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18

他刚完成《男人和女人》——这本集子后来以《瞧！我们走过来了！》的书名出版——这是劳伦斯1917 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从1912 年开始的诗歌创作经历，在曾诺达到了顶峰：它充分体现了劳伦斯的勇气和他对希望的执着追求。所以，他以个人胜利的纪录为终结，给诗歌取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肯定的标题。也许，在他部分作品中反映了他生活中的失望时刻，但他大多数的作品始终是积极的、向前的，充满了探索生活的惊奇之处。在《瞧！》诗集的最后一首题为《宣言》的诗中（作于曾诺），他谈到了一个妇人给他的“力量和充实”和“所有摇摆中的加拿大麦子，正在成熟／没有像一个妇人的躯体有这般的力量”；他通过这首诗，创造了一个柏辅相成的原则，近似于伯金的”两个独立的人的均衡相联”。在这样的相辅相成中，劳伦斯在这首诗中说，我们将自由自在，胜过天使，啊，妙不可言，”还有：每个人那时会像一朵花自由自在……我们将爱，我们将恨，但这像音乐，纯粹的语言，无遮拦地发自未知闪电和彩虹在我们心中出现无拘无束，无须检验像使者一样。在完成《瞧！》的手稿几天后，于2 月23 日，劳伦斯告诉堪贝尔：“春天来临，鸟儿在啼叫，天空是一片银色，我向上帝祈愿，让世界人民都处在春天之中。“就在此时，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了封带着忠告和预言的信，可能与她的丈夫被应召入伍而引起的不快有关：我不知道怎样与你与卡斯威尔说，这是不幸。现在降临了，这必然会发生，外界的一切对此都无能为力。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它不会真正地伤害你，你和唐之间不会发生什么不幸，请相信这一点。不幸只会伤害外在的一切：不是致命的摧残，一个人应该下决心去忍受，而不是失去信心或失去任何胜利的信念。尽管敌人一时曾抓住了我的身体，我会巧妙地调整自己，使他无法掐住我的致命部分，而当他被迫放开我时，我是强者。我甚至希望唐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真正地摒弃这个世界。我希望他会从中吸取教训，不能抛弃他独立的个体而随波逐流。直到那时，你和他在一起才会幸福。因此，要有勇气，而不是去庇护他，应该让他自己去决定该属于哪一边。你知道，他不能指望通过法律取得成功，这是死海之果，还是请他尝尝这个世界的家常便饭吧，而他的法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让他吃下这硬果，既然他期待的是爆炸。对他的磨难。你要硬起心肠，毫不动摇地爱他，带着对新生活和新世界的期望。热爱未来的伟大精神胜过爱他本身——这是唯一的办法。这封信（在这里只选录了它的开头部分）写于劳伦斯不太运用想象才能时期，但它却具有创造性文章的表现力。劳伦斯如利尔克一样清楚，信可以是创造性的。并如利尔克一样，他可能会说：“如果有机会”，他会“以信件丰富他的创作”。在凯瑟琳·卡斯威尔的劳伦斯传记《野蛮人的朝圣》中，她以平等的态度谈及他和弗丽达的婚姻：“劳伦斯依靠自己的力量表现自己，他还坚持男性原则，他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但其中没有个人主义。它让弗丽达具有女性表现力的充分自由，只要弗丽达没有企图把它变成纯粹的女性个人主义。”卡斯威尔夫人指出，也许没有任何其他女人能够忍受“他男性的正直压力”，他的“恶魔”。弗丽达是“他所遇见过的最自由的女人”，他在她身上发现了崇高的女性之真谛，以及她的健康的体魄。但是，从《袋鼠》和其它一些作品中（如前所录）可以看出，劳伦斯并不总是“坚持男性原则”——他经常与之抗争，有时会认识到，不管是不是“首领”，一个男子需要一种和女人之间的均衡关系。3 月23 日，劳伦斯和艾米·罗威尔谈起了他正在写作中的一系列文章：“希尔达·阿尔丁顿非常悲伤和压抑，一切都错了，我希望情况会有好转。我完成了一些题为《和平的现实》的短文，它们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们能在美国出版，因此，我将它们寄给你。”4 月2 日，劳伦斯告诉平克：“哈里森给我来信，谈到了《和平的现实》中的文章，说他将把最后3 篇分3 个月连续发表，我希望他能将它们一起发表……但他说做不到，所以，我想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方案。或许我可以将前4 篇放到其它地方去。”