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24

太喜欢它：这是一个优美的小天地。天气温暖而不躁热——常下一点小雨——一个令人愉快的城市，与其说是美洲，倒不如说更像意大利南方——除了四处游逛了一下，别的什么也没干。我想我们会喜欢这地方的。他和弗丽达19 日匆匆经过陶斯，以躲开他们先前的女房东。他们已有一年零三天役有回到那个地方了。在圣塔非和厄尔巴索作了短暂停留之后，他们直抵墨西哥城。他们停留在墨西哥的一个星期内，威特·宾纳和威拉德·约翰逊一直形影不离。约翰逊的小型杂志《可笑的家伙》被禁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行，原因是刊登了劳伦斯对本·赫克特的《范塔尤斯·马拉尔》的评论文章。劳伦斯断然声称，其男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手淫患者”，采取一种精神上的机械的性方式，对该书产生的不良后果，劳伦斯作了具体的分析。考古学家齐利亚·纳托尔在科约阿坎欧区为劳伦斯夫妇安排了房子（他们没有去住）。1901 年，她出版过《世界新旧文明的基本原理》一书。据弗丽达回忆，劳伦斯读过该书。她将此书告诉了威廉·廷德尔。廷德尔在他关于劳伦斯的著作中断言，纳托尔的著作是《癫狂的毒蛇》的创作来源之一。劳伦斯是在5 月定居在查帕拉时开始创作此书的。弗丽达指出，廷德尔说劳伦斯曾在纳托尔家住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她说他去那里吃过三餐饭。然而，认为纳托尔是莫里斯夫人，即《癫狂的毒蛇》中郊区女房东的原型，在这一点上廷德尔是对的。（附带说一句，纳托尔自己的房子正好在几年后利昂·特罗斯基被暗杀的街道上的那座房子的对面。）在劳伦斯夫妇第一次漫游墨西哥的时间里，他们和宾纳及约翰逊多次游览了墨西哥城以外的地方，如特奥提瓦坎、索钦里科（像宾纳回忆的那样，是“一座毁坏了的修道院”）、普埃布拉和奥里萨巴，参观了墨西哥人的村庄和阿兹台克人的遗址。在特奥提瓦坎，劳伦斯观赏石金字塔，在阿兹台克人信奉的立神突出的头像前流连忘返。对阿兹台克人的蛇神的想象无疑有助于激励劳伦斯对这部描写墨西哥的小说的创作冲动——宾纳的推想可能是对的。在4 月23 日的信中，劳伦斯告诉艾米·罗威尔，如果不是他发现在墨西哥很难打破环境的困扰，他将非常愿意写一部另外的小说。这个国家本身是多姿多彩。天趣盎然的，但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它”。在墨西哥城，他的大部分时间化在与讲英语的人的接触中；他并不总是快乐逍遥：至少有两位回忆录作者（卡尔顿·比尔斯和威廉·宾纳）透露，劳伦斯曾在他的旅馆里大声用一种诲辱性的语气表达了他对一些试图拉拢他的美国记者的厌恶。还是这两位作者写道，劳伦斯偶尔会对弗丽达大声叫嚷，让她不要分开两腿坐着“像一个邀遏女人”。后来劳伦斯将宾纳作为欧文·里奇的原型写进了《癫狂的毒蛇》中，因此而激怒了宾纳。书中，里奇和他年轻的朋友维利尔斯（威拉德·约翰逊）观看了一场斗牛比赛，那惊险惨烈的场面几乎使他们两人晕倒，但他俩却要歇斯底里似地硬着头皮看下去，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他们都应该“见识”一番，哪怕使他们感到恶心，弗丽达写信给梅里尔德说，她和劳伦斯看斗牛，“10 分钟后就溜了”。但坚持到底的宾纳和他的伙伴被劳伦斯请进了他的小说里：“怎么会有人像这些美国人那样，面对残羹冷餐如获至室，激动万分地精心挑选，然后像食腐肉的恶鸟一样狼吞虎咽呢？”劳伦斯不久便觉得，他住在墨西哥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他在一张明信片上（4 月2日，奥里萨已）对A ·D ·霍克谈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提到了一场斗牛：在墨西哥的时间已经够了——下个星期将去纽约——地址是托马斯·塞尔泽的：第50 大道西区5 号转。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是令人感兴趣的，然后便会想同她再见。——我真心希望霍克夫人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天气变得暖和起来——我们看了斗牛——真是太令人作呕了。但劳伦斯并没有去纽约：他当时给许多人的信中表现出他的一些混乱。有时候他会告诉一个人他将离开墨西哥，同一天他又会告诉另一个人他将留在那里，并找一个地方住下来。