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11

爱德华·加纳特有关《保尔·莫里尔》的眉批，是他改写此故事的指南，劳伦斯感到这些评论是“一种力量和良知的特洛伊。”当劳伦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稿之后，他写信给他的顾问说：“我告诉你，此书获得了一种形式——形式：我——直在追求它，用我的汗水和心血——但是这种汗水和心血远远比不上劳伦斯为摆脱过去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对此书手稿的更深刻更生动的修改，与先前一稿相比，需要更深刻地反思过去。作家往往通过写作来摆脱过去，有时这种过程是有意识的，有时却不，其效果往往取决于涉及的感情之深度和强度。在宗教中，求得赦兔的忏悔需要一种对灵魂的痛苦的搜索；在精神分析中，想要根除精神疾病的病人必须在痛苦的回忆中摆脱那些作为诱人的受到刺激的经历；在文学中，这种过程大体上是一样的。弗丽达记得，当劳伦斯写到他母亲之死的时候，他竟病倒了，他的这种悲痛也使她十分不安。他告诉她说，如果他的母亲还活着的话，她是不会允许他去爱弗丽达的：“然而，我认为他挺过来了；只不过是，这种疯狂和强烈的爱已使那个孩子受到了伤害，他没有那么坚强去经受这样的压力。”然而：“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诞生两次：首先是其母亲孕育了他，然后他必须由他所热爱的那个女人再生。”不过，对于劳伦斯对往事的忧伤，她并不总是报以同情。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讽刺短文，题为：《保尔·莫里尔，或他母亲的小宝贝》，劳伦斯读后冷冷他说，“这种东西不能称作讽刺短文。”另一次，也许是在加格兰诺，或更早一些在阿依金或梅尔赫芬的时候，弗丽达在劳伦斯大学时代在他的作业本上写给他母亲的一首诗旁写下了一些言辞激烈的眉批：我恨这个——天啊！！！我恨这东西！是的，真是倒霉！这写的是什么诗！是的，你是自由的，可怜的魔鬼，在心灵的家园中你是自由自在的，你将感到孤独，这是自作自受，你自由地作了这种选择！现在走你自己的路去吧——痛苦，你选了一个可怜的老妇人的痛苦，你这个可怜的人，你把你的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上面了。我尝试过，我努力过，为了将你与我自己以及其他人联系起来，我简直是呕尽了心血，以前我觉得我是能够去爱的，但决不是你——现在我将离开你一些日子，我要看看让你独处一下，是否能帮助你认识的真正的我，我又将自己治愈自己，你不能帮助我，你是一个可怜的东西。我知道你的秘密和你的绝望，我曾看到过你的羞愧——我更加爱你了，这便是我所得到的报答。这时的劳伦斯到底了解多少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有关俄获浦斯情结的理论是很难确定的。弗丽达在1942 年告诉弗雷德里克J ·霍夫曼说，“在劳伦斯写完《儿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稿以前，他已经知道弗洛伊德了。我不知道，在我们于1912年相遇之前，他是否谈过或听说过弗洛伊德了。但我是弗洛伊德的热烈崇拜者；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劳伦斯的观点大致上是认为弗洛伊德对于性的看法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观点，弗洛伊德的‘性’和’利比多’过于局限和机械，而根源应该更深。”弗丽达至少是从以前提到过的那位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又从被其主子抛弃的奥托、格劳斯那里学到一些弗洛伊德理论的术语。霍夫曼教授在一次对所有证据的仔细检查中（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和文学意向》中）认为，尽管在那本后来成为《儿子和情人》一书的故事中，保尔和他母亲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成分，但劳伦斯和弗丽达之间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讨论和争论“很可能使他在小说中强调了母子关系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给那本最后出版的书一种引人注目的清晰”。然而，霍夫曼教授指出，劳伦斯直到后来才遇到了真正的弗洛伊德学者，大卫·伊德医生和巴巴拉，罗尔，他是1914 年在伦敦认识他们的，他俩并且成了他的朋友。他们开始向他介绍一些有关此学说的专业解释，而他在一开始就对一些重要方面持有异议，弗丽达的信和后来他自己的创作都表明了这一点。