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I"W清代社会史清史（协助教研）(孔、刘、雷三先生的西洋史名著选读就不再列举了。)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页338—348C雷海;]"轮流开班中中秦对我所提倡的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囯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1929年与1937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①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人才、教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不过具体而微而已。清华中国史课程的比例要高过美国大学中美国史的比例，这是因为美国与西欧究竟是文化同源，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清华毅然决然采取西方人文通才教育的取向。清华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理应会于20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优点，竟能部分地突显于本年（2000)7月3日下午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及相关各所负责人的会谈中。茶休之前数分钟，语言学家丁邦新院士坚决主张从中院现有人文诸所中分出新所，以求研究方面进一步的专业化。茶后林毓生院士发言，谓原创性贡献必须先有宏博的知识和工具基础，创新有赖优良的传统。林院士的发言引起我提出与丁邦新先生针锋相对的意见。我首先以本人在清华二、三年级时选修和自习的课程为例——雷海宗先生修正形态史观、启人深思的宏观中国通史；先自读，后名义上选修的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孔繁霱先生的欧洲中古史；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写论文代考试）；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陈之迈先生的近代政治制度；刘崇铳先生的欧洲19世纪史(考试加研究性的读书报告）；自修但受刘师指导的欧战前外交史①《蒋廷敝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页125名著数种；第一二年德文，自己课外选读德国外交档案若干件——以说明这样性质不同的课目，即使集合目前中研院人文诸所为一校，还是不能满足求知若渴的青年的需要，更不必提俞无古人如陈、冯等大师的课了。若非及冠之年初尝驰骋中外古今之乐，一生怎能有最低必要的胆识持续国史攻坚的工作？！茶后丁邦新已不在场，但在座同仁多以我的意见为然，甚至有对我明说："这种话你应该多说几次。"其实，我所说的不过是30年代清华历史系一个小小的例子。类此而又放之宇宙而皆准的话，是新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中院内外学人曾不止一次说过的一条物理学原理："无限(倍数）的无限小的总值仍是无限小。"这才是对目前主张学术极端部门化者的当头棒喝。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烦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清华大学(中)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我在北平清华的三整学年（1934—1937)确是非常专心用功的三年；尽可能挖出自修的时间仍感不足，又怎愿分神于政治运动呢？在不满百年的人生中，但愿能有三四年短暂的机会完全钻进象牙之塔，却因国难之日益加深而无法全部实现。1934年秋刚刚开学不久，我级就有一批同学从事于竞选、力求操纵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大小社团。我的政策是全力读书，不管"闲"事，可是自始即观察到这些政治活跃的本级同学中确不乏真正干才。我1932年底被南开开除几月之后，即在北平由南开同班、初中时田径密友长沙周永升介绍认识了黄诚。黄手笔快、口才好，正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以补偿他对家庭安排的婚姻的不满。我曾不止一次见过这位少妇，现已忘其姓名，可能是周的本家或亲戚(黄诚最后以中共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身份被国民党顾祝同部队俘虏，1942年春不屈而死。本文特别述及黄诚青壮年韵事以备编撰中共烈士史传者参考）。和黄诚在一起的吴承明也是1933年春即在北平认识的。我自始即认为吴是清华十级头脑最清楚、分析能力最强的级友之一。当时政治活跃的同班同学中，姚克广（依林）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虽是背诵，文稿是必须事前自己亲撰的。第一名的英文水平最具体的计量尺度是何人第二。第二名是政治系研究生、燕京大学毕业的网球队长罗孝超。罗系出福州外交名门，他的祖父罗逢禄是李鸿章极赏识的外交干才，驻英钦差大臣（即全权公使）。罗孝超的父亲也是驻英外交官，罗的小学教育是在伦敦完成的。而姚克广仅仅是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将将满17足岁的大一新生。这一项从未见于大陆任何公私有关姚依林的资料，我在1994年底委托国务院办公厅转致姚依林家属的吊唁信中首次追忆的。我们十级最大的特色是自始即表现出特别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表现政治活动能力的头一个对象是反抗"拖尸"（tss)运动。"拖尸"是引进已久的美国大学本科陋习，高年级学生对一年级新生半游戏、半污辱性的人身"虐待"。巳故级友居浩然（1917—1983),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子，一位极锐敏的政治观察家。有以下的追忆：……就在反"拖尸"运动的号召下组成[十级]级会，由此领袖人才纷纷脱颖而出。入校不到三个月，已进而问鼎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若在往年，这无异痴心妄想。因为学生自治会的控制权一直操在三四年级老大哥手中。就是一年媳妇熬成婆的九级，也只能在外围摇旗呐喊。到了我们十级，天下大变。一年级时"新鲜人"（freshmen)巳活跃大礼堂，二年级开始，大礼堂讲台上主席团的成员十級占半数以上。就中如黄诚、吴承明、姚克广诸拔尖人物，头脑之清楚，反应之敏捷，辞锋之锐利，往往使老大哥相形见绌。1935秋……黄诚已经是名至实归的清华学生会主席，也因此当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天安门大会的总主席。①由于与黄、吴考清华前已认识，姚的才干和英文令人钦佩，反"拖尸"又是正义运动，有助于建立十级的尊严，更由于我正在力求实践"扎硬寨、打死仗"的读书原则，所以整个第一学年竟能不过问校内政治，在磨炼一己意志之中"平静"地度过。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左派同学竞选拉票的手段和制造"紊乱"的用心都无异议的。