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14

一边还在大喝大饮。当柯特连斯基缠住莫里要他演“一出戏中之戏”时，莫里和凯瑟琳把他们之间的不和真实地演了出来，（这事发生在心理治疗之前）。那个年轻英俊而有病的戈特勒则扮演“另一个男人”，快到剧终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脱离了原来的剧情，不愿扮演与莫里重归于好的一幕：她坚持要和戈特勒在一起。劳伦斯出来批评此剧，并把莫里拉到一边说：“你瞎了吗？如果没瞎，你怎么敢暴露自己？”莫里——曼斯菲尔德——戈特勒在这出短剧中的三角关系就是劳伦斯大约在一年以后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虚构性结尾的有趣预示：书中的那个人部分地取材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后来离开了那个部分取材于莫里的男人，跟另一个取材于戈特幼的男人走了。就在这一时期，劳伦斯正在考虑把这三个人吸收为他想建立的一个名叫拉纳尼姆的乌托邦公民，这个乌托邦的名字显然是来源于一首希伯莱歌谣。这个凄惨的圣诞节并没有使他消沉。他考虑了大约20 个能参加他的乌托邦的人。他于1915 年1 月18 日在写给威廉·霍普金的信中说：作为一项计划，“为逃避这个充满战争和贫困的世界而开辟一小块聚居地，那里将没有金钱，只根据生活的基本需要实行一种共产主义，一种真正的礼仪”。它将是“一种社团……并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其成员都心怀善良而没有邪恶”。这是一个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社团的蓝图。虽然，劳伦斯很可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但是拉纳尼姆注定是要失败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收集了一些有关岛屿的实际情况，开始向劳伦斯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知道她在讥笑他，便陷入了沉默。1 月5 日，在劳伦斯离开恰斯汉姆的两个星期之前，他写信给麦克列奥德说，他“仍在修改《虹》——在此书上化了不少功夫。我已经写了三百页，这是我的一种新的式样，你得去接受它。”这段话说明，他对他自己作品变化的认识是非常透彻的。他很想送一本《普鲁士军官》给麦克里奥德，“可是，那些自称是朋友的小偷把复本都拿走了，他们完全买得起这书，而我则因为战争而生活穷困”。劳伦斯告诉麦克里奥德，他“担心麦休恩接到《虹》时，会认为这是一个被人暗中偷换过后硬塞给他的假货。因为，它与我的其它作品不同。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我认为我的羽毛终于丰满了”，他还责备了麦克里奥德，因为他竟考虑要去应征入伍。“我痛恨并厌恶战争，因为战争只是为了那些对新生活无所企求的人而进行的。它们全错了，全是一些傻瓜，是弥天大错。为什么它还不终止？”当劳伦斯要离开恰斯汉姆时，她于1915 年1 月18 日写信给威廉·霍普金。我们又整装待发——不是去意大利，真可惜！——而是去苏萨克斯的一处美丽的地方——普尔巴勃·格雷特汉姆，这就是我的地址，那是梅奈尔家的住处。你认识艾丽丝·梅奈尔吧，天主教女诗人弗朗西斯·汤普森的救星。她父亲在格雷特汉姆有一个大而古老的农庄，并给他的每个孩子一幢小屋。现在，凡尔拉将属于她的那幢房子借给了我们。我认为那是一幢挺大的房子，在我这样倒运的时候这一切算是很好的了，那儿也很方便……它位于离小汉普顿海边不远的地方。劳伦斯于2 月2 日从格雷特汉姆写信给康贝尔，在那里他和弗丽达发现他们的小屋既漂亮又舒适；他谈及大卫·加纳特在伦敦介绍给他的新朋友：“昨天，奥托琳娜·莫瑞尔来到这里——她将要把那位哲学数学家伯特伦·拉塞尔带来”。他要康贝尔在对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关系上要“正派”。但这种劝告没有起作用，因为康贝尔虽然答应了到黎伊的屋舍去会见莫里，但他并没有去，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第二个周末就终止了。（直到1949年他们才恢复友谊。）劳伦斯在格雷特汉姆的6 个月中，威尔弗雷德和艾丽丝·梅奈尔很少去那里。凡尔拉·梅奈尔在1952 年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回忆说，“我的父母几乎总是呆在他们在伦敦的公寓里，因此，他们和劳伦斯夫妇一定只是一面之交，仅此而已”。大卫·加纳特叙述在四月中旬访问格雷特汉姆的情况时，描述了他到老梅奈尔家进早餐的情形，劳伦斯夫妇也应邀前去了，“男主人在翻阅《观察者》，纸在他手中沙沙作响，屋子里挤满了像圣母画像中一般的妇女和女孩；女诗人躺在榻上”。