没有什么严肃的例证可以表明劳伦斯是“处于现代德国思想的主流之中”。在加格兰诺，尽管劳伦斯并不赞赏弗丽达那篇有关他年轻时候的讽刺短文，但他自己也开始尝试了一些喜剧小品。他曾对爱德华·加纳特说，他希望有些观众能像他欢喜契柯夫那样喜欢他——当然，此话并不意味着他的剧作有契柯夫的风格。劳伦斯早先曾有一二次想写一些这样的剧本，有一次，他甚至与导演B ·伊登、潘恩作过交谈；但在当时并无什么结果。然而，在1968 年春，劳伦斯的三个剧本在伦敦的皇家宫庭剧院上演了。《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以及一个劳伦斯的未完成的剧本（由他人完成）《儿媳妇》。评论和公众舆论给予这些剧作以很高的评价，将劳伦斯称作是一位戏剧家。这些剧本因为大量使用方言，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在美国上演，但在1974 年在一家美国电视台由美国演员上演了《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一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劳伦斯在加格兰诺写下的喜剧之一是《为巴巴拉而战》，此剧是他于1912年10月底的三天中写成的，是他在紧张的小说创作之余的轻松之作，此剧反映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在那年秋天所面临的处境。第一幕的场景是描写的是维拉·勒盖耶的厨房，那里有很大的石制的壁炉，和一只小炭炉——fornello——在另一端是碗橱，桌子，高靠背的软垫椅——挂着许多各种尺码的平底锅。此剧另外三幕的场景在“同一郊区住宅的餐厅———个相当宽敞的房子，有钢琴，写字台和一些旧家俱。在宽大的凸窗前，是一张很大的无靠背、无扶手的沙发长椅，窗外是一个临湖的公园。”至于剧中的角色，劳伦斯用了五个很容易被辨认的人物，将弗丽达和她的家人变成了英国人。詹姆斯·韦森，26 岁，和巴巴拉·特利斯德“一个约26 岁的金发女郎”私奔出走。他们在离开英格兰三个月以后，在那幢郊区住宅居住了近六个星期。巴巴拉的丈夫弗里德利克·特利斯德，称那位矿工的儿子韦森是“小丑”、“可恶的蛆虫”、“小跳蚤”，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称呼。第二幕中查尔柯特勋爵夫人，巴巴拉的母亲对韦森的斥责与冯·里奇索芬男爵夫人在阿依金对劳伦斯的斥责很相似：“她是一个出身名门和受过教育的绅土的女儿。别指望让她为你送靴子和铺床！”劳伦斯将里奇索芬男爵变成了一个古板的英国绅士；他是剧中与现实人物最不相象的角色，他对韦森说：“我如果年轻一些的话，我就要揍你一顿，先生。”那位怒气冲冲的丈夫出场了，他和巴巴拉一同出场的那场戏也许披露了弗丽达第一次婚姻的真实情况；那些了解故“事背景的人说，剧中的一些事件是真的发生过的。E ·w ·小泰德洛克的《弗丽达，劳伦斯：回忆与通信》中有着有关他们蜜月插曲的两篇不同的记载，为弗丽达所写，其中一段插曲发生在柯摩湖，另一段发生在罗森尼。在这两段插曲中，这位新娘描述她自己爬到了一只碗橱的顶上。在一篇文章中记述道；过了两个小时，在她对那个相当理智和拘谨的英国人献出了童贞之后，她站在阳台上回忆那段可怕的经历，在她生活后期的一封信中，弗丽达写道：“当我们刚刚结婚时，我从那狭窄的楼梯上跌滑下来，他从他的书房里走出来说：‘天哪，我娶了一个地震！’”在《为巴巴拉而战》，巴巴拉告诉弗里德利克——“一个形容消瘦、英俊的四十来岁的男子，褐色胡须，深褐色的眼睛，两鬓已开始微白”——说他不能使她感到“温暖”，“我本来认为我们的婚姻会是一桩乐事——我想我和这个男子会有快乐的戏娱。你还记得在罗森尼时我爬到碗橱顶上的时候吗？我以为你会来找我的，并会笑着将我抱下来。但没有，你吓坏了。你甚至不敢进入房间。你站在门口怕得要死，于是我爬了下来。这便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我必须向你让步。我穿着贴身背心坐在那里，你害怕极了。我必须爬下来。我对你说，对于我这是一次让步”。头脑呆板的弗里德利克问她是否因为当时他没有把她从碗橱上抱下来，她才要离开他；她最终告诉他，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尽管她觉得她“应该”爱他。她答应努力再成为他的妻子，但后来还是食言了。此剧结尾时，她对韦森说：“疯狂地爱我吧！”除了一些传记性的情况，这部小喜剧在今天价值极微：劳伦斯所说的“大部分情况是完全真实的”，只是那位年老的冯·里奇索芬和欧内斯特·威克利并没有去加格兰诺。劳伦斯将此剧寄给爱德华·加纳特时，他在信中叙述了一些他在小说完成时的日常情况。他通常在8 点前起床准备早餐，弗丽达坐在床上要和他谈到午餐时分，作为“一个靠灵感写作的人”，他感到内疚，但到后来他才得到了惩罚。