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16

1915 年秋天，不仅大型齐伯林飞机进行了首次空袭，英国在加利波利也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企图在东部第二战场，但没有成功。丘吉尔从阿斯奎斯内阁辞职的那天正好是《虹》开庭受审的日子。同一天，一个文坛名家奥古斯汀·比勒尔，当时的爱尔兰大臣，在布里斯托尔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是一个在战争期间应该禁止创作的人。”当日“征兵困难”的消息引出了另一个不祥的消息：因为没有足够的未婚男子自愿应征，德比爵士扬言说要进行强迫征兵。就在这个时候，广告专家赫德利·列巴斯利用当时十分敏感的负疚心理进行征兵鼓动，广告牌咄咄逼人地向妇女们喊道：“你‘最好的孩子’穿上了卡其制服了吗……? 如果你的年轻人放弃了他对国皇和国家的责任，那么有一天他也会将你抛弃！”有关此战争的《官方历史》一书指出，那年秋天，乔弗雷和黑格在反攻中同样遭到失败，这次反攻“丝毫未使总局势有任何改观，滁了毫无意义地损失了大量的陆军之外——一无所获”。而像《虹》这样一部小说在这种时候发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小说中那位充满热情的厄索拉·布兰格温对她那个“最好的孩子”对战争的认真态度进行了嘲笑，“我最讨厌那些当兵的，他们全是些榆木脑袋”。在谈到销毁所有《虹》的存书时，新伦敦警察局的警方专员声称“1915年进行的审判完全是针对小说的淫秽内容，”但是，他并未提供对此案审判的全部记录，尽管这些记录不会清楚地反映审判是怎样悄悄地针对《虹》危害征兵的罪名而进行的。当时的一些记者也提出相似的疑问。11 月20 日的《新政治家》上登载了化名索罗门·伊格尔J ·C ·斯夸尔的文章，他怀疑劳伦斯是否“被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迷住了”。同一天，在《雅典娜神庙》上，科普体裁作家乔治·威谦·德·顿兹尔曼指出，《虹》反映了德国“唯物主义伪哲学”。正是因为受到这种伪哲学的影响，“使我们在对德国采取行动时缩手缩脚”。这位“德”·顿兹尔曼在他的指责中始终将《虹》和对条顿民族的唯物主义的吸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许与他自己的日耳曼背景相违背的：他的真名叫乔格·威勒姆·冯·顿兹尔曼。不管他的信论是否有助于英国的军政，但它确实对劳伦斯的抵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劳伦斯因病重而无法就业，而现在他连以笔耕糊口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因为由于他身上的双重污点，即书中的“淫秽”内容和他的亲德倾向（后者因他的德国妻子而加重），他成了一个大多数编辑和出版商都不敢问津的人物。劳伦斯的一些朋友，甚至是一些陌生人，试图为他进行辩护。凯瑟琳·卡斯威尔在《格拉斯先驱报上》对《虹》大加推崇，他因此而丢失了向这份杂志的投稿权达10 年之久。约翰·德林克沃特，从拜伦维拉斯打来私人电话，奥立弗·路奇写来了信，他们均表示了同情，但都是在私下表示的，劳伦斯后来说阿诺德·班内特和梅·辛克莱曾发起过“温和的抗议”。路帕特·哈特·戴维斯在他有关休·沃尔普的一本书中说沃尔普“在一封抗议查禁的信上签了名”。甚至本来不太赏识劳伦斯的布隆姆斯伯瑞圈子里的人现在也都支持他，作家协会也答应给予帮助，尽管最终无所作为。唯一的实际行动来自菲利浦·莫瑞尔，他的妻子奥托琳娜当时还未被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妇女》中作为辛辣讽刺的对象，11 月8 日和12 月1 日，莫瑞尔在国会提出责问，但每次他得到的只是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含糊其辞的回答，约翰·西蒙其时正在蕴酿对付侵略者的绥靖政策，此政策后来在30 年代得到了实行。他说，警方的行动是倒行公事，而作为被收缴了小说的发行人也赞同对小说一案的裁决。约翰爵士在结束11 月18 日的审理工作时就一位爱尔兰议员提出的有关是否存在一个官方对书刊检查程序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说：“我希望在文学事务方面永远不存在什么官方禁令”。当然，那些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书刊可以如此轻易地被除掉时，确实毋须什么官方的禁令”。