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26

谀柔弱，就是与你自己打一场硬仗，使自己振作起来，坚韧起来，将你的多愁善感扔到阴沟里去，像一个战士一样去正视这个世界。——当然，你不会这样。”这时候，劳伦斯自己也正要准备“打一场硬仗，”在1925 年2 月完成了《癫狂的毒蛇》，作为他三部领袖小说中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袋鼠》和《阿伦的杆杖》），《癫狂的毒蛇》是他所有长篇小说中的一次最大的失败。他在墨西哥没有找到真正的“领袖”，为了塑造他的唐·莱蒙，他显然是从那位他不喜欢的乔西·伐斯康赛罗斯的生平中汲取素材。当然，唐·莱蒙的一部分也是他自己，还有赛普里阿诺将军也是这样。在三年之中，劳伦斯便否定了他小说的主题，在1928 年3 月13 日他在给拜纳的信中谈到此书时说，“这位众人之首是过了时的人物”。然而，即使不喜欢这个主题的读者也承认，《癫狂的毒蛇》中有许多劳伦斯最好的文笔，其中有墨西哥的热烈丰润的色彩；他在第一章中，就从斗牛中抓住了这个国家充满暴力的表层——种古代宗教礼仪的商业化堕落——以及书中结尾处对唐·莱蒙庄园的攻击。这后面的一段描写，是受一次相似事件而写成的，此事件就是指那些觉得私有财产国有化的进程不够快的激进的“农民们”对一些大庄园发起的攻击。在墨西哥城，就在劳伦斯开始写作《癫狂的毒蛇》最后一稿之前，他从纳托尔太太处听说了她的朋友罗莎莉·伊文斯在几个月前死去的详细情况。伊文斯太太是一位英国妇人，其庄园曾好几次受到围攻，最后她在普埃布拉城附近遭埋伏被杀，劳伦斯前些年曾在这个城市生过病。《癫狂的毒蛇》中的景色，土灰色中点缀着红色的木槿，不时又被柳树的绿色所柔化，大声呼唤着暴力和死亡，这些景色十分精彩地跃然出现在纸上，贯穿全书，将读者身临其境地带到了墨西哥：“好像近在眼前，参差不齐地摇动着的香蕉树，突兀的山丘上肃然静立的仙人掌，左边是一座大庄园和苦力们方盒似的小泥屋。”或者：“早晨晴朗而炎热，那淡褐色的湖水十分宁静，像一片幻影，人们在岸边移动着，在遥远处，像一些小白点：那些小白点似的人形跟在驴子后面的尘烟之中。”或者：“湖水的颜色根深，像一座巨大的矿井。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在芒果树林上掠过，发出一种撕裂声，好像有些羊皮纸被撕碎了。”或者：“她可以看到萨于拉；那教堂的刻着白色沟槽的双顶，方尖塔状的尖顶伸过了胡椒树梢；在远处；站着一座孤零零的小丘，山上有一些干枯的灌木丛，非常显眼，有些像日本山丘的样子；再远处，是绵延起伏的，主脉幽蓝，侧翼缓坦的墨西哥山脉。”或者——书中诸如此类的描写比比皆是，带着墨西哥的热气，气息和色彩。然而，那里也有“另一种墨西哥”，那神圣的阿兹台克众神通过唐·莱蒙和赛普利亚诺的摸似而复活，还有那位作为他们的不坚决的补充成员的欧洲妇女凯特。对此书的最终印象是一个蹩脚的歌剧脚本中有一段华丽的音乐。也许对《癫狂的毒蛇》的最尖刻的批评是阿尔多斯·赫克斯利的《在墨西哥湾的远处》（1934年）中结尾处的那段话了。在他的朋友劳伦斯去世三年之后，赫克斯利去中美洲和劳伦斯在墨西哥住过的一些地方（沃克萨卡、普埃布拉、墨西哥城）进行了游访。此书与赫克斯利的其它所有的游记著作一样，充满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美丽景色的赞美；此书也记录了幻想的破灭（在《加沙的无眼人》（1936 年）中进行了虚构性的描述）。赫克斯利在《在墨西哥的远处》的最后几页中省略了他最后的幻灭，这时他已经在离开墨西哥的船上读着《癫狂的毒蛇》。他意识到了“一段段对事件作的精确的描写。”但在读了占全书的前三分之二的，经过娴熟的艺术处理的内容之后，他发现剩余的那一部分显得支离破碎，因为劳伦斯对故事失去了信念。劳伦斯心中充满了疑惑，又“不得不强扯着嗓子叫下去。但他越是叫得响，他就越不能使他的听众信服。”另外，《癫狂的毒蛇》中充满了明显的矛盾。在凯特遇到唐·莱蒙之后不久，他对她说，“对于一个男子来说，无自由可言，除了上帝他自己……当一个男子一无所有，只有他的意志要维护时——即使是他的善意——结果总是恃强凌弱。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一种恃强凌弱，资本主义又是另外一种：自由是锁链的一种变化。