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10

二便士的紫罗兰会使她怎样的喜出望外。”当然，这也可能是劳伦斯告诉她的。劳伦斯从一开始就对加纳特透露了真情；他告诉他，弗丽达是“妙不可言”的，她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女子——你无论如何得见见她……那个著名的，古老的里奇索芬家族的女儿——她实在是好极了，……下星期你一定要见见她。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来西阿纳，如果你邀请我们的话。哦，她是一个不枉一世的女人。”劳伦斯在4 月那兴奋的几星期里，从信件的地址落款处可以表明他的急切不安；这些信件先由莱瑟斯特发出，然后从伊斯渥，再从莱瑟斯特，然后又从伊斯渥，并提到了去伦敦的访问。他发现了他的终生女伴，但他没有钱——他当时能聚集起来的只有11 个英镑——而弗丽达呢，虽然在家中已经感到厌倦透了，但至少还有三个孩子和她在一起。劳伦斯尽管刚刚病愈，孱弱娇纤，但他仍有一种值得依赖的个性力量；用惠特曼的话说，他是那种一露面就使人信服的人。弗丽达将她的儿子蒙塔古留给了他的父亲，把两个小女孩，巴巴拉和艾尔莎带到她们在汉帕斯德的威尔·沃克的祖父母家去了，在汉帕斯德·希斯车站外面，她向两个孩子告别时，她“感到一片空白和渺茫。”劳伦斯和弗丽达在5 月3 日星期五离开了查林·克劳斯，越过海峡往奥斯登而去。弗丽达记得，当时海看上去是灰色的，阴暗的天，他们俩人”坐在栏索上，满怀着希望和痛苦。”（四）新的天地在曼兹，冯·里奇索芬家正处于50 大庆的忙乱之中，家里挤满了各种年龄的亲戚，花园里，乐队在演奏。弗丽达和劳伦斯悄悄地住进了一家小旅馆，虽然弗丽达的母亲想她住在家里。纽奇也住在那家旅馆里。父母亲在庆祝的忙碌中察觉到了弗丽达和她的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诺丁汉打来了讨厌的电报。弗丽达悄悄地对她的姐姐艾尔丝说，“我带来了一个男人。”她对她父母说，她想离开她的丈夫，但没有提起劳伦斯。这使她的父亲感到震惊，他说他一直认为她是理智的：“我见得多了，”他对她说，但弗丽达觉得他从不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而她却知道。劳伦斯是第一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尽管他和弗丽达可以有一个星期在一起，住在多伊舍·霍夫旅馆他仍感到孤独和痛苦，因为弗丽达在大部分时间中必须呆在家里，她和劳伦斯的会面是偷偷摸摸的。弗丽达的姐妹都喜欢他，虽然他穿戴着英国式的雨衣和布帽，一看就知道是个外阜人？但她们对她说，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男子汉。一个冯·里奇索芬家的老朋友，也是一个古老的世袭女男爵，来曼兹参加庆祝，她也住在多伊舍·霍夫，并与弗丽达和纽奇同桌用早餐。这位女男爵是近视眼，没有看到劳伦斯：姐妹们觉得十分有趣，便不住地嗤笑，而劳伦斯与她们坐在一起则感到十分窘迫和不自在。劳伦斯在一个人散步时，很喜欢观望莫塞尔的峡谷及那里的葡萄园。他诅咒曼兹，那里到处是德国士兵；在附近的城镇和村庄所遇见的人中，他对法国人比德国人更有好感。在多伊舍·霍夫他有时想试着写作，修改《保尔·莫里尔》，但他告诉弗丽达说，他无法进行“工作”。在5 月7 日星期二，他写给弗丽达的信中说，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境况了：“两个小时来我没有动弹一下——只是坐着静思。”他给威克列写下了一封信。他告诉弗丽达并不一定要将此信寄出；但她必须对她的丈夫说清楚一切情况。劳伦斯不再“需要任何不诚实，任何谎言。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不再有逃避、谎言、惧怕。那样会使我窒息……我爱你。让我们正视一切，去做一切，承受一切吧。只是，我不能忍受这种躲藏在黑暗中的生活了。”然后，真相终于大白了：天，弗丽达带劳伦斯去看沃班的一处工事，在那里的一个德国警察听到他们在讲英语，便把劳伦斯拘留起来，指控他是英国间谍。弗丽达不得不请她父亲去营救她的情夫。之后，劳伦斯离开了那里，去了50英里以外的特里尔。不管怎样，在这之前，弗丽达还是带他到她父母家喝茶；这是劳伦斯唯一的一次见到这位他后来描写为“怒气冲冲的小男爵”的人。弗丽达用使人伤心的，简洁的笔触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和事后的情况：“他们都目光炯炯地看着对方——我的父亲，这个纯粹的贵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那天晚上我梦见他们打了一架，劳伦斯打败了我的父亲。”