莫瑞尔12 月1 日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了查禁的合法性，但约翰·西蒙爵士却说，他认为劳伦斯并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解释：“法律的条款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但是他建议劳伦斯可以再准备一本小说被收缴，这样便可以保护这本书了。”在自由派和爱尔兰议员进一步暗示在审判过程中除了道德上的查禁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时，辩论却草草收场了。约翰·西蒙解释说，对小说采取的行动是依照坎贝尔大臣的有关淫秽出版物的法案进行的，这一法案可追溯到1857 年。艾弥尔·德拉芬尼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有关《虹》的纠纷的法律背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资料。他指出，官方没有将全部事实公布于众，“这与一般的警事法庭惯例绝然不同。”实际上，“现在有足够的事实可证明这完全不是一般的警事法庭淫秽案件，而是启案人企图通过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使之吸引公众的注意。”11 月15日，出版商告诉作家协会主席说“考虑到我们公司的声誉，律师善意地建议我们上缴这些书，以免真的被收缴。”德拉芬尼教授相信，信中提到的律师并非是出版社方面的，而是警方的，即旺特纳先生文父子律师事务所，此事务所的主要合作者就是上文提到过的赫伯特·G ·马斯克特。另一封麦休恩写给作家协会的信件说，出版商将手头所有的《虹》的册子交给了检查官德雷珀。德雷珀告诉他们说案件将不进行公开审理，所以出版商们没有安排在法庭辩护。当审判程序公开进行时，他们感到十分惊讶。对《虹》的起诉使麦休恩的公司十分难堪，他希望劳伦斯和他的代理人平克没有向地方行政官提出裁决的请求。出版商们还劝阻克莱夫·贝尔——如前文已提到，在《虹》事件上，布隆姆斯伯瑞大部分人是站在劳伦斯一边的——让他不要撰文为劳伦斯辩护。亚历山大·麦休恩后来在1916 年成了一位男爵。劳伦斯在1925 年E ·D ·麦克唐纳为他编撰的第一版劳伦斯著作目录的前言中谈到了麦休恩：“麦休恩出版了此书，而在法官面前他为自己出版了这样一本不洁的文学作品差一点要痛哭流涕。他说他不知道他手里是这样的一本肮脏之作，是他的读者给他出了馊主意——这位现在已被封为爵士的绅士泣求道：“知罪，知罪！”劳伦斯又说：“雨没有什么比这个秋天的早晨更不洁和不舒服的时候了。”至少有一位劳伦斯的政界朋友（菲利浦·莫瑞尔）曾试图帮助他，除了克莱夫·贝尔徒劳的辩护之外，文学界相当沉默。或许，文坛的态度在约翰·高斯华斯给平克的信中得到了最好的解释。高斯华斯当时在英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他的信首先发表在基思·萨加的《D ·H ·劳伦斯的艺术》一书上，这封信对《虹》的评价比他写给平克的另一封信（发表在H ·V ·马洛特所著的高斯华斯传记上）中对《儿子和情人》一书的批评还要严厉。高斯华斯在1915 年可能意识到他是心怀恐惧的在高处俯视着劳伦斯。两年后，他见到了劳伦斯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中用恩赐的口吻称劳伦斯是个“乡村的天才，很有意思，但并非属于可以与我相处的那种类型的人”。高斯华斯的议论起码在一方面具有独到之处：他发现劳伦斯那双在其他人看来是充满了活力的眼睛，“没有活力”。劳伦斯在1925年回忆，高斯华斯“用非常平静和充满权威性的口吻”告诉他，《虹》作为艺术作品是一部失败之作。“劳伦斯注意到，年长作家的信口之言对他们自己的损害往往比他们的接受者更多”。劳伦斯和高斯华斯的对立有些类似高斯华斯的剧本《骗局》中的主要情节。剧中一位出身豪门的绅士和一位出身下层的暴发户之间的冲突从道德上毁灭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暴发户的举止粗俗。但剧本认为，如果这位绅士懂得如何忍让和友善的话，一切可能都会平安无事。高斯华斯写给平克的这封蛮横而愚蠢的信是极其卑劣的。劳伦斯在他1928 年论高斯华斯的文章为他作了盖棺定论，这当然是后话了。继《虹》的风波之后，文学界仍有一些人对劳伦斯抱有盲目的希望，这导致了他取消了美国之行的计划。出发前一星期，11 月17 日，劳伦斯告诉拉塞尔说，尽管他希望离开，但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作家协会告诉他，他们要为《虹》进行斗争，而劳伦斯还未得到为此书申辩的机会。