这些话听上去很像R ·L ·索马斯在《袋鼠》中的议论，在澳洲时，他在政治思想方面达到了一个顶点。唐·莱蒙继续说道，我已经意识到，不管我有多少才智，我的意志只不过是这个地球表面上的多余之物，其他人的意志则更加糟糕。”这些言辞出现于第四章《是去还是留》，此标题指的是凯特的优柔寡断。但她还是留下了。大半是因为那位风采迷人的小赛普利亚诺吸引住了她。但到了第14 章，凯特看到莱蒙和赛普利亚诺使旧神复活的行动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显示，总之：“从她心灵深处对这种纯粹的意志显示产生了一种厌恶，……老是意志、意志、意志、毫无自责或怜悯。对她来说，这便是美国：所有的美洲人。绝对的意志。”她留在那里，但并不是情愿的，全书的最后一句则又是劳伦斯特意留下的不是终结的终结。“你不愿让我走！”书中还有一些不为凯特所知的阿兹台克主神复活的情况，尽管书中的大部分情况是她所经历过的，在莱蒙和赛普利亚诺举行神秘的血缘兄弟关系盟誓仪式时，她当然没有在场。更重要的是，她可能并不真正知道赛普利亚诺和他的士兵们离开国家后在外面的行为：他动作敏捷地追赶匪徒。他剥光了他的俘虏的衣服，再将他们捆绑起来。但如果他觉得一个俘虏是个勇敢的人，他便会让他宣誓入伍。但当一个俘虏看起来是个无赖、是个奸诈的歹徒时，他便用刺刀戳进他的胸口，说道：“我是红人赫伊兹洛帕奇利，此刀的主人。”也许，让赛普利诺借用一个神的名字并没什么特别的过错，然而，是什么给予他这种权利去表现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死裁决？在这里，劳伦斯确实离法西斯主义很近了，这是他所不喜欢的（关于对劳伦斯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指控在本书的其它地方有答复），同样地是相当愚蠢的。当那些信奉阿兹台克神的人们在唐·莱蒙和赛普利亚诺的率领下，将天主教的标志抬出教堂时，莱蒙妻子的歇斯底里般表示反对的喊叫声的情节显得很做作。但是，如前所述，《癫狂的毒蛇》在描绘真实的墨西哥中有一种魔力。其中，有许多是描写那些身穿白色服装的人们晚间在广场上同唱阿兹台克神赞歌，然后在全城响起低沉的轰隆声的情景。但此书也有它的赞美者，劳伦斯的天空中有两颗本来相距遥远的明星，凯瑟琳·卡斯威尔和梅宝·道奇·洛汉认为《癫狂的毒蛇》是劳伦斯的杰作。一位颇有名气的批评家，威廉·约克，汀道尔，曾在《D ·H ·劳伦斯和他的母牛苏珊》（1939 年）中开玩笑地谈到劳伦斯与一头母牛的“神秘的关系”，他也认为《癫狂的毒蛇》是劳伦斯的最好的长篇小说，厅道尔教授在1950年此书的简装本的序言中又对它作了称赞，他在序言中说《癫狂的毒蛇》是对现实感受的出色的隐喻。由于受到地方和当时政治的局限（有关这一点此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噩梦般的景象），那种感觉是对所有事物的惊异之感，——甚至于这种政治。凯特总是在呼唤着这种魔力和惊奇。她的故事便将这种魔力和奇迹带了回来。”在《D ·H·劳伦斯杂记》1959 年）中，贾斯恰·凯斯勒称道了《癫狂的毒蛇》中的神秘人类学的特征，L ·D ·克拉克的《躯体的黑夜》（1964 年）整本书全是赞美之辞（此书同样也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旅行报告，其中有许多与劳伦斯有关的墨西哥各地的照片），基斯·萨加在其《D ·H ·劳伦斯的艺术》（1966 年）中对此书作了一个中庸的评价。还有《D ·H ·劳伦斯小说中的冲突》（1969 年）此书是从利兹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演变而成的，著者只署名为由迪斯塔，此人认为劳伦斯是个圣人，不可能有什么失误，故对他，尤其是对《癫狂的毒蛇》这部“奇特而重要”的作品不宜作文学批评。但许多其他的劳伦斯评论家不喜欢他的这部墨西哥小说，他的最热情的支持者，F ·R ·利菲斯发现“在此书持续不断的，认真执着的意图中，《癫狂的毒蛇》似乎是一种假货。”在70 年代，美国大学教授劳伦斯作品的教师发现，他们的学生们都喜欢《癫狂的毒蛇》，也许这就像他们的许多同代人都喜欢卡洛斯·卡斯塔内达的书（描写的是一个唐·璜而不是一个唐·莱蒙）以及像马哈拉加·齐这样的头面人的。