独自在特里尔的时候，劳伦斯也常做梦；其中一次，他和欧内斯特·威克列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威克列最后安静了下来，希望得到安慰。如果说劳伦斯诅咒曼兹的话，他对特里尔却是喜欢的，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军营，这里是一个牧师多于士兵的城市。他在信中给弗丽达写到那里的树木和苹果花。弗丽达在5 月11 日到12 日的周末去特里尔呆了几天，他们商定过几天在慕尼黑会面，她要去那里看望她的姐姐艾尔丝。欧内斯特·威克列是5 月10 日收到劳伦斯给他的信的。后来，艾弥尔·德拉芬内发现在两份伦敦报纸上登载有这封信，当时是1913 年的10 月，是威克列离婚过程的第一阶段：威克列夫人会告诉你一切的，你不会一个人受折磨。我们是三个人，当然我并不是要拿我的痛苦与你们的去相比。处于这种地位实在是非常难受的。我在这里像是一个遥远的朋友，你可以想象这其中有千百次的谎言。威克列夫人不喜欢这样，但又无奈。我爱你的妻子，她也爱我，我并不轻浮草率。威克列夫人害怕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所以，她必须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生活。女人们从本质上讲是巨人；她们会冲破一切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意愿……请不要责备我鲁莽地与你写信；在此刻我们都只是男人。不管你怎么想我，情况都不会改变。当我试图设想那最好的结局时，几乎要心花怒放了。不管怎样，我们对自己必须公平。威克列夫人必须生活得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她的本来意愿。对于我这便意味着未来。我觉得如果我要努力生活的话，那全是为了她，我们不能都有所谅解吗？与此同时，劳伦斯还去了波恩东部的克伦科的莱茵普林芬兹村看望他的亲戚。在到那里的85 英里的路程中，劳伦斯必须四次换乘火车；在两张保存下来的，他在路上写给弗丽达的明信片中，他说他正在感伤的旅程中。另一张明信片是寄自亨奈夫，他说他像一个伤心的乡村情郎一样坐在一条优美的，流水淙淙的小河边，等待着暮色降临，等待着我乘坐的最后一班火车的到来……几天来，我这是第一次知道我只爱你，我的超然独立也没有了，我只爱你。其它一切都微不足道。与你在一起生活将是无比的丰富充实。现在我知道了。”这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后一年中，劳伦斯在《爱情诗》中发表了那首《倍·亨奈夫》，后来又未加修改地收入了1928 年的《诗集》：“小河在暮色中铮铮淙淙，/ 天空是疑惑惨淡的愁容，/这几乎是狂喜……”在进一步描述了他的心境之后，诗这样结尾：你是呼唤，我是回声，你是希望，我是满足，你是长夜，我是白昼。还要什么？这已够完美。这已是完美无缺，你和我，除此还需什么——？奇怪，尽管这样我们还如此受苦！16 年以后劳伦斯说，这首诗对他来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新的开端。在《诗集》的手记中他写道，《倍·亨奈夫》一诗是他的《瞧！我们过来了》中一组诗作之首（在诗作中他是这样编排的）；而其它一些早期的诗作则“属于英国和死亡的经历”。所以，在莱因兰这里，经过与弗丽达在英国，曼兹和特里尔三个阶段的经历之后，一个崭新的劳伦斯出现了，一个更加有经验的男子汉和情人。他看到生活是美好的，但他并无那种情感的幻想，即认为生活和爱情可尽情享受而没有痛苦——那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当他在黄昏时分在流水淙淙的塞格小河旁写明信片的时候，劳伦斯正开始摆脱他的过去。他只是在开始这样做，这种摆脱，与所有的男人们一样，总不是完全彻底的。但是，他与弗丽达的关系，以及对他当时正在创作的书——《儿子和情人》的精力倾往——使他能够超越他过去的残缺不全的部分并去正视生活，去“走过生活”。在沃德布劳尔，一个仍然使用公牛的古老村庄，劳伦斯继续着他的小说创作（他告诉弗丽达说他感到内疚），在莱因兰的风景地带漫游，匆匆忙忙地写着信，并和他的“表妹”哈娜调情。他在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谈起过哈娜，她是个处于绝望之中的将近30 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索然无味的男人；现在她爱上了劳伦斯。他对加纳特说，除了弗丽达他对其它任何女人都看不上眼，他对弗丽达只说哈娜“越来越喜欢”他了，而他只是在微醉的时候与她调调情。