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17

出凄凉的叫声。为了劳伦斯，莫里夫妇强作笑颜，实际上却想哭。劳伦斯带着莫里去圣·伊弗斯的拍卖市场购买一般的廉价生活用品，而他自己的一些家具却正从伦敦发送过来。劳伦斯将桌子和椅子漆成了淡绿色，而莫里在凯瑟琳赞许的目光下将他的家俱漆成了黑色。对此，劳伦斯“感到滑稽而又失望”。莫里夫妇在此逗留期间，始终没有从这黑色的郁抑中解脱出来，他们对劳伦斯夫妇之间激烈的争吵尤其感到沮丧。莫里甚至当着劳伦斯的面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理解一个女人是如何能使男人激怒而进入致命的境地，“实在超出了理智判断的范围”。那年春末，莫里最大的困难是应付劳伦斯的兄弟关系的建议。在莫里的想象中，这是一种在昏暗的荒野上，在占卜石之间举行的一种可怕仪式。后来。他才了解到，劳伦斯的这一建议类似于《恋爱中的女人》中杰拉尔德，克里奇和鲁伯特·伯金之间的友谊。在康沃尔期间，劳伦斯正对《恋爱中的女人》作最后的润色，但他并未将此事告诉莫里夫妇。他可能对小说的事只字未提，因为书中的故事与他们四人当时的情况有戏剧性的相似。五年以后，当莫里第一次读到《恋爱中的女人》时，他没能从杰拉尔德·克里奇（以伊斯渥的托马斯·菲利浦·巴勃的面目出现）和古德仑·布兰格温身上认出他自己和凯瑟琳的影子，尽管在蓬帕杜咖啡馆里，古德仑从会作弄人的哈利迪手中接过伯金的信这一幕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凯瑟琳夹着一册《阿莫斯》离开了皇家咖啡馆。在那里，一群反劳伦斯派的人正在对此书进行嘲笑。赛西尔·格雷在他的黑索尔坦因传记中说，黑索尔坦因当时不在场，但劳伦斯在小说中都将他也包括在咖啡馆那群嘲讽他的人中（书中为哈利迪）。至于莫里，他并未将自己和凯瑟琳与《恋爱中的女人》联系起来，直到数年后，弗丽达告诉他时，他才意识到，他们也在其中。这时莫里才发现，杰拉尔德和鲁帕特之间的对话与他和劳伦斯1916 年在海伊·特莱戈森时的一次对话多么相似。当两人漫步在荒野里，莫里坚持认为他不需要起誓：“如果我爱你，而你知道我爱你，这难道还不够吗？”但劳伦斯却对他大发雷霆，“我恨你的爱，我恨这个，你是只令人厌恶的臭虫，吸食掉我的生命。”有一天晚上，莫里夫妇听见劳伦斯在隔壁冲着弗丽达大声喝叫，“杰克在杀我”。当然，劳伦斯坚持要举行盟誓结拜的仪式，似乎很幼稚，但是他的生活就像他的创作，象征性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把从家务琐事开始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某种宗教仪式。至于人们对劳伦斯的同性恋的一般指控，莫里在他的自传中说（如前所引），“人们通常理解的同性变一词”无法与劳伦斯联系起来，弗丽达于1951年1 月21日给本作者的信中说。在劳伦斯——莫里的关系中，“劳伦斯从不曾有过任何性意识”，在1953 年8 月6 日给莫里的信中，弗丽达坦率地说，“在你和劳伦斯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结合力、如果把能活得更长久些，你们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是那样地渴望得到你的理解。我想，他的同性恋是出自内心痛苦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和他抗争，并胜了，——但他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更深刻的东西”。如前所述，莫里发现《恋爱中的女人》中两个裸体男人的摔跤场面或许正是表明了劳伦斯希望得到他的兄弟关系的一种方式。在“格斗”那一章里，瘦弱的鲁帕特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敏捷，将肌肉发达的、强健的杰拉尔德摔倒在地。劳伦斯将此解释为伯金学过柔道。自此以后，杰拉尔德和伯金都认为，这种运动中的肉体接触可“使人心智健全”。在劳伦斯的其它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场面——《白孔雀》中毛巾擦身那一节和《颠狂的毒蛇》中起誓的场面——似乎暗示着一种强烈的互相补偿的欲望，一种一个虚弱的躯体与一个强壮的躯体同化的愿望，虽然这是一种想象性同感的运动。无论如何，劳伦斯的计划对1916 年时的莫里是太过分了。凯瑟琳独自留在家里（她可以听到弗丽达在隔壁来回走动的声音），抱怨地给远方朋友写信，“我不清楚什么最使我厌恶”。她告诉柯特连斯基：“当他们在相爱之中。在相互嘻戏时，或当他们在相互咆哮时，劳伦斯揪着弗丽达的头发说，‘我要割断你这该死的喉咙，你这泼妇’！”。凯瑟琳悲哀地说：“叫我如何去接受这些人，难道是我错了？”最后她迫使莫里告诉劳伦斯，这半岛的北部海岸对她来说就像是在异国，他们必须到南部海岸去找一套房子。