我之卷入政治斗争是因为"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两个月间左派领导的请愿、罢课、罢考，尤其是1936年2月20日下午教授会在科学馆三楼大教室"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髙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冲入"。以致引起在校总共74位教授中68位教授签名发表辞职宣言。这天晚上我们不少埋头读书的同学就在同方部(早期所建的小礼堂）开会，商讨如何组织起来，对抗救国会持续破坏校规秩序的策略。居浩然回忆中的观察是正确的："一二一六"大示威后，清华学生内部发生分裂。主流是救国会派，控制学生代表会干事会，对外代表全体。反主流是同方部派，人数号称三百，实只百余，对外限于个人活动。就我回忆所及，我们被称为"同方派"的原是毫无组织经验的乌合之众。内中虽有国民党同学六七人，除一人是江苏籍外，其余都是东北逃亡入关，历经千辛万苦考进清华的，平时不得不用功，也不得不遵守清华良好的政治传统的（内中包括标枪国手彭永馨）。所以复课之后，同方派等于不存在，大家都回到读书岗位。西安事变狂飙袭来①《清华大学十级（1938)毕业50年纪念特刊》（台北，1978)，页10—13②《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页914。之前的九个半月竟是我吸收知识最大量最多样的"黄金月"！西安事变才把我重新卷人校内政治斗争，而且我的"事迹"已载于199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之中。我先将这项关涉我而细节有待详考的"当时叙事"全文照录如下：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二十五日学生会被捣毁的经过二十五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聚众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我当时在场，并且是何、刘等攻击的目标之一。为使同学更明了事实真相，谨述当时情形如下：九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和许多人谈这次西安事件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听见楼上救国会发生叫"打，打，"和其他吵闹的声音。正在不得其解，楼上跑下一个同学说："王达仁被包围了，最好请人出来排解排解。"宋士英君、唐宝鑫君听见这话，连忙跑上楼，我也随着上楼。代表会主席王达仁君正在写当天代表会布告，手里还拿着一杆笔，态度很镇静，很诚恳，屋子塞满了人，一个个骄横满面，气势汹汹。"王达仁，你叫的口号问过谁的同意？""时间太匆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王君说。据事后问王君，这些同学先跑到王君房间，准备将王君毒打一番，王君不在，因此来到学生会，王君第一句话就问："听说你们要打我，我想不会。"因此见面不容分说的毒打没有举行。"你为什么不征求我们同意？""你有什么杈利乱定口号？""打打"之声又起来了。王君说："请安静！诸位同学有话尽可说。""你准知道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吗？蒋委员长虽被放出，但中央并不满足，也许还继续讨伐哩！不根据事实你就叫口号。"许多人的声音。"这是我的错，但是我觉得中央不会的，蒋委员长巳经出来，张学良下野，不是可以和平解决了吗？"王君委婉地解释。"不通！不通！""王达仁，你简直没有国家观念，明明有中华民国，你不叫中华民国万岁，而叫中华民族万岁。没有民国，怎么有中华民族万岁！"说这句的人是刘安义。王君又解释。屋里是一片乱糟糟，有几个人跑去把报夹子拆散，准备着打人的姿势，有些跑去翻东西，有些威胁着王君。门内陈囯庆、秦宝雄、莫德全把守起来了，把救囯会把守起来了，把救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与外面隔绝不通。宋士英君直踱步，唐宝鑫君叹息着："真痛心！清华园居然发生这种事！""请你们……"我原想说，"请你们好好地讲，何必这样？"但是我的话被切断了。"你不配说话！""你什么东西！""混蛋！"一片吼声，最清楚的一个是"打死她！""搜查救囯会！"山涛似的声音，大家都动起手来了，椅子被踢翻了，柜子被打开了，几乎倾跌下来，里面一捆捆的旧文件，被拖出来扔去地上，桌上的报、笔、本子乱扔乱飞，墨水流满了一桌，还一滴滴地滴下来。总务科办公桌有几个抽屉是锁的，锁这时都被扭开了，笔记本、私人的物件，随意塞在口袋里。我走到总务科的办公桌前。要搜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但是这些人既然像暴徒似的在这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这些人在这儿的抢掠情形，最好请潘教务长来看看。"我想打电话。"哼！你想打电话吗？"莫德全跑了过来拦住。一个矮个子，穿着制服，戴眼镜，南方口音，上次大会他就是捣乱最凶的一个人（后来听说他就是王嗫）。我无论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这横无理性的人，他的拳头伸出来了，拳头压在我的胸上，一面嚷着"打死你！"幸亏宋、唐两君在场，竭力劝着。我和王达仁君都幸免于被毒打甚至是"打死"。几个人跑去拆毁电话机。我跑回沙发前，这种不法行凶情形，我只看到过两次：一次在高碑店，那是雇的一群打手殴打手无寸铁的爱囯学生，拆毁村庄小店。一次是"二二九"军警搜查清华时的无理暴行；这回却看到第三次。我诧异，我痛惜；诧异大学生居然会有这种行动，痛惜自由和平的清华园竟这样被玷污！我叹息说："我真不曾见过这种情形，我痛心！""哼！你没见过，今天就叫你见一见！你不见也得见！"刘安义瞪着眼向我喝。"《晓报》！《晓报》！"搜查了半天，像得到奇迹似的，大声地叫唤。"看着有晚报没有！汉奸报纸！""明天公布，打倒救国会！""人民革命同盟会告民众书，好极了！好极了！"通通地踢桌子。在非法搜查的过程中，林传鼎、蒋宪端君在场，没有说一句话。这种横暴的行为，继续三十分钟之久，把救国会捣毁不堪，才认为满足，大声呼叫，扬长地奔下楼去。事后立刻请潘教务长来查看，荒乱不堪，随着听说何炳棣、刘安义等到宿舍去非法搜查同学房间，有殴打同学的情形，潘教务长于是又到体育馆前去查看了。这完全是事实的叙述，我不曾加以丝亳的增改。个人的遭受侮辱本不算什么，但是这却牵连到全体同学，整个救亡运动，破坏了清华的自由空气！破坏了救亡运动！使我们由去年"一二，九"到现在光荣的覌苦的工作加上污点，却是要请全体同学注意的！《清华副刊》第45卷第10期①1936年12月28日以上这项事件发生后两三天内"重建"的记事需要严肃的考证。首先必须从"内证"出发：记述者的立场和动机以及所以必须歪曲部分事实之故。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九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和许多人谈这次西安事变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的开场白就漏出大破绽。西安事变真正是天下大乱，他们的希望和企图是酿造长期更大的混乱。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的解决对救国会等组织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轰击，以致当晚中立的同学们无不觉得平素得意洋洋的救国会领导者个个都如"丧家之犬"，他们怎能像黄绍湘所述那般公正、客观、安详地"谈这次西安事变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呢？！