然而，哈娜对劳伦斯与日俱增的“钟爱”显然对劳伦斯有利。他至少能够向弗丽达投去一些不愉快的暗示，她当时正吹嘘说她在曼兹受到了她的情人们的包围。更重要的是，劳伦斯与哈娜的逢场作戏使他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见解：“当一个人觉得他的感情——性欲——不再是一种漫无行踪的东西，而变得沉着，冷静时，是十分有趣的。我认为，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性热情会变成一种冷静，稳定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狂风暴雨。情欲，几乎能使人发疯，却远远不算是爱情。我在意识到许多我以前从未想到要去意识的东西。看看我寄给你的那首诗——我再也不会给你写那样的诗了。”他们下一次的会面一定是庄严的，一定有一种尊严；“再没有躲藏和遮掩。”若没有弗丽达，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但他需要让他患病的灵魂得到疗养，康复一段时间，然后；他才能“将它调动起来，再与她一起生活……那将是一次婚礼，而不是一次会面。”弗丽达后来说，当时她正处于那样的一种理智和感情的混乱之中，以至于无法体会到劳伦斯信中的感情的深度：“我所想的只是与他在一起并得到安宁。”劳伦斯在5 月24 日起程去了慕尼黑，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他和弗丽达南去23 英里，终于在布尔堡渡过了他们一个星期的蜜月。许多年以后，在1929 年， 劳伦斯写信给他的朋友麦克斯、莫尔，“DieFriedaundichhabenunserZusammenlebeninBeuebergimIsarralangefangen-inMai1912——undwieschoneswar！”（德语：弗丽达和我一起来到了伊沙托尔附近的布尔堡——在1911 年5 月——我们多快活呀！——译注）在当时，劳伦斯对加纳特说：“那河上结起了冰。巴伐利亚的村庄洁白而使人愉悦，教堂是巴罗克式的，高高的塔尖，白色的屋脊上竖着黑色的尖顶。每天都感到十分的美满。弗丽达和我散步，走得很远很久，道路旁有许多许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花，金莲花，报春花，百合花，兰花——会使你手舞足蹈……我们同涉水于可爱的小溪，我们多快活呀！（Undwieschoneswar！德语，见前注）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霍普金太太，说他是那样地爱着弗丽达以至于不想谈论这件事；以前他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而现在，这个世界变得“奇异而美丽，妙不可言。生活可以是这样伟大，——神圣超绝，生活可以是这样，感谢上帝让我证实了这一点。”是的——但这里有很多的异议。因为，尽管我们有爱的狂欢和壮美的景色——“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到痛苦不堪！”——弗丽达为她的孩子感到伤心，当劳伦斯对她进行劝导的时候，她便问，他要希望她成为怎样的一个不近人情的母亲？在写于布尔堡的《瞧！我们走过来了！》诗中，《她回顾往事》的一首里，那个男人责备那个女人做了命运的妻了；她的吻充满了刺激；在巴伐利亚，蒂罗尔的迷人景色中，她向英国眺望。然而，那位男人觉得她在根本上是与他同在的；她从未“太顾及”过去——她有“十分之几或更多些的时间”在回顾过去，但并不一味如此：“不管怎样，对你的咒骂仍留在我心中，/ 像一个深深的，深深的烙印。／这诅咒是指向所有的母亲。”因此，他们并不是在爱河中涉水；如果白天经常是充满了阳光、鲜花和欢乐的话，痛苦则充斥着黑夜，因为劳伦斯也受到往事的制约。《瞧！我们走过来了！》中一系列的诗反映了——或更确切地说是折射了——这欢乐与痛苦之争的经历；这一系列诗并不是一个纪录，而是劳伦斯把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5 年中发生的情况和他的感受，以及他所知道的弗丽达的感受翻译成了诗。《瞧！》一组诗几乎是纯粹的表白。但是，其中许多篇除了现实的成份外，在本质上是symboliste（法语：象征性的），常常用暗示来指意，而不是平铺直叙。在这里，不管怎样，这些诗将被认为仅仅是自传性的表现，展示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关系的具体细节。