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13

后来，劳伦斯在信中写道，他希望莫里和凯瑟琳不要把他看作“一个爱管闲事的礼拜日学校主管般的人”，他感到总有一天他们都能挣钱，“他们会快活地在一起”。已经受够了痛苦和患难了。劳伦斯仍旧——这是他工作中分心的事——和弗丽达在他们的处境和她的孩子问题上发生摩擦，虽然这种情况有时在信中提到，正如他于1913 年11 月告诉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没有什么兴趣去写故事和小说。他于1914年4 月3 日给莫里的信中说，“但目前，感谢上帝，弗丽达和我在一起，”他说《姐妹们》已写了三分之二，那是一本写我和她的著作，我以为写得很好。6 月2 日他对麦克利奥德说：“我认为要做的事是男子要有勇气和女子接近，在她们面前暴露自己……因为一切生命与智慧的根源在男女之中，一切生命的根源在于两者的交流，相会与溶合。”也许劳伦斯在这受折磨的一年中，他在和弗丽达建立一种永久的关系方面所倾注的精力超过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当时所作的大量理论方面的工作，可能有助于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家。他最终和他的两位良师益友有了不同意见，一位是马什，曾指导他学诗，另一位是加纳特，曾指导他散文，劳伦斯摆脱了向导。这是一个相当友好的过程，马什甚至在一月当他和友人詹姆斯·斯托拉切·巴纳斯出游时，特地来菲亚斯彻里诺访问，二十多年后，巴纳斯成了一个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行为甚至使许多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感到窘迫。这些法西斯分子们在巴纳斯高举的右臂和狂热的口号前只能奉承附和。1914 年巴纳斯和马什的来访是在劳伦斯批评马什在诗文中有“宪兵作风”之后，但“在起初的那些日子里”马什仍与他十分友好，那时的劳伦斯“充满了欢乐和喜悦”。马什在大约25 年后谦虚地写道，他曾对劳伦斯吹毛求疵，进行非难，他回忆说，他曾苛刻地推敲过劳伦斯在韵脚和音步方面的不妥之处。劳伦斯与爱德华·加纳特不仅在学术方面有争论，而且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方面也各持己见。劳伦斯在一度尊重他人和自我怀疑之后，便执拗地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就像他和马什的关系一样。虽然加纳特对《姐妹们》的批评使他心烦意乱，但劳伦斯不愿按别人建议去改写他的书。最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与加纳特分道扬镳了。劳伦斯表示他不愿再沿用《儿子和情人》中那种充满激情的言辞和激烈的风格。这本新书用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如果加纳特真的不欢喜此书，劳伦斯会感到遗憾，但他是有“思想准备”的。1914 年4 月，劳伦斯通过登乐浦通知加纳特，到目前为止他把全部打好了的文稿从斯培西亚寄他了，还剩下80 页有待继续完成，加纳特将在三周内能收到那些稿件。5 月8 日劳伦斯通知加纳特说，他希望在两天内完成全稿。实际上登乐浦的妻子美琪包下了打印的工作。在1952 年问到托马斯·登乐浦爵士他是否能回忆起那部初版与后期出版的《虹》之间有何区别时，托马斯·登乐浦爵士在信中说，他和他妻子是不可能发现什么差别的，因为他们“听从”了劳伦斯的责戒，他不允许他们读他的作品，劳伦斯对他们说，那些书仅仅是为了把它们“从他的胸中抹去”而写的。虽然后来他还是送了他们一部《虹》。几乎每个作家都可能提出这种异常的要求，但只有那些极善交际的人才可能顺受。在写给加纳特的信中，劳伦斯不时表露出对他这位导师将对此书可能作出的评论而感到的担心。他深信小说即重要又优美。他在4 月里写道：“在这以前我不能把身心投入到小说中去，因为弗丽达和我之间仍有冲突与不和。现在你们可在小说中找到她和我，我认为这部小说是有我们两个人的……《姐妹们》初版却显得很草率，时有粗俗和戏谑，我得改变态度，使我的主题确有价值。”在劳伦斯和弗丽达离开菲亚斯彻里诺向北方去的前几天，加纳特又写信给劳伦斯谈到那本新书，当时劳伦斯称之为《婚戒》。加纳特不欢喜它，劳伦斯直截了当地说他错了。劳伦斯承认他的作品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他还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驾轻就熟，但又说加纳特无权说他的作品“语言不流畅”。加纳特希望小说要根据某些人物的主线发展：劳伦斯解释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是随着另一种韵律形式而变化的，就如用一把琴弓精巧地从沙盘上划过一样，沙盘上出现的线路是无法预知的。