但此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劳伦斯于是重新决定去美国，他请求唐纳德·卡斯威尔帮助他在货轮上找个位子。11 月29日上午，劳伦斯在去加辛顿的途中（这次是和弗丽达同行）到了卡斯威尔家，但未能碰上，他就留下了一张条子——我登门造访，想知道你是否有了轮船的消息，如有请马上告诉我，行吗？他又从加辛顿打听消息。在那里，他和其他客人身穿新衣，与孩子们一起嘻戏，“像一个东方的集市”——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对这一幕布里特林式的场景进行了改编，即书中的布莱德比（加辛顿）一幕。劳伦斯夫妇去访问加辛顿时，拉塞尔正巧在那里。来访的客人还包括一位名叫苏拉瓦迪的伊斯兰教徒，不一会他就许诺给下一届拉纳尼姆留下一把东方火炬；还有“一位青年音乐家”，很可能是菲利浦·黑索尔泰，他在两星期前曾遇见过劳伦斯。黑索尔泰后来用彼得·沃洛克的名字创作音乐作品。他写信给他的辅导教师弗里德雷克·德利斯说劳伦斯（“也许是他这一代中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正在病中，他打算去美国。他在信中询问德利斯是否可以让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他弗罗里达的杰克逊凡尔附近的柑橘园住上一段时间。德利斯从美洲大陆回信，以一个北方式的含糊回绝了，给这个海斯帕拉兹（看守金苹果园的仙女，这里指关心劳伦斯的菲利浦·黑索尔泰）的美梦迎头一盆冷水。他欣赏劳伦斯的作品，但觉得住到加利福尼亚对劳伦斯的身体健康更好些，而开销也更便宜些，弗罗里达对劳伦斯的健康可能是极为不利的。而实际上，没有什么比劳伦斯在此以后在康沃尔度过的二十多个月的时间更为不利的了，这期间的一切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也许德利斯不希望这位爱的信徒去接管这个丛林中的庄园，住在七零八落的百叶窗和快要倒坍的屋顶之下。这庄园象征着爱情破碎，岁月已逝的青春年华——对于德利斯来说，这就是那个混血姑娘柯萝伊，为了寻找她，他后来又一次来到这里，走遍了整个弗罗里达沼泽地。就这样，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英国作曲家没有帮助这位最著名的英国作家。同作为黑索尔泰的朋友，他们本可能相互认识的。这两个同样以“难弄”而闻名的人，也许会发生争执，不过德利斯还是能够和像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和保尔·高格因这样棘手的艺术家相处的。但是劳伦斯终究还是没能真正结识德利斯或斯特林伯格或高格因这些“难弄的”天才。直到20 年代，他才有幸结识了在当时文坛占据高位的阿尔多斯·赫克斯利，这是位性格温和的年轻人，劳伦斯是1915 年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他的。赫克斯利后来这样描写自己，21 岁时，他是个“理智，谨慎的年轻人，绝不为热情所左右。”他从没有遇见过，即使在自己著名的文学家族中，像劳伦斯这样的人。劳伦斯用他毫不掩饰的真诚使他感到“震惊和窘迫”。赫克斯利答应倍伴劳伦斯夫妇去弗罗里达的拉纳尼姆，但是后来他庆幸这一计划没有付诸实现，因为，“上帝之城总在崩溃”。赫克斯利1915 年写信给他的弟弟朱里安说，他觉得劳伦斯是个“好人”，甚至是个“伟人”，他想在弗罗里达建立一个由“一位叫阿美尼亚的，一个德国妻子，可能还有一位叫多萝西·沃伦的青年妇人”组成的乌托邦领地。（多萝西·沃伦是沃特琳娜·莫瑞尔的侄女，也是亨利·詹姆斯的教女，数年后，她在她的梅费尔展览馆举办了劳伦斯的画展）。阿尔多斯·赫克斯利对去弗罗里达感兴趣，但他只想作一次访问，去看看人们怎样期待着“一种对新生活的圣灵降临节般的欢欣鼓舞。”但到了1920 年，阿尔多斯·赫克斯利写信给他的父亲，告诉他劳伦斯的近况，说他“是位精神有些错乱的小说家。”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发现，缠绕在他心中的“黑暗和丛生的”情结不仅带走了“他轻度的性狂热，甚至他全部的创作才华。”（信中涉及到的这类精神分析是十分荒诞的，但劳伦斯可能也知道这种谣言在四处流传，所以他在1921 年出版的小说《阿伦的杆杖》中，为其中自传性人物劳顿，戏谚地安排了相似的经历。）赫克斯利通过一本名《风度翩翩》的小说中的人物金汉姆对劳伦斯进行嘲笑。但在20 年代末期再次和劳伦斯相遇时，他又一次对劳伦斯表示了喜欢和赞慕，在文章中对他也是友好的。