有些诗题表明了这画面的“阴影”部分：《哦，——我将不再是男人》；《肢残体缺》；《失魂落魄》，《失落和孤独》；《一个无人爱的男子之歌》，《痛苦》；《一个坏开端》；《她为什么哭泣》；《傻瓜》——这些标题应该和那些另有暗示的诗相提并论，例如：《早餐桌上的玫瑰》和《黄昏的小鹿》或与另外一些绝然不同凡响的诗作相对《天堂重入》；《一个走过来的男人之歌》；《新的天堂和大地》；《天堂乐土》——即那些在组诗中稍后出现的。仅这些标题就可使我们对他们关系中矛盾的两个方面略有所知。但是，除了在《瞧！》所有的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紧张和对立之外，这些诗确实有所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堂和大地”。因为这些诗基本上是属于婚礼预祝歌——是写得极好的婚礼诗，是婚姻的颂贺，爱情的赞美。在与弗丽达共同生活的第一年之末，劳伦斯写信给霍普金太太说，“我将永远是一个爱的信徒”，而他的全部生涯和他的生活准则正好符合此言。在布尔堡渡过了一星期的蜜月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北上，去了依萨的阿依金。黑德尔堡的阿尔弗雷德·韦伯教授，即麦克斯·韦伯的兄弟，在弗丽达的姐姐艾尔丝的纵恿下，借给了他们一所农舍式的寓所上层的一套房间，此房子的楼下在当时开了一家铺子。韦伯的这套房间由四个小房间和一个厨房组成；这两位房客在阳台上用餐，芳伦斯还在那儿写作。他觉得穿着睡衣在那阳台上吃早饭十分高雅，但他肯定地对弗丽达说，当她穿着晚睡衣时并无这种雅致。“她的体型像一个姣美的茹宾斯（茹宾斯1577—1640，荷兰画家）的妇人像，他对加纳特说，“她的脸型几乎是希腊式的。”劳伦斯和弗丽达在阿依金一直侍到八月份，他们在那里的经历是布尔堡的重复，他们感情的钟摆在幸福和痛苦之间摇摆，他们的争吵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性的格局：在一段时间的欢乐之后，弗丽达便会想起孩子们，逐变得悲伤起来；劳伦斯便会对她说，他将让他们母女生活得更好；弗丽达会感到踏实一些，但她表现出这种情绪之前，劳伦斯会桃剔说她并非真的惦记“那些小家伙”。然而，他说，他己将弗丽达“钉在了”他的大车上：在阿依金的那两个月就是那么重要。随着那些在阳台上的日子的流逝——下面的路上小公牛拉着货车在行驶，麦田的地坡向河边倾斜，在远处的堤岸上有一片长着丛林的低洼地，后面是高耸的山峦——是阿尔卑斯山脉的起缘处，——劳伦斯和弗丽达之间的爱情就是在那个壮美的背景中深化起来的。虽然弗丽达后来成了一个出色的厨师，但在这里的时候下厨做饭的却是劳伦斯。他们吃浆果和鲜鸡蛋，黑面包和啤酒。同时，劳伦斯的创作进展得很快。在沃德布劳尔时他开始修改《保尔·莫里尔》的稿子——当他离开那里时稿子只剩下10 页了——他到阿依金不久便将稿子寄给了海因曼。他一直以为海因曼拒出此书，因为他认为那是一本不洁之书，劳伦斯让加纳特将手稿寄给达克沃尔斯的出版社；稿子于7 月25 日寄回给了他，并附有加纳特的便条，劳伦斯答应“拼命地”进行改写，从第二天就开始；他估计第三稿将化去他三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十分精确的预计，尽管穿越阿尔卑斯山化去了他一个月，劳伦斯在11 月13 日于意大利完成了这一稿，达克沃尔斯出版社在第二年就按此稿将书出版了。在劳伦斯离开伦敦的那个月（1912 年5 月），《侵入者》便问世了，加纳特将书评寄到了德国。大部份的评论文章都友好地表示失望。“假如这是其他任何人的作品，也许会使人满意。”伦敦的《星期六评论》说，“因为这不是一部平常的小说，我们好几个月来一直在满怀希望地等待。《雅典女神庙》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两杂志对《侵入者》进行了联合评论——就在当时由加纳特夫人进行了翻译——对这年轻的作者大加赞美，并把他与杜斯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劳伦斯小说中的一些情景使这位匿名的评论家联想到了“最好的俄罗斯流派”；对西格蒙的自杀和尸体被发现的描述具有“杜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诗一般的现实主义情调。”《英文周刊》在它的“本月新书”栏目里尽可能地对劳伦斯客客气气；“《侵入者》是他的第二部小说，如果说作为一部故事，此书有些不尽人意的话，但作为一篇文章，此书无疑是成功之作……这是一个自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必须得等待作者的回音”。不知道这篇评论是不是由《英文周刊》的主编，奥斯汀·哈里森，还是（可能）出自他的助手诺曼·道格拉斯之手。这些便是英国的评论。劳伦斯直到秋天才读到那些来自美国的评论，他当时到了意大利。