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22

这本书、这匹杂色的小马驹和这一派胡言乱语踢到垃圾箱里去吧。7 月中旬，劳伦斯和弗丽达穿过了瑞士进入了奥地利山区。从策尔越过了湖之后，他们到达了萨尔茨堡附近的苏默斯巴什，住在弗丽达的妹妹纽奇，当时的麦克斯夫人家里。纽奇正要结束她与一位退役军官之间的尴尬婚姻。这位军宫可能是中篇小说《上尉的玩偶》中瑞杰朗斯特拉·特雷普特先生的原型，此故事的后半部分发生在泽勒地区，劳伦斯离开那地区不久便写了此书。弗丽达和她的妹妹是故事中汉妮尔伯爵夫人和米契卡男爵夫人的现成原型。至于那位苏格兰军官，劳伦斯可能是借用了唐纳德·卡斯威尔的外型，他曾向长斯威尔询问过有关军服的具体细节。但到了后来，这个人物变成了劳伦斯自己，说着劳伦斯的言语。奇怪的是，《上尉的玩偶》没有被妇女解放运动作家凯特·米雷特用于《性的政治》（1970 年）之中，此书不但对劳伦斯进行了攻击，亨利·米勒、简·吉尼特以及诺曼·梅勒都在被攻击之列。这其中的最后一位后来写了一本生动、有趣的书对这些作家进行辩护（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此书就是《胜之囚徒》（1971 年）。在《上尉的玩偶》中，赫普伯恩上尉一定要汉妮尔伯爵夫人在定婚仪式上使他相信她将无愧于他的“荣誉并信守”诺言，他才肯同她结婚。这里，妇女解放运动确实能抓住劳伦斯一些把柄对他进行攻击。但就故事本身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汉妮尔将那个穿着紧身格子呢裤的赫普伯恩变成了一个小玩偶。在故事的结尾处，当他看到这玩偶在一幅画中再现时，上尉对伯爵夫人说，“你可随便说什么，但现在的任何一个女人，不管她多么爱她的男人——她随时就可能将他变成一个玩偶。这个玩偶就会成为她的英雄：而她的英雄至多不过是她的玩偶。”这就是赫普伯恩的“男子至上主义”的辩护。阿尔彭西别墅（“棕色的阳台一层叠着一层，鲜红的天竺葵如火如茶，遍及四野，紫如萎树在一角摇曳”）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上尉的玩偶》之中，还有那奇热的夏天里时时进行的沐浴。纽奇孩子们的有趣的形象也出现在故事里。劳伦斯在9年以前一个遥远的夏天里当他和弗丽达穿过他们头顶上的那座大山的，曾在山中绘过奥地利部分阿尔卑斯山的素描。在策尔，在纽奇时时激起的欢乐气氛中，劳伦斯变得像故事中的那个黑良心的赫普伯恩上尉那样好干预和格格不入。在策尔的一天，劳伦斯去钓鱼。当他用鱼钩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那鱼在我的手中扭动挣扎”时，他深深地感到了一种负罪感。他从“鱼的嘴中”取出鱼钧，看着那鱼的“充满惊恐”的眼睛。我暗自原谅我自己想道：我并不是那个创造之物。它让我无法捉摸，这鱼。……他生于我的太阳升起之前，在我的生命之先。他启程在我的前面。而我，一个光天化日下的多指的恐怖者已将他置于死地。……在起初的时候耶稣曾被称作是鱼?最终也将如此。（四）向东方和南方航行劳伦斯和弗丽达在8 月下旬去了南方。在佛罗伦萨，他们住在他们的朋友纳利·莫利森的宽敞的公寓里，莫利森正好外出了。这幢在德巴迪大街三十二号的房子原先是乔治·艾略特用作她的小说《罗莫拉》的背景的，现在成了劳伦斯的诗《蝙蝠》（在此诗中，诗人从阳台上向外看去，看到“一些东西在飞舞……燕子衔着黑线在将阴影穿织起来”）和《人与蝙蝠》（描写在他的栖身之处的“小房子”里与一只忽闪扑动的东西搏斗的情景）的背景所在。但除了这些蝙蝠之外，那里的寓所还是不错的，劳伦斯夫妇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玛丽·加农从法国来，对此公寓大加赞赏，并打算在顶层的房间里住下。卡斯威尔夫妇也来了，他们将他们的小儿子留在了英国。劳伦斯努力显得友好，但似乎有些敬而远之。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一些意籍英裔的表兄弟将劳伦斯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并对他进行了侮辱，但即使这样，劳伦斯也未动声色。卡斯威尔夫人注意到，玛丽·加农现在已经引起了劳伦斯的讨厌，尽管他还努力对她以礼相待，不表露他的真实感情。他作了安排，与卡斯威尔夫妇去锡耶纳远足；但到了那里以后，他马上就开始诅咒那个地方，不愿在那里久留。在9 月21 日他从锡耶纳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信，“我们必须在今晚离开——必须去开普利看望布鲁斯特夫妇，他们就要启程去印度了。很抱谦未去看你。”显然他曾匆匆回过佛罗伦萨，但没去找卡斯威尔夫妇。