奥斯汀·哈里森在1917 年夏天的《英文周刊》上发表了3 篇短文，但另4 篇显然是丢失了。幸存下来的这3 篇在《长生岛》中再次发表，但它们从未汇集成书。8 月，劳伦斯告诉平克，他在写作一部新书《在门口》，它是依据更为浅显的《和平的现实》的题意写的。但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尤其是在后来，听起来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它能应付专业哲学家的“攻击”。但是，平克无法安排出版此书。他在1920 年分手的时候，将这份手稿和别的稿件一起还给了劳伦斯。这些稿子看来也已失踪了。1917 年春天，弗丽达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幼稚地表达了她的遗憾。因为，赫伯特·阿斯奎斯也必须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参加战争，面对死亡：“做首相的儿子有什么好处？”1917 年4 月，劳伦斯把弗丽达留在康沃尔，和伊莎·安德鲁斯呆在一起，他自己独自去伦敦一星期。他经柏利斯都取道伊斯渥和利普雷。他遗憾地发现，霍普金夫人病倒在伊斯渥。在利普雷，他姐姐艾米莉也得了腹泻。这时正是结肠炎和肠炎的发病期。而当他回到康沃尔，发现弗丽达也病了。卡斯威尔夫人在《野蛮人的朝圣》中提到劳伦斯夫妇的客人伊莎·安德鲁斯，她是“不幸福的，她在她的痛苦之中无法抵御对劳伦斯的依恋和她想与弗丽达相抗衡的企图——对于她，这是灾难性的”。卡斯威尔夫人曾听劳伦斯和弗丽达谈起过此事的详情。她发现梅宝·道奇·洛汉在《劳伦斯在陶斯》中，对这次恋爱事件的记载“会使人误解是不准确的”。洛汉夫人说，弗丽达曾告诉她，劳伦斯在这次恋爱事件中，第一次对她“不忠实”，并“带着一种痛苦的胜利的表情”补充说，“此事件是失败的”。弗丽达察觉到了危害，“将姑娘送出了门”，最后那一句，是洛汉夫人惯用的伊斯林恩的笔调。她在记述谈话时，常常带有些福德·麦道克斯·福德（《英文周刊》）编辑——译注）的北方风格，而很少有弗兰克，哈里斯的南部风格。1917 年，当军事当局在4 月再一次找到他时，劳伦斯在康沃尔生活的复杂情形又加剧了。23 日，早晨7 点，他在石头房子的门口与弗丽达分手，准备出发穿过大田以前。他对弗丽达说，他会在日落以前回来。这一次，他所受的耻辱还算轻的。在鲍德明兵营，医生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告诉他，尽管“身体不适”，但拒绝的期限已经过去，他将被编入第三类别，从事轻微的非军事服务。但他坚信，有那么多人希望加入第三类别的工作，他不会被启用的。那天只经受了两个小时的折磨，两小时的拥挤、听诊和被人窥视，然后，正如他所预言的，他在日落前回到了家里。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劳伦斯和一个相邻的农民青年。威廉·亨利·霍全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劳伦斯在《袋鼠》中给他取名为约翰·托马斯·伯杨，一个诙谐的谐名。洛汉夫人有关这段情况的描述，是依照弗丽达1922 年在新墨西哥告诉她的话所写的。在康沃尔的“一个”青年农民：他们之间真有那种事情吗？”洛汉夫人在记述时问道。弗丽达回答：“我想是有的，我特别不高兴。”但凯瑟琳·卡斯威尔在和劳伦斯保持友谊期间，和劳伦斯探讨了这件事，他把这种科尼什友谊解释成一种神圣的事，他向她保证，其中不存在“冒犯圣灵的罪恶”。他经常在晚上去霍金家的农场和威廉·亨利交谈，并给他弟弟斯坦利上法文课。这像过去在海格斯那样，劳伦斯和男人们一起在田里劳动，谈论哲学或农活。就像过去在葛里斯列的麦田和钱伯斯一家在一起。霍金家的姑娘梅宝和玛丽挎着篮子送来午饭，而他们坐在布满石头的荒地上一起吃饭。钱伯斯先生也几乎要出现了，并说，“有伯特在那儿，干起活来就跟玩似的”。确实，威廉、亨利·霍金1953 年在B ．B ．C ．（英国广播公司）的谈话中回忆，他有一次对劳伦斯说：“你越来越像我们了。”劳伦斯向霍金家人示范中部地区捆扎麦秸的方法，但他们还是喜欢科尼什的方法。有时，弗丽达会到农庄去喝茶，霍金一家和这个高个子太太在一起，总比不上和他丈夫在一起那么随便。霍金家是劳伦斯夫妇在康沃尔时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此外还有曾诺的凯蒂·贝利曼。他们从那里买面包、烤兔肉和藏红花饼。既使是在霍金家，受到不断滋长的对这个红胡子的男人和他的德国妻子所产生的敌意时，她仍然是他们的朋友。科尼什人怀疑他们为沿岸的德国潜水水手提供给养。但弗丽达后来指出，即使她和劳伦斯与这些水手有接触，但他们当时穷得一天都无法剩下一块饼干。