米切尔·肯纳利出了美国版，1912 年11 月17 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加以赞扬。评论的标题是《杀人的女人》，文章着重对海伦娜这个小说中的新型人物进行了评论：“《侵入者》不仅仅是现代严肃小说中最坦诚的作品之一，而且几乎是这些小说中的最佳之作……毫无疑问，普通小读者会认为《侵入者》平常无异和丑陋偎亵，但普通的读者根本就不应该去读它。”早些时候，当劳伦斯和弗丽达还在阿依金的时候，《诺丁汉郡卫报》——好像知道他们的情况似的——将评论标题为《应受指责的旅行》，对此，弗丽达比劳伦斯更加会心地大笑了一番。对这一本书，他当然要比他所期望的写得更好一些；是他从休佛的阵营转移到加纳特的阵营的一次不小的成功。加纳特也许对《侵入者》不太满意，尽管他还是比较友好地接受了它，他现在在等待着《保尔·莫里尔》，在一开始劳伦斯就许诺过，此书将和《白孔雀》是同一格调的。除了给劳伦斯和弗丽达寄去了《侵入者》的有关评论之外，加纳特还把这些评论寄给他的儿子大卫去看，大卫当时刚刚满20 岁。7 月，大卫·加纳特正在慕尼黑，一个人很孤单，此时，他父亲写信给他，建议他去阿依金看看。不久，他便接到了劳伦斯的来信，告诉他如何去那里，当加纳特从坐满了身穿民族服装的巴伐利亚农民的列车上下来时，他看见了一个风度不凡的英国人：他的头发是“发亮的泥土色，夹杂着一些红色”，脑后长着一撮又短又硬的乱发，不像是一个英国绅士的头发，而“难以令人置信地是平民的，混杂的，非纯种的头发”。但是，那小胡子上方的一对兰眼睛却十分生动，从劳伦斯的微笑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得到生活乐趣的人。他的鼻子，加纳特觉得有点“太短而方正了”，而他的还未长满络腮胡子的下巴则是“太大了一些，圆圆的像个发夹的弯头”。他像一个管子工的助手，一个靠罢工和领取救济维持生计的人，一个对上层敢怒而不敢言的下层人物——实际上，大卫·加纳特看到的是劳伦斯的中学校友们，他们现在都成了矿工和伊斯渥酒牌间的常客。加纳特和劳伦斯沿沃夫哈茨豪森河而行。弗丽达在赫斯·伏杰耐斯特等候他们，她的姐姐艾尔丝·杰菲就住在那里。路上，这位年轻的客人在“一群群牛虻的包围下”在伊沙河中洗了澡。加纳特见到了弗丽达，她从绿眼黄仁的眼睛中射出直率的目光，像一头母狮，她的身体茁壮结实，就像火车上的那些农民大妈，但“她的头和整个身体的仪态是高雅的。”他随后又见到了杰非夫妇，他们已经迁居到了厄斯金豪森松林中的一幢房子里，在阿依金北部约一英里处高伊沙河远一些的地方，艾尔丝·杰菲记得，那时候弗丽达常到厄斯金豪森附近洗晒衣服，她将一个男人的睡衣凉晒出来的时候，使艾尔丝的邻居们吃惊不小。弗丽达对劳伦斯照管得很仔细。艾尔丝·杰菲记得，有一天晚上从慕尼黑她乘上10 点的火车，在阿依金下车，问劳伦斯是否能和她一起在黑暗中步行去厄斯金豪森。但还没等他作出回答，弗丽达就凄切动人地对她姐姐说，可怜的劳伦斯太累了——他根本不能在这样的深夜步行去那里。8 月2 日，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刚要离开阿依金的时候，弗丽达的母亲突然出现了，她对劳伦斯Schimpfed （德语：辱骂之意——译注）了一小时，用德语对他大发雷霆，责问他怎么能希望一个女男爵为他擦靴子洗衣服：“凡有点教养，懂点道理的人，都不会让一个女人，一个聪敏的教授的妻子生活得像个酒吧女招待，他甚至无力为她买双鞋。”劳伦斯逆来顺受地承受了这些责备，然后，当这位男爵夫人离开时，他竭尽礼让和恭维送她上了火车。在慕尼黑，她对艾尔丝说，劳伦斯还是很可爱和可靠的。像两只应时而迁移的候鸟一样，劳伦斯和弗丽达在8 月5 日离开阿依金去拉哥第加达。在他们和意大利最大的湖泊之间，阿尔卑斯山高耸人云。”这条通往意大利的帝国大路，”劳伦斯在他的第一本游记，《意大利的曙光》的开始写道，“穿过山峦，从慕尼黑跨越迪罗，经过英斯泼克和柏斯安到达弗尔罗纳。当皇帝南行或从玫瑰盛开的意大利回到他们自己的德国时，庞大的随行队列曾从这里经过。”旅途的第一夜，劳伦斯和弗丽达是在伊沙峡谷的一个“路旁客栈”里度过的。第二夜他们睡在山中的一个茅草屋里，随后的一夜，他们住在格拉休特的加靳特豪斯旅馆。接着，他们来到了梅尔豪芬，他们好像是在8 月底离开那里的，还在济勒休和多米尼克休特·米·希勒盖斯脱逗留过，这里靠近斯特辛山的山坡。从斯特辛，他们又往梅兰和泼斯安而行，到达了特里安特，然后又走遍了奥地利的所有城市，到9 月7 日左右，他们来到了利伐，这里是拉戈莱加达的山顶部。劳伦斯在旅行中的最好收获是他的散文《泰洛尔的基督们》，此文是对阿尔卑斯山区沿路坚立着的基督受难着色木雕的描绘。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迪罗北部，劳伦斯发现这些木雕是真实、笨重的农民形象，而在南部一带，它们都是些华浮的吉多·伦尼形象。