在开普利布鲁斯特的别墅，劳伦斯对他们小女儿哈伍德所写并加了插图的短篇小说集大加赞赏，他模仿了数年前在一次文学聚会上弗洛伦斯·法尔弹着八弦琴朗诵叶芝的诗歌的情景，这使大家非常开心。几天以后，劳伦斯夫妇启程去塔奥米纳，在9 月28 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到达那里。第二天，劳伦斯向卡斯威尔夫人发出了一张慰问性的明信片（“好像我们刚与你见过面——但我深表同情”），在此明信片中，他说他“能休息一阵非常高兴”；不管怎样，他还是喜欢“这个地方”的，“大海向东方敞开着胸怀，向着东方的中心，远离欧洲”。同一天，他写信给布鲁斯特，他曾在这幢别墅里度过了他的蜜月。劳伦斯在信中向他提到了芳塔挪·维契亚的“宽敞的窗外的东方天空，在大海的那一边。并说，到春天来临的时候，他将“去东方，最后再返回西方”。在塔奥米纳的邮件的耽搁使他很恼火：邮件中有《约翰牛》评论《恋爱中的女人》的激烈言辞，这些评论使赛克不寒而栗；还有代理人对《阿伦的杆杖》的责备；以及一位律师的一封对劳伦斯和赛克的威胁信，因为《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哈利迪的形象使黑索尔坦因非常恼怒，并执意要报复。劳伦斯在他断断续续的日记中，在10月26 日这一天记道，“我将哈利迪描写成黑头发、黄皮肤，但他大为不满。”他还写道，“这一个月来，我讨厌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英国的愚民。那些流氓！”他在英国和美国的代理人，柯迪斯·布朗和罗伯特·蒙齐亚，也被他写成是“无赖”，因为他们写来的无礼的信件。11 月2 日，劳伦斯写信给布鲁斯特说他刚完成了一个短篇，目前正在写《上尉的玩偶》（“一个非常有趣的长篇故篇”），他还说；“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故事聊以自娱，我就会因忧郁而死去。”在离开英格兰的灰色的天空和对它的痛苦的记忆将近两年之后，劳伦斯变得温和了一些，脾气也变好了。但是现在，这些频频责难的代理人，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和战战兢兢的出版人将《虹》和大战的往日带了回来，也重新激起了劳伦斯他本国同胞的憎恨。但他能去何处呢？意大利，他觉得“已经腻味了”，而塔奥米纳毕竟只是一个“欧洲大陆狂徒的茶宴酒席”。这是10月下旬他写信给卡斯威尔夫人的信中所谈到的。几星期之前，他曾写信给厄尔·布鲁斯特说他的计划是“最终是想在什么地方找一个我自己的农场，在墨西哥、新墨西哥、洛基山脉或不列颠的哥伦比亚。”劳伦斯对新墨西哥的提及也许能给心灵感应论者一点安慰，因为在他写下此信后不到一个月，劳伦斯便接到了要他去新墨西哥陶斯的邀请。这个城镇在他心中呈现已有些时候了。不久以前， 他曾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列奥·斯坦因的家中看过此城镇的照片，在安提柯利他看过，或至少听说过最近曾在陶斯住过的毛利斯·斯特恩的作品。就是这位画家的前妻，梅宝·道奇，斯特恩从陶斯冒冒失失地写信结劳伦斯，为他在她的宅地上提供了一幢土砖房子。她曾读过《大海与撒丁岛》，认为劳伦斯的表达能力应该用来描绘她可爱的陶斯，于是她写信邀请他前去。劳伦斯写信给她说，他是想离开欧洲，陶斯是对他有吸引力，并特别询问了有关费用的事：斯特恩夫人没有说清楚她是否为她引入围栏的狮子们提供食物。弗丽达给她的信中则是热情多于谨慎。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持续了几个月，劳伦期时而急切， 时而犹豫，斯特恩夫人则不时地来信或来电报催促他。劳伦斯曾试图给她泼点冷水：她谈到了精神分析以及受到弗洛伊德的门徒A ·A 布利尔的亲手治疗的情况。而劳伦斯在回信中不无讽刺他说他情愿死于精神病：“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是半个魔鬼，但一个治愈了的精神病患者则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了。”并说整个精神分析的过程过于机械。在另外一些信中，劳伦斯问陶斯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聚居地：他知道“所有那些“自命为文人雅士”的家伙，他们全是些“假作斯文”的白痴。这些显然没有使斯特恩夫人感到吃惊，她是一位富有的女人，曾有过她自己的信条和做法。当财富不能使这些信条和做法兑现时，一点神秘主义也许管用。她后来诉说了她是怎样让劳伦斯“下决心”去陶斯的：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她潜入她自身存在的核心之中，并跨越空间去和劳伦斯的核心交融。