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怀疑从事各种间谍活动。（大卫·加纳特在1959 年说，他相信，从事政府宣传写作的休佛，在1915 年写了有关劳伦斯夫妇的坏报告，它在战争期间一直存在他的档案里）。一天，两个军官在他们背后从荒野的一处草丛里窜出来，指控弗丽达带有照相机：“我打开帆布背包，在众目睽睽下，从里面拿出一块面包。如果他们因此而马上要绞死我的话，我必须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一桩：怀疑的毒素开始渗入到他们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有一次，弗丽达在海滩上感到欣喜若狂，便快乐地奔跑起来，她的白色头巾在风中飘舞。劳伦斯叫起来：“停下，停下，你这个傻瓜！难道你没想到他们会以为你在向敌人打信号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笔下描述过的那些狡诈的科尼什人的小眼睛，现在正每时每刻注视着劳伦斯夫妇。直到1970 年，住在曾诺的一个男子还在骄傲地展示他曾用来观察劳伦斯夫妇行动的小望远镜。这段时期，科尼什“对外人的怀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吉斯彼·奥列奥里在他的自传《书商历险记》1937 中对此作了证实。他第一次见到劳伦斯时是在康沃尔。他记得，“曾诺有一个有教养的老妇人”，尽管她在战争中没有失去任何亲人，她说她想绞死德国皇帝，吃他的心”，（弗丽达：“我，这个身处异国的德国佬！”）奥列奥利在康沃尔还认识一位教授意大利艺术的人，他几年前娶了一个英国女人，放弃了他的德国国籍，成了一个英国人。当他出门去荒地时，科尼什人会尾随而去。在这样的歇斯底里的时期，管闲事的人享受到了英雄主义的荣耀和豁免权，他们随心所欲地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他的心脏太弱，以至于他无法步行到最近的彭赞斯镇去，当地的商人拒绝给他送去食品和杂货，几个奥列奥利认以的姑娘常给他送吃的。一次，警察找到了一种他留给姑娘们的便条，他那可怜的、只想要一点毫无危害的糖果的请求要了他的命。因为，他的审判者坚持说“小杏仁饼”是他准备给敌人潜艇提供油料的代号。自那以后，他受到他们的折磨，悲惨至极，最后他自杀了”。这一类故事表明，劳伦斯和弗丽达从未想到他们自己会遭到迫害。8 月10 日，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信说：“我没有告诉过你我有一架钢琴——旧的，表面是暗红色的——五个吉尼买来的——发出美妙古朴的琴声。”就是这样一架旧乐器也招来了麻烦。当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上面弹奏起赫布里底民歌并歌唱时，当地的凯尔特人会以为他们唱的是德文——劳伦斯夫妇有时确实挑战性地唱起一些德国浪漫歌曲。但在当时，犯罪＋联想的技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尼什搔乱的最后一章发生在赛西尔·葛雷的家里，这位年轻人对赫布里底音乐做过专门研究，劳伦斯和弗丽达那里的乐曲就是他送的。葛雷是位作曲家，菲利浦·黑索尔坦因的朋友。他4 月再次出现在康沃尔时，没有带上他新婚数月的妻子，她的原名叫明妮·露西·查宁。他住在彭赞斯和曾诺之间的一幢小房子里，并又一次地称赞劳伦斯的著作，这时他给朋友去信谈起了《和平》随笔的重大意义。夏天，在当局开始严格征兵法时，他变得坐卧不安。在他的自传《音乐椅》中，葛雷说黑索尔坦因患“神经错乱”而有医疗证明，这使他得到了永久的豁免。但他在8 月逃到了爱尔兰，在那儿差不多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在康沃尔，葛雷搬进了鲍斯格兰城堡，它位于紧靠海岸边的一个荒凉峭壁上。劳伦斯夫妇在8 月的一个晚上去那里吃饭，对此，劳伦斯在《袋鼠》中作了回忆：一些人破门而入：“你在打灯光信号！”葛雷后来回忆，有一块窗帘被风吹动，从中透出闪烁的灯光，这使窥探者以为葛雷和劳伦斯在和一艘潜艇联络。一些人在窗下偷听时摔倒在泥里，这使弗丽达很高兴。她记得在成群的人闯进来时，“劳伦斯只是看着这些人，他们的行动是多么果断……所有这些情况与亚历山大·索尔曾尼钦的《古拉格群岛》第一章（“被捕”）中发生的事情相似。葛雷不得不付了“一笔惩罚性的重款”，而劳伦斯夫妇受到了另一种处罚。10月12 日早晨——日前他们外出时，他们的屋子遭到了搜查——从圣·伊弗斯来的一位军官和一个警察来到劳伦斯家，这位军官以前曾拜访过劳伦斯夫妇，并对他们有好感。