他没有感到他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生活得如此艰苦，弗和我。我已经写了《保尔·莫里尔》一书的四百页，还有这个剧本”。露易·伯洛斯曾给劳伦斯寄去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他在11 月19 日收到了此信，然后又说：我想说当我觉得我对于你是这样一个废物时，我感到十分难过。你一直待我很好——而我呢——唉，我只知道到后来我们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但过错全在我的一方。我对你怀着敬意和感激，因为你待我很好——就此而论，我能告诉你，我觉得我自己并无欢乐可言。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明这一点。我在这里和一位我所爱的夫人一起生活，如果可能的话，在我回英国后，我将同她结婚，我们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至今己将近6 个月了，我希望我们能白头偕老。写这些话时，我觉得自己已是一个牲畜。但我这么做，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对你才是公平的。我从未欺骗过你，无论什么事情——抑或我欺骗过你？也许我真的那样做过。——我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如果我继续往下写的话，我会更加困惑不堪的，不要说有关我的任何事情，或将这个告诉别人，好吗？我将能在春天结婚，并将这一切公诸于众，我希望如此——如果她的离婚能办好的话。我身体从未这样好过——虽然阮囊羞涩——但相当健康。但是如果我继续写下去的话，我觉得我只能给你更多的委曲，现在搁笔还比较容易——也许更明智。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去恨我。我诅咒我自己在这上面签上名字。从现存的信件中看，劳伦斯至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好像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完了能说的一切，他改用他自己的那种特殊的术语来书写。在告诉她此时（此信的邮戳日期是11 月25 日）她可能已收到了“monautrebillet”（ 法语：我的另一封信— — 译注） 之后， 他又说， “ Oui ， I ′Italieestforte-jern′ importebien ? ?IIfaitunmerveilleusementbeaurempiu”（法语：是的，意大利是十分美丽——很好，……我在这里过得相当愉快——译注）在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一封信中，劳伦斯提到，如果那部小说用《儿子和情人》这一书名的话，也许更好一些，他觉得这一书名要“好多了——要好上几万倍”。在10 月30 日，他估计他将在两周内完成最后的几百页。正如所估计的一样，他在11 月13 日寄出了全书的原稿。除了加纳特后来对此书的删节——这对劳伦斯是痛苦的——这部小说至此终于完成了。这是一本与《白孔雀》大不相同的书，后者也曾经过大幅度的修改。与《侵入者》也不一样，此书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匆匆凑成的。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白孔雀》是通过对过去的理想来逃避过去，《侵入者》则是一次文学修辞上的跋涉，而《儿子和情人》是对过去的部分征服，因为劳伦斯在书中正视了过去并与之进行了抗争。他觉得此书不仅仅是一篇故事，他对加纳特说那是“一部大悲剧……是英格兰成千上万年轻人的悲剧……那个古老的儿子情人的名字叫俄获浦斯，新的这样的情人不计其数。”因为《儿子和情人》的写作对劳伦斯来说是一次心灵的治疗，所以他希望通过阅读此书，也能给他的同一代人一次这样的治疗。与劳伦斯的早期作品相比，《儿子和情人》在各方面都要深刻，当他完成此书时，他也结束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第一阶段。当我们讨论英国文学的时候，我们认为，如果《儿子和情人》是19 世纪最后的一部巨著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虹》看作为20 世纪的第一部巨著。在“小说创作的间歇中”，劳伦斯和弗丽达发现他们自己已成了乡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湖里游泳，他们向当地的女中学教师学意大利语课文。