从奥里萨巴回到墨西哥后，他期望在4 月26 日同公共教育部部长乔斯·瓦斯康塞罗共进午餐。这位自称为“克利奥人（西印度及南美各地西班牙、法国移民的后裔。——译注）的尤里西斯”（即希腊神话中曾参加围攻特洛伊城的智勇双全的奥德修斯，亦为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译注）的知名学者素有“马背上的部长”之名，因为他是一位文化的传播者，亲自到印第安人中去负责教育的普及。（1923 年，他积极帮助本地画家如里韦拉和奥佐尼，委托他们绘制政府部门的建筑壁画。劳伦斯在他当时的谈话中，及后来在他的《癫狂的毒蛇》中挑剔了这些绘画的作品——时间证明他完全错了——他说这些壁画是拙劣的，因为它们是这些画家在仇恨和政治宣传的双重刺激下创作的：“那些平脸的印第安人，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令人生厌的经文中的象征。”但劳伦斯又写信给莫里，说奥布雷政府是“优秀的明智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感到他自己“像平时那样置身于这些事物的系统之外”。有一天，当劳伦斯同弗丽达及几位记者前去赴约，与瓦斯康塞罗会面并共进午餐时，他更加明显地将自己置于这些事物之外了。他来到了瓦斯康塞罗的办公室外面。因为正处在一场危机的紧要关头，正忙得不可开交的瓦氏只得派一名助手去问他们一行，午餐是否能推迟到第二天。弗丽达和其他几位都同意了，唯有劳伦斯激烈反对·宾纳在传记中友好地推测劳伦斯的愤怒是由于他肚子里的酒精引起的，但对他这个小插曲所作的宽容的解释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那时劳伦斯一行还没有去过任何一家酒馆。宾纳不得不补充道，如果不是宽容地原谅他是由于酒精的作用，这一次劳伦斯简直是有点疯了。多年以后，瓦斯康塞罗写了关于死去已久的劳伦斯的文章。据L ·D ·克拉克评论《癫狂的毒蛇》的著作《躯体的黑夜》记载：“1951 年至1952 年，瓦斯康塞罗在墨西哥的《消息》杂志上撰写了三篇评论那部小说的文章。文章说，“它是曾经产生过的写墨西哥的浪漫主义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却为那次因故取消的午餐而无理取闹：劳伦斯是一个“二流的白痴”。那次预约的午餐被取消的当天晚上，劳伦斯起程前往瓜达拉哈拉，想在那儿找个地方住下来。他写信给他的岳母，说他现在还没有返回欧洲的意愿，并说她肯定在为欧洲大陆上的那种“德国的悲剧”和唯物主义而担忧。墨西哥也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革命以及它带来的其它的一切”。然而他却袖手旁观，像印第安人那样，在各种革命和改革中保持原样。”他们是设有我们的意识的团体。他们就像一汪黑水，让我们的肮脏的轮船带着恶臭和噪声在上面行驶——这汪黑水变脏了一点，但并没有真正改变”。劳伦斯在哈利斯科州的查帕拉村找到了一个住处。几天后弗丽达同他会合了，宾纳和约翰逊接踵而至。弗里曼夫人显然曾将陶斯比作衰落的罗马。劳伦斯在给她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有关梅宝的信收到了。不，那是不能与吉朋相比的，它就像沉入大洋的阿特兰提斯洲。（传说是史前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以西的一个洲或岛。古代著作家认为它是因地震而沉入大洋的。——译注）我想下一次你会来的。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幢房子——非常舒适——景色优美，空气新鲜——一个叫伊莎贝尔的墨西哥姑娘负责照料我们——屋外是碧波粼粼、一望无际的查帕拉湖——这是一个叫查帕拉的小村庄——在它的同一侧有一个瓜达拉哈拉的湖边度假胜地，离这里约35 英里。天气不太热，如果你有点想南下的话，那就毫不犹豫地来吧。我不会安排你住我这幢房子，因为伊莎贝尔的服务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即使你亲自教她也不行。但这儿有一家很不错的旅馆，短住，一天4 比索，住一个月则为3 比索一天。一个比索约合49 美分，够便宜的。不知道我们将住多长时间——一个月或两个月吧。打破查帕拉的平静是来自陶斯的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即梅宝·斯特恩的突然结婚。最后她正式成了洛汉夫人。