另外还有两个劳伦斯称之为小丑和狗的侦探。尽管劳伦斯提醒他们，日前他们刚看过他的书信和文件，那个“小丑侦探又开始搜寻，找到了这样一些战利品，诸如毫无意思的《捕豹妇人的歌》的歌词、赫布里底语发音表和一本绘有可疑图表的、劳伦斯在其空页上写有诗歌的大学植物学笔记本。他们查看了碗橱，掀起了床单，并对钟观察了好一会。然后，军官宣读了命令，劳伦斯夫妇必须在3 天内离开康沃尔，并不能住进任何“禁区”，必须向警察报告他们的方向。劳伦斯向军官询问这么做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你比我更清楚。”当弗丽达遣责“英国的正义”时，劳伦斯叫他不要开口。“他是如此可怕地沉默着，但英国的严酷又一次刺伤了他的心灵，我知道他比我更加难受”。此后不久，劳伦斯在给蒙塔古·希尔曼的信中描述了这次经历，蒙塔古·希尔曼是堪贝尔和戈特勒的朋友：“我们对这发生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当然，我的妻子通过一位在瑞士的朋友与她在德国的家人有通信联系，是通过普通的邮局进行的。”劳伦斯或许是太天真了，在接到驱逐令的当天，他给辛西姬·阿斯奎斯去信，“我甚至想象不出我怎么会引起怀疑——真是一无所知”。尽管他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像野外的兔子一样，与和平主义活动毫不相干，更不用说任何形式的间谍活动了”。但军官们持有少将威威·乔治·巴尔弗·威士顿爵士签署的命令。他是前次非洲战役和这次战争的一个灰白头发的幸存者，在这次战争中他受了伤。在他在萨利斯伯力的办公桌上，劳伦斯夫妇的讨厌的名字出现在一张行政命令上，要他签署。科尼什人——赛西尔·葛雷写道——“是我所遇见过的最古板严肃，不讲情面的人——他们总想指控别人。劳伦斯夫妇没有听到传讯，便于10 月15 日离开了康沃尔。”威廉·亨利·霍金是Blutbrüderschafr （德语：血缘兄弟关系——译注）的候选人之一，他开车送劳伦斯夫妇去了火车站。他已变得小心谨慎，他的一些家人没有去和这两个流亡者告别。在《袋鼠》中，劳伦斯生动地描述了乘坐大西部特快去伦敦的情形。车上到处飞扬着从普利茅斯来的士兵和水手的歌声。妻子为能离开康沃尔而如释重负，但丈夫“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已经被杀死了……他总是对任何事情过分相信——社会，爱情，朋友，这是他信任感的一次沉痛的破灭”。弗丽达在《不是我，是风》中说，“当我们被逐出康沃尔时，有些东西在劳伦斯身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次经历加剧了他对任何形式的制约的憎恨，并使他对民主的进程永远失去了信心。（六）无休止的战争劳伦斯打电报给杜丽·拉德福德，询问他和弗丽达到达伦敦时是否能在她家躲避一下。拉德福德夫人感到害怕，但还是对他们表示了欢迎。10 月16日，在他们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晚上，劳伦斯到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战时住所波特曼大厦拜访。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看上去病得很厉害，——似乎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暴露在外。“他在抱怨，因为他必须向警方报到。但那次经历后来使他感到可笑，因为那里的警察从未听说过劳伦斯夫妇，显然，“军警两方的合作不是太好”。在给葛雷的信中谈到这一点时，劳伦斯又一次将伦敦当作了地狱来描画：人已不再是人，而成了“影子，像狐猴，实在可怕，像死者的丑恶的幽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地狱”？在一封从麦克仑伯力广场44 号（这幢房子因住文人而著名，它在二次大战中被炸毁）发出的信中，劳伦斯记叙道：“希尔达·阿尔丁顿暂时把这里的房子借给了我们——这是一间很漂亮的房子。就住房而言，我们现在是安然无恙了。”谈到康沃尔，“我对我的那‘案子’的情况没有更多的了解，但辛西娅·阿斯奎斯正在询问，我希望它能得到解决，我想在圣诞节前回康沃尔”。几天后，他告诉卡斯威尔夫人，拉纳尼姆又有希望了，现在移到了南美洲。他们只要一得到自由，“我们将向我们的岛屿驶去——现在是在安第斯……伊德对这个国家很了解”。现在这个拉纳尼姆中的成员包括伊德先生和太太、威廉·亨利·霍金和葛雷，可能还有希尔达·阿尔丁顿，或许还有考特和多萝西·约克”。他希望卡斯威尔夫妇也能去，尽管卡斯威尔夫人当时正怀着身孕。