不久，莫里在特鲁洛河支流靠近梅勒·法尔第斯找到了一处住所，年租金18 英镑。凯瑟琳到伦敦住了几日，莫里则将他们的东西装上了一辆马车，劳伦斯在帮他的忙，但他不肯道别，弗丽达敷衍地答应以后去看他们。当莫里离去时，他觉得他这是在与劳伦斯永别。（五）占卜石和监视网1916 年的兵役法使劳伦斯感到不安，他给戈特勒去信（在4 月29 日），“我们都有些沮丧，等待着被迫征招服役，我期望像我和莫里这样的人能够编入‘后备军’，做一些文职工作，但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使劳伦斯感到有趣的是，爱德华·马什开始向他讨债了。劳伦斯说，我最好寄给他几本未发表的小说来“代替所欠的钱”，向上帝祈祷也没用，因为上帝是最大的富翁，我大约还有15 镑，但我不在乎。劳伦斯夫妇这里偶尔会有一些客人来访，凯瑟琳·卡斯威尔、杜丽·拉德福德、巴巴拉·罗和两个来自美国的崇拜者，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和伊沙·安德鲁斯（蒙齐亚一度曾是劳伦斯在美国的代理人）。有一次，莫里带着他们的一位牛津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古德耶来曾诺，劳伦斯很喜欢古德耶。这位爱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古德耶去了西部前线，不久便被打死在战场上。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这一群人们，战争正在海峡两岸严酷地继续着。但英国将军们花了数年时间才发现，波尔战争的步兵战术在机枪阵地前是无法奏效的。劳伦斯偶而也去看望莫里夫妇，这会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带来一丝快乐。她在梅勒的邻居试图让她参加教区集会，这使她感到烦恼。而在这一时期，劳伦斯差一点被淹死：他划着的小艇在突然而至的风暴中几乎颠覆。但是，劳伦斯在那一年的另一次应政府之邀而作的旅行则使他更为恼火。地区邮递员送来了一封可怕的官方信封，当他把信递给劳伦斯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而笑了出来，劳伦斯在《袋鼠》一段取材于生活的场景中描写了他收到官方的征召命令一事。那邮递员是一个超龄的美以美教派传教士，他热衷于他人入地狱的观点，“他对他人的不幸除了具有科尼什人的那种天生的狂热外，还有一种宗教的热情”。6 月28 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彭桑斯，他从那里被派到六十英里以外的鲍德明，他的德国妻子不得不独自一人穿过那片荒野回家去。在《袋鼠》“恶梦”这一章中，劳伦斯谈了他在兵营里的经历，以及他对此的厌恶：在监狱般的兵营中度过的两天一夜。够他这一辈子受的。医生建议他应该用某种方式来帮助他的祖国，而这些话对他就如马车驶过时留下的隆隆声那样毫无意义。莫里因身体条件不符而到伦敦接受了在战争办公室的工作，劳伦斯却逃脱了，他似乎是当时为数极少的能够完全逃脱这种义务的作家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战争后期，他因生活拮据而希望就业时，却连类似的工作也找不到了。甚至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的一帮人都加入了战争工作。愤世嫉谷的和平主义者莱顿·斯特拉奇负责伯克郡·班格堡的一间房子，它是专供精疲力尽的战争工作人员度周末的，而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加辛顿消磨他们的时光。作家兼掷弹兵护卫官奥斯伯特·惠特威尔回忆“一些国家智囊”，在这个“田园牧歌式的聚居地”胡扯乱混。奥特琳娜·莫瑞尔夫人则坐在绿色的18 世纪画室中“嚼着薄荷硬糖”。西格弗利德·萨松也是个军官，创作过战争诗歌，他谈起过一次相似的访问印象：忙忙碌碌的知识分子，在夜晚来到这座庄园，“在壁炉边吸着教堂执事才抽的烟斗，幽默机智地谈论文化，并以热切认真的语调谈论艺术上的重要流派，以及军国主义的罪行。”此时，劳伦斯正将讽刺的矛头对准了加辛顿。在1916 年11 月21 日，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告诉卡斯威尔说，终于给她寄去了自己的小说，“感谢上帝，我把它从屋子里拿了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章及尾声尚未完成：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他希望她和她丈夫读一读此手稿，“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指出任何不一致的地方，“不要让其它任何人看，我希望知道你们俩对它是如何评价的。