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8

些社会改革领导人物聚会的积极参加者。正如威廉·霍普金的女儿，艾妮德·希尔顿夫人在一封信中回忆的：“每个星期天晚上是聚会日，当我的母亲给大家端来极好的“快餐”时，我们听音乐，交谈，朗读或谈笑取乐。菲利浦·斯诺敦，比艾切丝和悉尼·韦伯，以及其他一些“先进”群体的人物经常来我家作客，劳伦斯常与他们见面。他是一个沉默的听众或是一个言辞激烈的领头发言人。”这时候的劳伦斯留着胳腮胡子并习惯于戴着一只很高的领子。在一头金褐色的头发下，他的脸庞总是显得苍白削瘦，脸上是一双深沉有神的眼睛。当谈到激动的时候，他常常舞动双手，我还记得他的老习惯，就是用右拳狠狠地击在左手掌中。劳伦斯对这些讨论会的贡献之一是他的论文《艺术和个体》，很可能在克罗伊登和伊斯渥的社团中朗读过这篇文章。此文在开始时指出，那些想参加这样聚会的人是“持着把我们的社会改革得更加完善，使我们自己成为更加完美的公民——共产主义者——也未尝不可——这样的观点来讨论社会问题的。”但是在谈论过社会主义的好处的轻松话题以后，劳伦斯便述及了他真正的话题：艺术，并开始对当时在英国教育法领域颇为流行的赫伯特的分类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社会主义本身从未真真吸引过劳伦斯。他在1910 年8 月24 日写信给威廉·霍普金，“我好像完全和那些过去的‘进步’帮派失去了联系：在克罗伊登的社会主义者很愚庸，费边分子是那样的浅薄。”然而，他年轻时的家庭周围的大部份朋友都是社会主义者：霍普金一家便一直是如此，而吉西·钱伯斯，露易·伯洛斯和海伦·考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她们都有一些“先进的”观点。还有艾丽丝·戴克斯，她是《儿子和情人》中的克拉拉·道斯——妇女参政倡导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模特儿之一。道斯夫人，一个朱诺般容貌的人，从外貌上看更像露易·伯洛斯和劳伦斯后来的妻子，而不太像戴克斯夫人，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但从气质上看，克拉拉·道斯与艾丽斯·戴克斯有更多相同之处。艾丽丝嫁给了一个药剂师，叫亨利·戴克斯，他在伊渥定居下来，后来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1912 年他们迁居到附近的曼斯费尔德。亨利·戴克斯在举止和他的业务经营上很保守，在店里，他总是呆板地经营些一成不变的药品，直到他的妻子后来引进了一些较为“花俏”的商品，如梳子、刷子和化妆用品等等。村里的孩子对药店有一种惊恐的好奇心，因为门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大罐医用蚂蟥。尽管大家对这些蠕动着的小动物没有好感，但亨利·戴克斯却还是将它们放置在店里，因为许多矿工还是相信放血疗法的老方法；但最后，他的妻子说服了他，终于将那些蚂蟥放到了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艾尼德·霍普金·希尔顿为此书提供了有关艾丽丝·戴克斯概貌，和这个对劳伦斯的生活和创作都极为重要的女人许多情况，以及《儿子和情人》中的伊斯渥的许多情况：艾丽斯·戴克斯和我的母亲比她们所处的时代都要先进好些年（这也是她们吸引D ．H ．劳伦斯的一个方面），她们两人都读过很多书，服饰，思想和家庭装饰很“时髦”艾丽丝几乎毫不受其时代的约束……她反对她那一代人的“混乱”的一方面表现在她拒绝在她家里放置一切不需要的物品。她的家里没有什么画，只有一块小地毯，没有日积月累的小摆设，没有色彩艳丽的装饰品，而只有许多放置整齐的书藉。家俱的质量很好，是当时时髦的橡木制品，实在而不带花饰。在钟下没有小垫子和饼干罐头，没有“悬挂物”。地扳上铺的是亚麻油毯和抛光木板，这反映了艾丽丝的性格特征——明了，直率，思想和行为都有条不紊，直截了当……她和我母亲一起为妇女的事务工作，我记得她们曾被召集去参加诺丁汉市的“会议”。我们挥舞着绿色的，紫色的和白色的小旗，那些演说者们，潘克赫斯特兄弟，安妮·肯尼和其他一些我已忘记了他们名字的人——和我们一起回家，在我们家里逗留，讨论进行到深夜，很激烈，但气氛是友好并且是比较欢快的……他们在我们的小镇上举行会议，大家热情都很高，有许多争论和一些有效的结果。科尔·哈代和我们住在一起，还有兰姆色·麦克唐纳，菲利普·斯诺敦，爱德华·卡平特，玛格丽特·邦德弗尔——和许多其他人，母亲是个欢喜忙碌的女主人，我们家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开放”，许多村里人都鱼贯而入，家里谈论更加热烈，音乐、食物和讨论也更加多? 