这是稍揭立破的谎言，其理至明。再应注意的是黄的记述既是两三天内"重构"的，就不得不对当晚人物出现的先后和行动发生的时序或多或少地概括化、笼统化。黄记述半标题式的开头便是一例："二十五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聚众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我当时在场，并且是何、刘等攻击的目标之一。"事实上，我个性不是和同学很容易变成相熟的，我只知道刘是九级，不知他所修何系，平素只注意到他和同级的章惠中喜穿最时髦的厚呢"夹背"（乍看好像双层背面）的西服上衣；衣着过于"海派"者我一向是"敬而远之"的（80年代在北京才迟迟发①赵石于2000年6月30日复我长信的一部分现刘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坦诚爽朗的性格）。我和刘绝不是同时同伙去"捣毁"学生会的。顺便也应提一下我当晚也不知道有企图围打九级王达仁之事。我平素观察到王的行动为人与常人有所不同，但相信他是天性善良的理想主义者。当晚既未在救国会址看见他，更与企图围打他无涉（王抗战期间在西南与苗族村姑结婚，即说明我在北平时对他个性的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我1936年12月25日晚所作所为和所遭所遇详忆如下。获知蒋介石飞返南京，国家不致大乱之后，我照常去图书馆"开矿"，不理大礼堂开会之事。但因西安事变戏剧式的开始和结束使我无法平静集中读书。大概快到9点钟时我即走出图书馆，南开中学同班老友陈国庆正走向前来，对我说:"今晚他们在大礼堂开会，真是像丧家之犬一样，可是还要喊中华民族万岁，不喊中华民国万岁。……"我一听大怒，心想这些只知有"第三国际"的竟如此没有国家观念，于是对陈说:"咱们去一院学生会。"就向南走去，想不到全楼相当清静，简直没有看见什么人，于是就上楼了，学生会办公室内只有黄绍湘一人看守，我们不顾她的盘问，夺步走到柜台之后去翻检架子上的各种各样的印刷宣传品；完全出我意料之外，一眼就看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津贴民族解放先锋队400元的收据！我立即决定先回七院宿舍，把这项文件放好，可是在屋子里呆不住，莫名其妙地走向四院，强迫工友开高班同学何凤元的房门，搜査秘密文件而一无所获。空手出四院，大操场上已有不少同学喧喧嚷嚷，人数越来越多，一二十分钟内已聚集了好几百人。我站在体育馆外，这时物理系同级的王天眷双手叉腰，眼瞪着我，踱来踱去，重复地用宁波腔的国语说:"你是好汉？好汉怎么做强盗？！……"他终于用拳向我左肋猛击，我闪开，用拳向他左肩还击；这时原本消沉沮丧的左派同学已人多势众，而且不少人拿了棍棒，我就杀开一条血路，急急跑向北院刘崇铳先生寓所"避难"。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殴幸而发生在我逃掉之后，否则我一定是左派棍棒的首要对象。午夜后校园鸦雀无声，我才一人溜回七院宿舍。同屋黄明信看我未受毒打才放下心，他已和知友生物系潞河毕业的林从敏（我终身不渝之交）、梁瑞麒和几位南中运动员同学略事商讨过如何在必要时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次日上午日上三竿之后，在这几位同学陪伴之下，我走出七院大门时被至少十多人拦阻，为首者是九级土木工程系的高葆琦。我虽多年注重体育，一般情形之下，一对一的搏斗是不怕的，但高葆琦专练双杠，肩膀之宽可能是全校第一，确是我极大的人身威胁。幸而他左顾右盼，发现我后边有人相助，而且这几位相助的人都是经常在体育馆见面点头互相招呼的人；更由于髙仅仅是左派的同情者，与我平日无冤无仇，刹那之间竟把我放过。当我向南疾行，匆匆走过小桥，去甲所梅校长寓所半程之时，忽然听见后头骑车赶来，口呼"打！打！"正值数学系杨武之教授散步至此，他惊讶之中只说了一句："同学不可以打人。"当这位至今未能对出姓名的左派打手下车准备动手之时，我把他端详了一下，表面力求镇静，只说了一句："你要怎么样？"他看我比他又高又大，不作声骑上车向北扬长而去。我向梅校长报告25日晚我的行动和违犯校规之处，强调说明手头保有张、杨津贴民先队400元的收据，这收据如不谨慎流到外边可能惹出大祸，极愿将这收据面呈校长，可是有一条件……梅校长不等我说完这句话，马上便说："学生不能向校长提条件……"我马上回答："梅校长，对不起，我说错了话，我可以不可以提出请求？"梅校长问是什么请求，我说把收据面呈校长之后，请校长下命令所有左右两派组织全都解散，这件机密的收据由校长毁掉，清华的事由清华内部解决，不要再向外宣扬惹出是非。梅校长说他虽不敢说究竟是否这样办,但他个人的想法和我的请求相当接近。于是在我稳妥面缴这收据之前，梅校长果然下命令解散左右派组织，大家回到读书岗位。讲明了我在25日晚真实行动之后，不难了解黄绍湘开头把我和刘安义等"三十余人"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试看：在黄叙述要打而结果未打王达仁的"细节"中，提到不少人的姓名，记了不少人的对话，描写了不少人的姿态，指责了不少人的行动，在喧喧嚷嚷"一片乱糟糟"之中，没有一处涉及何炳棣——这不就有力反映我本不在这"三十余人"之中，本来是单独行动的，行动完成即离开学生会所了吗？黄绍湘追述刘安义等"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的细节中既然完全未涉及我，何以在追述的开头一定要把我列为两个"首恶"之一呢？这就需要细致的分析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拿走张、杨津贴民先收据的消息传到原在大礼堂开会的救国会领导之际，他们马上就感到后果堪虞。因为他们事先勾结张、杨的实据如果公布，不但南京政府，即使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认为他们是犯了滔天大罪的。因此，他们真恨的是我，想真狠打的对象也是我，报道中必须列为首恶的又是我，而最苦在不能也不敢道出我的真姓实名。黄绍湘追述中有以下极耐人寻味的一句话：……要搜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但是这些人既然像暴徒似的在这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我们先分析"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的意义。"反动"是从当时合法政府的观点而言的，"反动"的性质不言而喻是非法的，有意制造大乱，目的在颠覆政府的。"自然决不会有"正反映他们是因为真有才心虚恐惧，因心虚恐惧才预先作出概括性的全部否定。事实上，他们对当夜秘密文件（尤其是张、杨津贴收据）流失而引起的可能后果一定再三考虑过的。最严重的是这文件转达到南京，最"幸运"的是文件始终不流出清华校门之外。救国会领导当晚很快就知道此文件已在我手，而且消息已在校中传播了，因此就不得不更进一步地"栽赃"："但是这些人既然像暴徒似的在那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即使从未做过历史考证的读者，也必会洞悉清华救国会此项声明不啻是"此处无银三百两"！按：上引黄绍湘对25日晚的追述刊于《清华副刊》第45卷第10期，日子是1936年12月28日。此期《副刊》是否于12月28日就已无法考定，不过黄"述"是救国会事后一两天内"集思广益"后撰就的，应无可疑。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同卷同册在黄"述"之前的姊妹篇的撰就日期，值得细究。这文件是"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而未具确切日子。