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23

个新闻笔调平淡低劣、文风苍白无力的年代里，他们俩的作品都有一种内容具体，色彩鲜明、文笔生动的特点，他们各自又有一种自己的鲜明风格。（在1954 年7月出版的《文字批评文集》上罗伯特·列德尔写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认为劳伦斯有三个形象：一个是她所憎恶的黑色魔鬼，一个是她所不信任的预言家，再一个是她所热爱和尊重的人和艺术家。现在，他逝世已有24 年了，我们还不能摆脱我们心目中的那个魔鬼和预言家——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预言家——的形象，去发现那个不朽的人和艺术家吗？”）在去美国的途中，劳伦斯还给另外一些人寄去了明信片：在每个停泊的港口都给埃达·克拉克寄去信片，在一些地方还给布鲁斯特夫妇、凯瑟琳·卡斯威尔以及其他人送去消息。劳伦斯告诉卡斯威尔夫人说他觉得塔希提“很美丽——但帕皮提是个贫穷、单调、不伦不类的地方”。两个星期后，他给她去信说旧金山“令人愉快，但非常噪杂，车水马龙，生活昂贵。”对于劳伦斯在旧金山的那五天的情况，哈佛大学英语系的一些体面人物曾制造过一种十分荒谬的谣言，说他在这五天里离开了弗丽达，去经历了一次伤风败俗的冒险勾当。但弗丽达坚持道（在1951 年1月24 日的一封信中），我在旧金山一分钟也没有离开他”。她认为那故事是“有趣的谎话。”（六）在高高的沙漠上空正如劳伦斯一抵达陶斯就意识到的那样：选择陶斯是一个错误。在陶斯断断续的3 年旅居中，他难得真正在那里住上几日——“陶斯太令人应接不暇；不甘寂寞的梅宝·斯特恩，五花八门的晚宴，扰人清静的发动机的噪声，还有那些接踵而来的不速之客”——因而，他是住在与那个恶欲横流的中心相距20 英里的山区牧场。在这期间，劳伦斯曾数次去墨西哥旅行，还有一次是去欧洲。从1922 年9 月11日来到陶斯直至1925 年9 月10 日起程离开，劳伦斯在陶斯地区落脚的时间仅为80 个星期，稍稍超出那3 年时间的一半。而且就像已经特别提到过的那样，在这80 个星期里，他真正住在陶斯的时间只是其中少得可怜的一部分。他喜欢新墨西哥洲，但又希望尽可能地回避梅宝·洛汉夫人，和那些逗留在他称为梅布尔顿的她的住地的人们。对于劳伦斯曾在奥托琳娜·莫瑞尔身上发现并加以讽刺嘲弄的那种特性来说，斯特恩夫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美国妇女具有比她的活动能力强得多的竟选基金。而奥托琳娜夫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古老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新兴文化的产物，她是具有杰出个性的非凡女性。如果按照一种标新立异的说法，她完全令人信服地继承了她祖先出类拔萃的、具有学者风度的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优良传统。但奥托琳娜夫人的弱点几乎显而易见。斯特恩夫人（以后成了洛汉夫人，为方便起见以下仍称呼为斯特恩夫人）在一本声称是介绍劳伦斯的书中，尽善尽美地表现了自己。等到劳伦斯去世，她便即刻付印了那本名为《劳伦佐在陶斯》的回忆录。在有了与洛汉夫人两个月的交往之后，劳伦斯在致岳母的德语信中写道：“您曾向我打听梅宝·道奇，她是美国人，来自伊丽湖边的布法罗市，独生女，银行家，42 岁，腰缠万贯，以前有过三位丈夫——一位是伊文恩（已故），一位是道奇（离婚），另一位是莫里斯·斯特恩（犹太人，苏联籍、画家，也离了婚）。现在，她的丈夫是一个名叫托尼的印第安人，那家伙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她在欧洲住的时间颇长——巴黎，尼斯、佛罗伦萨——在纽约小有名气，却少受爱戴。作为一个女人，她绝顶聪明，是一个‘文化传播者’，喜欢充当保护人，痛恨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爱超过了恨，非常‘慷慨’，想做一个‘仁慈善良’的人，实际上却非常邪恶，有一种可怕的权力意志观。你知道，她想成为一位巫婆，同时也想成为耶稣门下的贝特尼的玛丽——一只白色的乌鸦，一只咕咕叫着的有着不祥之兆的乌鸦，一头白野牛。”关于劳伦斯接下去在新墨西哥州的经历的记载，对洛汉夫人的《劳伦佐在陶斯》一书要尽可能少作依赖。它记叙的事件有一些可能是真正发生过的，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引起注意。尽管为了生动和较为严格的事实，你很快又转为求助于关于这个时期的可靠回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劳伦斯自己的、表明他神志健全的信件。