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3

石块建成的，长长的，矮矮的宅府，大约始建于18 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不断修建，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房屋拥挤的宅院，已经与过去面目全非了。“此庄园座落在一块长满老树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附近矿区的烟雾和蒸气，——以及“特凡尔夏尔（或伊斯渥）村庄里星星点点的牲畜。”长期以来，拥有莱姆庄园的家族其男性成员都用汤姆斯这个教名，从汤姆斯P ·F ·H ·巴勃（1778—1857）到其它两位汤姆斯·巴勃（1805—1874；和1843—1893）再到劳伦斯常见到的那个汤姆斯·菲利浦·巴勃（1876—1961）。汤姆斯·菲利浦的父亲，继续了他父亲对矿工家属的慈善活动：这就有了劳伦斯经常提及，并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加以戏剧化的那些在矿主和矿工之间充满父亲般温情的日子。在他50 年的生涯中，汤姆斯·巴勃经历了很大的痛苦。他的第一个妻子在1870年时故世，年仅25 岁。在他去世之前，他失去了两个孩子。他的第二个儿子肯尼思·福布斯·巴勃是在1890 年13 岁时，被他的哥哥即汤姆斯·菲利浦·巴勃误伤致死的。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引用了这一事件。（当地报纸报道说“陪审团作了‘事故致死’的裁决，并对死者的父母和亲属表示同情。”）后来，在1892年（父亲去世前一年）年仅7 岁的女儿萨西利也不幸夭折。她是在莫尔格林水库溺水而死的，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水上宴会”一章里的那个小女孩在威利·沃特淹死一样。和生活中一样，小说中的那个女孩也是从她父亲的游艇上掉入水中的；小说中那个跳入水中想去救她的年轻的布宁代尔医生实际上是阿尔弗雷顿·宾哈姆医生的年轻的儿子。同他的原型一样，他被那在恐慌中的女孩抓住了脖子，并拉入水中淹死。在1969 年拍摄的电影《恋爱中的女人》里，这两个溺水的人却莫名奇妙地变成了在小说第一章中结婚的那对年轻人。劳伦斯对此事件的虚构描述是他创作中的一处惊人之笔：午后，快乐的人群，迷人的色彩；暮色降落时船艇华灯初上，乐声缭绕水面。所有这些都被写进了故事之中，用以展示人物间的关系；然后是一个小男孩的尖叫声：他看到他的妹妹掉入幽黑的水中，一时惊慌失措；接着是猛烈的跳水声，然后是涌出闸门的水流，在凄凉的凌晨时分，生石灰岩湖底显露出来，最后是两具尸体：那姑娘的手臂仍勾着那年轻人的脖子。劳伦斯肯定亲眼目睹过现实生活中那场惨事的部分情景；全村的人也许都去了莫尔格林，6 岁的伯特和他的姐姐可能就在人群之中。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这场灾难影响了整个地区：“矿区的人们觉得这场灾难好像是降临在他们头上，确实，他们对此要比对他们的亲人死去还要感到震惊和害怕。”他们在街头巷尾，在星期天的茶余饭后都谈论着此事，好像死亡的幽灵盘旋在他们的上空。“男人们是一脸的兴奋和惊异；女人们看上去都很肃穆，有些人还哭了；孩子们一开始就如很喜欢这样一样激动。天空中似乎有一种魔术般的紧张气氛。”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笔调表现出来的，使读者感到此情此景就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它们无疑来自劳伦斯的亲身经历。他还在小说中运用真实情况作为他的人物活动中一些重要的心理状态的背景。“水上宴会”这一章也起了辅助《恋爱中的女人》中爱与死这一中心主题发展的作用：杰拉尔德为他的妹妹纵身于水中，在寒冷中，他发现了“那里的一个完整的宇宙”——这也是他自己后来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严寒中死亡的预兆。劳伦斯还以其它各种方法将当地的场景和人物运用到他的小说里，并总是加以精心的雕琢，就如上述的例子一样，常常给予它们一种重要的、想象性的升华。（三）伯特初涉人世劳伦斯遇见吉西·钱伯斯是在1901 年的夏天，在她家的农场。那时候他还在诺丁汉高级学校读书，不久，他便去那里的一家工厂工作了。吉西比劳伦斯小1 岁多（她生于1887 年1 月29 日），是她赫格斯农场的大家庭中的第二个女儿，这个农场在伊斯渥北面约二英里处。