我想，这是一部杰作，不管别人怎么说。问一问唐：他是否认为某部分有诽谤性——例如，哈利迪是黑索尔坦因；那位普桑，是一位叫普玛的模特儿。他们取材于生活”。他说，此外再无他人了。但几天后，他又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我听奥托琳娜·莫瑞尔今天早上说，据传，她是这本新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真奇怪，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所以，我提出寄给她我的手稿——望你在我通知你以前不要将它给平克。我接到了《运动员素描》，并拜读了。不，我不是很喜欢屠格涅夫，他太会挑剔了，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或那种老童男。使我感到可笑的是，我们曾那样地崇拜过这些外国人，他们的艺术和我们相比是那么的笨拙，刻板、啰嗦。我能告诉你它怎样败落的，从费尼莫尔·库柏——对我们来说是无名之辈——纯洁高雅的艺术，到屠格涅夫新闻体式的大头短棒。所有这些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莫泊桑、福楼拜——都非常浅薄和粗劣。只有费尼莫尔·库柏或哈代才是优美、成熟、精巧的艺术。在我看来，我们英国艺术中最优秀的是至今世界上最精巧、优美和最完美无瑕的。但是，向一个更粗俗，原始和矫揉造作的民族屈膝，常常是一个高度发达民族的特征。以德·阿农齐奥和我的《侵犯者》为例——德·阿农齐奥是那么的粗劣和愚蠢。真的，够了。对外国人的这种糊涂崇拜该结束了。世界上最高雅的艺术是用英语写成的。请你不要多谈我的小说了，行吗？更重要的是，不要给任何人看，唐除外。我觉得它还不会出版，所以， 我不希望任何人谈论它。我希望奥托琳娜·莫瑞尔不会要这些手稿，假如你能防止巴巴拉·罗姨妈知道你拿着这本书，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一旦开卷，她必定会要求读完其余部分。为什么劳伦斯突然将奥托琳娜夫人漫画成可怕的赫米奥妮，现已无从判断。尽管在前面引用的1915 年的信中，他曾指责她机械地运用意志，但他和她不可能像伯金和赫米奥妮一样发生恋人之间的争吵。《恋爱中的女人》中的那一段显然出自想象。大卫·赛西尔勋爵在信中这样说：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劳伦斯和奥托琳娜夫人争吵的全部真相，像你一样，我敢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种“深奥”的性质。奥托琳娜夫人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实在太复杂了，以致于我无法在一封短信中，用某种方式对她作出公正的描述。保护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复杂的，尤其像她这样，作为保护人的同时又是某种艺术家——生活艺术的专家，并具备艺术家应有的气质。所以，情况复杂些，劳伦斯可能发现她太专断。不管怎样，他不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恩惠之下。奥特琳娜夫人的女儿伊高·文诺格拉朵夫夫人也在一封信中说：“在遇见我母亲时（劳伦斯），他们都有一种强烈敏感的热情和富于同情心的个性，所以，他们一见如故……她对那一代作家的兴趣是真正的，真诚的，近乎古板的、维多利亚式的。其帮助和促进的愿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出自自我名利。这些在最近所写的书中都论及到了。”至于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文诺格拉朵夫夫人记得，“我爸爸说：弗丽达告诉他，她不在乎劳伦斯和我妈妈有那么一种普通的关系——她不能容忍的是所有那些‘精神痴情’”。当时奥托琳娜夫人发现她自己深陷在伯特兰德·拉塞尔的情网之中。劳伦斯写给奥托琳娜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在他们数年后恢复通信以前——显然写于1916 年5 月24 日。劳伦斯告诉她，他刚送回《阿姆热斯》的校样，奉献给她，除了她之外，他已划去了所有的题献者，因为人们是“这样可笑和浅薄”。达克沃尔斯版6 月份发行时，题辞仅仅只有“献给奥托琳娜·莫瑞尔”；但劳伦斯显然忘记了修改休伯斯奇版本。当数月后，它在纽约发行时，矛盾出现了。题辞仍完美地写着：“……称赞她的高尚和独立的同情心，及她的慷慨和无私的理解／这些诗是感激的奉献。”奥格斯特斯·约翰在他的自传《明暗对比画》（1952 年）中回忆，奥托琳娜夫人曾坚持让他阅读《儿子和情人》。对此他持怀疑态度。最后他读了，并“急于宣布我的转变”，但反应却是“冷淡的沉默”，因为，“事实证明我已经太迟了……其时，主人多少已经得罪了信徒，他的名字不再被提及了”。