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30

诗章的报酬取得颇为可观的惊人成就的“愚蠢的书审官”；他从《三色紫罗兰》的纠纷中，净得500 多英镑。离开班多尔之前，他又好几次见到了里斯·戴维斯，并且接待了其他来访者，其中包括朱利安·赫克斯利夫妇。2 月，埃达的来访使得劳伦斯为之消沉：他可以“感觉到她身后所有那些中部地区的绝望”。她已年逾40，“多多少少同至今生活的一切有些格格不入：事业、房子、家庭，甚至庭园不再想要了”。这当然是不可争辩的“妇女身上的器官问题”，而主要是由于太“单纯”而没有肉欲所致。埃达离开班多尔后，再也未见到她兄弟。他，一位时常告诉世界做什么的预言家找不出恰当的话来安慰他妹妹。他写信对她说，在那些凄惨的最后岁月里，他受尽磨难，但他觉得他“正在趋向一种不同的、只有经历苦楚才能获得的“其它类型的快乐：“这是一种旧式生活方式缓慢的绞动。在阳光下，我们将开始另一种忍耐。”他渴望阳光：“班多尔地区遭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寒气，棕榈树和桉树也冻结了。劳伦斯想去西班牙，而想去意大利的弗丽达表示异议，最终他们去了北部而分道扬镳了，劳伦斯去了巴黎，弗丽特再次去巴登—巴登探望她母亲。启程前两天，劳伦斯写信给厄尔·布鲁斯特：“我真正希望唯一的一件事是不要总是咳嗽，胸口、咽喉不要痛，精神上也不要哀伤。为何上帝总是让我体内遭受痛楚？”大概一星期前，他对莫里说：“我愿意老些，只要我的胸口不这样搔抓。”莫里自1926 年以来，第一次写信请求劳伦斯出借一本《虹》给他在瑞士打算写一部研究劳伦斯著作的朋友；莫里不想冒险寄给他赠送本。劳伦斯说，他自己的初版书已给偷走了。但他告诉莫里，美国的重印本在欧洲能买到。莫里对鲍。利伐基地址有“不祥之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就在那儿第一次大出血。他认为这信的口气是“友好的，但却是悲哀疲惫的”。在信中，劳伦斯告知莫里，他正在考虑去马略尔卡岛，但“我没有任何想去某地住下的强烈的预感——仅仅目前不去意大利”。在班多尔的冬天里，正如我们所已见到的，作品还是丰富的，至少有短小的作品出来。正如从给赫克斯利信中所引证显示出来的，关于《三色紫罗兰》，劳伦斯无意有所寄托，但它们是他长时间思索、触感的一种发泄。在各种新闻体文章中，他得自始至终地遵照文章的一定的长度，而《三色紫罗兰》则可以随心所欲地或长或短”它们可形结一种单一的心绪或思想。他后期警句式的散文，在这些短小的诗句中，甚至可成为较为充实的剧本（“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成为男人，／不要是听从机器的猴子……”）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往上推的《恋爱中的女人》并不通常地包含着对人生和社会的归结；劳伦斯通过人物形象诸如作为小说有机部分的伯金来戏剧性地表示或陈述想要说的。但在《袋鼠》中，劳伦斯开始连篇累牍地作说教式的叙述。甚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开始如此：“我们实质上处于一种悲惨的时代，所以我们绝对不想悲惨地承受它。”而且在这一劳伦斯最为独特、最频繁的、尽管不是他顶峰期的最后阶段中，诗节中表述的就是这些粗率的、写法特别使他高兴的格言。为画卷所作的绪言，远远要比他在班多尔还在写的那些纷杂的文章来得重要。在那篇绪言中，他着重探讨了现代法国和英国画家的作品，而后者则被清教主义所牵制，被一种害怕带着梅毒来到欧洲的躯体的恐惧所牵制。这看上去几乎成了一部赫克斯利的传记。当然劳伦斯很久以前在《意大利的晨曦》中谈到过这种想法。他现在发觉，对躯体的恐惧将英国画家驱使到了风景画创作上，除布莱克（1757—1827。英国前期浪漫主义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译注）之外。并且十分令人吃惊地说，他自己“对风景画不深感兴趣”。的确，在他自己的画中，人物形象是突出的，尽管远处有美丽的风景。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某些精雕细琢、写实的风景画的创造人却说，“梵·高（1853——1890。荷兰著名画家。