然而，劳伦斯本人的包含诗意而又平常的言词经常会而且继续会将许多充满诗意的智慧传输给后代人。在劳伦斯快要结束《癫狂的毒蛇》一书的创作的时候，他的病情变得异常严重起来，在他刚刚完成此书不久，在2 月7 日，他写信给威廉·赫克，“我的这次旅行很不走运：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再到墨西哥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老是不见好——曾想这可能是老感冒的后遗症——果然如此，还伴有疟疾。我看过医生，注射了大量的奎宁，自己觉得像个废人；但已经好多了。”然后，他最严重的旧病又一次复发了，他对弗丽达说她可以将他埋葬在当地的墓地里，但她苦笑着说：“不，不，那个墓地太丑陋了，你别去想它。”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地震几乎毁坏了他们的房子。劳伦斯和弗丽达搬进了当地的一家旅馆，弗丽达也病倒了。终于，在2 月底，他们在炎热中乘上了一趟去墨西哥城的火车，准备在那里转途去英国。厄尔费尔德医生当着劳伦斯的面直率地告诉弗丽达：“劳伦斯先生得了肺结核。”像往常一样，劳伦斯在他的信中提到了他的病，但未说明具体的病情。他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医生的意思是说在这时候进行一次海上旅行可能会致命的。所以，劳伦斯和弗丽达准备回到基奥瓦去。劳伦斯是在他的这次墨西哥的重病之中开始他的未完成作品《飞鱼》的写作的，他在此书的扉页上注明是献给弗丽达的。1928 年，当他在瑞士将此书的未完成稿读给厄尔和阿克沙·布鲁斯特听时，他们希望他写完这篇故事，但他说此书“是在离死亡线那么近的地方写的，所以我再也不能在白天的冷光之中将它写完”——后来在一封信中他告诉他们此故事仍“毫无进展”。事实上，这是劳伦斯的最优秀的文章，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戈辛·戴伊的英国人，在墨西哥得了重病，想要回家：“在戴伊布鲁克没有戴伊，因为山谷是一片凄惨的景色。”此故事的主题之一正好将“印第安人的毁灭性大节日”与“白人的小题大作，忙忙碌碌的小日子”形成对照。劳伦斯告诉布鲁斯特夫妇说，“最后的那部分说的将是一个再生的人，一种在伊甸园式的真正的生活。”但是，这个故事还是成了一篇重要的未完成作品。在沃克萨卡的盎格鲁殖民者们在劳伦斯病中对他十分友好，并提供了不少帮助。墨西哥城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在那里，病愈的劳伦斯夫妇对几位新结识的英国朋友作过几次愉快的拜访，他们是乔治·R ·G ·康威夫妇。作为一个电气铁路方面的专家，康威是墨西哥光电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他也是位作家，又是有关墨西哥和西班牙征服者问题方面的专家。1925 年4 月2 日，劳伦斯在回到美国之后给康威太太写去了第一封信，当时他们是在新墨西哥的奎斯塔：我们昨天到达这里——山峦白雪皑皑，风急而冷， 但阳光明媚。我还没有完全到达这里；像后到的行李一样，我的一部分好像仍在路上。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呆了一段时间。埃尔帕索移民局的那些人——美国人——十分无理。在你想要抱怨那些墨西哥人的时候，即使是最坏的墨西哥人，还是先咒诅这种美国人。这些下九流的乌合之众，傲慢而没有德性。那一篮子食物是旅途中最好的慰藉，特别是那些水果。我们把糕全吃光了；根本不像是病人。在普尔曼的人们十分忧郁：在客厅里是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墨西哥家庭。——如果可能的话，以后来这里时千万不要经过埃尔帕索。我仍在默默想着去欧洲。我打算到这个夏末，我们将双双前往。承蒙你们的款待，非常感激。告诉康威，我祝他顺利度过难关。——确实，你知道墨西哥城还不算太差，只要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同胞的话。（甚至是那个“坏老太婆。”你不认为这样吗？）