这篇散文被重印过多次；劳伦斯在《意大利的曙光》中用了此文的改写稿，并不止一次地将这一素材用到他的想象性作品中去，较为明显的是《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杰拉尔德·克里奇毁灭的那一段。《山中的一座小教堂》和《山中的一间小茅屋》，《草垛中的爱情》集子中的两篇散文，描述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发现的一所小教堂，和他们到达格拉休特前在路上过夜的那间小草棚。《瞧！》组诗中的一首小诗《一个无人爱的男人之歌》是在格拉休特写的；诗中的那个男子觉得自觉失落在广袤的空间（……我太渺小/ 在吹浮我的风中微不足道。）在梅尔赫芬，劳伦斯在给霍普金太太的信中详细谈论了他和弗丽达之间关系的状况，弗丽达的丈夫仍“疯狂地”爱着她，不肯“放手”。但是，他说，“对我们自己来说，弗丽达和我已经挣扎着渡过了困难时期，进入了一种奇妙的，毫无保留的亲密状态，一切都在闪烁发光，我终于知道了这就是爱情。我想，我不应该像以前那样责备女人，而应该责备自己，因为在这之前，我把爱错用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发现，应该“坚持不懈，直到发现那个可以接受他而且他也能接受她的爱的女人，然后在这个男人或女人身上孤注一掷。但是，事情必须是两厢情愿的。不管怎样，不管将发生什么，我确实在爱，也在被爱着。我既给予了又得到了——这将是永恒的。”大卫·加纳特在梅尔赫芬又遇到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大卫当时是个学植物学的大学生，后来，有一种植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济勤休的花草为他增加了不少植物标本。劳伦斯白天的大部份时间在房间里写作，弗丽达和加纳特则坐着闲谈；不时地，他会起身下厨，或有时参加他们的谈话，但一会儿，他又回到了他的稿子上。在晚上，他们三个会做些文字游戏，抑或劳伦斯会模仿一些伊斯渥人或叶芝和庞德在一次伦敦的聚会上的言行举止，也许就是叶芝滔滔不绝地独白时庞德大吃郁金香的那一次。大卫·加纳特曾说，在劳伦斯的表演中颇有些卓别林的样子；“但更加尖刻，没有那样伤感。”一天中最沉重的时刻，加纳特回忆道，是从英国或从德国的信件来到的时候，这些信件常使弗丽达想到她的孩子们。这种情况中的难堪之一是劳伦斯始终对欧内斯特·威克列十分赞赏，甚至是钟爱，这与《儿子和情人》中保尔·莫里尔对巴克斯特·道斯的态度是一样的，他的妻子也被保尔带走了。弗丽达说劳伦斯对她的丈夫“感情很深”，你记得《相会在山上》那首诗吗？诗中描写他遇到了一个棕色眼睛的农民。”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梅尔赫芬住下以前，大约是8 月31 月左右，大卫·加纳特的一个朋友哈罗德·赫卜森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经济学家J ·A ·赫卜森的儿子。他们一同沿匹兹舍杰顺坡拾阶而下，德斯特辛而去，加纳特和赫卜森在那里赶上了弗尔罗纳来的列车，劳伦斯和他们一起往车站走了一段路；“天很黑”，加纳特说，“空气中有一股花的芳香，劳伦斯踏着轻柔的脚步在土路上行走，悄然无声。”在斯特率的时候，劳伦斯写下了他的诗《苦难》，此诗是从9 月2 日写给麦克列沃的一封信发展而来的，在信中他谈到了山中的寒冷，刺骨的溪水，和行路的艰难。他告诉麦克列沃，“如果有一天我消失在某个地下密牢里或此山中的什么洞穴之中的话，你大可不必惊奇。”《苦难》一诗的第一行就说到了“这个山中的地下密牢”，在诗的后面部份，诗人发问，“我为何不去？/ 我为何要在这锅中，这牢笼之中到处爬行/ 愚蠢无比？”从斯特辛出发，劳伦斯和弗丽达向梅兰和泼斯安而行，这两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梅兰诺和泼斯安诺。然后，在“纯粹的古老的意大利”特里安特（现在又称为特兰脱），弗丽达“十分闷闷不乐”，劳伦斯写到，“因为一切都又要重新开始。”弗丽达后来回忆到“那个非常便宜的旅馆，墙上斑斑驳驳，床单不干净，卫生间十分糟糕”。劳伦斯曾看到过她“赤着脚在冰冷的，布满茬子的田地里行走，对潮湿，饥饿和寒冷都付置一笑，”现在却看到她站在一个广场上，坐在那个所有流浪诗人的典型——但丁的塑像下哭泣。那些时候，在特里安特和利伐之间有列车通行：劳伦斯就买了火车票，这样，他和弗丽达可乘列车行完剩下的旅程。但是，当他们到达利伐时，他们已是十分穷困了，以至于不得不违禁地在房间里做饭吃，当意大利女佣人进来整理床铺时，他们就得把酒精灯和食物藏起来。不管怎样，他们的行李最后终于到了，弗丽达可以脱下她的“农夫袍子”，换上一件漂亮的蓝上装；她的姐姐也给她寄来了一些漂亮的衣服和帽子，现在，弗丽达可以在这个奥地利的要塞城镇，在被劳伦斯称为弗朗兹·约瑟夫的“巧克力士兵们”中间招摇过市了。