在1915 年给他的弟弟朱里安的信中，阿尔多斯·赫克斯利提到了一位美国人，他是劳伦斯的拉纳尼姆的骨干成员迪克朗·库由姆迪安。他以米歇尔·阿伦的笔名轻松地创作了1924 年的畅销书《绿帽子》。这段时期，劳伦斯的更持久的崇拜者是被劳伦斯的随从人员称为布雷特的多萝西·布雷特阁下，她是厄什子爵的女儿，兰妮·萨拉瓦克的妹妹。多萝西·布雷特和她的朋友奥托琳娜·莫瑞尔一样都是贵族的叛逆者，就是在像伦敦波希米亚人（这里指生活放荡不羁的人——译注）的圈子中，她也是走在时尚前面的。布雷特留着短短的卷发，常穿着破旧的长裤。作为一个耳聋而又羞涩的画家，布雷特害怕去见劳伦斯，第一次访问拜伦凡尔时，她请马克·戈特勒为伴。”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弗丽达——和一个小个子男人莫里匆匆走了出来”。留着红胡子的劳伦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里，恶作剧地扯着嗓子对她的助听筒叫喊，与她的朋友奥托琳娜夫人开着玩笑。当得知劳伦斯夫妇准备离开英国，布雷特在几天后在她位于厄尔斯考特街的工作室为她们举行了告别宴会。不料二十多个自带酒瓶的客人不邀而至，整个宴会成了乱哄哄的闹剧。布雷特记得，一些陌生的女客人喝醉了，被拖过打蜡地板。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坐在沙发上，“被一个男人拥在怀里”，戈特勒和他的女友多萝西（多拉）·卡林顿（她喜欢大家就称她为卡林顿，她曾和布雷特一起在斯雷德学艺）争吵了起来；劳伦斯用意大利语和凡尔拉·特利交谈着，而布雷特则拼命地弹着自动钢琴；那个“和蔼可亲，喝得烂醉的莫里不得不靠墙站立，——确实，这一切就好像是在战争前夕。两天以后，布雷特又举行了一次晚会，邀请了参加上次晚会的客人，而对其他人则保守秘密。在每次必不可缺的游戏中，劳伦斯总要装作像骑在自行车上一样在屋里乱转，碰到挡道的人嘴里就“叮叮 ”地学着铃响。告别宴会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劳伦斯夫妇并没有离开英国，尽管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对弗罗里达发生过兴趣。11 月28 日，劳伦斯告诉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现在决定去一个远离德利斯产业所在地的半岛对岸的一个地方：迈尔斯堡，在海湾附近，“一个有5000 居民的小镇，其中一半是黑人——离大海九英里，在一条一英里半宽的大河边上——背靠着橘园和松林”。这都是一位美国朋友的产业。唐纳德·卡斯威尔在一艘12 月20 日离开格拉斯哥去西印度群岛的不定期货轮上安排了位子。此货轮的船名肯定是劳伦斯所喜欢的，它叫“狮之冠”——在他的散文《王冠》中，他以那只狮子为之奋斗的王冠作为一种复合象征——但他和弗丽达再次推迟了行期。劳伦斯在“狮之冠”启程几天后告诉拉塞尔说，他们没有走是因为金钱和战争使一些迈尔斯堡拉纳尼姆的年轻成员无法成行。这里他又一次谈到了“新精神下的生活”，这次他邀请拉塞尔“来作我们的主席”。莫里不愿卷入弗罗里达计划，12 月19 日他找J ·D ·贝利斯福德，跟这位小说家商量将他在康沃尔的房子借给劳伦斯夫妇住几个月。其时，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在法国南部已住了几个月了，然而，从西部前线传来的凯瑟琳兄弟莱斯利的死讯使她十分悲痛。莫里无法将她从对死者的怀念中解脱出来，便先回到了伦敦。就在莫里见到贝利斯福德的当天，凯瑟琳在班都尔的维拉保林住了下来，不久来信，将莫里也拖去了。劳伦斯发现，他无法再作出任何离开英国的打算，除非他得到免除从军证明。于是，在12 月11 日，他到巴特区市政厅报到并作体格检查，排队等了两小时后，他来到登记桌边，这时，他突然感到他来到这里“纯粹是一种滑稽的行为”。他决然转过身去，“走过大厅、离开了这个屈服于鬼怪的阴间”，一会儿，又看到了河对岸西敏寺教堂闪烁的塔顶上落日的余晖。这是他能如此轻易地离开征兵行列的最后一次。12 月16 日，劳伦斯写信给平克，说他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他感到奇怪，“一个人为什么每天要醒来，起床来到这污秽的世界上。战争的气息越来越浓”，他“急于想到”B ·w ·胡伯奇在美国出版的《虹》：“如果他们把它删改得支离破碎，我会气愤的。”