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25

连斯基、多萝西·布雷特、玛丽·加农和戈特勒。劳伦斯邀请他们与他同去美国在洛基山脉的坡地上创建一个聚居地。但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敷衍和回避的，除了多萝西·布雷特——她后来与劳伦斯夫妇一同去了新墨西哥。柯特连斯基跳起来并开始摔酒杯，还叫道：“在座的或其它任何地方的女人都不能理解劳伦斯的伟大之处！”如果劳伦斯还记得他早年给柯特连斯基所写的那封谈到弗丽达的信的话，他就会觉得此情此景是有讽刺意味的。他当时在信中说：“你决不能抵估她”，并还说：“女性之中还有另一种品质，你是无法估量这种品质的。你不知道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不同性别的人。她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对那个世界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你的世界只是一个半球。”在那个可怕的皇家咖啡馆之夜，在柯特连斯基开始砸酒杯之前，那些圣餐接受者们已经喝了不少的圣酒——莫里一会儿说：“我爱你，劳伦佐，但我无法向你许诺说我永不背叛你”——最后，那个“平日点酒不沾”的劳伦斯醉如烂泥，并开始呕吐。莫里和柯特连斯基将他架入一辆出租车里，车子将他送到了汉普斯特德。在卡斯威尔的住处，劳伦斯的两位朋友将神志仍然不清的他扶上了楼。在楼上，他们踉踉跄跄的脚步声惊醒了卡斯威尔的兄弟，他后来在对他的姐姐叙述此事时，又增加了故事的神奇性。他说当他朝楼下望去时，“他清楚地看到他眼前是圣·约翰和圣·彼得（或也许是圣·托马斯中间架着的是他们的一瘸一拐的先师。”第二天早上，劳伦斯又恢复了他那种矿工的儿子所特有的机智和幽默感，他对卡斯威尔夫人说他出了洋相。“我们大家肯定不时有人倒下。只要我们首先承认，然后将它忘掉就无伤大雅。”在此次英国之行中，劳伦斯和弗丽达——通过莫里——结识了南非作家萨拉·葛屈德·米林。她和她的丈夫邀请了他们三人以及柯特连斯基去共进午餐。莫里问他是否能将“那个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也带去，此姑娘就是多萝西·布雷特，她总是带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她的助听器。莫里私下告诉米林夫人，说多萝西·布雷特是故意装聋，那样她可对她的贵族家庭中的谈话充耳不闻。劳伦斯夫妇姗姗来迟，而柯特连斯基没有与他们一同前来。因为他和劳伦斯刚就托尔斯泰的作品发生过争论。劳伦斯在席间说了些轶闻趣事，而米林夫人则认为这次宴席是“一次失败。”在伦敦访问的时候，劳伦斯听说卡斯威尔夫人想写一部小说（根据她读到的一些事情），此书是关于一个原始部落将一位年轻的姑娘幽禁起来，希望她变成一位女神的故事。劳伦斯说卡斯威尔夫人应该与他合作撰著此书。他即刻拟出了一个提纲，并让她着手写前几个章节。但她在这个计划前畏缩了，没能进行创作。只有劳伦斯的提纲保留了下来：一位妇人约35 岁，美丽动人，稍有点神经质，走进格拉斯哥的一家轮船售票处打听到加拿大的船期消息。她自报姓名叫奥列维娅·麦克勒尔。票房的服务员问她是否将拒绝麦克勒尔向她发出的去一家古堡赴宴的邀请。她大笑起来——但是轮船启程以前在格拉斯哥逗留的日子是孤独寂寞的，她终于动身去了麦克勒尔岛。这位麦克勒尔自称是家族的首领，约45 岁，身材瘦小、眼睛乌黑，充满活力，但显然经历过许多坎坷磨难。他在自己家乡的小岛买下了那座古堡。他在美国生活过10 年，在墨西哥的一个银矿上生活过20 年。他两鬓有些微白，右太阳穴上有一道疤痕，这疤稍稍将他的右眼吊起。他的主要特征是他的那双敏捷、机智的褐色眼睛，它们好像能够洞察危险。他那瘦小、稍有扭曲的身体充满了活力。他对文明妇女敬而远之，只是偶而与一个住在山地的一位印第安妇人有来往。他对他的族长地位充满了奇思异想。奥列维娅提前一天来到了古堡。麦克勒尔穿着宽松的工作服在忙碌着作准备工作。他看上去像一个科尼什矿工，总是匆匆地赶来赶去，在观察事物时总有一种女人般的敏锐的洞察力，并时不时地喝上一口威士忌。他用那种敏捷的墨西哥人的怀疑打量着奥列维娅。她处于神经错乱之中，几乎不感到任何的窘迫。有些事情使她烦恼不堪，以致她没有意识到她早到了一天。当她意识到时，她也没有在意。他一见到她，就非常随和、热情，但怀有戒心：他总是对危险怀有警惕。不久，他被她迷住了。她由于心中的压抑，对任何事情都显冷漠无兴趣。她与他友好地交谈，但言不由衷：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存在。他，一个45岁的男人，第一次痴情地坠入了情网。但她总只是对他不冷不热。