《恋爱中的女人》当然包含着比劳伦斯的近友的不太真实的肖像要丰富得多的内容，它是20 年代前英国的《针锋相对》。在皇家咖啡馆——索赫——乡间别墅这一段中，劳伦斯对令他恼怒的人和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些地区是一个社会前哨阵地（不管带着怎样的“和平主义”特征）。这个社会使人类机械化，机械地将人们引入了一场战争浩劫。但《恋爱中的女人》不仅仅具有社会性，其中的人物有时具有（尽管劳伦斯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种陀氏的强烈感情，它对英国的描述——书中劳伦斯为读者而唤醒的也只有劳伦斯能够唤醒的英国的自然风光——那些砂砾般的煤矿小镇和奢化了的乡间别墅；那些对伦敦“患病”部分的描写，以及在晶莹洁白的泰洛连阿尔卑斯山出现的高潮。英国已经失去如此主要的特征——丰富了英国文学的构成，而能够与此媲美的只能追溯到浪漫主义或伊莉莎白时期。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现代模式之中，有效地运用了象征，就像在那可怕的一幕中，厄索拉极端痛苦地看着伯金，向池塘中投石，以击碎池中的月亮这个女性形象——或在同样令人可怕的一幕中，一只兔子当着杰拉尔德的面，在戈特勒手臂上拉了个口子：“那浅而长的口子像划在他自己的脑门上，撕开了他意识的最深层，释放出深藏着的、从未曾意识到的、不可思议的红色领域——后者将心理学上的最新发现和未来主义最有效的方式相结合。劳伦斯曾在意大利对未来主义作过深入的研究。在这种风格下，哈利迪在索赫的公寓房间里的非洲雕像是一极重要的象征，决定了小说中的几个主题的发展。其中的一座“奇特和令人惶恐的”。胎儿似的雕塑——一个长着“痴呆的、发育不全的脸”的生产中的妇女——使杰拉尔德震惊，尽管他同时也感到它是“很美妙的，表达了一种极端的肉感”。这里或许表达了劳伦斯对雕像的赞许。但劳伦斯绝非如黑和白那样简单，在攻击过分理智和它对现代人的危害的同时，他并没有提倡要回到原始状态。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在他的第一篇论述麦尔维尔的文章《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中（1923）（以及其它一些地方）。在文章中他说，不管我们如何强烈地反对所谓的文明，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或许不得不打碎东西，那就让我们打碎吧。而且，我们的道路或许不得不转个大弯”，这似乎是一种退步。但是我们不能回去，不管那南海岛民如何，其在生活奋斗方面要落后于我们好几个世纪。那是一种意识的奋斗，为灵魂成熟的奋斗。那里有他的女人，头披黑发，长着深色的、朦胧的、略带嘲讽的眼睛。我喜欢她，她是迷人的。但我永远不想去碰她，我不能回到那么遥远的过去。这些话听来有些像鲁帕特·伯金。在《恋爱中的女人》的不同版本中，都在观察和思考着来自非洲或南海的木雕像。劳伦斯本人尽管羡慕土著人和农民，倾心于原始精神的清新，但是，他在写作中多次提到他永远无法降下他的“文明意识”的旗帜。当他完成《恋爱中的女人》时，他已阅读过泰勒、弗雷泽、简·哈里森和吉尔伯特·莫雷（弗罗本涅斯的作品显然要晚些时候才出现在他那儿），并通晓人类学——他在运用这些知识中确实走在大多数20 世纪作家的前面。正如本书作者首先指出：（在《D ·H ·劳伦斯的生平和著作》中（1951））劳伦斯是在小说中改编神话的先驱。如，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通过给几个人物选用取自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文学的名字扩充了他的含义：古德仑，是诺斯的《伏尔桑加古英雄》中的西格德的配偶，（古德仑是瓦格纳的相似著作《众神之光》中西格弗雷德的妻子）；杰拉尔德，是日尔曼语的名字（持矛人，勇士），像西格德——西格弗雷德一样早逝；而洛尔克，这个长着鼠眼的侏儒般的人物，表现了北方神话中恶魔洛基的某些特征。至于原始的艺术形式，开始盛行于劳伦斯初到伦敦的时候，高格涅（现已长辞于世）是当时的时尚人物。1904 年，德国画家柯奇纳开始传播在德累斯顿人类文化博物馆发现的非洲和美拉尼西亚艺术。先锋派的布鲁克，以此索材进行绘画创作。当时在巴黎，非洲雕塑影响了野兽派圈子和毕加索。在伦敦，罗杰·弗莱和其他人为原始艺术撰文，在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芭蕾守护神不久将听到斯特拉文斯基“春之激情”的“粗野”的旋律。