后斯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骚动的人的躯体——全是一种劳伦斯式的质性——在困扰着他。他认为，法国画家对性的处理太卫生了，尽管那比起盎格鲁撒克逊的整个“毛骨悚然”的主题要来得明智。并且劳伦斯虽然感到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画派成员之一。——译注）“有点平庸”，可他欣赏他：“你用什么来画，大师？——用我的阴茎，该死！雷诺阿并不企图要摆脱肉体。”关于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译注），劳伦斯写了大量文章，他的杰出之处主要表现在技巧上：他认为塞尚在其人物肖像画和苹果画中，未能如愿地突出肉感。他永远不能“冲破思想观念可怕的玻璃屏障去和生命进行实在的接触”。如果说，在那篇文章中劳伦斯是批评英国、法国画家的话，那么他在班多尔为爱德华·达尔伯格长篇小说《底层的狗》所作的另一篇序言中，则是回过头来对美国画家作骇人的一瞥，他把小说当作“排斥意识中的最后说明”而不加重视。但书还是有价值的，它显示出了心潮的流动，使欧洲生气勃勃且是她最完美人性的相互间同情的温暖、个体自发的而在成千上万热烈的细流中时常撞击着的潮流，看上去未能在美国土壤中存留……一旦心碎了，人们变得暗中互相倾轧，而他们发展社会的慈行”。在美国，害怕肉体紧张到了极点：“人们暗中的肉体排斥是由于美国‘抽水马桶’、卫生设备、厨房、洁白的瓷器和防腐剂的至善至美。而它在诸如那些关于‘口臭’或呼吸不良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广告中显露出来。”现在美国的排斥倒向欧洲，污染着那儿的民主。“旧流绝断了，人们可有一点时间用超越主义、和惠特曼式的“同化”来扩充自己……人们不受他们肉体的影响，向前翱翔，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一旦精疲力竭，他们挣扎着不是重新落在他们肉体中，而是落在肉体运气的赌注上。”劳伦斯从班多尔出发去北部时，准备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巴黎版，继续与肉体的忌惧作斗争。3 月10 日，他写信给奥利欧利：我们早晨动身。在巴黎的地址是：巴黎、巴德蒙特帕纳斯，弗塞勒斯旅馆。往那儿寄封短信给我。当然，奔波中咽喉发炎。格罗弗斯先生说，不管怎样，他将与我合作，出一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版本。我想自己来印刷，让他们去干，出版和发行工作，这样事情掌握在我的手中。现在想出一种小型的厚厚的袖珍版，售价60 法朗。这样大家可便于携带。你觉得如何？我将力图把事情办得快一些。自从我收到你信之后，看起来相隔了很长时间，你好吗？要是我不突然间感到相当不舒服有多好。弗丽达准备径自去巴登—巴登两个星期。（另外），他们说现在有种德文非法翻印版。（四）绘画、随想录和龙胆劳伦斯在巴黎住了将近一个月，着手在搞每本售价为60 法朗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通俗”版的出版工作。他走访了西尔维娅·碧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发觉她不感兴趣：毕竟她出版过另一本著名的禁书《尤里西斯》，而那是“一种竞争的显示”。最终，一位与整容专家海伦娜·鲁帕恩斯坦结婚的美国人爱德华·泰特斯承担起《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通俗版的出版工作。劳伦斯撰写了《我同裘利·罗吉的争论》的绪言。书在劳伦斯离开巴黎后的5月出版。在那儿，他拜访了住在絮伦的赫克斯利一家。3 月18 日，他给奥利欧利写信说：“其地非常幽静，阳光充足——絮伦是一块宁静美妙的小地方；美妙在于它靠着河流，而没有其它事物。至于将来，“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将去西班牙——我是想去的，但弗丽达极不愿意去。所以或许我们只能妥协一下，回意大利去”。在赫克斯利家中、在巴黎弗塞勒斯旅馆，劳伦斯病倒了。住在旅馆隔壁房间的里斯·戴维斯听到他在晚间令人窒息的咳嗽声，而当戴维斯穿过互通门时，他发现劳伦斯在床上痛苦地翻来覆去，“就像一个暴怒中的希腊雕像。”