劳伦斯在埃尔帕索遇到的麻烦在他到奎斯塔以后给艾米·罗威尔的一封信中作了详细描述：我总是怀疑你是否还住在伦敦，也许在伯克利看看我们这地方。我在沃克萨卡得了疟疾，然后是流行性感冒，后来又是伤寒：病得不轻，日感疲惫。挣扎着去墨西哥城，又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然后来了这里。我们曾订了去英国的舱位，但医生说我必须呆在阳光之中，如果我要航海去英国的话，他就不能对我负责了，所以我来了这里。在埃尔帕索的移民局官员把我们当作移民来对待，差一点又一次把我弄死：以前在墨西哥的领事馆和大使馆人员——美国人——倒是十分友好，常为我们提供方便。而他们却只是一味地为难我们。此移民局是个劳工部，你可以在他们的做法中感到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不管怎样，——经过两天的战斗之后——我们于昨天回到了我们的小牧场。屋后还有积雪，老天看上去还要下雪。但一般来说，这里总是阳光明媚的。柴火烧得很暖和。那个印第安人钦尼达德在松树下劈木柴，他的妻子穿着宽大的白色靴子，正在吃力的担水。我开始感到好一些了；但仍觉得我不在乎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我看到了你寄来济慈的书的通知。可惜我没有让你把书寄到这里来，不然我现在就可以浏览一番了。不过我会写信给柯蒂斯·布朗的。我将给你寄去一本我的中篇小说《圣·莫尔》。在墨西哥我设法完成了我的墨西哥小说《阿兹台克神》我离开的那一天好像腹部被挨了一枪，我甚至不敢去修改一下稿中的误处，那太化费精力，我真希望我把所有的忘忧果都吃了，把所有忘忧河水都喝了。谈到那种能解除人的痛苦的鸦片——一个人需要一种能够进入他灵魂深处的东西。由于弗丽达拒绝让布雷特留在牧场上，她便在附近赫克家的宅地上找了一间小屋子。劳伦斯曾在沃克萨卡给她的一封信中，就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的话题对她进行了责备，此时又给她写去了一张简短草率的便条，说她再想与他在一起相处是徒劳的：他已经失去与人亲热的一切愿意。“有些熟人就足够了。我们分道扬镳是最好的了。大家庭式的公共生活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人的本能总是要去离间每一个人，并让他们相互争斗。”到了5 月，当天气转暖的时候，劳伦斯觉得好了一些。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圣经剧《大卫》，此剧是为依达劳赫（麦克斯·伊斯特曼太太，后来的安德鲁·戴斯伯格太太）而作的，他最初是在洛汉夫妇处认识他的。劳伦斯为她写了米歇尔的角色，但当他把《大卫》读给她听时，伊达劳赫声称她年纪太大了，不宜演米歇尔这个角色。在5 月21 日的一封信中，他对伊都阿铎·伦东，康威夫妇的一个朋友说：“夏天已来到了牧场——炎热的白天。我手执锄头到处转游，引水灌溉——眼下我成了一个小牧场主和田间农夫。”出版商将《癫狂的毒蛇》一书的手稿寄给了他，他不太喜欢这个英语化的书名——“听上去像个女帽商”——而且，“他们催促我将稿子修改一下，但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去看这稿子。其中沃克萨卡的气味太重，我很讨厌这种气味，因为他在那里病得那么重。——总而言之，我一想起墨西哥就想作呕：这与那些朋友们无关，主要是因为那个国家本身。它在那时候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我怀疑我是否会再来。”他的身体大有好转。”但还未完全忘却我的疑虑。在牧场我们有一个印第安人和他的妻子为我干活——但我确实感到我再也不想见到一个印第安人或一个‘土著人’或野蛮人圈子中的任何东西。”弗丽达的侄子弗里德利奇·杰菲与他们呆在一起，“我头脑里尽是德语，想换换花样。其它的语言是那么的讨厌！”夏天过去了，劳伦斯写得很少，对洛汉夫人退避三舍，在他设计他的排水系统的时候，他的身体也渐渐地康复了。当秋天来临时，劳伦斯和弗丽达开始准备去英国。此时期的最后一封信，是他在蒸汽轮“决议”号上写给霍克夫妇的（9 月27日）这是劳伦斯最后一次离开美国。信中描述了许多20 年代美国的情况和他自己的感受，这是他所有信件中的最出色的一封：这里现在是星期日的下午——个个百无聊赖——一切都毫无生机，除了一丝清风刮来。