洛汉夫人曾经关切地打电话给劳伦斯夫妇，告诉他们乘坐从旧金山开往陶斯的特别舒适的普尔曼火车卧车。实际上，她对人常常是关心眷顾的，并极力做到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但是，她的那种仁慈常常被她的专横的方式所扼杀。在劳伦斯37岁生辰的前日，他和弗丽达在新墨西哥州的拉米下了火车，介入了这个矮胖、方脸、爱热闹的小妇人和她的丈夫托尼的旅程。她是由丈夫托尼·洛汉开着她的价格昂贵的小汽车送到那里的：托尼·洛汉是一位坚定而冷静的印第安人，很难属于劳伦斯正在寻找的所谓野蛮人中的高贵分子那一类。梅宝立即感到：弗丽达正试图用“性感的眼光打量”她和托尼。他们在一起驾车越过沙漠。此时，洛汉夫人的第一感觉是对弗丽达怀有敌意，劳伦斯在她心目中则是易于征服的，如同她对这一心理所进行的荒唐描述那样：“我心中有一种难以驾驭的欲望在驱使我伸出手去将他抓住。”在去圣塔非的途中，小汽车抛锚了。当托尼、洛汉乒乒乓乓地修着发动机时，劳伦斯说道：“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中的男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洛汉夫人的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还有待考证。带着对机器的憎恨，劳伦斯觉得那些知道怎样安装它们的印第安人是堕落了。他在陶斯长住以前，就开始将一般意义上的对机器的憎恨特别地指向了汽车。虽然他对机械化的原始的厌恶几乎无所不包，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倾向：甚至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理想化了的伯金驾驶着小汽车飞弛而没有受到心灵上的严厉惩罚。现在，劳伦斯在信中开始抱怨“梅宝和汽车”了，而他在10 月致贝西·弗里曼的信中告诉她：他不“喜欢”汽车。这种厌恶的情绪在继续着：数年后，在意大利时，阿尔德斯·赫克斯利想劝说劳伦斯接受他那辆旧汽车，但劳抡斯拒绝了：“为什么要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冲来冲去呢？”在他首次有了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之后，他似乎将梅宝·洛汉、她的汽车化了的印第安人与汽车、横冲直撞以及机械化的意志等同起来。向他的岳母描述了洛汉夫人之后，劳伦斯说道，“美国人都想得到权力，但只是一种可怜的个人基本的权力：以强凌弱。他们全是以强凌弱的人。”劳伦斯赶到新墨西哥的第一个晚上，时间已经晚了，当时，这个国际团体已经抵达圣塔非，托尼已无法越过75 英里去陶斯。梅宝·洛汉安排劳伦斯夫妇住在当地诗人和翻译家威特·宾纳的小砖房里。宾纳后来在50 年代，每个人都认为，不会再有对劳伦斯怀有恶意的文字发表的时候，才抛出了他的《与天才一起旅行》。该书的出笼是不合时宜的。它将时钟拨回到了20 年前的那段遥远岁月。那时，劳伦斯阵营的追随者们正在为他的传记而将人们远离他的创作。到了50年代，劳伦斯作品终于由于自身的光华而争取到了读者，这时候，宾纳才再现了劳伦斯这位古老文化的攻击者和痛苦的抛弃者的形象。理查德·丘奇在《约翰伦敦周刊》上写道：“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宣扬他对一个天才人物的社会性病态所作的愤怒的记录，读者可以问一问宾纳先生是否据有真凭实据”。马克·肖勒在《纽约时报》上针对宾纳的传记评论说，在19 世纪50 年代的10 年之间，不会再出现第二本”这样心怀叵测”的书了。在那本书中，劳伦斯的“不良行为”被描述成“仿佛是艾米莉·坡斯特和赫达·霍伯之间的混合物。而实际上，接下来的几十年都不能与这次旅行”相比。宾纳迟来的攻击并不会使劳伦斯感到意外。他在1926年写给洛汉夫人的信中曾说宾纳是“一种过了季节的蚊子式的人物。”然而，宾纳的书并不只是对劳伦斯的一次攻击，它还充斥着一系列的自命不凡的自我表现。宾纳再三地突出了这样的情景：“他毫无顾忌、盛气凌人地大声教训劳伦斯，一次又一次地使人觉得他是一个中气不足的先知。”恰似马克·肖勒阐述过的那样，宾纳的“恶意”显然产生于对洛汉夫人带到他家来的这个男人的初次印象：“劳伦斯的出现从一开始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一个坏孩子化装成了一个善良的靡菲斯特。（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所作《浮士德》中的恶魔——译注）这就是宾纳其人对早已成为一流作家的劳伦斯的最初反应——千万不要让那个三流诗人来形容和描写。