劳伦斯开始觉得与意大利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感情，他看到这些农民像一些自豪而正直的“国王”，他们对工业化了的北方的焦虑和烦恼一无所知，对他现在认为是“肮脏”的“丑陋”的英格兰也一无所知。这些农民很穷，也许没有“多少思想，但他们看上去很健康，他们的生命力旺盛。”在这里，这个后期的劳伦斯开始发表他的心声。他曾着手写一部有关罗伯特·彭斯的小说，以英国中西部为背景。这部未完成的手稿被爱德华·耐尔斯发现，他写信对本书作者说：“我看不出此书与彭斯有什么联系……它倒是与《阿伦的杆杖》的开始颇为相似。此书只有二、三个场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姑娘在森林里捡柴禾时的邂逅相遇；另一次见面是这位男子去那位姑娘门口与她闲聊；第三个场景是在一家酒店。由于手稿太少，很难看出劳伦斯这一故事发展的趋向。女主人公的名字在手稿中由玛丽·彭斯改成了玛丽·伦肖”。耐尔斯在他的《D ·H ·劳伦斯：综合传记》的第一卷中发表了这一手稿。劳伦斯在给麦克列沃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在1912 年年底的情形：《汤姆·琼斯》早于其他书籍，在星期天到了。不要再给我寄其他的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除了加纳特的《阿克的琼》，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书可寄你了。此书多少还有点意思，请不要轻视它。我正在为我的新小说冥思苦想，自从我又感到了强烈的冲动之后，我自己觉得已经上了路子。此书是关于罗伯特·彭斯的生平的——但我将使他住得离家近一些，作为一个德比郡人，我将虚构故事的背景。我觉得我几乎能像写自传一样去写他。告诉曼森小姐，《生活》一书我已收到，并向她转达我的谢意。我正在等她的信，然后，我将给她回信，如果你有雅兴的话，请在假日去图书馆看看有什么关于彭斯的趣闻。我手头只有劳克哈特的《生活》。我想知道更多一些有关高地玛丽的轶闻。你觉得这有趣吗？最近，我没写什么短篇或其他什么东西。与弗丽达在一起的紧张生活将一些小事情都挤出了我的生活。也许最终离婚能办成。如果那样的话，你下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将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了。现在我是一个处于种种不利情况中的人。哈洛德·赫卜森在这里——这令人高兴。但我宁可你在这里。我现在极需要一个我自己的朋友。我画了四幅画，——哈洛德将它们带回英国给你，你可以选几幅。但是如果你能搞到一幅《田园诗》的复制品，我也想要一幅。谢谢你寄来的叶芝的诗。你为何不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现在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好像他忍受不了被触摸。但弗丽达却很喜欢他。我又将开始工作了。一个人有两个创作旺季——9 月至12 月初——1 月至3月或4 月。其它是一些收获极微的月份，我觉得我自己怒气过盛，不能写诗——是因为与韦克利之间的紧张关系，若要写诗的话，一个人必须让自己完全投入于他的生命之流之中，倾注全部的心血——但我不敢这样做。人的思维状态很像一个生意人的思维状态，他站稳脚跟，双眼圆睁，这与艺术家的思维状态不同，他们常常放纵和解脱。但我现在不敢放松自己。这种紧张状态使我的大脑感到疲倦。赫卜森在那里的逗留，对两个情人带来了“许多欢乐”，劳伦斯告诉大卫·加纳特说，那位年轻客人的来访使他们感到轻松愉快：这是弗丽达离开她的孩子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在圣诞日，劳伦斯写信给霍普金太太，除了些其他的事情，他还说，“即使天空像一只碟子一样掉下来碎了，我和弗丽达之间关系也不会破裂”。弗丽达在信上附言道：“我可怜的丈夫——我不敢去想他！”尽管劳伦斯告诉麦克利沃说他“无法”写诗，他还是偶而给《瞧！》诗集增加一些篇幅。不久，他也重新开始了小说的写作。虽然他想在小说创作的间隙休息一段时间，他还是开始着手创作那部暂名为《霍夫顿小姐的叛逆》的作品。此书他在战后完稿，定名为《迷失的少女》。他放弃了彭斯的写作计划。除了他在加格兰诺的写作活动之外，劳伦斯还继续绘画，他在12 月17日写给麦克列沃的信中提到的那幅《田园诗》，是莫利斯·格雷芬海根所作的一幅情人画，画的是一个牧童和一个牧女在树林里拥抱。这是一幅劳伦斯最喜爱的画；在他母亲临终的那个晚上他已经开始临摹此画，后来他曾将这摹画送给过露易·伯洛斯和埃达。在加格兰诺他又想重操旧业。在那里的7 个月中，劳伦斯靠麦克列沃和加纳特父子给他寄去一些书刊，在他的信中他经常提到这些书，并引用书中的一些内容——例如他曾提到过叶芝的作品。在离开利伐去加格兰诺的前一天，劳伦斯要求麦克列沃“寄点什么给我读读，我已经5 个月没有读到一本英语书刊了，除了《在西方人的目光下》，此书又很乏味。”