当戴维斯建议去请医生时，劳伦斯对他大发脾气接着安静了一些，仿佛他已驱逐了罪恶的灵魂。弗丽达到后，他病有起色，去了欧奈隆维纳，最终见到了几乎是神话之中的克罗斯比夫妇，他们住在穆兰都苏莱尔的森林边上。卢梭在那儿居住过，卡格利奥斯特罗在那儿举行仪式。在卡莱斯·克罗斯比生动的自传《热烈的岁月》中，以她犀利的目光和笔锋回忆起“劳伦斯变化无常，严峻而充满智慧，而弗丽达则好面子，爱使性子，充满傲气”。在那黄水仙季节，卡莱斯和劳伦斯坐着驴车出去采集勘察植物。劳伦斯“用一块披巾裹住膝盖，竖起领子，柔软的帽子拉向灼热的眼睛”。在厂房里，哈里·克罗斯比坐着写作，弗丽达放着留声机，“在她莫名其妙地录音后，劳伦斯一阵恼怒打断了录音”。（弗丽达回想起在1930 年劳伦斯去世后不久的一封给卡莱斯·克罗斯比未公开、未注明日期的信中写道：“去年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同你呆在厂房中，那个周末对我来说如此生动活泼，洛伦佐和哈里都这样生气勃勃。并且我见你穿着水手服，戴着哈里送给你的手镯。”）或许劳伦斯两口子在去哪儿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劳伦斯肯定是获胜的。因为4 月6 日他奥利欧利的信中提到：“我己与泰特斯结清了帐，明天早晨我们动身去西班牙。我想摆脱巴黎，这么吵闹、肮脏、紧张，再没有一丝快乐。”在他和弗丽达到里昂、阿维尼翁、佩皮尼昂、巴塞罗那远足后，他从帕尔马都马略尔卡的普略圣波阿方索旅馆写信给奥利欧利：马略尔卡这个岛颇像西西里岛，但没有这么美丽， 而且死气沉沉。但它从尘世中摆脱出来而处于另一世界的南面的海有特色。我喜欢那海——宁静对我是有益的。或许我们将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去意大利，找一所度冬的房子。弗丽达决计不去西班牙，甚至不愿试着学学西班牙语。所以我想秋季我们将回意大利。但我喜欢这儿寂静——这么幽宁，人们全然没有什么紧张不安——任何人都不紧张。我真的希望你保留你《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最后售卖的钱额以支付邮资，我希望现在我们双方完全公正不吃亏。不久，劳伦斯对马略尔卡岛感到厌倦：至4 月24 日，他所欣赏的镇静悠闲的人们变得“死气沉沉、僵木”。他对戴维斯说，他不能忍受“有点像英国城市里的他们西班牙式的面孔、僵死和令人讨厌的假面具”。他又病了：“我的牙齿像打响板似地打战——那是我所做的唯一的西班牙活计。”他承认，“总的来说，居住在意大利最适宜，法国其次。弗丽达胜利了”！带着再度去意大利的心绪，他从马略尔卡岛给奥利欧利写信：我们仍住在这儿，很愉快。不是暑气冲天，而是寒意逼人。但我根本不愿在这岛上生活，人们都一样的呆板，气氛颇为沉闷。我更喜欢意大利——当然，弗丽达也如此。我想我们将住到月底，然后去西班牙的阿利坎特、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马德里作短暂的旅行。然后我想回意大利，看看房子。弗丽达提出去拉哥第加达，那儿可能不错。可我觉得我喜欢靠海。玛丽亚和阿尔德斯要我们在面海的山区之中的玛萨一卡拉拉后面找所房子。我喜欢那样。所以我们大概会去玛米堡，然后从那儿乘车去看一下是否有房子。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请记一下，我要一所房子——不是只有半间的，就像在米兰达一样。不要太大，要有个花园，假如我找到中意的地方，我愿住上几年，装饰一下，也许安上集中取暖装置。如果你碰巧来玛米堡，务必坐车来找我，我来付钞。或者，如果你听到佛罗伦萨周围的山区有什么好的住处，通知我一声。我要找块地方。若可能的话，我们可能保留着。这么有不少合适的住房，但我不想要。关于我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的消息是，我收到了一张劳伦斯·格翁姆8 本书68 美元的支票。所以把他划掉。现在假如我们能使米勒和吉尔、还有（书商）戴维斯付清，我们就不会干得如此蹩脚。泰特斯在巴黎已将印版搞好了，我想这星期他们开始印刷。所以化不了多少时间。他寄给我一张样稿，缩小了，看上去很好。伦敦有一位男士谈起在那儿印500 本——在伦敦由自己来印刷，正好是当着吉克斯的面。