加纳特在人物性格方面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劳伦斯“对我的人物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因而有必要使你采取不同的态度，可是你在思想上并无准备。”劳伦斯使他相信，书中所拥有的机智比加纳特在书中发现的要多得多。此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带一点未来主义的味道”。劳伦斯引用菲利浦·托马索·马利温蒂的话告诉加纳特，在他对未来派彻底了解的前几天，在给麦克里奥德的信中说：“我有一本他们的诗集——一本很厚的书——和一本有插图的书——我读了马利温蒂和鲍罗·勃兹的宣言书和散文以及斯科菲锡有关立体派和未来派的散文。”一年前在加格兰诺，劳伦斯对加纳特赠送给他的几个当代作家如——康拉德、倍纳特、盖尔斯沃赛的作品指出了缺点，正如他们在摆脱他的过去一样，劳伦斯也抛弃了传统主义者。在他即将离开菲亚斯彻里诺之前——那里是他一直在创造自己的非传统作品的地方，他评论了未来派的价值，他认为他们在试图摧毁陈旧的形式、信念和感伤主义等方面是正确的，但他们最终在摧毁的行动中未免太机械了，不能使他满意。劳伦斯在写给加纳特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对马利温蒂的“物体直觉心理”的观点颇感兴趣：他对人类非理性的本质对于“比旧式的理性本质更感兴趣——这种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按某种道德体系想象出一种性格，使他合于一定的规范。”在劳伦斯的小说中，加纳特不该期望去寻找“一种旧式的一成不变的人物之自我，那里另有一种自我，根据这种自我的行为，人体是无法认识的，它经过各种同素异形的状态，要认识这种个体，则需要一种比我们一向用以观察那些单一不变的本质更为深刻的悟性。”这就像钻石和煤一样，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纯单元素炭，普通的小说家往往会去追溯那钻石胸历史——但我却说‘钻石吗？什么！这是炭！我的钻石可能是煤或煤烟，我的主题是炭。”在这种重要时刻，在关键时刻，劳伦斯表明了他自己知道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他已经踏上了一个善于理解的高原，在这高原上，他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与他周围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受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爱因斯但和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世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这种综合的影响。从艺术方面说，这个世界不久将属于斯托拉文斯基、毕加索和乔伊斯。劳伦斯没有从未来派那里继承什么重要东西，因而他也自觉地不从这些艺术家那里接受什么。——确实，他对他们的成就不大关心——但是，他的作品与他们的作品一样，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种现代的目光，（然而，多年来，他对先锋派主义的一个领域是比较熟悉的：原始主义。）对这一点，我们将在本节中作进一步讨论。我们都知道，埃兹拉·庞德在一九一三年告诉哈丽雅特·门罗说，他知道劳伦斯“在我之前学会了对现代题材的处理。”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多萝西·理查逊的《尖屋顶》及其他现在被看作是英国现代派初期作品出版之前，劳伦斯就写信给加纳特声明了他的观点。没有迹象可证明他当时已知道了在1913年11 月出版的马赛尔·普鲁期特的《在家乡斯旺》。关键是劳伦斯的作品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与这些作家的作品一样具有现代性。”他在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在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和新的未来，在文学上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从我们的查考中可能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劳伦斯再也不会有傍惶不定的时候了，尽管他可能发觉生活的痛苦和阴暗，但他再也不会在写作中犹豫不决了。当然，有时候对他的作品还是要作彻底的修改，就如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三个独立的手稿一样。