她告诉安东尼奥·洛汉，她在摆脱了她最后的一位丈夫之后新找的大块头印第安情夫，说劳伦斯的到来对陶斯有益。托尼有点半信半疑，但她“凭意志的力量”使他服从了，然后他也帮助她在黑暗之中“召唤”在远隔重洋之外的犹豫不决的受诱惑者。与此同时，劳伦斯已经写完了《幻想》的前言，将全部手稿寄出，并写了几篇短篇小说，他还写了有关马格努斯的介绍，又为《狐狸》增长了篇幅，正如他所说，给它一个长一些的尾巴。他对赛克大发雷庭，因为他让黑索尔坦因对为进行威胁而使他向黑索尔坦因付了5 镑10 个畿尼，因为后者曾威胁要以诽谤罪对劳伦斯进行起诉。在黑索尔坦因死后发表的他写给他的律师的信中，可以看出劳伦斯使黑索尔坦因保持沉默的做法是否有必要。黑索尔坦因只是讹诈一下而已，他并无意将此事交诸法庭，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去打官司。过了年之后，劳伦斯写信给为他《撒丁岛》一书绘制插图的筒·朱达，他正准备去他的故乡南非访问：今天收到了《大海和撒丁岛》，所以我们不由地想到了你。我想你也拿到此书了吧。你觉得如何？红色的运用有些使人失误——我不太喜欢色调中的一些过于鲜艳的地方——除此之外一切都很不错。请告诉我你的印象。我想书中的文章可能使你感到有些意外——如此的荒凉和缺少诗意。看看你自己和M ·阿兰吧！我敢打赌你们俩都会觉得太不够完美了。没有关系，你们已经向人们鞠躬示意了。书的封面真让我啼笑皆非——但对这些美国人只能无可奈何……这里天气奇冷，白雪覆盖着蒙特维纳和福扎，一片耀眼的洁白——埃特纳火山显得神秘恐怖。我讨厌寒冷的天气。但是，第一技杏花已含苞欲放，还有被艾伦称为维纳斯之泪的银莲花也初吐芬芳。我一直在准备去陶斯的行程。如果我身体好的话，我们本来要在本月的15 日从波尔多乘船去新奥尔良的。现在可能改期于2 月5 日动身。我们将坐船从巴勒莫到纽约，然后在那里改走陆路，除非有什么便船可搭乘。我希望能在3 月里到达陶斯，然后你若愿意也可前去；不管怎样，那些美国人总会喜欢一本关于他们国家的书的，关于洛基山的，或印第人的或沙漠的——陶斯的南面有一片大沙漠，在六千英尺的高原上——或关于墨西哥人以及牛仔的——你该去找些什么画画，我也去找些什么写写。谢天谢地，今天我寄出了我的最后一批手稿——三个中篇故事。此三篇故事能偏成一本非常有趣的集子——《狐狸》、《瓢虫》和《上尉的玩偶》。然后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大部分的故事是重写过的。哦，我很讨厌看到这些手稿，也讨厌去想出版的事。哦，我对一切都感到腻味：在这个使人感到双倍厌烦的塔奥米纳。但我们弄到了一些很好很干的橄榄树木，起居室还算温暖，谢天谢地，风也小下来了。但明天还有5 个家伙要来喝茶。——顺便提一句，你听说吉尔伯特·加农离开了南非了吗——和年轻的蒙德以及那位一妻多夫的妻子格温？玛丽·加农一定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一样离他们而去。但我无动于衷。信中的“看看你自己和M ·阿兰吧”一句是指在《大海和撒丁岛》的最后一章中对朱达和艾伦·英索尔的描述。在罗马火车站外面遇见劳伦斯夫妇时，这两位年轻人“神情木然地从一节车厢里下来，一个（英索尔）用好奇的目光从单片眼镜后面向电车轨道的另一端凝视，另一个（朱达）个子很高，机敏而潇洒，看上去好像他希望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个仔细”。劳伦斯在写此信的时候，正沉湎于对陶斯的向往之中。但不久他又开始犹豫不决起来，特别是在他对梅宝·道奇·斯特恩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在1 月下旬，弗丽达告诉她他们准备去锡兰：“劳伦斯说他还不能正视美国——也还觉得不够强壮：“所以弗丽达在第二天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劳伦斯也表示附合，她让斯特恩夫人去锡兰与他们会面；然后他们可以同去美国。这使斯特恩夫人意识到，劳伦斯夫妇是“心有惶恐”：像往常一样，人们一定劝他们要对她要存有戒心。于是她和托尼又开动起他们的意志机器，向劳伦斯的“中心”发出更强的意志之波。此时劳伦斯和弗丽达已启程东·行。但是，他可能已经在芳塔挪·维契亚留下了记印。正如珍妮弗·普林在1973年的罗马《美国人日报》上指出的那样，这幢别墅里曾住过一位德国的音乐家和一位英国的电视制片人。（还有美国作家杜鲁门·开波特，据说也在那里往过两年。）这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英国人报道说在深夜里有说话声和脚步声将他惊醒，并看到墙上出现了神秘的影子。