劳伦斯夫妇来到新墨西哥州的第一天晚上，威拉德（斯巴德）·约翰逊看完汤姆·米克斯的一部电影回来，发现劳伦斯夫妇己在卧室安顿下来，便与宾纳撒进了工作室。他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过宾纳的诗歌创作班，随后，又同他留在圣塔非。弗丽达看见了威拉德，便对梅宝说：“Unmenage，hein？这个瘦瘦的年轻人好像挺不错啊。”（法语：一家子，是吗？——译注）（弗丽达后来声称她从没用过hein 这个词）。就寝前，他们一起在厨房用了晚餐，其中还有一些熟人在座。当宾纳第二天早早起来准备赶在早餐前洗刷好碗碟时，他发现劳伦斯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为他代劳了。也许，这样做反而与他认为的好习惯背道而驰。那天，劳伦斯对新墨西哥有了第一次观感：“这一刻，我看见辉煌壮丽的，骄傲的朝阳在圣塔非的沙漠上空高高地照耀着。有什么东西静静地停立在我的灵魂里，使我充满着期待”。他找到了那个地方，那就是新墨西哥州。那里的生活会成为“我有生以来来自外部世界的最伟大的经历”。当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总是擘肌分理地分析和区别着高高的、光彩夺目的苍弯，和“保持着如画景色的、作为西方国家的游乐之地”的新墨西哥，还有“大量的爱好者捆在我们陈旧文化的绝对卫生而又光亮油腻的钞票中的新墨西哥。”他在梅宝·洛汉家里发现了这种情形：那种豪放不羁的，华而不实的、仿西部农场的休养处所十分原始。在他家里，即在陶斯的第一个晚上（住在宾纳家之后），——那天，恰恰是劳伦斯的37 岁生日——当他和弗丽达坐下来共进午餐时，在屋外的像是在格林威治村（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等的聚住之地——译注）一样的朦胧的黄昏中，房子呈现出装饰品似的青铜色，劳伦斯吃吃笑着说：“它真像印度的那些邋遢的小庙字”。第二天，洛汉夫人帮助劳伦斯夫妇搬进“他们的家”。大约一周后，劳伦斯向布鲁斯特描叙说，它不只是一幢小砖房，还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房子”。“缺点嘛，自然是属于‘主人’”。洛汉夫人极力想做得“好”一些，但劳伦斯告诉布鲁斯特，他不知道他能接受多久，“也许、作为一种对我的教训，一直到春天吧。”早些时候、劳伦斯在到达陶斯的那一天，给布鲁斯特一家寄过一张加急明信片，说他“仍然感到迷乱和渺茫”。但也没能真正地歇上一口气，洛汉夫人让托尼突然将他带进他的小汽车，去参观阿帕切人（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一族。——译注）的宗教节日活动，他是“应该”去看看的。洛汉夫人还说，“托尼不想带劳伦斯去，是我说服了他！”洛汉夫人本打算也去看看节日盛况的，但随后又放弃了，因为小汽车里已经容不下她和她的客人弗里曼夫人及弗丽达了。于是，只好让这位贝西·威尔克森·弗里曼来陪伴劳伦斯和托尼。弗丽达和洛汉夫人都认为，这个浅色头发的小寡妇，这个从布法罗来的洛汉夫人姑娘时代的朋友充当她们的男人的陪伴是足够“安全”的。结果，劳伦斯却与她产生了一种颇不寻常的关系：在她离开陶斯之后，他写给她的信比他通常的信件内容要丰富得多。在陶斯的5 天时间里，劳伦斯外出观赏宗教节日活动，弗丽达则和精力旺盛得令她钦佩不已的女主人及另一位客人爱丽丝·科尔宾·亨得森一起消磨时光。亨得森夫人是数部诗集的作者，丈夫是一位画家。劳伦斯动身前，弗丽达写给女主人一张条子，说“劳伦斯对人们高谈阔论，而人们请他讲话只是为了‘看看他的德行’，之后便嘲笑他，这种时候， 我总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在劳伦斯离开之后，弗丽达觉得她失去了一次特别好的分享“德行”的机会。她爽直地告诉洛汉夫人——或者说洛汉夫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康沃尔，劳伦斯曾两次躲避她。多少有点不幸的是弗丽达的信写迟了。洛汉夫人和亨得森夫人“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都一一如实回答，像平常那样和盘托出”。劳伦斯将他对阿帕切尔人宗教节日活动的印象留在他的随笔《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里。他发现，这一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颇具特色，令人难忘，但大部分内容似乎类似于印第安人式的那种胡闹。这种胡闹他曾在他的《迷途的少女》中的一些喜剧性章节中嘲讽过，其中就有流浪演员上演一场红印第安人的传奇剧的情节。