1914 年6 月24 日在伦敦，一件对劳伦斯和弗丽达极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在最高法庭下属的处理遗嘱认证、离婚及海事的法庭上，巴格雷夫·迪恩法官先生对“威克列和劳伦斯”离婚案的判决为：在限期内，若双方无异议就将作出确定的判决。劳伦斯和弗丽达几乎提早一个月时间离开意大利。劳伦斯又一次步行通过了他仍不欢喜的瑞士，而弗丽达则乘火车往已登巴登，她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了她父亲，这位老病：交加的男爵在下一年就去世了。在去萨拉热窝前的几周中，他不断喃喃他说，他不再理介这个世界了。这次劳伦斯由在斯倍西亚的一家维克——马克西姆工厂中的一位名叫路易斯的工程师陪同下向北方步行，他们经过了圣伯纳德大山口，后拐向因特拉肯，再从那儿向西进入法国。他们到达英国的日期不大清楚，虽然在爱德华·马什的旅行日记上记着：劳伦斯与弗丽达在“6 月27 日星期六”都在那里，他“在默林·德奥和劳伦斯及夫人和鲁帕特（布鲁克）共进午餐，然后，一同去参加了荷兰公园的艺术家联合会。劳伦斯和弗丽达与高登·堪贝尔呆在肯辛顿的赛尔沃德街9 号，高登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和她一周岁的儿子那年夏天住在爱尔兰。堪贝尔这位爱尔兰律师在前一年由莫里带到金斯盖将会见劳伦斯和弗丽达，他对文学颇感兴趣，同时也想着手槁搞小说。他比劳伦斯小一个月。当他没有在伦敦从事律师工作前，他曾在皇家工程处当过军官。他常为“爱尔兰”忧伤，使弗丽达觉得很有趣。后来他作为格里纳维勋爵回到了那里，帮助组织过爱尔兰自由州的许多重要机构。当劳伦斯呆在堪贝尔家时，他遇见了他未来的传记作者之一凯塞琳·卡斯威尔，当时她是杰克逊夫人。他刚回伦敦不久，她为他举行过一次茶会，参加这次茶会的还有他们几位共同的朋友爱菲·罗和维奥拉·梅奈尔。杰克逊夫人立刻觉察到在劳伦斯身上具有“一种敏捷的、火焰般的品质……我意识到在劳伦斯身上有一种优雅的、少见的美，他那深陷的宝石般的眼睛，厚厚的红色头发，非常甜蜜的下唇，纤细的双手，敏捷而永不安静的动作”，弗丽达好像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德国女子，她穿一套方格花布的紧身上衣和短裙，因而没有充分显露出她健美的身段和普鲁士人的特征。杰克逊夫人后来发觉弗丽达的姣俏是穿着工装裤和农妇服装在“小屋周围走动”的时候。杰克逊夫人巳离婚几年了，她和劳伦斯的初次交谈就如久别重逢一样，她那种突然对劳伦斯表示的友情显然还不是那种会激起弗丽达妒忌的感情。杰克逊夫人虽然是劳伦斯的女性崇拜者之一，在她与他的关系中总缺乏一种个人的感情；与众不同的是，她对他没有情感方面的要求。不久，劳伦斯读了并评论了杰克逊夫人的处女作，那部小说一直到1920 年才出版——一部她在格拉斯哥时青年时期生活的自传性故事。由于劳伦斯没有失去看望莫里夫妇，使他们感到很生气。1914 年夏季，莫皇夫妇是特别敏感与不快。他们很贫困，住在他们并不欢喜的房间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无法写作，莫里仍靠写文艺评论谋生，他们两人都患了肋膜炎。在后来去莫里的寓所共进晚餐时，劳伦斯和弗丽达显得相当富有；劳伦斯选中了J ．B ．平克作为他的代理人，希望从他的新出版人曼塞恩处予支300 英镑，弗丽达正期待着对那些服装进行一次洗劫。她的迫切心情使凯瑟琳感到沮丧，她和莫里嫉忌劳伦斯结交的大部分朋友，莫里认为他交友过于轻率了，“一种并非异常的嫉忌”，莫里写道“因为劳伦斯对人的友情的伤害会是那么严重”。此时，那些弗洛伊德主义者发现了《儿子和情人》，一位英国精神分析的先驱大卫·伊德医生经常拜访劳伦斯并与他交谈。看到人们如此严肃地讨论性的问题，莫里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劳伦斯和弗丽达成了伊德家的好友——埃迪斯·爱德是爱菲·罗父亲的妹妹——即爱德夫人的妹妹巴巴拉罗，她成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家。正如她对本人作者所说，“无疑，爱德博士的观点和知识对劳伦斯的影响很大，尽管劳伦斯深恐自己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有一次，劳伦斯的这些新朋友们邀请莫里一家到汉帕斯德·希斯去聚餐。当劳伦斯、弗丽达、高登、堪贝尔和莫里夫妇在汉帕斯德地铁站出现时，一声“劳伦斯”的尖叫声惊动了他们，他们听见并看到一个少妇，身着一件和服似的衣服，张开双臂，朝山下奔去并热情地呼唤着。堪贝尔喃喃地说：“我的天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我巴不得这个！”当爱菲·罗跑到劳伦斯身边，他便转过身来向他的朋友们作介绍，但他们都不见了。当他后来见到他们时，凯瑟琳向他解释说，她看不惯那种感情的外露，假如她不跑开的话，她会显得满脸不高兴的。当劳伦斯和弗丽达结婚时，莫里夫妇在场。