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独语

《潘虹独语》作者：潘虹一　我的柔情你不懂　　1月1日　星期六凌晨。　　寒夜。上海的隆冬。　　窗外，凄清的月色，亮在寂寞的夜空中。　　窗内，无眠的我，孤独在守岁的枯坐里。　　没有任何的陪伴，只有我一个人，独自送走旧年，迎来新年。在这安静的没有一丝生气的黑夜里，我想守住的仅仅是从我们身畔悄然流逝的岁月。　　零点。一个最特殊的时刻。它既属于前一夜，又属于后一夜。它既不属于前一夜，又不属于后一夜。　　尴尬如我。　　阳光下的我，是别人眼中灿烂的辉煌。一个23岁就出名，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的命运的宠儿。　　月色中的我，是自己心里空洞的失落。一个从小遭人白眼的右派的女儿，一个10岁父亲就自杀的小姑娘，一个24岁结婚、32岁离婚的独身女子。　　这样的命运，这样的生活。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两的手里，握着无限的幸福。只有我知道，那里面一无所有，连最起码该拥有的也没有。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比这样的错觉更叫人黯然神伤？　　我不能解释，我无从开口。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只好转开头，把我的倾诉藏在我悲伤的微笑后。　　我这个活在银幕上的女人，已经在角色里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在我为我能比别人多活几十倍而感到庆幸感到满足时，我也为我比别人多几十倍地触摸着人生的无奈和伤痛而倍感凄凉。　　因为，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所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就只好三缄其口，欲说还休。　　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所以我只好说我一无所求。　　我不是坚强，我只是努力使自己顽强。　　从十岁起，我就知道，我的顽强是我唯一的依靠。当我追着那个骂我是反动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满脸唾沫的男孩，拽着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干净我的脸时，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明白，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没有资格哭泣。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胸怀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再也没有一双大手可以为我擦干泪滴。我只有自己打点自己。　　曾经渴望能有一个男人的肩膀，让我靠着憩息。我得到过。　　曾经期盼能有一方自己的屋顶，让我避过风雨。我拥有过。　　可是，这世间总有那么多的不被预料的安排，还有那么多的琐碎的错误，命运，终于又将我们隔开。　　太多的事情已经发生，走过的路都已不能再更改。这样的缘起缘灭呵，踏尽夕阳荒草，我依旧只能在这世间独自往来。　　这个世界是属于男人的。　　只是作为女人的我，在这个男人的社会里，无法忍受丧失独立的依附，也无意丢失属于女人的本质。无论是那样一种张牙舞爪的失去，还是这样一种软弱卑怯的失去。　　我从没有想过，要超出一个女人的范围去和天下的男人一争高低。　　做一个女强人，不是我的梦想。从来不是。我只是非常由衷地想做男人后面的那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前面的那一个女人。　　可生活由不得我们。　　当命运一再地把我们单独推到了社会的前沿，为了站稳，为了能纯粹女人样地生存，我们只有顽强。三毛说，如果能让她再选择一次人生，她想去做一个平常的女子，生一大堆的孩子，并和他们做朋友。　　我的要求比她更微小。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女子，我只想做一次母亲，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样，至少我不会再在夜半时分，为逃避无边的孤寂，而打开一扇窗，倾听一次陌生人热热闹闹的争执。　　梦太深，夜太长，太过寂寞的人生呵，我只想要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　　夜，一点一点过去了。窗外曙色渐明，东方欲晓。　　没有一分岁月是可以被守住的，一如我们身后所有走过的道路，没有哪一条允许我们重新回头。　　那一份错失的忧伤，只能沉淀在我们的心里，越积越浓，越积越惆怅。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开始，所有的故事也总有一个结束。我所能的，只是在每一个故事的尽头，一次又一次地用孤独将自己锁住。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月2日　星期日　　昨天是元旦。1994年。　　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希望的无非是过去的日子没有什么缺憾，将来的日子充满希望。　　新的一年，总该有一些新的开端。　　今年的开端不能说不好。　　元旦，《股疯》一片在上海的大光明、曹杨、天山、永安和国泰五家电影院同时首映。可以说是场面热烈，盛况空前。在大光明做首映式的时候，听说外面黑市的票价居然卖到50元一张，真不可想象。这是不是预示着《股疯》能在今年电影市场上走运呢？但愿吧。从1992年到1994年，一部《股疯》耗时近两年。应该说我对这部片子是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的。从最初的酝酿、到我自己写故事大纲、找编剧、报批、直至开机拍摄，我几乎介入了它走过的每一步，同悲同喜同忧。现在，它终于公映了。我此刻的心情，不仅仅是激动，真的相当复杂。　　饰演范莉对我来说不单是又一个人物的挑战，也是我演艺事业上的一次转折。这倒不是什么单纯的由演悲剧人物到演喜剧人物的戏路改变的问题，我一直以为范莉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人物，《股疯》也不是一部纯粹搞笑的喜剧片，倒有点像卓别林的那些喜剧。剥开它的喜剧外表，里面全是辛酸，全是眼泪。　　像范莉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平凡勤俭地生活着，对生活的要求那么低、那么简单，就盼望着能从石库门的阁楼搬进新公房，能用上煤气和抽水马桶。她去炒股，目的也很单纯，无非是想发点财，活得过瘾一点。可最后呢？大起大落的快感有了，往日的宁静没有了，性格又发生了一系列裂变，还是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累。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小人物在社会大潮面前的无可奈何，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是最真实最普遍的悲剧。　　要说转折，不再那么铺张地从影片一开始就用全副身心去营造忧郁，去表现悲剧，去打动观众；而是以外在的轻松去表达内在的沉重，去演绎笑声后面的泪水，这里面渗透了三十多年来我对生活的体会，这才是真正的转折。　　