托尼·洛汉毕竟是政府的一名监督，从别人对她的这一暗示中，她预见到托尼对她的一些活动的官僚派头的愤怒久而久之可能使她的这位来自印第安民族的情人疏远于她。于是，她匆匆地嫁给了他。劳伦斯为了激怒梅宝，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曾在陶斯“漫骂”（洛汉夫人语）过的尼娜·威特：“我听说梅宝嫁给了托尼。这是为什么呀？”这位新婚的洛汉夫人反唇相讥：“这不关他什么事，你没有告诉他么？”她承认：“我从尼娜那里偷走了明信片。”5月30 日，弗丽达写信给格汉夫人少女时代在布法罗的另一位朋友贝西·弗里曼：“当你听说梅宝和托尼结了婚时，你一定会目瞪口呆；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但我的心中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这真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梅里尔德写道：印第安人不喜欢这桩婚姻，陶斯人也不喜欢，但他们却因此有了闲聊的话题，对这一点，他们是喜欢的。弗丽达对洛汉夫人仍然抱着友好的态度，她说：“不管怎么样，她在生活中是失败了，然而，生活又太容易使人失败了”。弗丽达透露，劳伦斯正在写一部小说，并且已完成了250 页。“晚上，我们的卧室外面睡着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因为，这里充满了对暴徒的恐惧！”——这一情况与那部小说中的警察不得不睡在凯将房外的描写毫无二致。劳伦斯每天来到那明澈如镜的大湖岸边，朦胧的湖光映照着他的《癫狂的毒蛇》。他坐在柳树或木兰树下写作，像约翰逊回忆的那样，“在厚厚的蓝色空白簿上写下他极为秀丽，明快的文字。”他称他写的那个故事为《克察冠阿特尔》（墨西哥印第安人阿兹台克人信奉的主神——译注）。这便是他想为他的小说取的名字——这个哥伦布之前的时期的地狱判官的名字。约翰逊还回忆道，在湖边，当劳伦斯不是在写作或者不是在观察打渔人、洗衣妇、“出卖湖中的馈赠物的小男孩”时，他便潜心研究墨西哥的民间文学和历史。在墨西哥城，他读过拉腊和平乔的《墨西哥人民：他们为自由进行的斗争》。在《D·H·劳伦斯和他的乳牛苏珊》一书中，威廉·约克·廷德尔记载了纳托尔夫人的著作中未曾提到的另一些关于劳伦斯的原始材料。他指的是较早的情况，看来“劳伦斯对阿兹台克人的神话颇熟悉。劳伦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对弗雷泽、泰勒以及哈里森的认识对这些神话加以利用。”从他的著作中，还德尔继续阐述道，“以他写给洛汉夫人、威特·宾纳和劳伦斯夫人的信件中，我发现，他在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期间或之前，读过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的征服》、托马斯·贝尔特的《尼加拉瓜的自然主义者》、阿道夫·班德列的《阔佬》、伯纳尔·迪亚兹的《墨西哥的征服》、亨博尔的《山峦的景色》以及数卷《墨西哥民间艺术研究》。廷德尔进一步推想，劳伦斯也可能读过刘易斯·斯宾斯的《墨西哥的众神》，而且阿兹台克人的赞美诗可能为他的小说中类似的赞美诗提供了原始材料。这种情况大概是在劳伦斯去查帕拉之后，而不可能早在劳伦斯7 月动身之前发生，因为斯宾斯的书是在1923 年出版的。但他有可能读过斯宾斯1921 年出的集子《古代墨西哥和秘鲁的神话》。而劳伦斯在思索着他自己的生命的赞美诗——矿工教堂的歌，如《有人将走进天国之门》。罗杰·达托勒认为，这首赞美诗与《癫狂的毒蛇》中阿兹台克主神的信奉者们唱的赞美诗如出一辙：《天国之门》门关着的时候会有人来敲。不一会儿，不一会儿，有个声音在说：我不认识你。是你？是我？是你？是我？《癫狂的毒蛇》门关着的时候会有人来敲。是你？是我？有个声音在说：我不认识你。是你？是我？在一个墨西哥村庄，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这位红胡子男人坐在树下，让劳动的船夫、蹦蹦跳跳的孩子和路过的牧羊人包围着，让自己的意识回归到那个乡村煤矿的黄昏时刻。那些满脸煤尘的人们从矿井和酒店赶回家，在一起纵情歌唱。劳伦斯在湖边的创作中，捕捉住了墨西哥人生活的光明的表面——“西方，从平地上升起一派破败景象的别墅和教堂的白色双塔。这教堂的双塔尖仿佛是在深红色的风凰树和灰黄的芒果树上伸出的两个手指”——然而，在这生活的深层，劳伦斯见到的一切总是黑暗的。太阳本身就有一个阴暗的核心。