劳伦斯这样描写阿帕切尔人的宗教节日活动：“它很像一部用高度的严肃情调来表演的轻喜剧”。后来，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这种印第安人的舞蹈使他激动起来，但当时他还不能完全接受。那古老的鼓声唤醒了他血液中的某些东西，是的，但“我的路是我自己的，红皮肤的老父亲，我再也不能听从你的鼓声的召唤。”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美国人的生活同样不能诱惑他。虽然，他对这种生活的观察还不够充分不够细致。但即使在比较偏僻的陶斯，城市的影响也相当明显。劳伦斯对布鲁斯特说，他能理解布鲁斯特为什么不想在美国生活：“这只是生活的表面和表面上的生活。依我看来，这不是真正的生活”。这阳光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还有“这自由奔放的沙漠和这欧洲的沉闷状态的消失……但这里的荒唐的强制意志，和那种作人主人的傲气，以及那种使人感到低人一等，即力求向其他的每一个人遍施恩惠的倾向等等，据我看这些都是可耻的”。在同一封致布鲁斯特的信（9 月22 日）中，劳伦斯得意洋洋地宣称“那些‘邪恶的’人禁止发行《恋爱中的女人》和其他一些书的努力失败了：塞尔泽彻底胜利了”。这里，他指的是乔治·w ·辛普森不久前在纽约市西方法庭上的裁决：即针对约翰·w ·萨姆纳对三本塞尔泽书籍提出起诉。这三部书中的一部是劳伦斯的，一部是施尼茨勒的小说，还有一部是弗洛依德的带序的作品（《一个少女的日记》）。辛普森在他的裁决中宣布：“在这些著作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认为是猥亵的、邪恶的、色情的、败坏的、粗俗的或者令人讨厌的东西。相反，我发现它们部部都是对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这对劳伦斯在不远的将来的出版前景是一个好征兆。参观阿帕切尔宗教节日活动回来，他和梅宝·洛汉讨论合作写一本关于她生活的作品的可能性。弗丽达在她的传记中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不希望这样做。”她开始闯入这对合作者的小聚会。洛汉夫人声称，劳伦斯向她诉说他对“那沉重的德国女人的肉手”感到恐惧。无论他是否这样说过，我们不妨可以有趣地想象一下他是这么说的。洛汉夫人在肉体上对劳伦斯并无吸引力，但她说，她感到必须同他建立肉体上的关系，因为肉体是通向心灵的门径。“有一天”，弗丽达回忆道，“梅宝走过来对我说，她认为我不适合做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则反唇相讥，“那么你来试试看，看看同一个天才一起生活是什么滋味，有多容易。如果你能够，那你就征服他。”洛汉夫人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她一直为之而不懈地努力，甚至在劳伦斯死后，她还企图从弗丽达那里偷走他的骨灰。但有人告诉了弗丽达，于是，弗丽达将骨灰用钢筋水泥密封在一个祭坛内。无论是洛汉夫人的意志力量和金钱力量都对之无能为力。而正是由于意志和金钱这两种力量威慑住了劳伦斯，使他在生活中与洛汉夫人保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他不久就发现，她是怎样想做印第安人的女皇。她的活动对城镇居民和印第安人他们自己来说迟早会变成一种烦扰。正如它们给劳伦斯带来的一样。最后，郡的长官们会将陶斯重新分区，以便将她的住处排除在选举区之外。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在《陶斯之星》上向她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代表的是他的同一代人而不仅仅是他自己。他的信是对洛汉夫人的一些公开主张的挑战，内容是说新一代印第安人并不真正需要“进步”，不需要“汽车、炉子、房子以及其他东西的可怕增长”，因为，“他们祖先的血液在他们身上的力量真正要比他们对‘物品’的需求大得多”——许多半劳伦斯式的观点由于缺乏劳伦斯表现的魔力而显得虚弱不堪。那个名叫丁·R ·马提内斯的年轻印第安人在信中问刚刚搬进具有隔音设施的卧室、装备先进的厨房和几套高级浴室的新居的洛汉夫人，她是否愿意与他调换一下住处：“你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所有马匹和马车；我则得到你的崭新的高级汽车。你喝从山上流下来的黑呼呼的脏水；我和我的五个孩子则从你的水龙头里饮用纯净的优质水……这样你就不得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希望像人一样，而不是像畜生那样生活。”