婚礼于7 月13 日在肯辛顿登记处举行。莫里和堪贝尔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而马什无法从外交事务中脱身，没有参加婚礼。这里有个有趣的巧合：劳伦斯在20 世纪英国小说作家中最有力的对手詹姆斯·乔伊斯于1921 年也在肯辛顿登记处与他的情妇诺拉结婚。劳伦斯立刻将他的喜讯告诉了霍普金夫人：“我觉得婚礼高雅庄重，我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变化，但我想象自己是个新人了。”他和弗丽达计划去德比郡的埃达家，但他说他们可能不会去访问伊斯猩，他说他们8 月将去爱尔兰西部旅游。在他婚后第二天，劳伦斯给加纳特写了一封事务信，讨论达克华尔斯出版社打算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最后加纳特为这本书命名为《普鲁士军官》，劳伦斯当时则建议用《鹅市》为名。在信的末尾他随便提到了一句他私人之事：他和弗丽达正式结婚了。他不知加纳特是否会认为婚礼是无聊的排场而已。接着劳伦斯又说：“孩子们的麻烦十分突出。”弗丽达设法在律师办事处见到他们：就像她女儿巴巴拉回忆的那样，那是惶恐不安的半小时，弗丽达含泪强笑，孩子们则十分紧张。劳伦斯在这时期写给马什的信中讨论到他的小说和一本在蕴酿中的关于托马斯·哈代的书。自从离开加格兰诺以来，他好似只写了很少的诗文。在《瞧！我们过来了！》这本集子中，只有三首诗——《维得洛克》、《历史》和《过来人的歌》——创作于一首注着“桑·高登基欧”（劳伦斯最后在那里是1913 年4 月）和另一首标着“肯辛顿”（劳伦斯曾于1914 年6 月底到8 月底住在那里）的两首诗。他在肯辛顿写了一首《众妇之妇》之后，在整个系列中只增加9 首；这9 首至少是在两年之中陆续写成的，因为最后一首是在康沃尔的乔诺写的，劳伦斯夫妇在1916年2 月至1917 年10 月住在那里。《瞧》后面的部分诗作全是表现一种满足的诗歌，但它们并不回避问题和冲突，它们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正视它们，在心理的“平衡”中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像早先提到的那样。劳伦斯后来采用了“极性”这个名称，正是这种“平衡”——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所寻求的——一直是劳伦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精神和肉体之间所寻求的一种理想。这段时间内劳化斯虽然诗写得不多，但仍被看作是个诗人。他的诗引起了美国诗人艾米·罗威尔的兴趣；她是知名的新英格兰家族的成员，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的大臣、诗人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的旁系亲属。艾米·罗威尔于1914 年初夏来到伦敦后，她邀请劳伦斯在匹克迪利的伯克利饭店共进晚餐，此饭店目前已不存在了。艾米·罗威尔的同伴埃达·拉塞尔和英国诗人理查德·奥汀顿及夫人美国诗人H ．D 也在场。奥汀顿十多年后回忆在战争前夕的这次晚宴是“无意义的”，虽然他对劳伦斯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和既带有讨好又怀着敌意的谈吐“有深刻的印象”。劳伦斯踏着“轻巧自如的步子”走进了艾米·罗威尔的套间，带来了战争危机的消息。当他们坐在闪闪发亮的餐桌旁时，黄昏已降临了——整个欧洲的灯光尚未完全熄灭，匹克迪利灯火通明——罗威尔小姐和参加宴会的客人们谈论的只是在诗坛发生的那场大战，英国的艺术家和知识界人士当时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想得很少。男学生们在夏日里参加军事训练，他们盼望秋季能进入他们所选择的大学读书。当时，在诗坛冲突中，艾米·罗威尔正领导着意象派运动（当时这样称它），此运动是埃兹拉·庞德两年前根据T ．E 休姆的几首诗和一些理论倡导的。伯克利的晚宴旨在加强艾米·罗威尔的地位，庞德像一只企图挫败一只大熊的豪猪一样，竭力想抵制这位刚刚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来势凶猛的、热心而且富有的波士顿人，当时庞德说：意象主义应被称为艾米主义了。（Amygism 艾米主义与Imagism 意象主义偕音——译注）在当时，这成了一个贬意的双关语。现在她要以庞德的标准把劳伦斯作为站在她一边的现代派阵营中的年轻一员。当她要求劳伦斯成为她的团体中一员时，他回答说他不是意象主义者。作为答复，她引用了他的诗《婚礼之晨》开头的几句诗：“晨曦喷薄而出，红光闪耀／像一朵怒放的石榴花……劳伦斯友好地答应了并同意在意象派出版物中露面，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对他们的信条表示过支持。