镇上和从乡下来的人们成了他的小说中的阿兹台克主神虔诚的崇拜者。晚上，他们在集市中心唱着赞美诗，鼓声应和着关于耶稣复活的赞美诗，“睡着的将要醒来！睡着的将要醒来”！在弗丽达提及劳伦斯大约在1 个月内完成250 页写作的第二天，他告诉岳母，他已经完成了10 章。一周之后（6 月7 日），他写信给卡斯威尔夫人，“我感到有一部小说正在我心中酝酿，所以我来到这里，来到这个景色如画的大湖岸边，看看我是否能将它写出来。现在，我的进展十分顺利。如果能在这个月底完成初稿，我将会特别高兴”。但在那个与宾纳有约的最后1 个月里，他未能完成他的目标。他们约定去瓜达拉哈拉作一次短途旅行，并划船游览方园90 英里的大湖（弗丽达激烈反对这个计划，但约翰逊对此却保持沉默），6 月底左右，劳伦斯写信给当时在洛杉矶的梅里尔德，说墨西哥对他充满了诱惑但又具“危险性”。那里有可能再爆发一次革命。当一个地方受到破坏性的威胁时，一个人为什么要在那里居住下来呢？“所以，现在我放弃了那个计划”。就在同一天，即6 月27 日，劳伦斯写信给弗里曼夫人说：“这部小说已经接近完成——我也该走了——我必须前往纽约——到美国去”。在火车向北穿过墨西哥稠密的雨区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沿着得克萨斯州南部奔赴新奥尔良，“一座静寂而又生机勃勃的、有点类似于马丁楚兹威特的城市”。旅行去纽约的前景是索然寡味的，但他和弗丽达依然成行。到达那里之后的一个星期五（1923 年7 月20 日），劳伦斯在纽约写信给弗里曼夫人，用的是托马斯·塞尔泽的信笺：我们昨天到达了目的地——今天又要动身去新泽西，去住在一座安静的别墅里，我可以在那里改正校样。具体地址还不太清楚。但是出纽约只有50分钟路程，所以，你一到纽约就可以来看我们，或我们去看你。城镇的环境使我感到厌倦。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论墨西哥，谈论我们的未来。又及：塞尔泽可以给你确切的地址——那是他的房子。那座小别墅靠近莫里斯平原，位于莱克瓦纳铁路线上，“在百万富翁柯芬的住宅后面。”劳伦斯在信中告诉宾纳，他们在那里生活很“愉快”：“这儿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环境优雅宁静。然而这些对我都是暗淡飘忽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美的体现。纽约也是如此，像一座竖着广告牌的房子”。在那儿，劳伦斯最感兴趣的是一群群“人们躺在草地上”的场景，那是一幅充满田园风格的风景画。他说他“实际上门可罗雀，几乎与世隔绝”，尽管他的那些没有发表的信件表明。他曾与《民族》杂志的编辑们一起吃过午饭，而且塞尔泽夫妇也曾在他们的住处和劳伦斯最不喜欢的地方阿尔贡金为他设过宴。莫里斯草原上的人们对劳伦斯在那里的游历记忆犹新，他们说，他常常在下午与托马斯·A ·爱迪生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似乎有点奇怪的是，劳伦斯很有可能——尽管他不太相信科学——喜欢上了这位著名的发明家。无论怎样，这两位顶着仲秋的余热。沿着乡村公路溜达的名士的思想之光辉是迷人的。由于爱迪生耳聋，劳伦斯大概不得不提高他的讲话音量，让他那预言家一般宏亮的声音在新泽西草原的上空回响。劳伦斯曾打算同弗丽达一起坐船回国，因为弗丽达很想念家乡的孩子们，但就在启程的日子临近时，他却改变了初衷。8 月7 日，他在致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说：“我怀疑我是否应该让自己的足迹远至英国，可弗丽达将于18 日乘船回国——而我迟早也要动身。”8 月7 日他告诉岳母，“我发现我的灵魂在阻止我去欧洲，它就像先知巴兰的驴子，不能向外远离一步”。弗丽达动身的那天，他送她到船上。她请求他留在船上，就这样不带行李，同她一起返回欧洲。他没有同意，于是，夫妇之间爆发了一场他们的朋友凯瑟琳·卡斯威尔认为是他们共同生活中“也许是最厉害的”一次争吵。他们气嘟嘟地分了手，都感到这次分手将意味着永远分道扬镳。但是，当弗丽达乘坐的轮船穿过茫茫大西洋时，她又恢复了往常的好情绪。当船抵达英国的时候，“她打了一份情意绵绵的海底电报给劳伦斯，”请求他即刻回去与她团聚，因为此刻她比往常任何时候都需要他。但劳伦斯的双脚却依然稳稳地踏在西半球上。弗丽达乘“奥比塔”号轮船航行了两天之后。劳伦斯便计划去加利福尼亚。8月20 日，他写信给贝西弗里曼：“我希望她能在10 月回到这里，或者我到美国的某个地方同她会面”。在西行的途中，“我将非常愿意在你的布法罗——也是梅宝和尼娜的布法罗——停留一晚。”