不知道是否成功。赛克正在整理《三色紫罗兰）删去大约有一打诗歌。斯蒂芬森已寄给我9 幅画的样张，其中有些不错，而有些非常模糊，衬度非常弱。劳伦斯在马略尔卡岛逗留。5 月26 日，劳伦斯写信给里斯·戴维斯，“六星期中，这封信是我对文学最为重要的贡献”，尽管在马略尔卡岛他写下了一些阿尔丁顿和奥利欧利在他去世后收入《最后的诗章》的《更多的三色紫罗兰》。在其中一首诗中，他提示乘坐当地的电车对旅游者来说是冒险的。他讲起一位脸色阴沉的妇女戴着“一条时髦的黑色的披巾”，这使她一半像圣母，一半像艾丝塔特（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译注）”。她黄褐色的眼睛突然间闪闪发亮地打量着他，好像在说他同她可以一起堕落：“她能保持她的罪孽／她可以同某些结实的西班牙人犯乱／犯乱我不感兴趣。”弗丽达也在电车上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冒险，正如劳伦斯5 月26 日给里斯·戴维斯信中一节所说的那样：“在电车上，一位男子在弗丽达的屁股上拧了一把——我不在那儿。我没有告诉她我把这事告诉给了你。所以她鄙视用马略尔卡岛话写成的每封信，而在6 月4 日，她执着要去意大利，去马赛。不管怎样，在那儿，她易受惊的臀部决不会被拧掐了。但弗丽达在6 月碰上了一件更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她的踝关节骨折。在醒暑炎炎的一天，弗丽达在海上冲浴，她朝岸上看时，吃惊地发觉一位骑在马上、穿着华丽制服的军官正盯着她看。她惊慌失措，往一些礁石攀爬，她的一只脚陷入了一个覆盖着海藻的洞里，她的踝关节骨折了。她倒下了，痛楚不堪。军官跳下来，爽快地让出了他的马。劳伦斯赶到了，叫几个男士用一辆车将她送到旅馆。踝关节的伤在一段长时间里给弗丽达的行动带来不便。弗丽达去伦敦观看劳伦斯的画展，而且叫一位在帕克莱恩的专家来治疗她的伤痛。劳伦斯6 月18 日离开马略尔卡岛去玛米堡，和赫克斯利一家住在一起。但在离开马略尔卡岛之前，他必须向一些人否定大意是他已赴身黄泉而在英格兰传开来的消息。他对作为现在和将来劳伦斯财产的代理人、当时是柯蒂斯·布朗代理处成员的劳伦斯·鲍英吉尔说，他“只是还”不想上天堂。他要埃达放心，“愚蠢的报纸，“正”巴不得宣布某人死亡。可他们操之过‘急’了。’其中最有意义的信是他写给莫里的一封，也是他所有写给昔日朋友信中的最后一封信。当听说劳伦斯病情危急，莫里便来马略尔卡岛探望他。但劳伦斯说：“你所说的你爱我的我不是我，不过是一尊你自己所想象的偶像而已。请相信我，你并不爱我，我是你天生讨厌的动物——就像林德一家，斯奎尔一家、埃利奥特一家和古尔德一家讨厌他一样。”劳伦斯坚持说他与莫里相互间并不了解；他们在过去的岁月已分享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都“有点”假装着。但最终劳伦斯和莫里属“于各不相同的天地，属于互不相干的意识路子”。劳伦斯表示他的健康“很糟糕”，尽管他不愿死。而莫里则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再次见面是没有好处的：“即使我们的灵魂长存不朽，我们也将在不同的地狱寄寓。”在那时节奏轻快、短小的《更多的三色紫罗兰》诗中的《多年后的通信》一首中，劳伦斯写道：一位男士写信给我：我们错过了，你和我。我们意味着对对方都有重要作用，而我们错过了。一错就是一英里距离，先生！因为赫克斯利一家在玛米堡的小房子挤满了，所以劳伦斯移到了吉利安尼的一家膳宿公寓。他6 月23 日给奥利欧利的信中描述那儿“宜人而凉快。我们在门外一棵大梧桐树下用餐。玛米堡根本不热。阿尔德斯和玛丽亚真是不错，非常健康——我也好多了，尽管仍咳嗽……我听说画展是成功的，但批评家令人生畏——某些画品出卖了，我尚不清楚卖了多少幅”。劳伦斯叹息”可怜的雷基（特纳）为他的朋友们举行了葬礼！（查尔斯·埃林厄姆）·布鲁克斯去世的消息你听说了吗？——你认识他吗？道格拉斯认识他。”几天后，劳伦斯告诉给奥利欧利关于一位来自美国的劳伦斯崇拜者的情况：“我已写信给玛丽亚·克利斯蒂娜·钱伯斯——或许她将来此地。”钱伯斯夫人，一位住在长岛的墨西哥妇女，《文学摘要》编辑的太太。她在跟奥利欧利大约一年的通信中，曲曲弯弯地绕着她的路子。她已跟劳伦斯谈起美国海关扣留《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事。