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他不能“原谅康拉德，因为他如此悲伤，委屈退让。”他还说他恨斯金伯格，因为此人看上去”很不自然，很做作，有些粗鄙——有些呆板，像易卜生，有些令人作呕，”这些表明了在文学评论方面，劳伦斯有时还有局限。12 月2 日，劳伦斯告诉麦克列沃：“我读了《制革匠小巷的革命》，我发现我自己特别喜欢路特福德。我以前觉得他索然无味，但我现在发现他是那样正直、勇敢和坚强。”他对所读的当代文学称赞很少，他对他的中西部同乡阿诺德·班内特的批评尤为激烈，他曾在10 月份读过此人的一部小说：“我讨厌班内特的屈从让步”，他对麦克列沃说。“悲剧就应该真的与苦难抗衡。但《五城的安娜》看起来像是一种逆来顺受——自福楼拜以后的现代作品都是如此。我讨厌这个。我想尽快地冲洗自己，把英格兰的痕迹冲洗掉，把那种陈旧，肮脏和痛苦冲洗掉。”另外一篇较为令人满意的批评是一篇1928年写的关于约翰·高斯华兹的作品局限性的论文，后来印载在《菲尼克斯》（Phoenix ）一卷中。1 月，劳伦斯写信给麦克列沃说他见到了恩利柯·帕瑟伐利和他的流动农民剧团上演易卜生和德阿能齐奥的剧本，还上演《哈姆雷特》，帕瑟伐利是个胖胖的、卡鲁索式的意大利人，他的《哈姆雷特》险些使劳伦斯忍俊不住掉出8 号包厢：“作为一个唯一的英国人，在这里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他们是特意为我演出的。”汉姆雷特被称呼为Signore （先生），听上去十分有趣，这个口里嘟味着“Essere－Ononessere”的汉姆雷特在台上鬼鬼崇崇地窜来窜去，好像他在àIoCripen”谋杀了某位夫人，“是他父亲的鬼魂在追赶他似的”——然而，劳伦斯将这一切，加上其他的趣事，都写进了他的《意大利的晨曦》。此书中的章节原是作为杂志上的小品文出现的——《纺工和僧侣》，《柠檬树花园》，《剧院》——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们都是他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这些文章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他对工业化文明的第一次抨击。这一主题显而易见，但在后来的文章中却表现比较轻微；在1915 年重写这些文章在1916 年出版的时候，劳伦斯强化了这一主题。在重写中他还改进了文章的结构。下面一例就是他为《英文周刊》所写的有关他去教堂的描写：我只到教堂去过一次。那里非常阴暗，有一股强烈的、缭绕了几世纪的焚薰之香味。这使我联想起了一些庞然大物的巢穴，我的神志突然醒悟过来。我期待着什么东西，我需要什么东西，我的肉体也苏醒了。我匆匆走到外面，走入外面奇妙的阳光之中。要我再进入教堂，得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是那铺饰过的门槛却像宝石一样清晰。在《意大利的晨曦》中那一篇的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我走进教堂，那里非常阴暗，包孕着儿个世纪以来余留下来的香气。这使我联想到了庞然巨兽的巢穴。我的神志被唤醒了，它们在闷热、芬芳的黑暗中跳跃。我的皮肤像是有所期待，像是在期待某种接触，某种拥抱，似乎它意识到了与物质世界的那种接触，与周围沉重的、充满暗示的物体之内体接触。那是一种感觉上的、闷热的、令人难受的黑暗。然而，我的灵魂在收缩。我又走到外面。经过铺饰的门槛像宝石一样清晰，那美妙明眉的阳光在高空变得蔚蓝，好像注入了我的身心。劳伦斯显然是在完成了《虹》之后重写此文的，然而文章中的大部分字句并没显示出他在写作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娴熟的风格。而且经过修改后的文章中用了拉丁化的单词如impregnated （包孕）和affected（引起联想），这影响了文章的简洁性，被动语态的加入破坏了行文的直接性，还有重复——这是劳伦斯经常熟练应用的手法——也显得极不自然。但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第二稿还是优于第一稿，后者在承转上显得十分唐突。与第二稿相比，第一稿只是泛泛之作，第二稿中增加的词句给描述以一种肉体的直觉，将读者置身于教堂之中，这是第一稿所没有的效果。即使是那个从拉丁语派生来的单词expectant （期待的）——在那儿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词——因在“我的皮肤在有所期待”一句中也显得十分有效；还有“那闷热的、充满芬芳的黑暗”一下子把读者的感觉神经带进了教堂；充满芬芳一词用得恰到好处。（对于这段文章，阿娜依斯·宁在她的著作《D ·H ·劳伦斯》1930 年，1964 年重印）中作过很有见地的评论。