一周之后，她感谢弗里曼夫人在布法罗做了他的热情的女主人：非常感谢您让我在布法罗度过了四天充实而欢乐的日子。我觉得，在那儿的一瞥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充分地看到了昔日真正的美国，以前我仅仅了解在陶斯的另外两个布法罗人，而真正的本地的布法罗人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唯有萨拉·M 使我感到压抑：她的死给我的心灵带来了重压，至今我还为她感到难过——为什么没有人写你的理想之邦，布法罗就是一种理想之邦。芝加哥阴雨连绵，恶雾迷漫，泥石流般的人群在街道和峡谷中川流不息。而对我来说，这里比纽约更真实，更有活力。您对我非常好，我极为感激。这是我的人生历史中难以忘怀的小小的一页。劳伦斯在洛杉矶住了1 个月，其间，在圣塔莫尼卡、圣塔巴巴拉和棕榈泉作过短暂逗留。他曾与梅里尔德和戈兹切前往龙坡克镇观看日食。一位先锋派女诗人在一个乱石林立的山顶上观看，与劳伦斯站在同一群人中，但事后她对劳伦斯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梅里尔德发现，没有弗丽达在身边，劳伦斯显得孤独寂寞，坐卧不安。他觉得洛杉矶“乱糟糟的——汽车特别多，使我对它产生疲倦和麻木的感觉”。最后他提议让那两个丹麦人陪他一起去墨西哥。梅里尔德是属于在言行上需要一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那一类人。他回避了这个问题；单纯和随便的戈兹切则表示他愿意随同前往。即将动身之前，劳伦斯写信给弗里曼夫人：“不，我不相信梅宝有偿还她的债务的打算。她欠我什么我心中有数。作为一场长期的斗争，我已经作好了准备。不管怎样都要对她进行迎头痛击。现在我已经和她绝交了”。那是一次凶险、勇敢、热烈和神经紧张的旅行。那一个月他们从洛杉矶去瓜达拉哈拉，火车走走停停。在福兹，他们摇摇晃晃地越过山路，在马背上和骡背上继续他们的旅程。沿着海岸的一部分道路仿佛是包围着劳伦斯和戈兹切的马戏场，整夜伴随着他们的是狮子的惊心动魄的吼叫声。然而，劳伦斯不顾这种旅行的危险和劳累，在旅途中仍进行着小说创作。他在改写的那部手稿，是他和弗丽达在澳大利亚结识的护士M ·L ·（莫莉）斯金纳不久以前交给他的。她创作了一部描写澳大利亚边远地区生活的小说《爱丽丝的房子》。劳伦斯在加利福尼亚给她写了一封信，称她为文学创作奉献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但此稿还需要改写，他提出让他来完成这一工作：按两人合作署名或用一个笔名。她打海底电报给他，同意他按照他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改写该稿。在他发出他第一封信的3 个月之后，他又写信告诉她，他在旅途中一直进行着改写工作。他紧扣原作的故事情节但给了它“一种和谐，一种韵律和略有提高的艺术感染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结尾不得不作了大的改动。“当然你可以反对”，他告诉她，“我那样做了”。她回忆道，“结果是我哭了”。劳伦斯在书的结尾增加了杰克·格兰特的女人的数目。莫莉·斯金纳喜欢原来的书名，而劳伦斯告诉她，“在出版的书中类似的书名太多了”。很显然，他们俩都不知道有一部早在1869 年出版，1885 年重印的澳大利亚小说的书名就叫《丛林中的男孩》。劳伦斯和斯金纳合作的小说出版了。它是在澳大利亚边远地区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动人的冒险故事。斯金纳补充道，它牢牢地抓住了劳伦斯的心。实际上，劳伦斯自己不久前的经历，如在德尔蒙特草原和在墨西哥与戈兹切旅行期间的骑马活动，无疑大大帮助了他改写斯金纳小姐的小说。这是劳伦斯的一部奇特的作品，由他的合作者提供的精彩原作为前提，它也是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至于该书究竟有多少内容是劳伦斯自己的，至今仍是一个谜。他说他从头到尾将它改写了一遍，而莫莉·斯金纳的一些朋友则声称，劳伦斯的贡献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突出。当然，斯金纳小姐提供了故事情节的材料，还有主要人物（包括主人公，她的兄弟杰克）和19 世纪80 年代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整个画面。斯金纳小姐在1924 年对伦敦的一次访问中，同爱德华·加纳特会面。