弗丽达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艾丽丝·梅奈尔好似远处的幻像一样，她被威尔弗雷德领着穿过草坪，就像比阿特丽斯被丹蒂领着一般”——那位文笔辛辣的传记作家休·金斯米尔评论道，“对这件事，丹蒂一直保持沉默”。凡尔·梅奈尔进一步回忆道：“我认为劳伦斯一家呆在这里很快乐——只是有些争争吵吵。”显然，劳伦斯在经受了战争给他带来的初次巨大的震惊以后，在格雷特汉姆他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有一天，当他在海边漫步时，他说：“我又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白天。”二月里，他照顾莫里从病中复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已到法国去了，她想象自己已经爱上了莫里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法国作家弗朗西斯·卡柯。莫里接受了劳伦斯一家的邀请去访问他们，他步行穿过低洼多雨的草地，到达时浑身淋湿，并因感冒而全身酸痛。劳伦斯安排他卧床数日，责怪他对自己健康“糊里糊涂”，并把他“当作小孩”一样地照料。莫里说劳伦斯表现了他在治疗护理方面的本领，就像在《阿伦的杆杖》中利利照料阿伦使他恢复健康一样。莫里在他的回忆中写到劳伦斯对他关怀备至：“我们多么想报答他！”在莫里养病期间，劳伦斯告诉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以出走是因为莫里和康贝尔在交谈时太专心致志而忽略了她的缘故。劳他斯的话使莫里大吃一惊，他认识到如果事精确实如此的话，那就是他还缺少雅典人自知之明的美德。莫里感到自己无法理解劳伦斯所谈到的革命的必要性。后来出版的莫里的日记摘录，表明了劳伦斯的这些谈话和他写给伯特伦·拉塞尔的信中所说的内容十分相似。莫里发现劳伦斯的新学说使人迷惑，特别是学说中所谈到的这种观点，即所谓革命应是“一种大众团结的非个人的联盟”。莫里已失去康贝尔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他怕还会失去劳伦斯：他和劳伦斯的个人关系如此珍贵，他不想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影响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莫里认为此时劳伦斯自己已意识到了他自己厄运将来临。他告诉莫里说，写作没有什么用处。首先，必须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他说在《虹》之后，他仅想写一部书，并说他像圣徒约翰一样，仅仅是他后来伟人的“先行者”，此人将是莫里，他的那种情性是“可贵的”，他的作品似乎“更加纯洁”。莫里感到很不自在，“劳伦斯依赖我的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一份电报使情形得到了缓解，每在莫里与劳伦斯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危急的时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总是一台退役的救火车。她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她将于次日早晨八时到达伦敦。莫里前去接她。她回来仅仅是“因为无处可去”，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受管制的军事区域去会见卡柯，但她的幻想破灭了。现在她与莫里痛苦地回到了他俩所共有的小屋，她在那儿病倒了。但不久她又返回巴黎，度了又一个短暂而狂热的假日。劳伦斯继续幻想着拉纳尼姆，如果不是和会嘲弄人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就是跟其他人联系起来。2 月1 日他写信给奥托琳娜·莫瑞尔，要她组成一个新社团的核心，“这个社团核心将在我们中间开始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中的唯一财富就是品格的合成”。奥托琳娜的丈夫有着五百亩地产，他们可在那里实施这一计划，就在牛津郡的加辛顿庄园。她的丈夫菲利浦·莫瑞尔（他们读成莫尔）是国会议员，一个自由党人。莫瑞尔夫妇定居伦敦，虽然奥托琳娜夫人的丈夫进了牛津的一个学院而不是剑桥，但布鲁姆斯伯瑞的文人们仍欢迎他进入他们的圈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他们最拥护的和平主义的国会会员。伯特伦·拉塞尔被劳伦斯称为“哲学数学家”。他是一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拉塞尔公爵的孙子。