他向当地的秘术专家询问，那位秘术专家告诉他说，在这座别墅住过的另外一些住客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看到过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如果说这类传奇伴随着劳伦斯去了西西里的话，在劳伦斯于1922 年离开那里之后，些传奇就在那里流传了下去。在启程去锡兰的前一天，劳伦斯坐在芳塔纳·维契亚别墅里看着他和弗丽达的行李，4 个箱子（一个是装书的），两个旅行包，4 个小背包和1 只帽盒。他觉得“像亚伯拉罕（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始祖——译注）去寻找新的土地”，他的心因离开“家园”和西西里的人民而痛苦地颤抖。也许，正如艾尔丝·贾菲所言，有朝一日他和弗丽达会重返芳塔纳·维契亚：但现在，他竭立使自己去想那些孔雀、猴子、大象和棕榈树。2 月20 日，星期日，劳伦斯夫妇启程途径墨西拿和巴勒莫去那不勒斯。26 日夜里，他们乘上了奥斯特雷号客轮开始了去锡兰的两星期的航程，途中经过了萨得、亚丁和苏伊士以及红海。劳伦斯写信给弗丽达的母亲说他们“穿过了墨西拿海峡，然后在数小时的航行中我们看到埃特纳火山像一个洁白的女王或一位洁白的女巫，如此神秘动人地站在苍穹之下。她在对我说，‘你要回到这里来’，但我只是说‘不’，但我的内心在哭泣，因离别而忧伤地哭泣”。对劳伦斯来说，虽偶而也尖刻地挑剔过塔奥米纳，但他毕竟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他在塔奥米纳期间的信件大部分是热情洋溢的，充满了他对这地方的深深的爱。当他和弗里达向东方和南方航行时，他们看到了克里特岛上白雪覆盖的山峦，使人眼花缭乱的莱万特尼港和“像干血一般红的”西奈山脉。这是一次令人注目的、尽管是暂时的向欧洲的告别。劳伦斯在船上进行着对吉奥伐尼·威加的作品的翻译，墨水瓶掉到了甲板上：“这条”奥斯特雷’号船将永远带着我的黑色记号了。”（五）寺钟、袋鼠和淘金者1922 年4 月17 日，劳伦斯在锡兰给艾米·罗威尔写信：“我们来到这里有6 个星期了——这是一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但天气太热，不能久住。现在我们准备去澳大利亚——如果我们不喜欢那儿的话，我们就再去旧金山。”在澳大利亚，劳伦斯写信给厄尔布鲁斯特，说他在锡兰访问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患了有生以来最重的一次病。布鲁斯特夫妇住在那里的一座山顶上的一幢非常宽敞的平房里，从房顶的凉台上可以看到丛林那边的康提湖和远处的山丘。当劳伦斯夫妇刚刚到达那里时，弗丽达立刻声称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劳伦斯也说，“我将永远不离开这里”。布鲁斯特夫人在回忆这段情景时补充道：“那是他们到达的第一天。”不久，使人窒息的炎热开始使劳伦斯每天下午都发病；其他人也受到传染。那里的生活是华丽多彩的，但白天的炎热使人喘不过气来。劳伦斯几乎没做什么创作性的写作；每天上午，他坐在房顶的平台上翻译威加的小说，但当寺院的钟声从树林边传来时，他总会心猿意马起来。他拒绝所有的外界冲动进入他的心灵；当看到布鲁斯特每天早晨去附近的寺庙听经拜佛时，劳伦斯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虔诚。他开始对佛教表示异议——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当他和布鲁斯特在一起看到一尊佛像时，劳伦斯会说，“哦，我希望他能站起来！”他对东方的兴趣由来已久，他对比桑，伯勒伐斯基和普莱士作品的兴趣说明了这一点。布鲁斯特指出，尽管劳伦斯在锡兰失去了对佛教的兴趣，“但他对印度文化的其它形式还保留着兴趣。”一位锡兰的辛纳利族作家马丁·威克拉马辛说（在他的《劳伦斯和神秘主义》一书中（1953 年））劳伦斯与一种来自印度神秘主义的称作坦契克的秘术有密切的关系。斯里·奥罗宾多指出，也许“劳伦斯是一位瑜伽信奉者，他迷了路，错投了欧洲人的胎，现在要来超度困境”。但是在锡兰，劳伦斯意识到“我们背弃英国，走出我们生活的外面是一个错误。总而言之，塔奥米纳、锡兰、非洲、美国——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是与我们自己的立足点背道而弛的：我们就像是约拿（《圣经》中希怕来的预言者——译注）在背离那个属于我们的地方”。劳伦斯躲避了梅宝·道奇·斯特恩的意志之波，以至于到了3 月底，他竟准备要在夏天回英国去了。将英国交付给霍拉肖·博顿利夫妇是一种罪恶：英国是有良智的英国人的希望所在，他们必须在那里联合起来。