大海有些微波，户外有些微寒。我们在周三早晨到达南安普敦，见到陆地我很高兴。船上人不多，大多数是德国人，或一些俄罗斯那边的人，他们说的语言我从未听到过。天气很好——我们是在上一个星期一的晚上登船的，凌晨一点启航。在午夜惊奇地发现船已驶进了赫德森湾，在防波堤的灯光中穿过。现在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好久以前的情景了。虽然天气很好，这一天我的日子却不好过，头痛得要命。头痛是在我们的船驶进暖雾时开始的，所以我估计又是老毛病疟疾发了。我不太喜欢纽约——那里潮湿闷热。我得东奔西跑去看望朋友们：那可怜的塞尔泽夫妇俩朝不保夕，处于破产的边缘，无人对他们表示一点同情。那两个新出版人，挪普夫妇正准备在他们的第五大街的办公室里大干一场。他的办公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毯，他们穿着绣着漂亮边饰的缎子衬衣。不过挪普夫妇看来是牢靠可信的：恐怕塞尔泽夫妇有点太“多愁善感”。阿黛尔用戏剧性的语言对弗丽达说：“我所想做的就是付清债务然后去死。”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偿付的债务：而美元则是另一码事了。尼娜〔韦特——原注〕像往常一样，忙于与其他人恢复联系——华威顿广场附近的那幢房子挺不错，但他们在隔壁造一幢15 层的楼房，所以整日价噪音不绝。那个孩子，马里恩·布尔，是个18 岁的漂亮女郎，确实十分可爱。她想上舞台，而那些戏子们一直对她心怀不良。我希望她不要去过那种舞台生涯，那会把她毁了的。——哈里那小子还没有回纽约。——那位黑尔太太派了辆车来接我们到长岛他们的地方去：是个好地方。但当她在向我们夸耀她养的蜜蜂时，她的眼睛下面被蜜蜂蜇了一下，整个下午，她脸上的肿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家宅里，我从未见到过如此奇特的女主人。情况太糟了：她对我们十分友好客气。最有趣的事是在夜间人们开车将我们带到了长岛的海边。我们用浮木点起了一堆簧火，在火上烤羊肉片吃。朝远方望去，除了沙滩和黑海中的泡沫，什么也看不见。我躺着，思念着牧场；它好像是那么的遥远：——这讨厌的旅程，我讨厌透了！我真想结束这无休无止的漂浮。威姆斯小姐好吗；我想她不再老是与她的母亲作对了吧，就像布雷特在40 岁时那样？请来信对我谈谈你们所有人的情况：请转柯蒂斯·布朗。亨利耶塔街6 号伦敦西2 区我实在感到我不知道在这船上能做些什么。（一）通向米兰达别墅之路1925 年9 月的最后一天，劳伦斯抵达南安普敦，又来到了伦敦蓓尔美尔街格兰德旅馆。其时他见到了几位老朋友：“只有卡斯威尔一家和伊德斯一家，不再有老友帮了，柯特也不在。”凯瑟琳·卡斯威尔欣喜地发觉劳伦斯并不羼弱，只感到他阔边帽下的那张脸看上去削瘦了点。10 月9 日，他致信年长的霍克夫妇：现在我在故土已呆了8 天，这里并不十分令人快慰：重雾中透射着很微弱的日光，人们都很沮丧。有125 万名只靠点可怜救济的失业者。任何地方你都无法找到一位打杂的人。我的出版商在乡下拥有16 英亩尚好而未割的草料，他无法收割。他叫场主割了，场主说，尽管小庄上有8 位失业者，但他无法叫人干上一个星期的活。假如失业者干上一星期，他们就得脱离接济的行列。失业者发觉要重新获得接济很难，而没有活干更保险些。所以到处洋溢着恐惧的气氛。伦敦物价比纽约高，开支大。某些方面他们在寻求改革。一切还较平静，但有雾，压抑极了。我们将动身去中部，跟我姐妹呆在一起。是否在英国住上两星期以上不敢肯定。然后我们去德国，找我岳母，再去意大利。真遗憾啊，要离那牧场、马群和阳光而去！但当一个人要离开时，他的故土就没有吸引力了。在一封可能写于10 月13 日给凯瑟琳夫人的信中，劳伦斯再度感到故土未惬人意：“天气糟透了，我们简直恨极了。”在另一封显然写于10 月17日信中，他表示：“这里比较富裕，当然是参照原先家庭标准而言。我更喜欢原先的，但不欲它复现。“他还告诉凯瑟琳夫人他比以前更加厌恶“原先个人家庭的圈子”。在伦敦，劳伦斯同弗丽达见到了巴巴拉·威克利和她的未婚夫。劳伦斯对这位巴巴拉最终并未跟他结婚的小伙子彬彬有礼。带着插手别人私事的癖好，劳伦斯对弗丽达说他们得嘲笑女儿而使她摆脱这种境况：她的灵性哪儿去了？