。艾丽丝·戴克斯的观点几乎是极端的，渐渐地她成了这个地区的知名人士，人们在遇到麻烦时常去找她，所有社团的慈善事业，如儿童养育协会，地方的健康保险等等都由她发起和创始。她也成功地改进了学校的制度，一种新型的现代学校由此产生。艾丽丝·戴克斯是我所遇见的人中最善良的一个，但她同辈的大部分男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力量，用一种生硬和无法使人理解的方式将未来强行压挤到现实之中，她可能，事实上也是，对他们的观点和明哲之言提出异议，并且她敢于自以为是——经常如此，所以我的父亲，我觉得，常下意识地担心她的性格和相似会影响我的母亲和我。像大多数的改革者那样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但又希望他的家乡不受触及。希尔顿夫人还说，“这个小社团在大罢工和工潮之前以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波尔战争之后令人惊异地充满生机而且富裕。在那个西部城市，英格兰几乎重新像我们这样的团体组成，他们是指向未来的先锋，他们的许诺还未得到实现。劳伦斯的作品继续在《英文周刊》上登载，此刊物的1910 年2 月版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鹅市》，在4 月和10 月版上刊登了他的一些诗。奥斯订·哈里森是当时的编辑，另有一个从外交界退役的官员作助手，他是一个动物学家，很有才智，是一个业余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叫诺曼·道格拉斯，其祖先是苏格兰和奥地利的混血。在劳伦斯以后的全部生活中，道格拉斯是一个有害的朋友。他在劳伦斯去世后的自传中（《回顾》），称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清教徒学识的有才气的乡下人，”他“有时给《英文周刊》杂志社投寄几篇用他那完美漂亮的书法书写的诸如《普鲁士军官》之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为了在杂志上发表必须删减篇幅，因为它们往往过于冗长，我就是负责从事这种讨厌的工作。”道格拉斯坚持道：“那种盛行的认为劳伦斯是个厌恶人类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是一个具有自然的欢乐气质的人，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心。他精神世界的核心并不是世故庸俗的。他用一种温柔优异的动作去触摸世上的凡物俗事……他心灵中有一种本质的东西，一种敏捷的洞察力。”劳伦斯在《英文周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鹅市》的背景是诺丁汉，小说中有许多道格拉斯所提到的特点，此故事在一开始就表明了劳伦斯的小说创作技能。他这时期的文章也显示了一种流畅（有时也偏于平淡），而在他的诗作中没有这一特点的。他的诗是毫放不羁的，而且总是这样。劳伦斯的早期作品已经预示了他后来作品中的那种使人大彻大悟充满生机的特点。如果说他在1910 年4 月和10 月的《英文周刊》上发表的第二和第三组诗不如1909 年11 月发表的那组诗的话，我们应该记住，劳伦斯还只是个处于尝试阶段的年轻诗人，他的努力并不能每次都同样地获得成功。不管怎样，他没有重新发表他几首写得最差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损失，因为即使是他的最差的诗，其中有时不乏精彩的词句。1909 年和1910 年在《英文周刊》上发表的三组诗，1910 年在同一刊物发表的短篇小说《鹅市》和匿名在《诺丁汉郡旦报》上发表的故事《序曲》是劳伦斯在第一部小说出版所发表的全部作品。《白孔雀》是在1911 年1 月，即他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月，由海因曼得版权发表。劳伦斯太太是在1910 年8 月去雷萨斯特她妹妹埃达家作客时得病的。劳伦斯在年初完成了《白孔雀》后，又在降星节至仲夏之间写了《侵入者》（当时叫做西松蒙的传奇）的第一稿。在写作此书时，他请求吉西不要去“缠住他”。在8 月他提出要去钱伯斯家在阿诺·凡尔的新居去作客，这地方是在诺丁汉市的边缘上，他们为他准备了一间房子。他写信给海伦·考克说，当在伊斯渥见到了吉西，她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焦虑不安；她既不想“完全结合，也不想完全分离。”