洛汉夫人和她那些自命为艺术家的朋友们曾经像对待猴子一样用花生喂养他和他的人民：“洛汉夫人，将你的花生拿到其它地方去吧。”这封信是在劳伦斯离开陶斯很久以后才发表的，不然他真会大声嗤笑这封信，因为他完全有可能鄙视——带着一些愤怒——这种对他的学说的拙劣的模仿。劳伦斯刚来到陶斯，就使自己卷入了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伯萨姆法案的论争。他在10 月末给弗里曼夫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点，也提到了另外许多人在当地的活动，其中包括洛汉夫人的一位来自布法罗的朋友，她嫁给了一位独臂的名叫李·威特的前任司法长官。还有洛汉夫人的儿子约翰·甘森·伊文思、托尼·洛汉的朋友琼、康查和社会学家约翰·科利尔：这恰恰是一个说说你好，你在哪里和你在干什么之类的阶层。在这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像往常一样模糊不清简直更加模糊不清了。于是，就发生了伯萨姆法案的事情，直到我们厌烦它。我写了一篇文章；爱丽丝·科尔宾也写了一篇；约翰·科利尔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最后提到的这一位还在为他变化不定的也许是祖尼族方式的使命而奔忙。我们应该在9 月5 日星期日去圣多明各与他会面。来自所有印第安人村庄的所有长者都要聚集在此地，并举行伯萨姆法案的预祝典礼。梅宝·斯特恩非常渴望成行。你的那位观访了阿帕切尔的老朋友却不怎么热心。他不喜欢小汽车。另外，这两天又下了雪，冷得我都快要哭出来了。如果情况是这样，我是不会去圣多明各的。托尼在家里，他不得不甩掉了约翰·科利尔，就像约翰·科查一贯所说。因为托尼他在圣塔非的时候牙痛得要命。幸运的是，当他在家时，牙痛就好多了。——这便是一种综合考虑。约翰·伊文思昨晚从怀俄明回来了，从星期三开始，行驶了100 万英里（原文如此——译者）——在他的新汽车里。现在他想在四个星期之后，娶年轻的爱丽丝·（亨得森）为妻。1 月4 日带她去布法罗祖母家，然后，我们这位年轻的绅士便正式长大成人了。他是否能达到这种速度，还有待证实。受丽丝·科宾现在还在此地，明天将要离开，带着她对梅宝的赞美，又带着她那女性所特有的那份担忧。豆菀年华的爱丽丝还不到16 岁。李·威特有两个星期没有回家去见尼娜，而是去了他的墨西哥女人那里，还和她一起得了流感。尼娜怒火中烧，提出离婚。于是，他变得老实起来，说如果贝里夫人去的话他就回家。贝里夫人去了，他回到了家里，哭了。尼娜的心软了，离婚的事便抛到了九霄云外。不再啰嗦了。我们仍然醉心于骑马；星期天，扬鞭催马穿过白雪覆盖的格洛里塔，真令人心旷神怡。我的矮种马格兰弗尔真有点像我，它和弗丽达寸步不离。当地不想骑它的时候，它几乎将自己吊死在带刺的铁丝上，而我们却独自一路小跑地溜了。我总认为你是我的第一个骑伴，我的第一个印第安人伙伴。如果有谁发表我的《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这篇文章，你就会在那里见到你自己。劳伦斯关于印第安人的随笔不难找到发表的园地：《一些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登载在1922 年12 月24 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而《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则发表在1922 年2 月的《罗盘》和11 月的《阿德尔菲》杂志上。劳伦斯对约翰·科利尔的描写十分辛辣，说他“为他的改革使命而疲于奔命，真有一点儿祖尼人的样子”。这可能是他在恶劣的环境中遇到科利尔的结果。其实，科利尔有一种劳伦斯式的对印第安人的同情。作为印第安人事务的地方长官，科利尔在一种对人权比土地占有或一种不顾一切的“自由事业”的利益更感兴趣的管理下（F ·D·罗斯福式的），终于制定了保护他们的方针。在劳伦斯年轻时，新墨西哥州参议员伯萨姆和他的继承人阿尔伯特·福尔参加了军队，图谋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福尔在去联邦监狱前曾离开他的参议院的岗位去当哈定的内务秘书。后来，印第安人纳瓦霍人的工地上发现了石油，而正是石油最终导致了福尔在公众面前失宠。科利尔提醒印第安人注意那种威胁性的土地掠夺；劳伦斯甚至也对在《纽约时代周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前面已提起过）对伯萨姆法案展开一场笔战怀有浓厚兴趣。印第安人的代表团西行、抗议印第安人事务局进行的劫掠，并要求得到保护。