劳伦斯和吉西之间痛苦曲折的恋爱关系后来持续了好些年，它是《儿子和情人》一书的主题之一，书中，劳伦斯为保尔英利尔，吉西为米丽安·列弗尔斯。吉西的祖父乔纳森·钱伯斯是布林斯列人氏，他在那里有外卖啤酒的营业执照。吉西的父亲爱德蒙·钱伯斯也在那里长大，后来结婚去了他乡。90年代，他才携妻儿回到故里，在布利契的一幢村舍住了3 年，在那里他办了一个牛奶场。在劳伦斯认识吉西的3 年以前，爱德蒙·钱伯斯已经成了赫格斯的一个佃农。尽管他患有风湿病，但他总是风雨无阻地外出干活，不是推车送牛奶就是在田间耕作。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也开始帮他干些农活。30 多年前，威廉·霍普金曾和这个家庭的父亲在同一所学校念书，这个调皮淘气的威廉·霍普金和那个“文静、认真”的爱德蒙·钱伯斯在学校的一个学生会里成了好朋友。霍普金在大约80 年以后回忆说，爱德蒙·钱伯斯是一个十分刻苦的学生，“先生从来用不着对他使用教鞭。”放学以后，爱德蒙·钱伯斯和威廉·霍普金一起“押玻璃球”，这是矿区的一句俗语，意思是如果他俩中谁输光了他的玻璃球，另一个就将“保管”这些玻璃球，直到对方再把它们赢回去。霍普金在1950年说过，他这位老校友是个“坚定，稳重，可靠的人，有一种特别和善的性情”；他和他的妻子是“温和、令人称赞的一对，是老式的但却是和谐的——是人所皆知的美满的一对”。钱伯斯家族中最年轻的人叫丁·大卫·钱伯斯教授，他在1970年去世之前曾说过霍普金把爱德蒙·钱伯斯说得过于温文尔雅了：“他生来就是个冲劲十足，漂亮英俊，无责任感，性情急躁的年轻小伙子，总骑着他那只值四分之一便士的自行车冒失地飞驰下山。”吉西·钱伯斯记得很清楚，她第一次见到伯特·劳伦斯是在公理会教堂主日学校的一次集会上，但是如果不是他们俩的母亲在这时候结交的话，她也许永远也不会和这个男孩子认识。丽蒂娅·劳伦斯发现钱伯斯太太是一个与自己相仿的矿山新户，她认为这位钱伯斯太太会听她诉说她在矿乡20年来的苦衷。她答应要去走访钱伯斯家，但直到3 年以后，她才由她的儿子伯特陪伴着来到他们的农场。钱伯斯太太曾告诉过他如何穿过农田到达赫格斯，并告诉过他抄那条路最近——此小路现在已不复存在——穿过威利·斯普利·乌德的低洼地到达那里。在后来的几年中，劳伦斯对这条以及其它几条通往赫格斯的路已变得十分熟悉，钱伯斯的家这时已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在《儿子和情人》中，他追述了他第一次去那里的情景：在一个夏日里，“田野里的麦苗在阳光下舞动着，”一个邻近的煤矿“喷吐着白色的蒸气，发出唦哑、铿锵的吼叫。”当母子两人来到他们的农场，走进一幢房子边的一个围得很好的小花园的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系着一条脏围裙的小姑娘。她大约14 岁，黑里透红的脸蛋，一头乌黑的卷发细软而松散，一对黑色的眼睛带着疑问和对陌生人的毫不在意，她很快就不好意思地走开了。一会儿，一个瘦小，孱弱的妇女走了出来，她脸色红润，有着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是保罗·莫利尔第一次见到米丽安和她的母亲的情景，吉西·钱伯斯在她的劳伦斯回忆录里对此事的描写并没有说她自己因害羞而在门口躲开，而只提到了她和她的母亲出去将客人迎入起居室。在那里，“劳伦斯太太抱怨着天气的炎热”，并用她爽快的语气说她很高兴“你们这里没有生火”。劳伦斯太太好像以后再也没有去过赫格斯，而伯特却成了常客，他经常带一本杂志去给他们看。他和他们的父亲相处得很不错，而他们的那两个兄弟开始还对他态度冷淡，好像害怕劳伦斯会摆架子似的。吉西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在那第一个夏季里，他只是从炎热的阳光里走进厨房的一个幽灵，带着烤面包的热香。”当他结束学业，在诺了汉当了一名职员以后，他们有一段时间“很少见到他”。劳伦斯在1901 年夏天有了工作。当时他的兄弟欧内斯特在伦敦的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他便在回家的时候帮他的弟弟起草了一封求职申请信。由于欧内斯特经常与莱姆街EC3 的约翰·荷尔鲁爱德公司打交道，所以会用恰当的词句来写申请信。那个地区有许多历史遗迹：纪念碑、伦敦塔和伦敦桥，还有泰晤士河和河面上流动的船只以及人声鼎沸的码头。新的生活给这位从伊斯渥来的年轻人带来了许多乐趣，但他从不让自己沉湎其中。欧内斯特和他母亲之间的爱是很深的。在他弟弟看来，那种爱是那样的强烈，如果欧内斯特想终结这种感情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垮掉。在家时，劳伦斯太太常常让她的这个儿子守在自己身边，使那些来找欧内斯特的乡下姑娘很容易地就被吓走。