文件标题"关于救国会被劫存件敬告教授及全体同学书"之下括弧中的日子（1936年12月26日）显系几十年后《选编》的编者所加的，这是从全书版式就可判断的，而从全文内容更可肯定不是事件后一日（12月26日）撰就的，却是在救国会惊定思惊的状态下，深思熟虑之后，较全面、较系统、"预防性"的辩白文章。为便于参考，把全文征引如下：关于救国会被劫存件敬告教授及全体同学书(1936年12月26曰）关于救国会收到外来文件的公布问题——救国会负责人经于本月二十一日亲谒教务长商量具体办法。潘教务长表示："外来文件，不一定要完全公布。"那就是说，留救国会保存。"如救国委员认为有公布的必要，则当先送教务处核阅，不准公布时取回；可公布者公布。"那就是说，不准公布者，当然仍旧存留在救国会。总之，救囯会不是私人团体，外来各种各样文件甚多，救囯会即不能预知某处要来文件拒绝接受，则救国委员所负的责的人，都能了解的最普通原则。这是第一。最近救国会所收到的文件，亦因前线绥东与西安事件而繁多起来。有来自湖北少年监狱为援绥抗敌告全国同胞书，这自然不是救国会与湖北少年监狱在监人勾结起来，非常明白。有来自东，这自然不是和东伪组织有什么联系，非常明白。有来自东北、山西、广西、南京、曰内瓦的，自然也不是救国会与东北、山西、广西、南京、日内瓦有什么瓜葛，这也是非常明白的事。稍有理的人，都懂这样的道理。二十五曰晚，被劫文件中有：（1)来自芝加哥"美国中华人民革命同志会"十几种文件，皆曾呈给教务长查看，结果认为用不到公布，送回。(2)英文稿西安事变经过，二十三日自燕大寄来，可惜只有一份，救国会正想用打字机多打几份，大家正对西安事件异常关切之时，将此文作为参考，是否合实，同学自有良知良能判断。不想未及翻印即被劫。（3)《晓报》，在二十五日早，由汽车带来三十余份，尚未商得适当办法。（4)东北抗日救国会西安报告书，亦在午后方始收到，未待处置，乃竟以被劫闻。此外，"一二，九"以来学运之宝贵文件（在年来两次救亡展览室，大家曾看到），亦几至全部损失。此外，物品损失，另有公告。至彼无耻的侮蔑，谓搜得"张学良之捐款收据"案，这更厲笑话(除劫掠救国会同学外，谁也没有收到过），全体救国委员，正要他们交出看看，我们也开开眼界。这是第二。光天化日之下，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到一二日工夫，劫掳救国会的祸首竟逍遥法外，复信口污蔑，含血喷人，竟一至于此。此后夜长梦多，任意捏造的东西，还不知道有多少。尚希全体同学，给我们保障，我们才能继续工作，谨此体[布]露，尚希全体同学公鉴。救国会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①这篇救国会领导集体缜密研商后撰出的"文告"，写作和构思的技巧确实不错。无论是开头所述的曾向教务长请示，或是文中所举的几个实际文件的处理都像是振振有辞的。可是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们真正的心虚与忧惧：①陆璀，"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收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页985—986。至彼无耻的侮蔑，谓搜得"张学良之捐款收据"案，这更属笑话（除劫掠救囯会同学外，谁也没有见过），全体救囯委员，正要他们交出看看，我们也开开眼界。从历史考证的观点，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黄绍湘追（述)中暴徒"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的"反动东西"在此"公告"中具体化成"张学良之捐款收据"了。这是"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再现与升级！（2)这文告如此"理直气壮"地向劫去张、杨收据者挑战："正要他们交出看看，我们也开开眼界"，正反映此项文告不但是事隔多日后补撰的，而且是撰于观察到张、杨收据未出校园也未惹出大祸之后。最奇怪的是如此堂皇系统的文告竟始终未出现于任何清华的学生刊物，而独独是"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更反映此文实撰之晚，目的正在歪曲史实以欺来者。我甚至怀疑这文告是为预防将来"党"可能追究救国会疏失之罪而特撰的，因为我当晚在学生会架子上一下就看到张、杨收据时，心中最大的惊奇正是何以救国会竟会这样疏忽大意。65年后的反思：我对1936年底的政治斗争至今没有遗憾，正是因为我从未丧失过"清华人"最低必要的道德与尊严。为求历史的公正，撰写这篇学运回忆时，我曾函请十级赵石（原名儒洵，现任辽宁省人大常委)学长对1936年12月25日晚清华左右派斗争及其他有关学运的问题作一回忆。他作了以下的答复：(1)黄绍湘学长回忆我未见到。至于1936年12月25曰晚间……由于当时我不在场，对来函所谈具体情况无可奉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不但是蒋本人的胜利，同时也是自己的胜利而忘乎所以，从而产生一种骄狂浮躁心态，这是这桩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左派由于对张学良重演"捉放曹"的悲剧(历史证明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有点天真的张学良，由于未识透蒋介石奸雄的本质，先是扮演了"陈宫"，以后又扮演了"吕伯奢"）感到惶惑不解，又因尚未得到党和上级的信息而冷静沉思，既非"沮丧"，更谈不上什么如"丧家之犬"。当时针对右派的挑衅，及时作了坚决的反应即可说明。(2)十二级的小熊，原名熊汇荃，在长沙时曾和我同住一室。1938年参加胡宗南第一青年军战地服务团，是该团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你）信中所讲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因他先向中共提供情报，而导致胡军失败确有其事。现名熊向晖，曾任囯家安全部副部长。……(3)在诸多革命先烈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青年学生在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确确实实地一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历史悠久的学府更是如此。但是要比较、评价哪一个学校所作的贡献更大一些，质量更高一些，却非易事，也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更非我力所能及。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同的情况。如五四和"一二九"运动中，北大、清华以及其他兄弟院校都是运动中的佼伎者。五四运动我等未赶上，但从历史情况来看，当时北大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些。至于"一二九"运动，由于清华的各种条件（当时清华共产党的基础较好，校内民主气氛较强，梅校长领导开明，有一批进步的老师，学校又在郊外，自由活动的空间更大一些……）因而运动中确实作了很多的工作，在推动运动健康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①①80年代我在北京曾当面问统战部副部长熊向晖，清华十二级级友，何以1947年胡宗南最精锐的整编第一军，进攻延安完全扑空，遭到惨败，事后发现熊是中共谍报的供给者，而不把他立即处决？熊笑着说，胡如果把他枪毙，事件扩大，必会引起蒋的彻底深究，胡的职位就将不保了。