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引进“原始主义”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追赶时尚，或甚至是对此进行讽刺，或者为了修饰和形式对比——在哈利迪的寓室里，黑色肌肤和裸露的波希米亚人的洁白肌肤的对比——尽管存在着这些组合特征，但如同他触及的所有东西一样，劳伦斯以他自己的眼光采用这些材料（那位黑索尔坦因，哈利迪的原型，于1916 年写信告诉德刘斯说，在他伦敦的寓所里有一尊非洲雕塑，这是对《恋爱中的女人》的有趣注释）。《恋爱中的女人》手稿的一部分（收藏在得克萨斯大学），对此书的背景材料作了重要补充。在开始动笔创作到正式出版前几年写下的几章中（出现在《长生岛》之二中），描述了杰拉尔德·克里奇和鲁帕特·伯金相遇及他们一起穿越泰洛里斯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同行的有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赫斯金，他是个海军士兵——在最后的版本的第一章中，他叫鲁帕顿，成了杰拉尔德的姐夫。杰拉尔德和伯金彼此之间已经“完全承认，”他们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并且彼此都会为另一个人献身”。伯金代表这么一类人，即“冰清玉洁”和“混浊黑暗”在他身上并存。“他希望摒弃这些欲望；希望将它们忘却，但是，一个人只要能感知冷热，他就无法扼杀内心的生命欲望。”尽管伯金总是受女人的吸引，但“只有对男人他才会产生一种只有对异性才会有的热情、激动和诱惑”。而且，“尽管他总是最起码与一个女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而且事实上，从未和一个男人有过这种关系，但是，男性体格才使他迷恋，而他对女性体格只有一种喜爱，一种对待姐妹般的神圣的爱”。在小说结尾部分被舍弃的阿尔卑斯山故事的片断中，厄索拉在杰拉尔德死后去了意大利（显然去和伯金在一起了）。这此片断中讲到，厄索拉在一年后收到了古德仑的来信，古德仑已经离开了洛尔克，并生下了杰拉尔德的遗腹子——费迪南德·杰拉尔德·克里奇：“他的头发就像大海上闪烁的阳光”。另一个被舍弃的结尾相对说来比较“圆满”，它与劳伦斯后来的剧本《一触即发》（1919）相类似。在这个结尾中，劳伦斯没有让杰拉尔德死去，而是让他回到了英格兰，古德仑相随而归。尽管她还怀着杰拉尔德的孩子，但是洛尔克还是向她求了婚。洛尔克此时已在考虑结婚——假如她能保证“你会比关心孩子更关心我”这个古德仑认为只有杰拉尔德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劳伦斯式的主题的再现，在他的生活中和作品中都是如此。此主题在这里的出现，重复了《虹》中威尔·布兰格温对他女儿厄索拉的爱情主题——就如那个被舍弃的结尾部分中重新奏起的阿尔卑斯山主题和杰拉尔德“冰清玉洁”的品质，复述了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出现的原始艺术的象征。在另一个重要的章节“月色中”中，伯金回忆起他在哈利迪的住处看见过一尊雕塑，不是曾使杰拉尔德感到震惊的那一尊，而是另一尊女性形象。在上面伯金了解到了“几千年来的纯肉体的、非精神的知识”。这是一种“耽于感官、止于感官的认识；一种分解、融化时的神秘知识。就像生活在腐败和无声消亡的世界中的甲虫所有的那种知识”。在“这个可怕的非洲”存在着一种必然性。但是“白种人会采取不同方式”，“他们背靠北极，冰雪般的抽象观念能够解释一种神秘的冰雪破坏力和雪一般抽象的毁灭”。这种认识，早在劳伦斯的一篇论麦尔维尔的文章中作过评论。它预言杰拉尔德在泰洛里斯阿尔卑斯山之死。他的死亡并非出于意外，而是由于他内心的某种因素，造成了“雪一般抽象的毁灭。”伯金则是通过星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能够意识到某种东西，如与厄索拉之间的一种均衡，“两个独立的人的均衡”，就像“两颗星星平衡地共存”。但是，同样也有伯金的“消融之河”。在柯林·克拉克的书中作了郑重的处理。作品的标题就是来源于此词。对于伯金来说，走向生命的道路要通过腐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消融。但生命并不一定要扼杀其它成分才能存在，而是与它们共存的，就如同前面引述过的柯勒律治的文章中的“第二类想象”的成分一样。《恋爱中的女人》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特别对伯金和厄索拉这样的成为“平衡星体”的关系的处理是极为不易的。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表明的那样，劳伦斯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处理结局的人。他被称为“男性加文主义者”。但这一称呼放在他身上其意义未觉过于绝对。他意识到自己的那种强烈的支配欲，但他又与之抗争，如对伯金和其它几个人物的处理上。在《袋鼠》中，对R ·L ·索默斯的处理上尤为明显。甚至在所有“治疗性”争论中，厄索拉都是与伯金平等的。