在诺丁汉观光期间，他们再次见到了巴巴拉。其时劳伦斯着了寒躺在床上。他从床上支撑起身子跟她交谈。他说，未婚夫老气横秋，就连她负有写作任务的父亲也较之为强；而她的未婚夫是位见难无为者。她得像狗甩蚤虫那样将他甩掉。回到伦敦后，劳伦斯和弗丽达住在高尔街凯瑟琳·卡斯威尔兄弟戈登·麦克法兰家里。长长街道上的盒式房子仅在门牌上有区别而已。劳伦斯邀请几位来高尔街73 号作客，其中包括流行书《通晓多种语言者》青年作者威廉·格哈迪（现名格哈迪亚）。威廉惊讶地看到，当她脸上映着环圈似的束光的丈夫忙碌晚饭的当儿，看上去精明能干的弗丽达却平静地坐在一旁。接着，弗丽达热烈地跟格哈迪以后的资助者比弗布鲁克男爵交谈开了。劳伦斯说：“别这么火热，弗丽达。”而弗丽达叫喊道：“我爱火热就火热，去你的！”当格哈迪说出伯特伦·拉塞尔告诉给他的“劳伦斯没魂了”的话柄时，夜晚的高潮到来了。劳伦斯“嗤”了一声说：“你看见他穿浴衣了？可怜的伯特伦·拉塞尔！他才是游魂呢！”那就是劳伦斯对同拉塞尔早已逍逝的友谊所作的墓志铭。但他同莫里的关系还保持着。因为劳伦斯在多赛特未去奔访他，莫里感到失望，而受了朋友之请去了伦敦，尽管他不愿离开他妻子那怕是一个晚上，因为她身体欠佳，而且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莫里暗地里生着劳伦斯的气，因为劳伦斯对他已同其成亲的《阿德尔菲》撰稿人维奥莱特·利·梅斯特感到讨厌，她长得有点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莫里觉得，对他们的小女，劳伦斯会喜欢的。在伦敦，劳伦斯不赞成莫里主张劳伦斯和弗丽达搞幢同他们相邻近的别墅的想法，但他邀请一家子去意大利倒合莫里心意，这标志着劳伦斯已“接纳”这位莫里夫人。劳伦斯和莫里在犹大事上争论起来。在莫里看来，犹大“是位伤透了心的情人”，是唯一了解耶苏的信徒。待劳伦斯回答时，莫里发觉“他在竭力反对耶苏事上同他是何等的相似”。而两位老朋友还是友好地分手了：劳伦斯硬要到附近铺子为搭乘就要始发的末班车的莫里买袋水果带回到多赛特去。假如劳伦斯回高尔街迟了，莫里就叫辆出租车前往铺子，在回来的路上同劳伦斯碰面。时间不早，莫里拦了辆出租车，而它走错了路线。来到铺子，果然“一位削瘦留有胡子的男士”刚走开。晚了，莫里再也没见到这位削瘦留有胡子的男士。五天后，11 月2 日，劳伦斯从巴登——巴登写信给卡斯威尔夫人：“旅途真快，自斯特拉斯堡经莱茵河没有火车，所以只得搭乘汽车……我岳母看上去苍老了些，行动迟缓，但仍挺硬朗，登高爬坡来到我们旅馆。巴登——巴登寂静荒凉得令人难以相信——实在是荒芜人烟，自屠格涅夫之时起就人迹未至。沐浴过墨西哥日光，巴登——巴登不再比英格兰灵多少，不能再住在灰蒙蒙北方的劳伦斯考虑到达尔马提亚的拉奇萨或希腊的艾尔斯度冬，而最终他选定了同一的地中海海滨。12 年前当他住在费亚奇里诺时，他已熟悉那儿地方了。可其时他去了热那亚西部，到了斯波托诺。那儿马丁·赛克保证他能找到若干观光者。从那儿他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朋友维尔·柯林斯写信。该社正为爱尔兰学校书市修订劳伦斯的历史教科书：我正在将草就的传记寄出。当我仔细过目时，我是忧乐各半。在我稍作改删之前，假如我私下仔细过目而自作主张的话，我早把那些爱尔兰书送进地狱里去了。帮个忙，在你过目时，请替我保留有特殊标记之处，行吗？可能的话，将稿件寄回给我。这将有助于激起我的勇气和令我联想起人类的光荣。这儿阳光充足。我们在旅馆里呆的时间不长。该在这儿找所房子度冬，尽管这一村庄并不怎么样。但假如阳光映照在地中海上，那就棒了。我读了卷散文，相当柔软，就像用来喂张着嘴的雏鹅之类的打碎了的蛋糊。天哪！英格兰的男人们哪里去了？这地方像是嘈杂的育儿室。莫里的《基茨》真妙，谢天谢地。可我的天，这么颓废。原文可能是：哦！舐掉莎士比亚，直至将盘子舐干净。你或许想狂喜欲死，而在25 岁这过早而美妙之年夭折。我极讨厌这感伤的蠢话，而英格兰为之腐烂发臭。为何有人最终对它不大声叫道：胡扯！劳伦斯夫妇向一位伯萨格里尔里的军官租下了伯纳达别墅。当军官来到里居尔旅舍洽谈条件时，劳伦斯叫弗丽达见见这位小个儿军人。他看上去“这么潇洒”。因为是皇后生日，他穿着军礼服。弗丽达看到了一位戴着色彩鲜艳的羽毛和蓝色饰带的威风凛凛的形象，这是她对安吉洛·拉伐格里的初次印象，25 年后她同他结了婚。