因为甚至在福尔被撤职时（1923 年3 月4 日），这个机构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福尔以前的同事们将印第安人定成共产主义者——即所谓“莫斯科的代理人”。不管怎样，印第安人掀起了足够的风暴来反抗对他们世袭的土地的大规模掠夺。尽管实际上他们还得等待一些年，直到罗斯福·伊基斯和科利尔制定了科利尔所称的“印第安人新政策。”劳伦斯未能预见到这一点，否则，他大概会找出它的岔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1922 年11 月，他在新墨西哥给梅宝·洛汉的信中说，“印第安人懂得你和科利尔会带着你们的救世军式的、又是包藏祸心的白种人意识来消灭他们。”但是，劳伦斯对约翰·科利尔的洞察受到科利尔同一个女人的交往的妨碍。这个女人至少会使劳伦斯的一部分判断得到证实。她的策略会激励新一代印第安人去争取得到公正的定居权力。直到1971 年，印第安人才得到他们位于陶斯山的神圣的兰湖的所有权。到新墨西哥州一个月之后，劳伦斯在与年轻作家莫里斯·莱塞曼的一次骑马会见中说，他发现，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危险的，比欧洲大部分民族要危险得多”。但他又已经开始认为，美国是拉纳尼姆的场所了：“我愿意看到年轻人的欢聚”，他告诉莱塞员，“欢聚在远离城市的某些地方，欢聚在某个生活比较廉价的——就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他们拥有一个农场或牧场，里面生长着骏马和牛羊，但不要指望它会产生效益，也不要让他们试图从中大获其利，就像布鲁克农场一样。但要让他们通过写作。绘画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来维持他们自己”。这样，“他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将创造一个核心，而且，“能够逐渐地扩大影响，能防止一些其它不良现象的发生。至少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仿佛是对这些观点的反应，70 年代的“嬉皮士”在陶斯附近建立了群居点，建造了一些迪马克辛因式的建筑。这些建筑代表着他们的一位英雄巴克米尼斯特·富勒的风格。这是对菜塞曼娓娓而谈的早年在新墨西哥州的劳伦斯，是每天骑着印第安人矮种马奔驰的劳伦斯，是穿着牛仔靴、白色骑马裤、蓝衬衣、戴着班丹纳花绸领带和宽边帽的劳伦斯。他在10 月31 日给弗里曼夫人的信中，提到了关于拉纳尼姆的新观点，由于这一点，也由于信中第一次提到了他后来想象为拉纳尼姆总部的那种农场，这封信便显得至关重要了：我昨天给你写信时并不知道梅宝给你打了电报。今天我们去过了约翰（约翰·伊文思，梅宝的儿子）的牧场——离这里约20 英里。那儿是如此幽静，如此安闲，远远胜过此地。弗丽达想去那里，并在那里住下。我们想去试住一个星期，因为天气将会变得更冷。但我想我们会去的——希望在那儿创造真正的生活。那儿的生活远比这里的灿烂，比这里真实。你应该光临一次， 你会发现你多么喜欢它。梅宝说你想卖掉洛杉矾的房子。卖掉它吧。如果可能的话，在你来这里之前就卖掉，或者交给一个代理人，然后启程前来。我们一起来设计一种新的生活。我在想，你应该需要一块与我们相邻的“家宅”地皮，有你自己的房子；梅宝则占据另一块相邻的地皮。我们将形成一条规矩：不请佣人。我们一切都将依靠自己。在这里，没有故作高深的学者和对发音不全的事物的担心。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中心农场，使它完全名副其实。这对我来说也许太不现实了。这就是我的想法。无论怎样——如果这对你有吸引力的话，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谈一谈。劳伦斯很快发现在他迁往山区的道路上有着障碍：11 月24 日，他写信给弗里曼夫人说：“今年冬季我们不能去牧场了。房子坏了，要修理。但时间已太迟了。所以只好呆在现在的房子里。”通过邀请当地艺术团体成员们在他的靠近“梅宝城”的房子里举行社交聚会，劳伦斯至少从这种打扰梅宝·洛汉的活动中得到了乐趣。那座房子是托尼·洛汉的，劳伦斯坚持要付给房租。而他对那些“自命的”艺术家们所表现出的厌恶，又给了洛汉夫人一个心满意足的机会，来保持与那些名流男士和名流女士的关系。但此时，劳伦斯却心甘情愿地当众暴露了自己的私生活。有时候，他和弗丽达会当着别人的面吵嘴。一天晚上，当梅宝·洛汉在场的时候，据说，劳伦斯对弗丽达大声嚷道：“扔掉你嘴上脏呼呼的烟头吧！不要挺起你那肥胖的肚子！”——弗丽达则反击道：“你最好还是住嘴，否则我就将你的事情全都倒出来。”那些在场的、不了解劳伦斯夫妇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能够迅速消除烦恼，而不是让双方陷入怨恨之中。