她在那座整修过了的古堡里过了一夜——他则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在古堡下的小屋里睡了一宵。第二天，她做了那怪诞的宴会的女主人。晚上，他请求她不要离去。他的狂热的，稍有点怪异的感情触及了她的良知。她同意留下。经过了两天提心吊胆，怕她离去的焦虑之后，他向她提出了求婚。她非常惊奇地看着他——对于她，他只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她还是答应了。她心中总有什么东西隐现在灵魂深处——她原先的那种失望与烦恼。他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但无法理解。在与她苦恋了6 个月之后，他回家时发现她已经死去，并留下了一个女婴。然而，在他看来这位母亲是不朽的。她是一位来自仙境的神秘女子。而那个女婴，他暗暗相信，是一位天使。他渐渐地把这种想法灌输给他周围的人们和那个女孩自己，这种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他们所有人的心灵。这位小姑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与众不同的待遇。但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非凡之处。男人在她看来就是男人：她属于另一个种族，是仙国的天使。但她对此闭口不谈：没人谈论此事。但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她的父亲雇来了一位穷学者作她的家庭教师，她得到了一种普通的教育。但她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人是与她同一个种族的。有时她随她父亲去格拉斯哥，去爱丁堡，或去伦敦。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但她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她对这个世界有些惧怕，这不是她种族的那个世界。在她17 岁那年，她的父亲突然被杀了。除了她的家庭教师，她孑然一身。她每年大约有300 镑的收入。她决定去伦敦。战争爆发了——她成了一名护士。她护理着男人们，熟知他们的伤情和他们的需要。但她只是将他们当作羊羔或其它娇弱可爱的动物来护理照看。他们的血不同于她的血，他们的需要不同于她的种族的需要。男人们纷纷爱上了她，这对她来说是可怕的。她在等待着她同类中的白马王子。她的家庭教师也附和她的这种玄念。等待吧，他说，等待仙国给你送来你的伴侣。你不能与一个凡夫俗子结婚，你要等待一个在眉心有颗痣的人。她终于在街上看到了他。她对他一见如故，她认识他眉心的那颗痣。然而她又感到害怕。有生以来她第一次对她自己的本性感到了害怕，对她自己的神秘性感到了害怕，因为在她看来，她的种族要来毁灭人类了。而她就是来毁灭人类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惧怕。她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眉心长着一颗痣的人。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没有再见到他。然而，渐渐地， 她担心再也见不到他的焦虑变得比什么都强烈起来。她希望与他一起接受命运的主宰，不管发生什么事。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在劳伦斯的那些最亲近的朋友圈子之外，他的作品在那年的秋天和1923—1924的冬天如往常一样得到了公众的评论，褒贬大约是平分秋色。在《伦敦墨丘利》上，J·B·普里斯特利在评论《袋鼠》时暗示，劳伦斯的大部分崇拜者都是些少男少女，并说如果劳伦斯仿效一下19 世纪的小说（正如普里斯特利自己准备做的那样），他也许能将此书写得更好一些。普里斯特利最后“下结论说，从目前来看，墨守成规要比别出心裁更加危险和困难。”在伦敦的《星期六评论》上，杰拉尔德·古尔德也认为《袋鼠》超出了他所能够接受的限度。他认为此书是一个“似乎连小聪明的劣作也不想写的人”所写的“自我意识的幻想之作。”但马丁·阿姆斯特朗对此书的评价甚高——“散发出一种劳伦斯称之为澳大利亚的奇异美妙的气息”——此评论发表在《旁观者》上。J ·C ·斯夸尔，他后来在《伦敦墨丘利》的称赞《飞鸟·走兽和鲜花》有一种奇异的活力，但在9 月的《观察家》上对《袋鼠》的反应并不热烈，还是像以往一样，认为劳伦斯“有天才，但思路混乱”，以及“非常诚实，但有些迷惘，具有一种言简意赅的表现力，使事物跃然纸上。