在12 月18 日给威廉·霍克信中，劳伦斯这样描述这个别墅：它靠海，在里维埃拉，离蒙特卡洛约三英里（实际上更远些）。好个谧静的意大利村庄。这里我们有朋友（马丁·赛克一家子）。住房条件不错，其正好位于一大葡萄园的城堡下。村庄的屋顶上有平台，远处是海。我们自己动手干家务：弗丽达硬不让雇个女仆。但楼下住着位园丁，他包了所有的杂务，每天早晨7 时半去铺子打好水，随叫随到。我们已搞了幢三层楼房。我们大部分活动在顶楼，高得很，有厨房、卧室、起居室。起居室有个大阳台。我们在二楼就寝，底楼藏东西。它有着典型的意大利乡村情调——一种比在美国更舒适的愉快的生活。气候大致上晴朗干燥，但寒风凛冽。我们到山坡上去蹓跶蹓跶，其后便是雪山。再干点零零碎碎的事情。昨天我们采摘了些橘子做成果酱，少许焦了点， 但味道不错。弗丽达的小女儿巴巴拉在阿拉西亚，离这儿25 英里开外。她老远跑来跟我们呆上一两天。这儿没有马骑，没有汲水的溪泉，蓬松伞形的松树点缀着潮海多石的斜坡。住在伯纳达别墅期间，劳伦斯开始进入第四时期，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的某些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部分章节、诸如《巴伐利亚龙胆》及一篇随笔的字里行间，劳伦斯运用了他惯用的浓郁的笔调进行创作。但他的生命接近了终点（他又度过了4 年零3 个月，这是意想不到的），他的写作退减了——未必在容量上着意，但至少在性质上有差异。早期作品中仅仅时而显现的因素占了主导地位，一种辛辣、理智而并不总是顺当地溶合在这些早期作品宏量巨制中的因素。后期的作品，在某些讽刺短篇、新闻随笔和《三色紫罗兰》诗篇中，这种辛辣、尖酸的笔调时常直截了当地表露出来。所有这些在早期作品中经常不过是些收敛的注释。在他写于伯纳达别墅的短篇小说初集中的一篇名叫《太阳》的小说中，劳伦斯运用了早期创作生动鲜明的笔调。其戏剧化地通过运用象征手法体现他纷繁的中心学说。就如他的许多短篇诸如《瓢虫》或长篇诸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样，《太阳》又是民间传说睡美人故事主题的衍化。这儿包围着沉睡中的（潜伏着性欲的）女子的荆棘藩篱是仙人掌；给她带来生命的吻是太阳的亲吻。且正如伊丽莎白·戈德史密斯所指出的（在《古代异教象征》一书中），太阳是“普遍的变形者，……拯救被囚禁少女的伟大的情人，……释放冰姑娘的英俊的王子”。从德比郡的淫雨到瑞士的白雪，在北欧的早秋如此长时间没有见到阳光的劳伦斯将太阳作为他小说中的“男主角”，并在阳光普照的伯纳达别墅的阳台上，他把仁慈的温暖转化为女主角的躯体。她成熟地一丝不挂地躺在顶部摇曳的柏树下：“她想起希腊人说过，一具苍白、不晒太阳的躯体是僵冷和病态的。”在9 月27 日给年轻的霍克夫妇的信中，劳伦斯利用西西里岛的回忆来构成小说的中心背景，而开头一段则是他在由纽约开出的船上于深夜写成的寥寥数行的主题扩充，其使《太阳》成为他创作生涯第三和第四阶段、他生命的40和45 岁之间的一段航程。这时，劳伦斯同莫里的关系实际上已终结。莫里答应带着他一家人到意大利看望劳伦斯，但医生说莫里夫人太虚弱以致于不能平安地旅行。实际上，她一直盼望的孩子出世后，她就病入膏盲了。莫里回想起当听说莫里再次取消造访时，劳伦斯给他发了封“怒气冲冲的信”（莫里没有保留这封信）。自此之后，劳伦斯写给他的信寥寥可数。在写于1926 年1 月的信中劳伦斯对他说：“不要再为耶苏或者人类或者你自己操心了，……让《阿德尔菲》见鬼去吧，……为着《阿德尔菲》，我不欲理睬任何人。《阿德尔菲》肯定会扼住双方各自的颈部而互相溺死。松开吧，松开吧！”但莫里并没有松手。当他收到劳伦斯《关于一只豪猪之死的反思》时，便问他是否可以重刊而不支稿费。在1 月17 日的信中，劳伦斯表示他不愿莫里在杂志上刊登他的文章。莫里肯定意识到了他们各自的说法是何等的不投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不要装着把它们混为一谈。”莫里答复说他同意他们不进一步交往，这样会更好些。劳伦斯明显地对此未作答复，尽管在春季若干封信中，他跟布雷特恶意地谈起了莫里。在开普利的布雷特为劳伦斯而红颜憔悴，但不敢去北部伯纳达别墅触犯弗丽达河东之怒。劳伦斯说，莫里非常有意思，多愁善感，言外之意甚是糟糕的：“我想，跟那家伙打了一番交道后，你就想千方百计地摆脱他，随附他那种多情放纵的忧郁，可鄙极了。”