劳伦斯在写作中想要捕捉的形象或象征物之一就是黑暗，与他的另一个象征物“元气”（thebloo ）一样，这成了他一个重要的形象。劳伦斯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然而，与许多真正的哲学家一样，他也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平衡，或在中间地带有所发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后来用了极性（pelarity）这个术语。因为他认为在这个过于理智化了的世界上过于强调肉体和直觉，劳伦斯常常被人误解。在《意大利的晨曦》的《剧院》一文中，他不仅描写了帕瑟伐利的演技——在他写给麦克利沃的长信中——而且还谈到汉姆雷特代表了“一种肉体的退化”：从劳伦斯的哲学观点去看，他是过于理智化了。劳伦斯“总是对汉姆雷特抱有反感：不管他是由福勃斯——罗伯特或其他什么人扮演的，在舞台上他看上去总是个卑躬屈膝，粗俗不洁的家伙，这个根据自画像和蜕变出来的鬼魂合成人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表现“那种来自肉体的精神上的剧烈反应”方面，帕瑟伐利是最为合适的演员，因为，他是“那种现代意大利人，怀疑、孤独、自悲，在一种肉体的堕落中挣扎。”当阿姆勒托的演出结束时，劳伦斯感到很高兴，“但我喜欢这剧院，我喜欢朝下观望那些农民们，他们是那样的全神贯注”。《纺工和僧侣》，《拧檬树花园》和《剧院》三篇文章继《十字架》一文之后，组成了《意大利的晨曦》的第二、三、四章，它们讲的都是有关在加格兰诺的事情。在此书另外的六章中，最后两篇记叙了劳伦斯后来步行游历瑞十的经历；在这前面的四篇则描述了他们在森·高登齐奥的生活情景，这是在加格兰诺北部，位于陡峭山崖上的一个农庄，劳伦斯和弗丽达于1913年3 月下旬在这里逗留了两个星期。他们是在康斯坦斯和爱德华·加纳特的一位朋友安东尼夫人到达加格兰诺一个月之后动身去那里的。在劳伦斯的信中，这位安东尼夫人是位相当神秘的人物；除了对劳伦斯和弗丽达之外，她尽量不使自己引人注意，因为她是在惊恐地躲避她的丈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瑞典画家。他跟她去了英国，从那里，加纳特夫妇将她转移到了意大利。安东尼夫人实际上就是安东尼娅·赛利亚克斯，即大卫·加纳特在他的自传《金色的回音》（1954）的第一章里饶有兴趣地描写成安东纽斯夫人的那一位。她是一位艺术家，画了一系列有关加格兰诺和森·高登齐奥的水彩画，这些画引起了一位专家缪尔赫德·保恩的注意，他对这些画的清新、简洁以及“非旅游者的目光”等特点予以好评，这些画“一笔一笔地勾描出真正的意大利，而我们的一些画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些特点。”保恩是在托尼萨莉亚克斯的《在意大利农民中间》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的，此书于1919 年在伦敦出版。此书用散文和画的表现技巧描写了在高登齐奥的生活情况，书中作者将此地称作圣·劳伦佐是托尼·萨莉亚克斯最早偶然地将劳伦佐这个绰号告诉了劳伦斯。《在意大利农民中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有关劳伦斯和弗丽达离开之后，托尼·萨莉亚克斯的小女儿去了那山边胜地后的情况。不管怎样，此书是《意大利的晨曦》的有趣指南，因为此书提供了劳伦斯在圣·高登齐奥四章中对人们的不同描写。在那里的是卡普利斯家族：他们在《意大利的晨曦》中以费奥利斯的名字出现，在托尼·萨莉亚克斯的书中则被称为卡斯特利斯。萨莉亚克斯的那部书对这些人物和地方的描述要比《意大利的晨曦》中所记叙的详细得多，但是，《在意大利农民中间》的文笔与劳伦斯的对那些山民和他们的“非法”酒店，他们的花园和葡萄园，他们的舞蹈以及他们对美国的渴望的精彩描写是无法相比的。就在劳伦斯动身去圣·高登齐奥之前，他和吉西终于中断了联系。他曾给她寄去《儿子和情人》的校样，曾给她去过一封信，她也回了信，他们的关系结束了——尽管吉西在劳伦斯去世后几年给海伦·考克的一封信中说：“从本质上讲，尽管他有一种深刻的感情，我对他的感情并无改变。他们所说的爱情之不可破灭，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中是非常正确的。”自劳伦斯与吉西在1912年春天最后一次会面之后，他曾给她写过几次信。到德国后不久，他在特里尔给她寄去了一张明片，明片上有一幅天主教堂的照片，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可能是发自沃德布劳尔，信中他说起他还在继续《保尔·莫里尔》的写作；吉西得继续原谅他。她却感到她是否原谅他是无关紧要的。