所以为自全计，胡只有哑巴吃黄连，把他资送到英国去留学。这是中共军事谍报最成功之例之一，真不愧是比传奇还奇的真实史事。远在姚克广（依林）、黄诚、吴承明等级友加入中共党组织之前，赵石学长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的总结性和个别性的答复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尽管立场和我不同，1936年12月25日斗争之夜，左派同学对当日政情的发展"感到惶惑不解，又因尚未得到党和上级的信"，所以一时不知所措；就在这短短两三小时不知所措之际，右派同学才为了出气而搜查救国会。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了。今日反思，三四十年代学运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近现代世界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的青年运动能像中国学运那样直接有效冲击"旧制度"、催生"新政权"。诚如赵石信中所说，"中国青年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确确实实地一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即使30年代中，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进步青年也是在共和政府动员下才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的。这正说明何以1936年12月中旬在纽约举行"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青年代表团会议时，竟有进步人士认为"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在这"冠军"运动中，清华学生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熊向晖就是"真实较传奇更奇"的实例之一。补充史料(1)本章手稿寄出打字后几乎半年，翻检各册清华校友资料时，发现《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17册（北京，1988年4月号）有蒋南翔"纪念一二，九早期战友何凤元同志"一文，页17有以下的追述：1936年10月，中共北平学委成立后，曾派何凤元同志与北平学联主席黄诚等几位同志代表北平学联到西安张学良东北军做联络工作。事毕以后，他没有同黄诚同志一起回北平，而是由组织决定留在西安《西安民报》当编辑。……这项权威性的史料说明我本章中所做的追述是诚实无欺的，考证的结论是正确无疑的。(2)有关回忆清华及联大诸章文稿曾请杨振宁老友审读评正。他2000年12月8日回信中提出四点"小意见"，都大有裨于核正昆明及联大有关人名、街名等细节。他另提出"重要意见"：关于在清华学潮中[你]个人卷入的几页。如果此数页不删去，则应讲明U)你为什么那天要去学生会？你是否三青团员？你对学生会当时一般印象如何？（b)为什么张、杨捐款收据那样重要？杨振宁小我5岁，1935—1936年他尚在中学，虽家在清华西院，对大学学运并不太了解。虽然本章巳对重要史实做了相当详细的考证，为帮助60余年后读者较彻底了解当时的真相，不妨扼要重述，略加补充。首先必须严肃说明的是我当时毫无政党背景，绝对不是国民党或三青团员，亲老家衰，课外自修犹恐不及，何暇参加政治斗争。最后参加斗争是因为学生会越来越不择手段，不断地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威，鼓动风潮，罢课罢考。虽然事后反思我们当时看不清国家的命运，但30年代的清华教授和多数学生却都认南京国民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至于我个人何以在1936年12月25日晚9时以前和南开中学老同班陈国庆去学生会，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是两年来我们所谓的"同方派"人数既少，又无严密组织，处处受制受气于被左派诡秘把持的学生会和救国会。近因是圣诞之夜蒋介石脱险确使左派领袖惊慌失措，左派同学的确予人以丧家之犬的感觉。他们"泄气"的三几小时，正是我和刘安义等（我和刘等绝非同时去学生会的）"出气"的理想机会。另须说明的是，虽然大多数用功和中立的同学都希望解散学生会，但如果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说明学生会的行动和目的在危害国民政府，学校当局很难下令解散学生会及其多种附属左派大小团体。西安事变期间大批反政府宣传品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我们寻找此类证据的意愿。我当晚在学生会发现张、杨津贴民先队的收据真是意外之获；试想：有什么文件比这张收据更确凿地证明学生会、北平学联和张学良事先的勾结和"谋蒋"；谁能相信这样秘密的文件会摆在学生会架子上，一眼就被我看见？！这张收据如流到南京，蒋政府是一定要兴大狱的。我在上文已经表白对参加1936年底的政治斗争至今没有遗憾，正是因为我自始即坚强地决定把这张收据缴呈梅校长，以充解散学生会理据之一。清华的事在清华校园内解决——这是清华优良的传统，也是我必须遵守的"清华人"的最低必要的道德和尊严。事后我因违犯校规被记两大过。记得《北平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第一版，清华在右派记过诸生名单中由我"领衔"。1944年春夏之交，内地报纸公布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生名单中，我又一次"领衔"。这是由于西洋史本来列为22个不同科门之首，不过恰巧我的总平均也是22位公费生中最高的。未出国前我的名字已在国内高教新闻中两度"领衔"，是青少年时代梦想不到的，一笑。再应顺便一提的是，我在南开中学是被幵除的，在清华又领衔被记两大过，差一点就又被开除，这对加速衰老的父亲是一很大的打击。至今使我十二分心感的是，吴宓（雨僧，1894—1978)师和经济系的赵守愚（人镌）教授主动地给我父亲写了信，内中讲明我是非常用功的好学生，这次被学校记两大过，不应视为耻辱。吴师的信，小楷字字工整，修改的两三字都是用浓墨方方正正涂盖的，一丝不苟，恰如其人。可惜这两封信，和13岁前所有的照片和寒暑假古文习作小册，"文革"期间，莲生妹万分焦虑之中，全部付之一炬了。【第七章】清华大学(下)"天堂"与"精神"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当1934年秋9月以一年级新生的身份走进清华校园的大门(现校墙已拆除，这南门巳不通行），空旷草坪的北面屹立着古罗马万神殿（Pamheii)式的大礼堂。无论是它那古希腊爱奥尼亚（Inic)式的四大石柱，古罗马式青铜铸成的圆顶，建筑整体和各部分的几何形状、线条、相叠和突出的层面、三角、拱门等等的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红色砖瓦的配合，无一不给人以庄严、肃穆、简单、对称、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70年代我曾应邀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Charlttesville)城弗州州立大学演讲过夜，就下榻于杰佛逊（ThmasJeffersn，1743—1826)总统亲自设计的罗马万神殿式大礼堂左侧的宿舍，所以有充分的机会研赏这位多方面天才的杰作。我觉得这座名满寰宇的建筑的形、线、面似乎稍稍失之过"繁"；再则这座大礼堂的东西南三方都是宿舍长廊，所以礼堂本身反有受"囿限"之感。