他也不断地在马什的《乔治派诗集》中出版作品，但他和对方流派的成员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诗中的自然景色，那种对“大自然”的后期浪漫主义式的热烈拥抱，与乔治派诗人的那种对自然景色的温雅的描写有着天壤之别。乔治派诗人的诗句只是偶而表现出一种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自然，好像是从网球场的一端瞥见的景物。不论是意象派，或者是乔治派，或者是别的什么派，劳伦斯显然觉得1914年7月30 日在艾米·罗威尔的套间里餐桌旁交谈的一席话很有意思。次日，他写信给哈利耶特·门罗，说他和艾米·罗威尔及埃丁顿夫共餐并“一起读了些诗”。这至少是送别旧时代的一种好方式。（二）战争之犬滑脱颈圈7 月31 日，劳伦斯启程步行去湖村旅游。他是和一个在俄国法律局工作的名叫霍恩的人一块儿去的，霍恩带了另一位朋友同去，临行时。他又劝说与他在法律局一起工作的同事S ．S ．柯特连斯基一同前去。柯特连斯基是几年以前来到英国的。据说，他得到了基辅大学的奖学金，来这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另外一种说法是，他母亲资助了他这笔来英国的旅费。作为一个激进的学生，他虽然曾是沙皇秘密警察的怀疑对象，于是，他只好继续呆在英国。他肤色黝黑，有一头卷曲的头发，层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劳伦斯发现，这位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柯特连斯基有点像耶和华。他和劳伦斯一见如故，他认为劳伦斯天真直率，但他对弗丽达一直没有什么好感。这个步行团体——其中还包括一位俄国律师R ．S ．斯拉脱斯基，还有一个劳伦斯的朋友路易斯，即那个工程师——开始时是相当快乐的，虽然战争已经逼近。8 月5 日，在位于钢铁厂和战舰工厂之间的弗尔尼斯·巴罗的路易斯的家中，这个步行团体才得知英国已经卷入战争。整个弗尔尼斯·巴罗都激荡着一种战争气氛。劳伦斯还记得“我们当时都疯了似的”、但不久，他沿着海岸线走了几英里以后，开始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害怕起来，6 个月以后，他说他才刚刚从迷惘中明白过来。返回伦敦以后，劳伦斯知道，他和弗丽达不能再乐观地打算在10 月份回意大利去了。现在，甚至连到爱尔兰去的希望也都渺茫了。不久，他在离恰斯汉姆不远的白金汉郡的贝林顿巷租了一间叫“三角”的小屋，每月租金为6 先令。在那里他常常生病，5 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的1 月份，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儿。在恰斯汉姆时，劳伦斯夫妇经常见到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朋友加农夫妇，他们住在离风车不远的乔勒斯伯里，吉尔伯特·加农，当时是个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与詹姆斯·巴里的前妻结了婚，她就是女演员玛丽·安塞尔。她是一个说话时爱转动眼睛的美丽妇女，她似乎注定了要在劳伦斯夫妇未来几年的生活中匆匆出现又勿匆消失。劳伦斯很喜欢她，但几年后他发现，她是个讨厌的人。1914 年秋，有一个年轻的画家马克·戈特勒，成了加农家的常客，他由于热衷于伦敦频繁的社交活动而使自己累垮了，可是他来到了乡间养病。此时，他也成了劳伦斯夫妇的知心朋友，但过了不久，他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罗欧克一样并不受宠爱。通过加农夫妇，劳伦斯夫妇也结识了《罪恶之街》的年轻有为的作家康普顿·麦肯色，（劳伦斯私下里把这部小说称为“俗气的装饰品”，然而，他喜欢麦肯色本人）。麦肯色后来在劳伦斯的一些讽刺作品中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不过他在小说和传记中却写了不少有关劳伦斯的情况。当麦肯色到风车那边去访问加农夫妇时，加农夫妇将他带到了劳伦斯在贝林顿巷的寓所。后来，麦肯色在回忆录中称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丑陋的屋子”。他发现劳伦斯在刷地板（“我们刚进去就看到那地方肮脏极了）。他留着一小撮红胡子，一头红头发和有魅力的粉红带白的皮肤，看上去不上29 岁。劳伦斯（在1915 年1 月5 日）写给麦克列奥德的信中说，加农夫妇是他们“很好的朋友”，他还提到了周围其他的人：“莫里夫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们办过《韵律》——在3 英里之外的黎伊有一所小屋：因此，我们并不十分与世隔绝”。要不然，劳伦斯夫妇的外来客人就更少了。有一次，艾米·罗威尔乘着由一个穿褐红色制服的司机驾驶的一辆褐红色的小车来到恰斯汉姆。