而当他将他的伦敦姑娘吉普西·丹尼斯带到伊斯渥来作客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劳伦斯太太很想对这个黝黑、活泼的姑娘表现得客客气气，但私下里她却责备吉普西浅薄。吉普西（《儿子和情人》中的露易莎·丽莉·丹尼斯·威斯顿）是一个速记员，她仅为社交聚会而活着，所想所言不是华尔兹，就是饰着丝带的舞会请帖和银色的舞鞋。劳伦斯太太对此深为不满，“她只让他为她买靴子！”在她对劳伦斯的回忆中，吉西·钱伯斯提到过一次吉普赛的来访，很显然，那是在1901 年的夏天，那是在一次“两周的假期就要结束的时候，”而且，“这次假期使得大家的关系有些紧张。”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欧内斯特为他的弟弟起草了那封求职信，他弟弟誊抄以后便寄给了那个在《诺丁汉卫报》上登广告要招聘一名低级职员的雇主，不久，伯特·劳伦斯就接到了回信，让他去诺丁汉城堡门九号的J ·H ·海伍德事务所面谈。海伍德，一个外科用品制造商和医药杂品批发商（1830 年起创建商行）。他的商行里有印有弹力袜和木制大腿图案的信笺。在《儿子和情人》中，保尔对乔丹（小说中对海伍德的称呼）在信笺上用的这些图案感到“惊异”，他从来也不知道弹力袜是何物，他似乎已经感受到商业界的有条理的价格体系和那种非人格化的无情的办事方式了，他对这个世界感到畏惧，居然连木制假脚都能做生意，在他看来这是荒谬滑稽的。”偏偏就是D ·H ·劳伦斯，而不是别人，竟去为一个假肢制造商干活，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他去干了，每周13 个先令的薪金。他又开始了乘早上的火车旅行的日子，每周6 天，但没有了像在读书时的周末的半休：工厂要到晚上8 点才下班，即使周末也是如此，尽管有时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活就提前两小时干完了。从这个男孩与那个刻薄的厂主的第一次谈话开始，他在海伍德的所有的经历都在《儿子和情人》中作了详尽的记叙：事实上，小说中的内容比实际的还要详尽得多。劳伦斯让他的主人公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而他自己在那里的时间是短暂的。然而，在那段时间内，这个感觉敏锐的孩子深刻了解了工厂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些经历都用在了他以后的写作之中。这时，劳伦斯的生活中心已从他所熟知的诺丁汉移到了诺丁汉的另一个地方，这是在那片环绕那所中学的树林地带南边的一英里处；他现在身处一个工业区里，在一条狭窄阴暗的老街上干活，这街上的雅静已被那些取代原来乔治式房屋的工厂和办公楼所破坏，在《儿子和情人》中，劳伦斯给卡塞尔门用了附近一条街的真实名字：斯潘尼尔·罗。他用狄更斯式的语言将它描写成“昏暗且式样陈旧的了，街上有低矮阴暗的商店和装有铜门环的深绿色的屋门，赭色的台阶伸向人行道，然后是另一家老店，其小窗看上去像一只狡诈的，半睁半闭的眼睛。”劳伦斯在诺丁汉共有过三次经历：中学生，职员以及几年以后的大学生活——而在这三次经历中，他选择了那段在海伍德工厂的短暂经历记入他的作品之中。他只在那里呆了几个月，而在中学他度过了三年，后来又在诺丁汉大学里度过了两年。可是，在《儿子和情人》中，他却对他的职员经历而不是学生经历进行了戏剧化的描述。在那部小说中，是那个年轻的职员而不是那个学生，在午餐时刻漫步穿过那座古堡或走过那古老的广场，或沿着工厂高楼之间的那条运河拾级而上。这里，对一个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来说：“就像是威尼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劳伦斯当然也涉及他的学生经历，但他将此经历包括在那个在海伍德工作的年轻人的工作经历的范畴之中了。在这个螺旋式的，制作弹力袜和悬带的营业部里，作为职员的劳伦斯，总坐在一张高凳上阅读信件，有些信件是用法文或德文写的，这两种语言他在中学里都学过，他将那些信件翻译过来，并将那些英文信件誊抄登记入册，然后就根据这登记册下发制货要求。对于这每天12 小时的核对和开票的工作，他感到极为单调乏味。他和工厂里那些制作疝气托带和假肢，在卷线机旁操作的女工们渐渐熟悉起来了。那些卷线机的操作工是专业工人，她们自以为比别人优越并常常摆摆架子。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对这些姑娘作了细腻、友好的描绘，尤其是对那位驼背姑娘芬妮：她有一头秀发和一副好嗓子。然而，乔治·内维尔说，那些工厂里的姑娘们并非那样优雅和温柔，只不过劳伦斯在小说中对她们作了多情的描述而已。