相形之下，清华的大礼堂，因有南面无限的阳光和开阔草坪的"扶持"，显得格外"洵美且都"。也许是感情在作祟，我一直相信清华大礼堂是中国最美的古典西式建筑。大礼堂东北越过小溪便是具有非常高雅柔美外形的图书馆。图书馆后面的北院是最西式的教授住宅群。向西从北边绕过古色古香"水木清华"的工字厅和古月堂的长廊荷池假山，便是田径场和"罗斯福"体育馆（馆之定名是因为老罗斯福总统任上决定以美国超收庚子赔熟归还中国）。再向西远眺就看到颐和园的塔尖和玉泉山了（30年代只有清华学生能从喷泉饮池中喝到"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清华园虽无四季不断的繁花，但每逢春假时节，三院前万朵怒放的榆叶梅所织成的粉红锦幔不知曾增加过几许"少年维特的烦恼"；工字厅畔的春藤夏荷和生物馆前的夹溪垂柳不知曾引起了多少青春骚客的幽思。当时所谓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礼堂草坪西侧的科学馆——曾被外界批评为过于奢侈浪费。殊不知学校当局髙瞻远瞩以期一劳永逸，不但建筑外形设计美观，内部设备亦最先进，为当时（甚至到解放以后）国内所仅见。例如图书馆中西文阅览室的软木塞地板，书库中钢架和厚玻璃地板，暖气及卫生设备，等等，处处予人长期的享受和永恒的美感，正是因为清华物质环境的优美舒适，来自远方的莘莘学子才会情不自已地从内心发出暗誓：决不能辜负寄旅于此人间天堂的机缘与特权！清华对学生生活的基本需要是照顾得很好的。校内学生食堂有四：二院、三院、四院大食堂和女生食堂。此外还有所谓的清寒食堂，全餐不超过1毛或1毛2分。我1934年秋入学时，住在二院，二院是唯一没有抽水马捅的旧宿舍，但其食堂不无特色。最受欢迎的是软炸微焦的肉片，不知何以称作"叉烧"。饭和馒头管够，全荤和半荤及素炒价格都很合理，大约两毛以内可以吃得不错，如邵景洛（1935年夏，杭州西湖）作者（1937年秋，上海）三四好友同吃可以更好。第二年搬到新盖好的七院，就经常在四院新的大食堂吃饭了。座位多、上菜快、极方便。我和生物系的林从敏、同屋的黄明信和其他南开老友们合吃时，常点西红柿炒蛋、炒猪肝或腰花、软炸里脊、肉片炒大白菜、木须肉等菜，均摊每人大约两毛。遵父命，一切应节省，唯吃饭和买书不可省。所以冬季大考我有时一人独吃，先几口吃掉红烧肘子（不大，2毛4分），再点半荤素菜吃饭。有时出校门去换换胃口，到倪家小铺叫一碗特别先以葱花、肉片、生大白菜"抢"锅的汤面和一张肉饼。想不到我1938年上海光华大学借读毕业后获得哈佛燕京社500元研究生奖金后，居然发现在自清华搬去的倪家小铺里很有些燕京顾客点"何先生面"！可见任何简单的事稍为用心总不会错，合口与否就妙在是否"炝"锅。：、清华园内教职员的厨房有三。西记厨房的菜略胜于大食堂，一般供应单身的助教和教员。我偶尔也去吃几顿。东记讲究，菜有大馆子风味，只有外卖，并无桌椅。只要有耐心，馋者如等到小柜台式"桌面"空出，也可以过瘾一顿。很纳闷，何以历史系高我两级的沈鉴，浙江孝丰籍，几乎经常占得到那尺半见方的柜面；他四季都穿西装，但穿在他身上西装也"变"成中装。他利用清华所藏陆军部档案撰成的论文（1936)，不久即刊于清华的《社会科学》。此夕卜，工字厅西餐馆最重要的经常顾客是吴宓教授。我三年级时曾承他两度赐馔。第二次主菜共有一大盘12薄片烤牛肉，主人吃了不足两片，其余我吃光。事后我在田径场慢步至少半小时才返回房间。清华合作社备有日用品、水果、茶、咖啡、汽水、西点等物。法国面包房的点心相当的贵，可是很不错。英商柠檬山海关牌汽水是标准老牌，法商马记着色的櫻桃、柑橘味的酸甜汽水记得1毛4分一瓶，相当一顿饭的代价。北京附近水果，有鸭梨、小白梨、鸭广梨、紫葡萄、吃不尽而一般人也不愿多吃的各种柿子。北方长大的喜欢吃北京的紫萝卜，黄明信和我更爱吃天津小刘庄的青萝卜。有一次晚间我俩在屋里大嚼青萝卜、大喝其浓茶，老寇开门来灌开水时，一闻就大喊一声："您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林从敏每年冬假后从烟台带来洋梨和苹果各一大筐与南开、潞河诸友，以及其他级友分享。此乐是一生难忘的。清华有注重体育的传统。男生淋浴完全设在体育馆而不设在宿舍，就是为了"强迫"学生去运动出汗才能冼澡。每学期三元的洗衣费是再公道不过的。马约翰先生老而益壮，三九寒冬要我们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在田径场先跑800或1500米再进体育馆做他项体操。除玩篮、足、排球外，我们也练木马和单双杠，但练得很不够。回忆南开初中时我最狂爱各种运动。1932年秋获乙组百米第一、初冬跑了一次往返八里台的"越野赛跑"之后，我就挂钉鞋不再运动，专心准备投考清华了。在青岛山东大学的一年（1933—1934)首次发现气力已可连续打四五十分钟的篮球了。南开是极少数有棒球场的中学，我南中棒、垒球的训练使我在清华第一年名列棒球校队之中。校队成员可免上体育课，但清华棒球队全被夏威夷的华侨特别生所把持，没人教我防守、击球、偷垒等较高的技巧，因乏味第二学期我就退出校队了。当时最普通的出汗方式是参加"斗牛"——不论人数和规则，由你乱抢、乱打、乱投的篮球。总的来说，我在清华三年从不特别训练，但因青春年华体力逐年自动增强，除游泳外，我各种运动的水平都肯定在一般之上，仅仅在校队之下。例如1937年春我穿网球鞋跑100米，成绩122秒。夏翔先生相当惊异，他说这是就他所知校队之外最佳的成绩，并问我何以不加练习，打破12秒就可望参加全校400米接力队了。这年春天，按肺活量、双杠和站立量器之上双手把木柄向上猛提三种举动计算所得的总分745，夏先生说是已达到标枪国手彭永馨的水准了。但七七事变之后长期丧失经常运动的机会，以致在海外生活半个多世纪，也始终未能重新燃起锻炼身体的意志；一生体力再也无法超过20岁时的顶峰，实在令我不胜感慨。可是，中年自称"蒲柳先衰"的杨联陞学长永不能忘我曾经是"斗牛壮士"（见下页原诗）。1938年秋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日文秘书、燕京历史学会会员萧正谊先生和我初见之后，对清华七级学长陈(陈岱孙先生堂弟）表示惊异："我以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书生，没料到他是关西六尺大汉。"清华自然环境、物质设备、生活、读书、运动等条件固然均臻上乘，最令人怀念不已的是30年代清华的精神。诚如本章开头所说，当我们步入清华校门远眺近望大礼堂及其周遭雅秀清简和谐"经典"之美之际，就不由己地感到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立志践履自强不息的古训（也是校训）。60余年后回忆，那图书馆柔美外观的背后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西方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巳经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了。例如外交史名家兰格1935年中才在美国出版的上下册《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我三年级开始（1936年初秋）巳能读到。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铳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披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了。一系一课如此，其杨联陞写给作者的诗余概可想见。30年代清华精神的至髙表率是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业师刘崇铳对梅校长性格为人论析最中肯要：他处事态度谨严，守正不阿，坚定不移。