鲁帕特·伯金并非如某些评论者所言的那种自传性人物，但它经常表达出劳伦斯的思想，正如他在不断寻求的“星体均衡”那样。《恋爱中的女人》比当时大多数小说在对现代人的基本问题认识上要深刻得多——这是生活在战争犹酣、充满恐怖的英国年代里那位病魔缠身和失望沮丧的劳伦斯的巨大成就；同样，也是这整个破坏性的世纪中的巨大成就。除了奥托琳娜夫人之外，他的其他一些熟人显然也感到不安了，他们开始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寻找自己的形象。劳伦斯于12 月5 日告诉戈特勒：“在我的小说中有一个男人——不是你，我向你保证——他为一家工厂做了一根巨大的花岗岩中楣，例如，你的旋转木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指戈特勒最近的一件作品。”我们认识一个人，一个德国人，他在科隆为一些漂亮的大工厂做这些大浮雕。——劳伦斯的朋友开始意识到，这种否认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人们不仅能轻而易举地从洛尔克身上看到其原型戈特勒（甚至他名字的读音也有暗示），而且，戈特勒的一幅画《旋转木马》，正如劳伦斯12 月5 日在信中承认的，与洛尔克为科隆附近一家工厂外面建造的花岗岩中楣极其相似。洛尔克向厄索拉和古德仑解释说，此物“代表一个交易会，农民和艺人们在纵情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穿着可笑的现代服装，在旋转木马上滑稽地旋转，呆呆地观赏着展品。成群结伙的人们亲吻着，摇晃着，荡着秋千，在打靶场打着靶，一片杂乱的狂欢”。当然，这部分描写取材于威克斯——（北部一些工业城市每年一次的假日——译注）在伊斯握举行的充满生机的庆祝活动。但是，正如艾弥尔·德拉芬纳首先指出的，它也从戈特勒的绘画中借鉴了某些东西。1916 年秋天，当劳伦斯在为《恋爱中的女人》的最后一章进行润色时，戈特勒给他送去了一幅：“旋转木马”的画。劳伦斯于10 月9 日给戈特勒去信：如果他们告诉你说，此书是淫秽的，那他们算是说对了。我相信在这可怕的、揪人心肺的淫秽中，有着庞贝文化艺术的某些东西。但是，既然淫秽是我们今天的激情之真谛，那么它便是艺术的唯一要素——或者几乎是唯一要素。我，作为一个笔墨文人，不能说我从画中领悟到了什么。但是，我确实认为，在那熊熊的火焰、强烈的和机械的旋转及完全的卷入、那毫无意识的激情、令人激动的极端状态之中，你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全新的发现。在这一年，劳伦斯听说珀西·路卡斯·梅纳尔的女婿7 月6 日在法国因伤势过重而去世后，开始酝酿一篇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故事。劳伦斯写了平庸的短篇小说《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它首先刊登在1915 年10 月的《英文周刊》上，6 个月后又登载在一家美国杂志上。故事较为明显地将梅纳尔一家公之于众。因为故事中讲到了高德弗雷·马歇尔为他的女儿们建造的克劳克汉姆，一所大宅院。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伊夫林·道特利（再版中改名伊格伯特），他心恢意懒地依靠着马歇尔的恩赐打发日子。劳伦斯甚至将小姑娘的意外归咎于这位女婿的粗心，他随便地将一把长柄镰扔在地上。但珀西·路卡斯。尽管年逾40 年，并已有三个孩子，他还是自愿参战。劳伦斯可能被珀西·路卡斯少尉最后写给E ·V ·路卡斯的信所感动。在信中，珀西说，他们骨盆和大腿被德国机枪子弹打伤了，他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下的弹坑里坐了8 小时，直到担架队员将他抬到两英里外的绷扎所。他以最详尽的方式向他的弟弟叙述了这一切，没有丝毫的自怜。他从索姆被抬下来两天后，乘驳船去了后方医院。他心情烦燥忧郁，但平静地等待重返英国。护理医官写信告诉E·v·路卡斯，“在坏疽出现以前，康复的希望是较大的。”医生截去了他的腿，6 小时后，他死了。劳伦斯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里听到珀西·路卡斯的死讯，写道：我希望这个故事没有发表，它应该深藏在海底”。他还补充说，不管怎样，它使他想起“男人必须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赋予生命以新的价值，不然他的女人就会拒绝他，他就必须去死。”劳伦斯后悔他“去住在葛雷特汉姆”，他还希望小说不至于伤害马德琳·路卡斯，珀西·路卡斯的遗蠕：“此事至关重要。如果这故事是真实的，它就不该造成损害”。但在附言中他又说：“不，我不希望我从未写过这个故事，从长计较，它该是有益的”。1922 年，他以此作为他的一本选集的书名。不管他是否喜欢他的那些熟人，也不管他们的喜恶，他继续对他们进行描述。