1950 年，海伍德的经理（此厂在二次大战中被炸以后，迁到了圣玛丽教堂附近的瓦斯尔门）在追忆那些日子时说“在《儿子和情人》中，那些背景描写是以我们的货栈为基础的，虽然那些名字是虚构的。”这位经理，A ·E 吉尔，对那个叫劳伦斯的男孩记得很清楚，但他没有在工作之余和他接触过，因为他得赶火车回家。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他是个非常文静和矜持的年轻人。高个子、黑头发，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工余时都沉默寡言。”（许多人都记得劳伦斯年轻时的头发是黑色的，后来变成了红色。）劳伦斯去海伍德不久，他的哥哥欧内斯特便从伦敦回到了家里，再过不久他就死去了，时年23 岁。他回家时正值10 月份第一个星期最后三天里诺丁汉的鹅市集会，他先在伊斯渥和家人呆了几天，然后去诺丁汉看了他的哥哥乔治及嫂嫂。欧内斯特死亡的病因是丹毒，又并发了肺炎。在他回伊斯渥和诺丁汉之前，欧内斯特显然已经病得不轻了。他的雇主的儿子，汤姆斯·荷尔鲁爱德船长曾邀请他乘他的船去地中海，但欧内斯特谢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他的母亲那么远。1901 年10 月6 日，星期天的晚上，乔治·劳伦斯在诺丁汉维多利亚车站将欧内斯特送上返回伦敦的火车，乔治已经意识到他的兄弟病得不轻，他便嘱咐他回去后看看医生，并在床上静养几天。欧内斯特的感冒变得更严重了，他的脸好像由于高烧而变得彤红。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办公室，但他看上去病得非常厉害，所以，老板将他送回到了他的住所。在那里，他的房东太太让他服了一些塞得利兹粉后便上了床。乔治·劳伦斯说，那房东在后来两天中，把他给忘了，当她想起来后走进他的房间时，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躺在地板上，她便给他的母亲发了电报。在伦敦南部迷津般的街市里，费尽周折的劳伦斯太太终于找到了欧内斯特的住处。他已处于昏迷状态，没能认出她便离开了人世。阿瑟·劳伦斯被人从矿井里找上来，（欧内没了，那孩子？）当他来到伦敦时（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来伦敦），一切都使他眼花缭乱。“他一点也帮不上忙”，劳伦斯太太后来告诉吉西·钱伯斯：这位极度悲伤的母亲不得不亲自去和那些殡仪局打交道和料理所有的后事。遗体将在周末运回伊斯渥，那口大棺木将要放在沃克街家中起居室里的椅子上，家里的孩子们给那间屋子起绰号为“灵堂”。欧内斯特在10 月14 日（星期一）被葬到了伊斯渥墓地。劳伦斯在1912 年写给爱德华·加勒特的《儿子和情人》的梗概中说：他的这位兄长“把他的性爱给了一个轻佻的女子，而他的灵魂却始终为他的母亲所占有，正是这种分裂毁灭了他。”在劳伦斯后来的小说《可爱的太太》里，这位长子热恋上了一位女演员，因此“他的母亲就对他冷嘲热讽”。“他本来得了些小病，但由于受刺激太深而病入膏盲……这显然是谋杀：一个母亲谋杀了她感情脆弱的儿子，他迷恋着他的母亲，这个锡西！（译注：锡西：Circe ，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引诱男子的女魔）欧内斯特死后，劳伦斯太太失去了本来有时能解除一下她忧郁愁闷的欢乐之源，她只是默默地坐着，黯然神伤，同样，《儿子和情人》提供了这时候的一段印象深刻的回忆：母亲从伦敦回来，小儿子去接她，“她让他吻她，却好像一点也不理会他；”葬礼以后，“她仍是闭口不言；”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当他晚上从诺丁汉回来，想和她聊聊他一天的工作时，”他的母亲总是漠然地坐着，看着前面，双唇紧闭，这种情况继续着：“以10 月份到11 月，一直到12 月，他就可怜地撇在一边。他的母亲试图使自己振作起来，但是不行，她只是为她的亡子沉思默哀；她曾是那样残酷地断送了他的生命。”最后，好像是他哥哥的旧戏重演似的，伯特·劳伦斯也患了肺炎病倒了。他险些丧命，幸亏他母亲的悉心照料才救了他。家里的一个成员说，伯特的这次病也挽救了丽蒂娅。他的小儿子活下来了，在她生命的最后9 年中，他成了她深情厚爱的唯一接受者。“离开学校以后，我当了3 个月的职员，”劳伦斯在许多年后写道，“然后得了严重的肺炎，那年我17 岁，此病毁了我终生的健康。”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海伍德工厂去。