这种风格使他所写的任何作品都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在《民族与雅典娜神庙》上，J ·D ·贝尔斯福德认为《袋鼠》的不足只是白璧微暇，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这是一部天才之作，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小说。”《纽约时报》也发现了“《袋鼠》的成熟之美……没有一个段落不给人以一种辉煌的启迪。”到此时为止，劳伦斯还是没对这些评论不加注意；在墨西哥他曾对宾纳说他不再去读那些评论，他在此时及后来的信件中很少谈及这些评论。如前所述，他已经巩固了他的读者界——这不仅仅是由少男少女和他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位少数人的作家从他那些不妥协的作品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允许他乘坐二等舱位去任何地方旅游，如果他不想久住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环境之中的话。劳伦斯将弗丽达留在伦敦，只身去了中西部与他的姐妹共度圣诞。在1924 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去了希罗普郡的庞迪斯伯力，在那里，他在弗里德雷克·卡特夫妇处逗留了数日。劳伦斯是在卡特将他的《炼丹士之龙》的手稿寄给他以后与他认识的。此事使劳伦斯很高兴。他在1923 年6 月18 日写了一封长信（此信收入《书信集》），信中谈到了占星术和神秘主义。劳伦斯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来源于对布拉伐斯基夫人的这类作品的阅读。“最微妙的事，”他写道，“是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之间的关系，如能领悟这种关系——我认为黄道带的人知道这种关系——你就能得到启示的直接线索。——古代人是用形象思维的。”与他关于无意识的论著相呼应，劳伦斯在信中谈到了“灵感的四大中心”，他将这些中心与星座联系起来。他还说，“你决不要让一个普通的出版商去出版此书。这对普通的读者来说完全是一部天书。但在此书的字里行间有一些惊人伟大之处：它使生活又变得高尚。”他还写道，“如果我来英国的话，我们可再作详谈。”卡特在一封信中提到（1952 年5 月7 日）劳伦斯在庞迪斯伯力的“短访和关于启示录中的象征物的讨论。”他在希罗普郡的经历为他的《圣·莫尔》以及那匹红马提供了背景资料。女人和龙的双重象征则成了《癫狂的毒蛇》的主题。在拜访了卡特夫妇之后不久，劳伦斯和弗丽达便飘洋去了欧洲大陆。l 月25日（或24 日）劳伦斯在巴黎的凡赛尔饭店写信给凯瑟琳·卡斯威尔：“我们的旅途轻松愉快——在阳光和银霜之中，巴黎显得十分可爱——相当静谧，但确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俩都感到很疲乏——在伦敦差不多要呆傻了。”第二天他在信中对她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今天天色阴暗，下着雨，很像伦敦。来这里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我要多睡点觉，聊以打发日子：也许下星期我们会去巴登——巴登以摆脱这种心境。无论如何，我对欧洲作不出什么反应。巴黎有不少迷人之处，——但只是像一座博物馆。当你从露弗里博物馆的窗子向外望去时，你会不知道是窗内还是窗外更像一个博物馆——不知道整个巴黎，以及它的和平大街和伊里赛田园是否都只是一个博物馆”——显然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心情中，他写下了他的“巴黎书信，”这些书信初见于1926 年4 月的《笑马》。劳伦斯不喜欢那些博馆展品之间的人群，他在这些书信中谈到了他民主的失望，但又说，“然而，我也无法相信旧式的贵族政治，也不希望它们卷土重来，尽管它们是那样的富丽堂皇。我所信奉的是旧式的荷马时代的贵族政治，那时的大帝生活在民众中间，住在简陋的木屋之中。”劳伦斯最后说“纪念碑、博物馆、终身爵位和老古董都令人讨厌，但伟人层出不穷，他们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2 月5 日离开巴黎之后，劳伦斯不久就到了巴登——巴登，又笑逐颜开地周旋于路德维格·韦尔海尔姆斯迪夫特家族的老贵妇人中间。她在那里的两周中写的故事是《边界线》，其中有一个“勇敢的人”作他的主人公，他叫艾伦·安斯特鲁瑟，那个红头发的，好斗的盖尔特人。他娶的那位妇人，“一个德国男爵的女儿，”无疑是弗丽达的形象。他们离开了巴黎的“露弗里博物馆、卢森堡和天主教堂”，启程去了斯特拉斯堡，这是劳伦斯夫妇东行旅程的写照。