如果说当年我演《人到中年》、《井》这些片子时，我是以我本身的忧郁气质去贴近陆文婷、徐丽莎的话，那么今天我演《股疯》，是一步一步走进范莉的心灵的。而且，越是向她靠拢，就越是觉得她悲剧的深刻。　　不错，陆文婷、徐丽莎的生活是个悲剧，她们的悲剧被观众认可，而且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们是好女人，就特别同情她们。而范莉，虽然不至于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坏女人，但肯定不会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好女人。她是个小女人。她的悲剧不是人人都认可的，也不是人人都同情的。相反倒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她是自作自受，活该。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不把这样一种生活看成悲剧，认为它理该如此；而生活在这样的悲剧中的人也浑然不觉，毫无异议。这其实才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呵。　　不过《股疯》在形式上毕竟是一部轻喜剧，我也毕竟是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从影片开拍起，外界就一直议论纷纷。不少朋友听说后都为我捏了把汗，担心我演不好反而砸牌子。用他们的话来说：潘虹平时就有点云里雾里、神神秘秘的，总给人一种距离感。以这种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演一个成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庸俗女人，悬。　　朋友们是很爱护我的。尤其在《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这两部片子反响不佳，受到比较多的批评之后，他们不希望看到我再栽了。在世界影坛上因改变戏路不当，演员从此一蹶不振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　　可我更相信“不破不立”这个朴素的道理。必须破掉一些东西，特别是扔掉一些已被认可已被框定的东西，才能立起新的，才可能出现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还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小打小闹是成不了气候的。《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就是两个最现成的例子。我想改变一点，融进一点我自己的东西，可是没有成功。原因当然很多，但和原来的表演距离拉开得不大，也是问题。　　这次范莉的形象和以往的形象是个高反差了，能不能成，能不能被圈内人和大众都接受，我也不敢断言。一切都要在今年见分晓。　　还有和寇世勋、张国柱、金士杰等一起演的《地久天长》，已定于1月3日在台湾上映。这部长达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是我第一次演电视剧，又是第一次直接和台湾影视圈合作，首先在台湾上映，能不能得到海峡那边的观众的认可，我没有完全的把握，也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只是，不管一切如何，我都会保护心态的平稳。　　夜，又深了。窗外的世界一片静谧。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1989年的那个新年，纽约的新年。　　在这之前，纽约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城市。可在这一天，它却让我看到了它疯狂的背面，它的冷静，它的寂寞。　　1989年，我们在美国拍《最后的贵族》。新年来临的那一夜，我们在时代广场和纽约市民们一起守岁。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硕大的金苹果从天而降，广场上一片欢腾。所有的人都在亲吻，所有的人都在拥抱，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祝福，都在尽情地享受狂欢。他们是那样地投入，那样地忘我，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会被感染。仿佛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集中在这里了，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天堂。沸腾，并且激动人心。　　可是，仅仅二三个小时后，当我们休息了一下，起来化妆，准备拍摄时，却陡地发现城市是死一般地寂静。　　人都在沉睡，大楼都在沉睡，街道都在沉睡。那种天堂的感觉没有了，世界中心的感觉没有了。有的只是和中国那些偏僻的农村荒天野地里没有什么两样的荒凉与寂静。而且城市的荒凉更让人受不了。野地里的荒凉是有生命的，至少还有小草还有树木；而城市的荒凉是没有生命的，是一种真正的死寂。　　从狂欢到死寂，这种反差太强烈了。我被震撼了。我突然领悟到，万事都有起有落，而人一定要经得起这种起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要经得住。两者都是生命的一种给予，都应该坦然接受。关键在经历的同时要有所得到，有所想、有所思、有所悟，这就是收获。　　这种感受后来帮助我度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刻，使我面对挫折时，能够从容平静。所以无论这次《股疯》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了。　　新的一年，愿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二　重回威尼斯　　1月14日　星期五　　从欧洲回来一直忙着为《股疯》的上映做宣传，也没有时间去重温一下在欧洲的那些时光。　　今天有些空，稍稍写几笔。这次去欧洲度假，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威尼斯。　　第一次去威尼斯是为了拍《最后的贵族》。在威尼斯我一下子就被这座城市迷上了。那些纵横的水道，古朴的gondola，典雅的城市气息，都令我陶醉。　　我一直以为《最后的贵族》最后这部分是拍得很棒的。那句流浪艺人说的：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不仅打在了李彤的心上，也打在了我的心上。我真心地希望大千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相互沟通，相互亲爱。　　圣诞前夜，我又回到了威尼斯。威尼斯依然是那样。迷宫般的街巷，望不到头的水道，gon-dola在河中飘荡，一群群海鸥在寻找夕阳。　　我也在寻找。那一次，我也是在这么寂寥的黄昏上船的。我曾对谢晋导演说在开拍《最后的贵族》最后一场戏中我需要有一个进入角色的过程，在威尼斯黄昏的寂寞中去寻找一个女人的孤独、失意和无助，他同意了。　　这次陪我周游水城的是一个满头金发的意大利电影人。他一只手帮我提着手袋，另一只手不时地调整着照相机的焦距。闪光灯的亮斑在静寂的黄昏中跳动。从此我看到的威尼斯水城居然是一片空白。我看到我的脸投映在船舱的窗玻璃上，我看到美丽的威尼斯投影在我的脸上。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把我的脸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会不会就在转瞬间轰然倒塌？