拉塞尔公爵在维多利亚时代曾担任过两任英国首相的职务。伯特伦·拉塞尔在哲学方面写过许多著作，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共同出版了有名的《数学论》（1910—1913）。他是剑桥大学三合一学院的讲师。他对菲利浦·莫瑞尔不太注意，虽然，当莫瑞尔在议院参加竞选时，他曾为他发表过演说。但根据拉塞尔的自传中所说，他爱上了莫瑞尔的妻子。两年后在1916 年，奥托琳娜夫人和他断绝了关系。菲利浦·莫瑞尔了解此事。但在1915 年以后，当她将加辛顿变成她感觉中的生活中心时，她对拉塞尔冷淡了。拉塞尔在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叫乔舒亚·梅勒森（在有些版本中写成梅赫森）。但当她将拉塞尔带到格雷特汉姆去见劳伦斯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仍保持着。拉塞尔后来说她“敬慕我们两人并使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互相敬慕。拉塞尔的日益深化的和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1916 年他离开了三合一学院时——在他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他发现劳伦斯也处于同样的情绪之中。不久以后，他们决计在伦敦采取行动，两人合作作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可是不久他们便开始争吵，最终，拉塞尔还是一个人去作演讲。他们之间怀有敌意的友谊持续了一年光景，这是劳伦斯一生中最带有戏剧性的交往。这个矿工的儿子和这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都是瘦小而精力充沛的人；可是劳伦斯再活了15 年。拉塞尔遇见劳伦斯时是42 岁（劳伦斯在1915 年仅29 岁），他讲授数学并以此为生，活到了90 多岁。在遇到劳伦斯时，他常被指责过分屈从于理性，并已习惯于这种指责，拉塞尔对自己说，他感到他的这位新朋友能给他“一帖非理性的清醒剂。”拉塞尔还说“他欢喜劳伦斯感情中的热忱、活力和激情”。这两个人至少在一点上是二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不能分离。在一段时间里，拉塞尔觉得劳伦斯是一位富于某种想象的天才，“他的对人类本质的洞察力”比他要“深刻”。拉塞尔说他渐渐地“感到他是一种反对邪恶的积极力量”——正似不久后劳伦斯对拉塞尔的看法一样。1915 年2 月12 日，劳伦斯在写给他的一些极为著名的信中，以一种比较轻蔑的口吻对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中的另一成员E.M.福斯特作了描述。此人曾在劳伦斯夫妇处访问过三天。（艾弥尔·德拉芬内说福斯特带来一个不祥的谣传，说警察要对《普鲁士军官》采取行动。）福斯特和劳伦斯发生了争吵，但劳伦斯对他的态度仍是温和亲切。劳伦斯给拉塞尔看了他的一篇有关社会改革的短文。文章中说：企业、土地和一切交通工具“必须”立刻国有化，所有的人，不论有病的还是健康的都应得到工资。“这实际上能解决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一切被剥夺财产的所有者在一段时期内——约50 年——得到成比例的收入——不属于资本的报酬。”劳伦斯此时即将写完《虹》，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副业，即人际关系上。如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述的那样，他说，“这种躯壳和老框框必须打破”。他又说现在的男人去找女人仅仅是为了某种快感，把它作为一种手淫的方式，最终导致鸡奸，但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男人，应对另一个人怀有一种敬意——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能把它作为手淫的工具（原文如此）。因此他应保持中立和静止，福斯特就是那样。最后，劳伦斯强烈地建议道：我们必须“粉碎目前的生活方式的结构”。他说他下月初可能要去剑桥访问拉塞尔，去“会见福斯特的朋友罗埃斯·迪肯森（原文如此）”。“以及你将向我介绍那些好人”。后来，在写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谈到拉塞尔时，劳伦斯说他感到“对他有一种特别的爱慕”。当拉萨尔答应他去剑桥访问时，劳伦斯告诉他此事使他感到“极其重要”，这个机会对他“十分关键”，他不想给人留下“可怕的影像”。但他估计事情可能会这样。