他觉得佛教、印度教、甚至天主教——对这最后一个劳伦斯还抱有一些希望，但是在宗教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全都是逃避。东方的淫逸妖烧唤醒了他身上的那个英国人。然而，在他考虑可能回英国的时候，他还想着澳大利亚。斯特恩夫人这时给他寄来了信件、电报和钱，而且还有用密封袋寄来的项链和书籍。劳伦斯4 月3 日给她去信说：“锡兰是个好去处——但天知道，不是一个久留之地。”他在锡兰的少量创作之一是诗《象》。此诗描述了3 月23 日在康提的情景，那位“脸色苍白、精神萎靡”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温骚公爵）坐在火把簇拥着的高高的象背上。劳伦斯看到疲惫不堪的“王子的恍惚的身影”。在这首带有预兆性的诗中，像“公众的苦役”，又像是那痛苦的大象：“一个格守着‘我愿效劳’这一座右铭的异国的、胆怯的孩子“——劳伦斯是在1922 年预言性他说了那句“我愿效劳”的双关语。在康提，劳伦斯完成了《吉苏亚尔多先生》的翻译，此书第二年由塞尔洋在纽约出版。这是劳伦斯第一次翻译的整本书。后来他还翻译了威加的《西西里的小故事》（1925 年出版）、《乡村骑士及其它故事》（1928 年出版）以及伊尔·拉斯卡的《蒙纳特医生的故事》（1929 年出版）。在此以前，他还帮助过柯特连斯基翻译过伊凡·布宁的短篇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译著《旧金山来的绅士及其它故事》的封面上，此译著是由霍戈斯出版社于1922 年出版的。在译著的首页上，柯特连斯基和列奥纳德·伍尔夫以译者署名，只是在一张勘误说明上提到“由于印刷错误，劳伦斯先生的名字在首页上遗漏了”。实际上，在首页上应该说明劳伦斯是柯特连斯基的主要故事的合作者。伦敦的书商伯特兰姆·罗塔发现，由劳伦斯撰写前言、赛克出版的列奥·谢斯托夫的《事事皆有可能》的翻译也是劳伦斯和柯特连斯基合作的结果，尽管在此书的首页上只署有柯特连斯基的名字。当伯特兰姆·罗塔发现译稿是劳伦斯的笔迹时，他询问了柯特连斯基。后者说，第一槁英语译文是他翻的，劳伦斯则对译稿作了大量的修改。罗塔对本书作者说，“在有些地方，劳伦斯对原意作了修改，而当柯特连斯基向他指出这一点时，劳伦斯不耐烦他说他不能容忍书中的谬误之笔，他觉得有必要对原著的不当之处作修改……柯特连斯基说，劳伦斯的名字没有作为合译者出现在这本译著、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检察官》或其它一些他们合译的书上，是因为劳伦斯认为以一个译者的身份出现在出版商那里会损害他的名誉。有许多他所写过前言或作过部分翻译的作品上都没有劳伦斯的名字。”这是一条有趣的情况，说明劳伦斯长期以来翻译过不少东西，但又不属于从事这类工作。但是，如果他确实帮助了柯特连斯基翻译过《大检察官》，并为译著写了前言的话，那么当此书在1930 年8 月，他去世5 个月之后发表的时候，他没有以一个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就有些奇怪了。当然，此事发生在很久以后，距劳伦斯在1922 年翻成威加的第一部作品己时隔很久了。在离开锡兰整整六个星期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到达了悉尼。劳伦斯在1922 年5 月20 日在“马尔瓦”号蒸气轮上写信给筒·朱达，说“锡兰是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但不能久住”。塞尔泽曾出版了劳伦斯所著、朱达加了插图的《大海和撤丁岛）现在他又想让他们俩合作写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但芳伦斯“表示没有兴趣”。他曾发现，“一个人可以很舒服地坐这些船的二等舱去旅游，——比一等舱要好、方便——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出门。”船上坐二等舱的不是30 人，“都是些单纯、有趣的人”。他补充道，“我觉得我一旦离开了欧洲，我就将不停地四处漂游。我很喜欢这样。但弗丽达总有些思念‘她自己的小家’。我却无所谓。——我喜欢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他和弗丽达在到达西澳大利亚两星期后，便取道去了悉尼。他发现这块大陆有“一片奇秒的天空，谌兰清新的大气，和苍穹之下的那片古老的大地、像一位被几个世纪的尖埃所覆盖的睡美人。不知道她是否还会醒来。”他没有做什么创作工作（尽管在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他写了一本有关这片大陆的小说《袋鼠》）。他告诉朱达说他不知道贝蒂娜在什么地方，不然他想给她去信。