劳伦斯便对她说，他们必须完全分离，他们达成了协议，彼此再不书信往来。但是还不过一个星期，他又给她写信，让她阅读巴里的《感伤的汤米》和其续篇《汤米和格利兹尔》，他说如果她愿意读这些书的话，她也许会理解他的难堪的处境，（从后来对巴里的发现，此话看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此后不久，劳伦斯又给吉西一封忧郁哀婉的信，告诉她他母亲的病情。在8 月24 日他从雷萨斯特给威廉·霍普金信中说“一个肿瘤之类的东西”在他母亲的腹部肿大，医生说情况很严重，在起病后3 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此致命的病症夺去了她的生命。在劳伦斯得知他母亲在雷萨斯特得病之前，他正在乔治·尼维尔在兰克郡，布莱克普尔的弗利渥和巴罗·英弗尔尼斯旅行度假。他们在布莱克鲁普尔访问了尼维尔的姨妈和叫史梯瓦的姐妹俩，她们俩和劳伦斯是大学的同学，这样，“感伤的汤米”，便忘却了他的烦恼。但当得知劳伦斯太太患了癌症的可怕的消息后，他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对他母亲在1910 年的那个秋天患病去世的过程在《儿子和情人》中有详细的描述。在《阿姆勒斯》中的许多诗也反映了这一经历的某些侧面。《儿子和情人》在记叙了许多当时的细节，如他同母亲去看病，然后雇车回家，她临终前的卧床不起和死亡的诗作都是劳伦斯直接感受之作，也许就在当时写成的。这些诗中有时也包括一些在《儿子和情人》中出现过的内容，例如，保尔在厨房的炉边吸烟时，用手弹去身上的烟灰，这时他注意到他“衣服上沾着一根他母亲的银白头发。它是那么长！他想把它捡起来，但头发飘落到烟道里去了，他便让它飘落。那根长长的白发慢慢地飘落，掉入了烟道的黑暗之中。”《悲伤》一诗重复了这一经历，其诗是这样结尾的：我竟然发现，让我感到内疚的痛苦，几丝长长的白发沾在我的胸襟上；我看着它们一根根飘向黑暗的烟道。这类诗中另一首《忧虑》记述了劳伦斯在克罗伊登（学校自9 月开学后，他只能在周末离开那里）等待他母亲噩耗，当送信的男孩骑车来向他报讯时，这位诗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感到如释重负，“抑或是一种更深的伤痛，知道／她仍然没有安息。”在10 月，劳伦斯曾要求悉尼·鲍林，海周曼的一个编辑，加快印刷他的《白孔雀》，“我并非为自己考虑。我是想在我母亲的弥留之际能看到它。她实在病得不轻。”14 年以后，劳伦斯回忆道：“《白孔雀》的最早的一本终于印出了，我将它放到我母亲的手中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用微弱的目光看了看书的外部，然后再看了看扉页，然后又看了看我。”尽管她十分爱他，但她看起来不太相信他写出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这个大卫是决不可能征服巨人歌利亚的，又何必作此尝试？就别去碰那个巨人歌利亚了！——不管怎样，她已经不可能再去阅读我的第一部不朽的作品了。那书被放在一旁，我再也不想去看它，她也再没有看到它。”吉西·钱伯斯说这段时期，当劳伦斯在每隔一周的周末从克罗伊登回家时，他处于“一种极度的压抑之中”，虽然他看上去”还对事物保持着兴趣”，但他“十分孤僻”很显然，“他处于悲伤之中”。他表现出一种丧魂落魄似的惊恐。”吉西说就是最诚挚和最无私的爱也不能打动他，尽管他的兄弟乔治告诉他，露易常到他家中去，在他母亲病中十分体贴关心。”就在这时候，在他母亲去世前的一二个星期里，劳伦斯给吉西写去了那封信，告诉她他打算和露易结婚。劳伦斯在12 月5 日写给麦克列奥德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母亲患病期间的直接感受：母亲的病况确实很糟。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我们望着她彻夜长叹——”唉，一个早晨接着另一个早晨在来临，地上积着雪，天空是阴沉沉的，就像这样“早雪带来了寒意，”而她仍弥留在人世，这是一种非常缓慢的恐惧。我想汤姆·赫德的女人看上去虽是悲伤但却是美丽的：至于我的母亲我只能看看而已，她再也不能说话了。她经历了十分困苦的一生，而且一直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她的脸庞却变成了一付受尽折磨而十分痛苦的面具。她在健康的时候是十分欢快的，脸上只是布满了笑纹，人们决不会知道，这是一种掩盖了其它一切的永久性的神态。我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坐在卧室里，因为我是一个主要护士在看护着她——有时我转身向窗外望去，看看花园中挂着亮晶晶水珠的卷心菜，远处田野那边有几匹马，那教堂的塔楼就像一颗黑色的骰子在远处的小山顶上，我发觉自己正在对这些景致发问“这便是你的意思，是吗？”