这“毁灭性”病患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受冷落的孩子有意识地模仿他兄长的病症，试图以此赢得他母亲的爱。乔治·内维尔和这时期的劳伦斯非常熟悉。他的解释则有所不同，内维尔对劳伦斯在海伍德的经历确实作过不少评述，他总是认为这段经历对劳伦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1931 年，内维尔写道，劳伦斯“对一些妇女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始于她兄长欧内斯特死后的一次事件……当他在诺丁汉的一家工厂做一名国外客户联系人时，这种态度在他“年轻的心灵”被“疮瘳感染”而留下了深深的痕印。在1950 年与本书作者的一次交谈中，内维尔解释说，他的这些评叙的论据之一是指吉普西·丹尼斯在欧内斯特死后写给劳伦斯太太的一封信，吉普西虚假地声称，她再也不会爱任何男人，也不再婚嫁——对此劳伦斯太太辛辣地说：“她已经在想‘那些’事了。”关于劳伦斯的“年轻的心灵”被“疮疹感染”一说，内维尔对他的陈述曾补充道：“工厂的那些姑娘们显然以玷污他的年轻天真为乐趣。你们也许认为对劳伦斯作出这样的评述是奇怪的，但事实如此，相信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在20 年以后的一次谈话中，内维尔作了同样的解释：海伍德的那些姑娘，并非《儿子和情人》中的那些正经姑娘，而是一帮厚颜无耻，庸俗粗鲁的人，她们不时地用粗俗的玩笑戏谑这个乡村男孩。她们看上去很像劳伦斯的战时小说《请买票》中的那个野蛮的电车女售票员，她打昏了一个发脾气的男主管，并剥掉了他的衣服，在海伍德的姑娘们有一次将年轻的伯特·劳伦斯逼到楼下的库房里，扑到他身上，想要暴露他的阳具，他从她们中间挣脱出来，但已被弄得气喘吁吁，感到讨厌和恶心。乔治·内维尔说，他认为是这次惊吓和疲劳，导致了他在1901 到1902 年冬天发生的那场肺炎。在劳伦斯病故前对他进行过治疗的肺病专家安德鲁·莫兰德医生。并不同意劳伦斯的那次肺炎毁害了他终生健康的说法；至少他认为不是那次疾病引起了他致命的肺结核病。在1952 年9 月12 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很难断言他的肺病始于何时。我认为他幼年时的疾病和16 岁时的那次肺炎与他的肺结核病没有什么联系，他的肺病可能始发于他第一次咳血的前几个月或更早些时候。”劳伦斯一直到1920年才发生第一次咳血。那次肺炎也许影响了他的声带，威廉·霍普金回忆说，自那以后，劳伦斯的嗓音变得很尖了，其他人在回忆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不管怎样，17 岁时的那次病患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如果说在他病愈的过程中，他汲取了不少他母亲的爱的话，那么他肯定汲取了她更多的苦涩。在温和的冬日里，劳伦斯坐在他们沃克街家里后花园中的椅子里，裹着毯子，以吸收一些中部地区微弱的阳光。他的病也使钱伯斯一家人感到忧虑——他称钱伯斯家人为海吉蒂斯——他开始和他们通信，由他们家的父亲传递，他因牛奶场的活计每天要来伊斯渥。在一个春日里，吉西的父亲用送奶车将他带到了他们的农庄。劳伦斯“很虚弱但很热切”，他很高兴又能和他们在一起。钱伯斯夫妇像欢迎他们自己的儿子一样地欢迎了他，甚至男孩子们对他的冷淡态度也开始消除了。劳伦斯太太把伯特送到她的姐姐（贝利太太）处调养了一个月，那是在林肯郡海边的一幢红顶公寓里的一套她“精选”的供膳寄宿处。这里对这个从伊斯渥来的男孩子来说是个极有魅力的地方，对此，他常写信给钱伯斯家进行描述。回到伊斯渥后，他恢复了对钱伯斯农庄的走访，在这段时期，吉西还不算是劳伦斯的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更注意钱伯斯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大儿子，艾伦和休伯特——但他也意识到了她的存在。他所谈论的事情引起了吉西想得到更多的教育的渴望。因为这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她很不满意，但最后，可能是在劳伦斯的怂恿下，吉西的母亲同意让她回到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劳伦斯渐渐地开始插手他们家的事务了：教小一些的孩子们玩惠斯特（惠斯特是类似桥牌的一种牌戏的名称——译注）。帮助钱伯斯太太清理草坪和收拾蔬菜。