她在劳伦斯改写的该书手稿（现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上作上记号，指出她记得的书中哪些部分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这部小说被劳伦斯的批评家们忽视或轻描淡写地放过了。斯金纳小姐将改动较大的最后两章及比它们更出色的该书的大部分内容记在劳伦斯的名下，而这一大部分内容也比其它的章节出色。（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见此书1971 年、1972年美英两种版本中本作者所作的长篇序言）。对斯金纳的手稿的改写并不是劳伦斯在1923 年的那个秋天进行的唯一的写作活动。在那段时间里，劳伦斯还在一本作文簿上写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随笔。其中一篇是《论言教》。它只是以这个题目出现在1924 年的《阿德尔菲》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一个雏形。原先的那个版本（以前从未完整地发表过）是对他的宗教信仰的极为重要的阐述：在我和基督教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斗争。也许有某一种斗争存在于我和非国教主义之间，因为在我的灵魂深处，我的本性是仁慈宽厚的。但我信奉无所不在的上帝。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一个儿子：（删去了“唯一”二字——原注）然而，不是上帝的唯一儿子。我想，那些认为上帝无所不在的人们将很愿意创立一门上帝的教派。这就说明，我们信奉一门教派。我们信奉神秘的教义，以反对非国教主义的庸俗。我相信入教的教士和秘传的知识的流传。我相信教会的威信和教士授与忏悔式的权力。因此，在宗教原则上，我与天主教会之间不存在分歧。但我不能相信基督教会，耶稣只是万能的上帝的儿子中的一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类的拯救者——而上帝却只有一个。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拯救者，而上帝却仍然是一个。因此，未来的伟大的教会将知道人类另外的救世主：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世纪，得到不同的拯救。一个根据全能的上帝而创立的教会，而能为其他各种各样不同的救世主建立起教堂和庙宇是人类真正的（教会！）。宗教最大的不幸就是每一种宗教都有排他性，都倾向于主张和维护自己独有的救世主。有人仇恨基督教，因为它声称通向上帝的路只有一条。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理解，通向上帝的道路有几条（删去了各种各样的——原注），还有许许多多的小路。“我就是通向上帝的这条路”。——甚至耶稣也不能这样向他所有的臣民宣布。对特别多的人来说，耶稣不再是这样一条路。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但这有什么要紧？他还是上帝的一个儿子。而我也愿意且非常高兴地点燃一支蜡烛，将他照亮。而我必须寻找另一条路。上帝，伟大的上帝，永远是万能的上帝。而我们永远必须寻找通向他的路。这条路曾是耶稣，而这条路现在不再是耶稣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路。上帝就是上帝——可他还没有送给我们一位先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寻求、尝试和冒险。在南下的途中，劳伦斯和戈兹切停留了数日，拜访了一位瑞士人，那人在纳瓦霍拥有一座银矿。劳伦斯将洛汉夫人置于这个背景之下，写出了《骑马出走的女人》。在瓜达拉哈拉，劳伦斯和戈兹切有一天坐小汽车去了查帕拉。戈兹切在那个时候描述给梅里尔德的内容时有歪曲性质。他说，尽管劳伦斯带着对弗丽达几分伤感的蔑视，但当他故地重游时，他看上去“深深地动了感情”。但戈兹切认为那是不真实的。佯装的，实际上，劳伦斯是在深深地怀念他那仍然拒绝返回美洲的弗丽达。弗丽达后来说，看来做错的是她这一方。而当时她却坚持要劳伦斯回英国同她团聚。戈兹切认为，劳伦斯那时正处于间息性神经错乱之中。他相信劳伦斯“在激起自己返回英国的愿望。”