他所关心的是一次必要的革命，他希望拉塞尔能做他的朋友，“但你是那样怕羞，我因此感到那么的拙笨，那么的滑稽。”他要求拉塞尔不要安排他一下子和那么多人会面：“我害怕团体，小集团，社团和派系——但不太害怕个人。”后一个周末，3 月6 日至7 日，劳伦斯去了剑桥拜访拉塞尔以及他的朋友。五个星期后，劳伦斯告诉大卫·加纳特说，那个星期天上午，他在早餐时见到梅纳德·季尼斯是“我一生中危机之一”。那位未来的李尼斯勋爵也记得那次早餐，并在很久后写道，前一天夜里在聚会上，“劳伦斯在剑桥露了面”，显然，他在晚会上并不愉快。他在大厅里坐在G.E.莫尔旁边，这位刚刚写完《虹》的作家和那位伦理学的报告人冷冷地默然相对。1953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威纳（他在1915 年时是三合一学院的一个学生），在他的自传中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情景。他说G.E.莫尔看起来像坦尼尔的画《三月野兔》，而伯特伦·拉塞尔就像坦尼尔的《疯人哈特》。然而，劳伦斯热烈而友好地和数学讲师G.H.哈代交谈，季尼斯回忆说：他“一开始就愁眉不展，沉默寡言，除了一些意义不明的愤怒的异议，什么也不说”。拉塞尔站在壁炉旁边，季尼斯忽而坐在沙发上休息，忽而站在罗索身旁，他们两人交谈着，并想把劳伦斯拉人他们的谈话。但劳伦斯坐在沙发上“弯着腰，低着头”，对季尼斯不大有好感。几年以后，季尼斯勋爵就感情纠葛的两个原因责备劳伦斯的行为，一个是生活在两个圈子里的奥托琳娜·莫瑞尔，这两个圈子中之一布鲁姆斯伯瑞——剑桥的文人；另一个艺术圈子中有劳伦斯、马克·戈特勒和他的女友多萝西·卡琳顿。季尼斯认为劳伦斯对奥托琳娜夫人的“另一个圈子”很妒嫉，并决意要与之抗衡。劳伦斯也不欢喜剑桥，因为它留住了大卫·加纳特。“丢开妒嫉不谈，”季尼斯接着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劳伦斯在战前剑桥时候的情绪更充满敌意。”他觉得劳伦斯用他那“无知的、妒嫉的、愤怒的和敌意的眼光”去观察剑桥的那些人是不公平的。然而，季尼斯承认，劳伦斯认为他们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无可救药了”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1928 年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是“布伯姆斯伯瑞圈子中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支持者”。克莱夫·贝尔曾指出他也是此书的一位预订者。当然还有布鲁姆斯伯瑞的其他一些人。季尼斯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加以热情支持，假如劳伦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话，他也许会帮助劳伦斯。这不是奉承的问题；季尼斯根本不需要那样做。这仅仅是出于友好。劳伦斯对季尼斯的善意说过一些尖刻的话。战争后期，当劳伦斯极需帮助写信给他那些不愿相交的高职位的熟人时说，他和梅纳德·季尼斯的友谊也许是珍贵的。但是，那个春天早晨劳伦斯在剑桥的时候，其则竭力保持独立。他无精打采地坐在炉边，而另外两个人站在他身旁谈话，并想要引起他的兴趣。（劳伦斯新蓄的红胡须与赖顿·斯特拉切的相比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在三合一学院的那间房子里，有两个人和他一样，虽然瘦削但精力充沛，有着灵活的龟头般的拉塞尔和板刷胡须及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大鼻子”绰号的季尼斯）。但劳伦斯远远地坐在一边怒目而视。正如我们所知，在劳伦斯称之为“我生活中的转折点之一”的早餐上，他还不能预言季尼斯最终能见到他的老朋友拉塞尔，正像劳伦斯一定会见到他一样，虽然，季尼斯没有劳伦斯的那种藐视他的态度。季尼斯承认拉塞尔成就中的杰出之处，然而，他观察到拉塞尔的持有几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以一种极其不合理的方式维持着，但解决的办法也极其简单容易，因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合理地维持这种关系。”季尼斯发现以这种设想为依据的言论“实在使人感到讨厌”。他还说，“忽略了人类感情中那深层更盲目的因素，无论这些情感是好还是坏，而去讨论人们的心灵都不会有什么意思的”。季尼斯和劳伦斯的思想要比拉塞尔和劳伦斯的思想更为接近，然而，劳伦斯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此以后的12 个月中，他一直在用友谊、责备、辱骂、赞美和诅咒追随着拉塞尔。