多萝西·约克对劳伦斯一帮人是一个有趣的补充，她是个美国姑娘，大家都叫她阿拉贝拉，像H ·D ·一样，她来自宾夕法尼亚。希尔达·杜利特尔出生于伯利恒，而多萝西·约克则是出生于附近的雷丁。1917 年，她25 岁，比H ·D 年轻6 岁。这两个女人的一些异同之处在阿尔丁顿的小说《一个英雄之死》（1929 年）和H ·D ·的《令我活着》（1960 年）中有过暗示。后一部作品中提到弗丽达怂恿劳伦斯去和H ·D ·相爱，这样弗丽达自己就可以与葛雷去恋爱了。事实上，H ·D·是和葛雷私奔的。劳伦斯夫妇住在麦克仑伯力广场大楼一楼前部的阿尔丁顿的房间里，而多萝西·约克此时住在顶楼。“一切都令人愉快”，劳伦斯后来回忆说。多萝西是由作家约翰·考诺斯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就在劳伦斯夫妇离开康沃尔时，约翰·考诺斯和休·瓦尔波以及其他英俄委员会的成员去了彼得格勒。考诺斯生于俄国，在战争前他试图将流浪者的生活方式带到费城时遇到了多萝西·约克。在19 岁时，他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她是“一个身材颀长苗条、体态优雅的姑娘，长着乌铜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如出自雕刻，她的肤色我得称之为红润……我认为，她还有一种娴静，含而不露的美，带着些异国情调”。这是劳伦斯《阿伦的杆杖》中的乔斯芬妮，”一个浮雕似的小姑娘，整齐的黑头发在头上紧紧扎成活泼的法国发式，她有对奇怪而撩人的瞳仁，她的肤色红润无比”。劳伦斯通过乔斯芬妮将她设身于和阿伦的恋爱之中，描写她“用她的舌尖迅速地“舔着”他相当丰满，干燥的红嘴唇，这是个怪僻的动作，使人联想起蛇吐舌的动作。”她的娴静中具有一种波希米亚人、或巴黎人、或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的那种矜持”。考诺斯热烈地爱上了她，时而，她也对他的感情给予回报。每当他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她时，恶作剧似的巧合会让他们重新碰到一起；甚至不知道她在欧洲，他也竟会在巴黎或伦敦的街上撞见她。在最后一次这样的相遇之后，在1917 年，她向他保证她爱恋着他，但当俄国革命中止了他的使命而回来时，她告诉他，她已经和他的一位挚友理查德·阿尔丁顿相爱了。阿尔丁顿曾多次抱怨，那些在1917 年帮助过劳伦斯的人，几年后发现，《阿伦的杆杖》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讽刺”，除了多萝西·约克作为其中的乔斯芬妮之外。阿尔丁顿是罗伯特·坎宁汉（“一个精力充沛、胖乎乎的、穿着一身卡其衣服的英国人……他总是大口大口地喝红葡萄酒”）。希尔达·阿尔丁顿是罗伯特的妻子，叫朱丽叶，（“高高的个子，像头牡鹿似的，她躬着身坐着就像个女巫……她把她棕色的头发梳成了笔直而零乱的小束，但她仍有一种真正的美质”）。而奥古斯特斯·约翰则是艺术家斯特鲁瑟斯，他风度不佳，在看歌剧时总是唠叨不休。赛西尔·葛雷是赛利尔·司格特（一个娘娘腔的、面色苍白、体形微胖、戴着夹鼻眼镜的年轻人，穿着黑色的外套。）辛西娅·阿斯魁斯还记得那次演出。在去剧场的途中，她和劳伦斯在约翰的工作室前停了下来，在那里，劳伦斯喊道：“让死人去画死人吧！”约翰在他的《明暗对比法》中记述道，歌剧结束时，“劳伦斯声称他想学狗叫”。在《阿伦的杆杖》中，代表人物和他的杖杆出现在和坎宁汉一帮人的一个妇女的恋爱事件中，但或许这次经历应该归咎于劳顿·利利。劳伦斯在第二年春天在伯克郡创作《阿伦的杆杖》时，（他于1921 年在意大利完成了这部小说）沉重地被1917 年后期的伦敦所牵扯。但如果说他漫画了他的熟人和对他友善的人的话，他也在嘲讽他自己，（书中他自己为劳顿·利利）特别是在“风中的拳击”这章中，吉姆·布利克纳尔的拳头击在“空谈”预言家的肚子上。在阿尔丁顿夫妇重新想要回他们的房子时，劳伦斯夫妇在12 月搬到了伯克郡拉德福德夫妇的小别墅，这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这里。劳伦斯在中西部地区度过了圣诞节，然后他和弗丽达在1918 年的第一季度就住到这个偏僻冷落的住所，就在那里他接待了后来成为《阿伦的杆杖》中吉姆·布利克纳尔的那个人，这是他塑造的最成功的喜剧人物。劳伦斯让他首先出现在肖特尔庄园，这又是一个兰姆庄园的变体。他给了吉姆一位爱尔兰母亲——这是重要的一笔——至于父亲，那是一个与剑桥出身的巴勃家人截然不同的人：阿尔弗雷德·布利克纳尔就是当年刁难童年时劳伦斯的煤矿帐房的阿尔弗雷德·布伦特纳尔。需要提醒的是，早已在《儿子和情人》中对他的丑恶嘴脸进行过刻划。