他觉得没有一样家务是令人厌烦的，在收获季节，他和钱伯斯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在禾场干活，这些禾场离农庄四英里，在格利斯列教堂对面：它们也是《儿子和情人》中的部份场景，也为短篇小说《草垛里的爱情》提供了背景。吉西听她父亲说过，“当伯特在场的时候，干活就像游戏。”另一次，钱伯斯太太说，“我愿在天堂里和伯特为邻。”许多年以后（在1928 年），劳伦斯在写给吉西的小弟弟大卫的一封信中充满了对往昔的美好回忆和那匹叫“花朵”的马和叫“旅行”的猛犬。“我可能忘却其它东西，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赫格斯——我是那样的爱它。我很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对我来说那确实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噢，我多想回到19 岁，走过瓦伦来到农庄，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些房屋和农舍。然后，我会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我们会围坐在茶几旁喝茶，在那间我感到最为自在的小厨房里……不管我现在成了什么人物，我仍然是那个兴冲冲赶往赫格斯的伯特。”（四）教区的年轻恋人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吉西最初吸引劳伦斯是因为她的认真，她对学校工作和书籍的兴趣，这些是她与那些伊斯渥的没有思想、天真无忧的姑娘的不同之处。再与他人不同的是，吉西对情人或花俏的服装并不在意，她常被她的兄弟们误解，他们常用农庄生活中的粗俗语言使她难堪，但她还是把劳伦斯当作她最好的朋友。她倾听他的诉说，分享他的兴趣，帮助他发展他对生活和对文学的信念。吉西起初不愿去劳伦斯家里作客，他责怪她不敢去见他的父亲，虽然她在童年时受过一位醉叹的惊吓，但她断言说她不愿去与他父亲并不相干。劳伦斯好像还是不太相信她的话，他说：“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决不会见着他的，——他很少在家。”她后来发现这是事实。然而，在沃克街的那幢山顶住宅里有“一种奇异的气氛，一种紧张的气氛”，吉西觉得这既可怕又令人兴奋，她认为这气氛是来源于她母亲对欧内斯特的悲伤，以及与她丈夫的对立和她对伯特的钟爱。这段时期，劳伦斯太太常为这俩个年轻人安排旅行活动，在劳伦斯太太和一个朋友的陪伴下，他们乘闸车去麦特洛克，这是德比郡皮克地区的一个有名的矿泉之乡，那里有多岩石的小山和岩洞，有模仿中世纪的城堡和“亚伯拉汉高峰”。在这样的旅行中，劳伦斯总是热切地充当众人的向导，介绍各个风景点和各种花鸟的名称。当然，如果没有长者在场陪伴，那是吉西最高兴的时候，虽然劳伦斯仍要充当向导，但他会更注意她。吉西·钱伯斯在她的《D.H.劳伦斯：个人经历》一书中，对在一次旅行中发生的一次事件记忆犹新（这事也许是发生在1903 年的耶稣受难日）：“我转过身去，看见劳伦斯在路中央，蹲在一顶伞下。他的神情中有一种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蹲着的姿势看上去有一种紧张、甚至痛苦的样子。那时，在我看来是他的一种象征性的姿势。我很受触动并缓缓向他走去。”她问发生了什么事，他答道：“是欧内的阳伞，母亲看到我将它弄坏了她会发疯的。”之后，她俩继续一同前行，但她“没有告诉他我看到的情景。这大概是我们意识到相互同情的开始。”从此，“我对他有了一种新的发现，它使我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劳伦斯了……”在《儿子和情人》中，也出现过这段重要的插曲，只是与此稍有不同。确实，观察一下劳伦斯是怎样对此情景加以描绘的，不但能看出劳伦斯和吉西在观点上的异处，而且，也能看出劳伦斯在小说中是怎样使用生活素材的。吉西的描述也许是十分“真实”的；看来她常写日记，因为经多次核实，她的回忆是很精确的。显然，她早先对此阳伞事件有过记叙，大约在此事发生的七、八年以后，当时她正为劳伦斯写作初期的《儿子和情人》提供建议。可惜的是，她对那事件的原始记录没有像她的其它建议一样得以保留。幸好在劳伦斯这部小说的早期手槁的残留部分中还保存有她的这段记叙。也许这里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这许多手稿和笔记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上和生活中，对于一对恋人之间的关系有如此丰富详实的记录，并告诉我们如此之多的人类的行为和这些行为转化成艺术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些材料充满生活气息，使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现实存在和这现实存在的艺术性深化，以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共同经历的过程。