而莫里站在弗丽达一边，规劝劳伦斯回国：由于《阿论的杆杖》和《幻想曲》的吸引，他创办了《阿德尔菲》杂志，通过它将自己的意见传给劳伦斯并写信给他，说他只是一个副手，完全只是一个地产拥有者，他在等待劳伦斯回来接收。自那次单独的旅行之后，住在伦敦的弗丽达茕茕孑立，孤独之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她发现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对她不再觉得有小孩子们那种最初的本能的需要了。还不只是在孩子们面前失意才使弗丽达产生一种与劳伦斯团聚的渴望；她还受到了莫里的冷落。9 月份，莫里曾陪她一起去德国。在他去世后发表的1955 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对那件事的回忆。那次，弗丽达打算去巴登——巴登，莫里则前往弗顿贝格就J ·S ·文略特的妻子维维恩的精神失常问题请教一位专家。1923年9 月，在火车上莫里和弗丽达发现他们相爱了。莫里控制住了自己：“不，亲爱的，我不应该让劳伦佐伤心——我不能。”但后来他又为这种“伟大的抉择”深感痛惜。劳伦斯觉得，他和弗丽达无论如何将会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就像11 月10 日来自瓜达拉哈拉的一封惊人的书信所表明的那样。那是一封简短的信，缺乏劳伦斯平日惯有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封不寻常的、马马虎虎的信的一部分内容显示出他们分居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局面：我们（劳伦斯和戈兹切）一直想找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努力没有结果。我们想从曼萨尼亚穿过巴拉马海峡：我们也许还有可能找到一艘货船。倘若不能如愿，我们就赶到墨西哥城，搭从委拉克鲁斯开出的一次航班——如果那个地狱般的港口开放的话。如果还行不通，就去坦皮科。我并不喜欢坦皮科，因为那里热病流行。我感到我马上就不能再看一眼美国了——最快的轮船是“荷兰人”号和“汉堡阿美利加”号——它们用三个星期的航行能到达南汉普顿或普利茅斯。墨西哥仍然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使人神往的地方：它并不单调，也不沉闷。在瓜达拉哈拉，有时候你能见到挎着弓箭的、几乎赤身裸体的野蛮的基切娄特印第安人。他们显得如此怪模怪样，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动物在广场上倾听乐队的演奏。——这儿下了几场雷阵雨，但现在又是雨过天晴，风和日丽了。我喜欢这块环绕着瓜达拉哈拉的平原，有座座青山点缀其中。比起这个湖泊来我更喜欢它。那景色如画的大湖太沉闷了。——而这个深深的峡谷也令人难忘——你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我希望我仍在离这个城市不远的某地度过冬天。我仍然不相信欧洲、英国、成就，宁静， adelphis《原文如此——原注，指莫里的杂志《阿德尔菲》——译注），或任何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变质了。但我将回来对你说一声你好！就是这么回来。如果你在家里同孩子们过得很愉快，我将非常高兴。不要为钱担心——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回来后将有条不紊地作出安排，如果你愿意，止你得到一笔收入。我要告诉你，银行将把100 英镑转帐给你。——我不知道塞尔泽是否在英国。我已有三个星期没有得到他或阿黛尔的音讯了。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情况。——这部写澳大利亚人的小说（《丛林中的男孩》——原注）马上就要完成了。（又及）附上梅宝的短简——她说她仍希望与我们保持联系。弗丽达是否真正忽视了这封信的令人不快的一面（此信毕竟宣布了劳伦斯返回英国的打算，）或者劳伦斯是否留在墨西哥定购船票的12 天里写了较为友好的信，不管怎样，弗丽达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等待着他的归来。马克·戈特勒为了逗乐，常常在他的朋友面前模仿弗丽达冲进他的工作室大喊大叫的神态：“你快准备一下，——劳伦佐来了！”劳伦斯前去墨西哥城办理自己去英国和戈兹切去丹麦的船票。