——在她的变化着的表情中，似乎有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的阴影。陈词滥调！……噢，有一件事我也告诉你，——如果你答应为我保守秘密的话，星期六我去了雷萨斯特。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女友，我与她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柯尔时，她是“我的姑娘”，虽然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了，我们从雷萨斯特去夸恩，露易就住在那里，和我们在一个车厢里有五个妇女，在我们谈得十分投机的时候，火车到达了洛斯利·夸恩的前一站，”你打算干什么，伯特——在圣诞节以后？”露易说。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又补充道，“唔，我想我该结婚了。”她抬起头。“你呢？”我问。她感到很窘，并说她不知道。“我想要与你结婚，”我突然说，我能告诉你，这时我睁大了眼睛。她满脸腓红。”你说呢？”我又问。她转脸朝窗外望去，喃喃地说道，“什么？”——“想和我结婚吗？”我问。她迅速地转向我，她容光焕发。“以后吧，”她说。我非常高兴。列车开始刹闸了。“到夸恩了”我说，我的心也沉了下来。她突然将手放到我的手上并偎依到我身上。“我要去洛夫波罗，”她说。那五个妇女站起身来。”我可以在8 点10 分以前赶回来。”她说。那五个妇女一个一个朝外走去，我们也涌入人流和暮色之中。于是，我给其他姑娘写了信，也给露易的父亲去了信。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和我差不多高，就像一根小橡树那样挺拔强壮（不知你们是否这样形容）——像一颗石榴树那样黑里透红，像一坛葡萄酒那样芬芳醉人。我很高兴向她提出了请求。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我也说不上来，那是一种冲动。但我不能告诉母亲。我告诉了你是因为我想告诉一个对这事关心的人——而且你不会像有些对我的情况有更多了解的人那样会感到震惊或疑惑不解。那么就让其他人见鬼去吧，我将这样拥有露易。但我告诉她“我的全部财产只有44 镑又2 个半先令——这是我的倾囊之财，——“除此只外再无一文了”——这是实话，我再也没个子儿了。“我也比你多不了一倍，”她对我说，于是我们笑了起来。但我希望我能有一百镑——我想去找一所学校求职，并尽快结婚。请注意——你经常把一些事情讲给菲利普（史密斯）听。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他，如果你将此事告诉他——或任何人的话，我会非常生气的。但你可将其他的情况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强迫自己给他写信。我拿到了《白孔雀》一书的样本——但我想大选以前鲍林是不会将它出版的。书看上去很漂亮——非常漂亮——从外表看：我还没有看里面的内容——是不想看。母亲只是瞥了它一眼。“这是你的，亲爱的，”我妹妹对她说，“是吗？”她喃喃说，然后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她说，“它说的是什么？”——我妹妹便读了一小段题词。母亲说她不想再听了。我刚刚帮她翻过身——她自己不能动了。“伯特”——她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孩子般的悲哀的语调说——声音很微弱。“外面风很大。”她还刚刚能辩别外边的声音。地窖和烟卤在呜咽，窗在乒乓作响，你不知道——我希望——死亡有几种程度。我母亲的脸庞——除了双颊，几乎全都是——灰白的，像灰白的天空一样。两天以前，劳伦斯曾写信给拉歇尔·安纳恩德·泰勒，他曾把此人的诗作在一个文学社中朗读过，他与这位泰勒夫人成了朋友，或至少是一个知己（理查德·丁顿在一封未公开的信中说劳伦斯与她有过一段恋爱史）他告诉她一些关于露易的事情，和一些他家庭的背景（“我的父亲是一块矿渣”）劳伦斯在写给泰勒太太的信中有一段有关他感情经历的叙述：没有人能够占有我的灵魂了。我的母亲曾占有过它，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占有它了。再也没有人能进入我的自我，像一团空气那样注入我的肺腑。这次别说我说话太草率了。露易——在葬礼之后，我想能与她结婚——她也永远不可能完全占有我。