事情刚过去几分钟，劳伦斯和弗丽达便手挽手地在姣洁的月光下并肩散步，“沉浸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宁静的世界之中。”劳伦斯和弗丽达觉得，维护他们的“宁静世界”的最好方法是去攀登落基山。两星期之后，劳伦斯于12 月15 日致贝西·弗里曼的信中记述了在那里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已经迁居：梅宝作为邻居离我们简直太近了。我们来到了霍克斯的牧场——与约翰·伊文思的牧场相邻——离陶斯约70 英里：有一座古老而精巧的小木屋，非常舒适。我们计划住到明年4 月，这样，到那时你也许能顺利地卖掉房子。你不必卖掉你那些切宾代尔式的家俱，也许这样做是对的：如果它们对你是一种享受的话。看来我们还是要和你见上一面。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24 日我们将涉足一次陶斯，与哈伍德夫人一起度过一两天时光——你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是从她家折回的。托马斯·塞尔泽（我的出版人）和他夫人约在25 日抵达陶斯，然后，我们一起返回此地。梅宝将处于婚礼和圣诞节的喜庆之中，全然不同于我的命运。约翰·伊文思这个月20 日同年轻的爱丽丝·亨得森结婚。她只有16 岁，伊文思明年1 月满21 岁。我不大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难让人信赖的年轻人。置身于这些事之外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对年轻夫妇将住在我们这座（托尼的）房子里——等爱丽丝成年以后便去东部他祖母家。至少，有这个计划。对我来说全都一样。——亲爱的贝西·弗里曼，我必须告诉你，我不太喜欢梅宝·Ellemeparaitfausse.Lastrege，（法语：在我看来，她很虚伪。——译注）我们在这里过得相当愉快：砍倒了一棵大树，然后，拼着老命将它据开、劈好。嗬，它们烧得那样快，全变成了红通通的烈火。看着红色的余烬，我不情愿地想：我的全部劳动都化作了青烟！这是一棵香脂冷杉树，烧起来火光特别闪亮耀眼。我们同狐尾大林鼠、猪和猫作斗争。我们养了一只洛林的小黑狗，现在它已经长成一个爱吵爱闹的年轻“女郎”了，我们出去骑马：我骑的是一匹高大的粟色纯种马，当我分开双腿坐在上面时，它几乎要将我撕成两半。——在一幢有三间房的小屋里住着两个年轻的丹麦人。他们是画家，人很好，是我们的好邻居。下个星期蒙齐尔会来。我们的周围积雪很厚：但沙漠下面是没有皑皑白雪的。草原狼凄厉的嚎叫从门外不停传来……我们想夏天去格陵兰岛，你说我们会去吗？“我们仍然是梅宝的‘朋友’”，劳伦斯曾告诉他的岳母：“但是，不要将这条蛇放到我们胸口上来”。劳伦斯夫妇与他们的新房东A ·D ·霍克建立了一种非常愉快的关系，还成了霍克家年轻一代威廉和他妻子雷切尔的特别好的朋友。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季，住在德尔蒙特的另一座小房子的两个丹麦人是克努德·梅里尔德和卡伊·戈兹切。劳伦斯同他们一起隐居山中，这激怒了梅宝·洛汉。她在陶斯时曾冷落和潮弄过这两个丹麦人。梅里尔德后来写了一部关于劳伦斯的回忆录《一位诗人和两位画家》（1939年），主要是描述那个不寻常的冬天。此书引人注目只是因为他在观点的不偏不倚上付出了自觉的努力。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与劳伦斯的对话的再现，有些地方取材于劳伦斯的部分作品。这种方法使作者资格变得太易于确定又太混淆不清。梅里尔德有时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从斯蒂芬·波特关于劳伦斯的书中摘取一段，并错误地将那段文字说成是劳伦斯所作。那是一些试图否认劳伦斯的同性恋倾向的文字。不管怎样，提及的这种评论属于这个丹麦人自己的主张，产生于与劳伦斯的密切接触中。在山顶上的那个冬天，及后来亲密的共同旅行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劳伦斯确实不是同性恋者。梅里尔德的书中还有另外两个令人感兴趣的地方——那个多事之冬的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名叫米塔·莱曼的姑娘的来访。她从陶斯步行来访问两位丹麦人，因为如果当天再走回去行程未免太长，两个丹麦人便将她安置在他们的小屋中的一间房子里过夜，这事触怒了清教徒似的劳伦斯。另一件事与劳伦斯的狗比布尔斯有关。它是以这个名字成为劳伦斯的一首诗歌的女主人公的。