1928 年8 月30 日，劳伦斯在给奥利欧利的信中说：“钱伯斯夫人我从末见过。留一张大照片，看上去倒挺迷人的——可怜。”她的名字醒悟而在回响：玛丽亚·克利斯蒂娜立即使人联想起劳伦斯近期在《劳拉·腓利宾》中所勾勒的美国姑娘玛丽·克利斯蒂·休斯。当然钱伯斯的姓氏拨动了昔日的回忆。而她来玛米堡拜访简直是不愉快的。正像弗丽达在1953 年5 月26 日一封信上所说的：“玛丽亚·克利斯蒂娜·钱伯斯逗留的时间不长，我记不太起。”此时，弗丽达写信给梅宝·洛汉说。劳伦斯害怕见到钱伯斯夫人：“他这么虚弱，任何动感情的事他是承受不起的。”在玛米堡，当劳伦斯观看别人在海上冲浴时，心绪黯然。以前两个夏天可怕的内出血后，他不敢去冲浴，出血显然是由于他在那儿游泳的缘故。他冷眼旁观着玛米堡，写下了若干首《更多的三色紫罗兰》的讽刺诗，讥讽“大声叫嚷的游泳者“和”海浴者”（“呵，诱人蓝褐色的肉体，它们还是作为杜仲胶的好”）结尾写道：“他们声称躯体是健康的，而看上去却一钱不值。／只有双眼到处在缠绕、搜寻，好像在问：那么生命在何方？”这种严峻的口气在给奥利欧利的信中也有所流露。信中还谈到了钱伯斯夫人的来访和劳伦斯今后的打算：玛丽亚·克利斯蒂娜把我拖得相当疲乏。明天她将去比萨，在那儿宿夜。星期五即去佛罗伦萨。她将于下午1 点15 分到达，但我想你不必去接她，如你愿意，请在星期五下午1 点15 分之前替她在摩登诺租一间房间。她可以租马车去。我希望我能在星期六乘坐同次列车抵达。我能真的同你们一起住在你们的寓所里吗？我愿意这样，不要到车站来接，这容易使你急急匆匆的。遗憾的是，用餐时的气氛是沉闷时。这儿玛丽亚和伊冯·弗朗契蒂对典礼官非常无礼——但是突然之间玛丽亚改变了态度，屈尊俯就地变得愉快起来。他们仍想知道你同阿尔德斯什么时候去蒙特卡蒂尼。海滩上的一些人都可怕地意识到了他们自己和他们野兽般的肉体。好，我为将能摆脱女人、女人、女人的氛围而感到高兴，再次前来看你。7 月6 日星期六，玛丽亚·赫克斯利驱车送劳伦斯至比萨，在那儿他登上了去佛罗伦萨的火车。他对举办画展前夕伦敦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自从画展举办以来，确切地说，三周前画展已开办，观看的人次达12000 至13000 。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向内务大臣提出控告。这次不再是吉克斯（他已成为布伦特福的公爵），而是约翰·R ·克莱因斯，他在那年春天在新的工党政府中接替了这一职位。克莱因斯对他的自由言论得意洋洋，但当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时，职权掩盖了一切。7 月5 日，侦探监察员戈登·黑斯特和侦探警官托马斯带领六位警察来搜查美术馆，他们搜去了13 幅画，对此丽贝卡·威斯特认为，这种“可恶的事情”是“一种令人愤恨的缺乏均称感的行动。六位警察应拿12 幅画，多拿一幅则是一种过错”。警察还抄走了四本画品的复制品和一本乔治·格罗兹的《瞧！这个人》（这样，希特勒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而提前出现了）。但经多萝西·沃伦（她已成了菲利普·特罗特的太太）劝说，他们没有没收路易斯·阿拉贡的译作《捕猎幻兽》：她解释说它是儿童读物，尽管用狠亵的法文排印。当警察听说布莱克101 年前已离开人间，他们也就允许保存他的某些复制品。但劳伦斯的13 幅画和有伤大雅的书籍却被送至马尔博罗街违警罪法庭地下室。于是它们将遭到焚毁的谣言在伦敦纷起。与此同时，沃伦美术馆以剩下的画和几幅埃达·克拉克从米兰达带回的“无伤风化”的画品举办了画展。在意大利，劳伦斯遭受了1927 年在玛米堡相同的经历。当他抵达佛罗伦萨时，他就病倒了。短短几天中奥利欧利以为他可能不行了，所以恐慌地打电报给弗丽达。劳伦斯住在奥利欧利的寓所闭门不出，而被隆加诺格格作响的车子噪声所打扰。10月10 日，他在致玛丽亚·赫克斯利的信中说，他得知了画品遭查禁一事，“其它没什么，就一个电报”告知他画被禁封，“并且受到被烧毁的威胁——死刑判决。”他把自己的病归结为“星期五在海滩上坐得太晚了”的结果。劳伦斯考虑回巴伐利亚，他的病刚痊愈，麦克斯·莫尔就邀请他去那儿。但在13 日他写信告诉莫尔，弗丽达“突然”抵达，想“先去巴登—巴登她母亲那儿，然后或许在9 月份回巴伐利亚。”当他听说弗丽达正在路途中，他的病有了起色。