2 月19 日，即离开巴登——巴登的前一天，劳伦斯写了《德国来信》（他生前没有发表），其中有许多类似于那篇故事的情节的描写，安东尼·韦斯特在他论述劳伦斯的书中援引了一些相似的片段。正如许多读者在《德国来信》10 年后出版时所看到的那样，此故事具有很强的预言性，因为在1934 年此故事发表时，纳粹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而在1924年2 月，这些纳粹分子还鲜为人知，而希特勒因为前一年11 月所谓的“啤酒店政变”事件仍在狱中服刑。劳伦斯显然对希特勒了解甚少或一无所知，在作品中从未提到过他：他还没有发表他的《我的奋斗》，直到1924年11 月，纳粹党人才在国会中争得了一些席位。劳伦斯在1924 年的早些时候就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那种不安定的因素，他认为，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可“追溯到鞑靼人的野蛮倾向，是与基督教欧洲文明倾向相背的……这些青年社会主义的党徒（他是否是指青年纳粹党徒？——原注），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的非实利主义的信仰，和他们的那种半神秘化的观点使人们感到莫名惊诧。他们像一些原始的，流离失所的游散部落，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在欧罗巴的血管中的血缘传统已经改变。”劳伦斯觉得，德国人正在向着一种死亡之境迅速倒退。“退回到地狱般的中世纪日耳曼，然后倒退到罗马时代，然后退化成出没在寂静的森林之中、行动危险而诡秘的野蛮人”。《边界线》是劳伦斯的第一篇性感幻想的小说，而且显然也是他的第一篇含有莫里形象的短篇。故事中莫里以一个记者的形象出现，那位强壮的安斯特鲁瑟从坟墓后面出来将他击败。《边界线》以它的超自然因素和它的对于斯特拉斯堡天主教堂的极度的夸张描写——“微红色的石头，在夜色中闪烁，像深色的肌肤”呈现在“我们文明的死灰色之中”——具有一种梦幻气氛，这种梦幻气氛使故事成了一种对劳伦斯重返欧洲之旅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梦境复述。在2 月12 日，他曾从巴登——巴登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我们将在这儿再呆一个星期——然后回巴黎去打点行装。应该在26 日到达伦敦。那个可恨的塞尔泽未给我们写过一个字——看来他想耍什么花招。我将尽快返回纽约。”他只准备在伦敦逗留一个星期：“你知道城里有什么安静一点的旅馆吗？”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伦敦的消息。我不想见任何人。”欧洲大陆使人感到“非常厌倦——旅行单调乏味，至少在冬天是这样。远不如在家里养精蓄锐。”三个星期之后，在重访过巴黎和伦敦以后，劳伦斯夫妇离开英国去了纽约，他们乘的是“阿奎特艾尼亚”号轮。在此时期的好几封信中，劳伦斯一再提到了塞尔泽：他去美国的原因是因为他必须在那里见到他，尽管劳伦斯在3 月1 日给贝西·弗里曼的信中这么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离开了欧洲。它已使我腻烦不堪。”弗丽达在附言中也说：“我很高兴又回到了美国——除了与我孩子们和母亲的会面，在欧洲的那些日子是乏味、凄凉的。”多萝西·布雷特作为拉纳尼姆的唯一成员，与劳伦斯夫妇一同去了美国。在3 月10 日写于船上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对戈特勒提到了一块蓝色的石头，是一块大如皮球的青金石，此石头可能就是《恋爱中的女人》中赫曼奥妮用来砸伯金的头的武器：我们将于明晨到达纽约——行程匆匆。到昨天为止，天气还很暖和——我们位于海湾暖流之中。现在我们已接近美国，天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大海吞吐着它的朦胧的雾霭和黑色的波浪，船在沉浮摇晃。但我们并不惊恐，只是弗丽达有点不适。无休止的摇动使她感到不安。我倒是十分自在。布雷特自然是非常兴奋并在自我乐趣。突然我看到她佩着一枚小蓝别针，我认出那是几年前我送给奥托琳娜的——是一块玉髓石。我一直很喜欢那块色泽柔和的蓝石。奇怪，事情怎么会如此凑巧……星期二下午——我们在猛烈的雨夹雪和大风中到达了纽约。塞尔泽和我们在一起——心情不太好——他的生意不太景气。布雷特现在有点迷惑慌乱，不知所措。3 月22 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回到了陶斯。