她爱我——但那是一种美好的，温暖的，健康和自然的爱情——不像简·爱，莫瑞尔（吉西）便像她，而是像——罗达·弗莱敏和安娜·卡琳尼娜。她决不会将双手浸入我的血液之中，去触摸我的灵魂，使我感到难受和寒冽并要想挣脱。啊哈，今晚我干得不错——非常不错。在《儿子和情人》中，当儿子的痛苦随着母亲病情恶化而加剧时，保尔和他的姐姐曾想在她的牛奶中放过量的吗啡以“解脱她的痛苦，”然后他俩像两个密谋做坏事的小孩一样笑了起来。除了惊恐之外，他们还是受到了理智的左右。”在小说中，母亲就在同一天的夜里死去，不管劳伦斯是否为他的母亲解除了痛苦——这一幕安乐死的情节也许是《儿子和情人》中为了渲染气氛的虚构故事——保尔因母亲之死的悲痛当然就是劳伦斯自己的悲痛。但这个问题仍没有答案：劳伦斯是否杀死了他的母亲？在林娜·沃特弗尔德的自传中可以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她在1913——1914年之间在意大利和劳伦斯认识。她的丈夫，画家沃伯雷·沃特弗尔德向诗人罗伯特。卡尔佛利·特里弗良描写过他们去弗亚斯车利诺的一次访问，他们在那里去了劳伦斯和弗丽达一起生活的乡村，弗丽达当时已被认为是劳伦斯的妻子。沃特弗尔德在1914 年6 月8 日的一封信中说：“当他告诉我们《儿子和情人》中有关他母亲之死的全部情况是真实的时，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以为在书中他们并不是为了解除她痛苦才杀死她的，他特别指出她是想活下去的，只是因为他和他的姐姐无法再忍受……”这封公开出版的信突然中断了。沃特弗尔德夫人在她的自传中《意大利的古堡》中刊登了这封信，她透露了一次与劳伦斯更为详细的谈话。作为伦敦《观察》和其他杂志的长期记者，她报道的可靠性是较大的。她说当她见到劳伦斯时（毫无疑问她是记日记的）她不好意思去提及《儿子和情人》，但他却直截了当地问她对此书的看法。她对书作了高度评价，然后说，“但是”——他问她为何欲言而止，她对他说她认为安乐死那一节“与儿子的一贯性格不符”因为他不忍看她受苦，不是他的母亲想死，儿子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劳伦斯告诉沃特弗尔德夫人说她是“完全错了”，你知道那是我干的——我给她服用了过量吗啡让她解脱了痛苦。”沃特弗尔德夫人“感到十分惊讶和疑感以至于不想再和他争论了。”那天晚上，她问她的丈夫他是否认为“劳伦斯真的杀死了他的母亲。”当他说到劳伦斯是将故事作为巨大痛苦的象征时，”她才感到如释重负”。劳伦斯的母亲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下葬的。《儿子和情人》中有可信的叙述：“潮湿的泥土湿亮湿亮的，所有白色的花都被雨水浸透。”儿子和女儿一起站在坟墓旁边，在坟底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看到他们兄弟的棺木，然后，装着他们母亲的橡木棺材慢慢地被放置下去，”她已经去了，大雨向棺木倾注，身穿黑色丧服的人们，手执挂满水珠的雨伞转身离去，墓地在飘泼的冷雨里已经空无一人。”在葬礼的前一天，吉西说，她和劳伦斯“在那些熟悉的街巷间又散了一次步，”他们又谈论了那些老话题。劳伦斯在给摩尔格林水库旁的一个乞丐”匆匆投了一枚硬币”之后，向正在怒气冲冲的吉西解说，当一个人以那样的方式讨得一个硬币时，他已经堕落得相当深了，“当吉西说他不应在他们的关系中拉进露易·伯洛斯时，劳伦斯冷冷地说，他根本不管什么应该不应该”。然后，在靠近一个矿村铁路轨旁，吉西说劳伦斯“用一种沉闷的声音”告诉她说他一直“像一个情人一样”爱着他的母亲。“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爱你的原因。”然后，他给了她“一份他新写的三首诗的草稿，”这三首诗后来均发表在《阿姆勒斯》中。这几首诗比任何其他诗都更加直接、更加动人地叙述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在驾驶他的生活，而且从那以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那种关系的事。这三首诗——《结局》、《新娘》、《圣母》——都与劳伦斯夫人有关，与吉西毫无关系，她的情况还是像以前一样毫无希望：在那时候，即使是死去了的劳伦斯的母亲还是在驾驭着他。吉西如果是一个根本上与他的母亲不同的人，他还有可能爱上她，但吉西也是一个受意志支配的女人。（三）旧情的终止和新的开端在海因曼接受了《白孔雀》在英国出版之后（在休佛和凡尔列特·亨特的建议下），杜弗尔德公司也答应将此书在纽约出版。杜弗尔德先在纽约印了此书，然后将印版送到了伦敦。这便引起了首版纠纷，因为海因曼的编辑们已说服劳伦斯在英国的版本中对其中两个段落作了修改，他们还在另一页上作了一处很小的勘误。