现在，他把他置于煤矿主的家里，留着胡须，说话带着一口中西部地区的口音，以及其它一些什么。劳伦斯可能在暗示那个下流社会的小人物正跻身于上流社会，这是20 世纪小说家惯用的主题——普鲁斯特以描写粗俗的暴发户取代了巴黎社会上层的贵族，弗克纳的野心勃勃的斯诺普斯家族也是这一类人物。但劳伦斯把布利克纳尔的儿子吉姆塑造得过于粗糙了。在《阿伦的杆杖》的“风中的拳击”这一章中，吉姆用电报自邀自请，到利利和他的挪威妻子泰妮的乡间“劳动者别墅”去作客。他以前是军官，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非常无能而又十分激进的革命者”。他觉得利利是英国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尽管他不能回答利利的问题：“帮什么？”幻觉告诉他，日本和爱尔兰是“这个世界的两极”；当问他为何有这种幻觉时，他只是说那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他吃个不停，不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就是慢慢地咀嚼一块面包，好像是在填补内部的空虚。在用餐时，他不停地喘着气说，献祭是多么美妙，基督是多么辉煌。利利最后告诉他，说他希望他能离开。吉姆的爱是混乱的：“假如你没有遇到不幸，它是无关紧要的。但当你由于一时疏忽而踉跄摔倒在地时——这时吉姆就会放马后炮：“我知道我该提醒他的，假如他多说一句话，我知道应该我去干了。”他对泰妮这样说。在劳伦斯笔下最富于讽刺性的喜剧场面中，利利坐在那里极力想喘过气来，并没想到他们两人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而吉姆则不停地在说他喜欢利利“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人”，泰妮在不住地埋怨她的丈夫，并问他想要什么。吉姆·布利克纳尔的原型是一位元帅的儿子。这位元帅是波尔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几位将军之一，他儿子以高登苏格兰高地联队成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战争。这个儿子，詹姆斯·罗伯特·怀特（1876—1946）上尉在1913年都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期间，帮助组织过爱尔兰国民军。在那里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之差是举世闻名的，因此罢工开始时，工人们得到整个世界的同情，但杰克上尉训练的部队因为使用爱尔兰棒球的球棒施行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这样的同情。和吉姆·布利克纳尔一样，怀特上尉曾一度不准在爱尔兰居住。劳伦斯在伦敦遇见了他，当时他正在代表罢工者召开会议，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持续了下去。在一次大战中，他和法国的红十字会一起工作。但在1916 年因企图在威尔士组织煤矿工人罢工而服了3 个月的刑期，这次罢工是为了向政府讨价还价，以制止处决詹姆斯·考诺利。怀特写了好多政治传单，并在1930年撰写了自传。他的自传使一个评论家认为。假如怀特上尉试图把自己说成是恶棍，那么其大部分恶行就都是明知故犯。这本书有个恰到好处的布利克纳尔式的名字：《不合时宜》。不受人控制的杰克·怀特不是劳伦斯此时期认识的唯一的实干人物。很难把他看成是为苏维埃干事的人。但在1918 年2 月16 日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向凯瑟琳·卡斯威尔暗示他可能给最近派驻英国宫廷的苏维埃大使麦克西姆·列特维诺夫当助手。因为英国拒绝从大使馆驱逐沙皇官员，列特维诺夫夫妇就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人民大使馆”，并招聘志愿者。劳伦斯告诉卡斯威尔太太：“如果你见到伊弗，请代我告诉她，我很高兴列特维诺夫得到了这个办公室，我希望她成为真正的大使夫人，我真是这么想的。这事让我感到十分鼓舞，我坐在这里喝彩。我几乎想问列特维诺夫我是否能帮什么忙——但我不认为我在这方面存多大的用处。告诉伊弗，如有什么有趣的事，我十分希望她能写下来。”——很显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当《恋爱中的女人》于数年后出版时，列特维诺夫可能会很惊奇地发现一个次要人物的名字叫麦克西姆·列比德尼柯夫，但这里有部分是柯特连斯基的形象。