在一封3 月1 日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劳伦斯曾告诉弗利曼说他和弗丽达打算去纽约“一星期或10 天左右，然后可能去陶斯，作为旅行的终点。当然，我想回到墨西哥去：如果我要想在那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一部小说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将在陶斯呆多久——两个星期吧，不会太久的”。但是，他在陶斯地区逗留了7 个月。与在作为陶斯的屏障的洛伯山区牧场的收获相比，他在陶斯的经历则是一种退步和衰落。他需要这样一种衰退。洛汉太太的家中添置了一些新的陈列品，特别是克莱伦斯和杰米。克莱伦斯·汤浦森，被洛汉太太描述为“温雅并有些女子气”，但经常发脾气，因为“他在精神上崩溃了；他从孩提时代就被毁坏了”，是一个艺术领域里的无法避免的小市民，一个常年的社团附庸。然而，杰米·德·安古洛则是荣格和印第安人研究的严肃的学生，在他1950 年去世以前，他在探索红种人的秘密方面取得了不少出色的学术成就。但是，在1924年洛汉太太于陶斯对他的描述中，他成了一个怪人。当然，在她书中的所有其他人物也是这样，书中提到了马修·阿诺德对于那个比较温文有礼的雪莱圈子的言论：“怎样的一帮子！怎样的一个社会！”可能是出于厌恶，理查德·阿尔丁顿在他对劳伦斯的颇为详尽的传记中对克莱伦斯和杰米只字未提。阿尔丁顿很快地就写到了劳伦斯上山的情况。事实上，他是在五星期之后才去路伯山区的约翰·伊文斯的牧场的，后来这里被劳伦斯称作基奥瓦。洛汉太太把这个牧场送给了弗丽达，而弗丽达则赠以《儿子和情人》最后一稿的亲笔手稿作为回报。但没想到这一做法却得罪了洛汉太太，她后来将此手稿给了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作为部分费用的付帐。这份手稿在许多年后才被发现，现存放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里。从此手稿中可以看出，爱德华·加纳特对出版的一稿作了何等大幅度的删节。此手稿被送给A ·A ·布里尔医生倒是相当合适的，因为洛汉太太所说的劳伦斯重回陶斯之后的所作所为是属于精神分析文学而不是其它什么领域。洛汉太太马上对那个到处跟着劳伦斯、并将她的“助听器”托比伸到每次谈话中间的“可怕的俄国白痴”布雷特产生了憎恶。洛汉太太觉得托比像个“间谍”。当她将此事告诉劳伦斯夫妇时，弗丽达会心地大笑起来，她自己对无处不在的布雷特和托比也不太喜欢，但是，按照她的克劳塞德奇战略，她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用致命果断的一击消灭敌人。与此同时，忐忑不安的洛汉太太进行着她的老游戏，将周围的人像棋子一样搬动着。其结果是一场混乱。甚至托比也在一天晚上走了出去（“我想我们在劳伦斯夫妇这里受够了”）克莱伦斯声称要揭露劳伦斯要“谋杀梅宝”的阴谋，杰米也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陶斯。洛汉太大在她的书中对这场混乱的描述听上去像一次精神病院的暴乱；读者如要对此有个确切的了解，可查阅一下此时期劳伦斯的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一种不正常的迹象。在一封6 月3 日去牧场一个月以后写给弗雷德利克·卡特的信中（劳伦斯将飞心牧场改成了洛伯或华尔夫）他对这个他后来称作基奥瓦的新家作了描述：今晚接到了你的信。很高兴读到《烽火》上的消息——以前从未听说过此刊物。《阿德尔菲》毫无可取之处。我有一个代理人在纽约与我的出版商打交道，事情将会得到解决——但大约要一年时间，情况不是太好。我的妻子在这里有一个小牧场——大约150 英亩，在山脚的坡地上，大部分是松树，但有两块耕地——虽然水不多。我们这里离德尔山牧场约有两英里， 取邮件要去那里。这里地处偏僻——风景优美——海拔8500 英尺。我们有二间房子和一间小木屋。一个月来，我们像黑奴一样劳作，把一间快要倒塌的房子修建好，给另一间房子盖屋顶板，我们请了四个印第安人干这活，还有一个墨西哥木匠。最后几个印第安人今天也去了陶斯——17 英里，就剩下我们，除了一个朋友多萝西·布雷特，她在这里作画——她是厄什子爵的一个女儿。——我们有五匹马——常驾车去德尔山买牛奶和黄油。我刚刚和其中的三匹马进行了一次搏斗——它们受惊了，见鬼。这些日子，还得一个人在这里照看它们。很遗撼你没有钱来这里尝试一下这里的生活。不然你可以住在另一间屋子里，卡特太太可以开办一个小庄园。这里一切都很好，除了那条从峡谷向上引水的水渠。但这里冬季很长、很冷，也很寂寞——去年冬天我们在德尔蒙特。——这里有春天，但没有足够的水去灌溉土地。——我倒是希望看到卡特太太来治理这个地方。