世界总是如此的无常。　　我坐靠在船头上晃晃悠悠，仰头望着一家家濒临河边的餐馆旁边那一片片高耸的桅杆。单个儿地看一根桅杆，使我突然就品味到了一种雄浑的孤独。每一根桅杆你都不忍心仔细地推敲下去，木舟在睡觉比木舟在航行更令人惊心动魄。在喧嚣的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安静的一角。照相机的闪光折射出辉煌的瞬间，抚平了我莫名的烦恼，我突然悟到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珍惜这份充实的孤独。　　我终于来到了上一次我住过的那家饭店，在它大厅右侧依旧摊放着那本十分精致的签名簿，依顺着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的签名，我找到了那次我自己留下的签名。我摸了摸尚可称为流畅的笔迹而感到一份安逸的满足，为此我暗暗地感谢这家饭店的主人。金发的意大利人拎着照相机迈着大步向我走来，他认真翻完了签名簿后回过头来向我会心地微笑。影圈里人毕竟知道影圈里人的需要。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名小小漂泊者。当我摒除职业的纷呈表象，我会入定于一只照相机，一本旅游手册，一张世界地图。从现实世界中去比较文化，比较人生。让自己脚步所经之处碾出一道爱的路途，从中去感悟生命的定义，明白自己在这世界上不是空空的白走一趟，有更多的理由来祝福自己。　　中央空调的暖气湿漉漉的，懒懒地在我脸上徜徉。大堂酒吧的尽头，站着一个被圣诞烛光勾勒得格外立体感的小提琴的乐手。我掏出司机找给我的全部零钱投进他面前的盘子。当一首“时光流逝”的曲子流泄出来时，我缓缓地随着音乐向门外走去。　　夜幕垂降后，天上飘起了雪花、白茫茫的隐去了一切，只可闻琴声、人语、笛鸣、威尼斯被净化着……　　真想再回一次威尼斯。　　在那个别人的城市里，在那个远离我生活的地方，我才真正地不感觉生存的压力。天空是如此的澄澈，生命是如此的自由，这样的时刻，我就完完全全地回归为一个恬静的女人。三　遗憾到永远　2月8日　星期二　　把七个小矮人依次放在楼梯的拐角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矮人们的家就终于在这都市的森林里安了下来。　　虽然，这不是那座童话里森林中的小木屋，远离着尘嚣；虽然，用来买房的钱是借着银行的贷款，肩上有七年的债背着要还。可是，还有什么抵得过这样的喜悦，我们，我和我最爱的玩具们，我们有自己的家了。　　从房子装修完，到今天的正式入住，这家，断断续续地搬了两个星期。因为我不肯用搬场公司一下子把东西从妈妈那里搬过来，而一定坚持每一样东西都要在自己手里过一遍。　　看着每一件东西由自己选择了带过来，再一一安放到合适的地方，心里就极安稳，极妥贴。　　这是一个最完整意义上的我自己的家。我愿意这样燕子衔泥筑巢般垒我的小窝，仿佛一种仪式，一种自己给自己做的，又一个独立的仪式。　　以前我有过各种各样的家，外婆的家，父母的家，婆婆的家，丈夫的家，剧组的“家”，但都不是今天这一个家。这是我的家，就住着我一个，单身女子。这是完完全全的我的天地。　　妈妈的家里也有我的一个小天地，可那毕竟是妈妈的家，不是我的。　　不是说妈妈的家有什么不好。记得那一年离了婚，就提了一个皮箱离开了成都，回到上海，站在妈妈的门口。是妈妈一家接纳了我，一住就是五年半。　　从娘家嫁出去的女儿，在结婚八年后，又孑然一身搬回了娘家。这样的变故，做妈妈的虽然什么也不说，就这样接受了，但做女儿的知道，总是在她心里伤了她一道。　　这样一种伤害，不是让妈妈怨了我，而是迫得她更加爱了我。因为知道我必须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撑天下了，知道再没有一个人来呵护我了，她对我就倾注了全部的关怀。　　常常在早晨，只要一听到我的房里有我起床的动静，妈妈一定会也跟着跳下床，给我做早餐。每当这时，我就特别自责。让已经为我操劳了前半生的母亲，又跟着为我操劳后半生，我心难安。　　有自己的一个家，也是给妈妈一个交代。我要她知道，我还能站起来，我还能独立。我希望她能安心。　　今天临过来的时候，妈妈又说：那里要是一个人太冷清，住不惯，就回来。这里总是你的家。　　我点头，笑一笑，心里知道，再回来，就是客，不是她羽翼下一只不能单飞的小鸟。　　明天是大年夜，我会回去吃团圆饭。以一个独立的、可以让她骄傲的女儿的身份，回去看她。　　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有自己的家了，在这旧历年将去，新历年将来的时候。朋友们为我高兴。有的说要来玩，要来陪我。我说，好的，但不是今晚。今晚，我要一个人。　　一个人在新家里走来走去，满心喜悦。餐厅里的长餐桌和桌上的欧式烛台，客厅里的黑色沙发彩色靠垫，白色木楼梯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玩具动物卡通人，还有一屋子看着我微笑的我的照片，什么都看着顺眼。特别喜欢这复式结构的房子。下面是厨房、餐厅、客厅和盥洗室，一道小楼梯通往楼上的卧室、起居间和小客房。楼下，是朋友们来可以谈天说地坐通宵的地方。楼上，就完完全全是我一个人的领地，闲人莫入。　　记得当年离婚，临走，米家山说，家里的东西，你要什么就带什么走。我说，本来求的是，人在情常在，情在人常在。现在，人都留不住，还带什么东西走？再说，我拿走的任何一件东西对你就是一个空白。　　倒不是存心要气他，而是我一向以为，家，就是一个外化的人。家里的一陈一设，都代表着主人的品味，气质和想法。它也是人的一个组成。　　选择这样结构的房子，看中的就是那一份神秘感。我希望每一个来做客的人都能感觉到我待人接物的分寸在哪里。我是一个独身女人，我在显露我的真诚的时候，我也还愿意坚守着我的保留。　　坐在客厅里，握一杯酒，放一盘CD。在恩雅来自天堂般纯净的嗓音里，所有的已往，都在心头一一流过。　　《旧约·创世纪》里有个故事，讲耶和华要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城的时候，嘱托二个天使引罗得和他的妻子、女儿出城。在城外，天使对罗得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毁灭。”结果，毁城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罗得的妻子，忍不住留恋的心情，回头看了一眼，竟变成了一根盐柱。　　过去了的，就不可再回头。　　所有经历过的事，我都接受。所有作过的决定，我都不悔。我只是对未来举一举杯。那将是一些崭新崭新的日子，我相信，我祈愿。四　白雪公主的小屋2月8日　星期二　　把七个小矮人依次放在楼梯的拐角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矮人们的家就终于在这都市的森林里安了下来。　　虽然，这不是那座童话里森林中的小木屋，远离着尘嚣；虽然，用来买房的钱是借着银行的贷款，肩上有七年的债背着要还。可是，还有什么抵得过这样的喜悦，我们，我和我最爱的玩具们，我们有自己的家了。　　从房子装修完，到今天的正式入住，这家，断断续续地搬了两个星期。因为我不肯用搬场公司一下子把东西从妈妈那里搬过来，而一定坚持每一样东西都要在自己手里过一遍。　　看着每一件东西由自己选择了带过来，再一一安放到合适的地方，心里就极安稳，极妥贴。　　这是一个最完整意义上的我自己的家。我愿意这样燕子衔泥筑巢般垒我的小窝，仿佛一种仪式，一种自己给自己做的，又一个独立的仪式。　　以前我有过各种各样的家，外婆的家，父母的家，婆婆的家，丈夫的家，剧组的“家”，但都不是今天这一个家。这是我的家，就住着我一个，单身女子。这是完完全全的我的天地。　　妈妈的家里也有我的一个小天地，可那毕竟是妈妈的家，不是我的。　　不是说妈妈的家有什么不好。记得那一年离了婚，就提了一个皮箱离开了成都，回到上海，站在妈妈的门口。是妈妈一家接纳了我，一住就是五年半。　　从娘家嫁出去的女儿，在结婚八年后，又孑然一身搬回了娘家。