平克一定是立刻就给他寄去了一本，因为劳伦斯写了一封署期为“星期六”的复信，这时应该是12 月18 日，是他在拜伦维拉斯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美国版的《虹》删节之处并不多，下面是麦休恩版·220 页：20——24行（3行）（她希望他是只猫……她的肉体）300 页：18 行（让我来——让我来）318 页：7 ——10 行（4 行）（厄索拉静静地躺着……关于她的女佣）425 页：4 ——26 行（24 行）（但空气很冷……总是笑）446 页：10——40 行（30 行）（她让他抱着她……她又意识到了屋子）删节不是很多，但它们使我沮丧和愤怒。如果我们从美国散页在这里装订，我们就应该加印上这些话， 把它们附在书后：只需注明：“以上所列是依麦休恩版，是现版本的漏印之处。”我们还可在书末加上本书出版过程中的那次查禁的报道。第300 页上的删节指劳伦斯信中引述的话，是在斯克莱宾斯塞因摩擦而性欲亢奋、“他的灵魂呻吟不已”之后被省略。318 页删去了三个小段落，其中一段，威尼弗雷德·英格说，“我抱你到水里去”。另一段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会儿，雨水滴落在他们滚烫的躯体上，使人兴奋，充满趣味。”在麦休恩版本中，下面这段内容给小说带来的麻烦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多。厄索拉静静地躺在女管家怀里，前额靠着那可爱的、引人发狂的乳房：“我抱你进来”，威尼弗雷德说，而厄索拉的身体紧紧缠住了她的女管家。其它删去的是厄索拉和斯克莱宾斯塞之间的作爱场面，最起码“在动情的愤怒中，她斥责了他，因为，作为一个无法满足一个女人的男人，他还四处猎艳”。此句后删去的一段描写对理解故事是至关重要的：“难道我没让你满足？”他问她，脸又白到了脖根。“没有”她说，“自从到伦敦的第一个星期之后，你从没有使我满足过”，“你现在根本就无法满足我，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在占有我——”。劳伦斯带着苦涩，在冬至时离开了拜伦维拉斯，他和朋友在南郊等地呆了几天，然后和弗丽达去了埃达在里普利的家，并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他在几周前记道，弗丽达“去看望过她的孩子们一两回，而且，她已经不再担忧了”。但对于他，在伦敦度过的几个月是灾难性的，《虹》被查禁，与几个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中断了，至少是淡薄了，贫苦仍可能继续下去，战争仍在继续。在他这一时期的通信中，他常把伦敦比喻成地狱，在中西部度过的1915 年的圣诞节谈不上有什么令人舒畅之处：劳伦斯的大姐艾米丽也在那里，但是她的丈夫和埃达都参战去了。乔治·劳伦斯当时在诺丁汉当工程师，他也来了，和他弟弟辩论着政治问题（他自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宗教问题（他被他弟弟称为“激进的新教徒”）。D ·H ·劳伦斯此时只能看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个使人抑郁的前程，此前程对他来说就是将一切都降到了最低标准，他盼望去康沃尔和弗罗里达，指望在那里可以向着最高的目标去生活。（四）“一片空寂、被遗忘的土地”起初，劳伦斯对住在康沃尔是喜欢的，他仅把它看作是去弗罗里达旅途中的中转站。住在宽畅的农庄旧屋里，“就像站在窗口从英国看外界”——这是“第一次外迁，走向新的生活”。但不久，他最初感到的那些和蔼可亲的科尼什人开始使他失望了，尤其是当地一个叫霍肯的地主，他总是向人吹嘘他是怎样将一个老妇人从他的屋子里赶出去的。霍肯“自私、卑鄙、愚蠢而又狡诈”，这很可能触发着他在6 年后在《袋鼠》中塑造了杰兹·特里威拉这么一个狡诈矮小的科尼什人。萧瑟的康沃尔海岸离浪漫的廷塔吉尔不远。在那里，劳伦斯为自己能“摆脱”争端、辨论和与世无争而高兴。世界远去了，消失了，就像皇家咖啡馆的昨夜灯火——已是，劳伦斯还是带去了皇家咖啡馆的一些灯火，那个胆怯的黑索尔坦因和“吵吵嚷嚷的”柯由姆迪安——阿伦。在柯桑港的第三个周末，劳伦斯给戈特勒去信说，“我又躺倒在床上，发着讨厌的高烧，现在我只是一块破布，等待着我的末日”。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在这里即使躺在床上也比在伦敦好，在这里，我躺在床上就能望见大海的波涛涌向乌黑的礁石和峭壁上飞溅的浪花，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喜欢康沃尔：这是一片空寂、被遗忘的土地，它不属于凯尔特的基督前的英格兰。这里有狂风和精美的黑礁石和洁白晶莹的浪花及咆哮着的大海。这里的屋子宽敞寂静，与世隔绝。柯由姆迪安也在这里，对此我并不在乎。他不几日就会离开的。