——至于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游荡的灵魂。我将在9 月底去墨西哥，我的妻子将和我一同前往。那将意味着抛弃这个地方，挺可惜的，我们也许在下一年的4 月再回来。自去年秋天以来，我没写多少东西。这个冬天和去欧洲的访问很令人沮丧。要摆脱这种心情需要一些时间。至于这场战争，它根本地改变了我。战后的情况又加深了这种变化。劳伦斯没有告诉卡特那位在牧场上工作的“墨西哥木匠”是个酒鬼，因为他叫弗丽达“肥母猪”而被他解雇。劳伦斯夫妇后来和两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在一起，那个留辫子的钦尼达德和他的妻子鲁芬娜。此牧场成了劳伦斯在那个夏天写的中篇小说《圣·莫尔》最后一部分的背景，（英国的劳伦斯学者凯斯·萨加认为此书名一定是与时间（hour）一字同韵）。前面已经说到，卡特辩认出此故事的开始部分是以英国为背景的（什罗郡的庞迪斯伯利）。劳伦斯用了好几个庞迪斯伯利人作为书中的次要人物，包括卡特本人，他在书中是以卡特赖特的名字出现的，长着“一副翘起的眉毛，眼睛闪烁着，貌似山羊，还有一副像潘神般的尖耳朵。”至于两个主要人物，劳伦斯还是（正如我们所见）在他的开普利的过去经历中挖掘出了伊丽莎白·休姆斯（刘·卡林顿）和她的母亲（故事中的母亲惠特太太）。劳伦斯看到过在他们自己的背景中的美国人，他现在可以将这两个女人放到欧洲和美国的双重背景之中：他在《圣·莫尔》中对那位固执的马格娜·梅特（此人同样也是洛汉太太）每天驾车穿过海德公园的描写是劳伦斯最好的喜剧片段。但在所有的这些人物之中——那些惶惶不安的美国妇人，他们的红种印第安仆人和他们骄傲的威尔士马夫，他们的伦敦上层社交界和乡村别墅的朋友们，那个头脑顽固的西部乡村教区牧师和他的教区居民们——那匹赤金公马，圣·莫尔的形象在故事中始终是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和象征物。在劳伦斯1924 年1 月在英国时写给威勒德·约翰森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故事的萌芽；为了与约翰森的《笑马》杂志的刊名打浑，劳伦斯为那些马匹、半人半马神、赫伊尼姆斯，甚至木马、竹马大声说话。“这里的这匹马已经死了……哦，伦敦这地方糟透了，这么阴暗，这么潮湿，这么灰黄，这么破碎零乱……马，马，任你去沉默不语吧，但请让我骑到你的背上再离开这里去新墨西哥吧”——这就是《圣·莫尔》的主要情节。劳伦斯以前也用马作过象征物，他在1929 年写的《启示录》中，对此动物又有过一番议论：“他是一种卓然超群的象征物：他给予我们一种贵族风度：他把我们联系起来，是与容光焕发的全能者的第一次明显的、激动人心的联系：他甚至已经成了我们肉体之中的神灵……这马啊！这人类的汹涌的潜能和力的运动的象征。”这匹傲慢的马，以圣·莫尔的形象在书中出现，它是1924 年杰拉尔德和他的阿拉伯母红马的故事的翻版，1916 年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曾描写过这一情节：上层社会的那个年轻人（在波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可能要虐待那匹马，并让火车惊吓它（都是杰拉尔德自己的机械化和他对生物机械式的驾驭的象征。）但那匹战后的圣·莫尔是无法驾驭的，井能伤害那位上层社会的、想控制它的里柯。圣·莫尔使那两位美国妇女得到了教训：她们离开了里柯和他的上流社会以及乡村别墅的朋友们，带着圣·莫尔去了美国的西南部，去了它应去的自由之邦；这两位妇女则去了西南部的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她们自己的自由了，这就是基奥瓦牧场。（劳伦斯在故事中称之为拉斯·奇伐斯母羊。）这山坡上的牧场世界，在当时可能成了惠特太太和刘两人形成劳伦斯化的最后一个阶段；但其过程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来；此书最后一部分的全部力量是在于对自然景色的动人的描绘，这可能是与这部中篇小说前面部分中所描绘的那个堕落的社会的最好的对照。迄今为止，在所发表的对《圣·莫尔》的研究中，F ·R ·利维斯的探讨最为详尽，他称此书是“一篇戏剧诗”，”在我看来，此作在创造性和技巧上的独到之处并不亚于《荒原》，而且毫无疑问，它比那史诗在独创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为丰富。读者所得到的印象不会是别的，只会认为这是一部重要作品。”此话应该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利维斯的这篇通过非常周密的推理得出了上述结论的文章出现在《D ·H ·劳伦斯：小说家》（1955 年）之中，此书的附言是重印了对帖弗顿主教（马丁·杰瑞特——柯尔主教）所著的《D ·H ·劳伦斯和人类生存》一书的“评论”：利维斯的“评论”并无别意，只是对T ·S ·艾略特的一次攻击，因为后者给帖弗顿主教的书写了序言，而利维斯对此书的基本内容是不屑一顾的。