这样的变故，做妈妈的虽然什么也不说，就这样接受了，但做女儿的知道，总是在她心里伤了她一道。　　这样一种伤害，不是让妈妈怨了我，而是迫得她更加爱了我。因为知道我必须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撑天下了，知道再没有一个人来呵护我了，她对我就倾注了全部的关怀。　　常常在早晨，只要一听到我的房里有我起床的动静，妈妈一定会也跟着跳下床，给我做早餐。每当这时，我就特别自责。让已经为我操劳了前半生的母亲，又跟着为我操劳后半生，我心难安。　　有自己的一个家，也是给妈妈一个交代。我要她知道，我还能站起来，我还能独立。我希望她能安心。　　今天临过来的时候，妈妈又说：那里要是一个人太冷清，住不惯，就回来。这里总是你的家。　　我点头，笑一笑，心里知道，再回来，就是客，不是她羽翼下一只不能单飞的小鸟。　　明天是大年夜，我会回去吃团圆饭。以一个独立的、可以让她骄傲的女儿的身份，回去看她。　　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有自己的家了，在这旧历年将去，新历年将来的时候。朋友们为我高兴。有的说要来玩，要来陪我。我说，好的，但不是今晚。今晚，我要一个人。　　一个人在新家里走来走去，满心喜悦。餐厅里的长餐桌和桌上的欧式烛台，客厅里的黑色沙发彩色靠垫，白色木楼梯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玩具动物卡通人，还有一屋子看着我微笑的我的照片，什么都看着顺眼。特别喜欢这复式结构的房子。下面是厨房、餐厅、客厅和盥洗室，一道小楼梯通往楼上的卧室、起居间和小客房。楼下，是朋友们来可以谈天说地坐通宵的地方。楼上，就完完全全是我一个人的领地，闲人莫入。　　记得当年离婚，临走，米家山说，家里的东西，你要什么就带什么走。我说，本来求的是，人在情常在，情在人常在。现在，人都留不住，还带什么东西走？再说，我拿走的任何一件东西对你就是一个空白。　　倒不是存心要气他，而是我一向以为，家，就是一个外化的人。家里的一陈一设，都代表着主人的品味，气质和想法。它也是人的一个组成。　　选择这样结构的房子，看中的就是那一份神秘感。我希望每一个来做客的人都能感觉到我待人接物的分寸在哪里。我是一个独身女人，我在显露我的真诚的时候，我也还愿意坚守着我的保留。　　坐在客厅里，握一杯酒，放一盘CD。在恩雅来自天堂般纯净的嗓音里，所有的已往，都在心头一一流过。　　《旧约·创世纪》里有个故事，讲耶和华要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城的时候，嘱托二个天使引罗得和他的妻子、女儿出城。在城外，天使对罗得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毁灭。”结果，毁城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罗得的妻子，忍不住留恋的心情，回头看了一眼，竟变成了一根盐柱。　　过去了的，就不可再回头。　　所有经历过的事，我都接受。所有作过的决定，我都不悔。我只是对未来举一举杯。那将是一些崭新崭新的日子，我相信，我祈愿。五　点燃生命里的第一响2月11日　星期五　　最后一个高升惊天动地的炸响，在新年的夜空下袅袅消散。　　朋友们一一和我道别，开着他们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地走了。长长的车龙，浩浩荡荡地驶离我们的小区。值夜的保安人员同我开玩笑，简直够得上一个车队了。他们说，幸好今天是年初二，我们楼里的人都出去度假了，要不然，连泊车的车位都不够。　　我听得笑了。可不是，就这样，朋友们的车还是把这楼下的十几个车位都占得满满的。　　同值夜的保安彼此道了新年快乐，谢了他们今夜的辛苦，我便转身上了楼。推开门，迎接我的虽然不再是满满一屋子的朋友，却依日是他们留下的弥漫在屋子每一个角落的满满的友情和温暖。　　客厅里到处插着艳丽缤纷的鲜花，都是朋友们送的。玫瑰、菖兰、百合、康乃馨、洋兰，没有一束是重样的。朋友们爱护我，请他们来参加我新居的第一个聚会，一呼百应。又不和我拘泥于什么礼节，该送什么花，在电话里就和我一一商定。结果品种丰富得足可以让我开个小花店。墙边靠着朋友们送的油画。桌上堆着他们送的CD唱片。两者都是我的最爱。前者，是他们出于对米家山曾经是搞美术的这一经历的了解和对我曾有过的那段婚姻的认同；后者则纯是投我所好。　　小楼梯的玩具世界里又增添了一个新家族——一堆光屁股的小人儿，神态各异，个个都不重样。这是孩子们带给我的。　　今天是我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在我一个人的家里接待了我的朋友。　　这个聚会，在我是向朋友们送上的新春的第一个问候，在朋友们是庆贺我的乔迁之喜。用他们的话来说，给我的新家增加点人气。　　于是，从下午到晚上，大人、孩子，二三十个人挤在我的小家里，楼上楼下，闹了个天翻地覆。没有规矩，有的只是叙不完的情，说不完的话，一屋子的笑声，一屋子满满的要溢出窗外的欢乐。　　大年夜回妈妈那里吃团圆饭，见面的第一句话，妈妈问的就是：“你一个人怕不怕？晚上睡觉门锁好了没有？”　　母亲的关怀里多的总是担忧。而朋友们不是这样。他们也担忧我，但他们不会这样表达。我知道，今天他们来我这里，不仅是来祝贺我，也是来看看我还需要什么，看看我究竟有没有信心一个人这样过。　　他们的关怀里更多的是祝福。　　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祝福着我，希望我快乐、幸福、安定。他们用他们的细致，他们的关切，填补着我生活里的空白。他们知道，现实的家我已拥有，心灵的家我依旧漂泊。　　人的一生里能有这样的朋友，是福气。　　说起朋友我最看重的还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他们中间有的甚至读小学时就开始和我做同学，然后一起上中学，一起下农场。就是这样一批从小又打又闹又滚又爬地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是我的昨天，他们也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一份财富，　　和他们在一起我不需要有一个假面，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什么明星潘虹，我只是他们的一个同学。一个和他们一起哭过笑过闹过，一起爬过树踢过踺子甚至打过架的同学。一个当年和他们一起插过秧挑过河泥，抢吃过一碗炒麦粉一块红烧肉一个精白馒头的潘虹。　　有时知道我得了奖，他们会向我道一声祝贺，但不会在意更多。他们更在意的是我这个人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生活得好不好，快不快乐？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们的交往里没有任何功利的因素，大家都有各自发展的领域，无所谓谁高谁低谁能谁不能，我们共同拥有的就是对往昔的美好回忆。和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特别放松，宁静，特别有安全感。　　有时一句：记得吧，小时候你还踢过我。会让我从心里觉得暖出来。而一句调侃的：那时候，你那么土，谁想过你日后会当演员。则让我觉得踏实。他们总是让我一再回到最淳朴的那个起点，使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原本是一个怎样的人。　　每一次聚会过后，我都觉得找回了几分真诚，洗去几分浮躁。所以不管我有多忙，每年一次的同学聚会，只要在上海，我是必到无疑。　　赛曾经说我是个平民贵族。他说他爱我，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我身上没有什么明星气。