和黑索尔坦因在一起倒是很愉快，我喜欢他，晚上我们写了一个挺有趣的剧本。他不清楚他和弗丽达要在康沃尔住多久，他希望下一步能“走出英格兰”。莫里有消息说，他在班都尔“愉快极了”：“我们终于找到了自我和彼此，及赐福的太阳。我非常快乐。”他期望这个春天为戈特勒和多萝西·卡林顿而鲜花盛开。劳伦斯喜欢他们“出现在聚会上。只要你放弃爱情的念头，她就会更加幸福”，你总想主宰她，这并没有好处。一个人应该学会开放自己，不要庸人自扰。你把自己束缚得太紧，使她无法自由地去爱你。”这些话与《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在自我斗争时的想法如出一辙。在休养期间，劳伦斯修改了他的游记《意大利的晨曦》的校样，此书及《意大利随想》曲达克沃尔斯出版社安排在当年出版。梅特兰·莱德福德医生（他是极端费边主义者，欧内斯特和杜丽·莱德福德的儿子）从伦敦来为劳伦斯检查身体：他告诉病人注意保暖，保持安静平和·劳伦斯感到左半身麻木，左手逐渐变得不听使唤了。“神经上的压力逐渐在体内引起炎症”，劳伦斯在2 月7 日写信给辛西娅·阿斯魁斯说，但“所有热度、炎症，以及内热差不多都消失了，又能去海边散步了”。弗丽达对劳伦斯的病情十分担心（劳伦斯将此归咎于“伦敦和那一系列事情引起的心灵上的伤害”），她写信邀请拉塞尔去作客：“这将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我感到责任如此重大——我实在难以承受——他会死的，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都过于沉重了——但他实在不该这样死去——这事（划去了“他”）不仅关系到我一个人。她认为，去弗罗里达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她还怨恨加在“所有生活”之上的重压。劳伦斯充满了各种想法，希望进行创作，但疾病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他正在收集他的早期的一些诗作，集入《阿莫尔斯》，此诗集后来由达克沃尔斯出版社出版。2 月11 日，他写信给凯瑟琳·卡斯威尔，谈及新的出版计划。他本以为他快要死了，但现在“开始觉得重新健壮起来，生命力从不可知的渠道注入进来”。他和黑索尔坦因都希望“发表所写成的任何真正的东西，为了真理的缘故，因为一部真正的书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他们将以预订的方式首先出版《虹》的廉价版：“此事将是一次十字军东征……我亲爱的凯瑟琳，让我们将它进行到底”。卡斯威尔夫人能够让艾维·罗提供帮助。艾维·罗现在嫁给了威廉斯和诺盖特出版公司的一名职员，名叫麦克西姆·哈里森，这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麦克西姆·列特维诺夫，是个地下布尔什维克。劳伦斯新的合伙人黑索尔坦因当时还没有变成那个留胡须的、充满激情的彼得·沃洛克，他是伊登——剑桥的唯美主义者，胸怀宏愿，意志坚强，情感丰富，争胜好强，——《恋爱中的女人》中的那哈利迪。他在康沃尔住了两个月，无拘无束地和劳伦斯在一起。劳伦斯给戈特勒的信中提到的剧本，是一出象征性喜剧，“有关黑索尔坦因和他的美洲豹”——指的是一位索赫的艺人模特儿，劳伦斯将她用作为哈利迪的情妇，那位名叫普萨姆的（在《恋爱中的女人》的早期版本中；在以后的英国版本中，她的名字改成了米内特）。莫里最初给劳伦斯提出过一个出版计划，现在黑索尔坦因在这方面的活动激怒了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劳伦斯告诉他们说：“你们俩不要庸人自忧了，他和黑索尔坦因的友谊——他现在伦敦张罗出版事宜——不会影响劳伦斯和莫里夫妇的友情，他请求他们对他宽容些，国为他又快要垮了，他们必须重新生活在一起，“相互信赖”。莫里在收到劳伦斯的信前，刚写成了他的一部书，是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劳伦斯重读了这位俄罗斯小说家的作品，反应强烈，认为他代表反常的精神意志。他告诉奥托琳娜夫人，他推崇”率直和光明正大的”彼特罗涅斯——他最起码并不为粗鄙地“混淆上帝和虐待狂”而内疚。劳伦斯寄来的批评没有使莫里对著作进行修改。他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正在共度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两人相对而坐，各自写作。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及时完成了《序曲》的第一稿。