在劳伦斯访问剑桥之后，他怨恨地告诉弗丽达说，他在那里遇见到的几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谈论着巴尔干形势及诸如此类的事，实际上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劳伦斯写信告诉拉塞尔说，剑桥使他感到”郁郁不乐”。由于那里的“腐败和潮湿霉烂的气息”，他也患了“忧郁呆滞症”，他不理解“病得这样的人怎能振作起来”？他自己也“过于伤感”以至于无法继续搞他自称为“哲学”的研究。他告诉拉塞尔，奥托琳娜·莫瑞尔打算让他和弗丽达在加辛顿的一幢住房住下：“她是如此慷慨，使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人们认为只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才肯如此慷慨赠物。”在此期间，劳伦斯常常和她通信；他给她和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件逐渐成了一种讲座。劳伦斯与这些身份高贵的妇女之间的友谊——我们别忘记，他娶了一位伯爵夫人，本质上与利尔克很想象，此人是一群公主和伯爵夫人的非正式的牧师。当劳伦斯与弗丽达住在格雷汉姆期间，他偶尔也会见他的那些有贵族头衔的朋友们。有时他和弗丽达去伦敦，有时他们去加辛顿作客，也有时候这些朋友来格雷汉姆看望他们。辛西娅夫人到离格雷汉姆仅十英里的苏萨克斯沿海一带去旅行时，他们也见过她几次。他们也曾到小汉普顿去拜访过她。他们经常与梅奈尔女儿莫尼卡·赛利比一起出游诸如博格诺之类的沿海小镇，莫尼卡当时因婚姻破裂而患精神分裂症。梅奈尔的另一个住在格雷汉姆的女儿名叫玛德琳，她嫁给帕塞凡尔·德莱威特·路卡斯。他们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希尔维亚，脚有点跛。凡尔拉·梅奈尔在艾丽斯·梅奈尔的传记中回忆道：两年前在一次严重的几乎致命的事故中，希尔维亚的腿被一把大刀割伤了。当劳伦斯来到格雷特汉姆时，这孩子正在动手术，当时还不知道她的那条受伤的腿是否能保住。凯瑟琳·卡斯威尔建议劳伦斯偶而为这孩子作些家庭辅导，作为他住在她家的部分费用。在见到劳伦斯以前曾帮助过凡尔拉·梅奈尔打字和抄写《虹》的艾丽诺·法基昂，记得劳伦斯在一次这样的辅导中与那个家族中的一位长者有过接触，这位长者就是威尔弗雷德·梅奈尔，他”动情地”感谢了劳伦斯，因为他照顾希尔维亚的表妹玛丽·萨利比。艾丽诺·法基昂记得这个玛丽是梅奈尔孙儿女中的“粗暴顽皮的野孩子”。她还回忆，当威尔弗雷德·梅奈尔谢过劳伦斯离去时，劳伦斯“勃然大怒”，说他“不需要感谢，我并不是喜欢才去管教玛丽，不过有人必须这么做”。玛丽·萨利比（当时已是玛丽·萨利比·菲歇尔博士）大约在40 年后在她为爱德华·耐尔斯所作的回忆录中她曾写道：她10 岁时“热衷于务农”，并“几乎一年到头在农田里乱跑，完全变成了野孩子”。她又补充说。虽然劳伦斯的教育把她从对农业的兴趣中拉了出来，但她还是很欢喜劳伦斯教她课的，显然她的表妹也是如此。不久，劳伦斯将希尔维亚写进了他们家族的故事中，其中她的父亲帕西·路卡斯是个主要人物——有关对这故事的反应将在后文提及。虽然帕西·路卡斯很文静，对人冷淡，但大多数人欢喜并尊敬他。显然，他使劳伦斯感到讨厌。帕西是E.V.路卡斯的兄弟，此人是劳伦斯所不喜欢的那一类文人：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品文作家，一个伦敦俱乐部的常客，一个文人聚会上的才子。他的兄弟帕西刚满40 岁，对家谱学很感兴趣，而劳伦斯对此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埃弗拉德·梅奈尔为帕西·路卡斯所著的回忆书中有许多为梅奈尔家谱所珍爱的细节竟也遭到了劳伦斯的嘲笑。什么路卡斯在“小事情上有斯巴达式的一丝不苟”，什么他是“一个高明的板球运动员”，什么在他离家参战时将那大捆大捆的“那么实际又那么令人伤感的”家谱资料整整齐齐地收集在一起——这些在梅奈尔回忆录中同情与赞美之言竟也使劳伦斯咬牙切齿。帕西·路卡斯的这些活动给劳伦斯的讽刺作品提供了武器，因为他认为帕西·路卡斯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依赖威尔弗雷德·梅奈尔的恩惠并依靠玛德琳为其精神支柱。在他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劳伦斯将这些情节放进了对帕西的尖刻的描绘之中。小说中的帕西被称为埃格伯特，他寄居在克罗汉姆的戈德弗莱·马歇尔的家中。此小说的标题是对w.E.汉莱的一首名诗是一种无声的嘲笑。但是，尽管小说中的言词尖刻，对帕西的描绘中也不乏同情：故事中的埃格伯特无疑是主宰过这个家族的、乐善好施的、家长作风的牺牲品。当然，劳伦斯以前也做过这类事——在《儿子和情人》中，没有放过他自己的家庭。但那本书是在他母亲死后才出版的，而他父亲读不懂也不够警觉，因而没有发现他儿子在小说中对他的虚构处理和刺痛他的地方；而劳伦斯的姐妹们在中西部小镇的街上走过时，不得不试着避开别人对她们的注视。