在对《儿子和情人》大约二年的写作以后，1912 年，劳伦斯在意大利完成了全书；1913 年此书出版。为这本书，吉西·钱伯斯可能在1911 年至1912年写过部分叙述章节，后来，劳伦斯将这些章节改写后写入了小说。他曾将此书的部分后期手稿寄给她；她在这些稿件的边空和行间作了眉批，并附了好几页的题记。与《儿子和情人》的许多这样的原始稿件一样，上述的那个片断可能就直接来源于吉西对此事的原始记录。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被保留下来的材料与她提供的素材十分吻合；劳伦斯常从她的手稿中摘用些句子，她也常常对某个事件添加一些点缀，或变换一下叙述的角度，使之变得更加生动。在一篇劳伦斯对阳伞事件进行描写的早期的文章上附有吉西的评论。在劳伦斯的描写中，他把弄坏阳伞的责任归咎于那姑娘的兄弟（杰弗里，《儿子和情人》中米莉安家的老二）：……保尔一个人被拉在空旷的路上，在阳光下他显得那样纤弱，他没有看见她，而是忙着修理那阳伞。他的这种姿势以及他身上的一种什么东西这时使她产生了顿悟，并使她倾生命之能去爱恋他了，但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慢慢地走下坡去，静静地站着，直到他抬起头来。“怎么”，他说，“你一直在等我？”吉西很珍视他这种感激的语调（吉西在此句下划了一条线并在上面写道：他的语调上带有感激之情。）他们继续同行。他对小事或财物从不关心，而现在却因为一把阳伞的弹簧断了竞如此不安，她因此被深深地刺痛了。“那不过是一把旧伞，不是吗？”她用带有些责备的语气说。“是的，但这是威廉的（欧内斯特）——母亲肯定会发觉。”米丽安沉默了。她懂了，他们继续一同前行。吉西在另一页上对此评论道：“这次破伞的意外事件展示了一次心灵的觉醒。米丽安（她原先写道，后来又划去了）督见了保尔的内心世界，这使她感到惊异并使她开始了终生的探索，”这大概就是她坠入情网之时。上述两种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是颇为平淡的：它们是对此经历的叙述，而不是戏剧化的描写。即使是劳伦斯的描述，也是平铺直叙，必要处也只不过使用了几个逗点。但是在《儿子和情人》的后来一稿中，直至后来出版成书时，他都对这段情景进行了看意渲染。他对“启示”的一面一笔带过，用了引号，使米丽安的反应成了一个次要题材，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理想化的经验；除了对山岭小丘的老一套的描绘之外，他在各方面都对这个段落进行了深化，润色和改进：他全神贯注地站在道路中央，天际远处射来一抹夕阳的金辉，使他的身影在那个傍晚的无色的暗淡的背景中显得轮廓鲜明。她看见了他，纤弱而坚定，好像是夕阳将他赐予她的一种深深的痛苦占据了她，她知道他必须爱他，她发现了他，发现了他的一种罕见的内在的力量，发现了他的孤独，好像受到某种“启示”的震动，她慢慢地向他走去……“那不过是一把旧伞，是吗？”她问道。她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对小事从不介意的他对此却这样大惊小怪。“可这是威廉的，母亲肯定会知道，”他轻声说道，仍耐心地修着那伞。这些话语像利剑穿透了米丽安，这就是她对他的梦幻的证实？她看着他，然而她对他有所保留，她不敢去安慰他，甚至不敢和他柔声说话。“走吧，”他说，“我修不好了；”然后，他们在沉默中向前赶路。这里，文章着重渲染了米丽安，她在夕辉中拾步而前，与自然景色融成一体，然而，由于保尔在路上的出现，读者被突然带进了米丽安的意识深处。当俩人最后终于说话时，早期手稿中有关保尔感激语调的词句被大刀阔斧地改剩了“轻声地”一个副词。保尔对他母亲会怎么想的担心使米丽安意识到一种嘲讽，这种嘲讽扩大了整个经历的范围。如前所述，在文学史上，一部小说有这么充分的背景事实是不常见的。这里有吉西早期和后期对《儿子和情人》的评论，并还有对劳伦斯早期对此书的创作及他在1912 至1913 年最后一稿的详述的介绍。读者可以直接进入情景，从不同的角度和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去阅读故事。劳伦斯曾说《儿子和情人》的前半部反映了他早年生活的真实情景，而在吉西的回忆录里，她却坚持认为他对那些时期的描述有许多虚误之处，但不管怎样，我们不无欣喜地看到了一部小说的进展过程，以及小说里三个主要人物中的两个人的特征鲜明的态度。