虽然他们处在凡尔登战役激战正酣的国度里，他们却显然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但不久，劳伦斯开始扰乱了他们幸福的孤独，他催促他们来康沃尔，与他和弗丽达住在一起。劳伦斯夫妇住在贝利斯福德的租期是到2 月底为止。找了几个地方后，他们决定在曾诺住下来。2 月25 日，劳伦斯写信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又一次向她声称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他说，“唯一可做的是将自己从中解救出来，并在自己的灵魂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我几乎觉得，当我们去曾诺时，一个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球就会出现。但是，承受旧世界的破碎是可怕的”。劳伦斯在新的环境中通常是乐观的，——在开始几天里，在这封给卡斯威尔太太的信中，拉纳尼姆又出现了：“我相信，我如果不能发现人间的阿美利加，总有一个心灵上的新国家能让我驻足，一片处女地……我想莫里夫妇以后会来和我们一起住在曾诺的，我始终认为，几个人在一起可以造就一个新的地球和新的天堂”。3 月4 日，他从曾诺的丁纳斯阿姆斯给戈特勒去信说：“为了摆脱卑鄙的人，我们几乎被赶到了地的尽头，再迈一步就该掉进大海了：要不，我们必须像鸟一样肋生双翼”。弗丽达随信给戈特勒附言，表示她将他视为知心朋友。莫里因为黑索尔坦因的出版计划而忿忿不平，指责劳伦斯背信弃义，这使弗丽达“很愤慨，因为他们对《虹》怀有敌意，从来不忠实”。至于柯特连斯基，戈特勒必须告诉他，“他是个老骗子，他总是将自己装成一个谦卑的人，但在内心他都把自己看得非常伟大”。在这里，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劳伦斯与他的一位老朋友之间发生矛盾的迹象：弗丽达提到她和“老奥特琳娜正在发生争吵，她会说一些有关我的坏话，——我想，一定是一些蔑视我的话，因为她富有，而我贫穷，人们常常会卑鄙地利用他人的贫困”。但这种情况丝毫没有使弗丽达担忧，其时，他和劳伦斯是真正幸福的，“生活中充满了希望和有趣的事，假如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是不会放弃的”。3 月8 号，劳伦斯告诉戈特勒，“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套小房子，有两大间，年租金五镑，它依山傍海，景色优美，我们准备将它装修一下，在那里节俭地生活。我们的房子旁边有一幢大一些的房子，它们一共有七间，实际上它是由三套小房子连在一起组成的，我希望黑索尔坦因或莫里夫妇能将它们租下来（年租金16 镑）。试想，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小住宅区，与世隔绝，就在特雷吉尔森高地上，即普诺的圣·伊夫斯边上。劳伦斯对黑索尔坦因的期望是盲目的。在同一天——当劳伦斯写信给莫里，称黑索尔坦因”是唯一能成为我们的朋友的人”——黑索尔坦因从伦敦给诗人罗伯特·尼考尔斯去信，表示他不准备再回到康沃尔去见劳伦斯，他说劳伦斯“没有真正的同情心”，只希望人们信服“他自己的叛逆信念”；劳伦斯虽然是个“完美的艺术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但是，很难和他建立私人关系。黑索尔坦因后来又告诉德刘斯，“关于他的情况，我发现得太多了，无法在此细谈”。黑索尔坦因的传记作家赛西尔·克雷在黑索尔坦因自杀以后（1930 年），在写作中表示，他不知道1916年的那“情况”指的是什么，但他猜测，此事大约和劳伦斯的爱管闲事有关。罗伯特·尼考尔斯回忆说，当劳伦斯夫妇1916 年住在汉普斯特德时，他们曾在不同场合劝他和黑索尔坦因各娶一个他们认识的姑娘，这使两个年轻人和姑娘都感到有趣。但黑索尔坦因与劳伦斯之间的矛盾可能是由奥特琳娜·莫瑞尔给黑索尔坦因看了劳伦斯的一封信引起的。劳伦斯在这封信中和莫瑞尔谈到了黑索尔坦因的女友。不管事情如何，黑索尔坦因还是写信给劳伦斯，指责了他的背叛。而劳伦斯复信说：“我请你不要在伦敦谈论我。”于是，黑索尔坦因给劳伦斯寄来了由他凭空捏造的、对劳伦斯进行恶毒诽谤的书评摘录。黑索尔坦因兴奋地告诉德刘斯，此事使劳伦斯“非常滑稽地感到不安”。劳伦斯是可能这样的：他是个严肃的艺术家，但已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严重伤害，而这些“评论”预示着更多的这类评论将接踵而至。