但《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是他依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中最残酷的一篇。在1916 年期间，劳伦斯没有离开康沃尔。8 月14 日他告诉卡斯威尔夫人：“我不能来伦敦——从精神上我不能，但弗丽达想来找她的孩子们。我宁愿做丹尼尔呆在狮笼里，而不愿亲自去伦敦，我是真的被搞怕了——我实在被如今的人们和世界弄怕了，像惊弓之鸟。”11 月14 日，他告诉戈特勒：“这里是如此宁静和偏僻，不会和人争吵”。但是，他和弗丽达之间显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争吵。凯瑟琳·卡斯威尔在9 月去了特雷杰森进行了短暂的观访，她听到劳伦斯提及他和弗丽达最近的一次争吵。劳伦斯以为他们的冲突已经结束，便开始唱起哥来，弗丽达稳步走到他背后，像赫米奥妮对待伯金似地对待他，尽管没有用青金石，但她用餐勺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稍有耳聋，所以，没有听到她的到来。“真是妇人之举”他说。当争吵显然结束后，她又从背后悄悄接近，给了那么一下子——这一击很可能要他的命。但卡斯威尔夫人说，他并没有记恨，他可能将这次争吵写进了《恋爱中的女人》中。在《恋爱中的女人》的冲突场面中，赫米尔妮用左手举起了青金石。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尼尔斯）50 年代在伦敦指出，奥托琳娜·莫瑞尔在她的这本书上，对这个问题加了旁注：“弗丽达是个左撇子！”在她作客康沃尔期间，卡斯威尔夫人引起了她的主人的不快，因为她没有带睡衣。有一天晚上，她起来拿书时，“穿着内裤和毛背心”出现在劳伦斯夫妇面前，劳伦斯的严厉的清教徒主义的指责便通通发泄到了她身上。卡斯威尔夫人离开康沃尔的时间比她原定的要早，因为她寂寞的丈夫打电报催她回伦敦，她随即动身，这还引来了劳伦斯嘲讽的笑声。12 月14 日，在给杜丽·拉德福德的信中，劳伦斯说，弗丽达被准许再见见她的孩子。他觉得她应该让他们独自长大成人：“到那时，如果仍存在联系，那是无法阻止的，如果不存在主动的爱，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之产生。此事真让我感到厌倦。”弗丽达的女儿巴巴拉回忆说，弗丽达带他们一起去听了一场音乐，并给了每一个十个先令。大女儿爱尔莎在女厕所里对巴巴拉说：“你知道你不该喜欢妈妈，就因为我们得了十先令”。这些钱后来由欧内斯特·威克利正式地还给了弗丽达。劳伦斯仍想着离开英国，12 月7 日，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如果能拿到旅行签证，他希望去意大利。然后，他谈到了几天前发生的英国政局变化：“我们现在有劳伊德·乔治为首相，这对英国的前途不利。阿斯奎斯时期还存在着英国旧日的正统和对自由的迟疑的爱，但是，劳伊德·乔治是一只聪明的威尔土小老鼠，极端顽固不化，缺乏独创性，软弱无能，只会进行快速和剧烈的机械运动。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会将我们引向哪里；会出现一团糟的局面。但这个无人掌管的国家还是需要他的……“上帝要毁灭人，必先使其疯狂”。劳伦斯在他的通信中，如同在他的创作中一样，始终这样评论劳伊德·乔治。即使在凡赛尔协议以前，即使在他不敢辞去黑格的时候，尽管乔治已不信任他——即便是在这位据说是精明的威尔士小律师在帕申迪尔大屠杀期间访问弗兰德斯而被黑格的一位参谋官愚弄的时候，这位参谋官把监狱中身体强健的德国犯人都转移出去，这样，劳伊德·乔治就只能见到“一群瘦弱的”俘虏，并会相信黑格的进攻正在挫败德军的士气。在谣传中曾一度被当作初期法西斯分子的劳伦斯，被搁在了一边。但有时，他被看作是一个具有敏税政治目光的人。12 月21 日，他写信给麦克列奥：“这位像威尔士小兔子一样的劳伊德·乔治究竟在未来会使我们蒙受什么灾难，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无事空忙，不久我们便会发现自己晕头转向地陷入混乱之中”。两天后，劳伦斯写信给堪贝尔说，他和弗丽达无法再去伦敦了，从伦敦到圣·伊弗斯的车票现在要3 镑15 先令。他正在读莫里的小说手稿《静物》，他觉得这小说更像复制品，而不是创造。莫里“总是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他是个聪明的而没有独创性的人……我不喜欢他将自己想象成和最杰出的人不相上下的人物，这是他毛病的实质所在，而他所有的新花样和努力只是证实了他的这种虚伪性”。对于劳伦斯，这是一个痛苦的季节。一个“讨厌和可诅咒的”圣诞节。但希望总还是有的：“在今后的年代里，你们会看到，在我们身上去掉了一大堆东西，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新的开端”。