赛，你可知道，这是因为每年我都会在无意中得到一次净化。　　今天又提起了今年聚会的事。还是老规矩，放在暑假里，候我们老师有空的时候；还是凑份子，每人掏五十块钱，无论赚钱多少，统统一视同仁。　　这回我学乖了，再不会像上次那样冒冒失失地来一句：我请客。　　上回我这么一说，立刻犯了众怒，大伙群起而攻之。他们明白无误的提醒，使我意识到，在这件事上我根本不必让自己跳出人群。这样做，不管我是多么的诚心诚意，都会显得矫情显得虚伪，甚至，伤人的自尊。因为这是一件我们大家的事，一个老同学的聚会，请我们共同的老师。每个人都出一份子，不在于钱的多少，只在于我们彼此的平等。　　在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能带家属。　　我们要让那一天完完全全地属于过去。在那一天，我们仅仅是老师面前的学生，老师也依旧是当年学生面前的老师。转瞬间，时光倒流二十年，我们仿佛又相聚在中学的课堂。老师和学生，同窗和同窗，这样的关系豆古不变。　　记得当年我们这个班，是出了名的调皮，又出了名的抱团。　　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是教英语的。刚大学毕业就接了我们这个班，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虽然后来因为他分配我去农场，暗地里我没少怨过他，但仔细想想，他是中学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　　我至今仍对他的英语课记忆鲜明。记得上课时他叫同学起来念单词，每当同学念错的时候，他就两眼一翻，摇着他那特长的脖子，慢条斯理地说：不对嘛。然后他再叫下一个。我们和他调皮，都按那个念错的同学的发音念。结果一圈兜下来没有一个念对的。于是我们全班一起大摇头：不对嘛，我们发音没有问题，是你教错了。老师知道我们是故意和他调皮，却不生气。课上这个单词的发音再教一遍。下课照样带着我们去打排球。所以我们这个班的学生都偏文科，英语和体育更是棒棒的。这得归功于张老师，他身上有股特别的凝聚力。　　哎，是该给张老师打个电话，也告诉他我搬了新家。　　今天，我生平第一次亲手放了鞭炮。　　虽然放鞭炮是中国过年的一大风俗，更是一般孩子们喜欢的事，可我从小怕响，怕放鞭炮。别说自己没放过，就是看到别人在放，也一定躲得远远的。　　但是，今天我放了。不止放了一个，而且放了一大批。　　我是放给自己看，给自己壮胆的。也是放给朋友们看，让他们放心的。　　克制着我的畏惧我的胆怯，我沉着地划着了火柴。暗红的火苗在冬夜的黑暗里跳跃，舔着了导火线。“砰”地一声，爆竹飞上了天。　　我点燃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响。　　五百连响的爆竹也被朋友们点响了。在热烈的爆竹声里，我祈福未来。我对自己下决心，就这么一个人过了，真过了。　　今天，我真正是独立了。从今往后，所有的岁月都将由我一个人打发。我要过好每一个日子，要过得比以往的日子更好。　　我不是一条汉子，但我可以活成一个人。六 重逢有期3月10日　星期日　　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是前天开幕的。今天又列席参加了八届人大的第二次会议。算起来已连续两届任全国政协委员，进京参加“两会”的会议，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　　那天听叶选平作常委工作报告时说，这一年经审查立项的提案有1900件，办复的占99％。具体的内容他没说，可我更关心的是文化那一摊，尤其是有关电影的，办成了哪些实事。　　这两年电影的滑坡现象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关心的人也很多。每次开会都要讨论讨论这个问题，估计到14日收、交提案工作结束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肯定还会被提到。　　曾经有种认识，认为应该用提高票价，增加电影制作成本的方式来解决电影滑坡的问题。可后来发现不行，票价提高了，观众的流失更大，人们都不看电影了怎么办？　　现在基本都认识到归根结底还是个体制问题。只有让电影从拍摄、制作、发行到放映都投入市场运作才行。不过要在中国形成真正的电影工业、电影市场，像美国好莱坞那样，把电影纯粹当作流通的产品来做，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按理说，在任何一个发达的社会里，它的文化应该是成为它最显著的标志，文化和经济应该是相互依存着向前发展的。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沟通、等同的社会，是称不上一个先进社会的。可面对今天的中国，我实在不敢乐观。　　这两年经济的发展势头这么好，一直保持着快速的上升趋势，可电影却一滑再滑，一路下坡。也许中国的事是太多了，十多亿人要吃饭，要穿衣，还时不时地要对付各种各样的灾害，政府实在是顾不过来。可又不能不顾电影呵。人除了要吃好、喝好、住好外，也要玩好和看好，而且这个玩好和看好，还直接关系着明天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的高低。　　当然作为搞电影的，也该有点责任感，努力拍点好看的东西出来让大家看看，不要把已经很有限的资金再浪费了。　　不过也难。电影本是一门舶来艺术，而我们对它的特性、本质规律、表达手段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通透的程度。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的电影受戏曲的影响太深，往往用了一个电影的外壳，包裹的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戏剧故事，用的表现手法又是最传统、最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舞台剧的手法。这样的电影哪里还有节奏可言，又怎么好看得起来。其实今天观众的欣赏水准已远远超越了传统，超越了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走在了中国电影的前头。　　而且一部电影承担的任务也不能太宽泛了。不能同时要它又赚钱又实验又艺术又得奖，搞得在拍摄的过程中都不知道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要得太多，往往什么都得不到，最后也就只好得到个四不像了。　　明年就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了，我们究竟能拿出些什么样的东西来迎接这样一个盛大的时刻呢？　　H说过，他希望，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人在地层里挖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东西，不只是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和塑料玩具。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应该为后代留下点值得看看的艺术品。　　我深以为是。　　搞艺术的人要有这样的眼光和胸襟。不仅是像他这样搞雕塑搞绘画的人要这么想，我们做电影的，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去做一些精品，留一点经典的东西下来。　　这段话，H也曾对我说过。今天翻看他送我的他最新出的一本艺术作品集，在萧马为他写的序言中，才发现这段话的出处是在大连的老虎滩头，在为他的“群虎”石雕落成举行的剪彩典礼上，他说的。　　当时他是流着泪说的。萧马说他差一点就号啕了。　　