但所有这一切对于黑索尔坦因是滑稽可笑的，他是个乳臭未干、内心矛盾和忧郁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却长着残忍的倒刺。但是，他对劳伦斯还勉强保持着尊敬，并在年内又回到了他的营垒中。劳伦斯和另一个人的友谊在1916 年春天也接近尾声，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和拉塞尔。劳伦斯2 月11 日写信给他，询问他的讲座是否“真的取得了成功，真的那么重要”？拉塞尔4 天后怀着悲伤心情回信：他又一次想自杀，他告诉劳伦斯，只是由于自尊心和固执才使他没有走上此路。他自以为讲座是成功的，但它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被埋没在琐事之中。劳伦斯于4 天后写信责问他：“不管怎样，像你那样做，生活的意义何在？”他希望拉塞尔“长命百岁”，但如果他要立遗嘱的话，能否让劳伦斯成为他“某个方面”的继承人，使他“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时过月余，3 月19 日，劳伦斯又给拉塞尔去信，希望拉塞尔不再”因为他的说教和对人权的不够尊重而生气”，并要拉塞尔到他们的新居来看看：或许，一个“新的世界已经诞生”。他希望不久能“在春日里欢歌起舞”。他向拉塞尔保证，“没有什么事情是想好后再做的”。而将此想法告诉拉塞尔是完全错误的。劳伦斯在晚春时节又给他去过信，但这封信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拉塞尔根本不屑回信，只在此信后面附了言，并将其转给了莫里。莫里在9 月3 日写了回信（此信现在英国博物馆）。莫里认为，弗丽达现在已完全成功了，尽管还不怎么稳定。莫里希望劳伦斯不要把矛头再对准他，与他决裂，他为拉塞尔和劳伦斯的分手感到遗憾，他认为拉塞尔是那种能够给予劳伦斯理解和宽容的人——一个有趣的错觉。很久以后，拉塞尔写道，劳伦斯在他们相处的时候“没有真诚的爱国之心，因为他的妻子是个德国人”。认为劳伦斯如果没有一个德国妻子，就会“真诚地爱国”。这种观点几乎到了荒谬的境地。拉塞尔还说：“尽管大多数人不甚了解劳伦期是他妻子的传声筒，“他有文才，而她有思想”。这个观点表明，著名的逻辑学家拉塞尔也会沉陷于荒谬的误解之中。肯尼斯论拉塞尔的局限性的观点已被引用，而麦克伊旺·劳森在1952年的一篇文章中应证了这一点，他问：“像其他伟人一样，拉塞尔是否过久地生活在一个洞穴之中，使他一视独听，常常忽略了那些现实的领域。而这种现实构成了人类灵魂所需求的环境，使这个世界变化、发展，成为应有的样子”。乔治·桑塔亚纳逝世后，出版的自传第三卷（1952 年）也作了相似的评论：“拉塞尔的资料尽管准确、丰富，但难免不完全，并以片面论点出现，他不了解也拒绝去考虑所有的东西。因此，他的判断通常以不完全的资料为基础，实际是感情偏见的产物，常常不够公正，有时甚至是愚蠢的”。桑塔亚纳感到，拉塞尔尽管具有多面性，他也是一个“多方面的狂热分子”，桑塔亚纳未能触及他的本质，他最后断言“伯迪消失了”。但他已经存在得够久了——从不抵抗主义转变到支持战争，从相信原子弹的功效到怀疑原子弹——到侧面地攻击劳伦斯。劳伦斯在很久以前就“抓住了”拉塞尔，并借《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一个小人物乔什瓦·梅勒森爵士的漫画像喻之。乔什瓦爵士（在改写过的版本中叫作马瑟森）是个“博学的、五十多岁的、干瘦的准男爵。他总是妙语连珠，并用沙哑的嗓子发出由衷的大笑”。他的“大脑神经纤维是如此的坚硬，以至于毫无感情”。劳伦斯——莫里之间的友谊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劳伦斯说服了莫里夫妇放弃了在班都灿烂阳光卜的幸福生活，在满是石头的、阴郁的康沃尔住下来，这件事一度使他们的友谊趋于紧张状态。芳伦斯对那套与他相连的房子大加吹捧，并称之为“凯瑟琳之塔”。莫里夫妇必须来住，不要再提什么背信弃义，他们必须学会相互信任，“不要冉闹什么纠纷和龃龉，让它变成为永远的默契，我们是Blwbrouder（亲兄弟），我们之间是兄弟关系，告诉凯别再那么挑剔”。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曾在康沃尔住过，在那里，她曾见过一个妇女折磨一只猫，她了解科尼什人。在一首诗中，她说他们的眼睛“愚蠢、卑鄙、吝啬和狡诈”。当她和莫里离开阳光明媚的维拉保林时，她掉下了眼泪。4 月初，劳伦斯去圣·伊弗斯车站迎接他们，那一天的天气并没有让人充满信心，气候寒冷，天空阴晦，海鸥在空中盘旋，时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