那就是《飞鸟、走兽和鲜花》中一首“当我是一个少年，我最先拥有的活着的东西，是兔子，垂着耳朵的小兔子，我没有那些太会生儿育女的白鼠，没有阿道夫、没有国王”。布满皱纹的小黑脸，热情的态度和乱交朋友的方法（“太多的人情味有时对你是一种困惑”）——比布尔斯的这幅肖像是劳伦斯最有生命力、最有趣的创作之一。这条“茨特·惠将曼式的小母狗”成了劳伦斯所不齿的各类美国人的特点之象征。梅里尔德说，有一次，劳伦斯在盛怒之下用脚踢了比布尔斯，当梅里尔德30 年代在圣塔非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他书中描写这件事的其中一节时，一些了解劳伦斯的人发表文章，强烈地否认这件事。梅里尔德说，当时他几乎要动手打劳伦斯。他进一步说道，第二天，劳伦斯仿佛是为了缓和气氛，带给他和戈兹切一块他自己烤制的蛋糕。1 月24 日，劳伦斯写信给弗里曼夫人，“现在我对冬天有一点厌倦了；地面上的冰冻是这样旷日持久。我不太习惯”。至于弗里曼夫人那位来自布法罗的老朋友——哦，她可是“一个爱说谎的人——虚伪得可怕”。来自陶斯的传闻大意上说，她正在陶斯逢人便告，“我不得不摆脱劳伦斯夫妇”。据说，她的儿子也这样对别人说：“我母亲不得不将劳伦斯夫妇逐出家门”。可她同时“写来这样一些友好的书信，谆淳劝告我们下山，同他们去墨西哥旅行，等等，等等。那不是虚伪是什么？够了！我再也不会去见她了。”一次，当洛汉夫人的小汽车出现在牧场附近的公路上时，劳伦斯和两个丹麦人跑进树林躲了起来，留下弗丽达一人独自接待了她过去的女房东。在1 月份的那封信中，劳伦斯告诉弗里曼夫人，他“担心任何一个住在陶斯、任何一个不是无赖然而参加了一次输掉了的比赛的人”。他整理他的手稿。准备“再一次迁移，我不知道走哪条路——是否东行，经格陵兰岛至俄国——或者仍然南行，也许经棕榈泉至墨西哥、然后直抵欧洲”。陶斯被闹得满城风雨，这是因为据说劳伦斯这样说过梅宝·洛汉：她曾试图使劳伦斯爱上她（因为她承认自己绝望地说过：“我怎能放弃我的目标呢”）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一天，当她系着鞋带的时候，她突然停了下来，失去了知觉，昏过去24 小时而脸上却带着笑容。医生们硬劝她服用白种人服用的药。托尼坐在她的卧室的地板上祈祷看不见的上帝。在她康复之后，从劳伦斯所在的山上，她听到了他所作的诊断，那就是她失败了。说她垮下来是因为她的愿望遭到了第一次的挫折：“对于劳伦斯来说，他想到这些时，一定会觉得那是一个辉煌的日子？”2 月初，劳伦斯从莫里和柯特连斯基那里得知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去世的消息。她曾一度离开莫里，去那充满神秘感的枫丹白露市戈德杰夫学院小住。她觉得劳伦斯和E ·M·福斯特是“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的两个人……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但我认为劳伦斯的骄傲会阻碍他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会比另一个更了不起”。她死于1 月，即莫里第一次拜访该学院的那一天。听到她的死讯，劳伦斯写信给莫里说，“这最后的4 年是一段极为残酷的人生旅程”，他还写道，“死者并没有死去，他们仍在注视着这个世界，仍在起着他们的作用”。这个时候，劳伦斯还在计划去墨西哥。他已经完成了《飞鸟、走兽和鲜花》，还包括几首到达美国之后创作的诗歌，如《比布尔斯》、《新墨西哥的鹰》（“太阳可需要血的河流，你可认为／在美国，它仍然需要／雄健的鹰”？）《新墨西哥的人们》（“巍峨的山脉包围／环绕着白色熔炉的大沙漠）、《陶斯之秋》（“……尖尖的黄黄的白杨树簇拥耸立，像羽毛迎风飘展”。）另外还有几首诗歌，它们再一次表现了劳伦斯对“一地之精华”的敏锐观察和洞察入微的能力。这些诗歌大多数具有象征性，其中一些包含着对社会的批评，如《美国鹰》（“你愿意永远靠这繁荣经济的冷肉生存吗”？）。一首显然是在萨莉·霍普金刚去世时写的《灵魂在西方招唤》，怀着思乡情绪，“在我看来，英国布满了坟墓，／女人的坟墓”。2 月，劳伦斯写信给柯蒂斯·布朗，谈起了这些诗歌，也谈起了他的其它一些创作出版以及旅行活动和计划。他开出那个月的税收清单时，发现到那时为止，前一年是他在财政上的最佳的一年。1922 年他的总收入是5439．67美元。除去折扣，他还欠70 美元的税收。正如他告诉布朗的那样：“在这儿，我正在得到我有权得到的东西”。（七）墨西哥的早晨1923 年2 月24 日，在墨西哥城蒙特卡洛大旅馆（《癫狂的毒蛇》中的圣利摩旅馆），劳伦斯写信给贝西·弗里曼：昨天晚上到了这里——真是一次长途旅行。——找了一家美国人开的旅馆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