她刚到，不管依旧疼痛和颤战不稳的脚踝而显得充满活力，他的病全康复了。弗丽达尽管担忧地下室的潮湿会毁坏这些禁封的画品或画会被警察焚毁，但她享受到了伦敦的乐趣。在那儿她感到“像希巴阿刺伯南部一古王国——译注）的皇后。艾格·卡恩请她吃了一顿饭，并且示意他可能在巴黎举办画展。她第一次感到她的三个孩子“全”同她在一起。“我的儿子蒙蒂跃跃欲试，要与警察较量一番——兑：勇敢一些，再勇敢一些！”7 月14 日，劳伦斯写信给多萝西·沃伦，告诉她宁愿让他的画被烧毁，而不要与警察妥协：“对我来说，我的画是神圣的，为了英格兰的自由，我不愿将其烧毁。我是位英国人，我为英格兰的自由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我已活了大半辈子了，我首要的信念是我的男子汉气概，我笃实的言论将是不可亵读的，是超越国籍、不受其它什么约束的。为了改变一项英国法令而承认我的画应予以烧毁，将是承认对我最不信任的境况所作出的牺牲。”又说：“假如我能阻止它的话，不再有折磨，不再有苦难，不再有无休止的死刑判决。每种折磨引出一条致命的命运锁链，每种苦难是一条缠绕人类家庭的拉奥孔的蛇。去它的。”7 月16 日，劳伦斯病愈去了德国。这恐怕是道格拉斯在《回顾》中曲解地进行回想的出发点。劳伦斯邀请奥利欧利和道格拉斯去吃一顿辞行的午餐，点了名贵的菜和酒。接着当他们未用完餐时，劳伦斯忽然惊叫起来：他和弗丽达会误了火车的。道格拉斯对这一圈套已有准备——他近来诱使劳伦斯替他和奥利欧利付些饮料账（“赢得他尊重的最好办法是让他遭受诸如此类小小的损失”）——但在午餐的一片混乱中，道格拉斯捡起了账单。道格拉斯回忆道：在车站上劳伦斯没有再提起此事。“当列车启动时，我察觉出——可能是我的想象，一丝怪笑浮现在他苍白的的脸上”。7 月22 日，劳伦斯自巴登一巴登写信告诉奥利欧利，也许《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初稿可由赛克和挪普负责出版：“我相信此书几乎没有任何胡说八道的地方。没有提到阴茎，实际上事情变得几乎是无根无源的。”奥利欧利有手稿：“我希望你瞄瞄所谓的淫秽的部分，看看到底淫秽到何种地步。我敢肯定几乎连轻描淡写的地方都没有。我肯定我能删除个别美中不足之处，但我们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不能删，甚至绝对不能动手删。”一星期后，他从山区高处库霍斯普拉格（贝布）写信给奥利欧利，那儿是弗丽达和她母亲硬拖他去的：我已改完了（拉斯卡）的校样，正准备立即将它们寄回去。你可过过目。是的，我收到了多萝西（多萝西·沃伦·特罗特）冗长而无聊的信，而从阿尔德斯处只收到一张明信片，从你那儿什么也未收到。维克多·丘纳德在电话中的胡扯烦人。画的案子要拖到8 月8 日，所以在此之前没事可做。真想不到赛克不能提供所有订购骗人的250 本（《三色紫罗兰》，删节本）的汇单——超额订购。他正在销售第三批1000 本的十分之六版本的普通本——对诗歌这种本子很合适。不必为寄送《罗盘》操心。顺便说一句，这是最后几本，现在停版了。我将寄给你乔纳森·凯普编的我的《诗集》，替我同我其他书一起保存着。海因曼正在搞一个花费昂贵的《爱岛的人》的版本，现付给我300 磅。兰多姆出版社推销每本售价为4 美金的巴黎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骗人的东西，可怜！拉尔将在这星期将《三色紫罗兰》（未删节）整理就绪，但我要求他等到8 月8 日画品的问题解决了——它们仍被禁封着，再出书。多萝西继续在搞画展，真傻。这儿淫雨连绵，寒气逼人，我只得裹着肥大的羽毛垫躺在床上取暖。我得了感冒，简直恨透了。一两天内我们或许将去巴伐利亚，或许去科莫。我愿意呆在佛罗伦萨。这儿这么冷，天气又糟透了。泰斯特不要我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洁本——大家都这么想。康普顿·麦肯色认为自己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替劳伦斯付出300 英磅来阻止海因曼要出《爱岛的人》的打算——这一损失简直不能改变他的脾性，《诗集》不管怎样看上去结他一些满足，因为尽管去年秋天英国的评论调子显得极为冷淡。