劳伦斯在9 月30 日前完成了《圣·莫尔》然后便将稿件寄给了他的代理人：8 天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上写道，“24 年10 月8 日，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牧场——天下着雪。完成了《公主》。”这就是首先由凯瑟琳·卡斯威尔辩认出其主要人物是多萝西·布雷特的那篇短篇小说。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新墨西哥的背景，那位在牧场休养的游客（一位中年处女）跟着一个叫杜明哥·罗麦洛的导游上山走进了充满阳刚特征的洛基山的高原森林之中。这位受到庇护的“公主”，对生活的了解只是来源于遥远的莫泊桑和左拉，想要“尝试一下”男女之爱——结果非常糟糕。当她开始讨厌这种事情时，罗麦洛这个一度显赫的地主家族的幸存者将她当作一个俘虏一样看守起来，下流猥亵地对待她，直到她的“营救者”将他击毙；在此以后，这位屡遭凌辱的公主离开了那里，“精神有些失常”，后来嫁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与那篇墨西哥的故事《别管那一套》一样，这一故事是劳伦斯经常采用的“睡美人”或“蔷薇莓”主题的翻版，在那篇故事中那位被称颂的公主由于“王子”拔开了她身旁的荆棘而苏醒过来。在这两篇故事中，那两位用意志去体验生活的妇人——如《公主》中的杜丽·厄奎哈特和《不管那一套》中的埃塞尔。凯恩——都遭到了失败，这与那些具有魔力般美质的妇女的觉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马商的女儿》、《处女和吉普赛姑娘》中的姑娘以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小康妮·恰特利。以莫里为原型塑造的一种为劳伦斯所憎恶的男性人物在此时期的一些短篇小说中也受到了劳伦斯的抨击。莫里即是吉米（一副狞笑着的半人半兽的脸，处于没有微笑的伤感时刻），此人是一份卖弄学问的杂志的编辑，在《吉米和绝望的女人》中他和一位矿工之妻发生了喜剧性的纠葛；他也是《最后的笑声》中的马奇·班克斯，而多萝西，布雷特则是其中的詹姆斯小姐，带着那个助听器。这是另外一篇鬼怪故事，马奇·班克斯因摒弃生活而受到了惩罚：他寻求一种机械的性爱，在他的虚假的视觉中，降落在城市的白雪像是石灰水。魔鬼在夜间进入了伦敦，隆冬的空气中充满了杏花的芬芳：这是弗雷泽的《金树枝》中的性象征。此故事的形式与《边界线》颇为相似，它是后来那篇超越自然性爱故事《快乐的鬼魂》的先声。劳伦斯在9 月30 日把《圣·莫尔》，《最后的笑声》和《吉米和绝望的女人》寄给他的代理人的同时，他还寄出了《骑马出走的女人》，这篇故事讲的是一个在墨西哥的美国妇女在嫁给了一个荷兰矿主（机械压迫的象征）10 年之后骑马出走，来到了一个被遗忘的印第安部落中，被他们作为牺牲品接受下来，——《癫狂的毒蛇》的一次预演。关于《骑马出走的女人》的背景材料，很显然劳伦斯有两个来源，其中之一是一座瑞士矿主的银矿，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劳伦斯和格士奇在他们去墨西哥的旅途中曾访问过这个地方，在纳瓦霍附近。背景的另一部分好像是陶斯北部的山区，此背景在《公主》中也运用过。在1924 年夏天，洛汉太太和托尼及克莱伦斯曾去过牧场一次——但仅此一次。洛汉太太邀请过劳伦斯，希望他去看她，并哭泣着问他为何要“那样”对待她？劳伦斯曾因为她和托尼杀死了一只豪猪而责备过他们——也许这就是《关于一只豪猪之死的反思》一文的起源——托尼的妻子将这一责备当作是对她个人的侮辱。劳伦斯对这位哭泣着的妇人说，“唔，我忍受不了你走路的那个样子。就像你今天早上走过我窗前那样……”——听了此话，她哭得更响了。就这样，劳伦斯夫妇和布雷特在牧场隐居了起来。但不久之后，在8 月间，劳伦斯和弗丽达及洛汉太太和托尼四人一起去了亚利桑那的霍比去看蛇舞。在这次旅行中，托尼驾着车一路唱着歌，劳伦斯夫妇争论着或赞叹着沿途的风光，而洛汉太太则觉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寂寞得要死。洛汉太太感到劳伦斯一次对蛇舞的描述是平淡无奇的，尽管她很喜欢那几篇后来发表在《墨西哥的早晨》中的散文。这次旅行之后，洛汉太太使匆匆去东部看布利尔医生。劳伦斯写信给她说这样很好，是的，她需要一个医生，她必须学会克制她的意志，在她回来以后，他们匆匆见过一面，此后不久，劳伦斯夫妇便和布雷特一起在10 月份离开了墨西哥。（在牧场我的胸膛感到十分胀痛：那里的海拔太高。）