劳伦斯仍戴着那顶从慕尼黑买来的，廉价的，没有样子的草帽。但在9 月16 日收到从达克华斯处寄来的50 镑现金时，他便是相当富裕的了。两天以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又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向南而行了，到达了加格兰诺，二个月之后，他在那里完成了《儿子和情人》的写作。与他那天色阴沉的诺丁汉和经常下雨的英格兰相比，这里是一种绝然不同的生活。现在，他是生活在被阳光晒得乌黑的人们中间，以后，他将称颂这里的人们。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明媚的。这个年轻人正在改变自己去适应那个时而欢快，时而忧郁的德国女人，随着他们生活时光的流逝，白昼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灼热，太阳在这里好象比北方更接近地球，金色的光焰热烈地照耀着大地。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对年轻的劳伦斯很有作用。他以前经常赞美北方的自然景色，这样的赞美在《白孔雀》和《儿子和情人》中比比皆是，而且是用一中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作家的目光和手法去进行观察和描述的，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为之感动。但是，对南方自然景色的感受，使劳伦斯发生了变化，而且渐渐地对自己以前对工业区的自然风光的描写感到愤怒。这种感情在《儿子和情人》中还无特别的表露，虽然此书完成于南方，但对那个地方并无提及，在上一个世纪，易卜生在意大利写下了他的许多剧作，这些剧作讲的都是北方的事情，虽然，在作品的这里或那里都有一些南方的记印，例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跳的塔兰泰拉舞。在《儿子和情人》中没有塔兰泰拉舞，甚至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用在加格兰诺写下的素材而写成的小说中也没有这样的描写。另外，劳伦斯不喜欢工业社会题材的作品，因为他读过的19 世纪的各种作家的作品：托马斯·卡莱尔（那位成为工业界巨头之前的年轻的卡莱尔），马休·恩诺德，约翰，拉斯金和威谦，莫里斯，下面这些从格拉姆·马丁的《工业主义和文化，1830——1914》（1970）一书中的摘录就说明了这一点。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以及他们的手都变得机械了。他们丧失了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力量和自然力量的信仰。他们所希望和为之奋斗的并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部的联系和安排，是规章制度——这样或那样的机械主义。他们所有的努力，联系和观点都是机械主义的，都有机械主义的特征。（卡莱尔1829）正是向这种现代最为邪恶的机器的降级和堕落，才把许多民族的人民引向为一种自由而进行的、徒劳的、无条理的、毁灭性的奋斗之中，而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这种自由的本质（拉斯金，1853）我曾说过，对机器的信奉是困扰我们的一种危险；我们经常荒唐地将机器置于一种不相称的地位，这样的机器，如果真有什么益处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人们总是信奉机器，好像其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价值似的。（恩诺德，1869）正是这种对商业的迷信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终结，这种迷信认为，人是为商业而造就，而不是商业为人而存在，在这样的迷信中，艺术也暗然失色；人们已不再是在偶然的时机借助于这种迷信，这样的迷信已充斤于我们日常生活。机器，铁路和如此种种的东西，现在确实控制着我们，但本来完全可以为我们所控制。（莫里斯，1883）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只是偶尔提到了那个主要画面中的这种丑恶之处，但此书以后的大部份作品中，这样的论述就在其后影响着他，虽然直到他感受到了意大利乡村城镇的阳光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在加格兰诺，劳伦斯也正在使自己关于生命的力量的思想定形下来。