而在那年夏天，美国的评论家们则对此书推崇备至，把劳伦斯看作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在伦敦，亨伯特·沃尔夫在《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才，但……》），它是具有典型性的、对劳伦斯和他的英国同伴作家评头论足的、持对立观点文章中的其中一篇。沃尔夫说，他是火山。尽管他能创作出“就肉体的力量和放荡不羁的精灵来说英国别的诗作“不能与之匹敌的诗章，而表述出来不过是“溶岩，不是明亮的灯光，因而待到它平息后，乡村遭到摧毁。空空如也”。莫里在《阿德尔菲》中也持敌对态度，对许多诗作吹毛求疵，尤其是对后期的作品，尽管他还认为总是成就“印象深刻”。其时在美国的评论中，约翰·古尔德·弗莱彻在纽约《先驱论坛》上，珀西·赫钦森在《纽约时报》上，路易斯·恩特梅耶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哈利叶特·门罗在《诗歌》上，对《诗集》反应较为良好，尽管偶尔也听到美国评论中的相反意见。弗莱彻热烈赞扬道：“当今所有的爱情诗人，无一能超过D ·H ·劳伦斯。”美国的评论者中，他的老朋友哈利叶特·门罗的意见最为冷淡：“称得上奇妙无比”，但技巧很粗糙。如果艾米·罗威尔活着的话，她将比这推崇得更为热烈。但哈利叶特·门罗感到，在修订他早期诗作中，许多作品曾首次在《诗歌》上发表过，劳伦斯将它们毁掉了——这一点已由菲列斯·巴特利特在《诗歌的进程》（1951年）中和理查德·埃尔曼在他评述劳伦斯诗歌的论文《D ·H ·劳伦斯的成就》（1953 年）中进行过劝导性的争辩。就在（1929 年夏季美国的评论文章纷纷发表之际，冷漠的劳伦斯在他的山坡往处开始创作与《三色紫罗兰》风格相同、以一种多刺的植物命名的一组新的诗篇，这点他在一封发自巴登的库霍斯普拉格贝布给奥利欧利措词激烈的诗中谈到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原稿昨天收到了，谢谢你的寄送。当然，我仍不想出一个通俗法本，并且怀疑是否我将自己去干。如果肮脏的众人没有胆量出现存版，让他们息手。为何我要自己修削停当而便宜）这些下流胚！不管怎样，我讨厌这些贪食的家伙。我不会把原稿寄至英格兰——将寄回给你。现在我把美国版的《诗集》寄给你，请替我保存着。我们住在这倒霉的山上，整天下雨，又严寒逼人， 可恶极了。但只能呆下去，因为我岳母一想到下山就发狂。她说这儿对她非常适宜，给她这么多力量——这里给我力量，力量！——她78 岁，发疯似地担心可能会一命呜呼。她会看到我或其他什么人上天堂超过10 次，而得到一点更多的力量残喘几年。天气这么可恶、可怕，我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我从未感到这么消沉、压抑和虚弱。这10 天时间，真可怕！一半是因为那可怕的老太婆、冰似的寒风、令人生厌的黑树林，一半是因为所有令人沮丧、脑满肠肥的客人。的确，在如此环境下渴望生活下去，人们会感到惊讶，我知道我没有这样。明天我们将下山去，情况会好些。我们将在巴登—巴登利希滕斯尔的罗文旅馆住上一星期左右。那儿天气较好——我可以坐在客店里，男人们从山庄赶到此地喝啤酒，吸旱烟，我可以摆脱一点吞噬着她们周围生命的老婆子们可怕的气氛。事实上，老年和年长的妇人们可怕、可怕，贪婪地蚕食着所有的生命，而使得她们活下去。她们对别的什么人上西天并不在乎。我知道，假如我43 岁去见上帝，而她年至78 岁还活着，我岳母会私下暗自庆幸，她会感到一种邪恶的快慰。这种事的确置人于死地……等我找到更舒适、惬意之处，你再将《洛伦佐医生》寄给我（原文如此。案：原文动词〔sent：寄〕误作过去式——译注）。现在我除了写几首这时取作《荨麻》的类似刺人的三色紫罗兰诗外，无事可做。我将把这些诗取名荨麻。劳伦斯日常比起同实际上他所热爱的岳母住在一起要生活得好些。而弗丽达在她直言不讳的传记中承认：“只是在最后日子里，我母亲她自己这么虚弱和衰老，与极度羼弱的劳伦斯住在一起，他们彼此感到厌烦。”老巴伦英·比劳伦斯活得长命，但她为他和所有他对弗丽达的用意而感到悲哀，弗丽达进一步写道：“我以为劳伦斯离开人世后，她生存的意欲便离她而去了。”经受了住在山顶的折磨后，劳伦斯不到7 个月便与世长辞了。其时，他看起来没有再给他的岳母写过什么。回到巴登—巴登几天后，他向艾尔丝抱怨了这位“自作聪明的老人！”8 月3 日，他下山来，这时离他画品的“审判”日期还有五天，也是法官弗雷德里克·米德年届82岁的5 天之前。