他在那里写信给贝西”·弗里曼：“梅宝和我已经休战。她给我写了一封Peccavi ，prccavi ，c ’estmafaute！（拉丁，法语：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译注）的信”。在给洛汉夫人的回信中，劳伦斯像以往那样劝告他不要总是试图压制生命。11 月22 日，他乘坐的“托利多”号轮船启航了。该船在哈瓦那停留两天后继续驶往普利茅斯。劳伦斯从那里乘火车去伦敦，走的正是6 年前他从康沃尔出走时走的同一条路线。这一次弗丽达却没在他身边。但前来迎接的弗丽达和莫里、柯特连斯基在伦敦帕丁顿区同他会了面。随后，劳伦斯夫妇去凯瑟琳·卡斯威尔的兄弟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房子里住下。凯瑟琳说劳伦斯很快就对弗丽达与莫里“亲密关系”感到怒不可遏。据莫里回忆，当劳伦斯走下火车时，他的脸色“苍白中带着绿色，”他在对伦敦的第一瞥中带出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忍受这种事情”。后来，他交给莫里一篇随笔《归家随记》，莫里是不愿将它发表在《阿德尔菲》杂志上的。这篇随笔描述了劳伦斯从海外归来时的心情：“自从我在一场冬天的小雪中看着肯特郡的死灰色的海岸渐渐远离到现在，已经4 年了。”此刻他写道，“日落后，当你向海上，向墨西哥湾靠近时，我的国土的末端的灯的微光是那样遥远。”上岸后，他发现英国笼罩在“死一般的宁静之中……而踏上旧金山的土地给我的感觉是难以忍受各种噪声的肆虐，而伦敦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压抑的宁静，仿佛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丝回声。一切事物都被裹住了，或是缄默了，任何地方都没有热烈的接触。没有激烈的反应”。尽管他认为他的祖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文明的民族”，但他看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将自己关在一个独立的、自我的箱子与幻想中，后来又关进他为自己的安全而设计的其它所有箱子中。他们丝毫也没有继承“古老英国的勇敢，不顾一切和男子汉气魄……不信你看看我们。裹在所有千千万万条裤子中的这么多人当中没有留下一个男子汉……你可以笑着对这些不计其数的保险箱里的人们大喝一声。除非你还是英国人，那么就会大吃一惊。而我的，我自己的故国正是这样，使我瞠目结舌”。（八）新世界的最后疆土劳伦斯在欧洲的三个月非常糟糕。在他到达英国后不久写信给宾纳（12月7 日），“可怜的D ·H ·L 痛苦不堪，好像是在坟墓之中”。在他离开前五天他写信给画家和神秘主义者弗里德雷克·卡特（1924 年2 月29 日）说后一个星期三他将乘“阿奎塔尼亚”号轮去纽约：“我对欧洲及其那种小题大作，故弄玄虚的风气感到厌烦。”在伦敦他又与莫里争吵了一番，并想为新墨西哥的拉纳尼姆招兵买马。他敦促莫里用《阿德尔菲》对“一切事物进行攻击”然后与他一同去美国。”如果我真的跟他回去的话，”莫里后来说，“我纯粹是出于对他的爱而那样做的；我把这话告诉了他，不！他坚持说，这里面不得掺杂任何个人的感情。”对莫里来说，美国之行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他认为如果那种新的生活是依赖于去新墨西哥人的充足的收入的话，这件事情是不值得考虑的。莫里认为劳伦斯的身上具有双重的性格，他曾对劳伦斯说：“你总是否定那个实实在在的你。你拒绝承认那个现实存在中的劳伦斯。莫里回忆劳伦斯当时说，“对不起……对不起”。劳伦斯所没有察觉到的是莫里和弗丽达已坠入情网，虽然他对此事可能稍有些怀疑，正如他后来的故事，如《边界线》等中所暗示的那样。但莫里作出了他称之为“极大的自制”。在劳伦斯到达伦敦之后，那著名的“最后的晚餐”是在皇家咖啡馆举行的。即使是凯瑟琳·卡斯威尔的最富于同情心的对这次晚餐的叙述，也没有掩饰对这次晚宴的厌恶之感。劳伦斯曾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将此咖啡馆称作鲍姆帕道尔，这实际上是这家咖啡馆的一间私人宴会厅的名字。这几乎与在陶斯时的那些场合一样的糟糕。洛汉太太对当时情景的模仿重演似乎要将这伦敦的怪剧变成陶斯的热病传奇的一部分。在皇家咖啡馆，劳伦斯夫妇是主人，客人有卡斯威尔夫妇、莫里、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