尽管他有许多不幸，1916 年对劳伦斯仍是重要的一年。就在那时，他完成了（除了几段之外）他最重要的著作《布兰格温英雄传》。在此书等待出版的4 年中，他没有重写《恋爱中的女人》。因为，尽管在他后来的创作生涯中也有惊人之作，但是，再也没有能够在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上达到象《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那样的技巧了，尽管他的语言技巧有所提高。随着1917 年的来临，劳伦斯又一次想要逃避到美国去。在去年秋天，他向柯特连斯基感叹道：“我们的拉纳尼姆在哪里？假如我们在两年前有勇气去寻找和创造它，该有多好啊。也许现在为时不晚。”1917 年1 月5 日，劳伦斯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上绝路的狐狸，他正在努力，重新申请去美国的签证。13 日，他写信给她：“我们梦想那个遥远的隐身之处，它是我的未来”。22 日，他请堪贝尔在签证上予以帮助：“从长计议，我希望找个地方，过上简单的生活，脱离这种文明，在太平洋上，并和几个同样心平气和的、憧憬幸福的人生活，相互理解，自由自在。”他认为，堪贝尔会理解他，尽管他犹豫不决，还不能抛弃这个世界。劳伦斯希望有朝一日他也这么做。25 日，他再次请求堪贝尔帮助，并解释说，所谓“太平洋”不是指加利福尼亚，而是马克萨斯群岛，这是他在重读麦尔维尔时想到的。劳伦斯正处在写作《美国古典文学研究》初期。他问堪贝尔：“最近你读过什么东西吗？我发现费尼莫尔·库柏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实为世珍——还有达纳的《桅杆前的两年》；它们是如此成熟，甚至超过了我们。”（l 月25 的信）。这最后一种观点成了他《研究》的首要主题。劳伦斯和吉西·钱伯斯一起读库柏的作品，但麦尔维尔对他是一次新的经历：在对麦尔维尔的重新评价中，劳伦斯是先声之一，他严肃地对待麦尔维尔，并把他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作家。1 月9 日，劳伦斯给平克去信，谈及他有关美国文学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在英国写有关美国的东西，我必须使自己身临其境。”这些文章，其中一些发表在1918——1919 年的《英文周刊》上，其它几篇，劳伦斯当时想以《美国文学中的超越因素》的书名结集出版。但在他1922 年去美国后，他重新修订成一卷。次年，以《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出版。后来的版本总是和最初的有所不同。阿明·阿诺德编辑的《象征意义》实用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他认为，这些早期的文章比在《研究》中的那些更好。但在二次大战后的新读者的眼光中，是他的后期的文章给了苏伦斯巨大的帮助。这些经过修改的文章，使人们对劳伦斯的重新认识产生了兴趣。在《袋鼠》中，劳伦斯和自传性人物索默斯也在1917 年在康沃尔要求签证生效：“一个人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这是索墨斯苍白的、虽生犹死般的时刻），在寒冷的早晨，他头戴钢盔，从小邮局朝家走去，他刚寄出他的护照，申请去纽约的签证。”他感到自己似乎走在一片“被死神所控制的陌生的土地上……这几乎使他感到惧怕，‘我做错了吗’？他自问道，“我要离开我的国家。去美国，这错了吗？’”但不管劳伦斯自己是否曾有过这样的负罪感，这种感情不久变成了愤怒：“他们不会给我去美国的签证”。他2 月13 日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除非你为国家利益而去。这一国家利益是个新的恶魔。……我不能呆在英国，最起码对我是这样。我会在他们的恶臭中死去，我必须离去。”这是个“该诅咒的国家，我诅咒它，我诅咒英国人，男人、女人和儿童，让他们因为他们的国籍而受到诅咒和仇恨，永不得宽恕。”后来，在写到《袋鼠》中的索默斯时，劳伦斯气愤地谈到当局拒绝发放签证给“一个英国所能产生的最热情的英国小人物，他怀着对英国的激情，即使常常是仇恨的激情。但是不行，他们坚持认为他是个外人，哼！”并不是因为美国是完美的，而访问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回到了纽约，将他的朋友留在了英国，他感到“十分悲伤”但劳伦斯说，“在他（指美国——译注）身上有着一些美丽可爱的因素，可惜，本质上他也是个凡夫俗子，屈膝于这邪恶的、毁灭性的过程，靠丑恶的战争养肥了自己，本质上，他有着很多的丑恶和贪婪，典型的美国式的”。但劳伦斯的美好的东西，也会“在他身上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