后来与唐纳德·卡斯威尔结婚的凯瑟琳·杰克逊那天也在恰斯汉姆，不过仅此一次。弗丽达后来回忆说，高登·堪贝尔也曾拜访过他们，他看起来“像个爱尔兰的流浪汉”。柯特连斯基也来看过劳伦斯好几次。劳伦斯呆在恰斯汉姆的几个月中（从1914 年8 月至1915 年1 月），他向辛西娅·阿斯魁斯描述到，他的“灵魂躺在坟墓里，但还没死去，它在一具已变得僵硬、冰冷的尸体之中，在它的上面覆盖着一块大石板。什么人也不存在，因为我自己不存在了。然而我并没有死——仅仅被遗忘了——被践踏了——但我一直很清楚地知道，我一定会东山再起”。我们发现，他在此“死亡”期间被保存下来的信件的数量比在这5 个月中的其它时间的信件要少一些。在战争后期，当他对战争更感痛恶时，他就更加明了地谈论这个话题，其言论非常之多。从恰斯汉姆的信件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总是那个“已死的”人；劳伦斯在表达他的厌恶和沮丧时还是充满了活力的。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星期时，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我最大的悲伤和痛苦都是为了德国——到目前为止我仍不禁感到，德国是个年轻而可爱的国家——正处在青春期——犯了青春期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他在他的“普鲁士军官”的故事和其它地方都提到过。从他现存的，发自恰斯汉姆的其它信件中，没有进一步表露出这种“为德国而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感。同样，在另一方面，这些信件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强烈的亲英倾向。劳伦斯的态度在四年的战争及战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悲伤绝望之中，他的态度就明朗化了。他开始痛恨战争本身，他觉得，从根本上说，双方都不对。但是，正如他后来在《袋鼠》中描述一个名叫苏墨斯的人物时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反对战争，他所决不能同意的是这次战争的全部精神是那种匪帮精神”——那种横行霸道的行径、奴役别人的观点和个人“独立人格”的丧失。搬到恰斯汉姆后不久（1914 年9 月5日），劳伦斯对平克说，出于一种对战争“纯粹的愤慨”，他开始写关于托马斯·哈代的那本书，10 月间他写给哈利耶特·门罗的信中说，他认为“把自己白送给一颗德国枪子的儿戏太不值得了”。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战争使他“感到十分恍惚”，并说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从德国透露出来的消息，以激烈而热情的言词谈到冯·里奇索芬的年轻的军官朋友们，他在战争初期就为国捐躯。也有消息传来说弗丽达父亲久病不愈。那年秋天，劳伦斯也因病感到不适，并仍以一种恋乡之情思念着意大利。艾米·罗威尔知道了恰斯汉姆的情况，希望劳伦斯不久能离开白金汉郡。返回波斯顿后，他写信给哈利耶特·门罗说，她认为劳伦斯是患了“肺病，那小屋很潮湿，而且一定冷得可怕”。她觉得他假如到不了意大利，至少应该在冬季去伦敦。她怕送钱他不会收，她要送他一架打字机。10 月16 日他高兴地回信说：关于打字机一事，使我乐得像酒醉了一样：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会把它当作宝石般珍爱的。我总是说世界上我唯一的一点财产是一块银表——的确如此。现在我的王国是一架打字机：我是个有财产的人了。我感到惶恐，生怕我会招致什么新的麻烦和责任。……在同一邮局我收到了一张50 英镑的支票，是皇家文学基金的补助。这件事使我烦恼，从他们微薄的周济中是享受不到乐趣的。我若能行的话，我一定会把支票贴回到那些老家伙的鼻子上去，那些无事业心、无斗志的作家。但我不能……不要将我与济兹和雪莱一同放在保险箱里。那样，我就会像耶稣的信徒看到耶稣变容一样，吓得魂飞魄散。但查尔伦把我渡回英伦时，我很想认识一下柯勒律治。他还感谢艾米·罗威尔为他探望了肯纳利，“只要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还活着，就不要求他再为我们出版什么了。你想对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他确实很好，问问他我的东西怎么样了，好吗？其它没有什么了。”同时，他说“不久，达克沃尔斯将出版我的一本短篇集，它将叫《普鲁士军官及其他故事》，因为此书的第一篇是《荣誉和武装》。顺便告诉你，这篇故事已转卖给了美国的《大都会杂志》？”。他还提到了自然景色，一些消息及他自己的面貌：“这儿正处于一个美丽而朦胧的秋天，灰兰色的天空和变化迟缓的残茬和矮矮的灌木丛。但我面容憔悴，留起了红须，我就像灌木丛中的一个生灵一般，任凭这树丛生长并将我覆盖。