这是一个男人在历尽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做成了他想做的事情之后的痛哭，这是一个艺术家在他呕心沥血完成的作品面前，面对鲜花、掌声、赞誉的流泪，我理解。　　这座由六只虎组成的花岗岩动物群雕，虽未经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考证，但有阅历的行家都认为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造型的石雕。可这项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大工程的确做得他好苦。　　我本来也从他嘴里支离破碎地知道一些，今天看萧马比较完整地写出来了，读了仍是感动。　　H是那种做大事的男人。豁达，有才气，不畏缩。更难得的是他的沉稳里还有一种童心不泯的纯净气质，天生是做艺术家的人。　　和H认识有七年了，每次开全国政协会议都会遇到。这次也不例外。　　曾经有一度，我们的关系被传媒炒得热热的，人们把我们拉得很近。这是大家的好意，是对我们两个人的关心和爱护。可惜，我们俩只彼此看了一眼，就断定我们能做很好的朋友，也只能做很好的朋友。　　刚才，我还对他说，我们是一年一度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政治战友”，每年都有个法定的约会。每次分手的时候也没什么可担忧的，因为知道，总是重逢有期。　　他哑然失笑，并不反对这种提法。七　有一个梦想3月16日　星期三　　这几天在北京开会，总是碰到熟人。　　今天遇到个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和我开玩笑：“怎么还不到我们部里来报到呵？是不是演了部《股疯》，想想还是舍不得放弃艺术家的身份？”　　我回答说：“你等着，我总有一天来和你做同事。”　　他的一句话，又勾起了我的梦想，去外交部谋职，去做一个派驻国外的大使馆里的文化参赞。　　这个念头是三年前冒出来的。　　我一直觉得，我这一生，可能很多选择都是错的，但我对自己职业的选择，上戏剧学院读表演，出戏剧学院做演员，这一点，肯定没错。正是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我拥有了一席之地，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有时我也问自己，如果在这个专业之外，我再选择一份职业的话，什么是合适的？　　答案是，文化参赞。　　这些年常出国，住在我们大使馆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和文化参赞聊天。去别的大使馆参加活动，接待我的，往往也是他们的文化参赞。　　慢慢地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们的文化参赞大多在艺术上不是专业人士。他们对这个领域里的方针、政策、条规都掌握得很到位，可除此之外，他们就缺乏更多的艺术方面的话题来与人沟通。这不能不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缺憾，尤其和国外一些非常有修养的，在某一艺术领域里有很专业很独特的见解的文化参赞相比，就更是如此。　　我想如果我去做文化参赞的话，基于我今天的能力，我也许也能有一个成功。最起码，我有两个好的条件。一是，无论国内国外，我在文化界都有一大批朋友；二是，无论哪一种文化活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电影、话剧等等，我都对它们充满兴趣。　　如果说当年报考戏剧学院时，大半还是出于少女的一种虚荣心，一种渴望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表现自己，渴望被更多的人注意的虚荣的话，那么这一个外交官的梦想，则完全出于一种热爱，一种对世界文化传播的热爱。　　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别有一种特色，别有一种魅力。　　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的结晶。　　但从整体来说，文化，又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所以文化交流工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又具有特别宽容的国际性。这非常符合我的想法。　　说实在的，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我在表演上再不能突破自己了，我就不拍电影了。那时，我就去外交部面试，然后再去国际关系学院突击学习。争取去当个外交官，圆一圆我的文化参赞梦。　　当然，最好能把我派去欧洲，我喜欢那里的文化氛围，那样的一种典雅。八　不做饭的女人3月28日　星期一　　晚上，照旧在家门口的“明苑酒家”吃饭，平时在家的时候，“明苑酒家”是我的食堂，一日三顿全在那里。　　其实一个人的家实在不算小，复式结构的房子，客厅和餐厅在楼下，卧室和工作室在楼上，没有打扰的时候，清冷中有些孤单。煤气、电饭锅，所有的设备一应俱全，然而我却做不来一个女人天性该会的事情。　　中国有句俗话，把秀外慧中的女人称为“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大凡待人接客贤淑周全、又能有一手好厨艺的女人是男人心仪的伴侣，可我极端个性化、情绪化的性格，长期在外奔波拍戏的职业经历使我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　　我只知道哪里的盒饭最好吃，哪里的盒饭最划算，或者在宾馆吃着完全被装饰过的宴会。所有的宾馆饭店都是相差无几的滋味，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对吃饭毫无兴趣，每一餐都吃得极少，仿佛只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必需。　　偶尔，走过上海街巷窄窄的胡同，看见煤球炉上漾起的袅袅炊烟，闻着各家的大锅中飘出的粗茶淡饭的香味，想想梅干菜烧肉一定是很本色、很有嚼头的家常菜。我缺乏最普通人的生活，缺乏他们豪迈的热情，从心底里，渴望与他们一起被三吆五喝地围坐在一张大桌前吃饭，拉扯几句公共汽车上的相骂，厂里同事的婆媳纠纷，这种实在的生活令我感动。　　可我还是一个人，在“明苑酒家”的餐桌边，要上一二碟菜，却还是剩下好多。　　有时常常也会想，我是否太姑息自己，总是用演艺的特殊性来为自己找藉口，其实我也可以在有限的、自由的时间里，做做女红、学习烹调，我相信一个好女人是必须具备事业和生活的双重能力的。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女人，拍片的时候，剧组的人都包围着我，嘘寒问暖，他们知道女主角是全片的脊梁，她的表演成功将直接影响整部影片，我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难得有暇在家，感觉就像度假一样，把在剧组时那根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就更不愿意去做那些细碎的事情，于是今天，便多留了一份遗憾。　　“明苑”的服务小姐和先生都很相熟，对于我不苟言笑地老是一个人在这里草草地吃饭，默默地吃饭，也许他们认为我端着大明星的架子，他们看高着我，我却羡慕着他们的生活。　　有时妈妈会从自己的家里赶来我的住所，为我下午的点心做一道山芋汤，喝着山芋汤时，心里暖暖的，嘴上却对妈妈说：“你别再这样来回跑，你年纪大了，自己要当心。”　　除了不忍心看着妈妈为我操心，操劳之外，这种享受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只会更觉孤单。　　