然而，不管劳伦斯怎样紧密地联系“现实”这个主题的素材，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是在写一部想象性的作品。在被称为《米丽安书信文件集》的文稿中，还有一段小插曲进一步证实了《儿子和情人》的两种不同的描述。在下面一篇吉西修改过的早期手稿中（可能又是摘自她的笔记）是有关这俩个年轻人在复活节的星期一（很可能仍是1913 年）去德比郡的温菲尔德宅邸游览的描写：那里有一座很高的塔楼，据说苏格兰女皇玛丽曾被囚禁在这塔楼里，米丽安想要像那位女皇一样登上那废墟的巨大石阶，她走在前面，保尔跟在后边，一阵强风从墙洞里吹进来，把姑娘的裙子吹得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她感到很窘迫，直到保尔拉住了她的裙摆使裙子重落下来，并不住地和她随意闲聊，她这才稍感自在些。吉西划去了最后一句并在后面写道“并没有必要去闲聊，那是最纯洁的一个亲昵举动，不必将之贬低。”在他的最后一稿中，劳伦斯将这一段描写作了一些扩充，删去了一些不自然的结构，并加进了一些保尔和米丽安谈论那位女皇时的对话，因之更为生动。然后是：他们继续攀登旋梯。一阵疾风穿过墙洞，吹上塔顶，把姑娘的裙子吹得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她感到很窘迫，直到他帮她拉住了裙摆使裙子垂落下来，他这样做的时候非常自然，就像他帮她捡起一副手套一样。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吉西在她的《D.H.劳伦斯：个人经历》（E.T.著）中，曾责备劳伦斯有一种偏见（他把胜利的桂冠恭捧给了她的母亲）；而吉西的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劳伦斯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迷恋于他并着魔似地写他，然而吉西只是劳伦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他经常承认的那样，是他生活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当他结束《儿子和情人》的创作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她，正如她已经超越了他母亲的影响一样。在那部小说中，无论他怎样确切地反映生活，他毕竟是在作想象性地描写，而且，他并无义务要作确实、刻板的描写。然而，他的文字中虽有坦率的自省，却毫无自卑自怜：无论他以怎样的想象去点缀他的素材，他的著作终究还是从根本上反映了真实。吉西的《D.H.芳伦斯：个人经历》是一种沮丧和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劳伦斯和那位姑娘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处境都常常相当严酷，也不是要否认吉西所经受的深刻的痛苦。（五）奋争和学位1902 年，在沃克街住宅生活了12 年以后，劳伦斯的家搬走了。他们并没有离开很远——实际上，新居就在街的拐角处——是在林·克洛弗特（或称林克洛弗特）的砖制建筑群中的一套房子，此建筑群从沃克街的东端起上坡延伸至希尔·托普地区。乔治·内维尔在1931 年写道：“那位‘小妇人’在‘欧内’死后在沃克街的住处就好像从未使她舒坦过，于是，全家搬到了林·克洛弗特的住处，这主要是受了“异教徒”“弗兰奇”和“葛里特”的影响，他们的父亲即是房主。异教徒是由劳伦斯的一伙朋友为他们自己起的绰号，弗兰奇和葛里特就是弗兰西斯和葛特鲁德·库柏，他俩是劳伦斯家在林·克洛弗特的隔壁邻居，其住所后来成了劳伦斯《阿伦的杆杖》中的阿伦的住所的模型。确实，那位姑娘的父亲汤姆斯·库柏后来在这部小说中至少在外观上被用来描写阿伦，像阿伦一样，汤姆斯·库柏是个感觉敏锐的音乐家，一个长笛和短笛笛手；像阿伦一样，他是一个检称员，即一个受矿工们雇用，专监督矿主镑秤的人。汤姆斯·库柏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是因为这活的收入要比他在国立学校当教师时拿的薪水高。当劳伦斯刚刚搬到现在林·克洛弗特9 号的住处时，他在晚上可以听到隔壁汤姆斯·库柏的笛声；2O 年以后，劳伦斯让阿伦·西逊带着他的笛子离开了那平常的小屋，去经历了一次汤姆斯·库柏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冒险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