黑索尔坦因的一位朋友，鲍里斯·德·克鲁斯晓夫曾告诉本书作者，说他自己是列比德尼柯夫的原型。）此时，劳伦斯给戈特勒去信：“我不喜欢你上一封谈论妇女的信——即卖淫问题。我对妓女有着审美上和生理上的反感——她们在我的鼻腔内发出臭味。”他正在写作有关“美国的”文章，但怀疑它们是否能“被发表，因为这个世界还维持着现状。确实，这世界看上去已摇摇欲坠了。但该诅咒的是，它还将这样摇摇晃晃地再维持一个世纪而不倒坍。”杜丽·拉德福德（她的丈夫精神失常了）现在想要回她的房子。“我现在钱囊空空，并且没有任何筹款的地方。你想你是否知道什么人能够资助我们让我们维持一下。这个该让我诅咒——这个该死的、吝啬的、鸡肠狗肚的、可鄙的、蠕动着的，满是杂种的世界，竟然不让一个人工作，甚至不让他活下去”。他患喉炎已有三周了，“此病使我产生一种失明似的奇怪感觉”，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如今人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干，而是回头看着身后是否有谁在跟上来，在你脖子后面可怕地来一下。”在戈特勒的建议下（劳伦斯给他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这一点），蒙塔古·希尔曼给劳伦斯送去了十镑。劳伦斯将这钱看作是礼物，这一点在他写给希尔曼的感谢信中写得很清楚：“我从没有这样窘迫过——在金钱和其它方面——真糟糕。但我不介意从你这儿得到一点，是的，我是高兴地从你手里拿到这钱。有人得必有人失。但我对此是无可奈何。像我的代理人平克这样该死的人，就只是用一种使人恶心的恩赐态度，将一条诱人的鱼挂在线尾，每封信都那么拉动一下，让我可望不可及。”这里有句反话。“希尔曼1916 年10 月给戈特勒去信，“钱是个可怕的东西，我想让你知道，不管怎样，你始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我这儿拿去你需要的，但这必须是在朋友之间，而且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恩赐和被迫的感觉。我不想做康威或艾迪·马什——我并不对艾迪·马什有什么微词，我相信他的用意是善良的”。1922 年劳伦斯从新墨西哥给柯特连斯基去信说：“我终于归还了艾迪·马什和奥托琳娜很久以前给我的那点钱。“马什的记录和希尔曼的显然不同，马什说劳伦斯在信中明确表示要求借款，而劳伦斯是怎样将钱还给仍在为《恋爱中的女人》而生气的奥托琳娜夫人的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这和希尔曼完全是两码事，他看上去总是在送赠而不是借出。1928年希尔曼在给劳伦斯写信时重提了此事，他对他们之间的友谊的淡漠表示遗憾，并询问，他是否能够免费得到一本私印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作为他10 个英镑借款的偿付。1928 年4 月，劳伦斯给柯特连斯基去信说，希尔曼的信使他觉得“要疯了”。但他立刻寄给他10 镑，“我不记得那笔借款了——如果他借出了，我想信他给了我一种赠送的感觉。”到他们离开伦敦为止，劳伦斯知道他们一直在人监视之下：阿尔丁顿、葛雷和其他的客人都发现过密探在大厅里窃听。在麦克仑堡广场举行过一些聚会，诗人们在争论，还扮演伊甸园的哑剧。弗丽达记得这哑剧的情形：“劳伦斯是上帝，H ．D ．是那棵树，理查德·阿尔丁顿舞动着一朵大菊花，他是亚当，而我是蛇，我对我扮的角色有些害怕。”但真正的蛇是躲在门外的密探。甚至在伯克郡，劳伦斯夫妇也受到监视。密探还去找过威克利教授，问他是否有任何可以用以指控弗丽达的情况。在这段时间，她见到了她的儿子蒙塔古，他穿着军官训练队的军服，她的话使他吃惊：“让我把你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山洞里或树林里，我不希望你去打仗，我不希望你在这场愚蠢的战争里被打死。”弗丽达曾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说，妇女应该制止战争：“你在我看上去像画中的西爱那·圣·凯瑟琳。”劳伦斯很喜欢伯克郡。他在《阿伦的杆杖》中以汉普郡的名字描写了这个地方的美丽。在《袋鼠》中它则是在牛津郡的伪装下。在他的中篇小说《狐狸》中，他用它的原名描绘了这个地区，并提到它西边的白马山。劳伦斯为他故事中人物形象选用了靠近赫密泰治的格里姆斯伯力农场上两个他所熟悉的姑娘。他和弗丽达从拉德福德家搬出来后曾在格里姆斯伯力住过。《狐狸》最初创作于1918年，1921 年在西西里正式定稿。