治事善辨轻重，明识大体。……实事求是，诚恳待人。最令人钦佩者乃其人格感召。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而富幽默感。自奉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对清华巨额基金丝毫不苟。①我们1934年初秋入学后，最初只看到他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巧乎v>rvvv妁4鎵isait，芽碌①录自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109期（1989年10月31日），页28。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诚如生平至友、著名生理学家林从敏所指出，当年清华美丽幽静的生活背后却隐藏有"极不稳定的因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系列游行、示威、罢课、请愿。1936年12月29日正当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军警来校逮捕无辜同学数十人，而名单上重要的同学数人被同学抢救。一部分左派同学认为是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供给当局的，因此翌晨他们企图向潘围攻。林从敏目击此事并事后追思：……我到达校门时，在警卫室的北面，潘先生的两个拐杖已经被丟在地上，他用一条腿边站边跳来保持平衡。我与级友方巨成（《周恩来传》作者之一）赶紧去左右扶持了他，将拐杖拾起，陪着他走到大礼堂阶上。这时前后还有人呼喊，但并未动手打，潘先生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这时候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了梅校长。梅师身着一件深灰长袍，登上礼堂阶后，站在潘教授之旁，面对着二三百同学，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地在抑制他的愠怒。那些夹在人丛中呼喊推打的同学都安静下来。最后梅校长发言了：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事实上潘教务长与学校当局没有将鼓动学运同学的名单交给军警特工人员。潘先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倡言民主自由言行，不可能作出这种出卖同学之事。而梅师爱护学生如子弟，只有言教、身教，不会帮助他人来残害自己学生。在"战后"复校之后，他拒绝官方压力与要求，不解除吴晗教授聘约，以后甚至通知吴教授及早脱险离去，这才是梅师爱护学生的表现。……山从这类已经罕为人知的史实，不难知道九一八以后梅校长这位舵手之所以能把清华这条船"安全"地航行于一系列惊涛骇浪之中，不得不归功于他性格中不轻易表露的坚韧与果毅。与当时北大蒋梦麟大倡"校长治校"的口号（逻辑上暗含校长与教授的对立）迥异，清华传统"教授治校"的原则（本部分地源于早期教授与政客型校长的斗争）事实上变成校长教授互相尊敬、合作无间、共同治校，最和谐、美满、高效的新局面。30年代的清华不但是校史中的黄金时代，也构成全国髙教史中最令人艳称的一章。回忆战前清华三年里个人只笼统地觉到确曾受到清华精神的感召，但究竟什么方面怎样受到一些感召却不清楚。近来细读梅校长遗作"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0年4月）而另加反思，才有进一步的体会。要而言之，梅师此文贯通中西古今，取义至高。他认为一般大学仅仅供给书本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者是学生的意志与情绪，而这两方面皆有赖"教师之树立楷模"及"学子之自谋修养"。只有"为教师者果能于此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功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文章进一步指出"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梅师此语字面虽浅显易解，其内涵智慧与真理却只能出自对一般高教的优点和缺陷长期的观察与体会。诚如梅师所说，我在北平清华的三年中身受师友督励之惠甚多。例如1935年夏季开学前初谒蒋廷黻师谈选课事，蒋师开始即说刘寿民先生和他已谈过我一年级的课业，因此特别精心为我计划二、三两年级应选的主要课程。系主任对低年级学生的特殊关①录自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109期（1989年10月31日），页29—33。怀使我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激发我力争上游的决心。再如多年后我的连襟金属学专家王遵明（七级1935年毕业），留美之前在物理系充助教，因江西同乡关系与理学院长吴正之先生几乎无话不谈。吴师曾以笑话方式告他，我级（十级1934年人学）状元李整武微积分班上时常不缴习题，引起教员华罗庚大大的不满；吴对华说："他缴不缴习题，你不必管，他在自己脑子里会作的！"这对天才学生是何等的关怀与了解！再如任之恭先生在昆明曾面告，他虽未曾教过九级（1937年毕业）人学状元林家翘的普通物理，但系中同仁不时追忆1933—1934年林以一年级新生选萨本栋先生普通物理季终考试时，萨和同仁研究某试题所有的可能答法，等着看林是否选最简捷漂亮的答案。结果林的答案出乎所有教授意想之外，比任何预想的答案都高明！这类亲历亲闻的"轶事"才真能深刻地反映清华的精神。清华精神当然也反映于同学间的互相砥砺。我的性格有其外向和内向面，一般而言，我是不愿主动先向高班老大哥们"破冰"的。一二年级时朋友圈子较小，已记不清三年级时如何和高班及研究生中几位"闻人"开始交谈专业和个人志趣的。首先应一提当时经济系研究生徐毓楠学长。因该系主授统计的赵人镌教授和我家是世交，我常到赵家吃饭，见书架上有不少数学专著，我问他经济学家怎会用得上如此高深的数学。赵先生非常坦白地对我说，他有好学生徐毓楠，自己经济学的知识不过比徐占先一两步，如不用功很容易就被徐赶平。徐不久即考取中英庚款，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徐和我在西文阅览室一向是隔桌斜对面而坐，到第三年终于作了两三度恳谈。再如七级政治系研究生陈明翥学长，积累了不少留学考试经验。他有好洁癖，时常躲在门后，等人开门，他总是抢先跳出，以避免手触门上"污秽"的旋钮，绰号"老妖"。不知何以他最后主动告我考试经验和诀窍，并对我大加鼓励。八级学长政治系的靳文翰对我大谈基本功的重要，告我他把奥本海姆(ppenheim)的国际公法，包括小注，已经读了八遍。他终于考取中英庚款，现为复旦大学荣休教授。再如闻一多先生高足、东北籍日文极好的孙作云学长，毕业论文"九歌山鬼考"已在《清华学报》刊出，对我大谈诗歌与神话。七七以后他留在北平，1938年底读了我在燕京《史学年报》里"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后对我的鼓励至今难忘。1937年春，那位被张申府先生特别称赞"下笔万言"专修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李长植（长之）学长，也对我几度滔滔不绝地大谈哥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精神"，并鼓励我多读多背英文名著。不久他竟自招追求北大校花徐芳所遭受的挫折。我也竟敢劝他减温，指出徐芳自己既是"才女"，便不需要另位浪漫文人哲士，很可能喜欢具有高文化的武人。