大约这一时候，劳伦斯写就了短小拙劣的讽刺莫里小说的最后一篇小说《微笑》，它显然是取材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之死（将莫里和凯瑟琳来作为马修与奥菲利亚的原型），且很明显始作于里居尔海滨。莫里在1953 年7月16 日信中告诉本书作者，“关于劳伦斯和莫里于1923 年、1924 年和1925年的关系的真相距离已发生的一切很遥远了，或者很可能在我生活中发生过。尽管我苦思冥想，但我不能把它（即真实故事）勾勒得更完美。”关于讽刺作品他说：“我看了你在1952 年10 月2 日信上所说的，你或许受了劳伦斯关于我的讽刺小说的影响（在《D.H.劳伦斯的生平及其作品》中）。这些现在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侮辱。而且我仍然认为它们是劳伦斯秉性中最糟糕和最不诚实部分的产物。考虑到事实真相，我认为这些作品依然是一种卑劣的报复。”“事实真相”当然是指弗丽达同莫里互相间的态度和莫里的回绝，他拒绝坠入与她私通情网之事，显然不为劳伦斯所知，尽管他明显地怀疑最糟糕的事情。在斯波托诺，劳伦斯还创作了、或至少完成了他的短篇《快乐的鬼魂》。他原先打算为辛西娅·阿斯奎斯的《鬼书》而作，而当《快乐的鬼魂》1926年10 月刊登后，《鬼书》取替性地刊行了他的短篇《摇木马获胜者》劳伦斯对他的代理商说，他为追忆西里希亚夫人而创作了《快乐的幽灵》，“但是否合适没底”，或许因为开始以多萝西·布雷特为原型的卡罗塔·弗尔的性格与辛西娅夫人相似。已婚的卡罗塔和她的丈夫拉斯奇尔男爵是早期小说《顶针》和《瓢虫》中贵族夫妇的变体。拉斯奇尔夫妇作为阿斯居埃夫妇化身的结论被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在1937 年一篇文献笔记中首次公开提出。理查德·阿尔丁顿认为假如鲍威尔结论正确的话，“小说的结局就显得轻率莽掸了。”结局中，当幽灵般的女人在拉斯奇尔夫妇乡村住宅的客室生下与劳伦斯相象的马可·莫里尔时，梅花取代了《最后的笑》中的杏花。梅花写得恰如其分，因为拉斯奇尔夫妇后有了个孩子：在东方的象征手法中，梅花表示不朽和生命的永存，并且它还代表着新年（劳伦斯完成这篇小说正当1925 年年底之际）。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短篇《处女吉普赛姑娘》，影射出他近期观赏德比郡多石的景色的情况。回想起来他现在熟悉的已长大成人的威克利的女儿——巴巴拉就住在附近的阿拉西俄，而和艾尔萨从伦敦赶来探望他。这大概联想到小说中那些当他们年轻时，她们的母亲就与情人私奔的妙龄姑娘。在斯波托诺的马丁·赛克（“文静的小个儿男人，……长得英俊，但不活跃”）称赞这篇小说，尽管它直到劳伦斯辞世后才发表，又认为它缺乏最终的修改。小说中的水被赋予了性别和生命，一男子把快要淹死的姑娘按摩活了。这召唤着早期小说《马商的女儿》，且它是睡美人故事主题的另一种衍化。其中“无知”的吉普赛人是作为觉醒者的形象。它也期待着未来；这样它还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序曲。艾尔萨和巴巴拉·威克利抵达斯波托诺期间，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和她在伊斯渥的朋友布思夫人也前来伯纳达别墅观光。她们到了后发觉劳伦斯患了感冒。弗丽达相信埃达企图与劳伦斯重温旧事。一天晚上，埃达劝劳伦斯闭门不要见弗丽达。事后弗丽达说，这是劳伦斯唯一深深地伤害她的举动。一天早晨，埃达对弗丽达说：“我从心底里恨你。”劳伦斯为能从全副武装的女人的敌对阵营中解脱出来而感到高兴。当他携同埃达去蒙特卡洛远足时，弗丽达对他说了些难堪的话。刚好就在布鲁斯特一家去印度之前，劳伦斯从蒙特卡洛赶到位于开普利的夸脱罗·凡蒂的布鲁斯特一家别墅。他帮助他们裹包收藏那些后来成为他描写布鲁斯特一家一篇刻划精细的猥亵小说《玩艺儿》中主要象征物的古玩。他围着他们歌唱，跟他们讲新近同他姐妹交谈而使他记忆犹新的故事。他学着他母亲责备他的样子：“你从前是个乖孩子，伯蒂。”在夸脱罗·凡蒂期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