劳伦斯所说的这位贝蒂娜是指朱达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休姆斯，一位美国（南方）姑娘，劳伦斯在开普利遇见过她。她对劳伦斯对她生活的干预很不高兴，因此她离开了开普利，但他好像并不记恨于此，在后来的通信中他总是愉快地谈及她。在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圣莫尔》中，她的美国姑娘罗·卡林顿的形象并无不当之处，尽管她的母亲——小说中的那位母亲威特夫人，部分是梅宝·道奇·斯特恩的形象——的遭遇要槽糕得多。但在劳伦斯遇见斯特恩夫人之前，他对那些受意志支配的美国妇女的评价是不高的。也许因为伊丽莎白·休姆斯蔑视过劳伦斯，他将她在《圣莫尔》中描写成一个精神意志极强的年轻女人。劳伦斯夫妇在西澳大利亚的琅思逗留了数日之后，便东行16 英里去了内陆城镇达林顿，此镇位于丛林的边缘。他们是在一位澳大利亚妇女A ·L ·杰金斯夫人的鼓动下去珀思的。他们是在“奥斯特雷”号船上认识这位杰金斯夫人的，她也许是《袋鼠》中维多丽娅·卡尔考特的原型。她和她的一位朋友，梅·爱娃·高勒夫人，一起带劳伦斯夫妇去野餐，高勒夫人是一位有名的植物学家，她向劳伦斯介绍了澳大利亚的植物区系。劳伦斯在珀思几天的短访激起了一点波动。他在扎贝尔夫人的爱书者图书馆会晤了当地的文人墨客。一位住在琅思附近的女作家凯瑟琳·苏珊娜因期望与劳伦斯会面而兴奋异常，以至引起了早产。劳伦斯在达林顿还遇见了另一位作家，他后来的合作者，莫莉·斯金纳护士。就是在那里，他获得了那段在《袋鼠》中索默斯所体验到的经历。一天晚上当他独自走进丛林时，他看到“一轮大大的、令人惊异的月光，无比硕大，那些树干像赤裸的、苍白的土著人一样站在深黑色的树叶之中。月光下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丝毫没有，”尽管因为空兀，那地方似乎有鬼魅出没·劳伦斯——索默斯觉得脊背生寒，仓惶逃遁。劳伦斯夫妇在悉尼只呆了一天，但这已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登高眺望那“犬牙交错的港湾”，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在“悉尼市开销大得吓人”。他们又南行40 英里到了海边的蒂罗尔，并在靠海的悬崖上找了间房子，这幢房子有一个澳大利亚式的双关语名字，叫“怀阿伍克”（其发音意为“干吗工作”——译音）。在那里的开始几天中，劳伦斯开始了《袋鼠》的创作，除最后一章“再见，澳大利亚”之外，他在6 个星期中写完了该书的其它章节。尽管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想象性的，但这是《儿子和情人》之后的又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当然那些创造性的片段代表了那些使劳伦斯感到困惑的问题。故事是从悉尼开始的，讲的是两个异乡人在那里找寄宿之处：“一个瘦小的男人，脸色苍白，留一脸黑胡子”，和“一个丰腴、漂亮、容光焕发的女人，她可能是个俄国人”。《袋鼠》的大部分内容是精彩游记，其中也不乏富有哲理性的评论以及一些记叙性的闲谈。因为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悉尼或蒂罗尔没有什么熟人，另一些人物只能从过去的经历中选用：袋鼠本人，这位犹太律师本·柯利，是柯特连斯基的形象，尽管如往常一样，劳伦斯在一封信中否认了这一点。弗丽达说，大卫·伊德医生也是此形象的一部分。至于本·柯利的法西斯似的淘金者们，劳伦斯从澳大利亚早期的历史人物那里借用了一系列的名字。杰茨这个从“科尼什告密者”詹姆斯·特鲁赫勒那里移植过来的人物，是劳伦斯对阴险，狡滑的科尼什人，特别是对考森港的贝尔斯福德旅馆房东的回忆。但维多丽娅·卡尔考特和杰克必须是澳大利亚人。杰克有像袋鼠般的大粗腿，而维多利娅则是一派“殖民者”的高雅风姿：劳伦斯可能足根据他在帕思和达林顿或在船上遇到的人对他们进行描述的。在“怀阿伍克”，劳伦斯常常谈一份叫《悉尼新闻报》的报纸聊以消遣，这份报纸风格独特的报道使他写成该书的一整章。“闲言碎语”；这种风格带有些1922年的时尚，但实际上并没有给故事增加色彩。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了关于那位悉尼著名的律师和工程师约翰·蒙那什爵士（此人曾在一次战争中统率过澳大利亚军队）的故事之后，劳伦斯也许为本·柯利找到了外部形象：像袋鼠和犹太人一样，蒙那什的照片和劳伦斯所描绘的长脸形象是一致的；在那时，蒙那什的照片时常会出现在《新闻报》上。同样，如本书的第一版（1954 年）所指出的那样，劳伦斯可能在那份报纸上找到了那位社会主义者领袖威利·斯特鲁瑟斯的外部形象，因为当时报上常常提到工党领袖詹姆斯·赫尔曼的情况。