不期竟而言中，徐芳逃到台湾之后，果然嫁给中年断弦的儒将徐培根。立言本身就是不朽；"言"的形式与内容如系日记，其史料价值尤高。吴宓先师充满矛盾的性格（浪漫诗人对爱追求而又处处受制于律己极严的伦理标准），中西古今人文修养的深厚，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长期倡导，对陈寅恪师终身不渝友谊及敬慕的亲切记录，以及坦诚率真、奖掖后进的嘉言懿行，都是我国20世纪人文学人所稔知，无待多言。不料《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1998)中详尽地列举了我与他"初识"与过从。吴师的两年日记中涉及我的七条，既是我这长篇学术性回忆中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又是反映30年代清华精神最生动的实例之一。兹将相关诸条抄录如下：[1936年]八月八曰盞期六夕7—9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浙江）。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八月十七日星期一4一5寝息。5：00绚又来。潘光旦陪全增嘏来，未入室。待至7：00何德奎（上海工部局会办）率其叔何炳棣如约来。在宓处晚饭（西餐）。……是晚，绚谈话太多，至于倦极不休，且神情惶忽；致宓无机会与何德奎叙谈，宓殊厌之。9：00何八月十八日星期二夕4一6何炳棣来，多所请益，谈颇洽。九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10—11何炳棣来[1937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一4：30-6：00何炳棣介何基来，宓为述《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办之实情，及碧柳之轶事。何基为何廉之弟，现为清华历史系助教。七月四日星期日晨8：00何炳棣来，谈其治学计划。直至10:30始去。七月十七日星期六正午12—1，访叶企孙。路遇何炳棣谈国难。1936年秋季开学之前，8月8日周末立秋之夕，初次偶遇即与吴师谈达两小时之久，并承他暗许为"有望之青年"，60多年后读之感受之深，难以言喻。大概吴师问起，我就择要报告前两年读书概况:遵循蒋、刘、雷诸师教导，先从西洋史中体会方法、观点、分析、综合以及史学著述之最高意境，以为他日深入研究国史的参照。因所谈治学步骤方向与吴师着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宗旨不悖，所以初谈即互有欣洽之感。恰巧中国科学社8月间在清华开年会，何德奎（参看"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极欲重晤当年哈佛旧友，由我代约，遂有8月17晚间餐叙；由于餐叙谈话被另位女客所垄断，所以我次日下午又晋谒代德奎表示憾意之后，即借此机会再向吴师请教中西文史应读诸作，不期这次欢畅的谈话又长至两小时之久。最使我惊异的是1937年7月4日，卢沟桥事变前三日，上午8时我即趋谒吴师，谈我的"治学计划，直至10：30始去"。60多年后我仍无法想像那时我这头天不怕地不怕的"初生之犊"怎能有那么多的"治学计划"可谈到150分钟之久；更难解的是像雨僧师那般学贯中西、阅世知人的硕儒，竟能从头到尾耐心地听而亳无愠色。无法解释的解释只有是：清华精神！清华精神源自清华传统。清华学堂本为预备留美而设，所以自始即必须是文理兼顾，属于通识教育性质的学校。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后，特别是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后，清华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梅校长与教授会只极力响应"提倡理工"；将原属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予以扩充，并与新创的机械和电机两系联合成立一规模初具的工学院。但绝口不谈"限制文法"。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空气较前大盛，研究成果巳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30年代清华文法教研之勃勃生机，必有赖于背后之治学理想，而此理想梅校长迟迟于1941年"大学一解"论文（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中始阐述其要：……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止，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累民，此通专并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今曰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大学教育者，亦尝计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年始分者；二为于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就，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我国20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梅师长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与梅师并肩维护通识教育原则，罗致并培育大师级科学家的是多年主持理科教研的叶企孙师（1898—1977)。最足反映叶师之"大"的是他1928年致吴有训（正之，1897—1977)聘约中所订的年薪，髙过自己理学院院长的年薪——此事后来传为美谈，对学术界影响深远（吴是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物理学家ArthurHCmptn的得意又得力的高足；吴的192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立即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叶随即增聘以研究无线电闻名的萨本栋和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此外，原东南大学毕业，受叶企孙赏识而带到清华用心培育的赵忠尧，1929—1930年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巳经作出"两项发现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现象与正负电子对的湮没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发现，几十年后在杨振宁严肃评估下，认为"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我在清华的三年(1934—1937)全校公认物理系为最接近世界先进标准、最有实力启沃未来大师级人才的一系，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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