哦，我的天哪，今年秋天我极其痛苦，确该把我自己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形象。”这一次他留蓄了他的胡须。一个月以后（11 月18 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到了那架打字机——由拉康尼亚船上的一位侍者从大洋彼岸捎来，再从利物浦转寄到这里——使得他“像一壶煮沸的水，快乐异常”。他在10 月份的一封信中告诉爱德华·加纳特，他和弗丽达“几乎不再争吵了”，但根据莫里所言，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劳伦斯与弗丽达之间的争吵常常是有益无害的，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个性冲突的表现。在内心深处劳伦斯和弗丽达是彼此分不开的一体。但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剧烈，并时常带有戏剧性，他们互相谩骂，并时不时地以砸瓶摔罐来助威。那些写回忆录的作者就往往会回忆起这种激烈的场面，而忽略了那种为时更长的，有时也许是索然无味的宁静、甜蜜和欢乐场面。劳伦斯的粗暴与他的温雅一样闻名，但据人们的记忆和记者的报导，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当弗丽达和劳伦斯初交时，劳伦斯的温柔使她感到吃惊，有一次，弗丽达的头撞到了窗台上，“劳伦斯对她表示了如此深切的同情和温存”，以前从没有一个人对她如此温柔过。应该是最理解劳伦斯的弗丽达在他去世以后说，劳伦斯和她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以求得某种真理；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但又是一种美妙的生活……不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之间的那种维系，无法改变时常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的那种美妙。1914 年，劳伦斯与柯特连斯基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这个俄罗斯人经常去塞沃德街拜访他和弗丽达，在他们搬到恰斯汉姆后，他更成了他们的常客。12 月初，劳伦斯从恰斯汉姆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私人信给柯特连斯基，信中谈到了他对弗丽达的不友好态度：“你不应轻视她，在女性身上还有一种你所看不到的品质，因此你不能对它正确地进行估价。你不知道，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与男人性别不同的人。她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对此你还懂得太少。你所拥有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几天后，在柯特连斯基帮助他写的，有关托马斯·哈代的文章手稿的注解时，劳伦斯说，“弗丽达朝你挥着她的拳头呢”。不论柯特连斯基怎样看待劳伦斯对他的分析，看来，他不会接受弗丽达对他的任何看法。在一封12 月18 日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劳伦斯提到一则插曲，它是一出令人发笑的短剧，它是有关弗丽达和欧内斯特·威克列的：我们在中部访问我的友人，弗丽达则去探望她的丈夫。他的言行是一种十足的杂耍场式的表演。这是一次突然的访问。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常常欢喜模彷大人的样子，我们把一条废弃的炉前地毯放在手推车上，我妹妹坐在那里面“感到十分自在”。她总是扮作劳逊夫人，我是“马奇本克斯先生”，拄着拐杖去拜访，我妹妹和我一直认为这很可笑。所以，那时弗丽达灵机一动也向房东称她自己是“劳逊夫人”。“你”这位前夫说着倒退了几步——“我但愿永远不再见到你。”弗丽达：“是——我知道。”前夫：“你在这个城市里干什么？”弗丽达：“我来看看孩子们和你。”前夫：“你在这人人都认识你的地方露面，不觉得害羞吗？你不觉得最普通的妓女也要比你好吗？”弗丽达：“哦，不。”前夫：“你是要想使我无地自容吗，你这个女人？难道我连一块安静的地方也找不到吗？”弗丽达：“你知道，我得跟你谈谈孩子们的事。”前夫：“你看不到他们，——他们不想见你。”接着他们的谈话发展到了粗鲁漫骂——部分内容如下：前夫：“如果你一定要出走，为什么不跟一位绅士走呢？”弗丽达：“他是一个伟人。”又是一些粗鲁的谩骂。前夫：“你不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吗？”弗丽达：“哦，不。”“又是一阵谩骂，然后弗丽达离去了。