但尽管威利·斯特鲁瑟斯可能长着赫尔曼的脸，而他的声音却常常是威廉·霍普金的。从政治上看，1922 年是澳大利亚平静的一年，没有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澳洲兵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劳伦斯夫妇离开了的4 个月之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在12 月如期举行。作为这次政治竞争的一部分，休斯首相在全国作了游说，尽管选举从根本上说并无精彩之处，但双方还是用激烈、尖刻的言辞互相攻击了一番。劳伦斯在报上谈到了所有这一切情况，并回忆起他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最后几年中的所见所闻，即新生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争斗。他创造了一个法西斯团体作为袋鼠实施领导权的武器。另外，如柯蒂斯·阿特金森在澳大利亚的杂志《明镜》（1965 年）上指出的，1921年，也就是劳伦斯来到的前一年，在其它地方发生过游行示威，而劳伦斯肯定从他的澳大利亚朋友那里听说过这些。这些骚乱主要是由“退伍军人政治同盟”引起的。此时期中，这个同盟的10 万多名成员在全国各地的会议上起哄闹市。在《袋鼠》的社会政治对话描写中，劳伦斯追溯到了1915—1916 年和拉塞尔的言论以及战时康沃尔的苦涩记忆（这一点由拉夫·莫德作了详尽的表现）。确实，到达蒂罗尔的第一天，劳伦斯写信给他的岳母说：“天空灰蒙蒙的，使我想起了康沃尔。”作为一场个人与社会的长期斗争，劳伦斯这次抗争——或再抗争的对象是他的想象。在小说中，他不愿跟随那位强悍的领袖和他的法西斯似的澳洲军，也不愿接受那位社会主义者要他主编“一份建设性的劳动者的报纸”的请求，而宁可“依附于独立的个体和他所信奉的上帝”——这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最易于采取的方式。这对于一贯反对民主的劳伦斯无疑是一种讽刺，但是，这无碍于此书成为一种现代社会最为深刻的政治条约。”这就是米德尔顿·莫里的评判，也是他对劳伦斯作品的最为热情的评论：他指出，《袋鼠》“表明了对现代人的政治意识的完整的道德要求。劳伦斯对这种要求的拒绝——‘他的伟大的拒绝’——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他是一个意识到这种完整要求之严酷的第一个现代英国人。”此书对澳大利亚的沿海作了充分的描述。确实，此书的抒情和游记特征和其主题故事同样重要。迄今为止，只有莫里和马丁·贾瑞特一克尔主教以及一两位其他的评论家将《袋鼠》放在劳伦斯的重要作品之列。作为一部小说，它不能与《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相提并论，部分是因为它不是一本真正的小说，而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可与卡莱尔的《文学箴言》或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列为一类。单从文笔上来看，它位于20 世纪文学之冠：海边的那些黎明，那个在南海上游弋的男子，那些参差散落的尖顶农舍，那将索默斯和他的妻子围困在那间小屋里的四天的瓢泼大雨——这些情景在许多小说家的笔下可能会写得平淡无奇，而劳伦斯却以他的极强的语言表现力将他的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澳大利亚时，他收到了塞尔泽于4 月出版的和赛克在6 月出版的《阿伦的杆杖》的文本。劳伦斯将此书寄给他的许多朋友时说他们可能不会喜欢这本书。对此书的评论也不外乎是不喜欢劳伦斯或不理解这部小说——或两者皆而有之。出乎意外的是，莫里在《民族和雅典娜神庙》上对此书作了极为热情的评论：“谈一谈《阿伦的杆杖》，就好像是饮一口生命之泉? 《阿伦的杆杖》是战后英国文坛上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在我看来，它比《尤里西斯》更为重要”（这里也许也该提及莫里是乔伊斯小说的最早欣赏者）。但其他的评论家对《阿伦的杆杖》的反应则冷淡得多。在美国，H ·w ·鲍因顿在《独立》上毫不掩饰地怀疑此书作者“不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性反常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民族》上认为《阿伦的杆杖》有“生动、力量和新鲜之感”，’但也是“一部对一些有趣事物的歇斯底里式的过分强调之作”。