在故事中，那两个姑娘——她们的真名是凡尔列特·蒙克和赛西莉·莱姆伯特——成了纳莉·马奇和吉尔·班福德。吉尔·班福德可能还部分取材于杜丽·拉德福德的女儿玛格丽特，劳伦斯不喜欢她。十分滑稽的是，狐狸似的劳伦斯总是不断地在信中抱怨玛格丽特·拉德福德想把他从赫密泰治赶走，而这恰巧是在故事中她的形象对那个年轻人想要做的，但在那里她失败了。但在生活中，劳伦斯被迫离开他心爱的伯克郡。他在那年冬天写给赛西尔·葛雷的信中谈到了这事：“我不再需要大海、天空和那些抽象的东西，在树木身上存在着某种辉煌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树才会是这样使人宁静，心平气和——许多的树、空地上的一片片阳光和树的精灵——这就像获得了新生。在这时候想到大海肯定会使我战粟。”他下一步行动是向北，回到中西部地区。4 月3 日他写信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说，他和弗丽达准备去利普雷，到埃达家作客一周，埃达在渥克斯渥斯附近给他们找到了一幢房子，这是他在德比郡的祖先比尔德骚的家。劳伦斯对卡斯威尔太太说；“哦，上帝！那些炸弹！有一颗竟落在麦克伦伯力广场42 号院里—44 号的后窗都被震碎了，值得庆辛的是我们没在那里。”但他也有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这是有关他未发表的手稿的情况：“我没有告诉过你，乔治·莫尔读了《恋爱中的女人》，并说这是部杰作，说我还是个比他还好的作家，这实在使人大吃一惊。”劳伦斯和弗丽达喜欢密德尔顿和渥克斯渥斯的这幢房子，在他们启程回南方时，埃达出钱为他们安排租下了它，租期一年。回到赫密泰治，劳伦斯阅读了吉朋的作品，并且对“那些古罗马的皇帝很感兴趣，”——实际上，他喜欢吉朋的所有著作。从吉朋那里他为不久后动笔的历史教科书获益不少。他暂时放下了《阿伦的杆杖》，开始为两本诗集的出版作准备。《海湾》直到1919 年才出版，《新诗》是他1918 年出版的唯一的书。他上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瞧，我们走过来了！》还没有得到评论者的宽厚对待。1917年12 月，他向艾米·罗威尔抱怨；“像以往一样，评论家对我进行了攻击，《泰晤士报》说，缪斯只会在痛苦的厌恶中转过她的脸去。可怜的缪斯，我感到似乎因为我目光短浅而当众侮辱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处女。”劳伦斯绝没有想到伯特朗拉塞尔对此书的评价，奥托琳娜·莫瑞尔在早餐后给他看了这本诗集。奥托琳娜的女儿温诺格拉朵夫太太在一封信中回忆起拉塞尔的评价，“用他带鼻音的干巴巴的嗓子说：‘他们也许是走过来了，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看的！’”事实上，劳伦斯的创作在这些年里，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很少得到过赞扬。当他在中西部地区住了一个多月以后，他从山庄给戈特勒去信：我收到了你昨天的来信——情况是严峻的。我刚填写了经费申请——希望从皇家文学基金里得到些帮助——但我没有低声下气和阿谀奉承。因此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诅咒他们，只能这样——再次诅咒他们，他们这些文坛的肥蚤们。我收到从康沃尔寄来的要求重新参加体格检查的军方文件——已寄回去了——但也许哪天又会收到从德比寄来的。再次诅咒他们——不管怎样，我不会被人强迫去作任何形式的服务。你的“任职”可能使你再次上当，”让一切都毁灭吧，在这地球上没有任何希望——在这里的人们身上看不到一丝希望，我敢断言……我们正在我出生的地方——伊斯渥度过这一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这地方感到一种亲切感——我一直恨它，但现在我不恨了。劳伦斯以前告诉过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感到像奥维德（公元前43—17 年，拉丁诗人——译注）在特洛西亚的流放中，在被称为维亚戈利亚的峡谷山边的别墅里，尽管那里景色美丽。这别墅“位于阴暗的中西部地区，”他告诉卡斯威尔太太，“靠在一个陡峭的深谷边缘，俯瞰着微暗层叠的山丘，这正是海洋的英格兰，在感觉上也正是这样。”多萝西·约克在6 月里作客于山庄，而“悲伤涕下”地回到伦敦，沉浸在与《阿伦的杆杖》中她的对应人物的相同的情绪中。在这时，劳伦斯向戈特勒问起了奥托琳娜·莫瑞尔的情况，“她是否能够再来看我们——或者我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