她没再坚持要见她的孩子。前夫：“你可知道，如果你企图干涉这些孩子的话，我的律师可下令有关逮捕你。”弗丽达：“我不在乎。”如果说此事拖了三年还不算太痛苦的话，我倒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了。这位前夫是法国文学教授，一位莫泊桑的崇拜者，他曾在德国和巴黎生活过，他认为他是世界文化的姣姣者。但可怜的弗丽达却见不到她的孩子们。——我简直是一字不漏地把对话全部告诉了你。大约在这段时间，劳伦斯一直在阅读凯瑟琳·L.简纳写的《基督的象征》，这本书对劳伦斯写给高登·堪贝尔的一封长信影响很大。（全部内容收集在劳伦斯《书信集》中）。劳伦斯读完了莫里对堪贝尔小说的热情介绍之后，他为其主人翁自杀未遂的行为表示失望：如果你要写一本有关自我主义的巨著——我认为你可能会的，——看在上帝份上，请给我们写写自我主义的死亡，而不是那个罪人的死亡。俄国、德国、瑞典和意大利的文学中除了表现自我主义者自我毁灭的荣耀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但在阿孜巴什夫、德阿农齐奥、斯特林伯格流派以及德国的曼恩兄弟之后，自我主义者作为十字架上的一个神圣形象，饱含着眼泪、爱和崇敬，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倒胃口了。劳伦斯接着说“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题材的伟大著作就是《乔布之书》，乔布是一位伟大的、奇妙的自我主义者”。接着劳伦斯讨论各种各类宗教，指出了一些象征，表明他对耶稣复活的信奉，是他终身坚守的信仰。我现在理解你向往西方的那种热情，这是一种毁灭你自我的热情，是在你躯体的毁灭中，对你自己的意志的胜利的感知。但在伟大的时代里，一个伟大的人是向往东方的基督、穆罕穆德、印度等等所有的一切。我想你应当设法去掌握——不要因我的语调而生气——凯系特人的象征主义在它兴盛时期所创的完美的整体。我们都是这样一些愚蠢的自我主义者，我们看到的象征只是一种主观的表现，一种自我的表现。这些我们在处理那些旧的象征时显得苍白无力：就像叶芝一样。旧的象征的第一个字都试图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人类的整个精神历史，若不纵观全文，它们是难以被人读懂的。所以你们今天爱尔兰人的爱尔兰是处于一种包含着一部分伟大的幻觉象征的混乱之中，就像耶稣受难一样，是一种包含着一部分伟大的宗教幻觉象征的混乱状态。耶稣受难和基督仅仅是一些象征而已，这些象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真像我一样历尽了人生的苦难。如果以我为例，它们意味着我灵魂历程中的瞬间。但它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并能通过全部过程来确定它的存在。假如我不承认有圣父和天使的教会阶级组织，我就不承认基督，也不承认耶酥受难的事实。要理解它的全部涵义是很必要的。我终于掌握了中世纪教会试图解释的内容。对我来说，拉丁文形式的解释是极其自然的。而对你来说，应该用凯尔特式的解释。我认为凯尔特象征的全部内容和伟大的构思言辞是深奥而永远无法探测的。但它一定是和拉丁文的解释相符合的。但基督教现在在教导我们，在耶稣受难以后，经历了坟墓的黑暗之后，我们的肉体将重新站起，你，我，就象我们今天一样在肉体上复活了。像乔布一样感恩于这位圣父，分享他权力的荣耀。使用这些陈旧的术语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听起来似乎像伪善之言。但只要有人能掌握它，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真理，那么，这对他自己的历史，对伟大的幻象，对世界最伟大时期的伟大概念都将是真实的，这样就足够了，因为这样它被更新了。我认为一切宗教都有相同的内在联系，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凯尔特人的完整幻象，而把它与爱尔兰混为一谈。比阿特丽斯差不多已上了路子，但她不知道她在寻求什么。所以，她是过于人性化了，也就是说她把她所采用的象征体主观化了，因而将它们的本意改变了：把它们看作为她自己的自我之表露，而不是将它们当作传达那伟大整体的言辞。在这个整体中，她的自我仅仅是一种产物，正像圣子是圣父的产物一样。1914 年在加农家的圣诞节晚会上，莫里和凯瑟琳以委婉的语言宣布他们不久后将分道扬镳。晚餐无精打采地开始了，主人也十分消沉（吉尔伯特·加农几年后由于狂妄自大而一蹶不振）。他坐在客人们面前，一筹莫展，他和他们——那些波希米亚人、艺术家、演员和作家——都无法把一只烤乳猪分解开来，但有一种活动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参加，那就是在一些短剧中作即兴表演：他们立刻扮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