除此之外，英国的第一版中有两页作过删略227 —228 页和229 —230 页。第一页上的更正是很小的227 页上的mucked（搞糟）一字被改成adirtied（弄脏）。在230 页上的更改则比较大。那被改过的一处在美国版本中的是这样的：“天哪——我们是多情的一对——当她为我画希腊式的塑像时，她会叫我去她的卧室——我是她的克罗顿，她的大力神！……然后，她渐渐地感到厌烦了——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她对我已感到餍足了。”这些词句在英国的版本中是这样的：“主啊！——我们是堕入情网的一对——她偏偏欢喜用一种美学的目光来看我。对她来说，我是那些希腊雕塑，天哪；我是克罗顿、大力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她渐渐地感到厌倦了——整整经过了三年时间，她才对我感到餍足。”（1962 年由美国传记作家马休·丁布鲁考利的版本中，则引用了最初的文本。）经过充分的修改之后，这本书在1911 年的1 月份首次在美国问世，（1 月19日），比英国早一天。也许是因为西里尔即故事中的“我”感伤纤弱的性格，在《雅典娜神庙》中对此书的评论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小说是出于女性之手的典型的现代小说，”《早晨邮报》的批评家，对此书也作了肯定的评价，也同样指出此书是出于女性的手笔。《雅典娜神庙》的匿名评论人发现此小说采用了“电影摄影手法”（这在当时还是个新词）的手法，但那是不可取的；他承认书中有“对精神世界进行现代研究的高明之处”，但又发现那样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人物都围绕着作者的思维而活动的结果。”《每日记事》（凡尔列特·亨特），《格拉斯哥先驱报》（凯瑟琳·杰克森，后来是卡斯威尔）和伦敦的《学院报》（亨利·萨维奇）等报刊上都刊登了对此文的友好评论。而伦敦的《星期六评论》则攻击此书的杂乱无章和一些书中出现的“对故事的情节发展无关的”人物和章节，虽然其主要故事情节具有“强度和力度”。《英文周刊》对它的被保护人作了热情洋溢的称赞：“从D 、H 、劳伦斯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秀，一个显然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此书也许算不上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劳伦斯先生的谈话不免有些冗长；他生活的轨道看来还比较有限，其中有一些颇为累赘的和甚至于是属于乡村庸言俗语式的贫乏之处，但其中不乏一个真正的天才的闪光之笔。”在美国，弗里德利克·泰伯·库柏在《学者》上说，对此小说“相当难以估计”，虽然其中对近乎现实的情景的描写的笔调是严酷的”，使人读来感到痛苦。”但是，作者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要讲，此书……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不满的感觉，即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莫大的压抑。”劳伦斯曾描述过他父亲得知他得到了此书的五十镑预付金的情形“他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骗子。”五十镑！你这辈子还没干过一天活呢！”《白孔雀》在英国十分成功，以致在3 个月里又一次印刷，但是，凡尔列特·亨特后来说的所谓此书“轰动全城”以及劳伦斯当时所说的所谓“几乎全美国”都表示了敌意的说法均属夸张之言。他那一年的情绪仍处于痛苦之中。母亲去世后，他和埃达觉得无法在伊斯渥面临圣诞节。1910 年12 月23 日，他在克罗伊登写信给麦克列沃：“承蒙你还记得我要的那些拉丁诗；我自己倒已忘了，这些诗现在使我快活了许多，”他并给麦克列沃寄去了“人人书社”的奥卡辛和尼哥勒特圣诞卡，里边写着“祝快乐”的字样。然而克罗伊登离南边的布兰顿仅一站之远，埃达便来到那里与他一起过节。菲利浦·史密斯对那次圣诞假日和劳伦斯在第二年健康的衰退作了回忆：我在布兰顿渡过了1910 年的圣诞节。劳伦斯和他妹妹埃达在同时也来到了此城市。在圣诞节我邀请他俩到我住的旅馆去。那天晚上有一次惠斯特牌戏会，由住店的常客在一些年龄不一的夫人们组对参加。牌戏进行得很缓慢，应该再快一些。于是他建议玩觅便鞋（一种低牌游戏——译注）以及其他一些激烈的牌戏，这使得一些老妇人大惊小叫起来。我在当时第一次听到了劳伦斯奇特的笑声，这笑在后来被引用为（见休克斯利）劳伦斯感情洋溢的典型体现。