她认为，他必须对自己有所发现，“对此，只有无情的客观规律才能告诉他”。她自己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差一点垮了下来。几星期之后，劳伦斯给钱伯斯家寄去了一封描述他旅行的信，其中夹有一张给吉西的便条“pourvousseulement ”（法语：仅写给你的——译注。）他兴奋地写到了“他所建立的新的归属”，告诉她要对这些情况严格保密，他对她说“只有埃达”知道这些情况。尽管此后不久，他将这些告诉了霍普金夫人以及她的朋友戴克斯夫人。他对霍普金夫人说，他已经“告诉吉西给他留个机会去摆脱我对她的影响。”关于弗丽达的消息使吉西感到震动，尽管还没有使她大惊失色。现在她觉得她可以解除她一直对劳伦斯所承受的那种责任感了。她在信中告诉了他这一点。然而，她也意识到，她与劳伦斯关系的中止，意味着她的那个“更伟大的自我”的毁灭。尽管她是自由了，但前面的生活看上去是那样的凄惨和险恶。海伦。考克指出，这时候的吉西试图要调节她自己，却缺少劳伦斯当时的那种优越性，她“没有人物、地理或环境的变化去帮助她完成这个过程”。不管怎样，海伦和吉西在早些时候曾想去欧洲大陆度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选择了莱因兰这个地方。两个女人都接到了盖有那里邮戳的信，虽然吉西告诉海伦说劳伦斯去了德国，但她没有提到弗丽达。那是一个令人寒颤的假日；吉西十分沮丧，她的谈话中尽是讽刺挖苦，她失去了她原来的仪态，她侧乎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忧心忡忡地”走着。在德国，8 月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建筑上和迷人的花园里，但吉西好像对韦斯拜登、缅因兹和黑格尔伯格的动人景色视而不见，大部分的时间里，她离开海伦·考克，独自一人坐着读《卡拉玛佐夫兄弟》，从书中她看到了“我生活中的灾难”，但当她读完书时，她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振奋，因为那书“将我与生活的灾难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关于吉西的那封说她已感到自由的信，劳伦斯没有作答复，但在1913年的春天，他让达克华斯书社给她寄去了一本《爱情诗》。她对诗中的大部分作品是熟悉的，但很高兴看到这些诗作被装印成册，她问她的姆姆要了劳伦斯的地址，给他去信致谢。他在1913 年3 月从加格兰诺给她回了信，使人惊异的是信中有许多亲呢之言，他还在信中极其荒谬地建议吉西去欧洲大陆与他和弗丽达一起旅居：“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并不尽是玫瑰。我在这里与弗丽达之间也有起伏曲折。但我们确实打算在离婚办妥之后就结婚。我们将悄悄地在什么地方定居下来，也许在伯克郡。弗丽达和我无休无止地谈论着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和我们呆一段时间。”吉西实在是“啼笑皆非”，此信的语调中那种做作的轻松和想要引起她同情心的意图大大地刺伤了她。她觉得此信是。“笨拙”的，而且还“自命不凡”，使她觉得“沉闷难受”。这时候，吉西的姐姐正好去看望她，在诅丧之中，吉西第一次给梅伊看了一封劳伦斯的信。梅伊勃然大怒——“他怎么敢给你写这样一封信！——于是，在她的建议之下吉西写了回信。她觉得这样做是一桩“残酷的事情”，但她也感到这是他们最后终结关系的时候了。不管怎样，她没有伤害劳伦斯，这一点在劳伦斯后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可以看出。确实，在这封信中，劳伦斯用模仿狄更斯式的签名（“你的痛苦的兄弟，D ·H ·戈密治”），对他妹妹说了一些许多年来吉西一直不知道的事情：他认为通过回信她采取一种很好的行动：我们将在星期天离开这里——去圣·高登齐奥——那是离湖区约二英里远处的一个农庄……《儿子和情人》一书我收到了50 镑的汇款。我给你寄去5 镑，作为你对我作出的种种帮助和保障的回报。在你读过了这些校样之后，你将看到我为什么要将稿子寄给吉西。弗丽达将给你写的情况可能不是属实的。我有8 个月没有听到吉西的消息了——也未给她姐姐去过信。我曾让出版商给她寄去过一本诗集。她答谢了我，我给她寄去过一份校样和一张便条。那张便条又转寄了回来。可能是我说错了。但假若吉西是故意这样做的——那么再好不过了。所以，劳伦斯认识到他与吉西之间的关系终于要结束了。弗丽达在给本书作者的两封信中对此都作了评论。在其中一封信中（1950 年5 月27 日），她说：“劳跟我谈了数小时关于吉西·钱伯斯的情况。从劳的家庭方面去看，他欠她很多，但他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并不起作用，她是一位女才子，他对她的温存要比她给他的多——她好像过于想用那种谦卑又专横的方式去驾驭他，——她很希望他成为一个温顺的英国小诗人。”