乔治·劳伦斯仅仅看了《儿子和情人》一部分。1950 年他对作者说，如果他那时候遇见伯特，他会“因为在书中把父亲母亲写成那个模样”而“揍他”。但梅奈尔一家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家族，不能把劳伦斯作为一个不得体的男性亲属笔勾销，他是一个陌生人，接受过他们的善意和款待，然而却对他们进行尖刻的描绘。多年来，劳伦斯不时地对他的朋友奥托琳娜·莫奈尔、拉塞尔、阿尔丁顿、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人进行讽刺，他们被他作品中的讽刺所刺痛，莫里被认为是最令人注目的牺牲品。只有少数几个劳伦斯熟悉的人躲过了，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在好几个故事中曾以友好（如果不完全富有魅力）的姿态出现过。这可能是劳伦斯对她怀有爱慕之心，或者就是尊敬之情。康普顿·麦肯色后来至少在两次明显的场合中成为劳伦斯的牺牲品。他对本书的作者说（1950 年于伦敦），劳伦斯在小说中常把他所熟悉的朋友加以变型的描绘，因为“他有一种生动地描写人物的环境和背景的诀窍，然后再把它转变为完全由他自己的外形”。康普顿还说，那些认识这些牺牲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离开了这个星球）的人，现在除了能看到虚构的描写外，再也不会知道原来的故事了。但怀着对劳伦斯作品的某些方面的一种钦佩，康普顿接着说，他的故事对那些不认识那些人物原型的读者具有一种艺术效果。凯瑟琳·卡斯威尔指出，劳伦斯的《盲人》中的那位女性虽然在表面上和她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没有什么不能轻易地被否认的，但其中的描绘仍使她感到难堪，正如劳伦斯曾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奥托琳娜·莫瑞尔，多萝西·布雷特等其他人难堪过的一样。卡斯威尔夫人也说，“这里没有什么肖像性的描绘，更没什么概括性的叙述。但这是何等生动的生活写照”！然而，一定要强调一下，劳伦斯并没有用讽刺攻击所有他认识的人，他并没有和他们每个人都争吵。例如，他在格雷特汉姆居住时期的一位新朋友文丽诺·法基昂，劳伦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她作了十分友好的描写。她作为凡尔拉·梅奈尔的朋友，在格雷特汉姆渡过了她1915 年的部分春假。她对劳伦斯作了友好的描述。当她宣布她打算步行穿过东南部丘陵草原去汉普郡时，劳伦斯表示愿意与她同行一程。他们在早晨出发，在苏萨克斯的晨雾中沿着通往奇切斯特的古罗马道路上时而迷路时而复辙地向前行进。当晚劳伦斯乘火车从奇切斯特回到普而巴勒。他们唱着歌，并在路边小酒店中休息。劳伦斯整天很快乐（“我们似春天一般”）。但当他从山上下来到了依斯迪因、望见了屋舍上升起的炊烟时，他不再感到欢乐了，他以情绪低落的口吻说：“我了解住在那样的屋子里的人，就像我了解自己的皮肤一样。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我恨他们！”然而，在小酒店里，他却热情地和那些从农田里来此喝啤酒和饮料的人闲聊。劳伦斯厌恶虚假，这种厌恶可以在友谊的气氛中在接触自然时消失，但当他接到审理破产案的法庭的传票时，这种厌恶又油然而起。他拒绝为离婚案付150 镑的费用；那些企图从身上榨钱的律师是“野兽，跳蚤和吸血鬼”，假如可能的话，他不会让他们从他那里捞到一分钱。出版商在《虹》一书上还欠他190 镑，这笔钱将在小说出版后付给他，劳伦斯觉得这是他以后两年中仅有的一笔钱。他对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靠法律寄生的那些人的痛恨似乎比狄更斯更厉害更猛烈了。劳伦斯在4 月29 日写给拉塞尔的信中说，“一个十分卑劣的家伙”在格雷特汉姆给他送去了一张证券，并说他必须在5 月10日前到负责登记的人那里去偿还他的债务。“这个卑劣的家伙”连同证券给了他25 先令作为“劳务费”。劳伦斯茫然地盯着那枚金币，劳伦斯唾弃这种幸运。但这段经历加强了他“对整个社会机构的刻骨痛恨——痛恨这整个英国的政体。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罪犯而不是一个破产者。但是，慢慢地——慢慢地，我要尽一切努力在他们机构的基础中埋下一颗地雷”。他埋在那机构下面的地雷之一就是《虹》，此书预计可在秋天与读者见面。在格雷特汉姆的最后一稿中，他对故事全面地作了修改。劳伦斯在早些时候与爱德华·加纳特的通信中提到他删去了好几个人物和姓名。在他给加纳特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说，“这一部分里，继原来的《姐妹们》之后，我给你寄去了《学校督学》及其它”。