我应该拥有的，不是一碗山芋汤，而是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九　守望的天使4月5日　星期二　　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清明节。　　一直以为，这是你们的节日。你们，这些在天的魂灵。　　阿婆，父亲。我尘世之外的亲人。　　我不知道对这一天的在意是不是算符合现代的标准。我只知道我在意。我只知道我并不在乎我的传统我的落伍。　　我愿意我在每一年的今天，为你们收拾我的心情，收拾我的容颜，收拾我的装束，收拾我的谈吐。收拾出一个庄重、沉静、传统的女子，为了你们。　　我已经和你们一起过了无数个你们的节日了。日子在一天一天地过去，而在我的心里，对我们的一切都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薄。思念也好，缅怀也好，感觉也好，总是鲜艳如初。　　对于我，只要还有这样一个属于你们的节日会年复一年地到来，你们离去的事实，就总像发生在去年，或者更近，就在昨天。　　本来，每年的这一天，不管我有多少俗务缠身，也不管我有多少必须赶赴的约会，一日三餐，我必赶回家来与你们共进。我陪着你们，你们也守候着我。　　今天更特别，我哪儿也不去。　　早起，沐浴更衣。在佛前为你们上一炷香，让我的心在袅袅的轻烟里，安静，澄明。　　今天，我要接你们回家。要把你们从妈妈的家里带回我自己的家。我一个人的家。我独立的家。有了你们，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再不孤独，再不害怕。　　我带你们到客厅，到卧室，到起居室，到小客房，到这一百三十七平方米的每一个角落。我要让你们知道，这就是我的家。我要让看过这个家的你们，为我放心。　　吃饭的时候，你们的像片，一左一右，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你们陪伴着我。看电视的时候，你们一右一左，和我在一张沙发上。你们呵护着我。　　有一句话，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说的：亲人不死，爱人不灭。说得真好。阴阳界边，奈何桥畔，总是人鬼情不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　　问一声阿婆，你走了二十年了，这一路你走得可好？　　以往每一年的今天我都对你说：阿婆，我给你买了一双尼龙袜子。今年我却要告诉你，街上又流行全棉制品了，人们又穿回你说的那种洋袜了，那种你穿了一生的袜子。　　阿婆，一双答应了你又没能给你买的尼龙袜，让我悔了二十年，也让我痛了二十年。它还会继续折磨我的。日子越久，年龄越长，心里的刺痛就越深。　　这痛，不仅是为了你对我付出了全部而我却没能好好孝敬你的这份后悔，更是为了你曾给过我的那份教养。　　从小到大，我受你的影响最深。是你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女人。是你教给了我作为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所有品质，所有性格，甚至包括女红。　　从小你就用你的身体力行教导我，一个女人要做到让人喜爱，要做到像个女人，就一定要有女性，要有母性。如果说，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无论成功、失败、挫折、坎坷，都没能让我变得粗糙，没能让我身上属于女人的东西流失掉，那是因为你早给我规范了一个基本定位。那些古典的烙印已成为我禀性的一部分，使我始终是一个活得细腻而认真的女人。　　你本就是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又念佛吃长素，所以你总是告诫我，要与人为善。还记得背一个香袋随你去普陀山进香。香袋太长，我太小。背着它，香袋长长的一直拖到我的脚面。你指着刻在岩石上的巨大“忍”字，告诉我做人要“忍”，告诉我为什么要“忍”。　　这是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个字，忍。　　阿婆，虽然你从不开口，可我知道你对我的期待是双倍的。今天，我有没有可以告慰你？　　叫一声老爸，如果你还活着，我该叫你老头了吧。　　还是那句每年都对你说的话：爸，我现在很少说谎了。我不能说我句句是实，一点也不撒谎，做一个演员，一个时时面对社会的单身女子，总有一些时候要说一些不那么由衷的话。可我还是尽可能地说实话，说真话，不说谎。　　我知道，不说谎地做人，是你对我最大的期待。你一直希望我不要有那种劣习。你希望你女儿能做大事。　　家里没有男孩子，我是你的长女，你对我的期望埋得很深，寄予得很高。那时我小，不懂得这些。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你从不打妹妹，可你打我，为我做错事。　　我怕你，挨了打还有点恨你。我就总是对你阳奉阴违，只要在你面上混得过去，只要不挨打。可那一个巴掌我没能逃过。这一个巴掌，我记了一生。　　那本是件小事。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你们就让我每天放学后去游泳锻炼。游泳池离家两站路，你们总是给我一角钱坐车。那天我回来时没坐车。我用五分钱买了根冰棍，一路东张西望，磨磨蹭蹭地逛回了家。　　回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等我回来吃晚饭，等得非常着急。　　见了我，妈妈劈头就问我坐车了没有。她是怕我给人拐了。　　我不敢说出实情，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当然坐了。　　你放下筷子，指着我的长辫子，说，你的头发都已经干了。　　我哑口无言，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没再多问我一句，就一个巴掌，把我从桌子的这一头打到了那一头。　　你当时说，没有一个男孩子不吹牛的，没有一个女孩子不撒谎的，可你就是要改改我这个毛病，否则我将来做不成大事。　　第二天，你让我带着五个红红的手指印去上学。你要我告诉同学，我为什么会挨你的打，原因要说得真真的，也不许撒谎。　　那时候，我真恨你。可那以后我真没敢再撒谎。　　后来，你就走了。你是自杀的，在那个年代里。那一年，我十岁。　　老实说，失去你，不像后来失去外婆那样，让我那么伤心，那么悲痛。我甚至没为你掉过一滴眼泪。只是一种空白。长大后，就更知道，这是一段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永远的空白。　　爸，今天的我，已远远超出了你当初对我的期望了吧。站在你面前，我觉得心安。你呢？是不是也安心了呢？　　只是，我真心希望我的身边还能有一个在我做错事的时候打我巴掌教我做人的你，活着。　　夜已降临。白色的大丽菊在黯淡的暮色里怒放得格外鲜明。菊花是一种特别的花，丝丝缕缕的花瓣，重重复复。每一丝，每一缕，都是我们彼此的牵挂，彼此的思念。　　阿婆，爸爸，我把你们带回家来了。我愿意陪伴着你们，也愿意你们守护着我。更希望你们在天上，能时时看着你们还在尘世的亲人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你们，是我们的守望天使。十　无法哭泣4月21日　星期四　　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　　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不时“轰”地一下，冒出分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这不是童话故事里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是开满了鲜花，是美丽的，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爸爸死了。