党晚期或中共开国之后，钱端升的政治抱负都未能实现。①①HwardL-Brman，edBigraphicalDictinaryfRepublicChina(NewYrkandLndn：C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1971，Vl,l，"ChienTuan-sheng",pp376-379)。此传叙事及日期（特别有关钱氏出国访问）较为详细正确。关于钱端升的英文修养及1949年后的事迹，可参阅钱大都"父亲钱端升2000年9月），页85—89。钱先生英文造诣甚深，生平酷嗜西方史学名著，尤其欣赏崔维林(GMTrevelyan)文章的秀洁典雅。他不惜投入大量精力完成崔氏名著《英国史》的翻译。中日战争时期钱端升执教西南联大，被聘为清华第五届（1940)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科目之命题人。吴保安得95分，我得94分，这是我和钱先生唯一的书面学术"接触"。1945年春，某日午前11点左右，我自地坛历史系办公室准备去联大新校舍里行政研究室去找朋友稍事聊天，再进城吃午饭。不期看见钱端升先生迎面走来，向我招手叫我同到他那小间办公室谈话。他讲的话大意如下：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巳打得比我们（在国内时）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所以你们出国深造前途不可限量。要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截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我希望你能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清华及联大师友们对钱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政法根基深厚，英文写作能力甚强（我个人觉得政治学系老师辈里英文以王化成和钱先生为最好，而王的英文口语之流利，声调之锂锵，视英、美一般政治学人有过之无不及），虽不能说与人落落寡合，但也不太容易和人亲近。最难得的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髙、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但对后辈黾勉有加，而且敢于追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进而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之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半个世纪以来，每一忆及钱先生赞勉之语，心中感动难以言喻。但同时总不免仍有点怀疑：钱先生只批过我第五届清华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的卷子，怎会即能对我做出那样肯定性的预期呢？他所说"你们这一辈"究竟还有谁最具代表性？苦索穷忆后的回答是：联大行政研究室钱先生指导下的陈体强。IE陈体强（1917—1983)七七事变以前我经常观察清华同学之中，在人文社科方面，有哪些位具有考取中英、中美庚款的潜力，哪些位英文根基最好。那时我已觉得十一级（1935年人学）外文系同学中如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的英文要胜过我们十级的外文系同学。此外，十一级还有自幼即进美国学校、英文写作及口语流利有如母语的施铨元（主修工程、施肇基族人）和政治系的陈体强。陈系出闽侯世家，我和他在北平时就交谈过；联大共事期间不时讨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他与我情况不同，我除准备两次留学考试之外，生活散漫，一直在渴待完成西史训练以为终身转治国史准备，而他能先在联大的行政研究所工作，又进重庆外交部，极为清华老师、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所赏识，拔升为科长，所以多年持续地专攻国际法，未出国前根基即异常坚实。我于1945年秋赴印度候船赴美，陈体强后我于1944年考取教育部留英公费，但早我出国几个月。他抵英后数月即函告我中英文教基金会（BritishCuncil)已为他选择了牛津大学，而他个人极望能去剑桥大学、从劳特派赫特（HLauterpacht)教授攻读博士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