显然，厄索拉在《虹》的结尾处的经历是在《姐妹们》开始时就发生了。从现存手稿页数、编号和章节次序的更改中，可以看出这些经历曾被后移，这样，就显然将伯金（那位学校督学）写入了第二部之中。就这样看来，《虹》的开始部分——布兰格温的历史与汤姆和丽蒂娅早期的婚姻生活——很可能是后来增加的。具有严酷的现实主义外表的布兰格温家族史，被认为似乎属于劳伦斯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而不是属于更具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倾向的第二阶段。但我们必须记住，当劳伦斯在写作《虹》的最后一稿时，他也在写对哈代进行研究的文章。显然，劳伦斯在德国时也曾读过托马斯·曼的严肃而又华丽的《布顿布鲁克斯》——他在1913 年写的有关德国文学的论文中提到此书。《虹》在某些方面与《布顿布鲁克斯》相似。两书都对几代人进行了追溯描写，每个阶段中他都描写几个人物。但《布顿布鲁克斯》自始至终保持了一本家族编年史的特色。《虹》一开始也像《布顿布鲁克斯》一样，但往后就大不相同了，它是一种表达一个人物意识的工具，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此人就是埃拉，在出版的那一稿中她变成了厄索拉。在未认识伯金之前她肯定“有过一些经历了”。劳伦斯同意加纳特的看法，对于坦普尔曼事件（她和一个名叫本·坦普尔曼的人的一段经历）所提供的那种经历的尝试是“不妥当的”，她显然与斯克莱宾斯基（在伯金之前）有过那种经历了。对于这个斯克莱宾斯基，弗丽达和劳伦斯在1952 年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写道：“斯克莱宾斯基有点像她的一个里奇索芬表兄。”弗丽达进一步指出，露易斯·伯洛斯可能在外表上是厄索拉的原型，”但内在关系是劳伦斯和我的，正象《恋爱中的妇女》的戒指那一幕一样，在那一幕里我朝他扔了那枚戒指”。1914 年1 月29 日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证实了这一点，出现在休克斯利信札集中的空白也填上了：劳伦斯曾说，那时被称之谓埃拉的人物可能会分成两半——以及他们之间的渐变，这是因为嫁接法将弗丽达的角色（大致上是如此）移植到露易这个角色上。（现在存在得克萨斯大学的手稿只是《恋爱中的女人》的手稿散部，显然是第15 章早期手稿。处此埃拉的姓名叫布兰格温，其中描述一对名叫伯金和埃拉的情人之间的争吵。埃拉的姐姐已被取名叫古德伦，但将要成为赫莫尔尼的那个人物在这里叫埃塞尔。）《虹》是以汤姆·布兰格温和一个波兰贵妇丽蒂娅·兰斯基的结婚作为开场，此书现在已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英国小说。由于此故事从布兰格温的务农人讲到厄索拉，这位世纪末的“自由”妇女，以及她生动的幻想和她惊人的历险。但此书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得了公正的评价。恰好在劳伦斯逝世的15 年前的那天，《虹》写完了。劳伦斯把他这本带有性感暗示的小说草稿寄给凡尔拉·梅奈尔阅读，他的这条虹飞架在矿村、农田和从布利契的山丘上所能看到的伊斯渥的上空。也许就在这时候，他把吉奥托的《乔切姆》和《牧童》两幅粗糙的水彩临摹画送给了凡尔拉，那显然是根据一张照相铜版复制品而作的，因为他没有按照吉奥托画中的色调去画；吉奥托将灰白色的，光秃秃的岩石作为背景，而这个充满活力的劳伦斯则相当典型地在这块骨色般的岩石上覆盖以植物的翠绿色。他在3 月2 日写给凡尔拉·梅奈尔的信中说：我已完成了我的《虹》，我把它折弯了并将它固定住。现在我在它的脚下发现了许多珍宝。我没有收到平克来信，但却接到了麦休恩的信，要求我对他的秋天宣言写七十个描述性的字。糟透了。你把我的手稿打抄一下，好吗？——并告诉我其中的重复之处及其它一些什么。该删的我必须删去一些内容。你可以将稿保存你处，把打好的稿子扎好寄给我就行了，这样我可以浏览一遍。想到此书终于成著，我感到异常高兴。“他正打算写一本有关生活的书”。在这本书中会有“更多的虹，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天空中”。他希望将它们在周刊中出版，“我的伟大而快乐的革命性首创。”这个主意是他在那年的后期创刊《签名》这本杂志的第一步。其余一些他认为是《虹》的续写之类的材料，还有待于调整、修改和大量的重写。他最近遇见的人们和最近发生的事件还有待于写进那部最终被称为《恋爱中的女人》中去。1915 年4 月23 日的信是将那本小说中发生在奥托琳娜·莫瑞尔身上的事情之先兆。在那封信中，劳伦斯对她的责骂显然与他对《恋爱中的女人》中对赫莫尔尼，罗迪斯的态度是一样的。劳伦斯对他朋友的预言性的惩罚的诱因来源于一个居住在莫瑞尔乡村别墅的一个比利时难民的自杀企图。这个遇到麻烦的姑娘就是后来成为阿尔多斯·休克利斯夫人的玛丽娅·尼斯。