他在给欧内斯特·柯林斯的一封著名的信中说，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他的宗教；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观点中，他试图将生命和思想置于相均衡的位置上——用劳伦斯的术语讲，“生命知识”和“思想知识”，然而，在领略了意大利的阳光和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的无忧无虑之后，他当然会从过去的阅读中记起那些19 世纪的作家所看到的，机器主义的危险和机器主义的根本原因，工业主义的侵蚀作用。已故的维凡恩·德·苏拉在他1951 年的一次有关劳伦斯的题为：“D ·H ·劳伦斯：中西部的预言家”的讲座中，将劳伦斯置于英国文学史上的大预言家的“长列”之中，这些预言家包括“14 世纪的兰勒德，16 世纪的莫尔和拉提默；17 世纪的班杨以及18 世纪的布莱克、卡莱尔和莫里斯”，平托教授补充道：“劳伦斯是这个行列中最晚的，但决不是最末尾的一个人物。”（五）意大利的黎明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加格兰诺一直逗留到1913 年，这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安宁的一段时期。如前所述，《儿子和情人》的结束，意味着他过去经历中许多艰难坎坷的结束。在加格兰诺，他开始了新的创作活动，这就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二阶段的两部成功之作，《虹》，完成于1915 年，《恋爱中的女人》，完成于1916 年末或1917 年初。加格兰诺还是阿依金的延续，而且现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一起生活不只是两个月，而是整整7 个月。从《瞧！我们走过来了！》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他们的第一次意大利旅居中幸福和欢乐的表露；在那里写成的诗中最末一首《春天的早晨》（即被郑重其事地称为《天堂重人》一诗之后的那一首）这样说：“在粉红和蔚蓝之中／在天空和杏花之间／一只麻雀展翅飞翔／——我们走过来了……”那些日子里，墨索里尼的工程师们还没有将那湖的西部石崖上的加德埃森安纳·奥西登托凿穿，“由于后面陡峭的山岩”，从利伐去加格兰诺的唯一途径就是坐船。劳伦斯从皮艾特罗·帕奥列（一个“头发灰白的意大利老头，举止温文尔雅，下巴像狗，并有一个40 岁的可爱的妻子”）那里租用。维拉、勒盖那的底层空房，80 个里拉一个月，在那时大约合63 个先令（不计兑换费），或15 个半美元，“包吃包．住，服务齐全”。与绝大部分意大利语的习惯用法相矛盾的是：此旅馆名维拉·勒盖那，其字母e 上有一个重音符号。在那里，弗丽达第一次认真地开始操持家务，但是，炉了和铜锅是很难对付的！她不得不经常打断劳伦斯的写作——“鸽子肉烧焦了，我该怎么弄”？——然后，他会和颜悦色地过来帮助她解决种种困难。“我第一次洗床单简直如遭一次灾难”，弗丽达回忆说，“那些床单是那么大，那么湿，湿得不得了。厨房的地上像发了大水，桌上尽是水，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劳伦斯又一次来营救了她，将厨房的地板擦干，将床单挂到了花园里。“如果你听说我们被谋杀的消息的话，”他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说，“那就是弗的过错。她从卧室向外面马路上倒水，浇到了一个在墙边行走的老太。我必须把所有的门都锁好，我们坐在另一间卧室里，还好那里没有警察。”村中偶而也有喧闹的时候；伤员们从特里普尼泰恩战争的战场上回来。这些情景后来一定使劳伦斯觉得很有趣，因为，14 年后，他翻译了吉奥凡尼·弗欧加的《卡拉勒里亚·勒斯蒂堪纳》，其中，开始的一段描写了那个爱说大话的士兵托利杜，回到了一个西西里乡村，“穿着他的军装，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沿帽到处眩耀”的情景。然而，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并不全是富有幽默回味的家庭琐事和对回乡士兵的嘲讽性的观察，《儿子和情人》最后一稿的写作是一桩痛苦的事情，这比他以往任何时候的创作都更使他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