第二天，我和劳伦斯在多恩斯漫步了一整天。这一天他畅谈了他文学创作的雄心大志。他还特意向我保证说，我大可不必担心会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他未来的作品文中。他解释他的观点说，那些被安逸平谈的生活经历“惯坏的”人对一个小说家是没有吸引力的。他对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近作发表了议论。他称那部作品是一部诲淫文作，并且说，“如果我在写作时不能卷入这件事，我是决不会写的。”在一家路边餐馆吃午饭时，劳伦斯和一位偶然遇见的旅客在一些小事上发生了争执。我十分吃惊地看着他对那个节节败退的对手发起猛烈的攻击。在1911 年间，他的健康情况变得糟糕起来。他仍然去我家走访，但显然对他的环境变得焦虑不安起来，老一套的日常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但他始终没有放慢他工作的节奏，因为他觉得在那个时候还不能放弃这样的生活。好久以后，劳伦斯说起1911 年是他“倒运的一年”，这一年中“我的一切都在崩溃，只有死亡的神秘和死神在我生命中出没游荡，我当时25 岁，自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周围的世界便开始解体，那个美丽的，彩虹般的，但又是子虚乌有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我自己也是悲痛过度，重病缠身”显然，这一年中他写得很少，出版得也很少，这一年劳伦斯唯一发表的诗作是《闪电》——一位男子在闪电的亮光中看到那位与他作爱的姑娘在避他而去——和一首方言诗《紫罗兰》，这两首诗都刊登在《民族》（伦敦）杂志上。在1911 年2 月，伊斯渥的赫尔家发现了他们的女儿艾利丝，（异教徒邦的成员之一）是《白孔雀》中的艾利丝·高尔。她的丈夫怀特·荷迪奇曾威胁说要打官司，但威廉·霍普金劝阻住了荷迪奇，对他说，既然他是一个教友派教徒，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合适的。劳伦斯第二次将艾利丝·赫尔放到他的小说中时给她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比阿特丽斯·瓦尔德——这是在《儿子和情人》中。1911 年的复活节劳伦斯是回家去过的，但他不想去会见他家人和至友以外的任何外人：“你不大能在城里找到我，我可以告诉你，”节前他这样告诉埃达。这段时间，埃达开始怀疑她所信奉的宗教。劳伦斯此时已放弃了公理会教，然后又放弃了唯一神教，开始信仰一种独立的教义。他在4 月9 日，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写信给她：“知道你正在经历一种失去宗教信仰的痛苦，我的遗憾难以用言词表达。”这种情形是难以忍受的，但她一定记得耶和华是犹太人的上帝，“而不是我们的”。劳伦斯觉得”基督是尽善尽美的，但也像我们一样终有一死。现在还剩下一个上帝，但这不是一个人的上帝：是一种巨大的，闪烁着的冲动，这种冲动的波向上指向某个终极，我不知道是什么。“劳伦斯认为”只要对我还有一点好处的话，我仍然要去非国教教堂。结婚以后，我将一个人去。不管人们给他们所崇拜的“他”什么名字，我们都在寻求同一个上帝，所以我们宽宏大量：基督徒，佛教徒，戴克斯夫人，我，我们都在向同一个方向伸出我们的双手。而我们所呼唤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所关心的是，在后来一封信中他说，想不让露易意识到生命是这样一个悲剧。“记着，她还没有看到任何生活的可悲之处，而我们就是在这种可怕的生活中长大的；在上帝的注视之下。”自从他们从林恩·克劳夫特的住处搬出以后，埃达和她父亲相处得很不好。劳伦斯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的父亲“竟是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使他感到一种卑微，让我自己感到惊奇的是我对他是那样冷酷无情。”他对“这样丑恶和严酷的生活感到厌倦”，这段时间里他在画画，但写作得不多。“我觉得我无法写。”夏天他回到了伊斯渥，住在他姐姐艾米莉家里，8 月里，他从北威尔斯，普利斯泰订，罗斯渥的维多利亚大街写信给麦克列沃“我们很愉快地安顿了下来，”这里的“我们”是指一邦人——虽然劳伦斯期望向“加维斯表示一点爱慕之情”，这里是那位现在已被人遗忘的，当时的畅销爱情小说作家查尔斯·加维斯。几个星期以后，当时正在“到处走动”的劳伦斯来到了雷瑟斯特郡的夸恩，住在伯洛斯家里，在那里他接到了爱华德·加纳特的一封信，加纳特当时是杰拉尔德·达克华斯有限公司的编辑，他以一家美国杂志《世纪》的名义给他写信，征求小说稿件。