曾卖力地对《虹》起过破坏作用的、没有证书的专家赫伯特·G ·马斯克特冒充艺术评论家，诬蔑这些画品“粗俗、拙劣、骇人、丑恶和污秽”。带着这在案记录，法官觉得阻止季托专家的辩护的做法是正确的。三位著名的艺术家是：奥古斯塔斯·约翰、格林·弗波特和威廉·罗森斯坦。而辩护律师圣·约翰·赫钦森只是哀叹：”我们只得等到1929 年一个所谓激进的政府上台，新的审查机构在这一国家建立起来。”当赫钦森谈到达利奇美术馆中的“维纳斯”时，法官米德插嘴说：“将这些画同达利奇“维纳斯”进行比较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他准许赫钦森作最为令人信服的辩护，但全然无用，因为“天地间最杰出的画可能是污秽的”。不知怎么地，他没有化精力去断言劳伦斯的猥亵是合法的，因为赫钦森提出把画品收回，保证不再展出；美术馆馆主将把它们运交给劳伦斯。所以最终警察未将画烧毁。但报纸继续声称劳伦斯是只淫邪的怪兽，而他照例振振有词地抱怨他没有得到报偿。他将怒气发泄在《荨麻》诗集中和某些以后出现在为《最后的诗章》所节选的《更多的三色紫罗兰》中的诗篇上。其中一首是抨击艺术批评家T ·W ·厄普的。厄普在《新政治家》中怀着恩赐的态度来评论画品，招致劳伦斯尖厉的反驳：“我听到一只小鸡叽叽喳喳在叫：／我叫托马斯，托马斯·厄普！”——他既不会画又不会写，只会对别人指手划脚。遭这些诗歌抨击的其他对象有“昏眊、娘娘腔的米德先生”、《伦敦信使》和它的编辑J ·C ·斯奎尔，甚至是（13000 人中）来美术馆的观众，他们咯咯的笑声和盯着没有遮羞布部位看的举止刺激着劳伦斯的写作：“但为什么，我问你？呵，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也不是完全和你我一样吗？”在这类诗篇中，劳伦斯怒不可遏，而这在他大部分作品中很少这样。在这以前，他在《袋鼠》战争章节中为所有神经过敏的男人们说话时，偶尔流露出一种象征性的怒气。但只有在《荨麻》诗集中和《三色紫罗兰》个别几首诗中，他怒气冲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他被痛苦地激怒了。有时，他看上去火气比原来更大，如从佛罗伦萨给查尔斯·拉尔信中所表露出来的。拉尔已寄给他梅纳尔的朋友西尔维亚·林德所写的。关于《三色紫罗兰》的评论文章，她的丈夫数年前曾为贬毁《虹》卖过力。现在劳伦斯写信给拉尔：“你该叫人写信结《每日新闻》，询问一下西尔维亚·林德是否故意引用错误——不要极其一本正经地去做（不要）去做因为你痛恨人们“‘不要’在她的引用中被删去。变得面目全非了。那就是他们所惯用的伤害我的伎俩。”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和信件中，劳伦斯一再流露出优愤的情绪，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而且这种情绪因病而加重。但他依然意气风发，就如《最后的诗章》许多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样。1926 年，他撰写了一篇评述H ·M ·汤姆林森《幸运的天才》的文章（当时并未发表）：“一旦人造世界幻想的破灭，你仍可看到所有其他魔力、妙处和雅美的实在。”这就是不朽和当然也是后期劳伦斯、《最后的诗章》作者的答案。他的老朋友理查德·阿尔丁顿以后流露出（在他为《启示录》所作的绪言中）他同情地理解许多劳伦斯已所表述的：在劳伦斯之前，杰出的才智被伯格森怀疑过，无知的心理被弗洛伊德系统地阐述过，整个欧洲文明的价值体系遭到托尔斯泰、尼采、甚至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以他们不同方式所作出的否定。劳伦斯同他们截然不同，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是英国人，而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本质上是位诗人——一位因种种原因而发现他更为有效的工具是散文的诗人。但，作为他的所处阶层和时代的英国人，他简直不能避免既是位传道士，又是一位诗人。传道士易如反掌地博得全场的喝彩。从知识分子观点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