L ·M ·R ·在《自由人》上说，此书“并非是劳伦斯先生的杰出之作”；多萝西·奥格本在《纽约晚报》的文学评论栏上认为该书实在应该算作是一本精神分析学家的专题资料汇编，并指出该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个任性的性变态的年轻人”。英国方面的评论不像美国的那样尖刻，尽管劳伦斯的老朋友《英文周刊》认为他怀有一种渴望，并仍“一直在探索”；一直对劳伦斯态度友好的丽贝卡·威斯特在《新政治家》上称《阿伦的杆杖》是“癫狂愚蠢”之作。（泰晤士文学副刊》认为劳伦斯像斯特林伯格（1849—1912 年，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厌恶妇女者，尼采的信徒——牵注）一样冷酷无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尽管那些冷淡的非议或不太热心的赞扬，《阿伦的杆杖》的境遇不错。塞尔泽马上着手准备第二次印刷，在英国，在到作者最后去世前的几年中，赛克不得不几年就将此书重印一次。到1922 年为止，劳伦斯发现他的战后读者、文学界的少数读者能使他维持下去，直到他的那本黑市畅销书给他带来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1922 年在澳大利亚，他可能在7 月18 日告诉梅宝·道奇·斯特恩他己完成了小说《袋鼠》——他开始创作的六个星期之后（当然，如前面所提到的，他后来增加了“再见，澳大利亚”一章；这是在他到了陶斯之后再写的）。斯特恩夫人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所用的那个分词听起来非常专横：“期待着你。”劳伦斯曾给凯瑟琳·苏珊娜·普利查德（就是那位因听说劳伦斯到了珀思，过分兴奋而导致早产的妇女）去信说，“当一个人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当一个人感到已与世无争的时候，”澳大利亚是一个栖身的理想之地。“……不，澳大利亚只是个漫游，生活、遗忘和了此一生的地方”。在另一封信中，他对她说，“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悲惨的国家，像是在无底的深渊之中。然而，当天空重新显出温柔和蔚蓝，绿树的树枝向遥远的天空伸展，一切都使人着迷，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神韵！巨大的魅力，但在这种魅力之下还有一种阴郁凄凉的恐惧”。他打算在六天之后离开。8 月10 日他和弗丽达乘上了开往旧金山的“塔希提”号船，途中在新西兰的惠灵顿、拉罗通加的阿瓦蒂乌和塔希提的帕皮提作了短暂停留。从惠灵顿他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思念”一词，这张明信片打破了他们之间几年来的沉默。仅在此前一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离开瑞士去伦敦之前立下了她的遗嘱，将劳伦斯的名字列在那些可以接受她少量记念品的朋友之列。《阿伦的杆杖》重新激起了她对作者的爱慕，所以她能够原谅劳伦斯。在7 月，当她读到此书以及劳伦斯早先的一个短篇《玫瑰园里的阴影》（在《普鲁士军官》一书中）后，她在给柯特连斯基的两封信中谈到了她的这种爱慕之心。劳伦斯的《改瑰园》是“他所写的一篇笔力最弱的故事”，然而“它是那样地不同于其它所有的作品”，她怀着欣喜之情读完了它。当他提到醋栗果时，这是些由花匠采集来的、在碟子上滚动的鲜红而成熟的醋栗果。当他咬苹果时，那是一只刚从树上采下来的、微酸、香甜和新鲜的苹果。她认为《阿伦的杆杖》的缺点是微不足道的：此书充满了活力，在读过由那些无病呻吟的作家们写的简易庸俗的小作品之后”再来谈一谈这本书实在是一件轻松愉快之事！她对劳伦斯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他有关性的看法在她看来毫无意义的，“但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劳伦斯。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在许多方面，我所想的与他所做的不谋而合。”确实，这两位作家在他们的自然视野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只要仔细检查一下他们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在当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