劳伦斯在给奥托琳娜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对玛丽娅的事十分吃惊，真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比我以前所想象的更加邪恶了，我想你总是禁不住要折磨别人。但我总认为此事能说明一些问题——似乎你用一种强有力的、形成已久的意志包围住了这个姑娘。因此，在这种意志中，她是生活在你的意志支配之下。后来你把她从你身边摒弃，所以，她说她是受不了被人遗弃才服了毒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她也感到迷茫和困惑。我想她的确意识到她对她自己毫无认识。我们英国人有其形成已久的外在的自我。和那种坚强的意志以及那种发育不全的内在的自我，我认为对别的民族来说我们是令人迷惑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的前提下，我们常常设想去支配他人。一个年轻的异国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像玛丽娅那样的姑娘也是不会理解的。为什么你总要使用你的意志，为什么你总不能使事情顺其自然，而不要老是去把握什么，知道什么或去支配什么。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现在甚至要责骂你，为什么总欢喜用权力而不用爱，用外在的控制而不用感情，我认为这是一种遗传。劳伦斯将奥托琳娜夫人转换成为赫莫尔尼是花了一段时间的。这时，他手头还有《虹》一书要写，在这部书的后半部中，尽管其中的部分内容写成于此书的第一部分之前。在《瞧》的一系列诗中，以及在论述托马斯·哈代的文章中，这部书直到劳伦斯逝世后才出版，已暗示出一位新的劳伦斯的诞生。这位劳伦斯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一样都站到了现代派的行列之中。但是，劳伦斯显然在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的作品的。随着书中故事的发展，其主要的象征——在许多极为微妙的援引和旁证的强化下——成了书中那个主要人物的特别重要的标记，并在故事的结尾处被神化了。但这个象征对于劳伦斯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在他自己未来的作品中将出现一种新的目光和创作手法。在《虹》的前半部分，（第四章《安娜·布兰格温的童年》）一对年轻的恋人威尔和安娜在收获时节来到一个洒满月光的麦田里，他们决定堆起一些麦捆：他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越来越强烈的亲密之感举起麦捆大步地向中间的地方走去，他从未这样的接近过她，从未尽情地靠近她，赶上她。在这里，“在月光下只有他专心致志地搬动麦捆的往复动作，在寂静中挥动着双臂，只有在放下麦捆时的“拍擦”一声，然后是一阵寂静，然后又是“拍擦”一声。这里的以及在随后的一些段落中的语言几乎有一种催眠的效果，像书中的其它部分一样（洪水及彩虹），它暗示了旧约全书中的情节，那大步行走和手臂的挥动，那堆放麦捆时的“拍擦”一声，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这些动作促使厄索拉的父母在一种神秘的芭蕾中结合起来。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厄索拉和一个后来成为她情人的安东·斯克莱宾斯基经历一种不同的麦田之夜的情景。像她父母一样，厄索拉身上也具有那种圣经般的有节奏的韵律。刚认识斯克莱宾斯基时，厄索拉把他幻想为“上帝的一个儿子，他把人类的女儿看作是仙女”，劳伦斯在几部小说中都采用过一段。厄索拉还记得到阿伯拉罕屋子走过的三个天使。但她在与斯克莱宾斯基的那一段麦田插曲中并不是那么老式守旧，它似乎部分像早期的斯托拉文斯基，部分像晚期的凡·高夫，但根本上是属于劳伦斯类型的：他们朝堆草场走去，带着一丝恐怖。他们看到在那里的一大堆闪光的玉米堆变形了，在夜晚的黛兰色的天空下变成银白色，投下了深黑色的影子，威严而朦胧地堆放在那里。她像闪闪发光的游丝，当它们像冷却的灰烬升腾到银兰色的空气中时，她似乎在它们中间燃烧着，就像是一种火红的金色、闪烁的、白色的、金属的火焰，一切都不可捉摸。他害怕在玉米堆的上空燃烧起月神之火，他的心在收缩，像水珠一般在溶化。他知道将要死去了。斯克莱宾斯基“知道”他将经历的死亡并不是肉体的，因为在她强烈的狂喜中他感到了厄索拉的力量。厄索拉当然是“新派的年轻妇女”，就像H.G.威尔斯笔下的安·弗洛妮卡，或阿诺德·班内特和萧伯纳笔下的各式各样的女主人公一样，她是一个现代的“解放型”的妇女。但在厄索拉身上具有许多《瞧》系列诗中的象征性的黑暗，她的幻想与同时代的女性人物截然不同。在《虹》的末尾，她“杀死了”无能力和她并驾齐驱的斯克莱宾斯基，他又回到了平日的安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