（弗丽达在english 英国的）字首用了小写的e ，这里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用法。关于劳伦斯与吉西的关系在加格兰诺的最后破裂，以及关于吉西与劳伦斯母亲之间的竞争，弗丽达这样写道（1951 年1 月30 日）：劳感到很不快，因为伤害了她的感情。她是那种“神圣的爱人”，你知道关于神圣和世俗之间古已有之的区别。她想用坚持她的“纯洁”的做法来维护她的地位，但又露出了破绽——总的说来，从人格上看，她并不是一个像他母亲那样的人，所以，好马终竞能取胜——她最终使我感到讨厌。劳和她在那本书的写作方面有些联系，但当她读过此书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信来——在写她的过程中，他必须客观地找出他们关系中不妥之处，当然其中有许多好的地方——但是，什么是她的不足之处，她如何去承认或甚至认识它……? 在他的写作中，劳伦斯必须得有一个女人作为他的验证或鉴别。在他去圣·高登齐奥几天后写给埃达的一封信中，劳伦斯提起过他在那里继续他的小说创作。他说这部小说的写作比他寄给她校样的那部（《儿子和情人》）“要愉快得多”。此书显然是《姐妹们》后来演变成《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两书。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大卫。加纳特说他正致力写作的那部小说（可能是《霍夫顿小姐的叛逆》）已变得“不合适了”。他说他已将它搁置一旁，并开始写一部混饭吃的作品，他当时想的是《姐妹们》这书。然而，他又对加纳特说，此书正在发展成为一部“认真的，痛苦的作品”。劳伦斯在4 月5 日以圣·高登齐奥写给埃达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可能提早返回英格兰，信中还有弗丽达的一段重要的附言：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高高的山腰间的一个农庄。农庄的周围有一条一英里宽的场园以及葡萄和橄榄园。我在一个被废弃的柠檬树花园里，那里的阳光是那么温暖。周围没有什么风信子。山里边尽是这种植物——还有紫罗兰。在灰色的橄榄树中，粉红色的桃花盛开，鲜红的樱桃花和洁白的梨花怒放了。我们很喜欢农庄上的人们，如此热情的人们——晚上，我们在厨房里做游戏。星期天，那里有一个四人乐队——大提琴、曼陀铃和两架吉他在房子的角落里演奏着十分动人的意大利乐曲，我们则随着音乐跳舞。山中的农民们也来了。其中有一个是拖着一条假腿的、漂亮而疯狂的家伙。他如痴如醉地与弗丽达和安东尼夫人跳舞，她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也住在这里，她的舞跳得很好——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相当不错。弗丽达接到你上次的信很高兴。她用此信作为攻击我的证据，以证明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可我说你从来没有真的那样认为。弗丽达的手笔：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你来信的时候，劳伦斯正把我搞得十分苦恼，以至于我开始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多余之物，不配为人——他的烦恼全是由我所致，所以你的来信就像是来自全能者的帮助。我认为劳看上去很健康，然而，我们的生活当然是艰苦的。但我现在希望，因我的孩子们以及疾病等原因所造成的最困难的时期将要过去。不过，他确实是很好的，对他来说能对我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如能见到你我将十分高兴。我们将十分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我们结婚。婚后我们可能仍这样生活。（他说我给你写得太多了，他已经在妒忌你了！！）我总对他说，他要像你一样可爱就好了——所以我希望不久能见到你。（六）欢乐的新朋友劳伦斯和弗丽达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维罗纳城呆了好几天，4 月14 日，他们乘夜车经布伦纳去慕尼黑。劳伦斯在几天以后给埃达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们客居在厄斯金豪森。杰夫家的情况，信中也提到了她临近的婚事：首先，这个村庄是厄斯金豪森，所以你可以在它下面划上一道，然后是门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