看上去他们都很友好，但在劳伦斯一帮人离开之后，洛汉太太写信给劳伦斯，说他邪恶无信。从此他们没有再见过面，尽管在他回欧洲之后他们还通过信，但第二年他回到牧场去的时候也没去看她。1924 年10 月3 日，当他准备离开基奥瓦的时候，劳伦斯告诉莫里，在9 月10 日，也就是他自己39 年生日的前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我想去南方，那里没有秋天，那里的寒冷不会像一只蹲伏着的，伺机扑跃的雪豹一样，一下子窜到人的身上。北方的内心是寒冷的，寒冷的手指是尸体的手指。”在离开牧场的前三天，劳伦斯在日记中写道（10 月8 日），“英国银行结余303 镑。蔡斯国家银行，第4 大道23 号街的都市分行结余2281 美元。”然后，在11 日，携同布雷特和弗丽达离开了那里去了墨西哥城。他和弗丽达“得了重感冒。”劳伦斯遇到了W ·索马萨特·毛姆，并将他写成为“一个心胸狭窄的‘艺术家’说话结巴……难以交往，无幽默感……有些令人讨厌。”毛姆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劳伦斯觉得他受到了冷遇，是因为与他在电话中联系的是毛姆的秘书，而不是他本人，因为毛姆在电话中讲话比平时口吃得更厉害，所以他一般都避免接电话。在墨西哥城的两个星期中，劳伦斯去笔友俱乐部参加了一次宴会，在会上他应邀作了讲话。在他和两位妇人转途去了沃克萨卡之后，他在11 月14日写给威廉·赫克的信中描述了这次旅行：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感谢你四处奔忙照看那个地方。当我想起它时，我真希望我已经回去了。我们于星期天晚上到了这里：从墨西哥城到这里花了两天时间，虽然路程并不很远。沃克萨卡是个小城市，约3 万人，孤零零地独处南方，气候十分宜人。市场上尽是玫瑰和紫罗兰，花园里百花齐放。每天都是阳光明媚，中午时稍热些。当地的居民大部分是扎波坦克印第安人，身材矮小，但十分正直、机敏，充满活力，实在非常好。那里有一个大市场，熙熙攘攘的像一只蜂房。在那里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不过他们都认为每位“富人都是敌人。——在墨西哥城也许有一个糟糕的闹宴：但一切又会悄然逝去。然而，我不喜欢这种感受。要不是冬天。我们真想明天就回到牧场去。我对人们感到如此的厌倦——人，人，人，以及所有这些骗人的废话，不管怎样，还夹杂着政治的和自以为是的偏见。——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里找一间屋子住上一两个月。谢天谢地，我的胸腔和嗓子都好一些了，因为这里的空气温暖柔和。我想在这个冬天巩固一下，下一年可以在牧场上呆得晚一些……布雷特的托比丢失了，现在已经让一位白铁匠为她作了一个替代物，形状像个漏斗：她使用它时在当地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的身体机器工作得非常顺当，以致没有耳福了。——弗丽达当然思念着她的牧场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也确实如此。四天以后，劳伦斯夫妇从弗朗西亚旅馆搬了出来（布雷特留在那里），住到了一位英国牧师理查兹教父的家中，他是英国驻墨西哥城副领事的兄弟。他在比奥苏拉大街43 号的房子在《墨西哥的早晨》的散文中被描述过，那里有“黄花伸过天井的院墙，还有摇曳着的、泛着红光的叶子花，以及如火如荼的猩猩木。”布雷特说劳伦斯认为沃克萨卡要比查帕拉原始得多，后者已经“游人涉足过多了”。但沃克萨卡的印第安人使他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朝他指指点点，并窃窃私语道：“外国人，外国人！”劳伦斯开始写作《癫狂的毒蛇》。布雷特帮他打字。弗丽达对布雷特变得越来越敌视了，虽然布雷特住在旅馆，但还是设法与劳伦斯呆在一起，他们俩人曾好几次去沙漠，坐在灌木丛下，写作或画素描。一天傍晚，劳伦斯在和布雷特以及一些当地的盎格鲁殖民者喝了一些酒后，回家迟了，弗丽达便大发雷霆，她对劳伦斯说她不再希望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那个布雷特”，他开始很为难，然后便想开了。他给布雷特写了一封她认为是残酷的信，信中叫她打点行装动身离开。她拖延了几天，于是弗丽达去了旅馆对她大发雷霆，说劳伦斯和布雷特有暧昧关系。布雷特离开了那里，去了墨西哥城，再从那里去了陶斯和牧场。与此同时，劳伦斯给莫里写去了言辞激烈的信，嘲笑他的《阿德尔菲》和此刊物上登载的一切。“你若不是继续推你的独轮车在剑桥演讲并使内心变得越来越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