这是一段重要的友谊的开始。劳伦斯早期的提携者休佛，用劳伦斯的话说，“让我独自去划我的独木舟，”以至于“使我险些倾覆落水，”但加纳特搭救了他。这时候，劳伦斯正着手创作那本后来成为《儿子和情人》的书。从1910年10月18 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写完了“我的第三部小说《保尔·莫里尔》的八分之一，”此小说的构思是十分有趣的（对我来说）。”当吉西·钱伯斯在1911年读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稿以后，她觉得此书矫作生硬，便建议劳伦斯重写，使故事更接近事实，他请她写下她所能记忆的他们早年的生活，但是还没等她能给他送去提纲，她得知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吉西可能看过那部手稿，即在1937 年举办的劳伦斯展览的项目中，劳伦斯·克拉克·帕威尔描述的那一部。在这部手稿中，“父亲在误杀了保尔的兄弟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并在出狱后不久便死去了。”此手稿中的这个故事无疑是根据劳伦斯家族的一次事件写成的，据劳伦斯的侄女玛格丽特（帕戈）·尼德汉夫人在1975年说，劳伦斯的一个叔叔确实在一次吵架中杀死了他的一个儿子，他用拨火棍击中了他儿子的耳后部，使他当即死亡。父亲就以误杀罪被判刑入狱数年。吉西·钱伯斯不仅看过《保尔·莫里尔》的这部手稿，她很可能后来还看过其他一些原稿。这些手稿中有许多页丢失了；其中有一部缺了250 页，另一部缺了40页。后一部也许写得更早一些，其中保尔和米丽娅姆还只是以孩子的形象出现。米丽娅姆的母亲是一个“知名的基督教徒，”她丈夫是一个叫艾伯维奇镇上的杂货商；保尔在乘坐一辆雪橇时倾翻了，受了一点轻伤，他还时常气管炎发作。另外一些手稿中，也许是后来的残稿，保尔祈祷说，“主啊！让我的父亲不要再喝酒了，”有时他说，“或让他死在矿井中吧。”在《儿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稿中，保尔的祈祷变成了“不要让他死在矿井中。”在晚于陈列在得克萨斯大学的两部手稿的一部手稿中，保尔和“一个华而不实的男孩”，艾列克的关系密切，这男孩的姓有时叫格林哈夫，有时叫理查兹。”这两个孩子，一个（艾列克）是精力充沛，大手大脚，聪敏但没有想像力，另一个则长得纤细娇弱充满好奇和怀疑，“他俩开始相处得很好，艾列克像是头，保尔则总是服从。”但渐渐地这种平衡起了变化，”艾列克本来常这样说，“我们今天上午去游泳”现在却开始这样问了，“保尔，你想去游泳吧，或许你不想去？”此时保尔仍很年轻，他和他的母亲常为米丽娅姆而发生冲突，而米丽娅姆则最相信她最终会得胜，因为莫里尔太太“已经老了”。所有这一切叙述描绘得都十分糟糕，难怪吉西·钱伯斯会提出强烈的批评。在劳伦斯的“倒运年”中，他不仅因母亲去世而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也因为要用他有限的精力去应付使他厌倦的教书工作和他的创作冲动而感到疲惫不堪。在寒冷的秋季，他身体的因素也对他不利，他这次重病的起缘可能是因为有一次从加纳特家走访回来时挨了雨淋。在他与加纳特的友谊不断加深的那个1911 年秋季，劳伦斯常去西内，即加纳特在肯特·艾登布里奇附近的宽大的乡村别墅，去渡周末。有一天晚上，他雨中在一个火车站等火车，这便加重了他已经患了的感冒，继而发展成了肺炎。他在11月7 日写信给加纳特，“近两周来我感到情况很糟——是因为学校那些管道的干热和劳累——我必须离开学校，真的。”在大卫森学校的记忆日志上表明，写此信的日子正是劳伦斯给他的班级最后上课的那一天。埃达接到了她兄弟病重的电报，便立即动身去伦敦。海伦·考克到玛丽列伯恩去接她，然后就和她匆匆赶往克罗伊登。她发现劳伦斯病得很重；在12 月中旬以前他甚至一直不能“坐直一个小时喝点茶。”直到29 日他才第一次起床走动，左腿还因患了神经炎而疼痛。在圣诞假日期间，中西部有几个人来看他：他的姐姐艾米丽带着她的小女儿，吉西·钱伯斯和露易·伯洛斯也来了。“圣诞节过得不错。”但是，劳伦斯在12月17 日的信中告诉加纳特，“医生说决不能再去学校，否则我将得肺结核病。”因此，他打算请长期病假：“那样如果我穷愁潦倒的话，还能再回来。”与此同时“校长因我的长期缺勤而十分焦虑。他知道他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去给他上课。”康复期间，劳伦斯在1912 年初开始创作那本后来叫作《侵入者》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