终于还是死了。　　这就是结果。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于我，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巳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镶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有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看那些灿若春花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就在想，人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浩劫，那么多的灾难。看那些犹太人在那里为生存挣扎，觉得生命真是脆弱极了，任何一点点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让世界充满爱　　4月29日　星期五　　翻开日记本，一帧制作精美的远南运动会的贵宾请柬飘落出来，这张大红的邀约牵出我与残疾人的一段缘来。　　那是1987年初，我因《井》中扮演徐丽莎而荣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后不久，有一位自称是上海霞飞化妆品厂的销售代表来找我。　　我问他，有事吗？　　他说，请你做广告。　　那时电视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在荧屏上打出字幕的那种，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说：做广告啊，找电视台呀，打上厂长名字、联系地址电话号码不就完了吗。　　他说，我们是民政局下的一家福利工厂，厂里大多是残疾人，因此在产品宣传上也不想学别人的，想标新立异一些，要用人物形象来树立品牌形象，这在国外并不少见，但中国还没有过。　　我很新鲜，也有了兴趣，接过他带来的广告词：中国一号演员用霞飞中国一号。　　这位姓康的，1．80米挂零，长得很帅的男子当时是霞飞厂的销售员，如今他已是销售部主任了。在老山前线弥漫的硝烟中，他失去了一条腿，带回了一枚军功章。　　他侃侃而谈地向我介绍起厂里的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残疾人。几口缸、几根木棒起家的福利工厂——霞飞化妆品厂。他说，我们是身体的残疾人，但不能做精神的残疾者，我们要自食其力，靠我们一双手，用并不残缺的思想，我们一定能创造出一个中国名牌。　　我确实被他的话感动了。我答应去霞飞厂看看。记得那天在他们的工厂，在场的人都友好地向我行注目礼。他们的工作设备简陋、工作环境艰苦是我未来这里前难以想象的，他们用残缺的身体工作的情景，使我心里痛痛的，他们太“作孽”了。我信佛，我相信帮人一把的道理，至于他们的事业今后是否能发展、发达，我没有那个远见。　　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广告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也使霞飞产品在日化界有了崭新的定位，广告界掀起了大量使用广告模特的热潮，而霞飞产品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着上海乃至全国的化妆品市场，并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　　我想这其中有我的力量，我似乎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我的开心并不比霞飞厂的老总少。从此，我与霞飞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我成了霞飞系列产品的品牌形象。　　远南运动会的请柬是否因为我与霞飞的缘份才邀请我呢？我不得而知，不管怎样，我为我这一生曾帮助过那些残疾的，且需要我帮助的人而无愧。　　一旦能安排出时间，我一定会去出席“远南”的开幕式。　　一生的战役　　5月8日　星期日　　妈妈，今天这篇日记是写给你的。　　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国外，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节。　　国内这几年也流行起过这样的节日了，而且就像圣诞节似的，越过越热闹。倒是给花店和大大小小的商场增加了不少推销商品、猛做生意的机会。可是对于儿女们来说，除了买，点礼物给父母感谢养育之恩外，又有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呢？　　我也不例外。赛陪我去给你挑的礼物是一个纯金的小挂件，一条金色的小狗。　　狗，是你的属相。今年是你的本命年。你已经走过一个甲子的岁月变换了。送一件纯金的饰品给你，是我们的一份孝心。你不必介意我们花钱，更不必心疼它的贵重就不把它戴在身上。我希望你能常常戴着它，更希望这金饰真能祛邪避灾，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我远离你的日子里，都能保佑你平平安安，健康，快乐。　　只是除了礼物，我还想给你写点什么。　　我总是忙，很少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和你从容地聊聊。回上海后，和你一起住了五年半，但在上海的时间也不多，即使在，也是早出晚归的，难得和家里人照面，拍起戏来更是十天半月的不着家。现在搬出来一个人住了，和你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所以今天就写几句，也算是一份交流。　　不过写了，又不会给你看。只是我心安罢了。记得当年我因演《人到中年》的成功而荣获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时，有记者采访我，要我谈感想。我当时就说，我认真地做一切，仅仅是为了我的母亲，只要她能为我的成功感到自豪，我的人生就有一份自慰。　　这不是冠冕堂皇的空话，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妈妈很不易。父亲被划成右派后，他几乎就不再能回我们这个家了，顾不了我们。后来，他又过早地走了。是你顽强地独自支撑这个破碎的家，把我和妹妹养育成人。　　你总是努力给我们安全感，不让我们感到做我们家的孩子和做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的不同。一派天塌下来，你会顶着的态度。这其中的艰辛，只有我们才知道，根本无法向外人一一道明。　　你也从没想过要向谁去诉苦。你无怨无悔，因为你的信条就是“为他人活着”。你们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陆文婷是很相似的。我一直对人说陆文婷身上有很多我母亲的东西，我演她其实是在演一个很熟悉的人，所以我演好了。　　事实如此。　　蚂妈，我爱你，也深深地理解你。所以我特别不敢也不想让你失望。　　其实就在给父亲送殓衣的那天，我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听你的话，不要给你添麻烦。这以后我做的每一件事，给自己的每一分照顾，都是在想妈妈会不会高兴，会不会减轻了一点她的负担。　　还记得那次我不小心把一个手指卡进下水道别断的事吗？那年我七岁，读小学一年级。事情发生后，我没有像一般孩子那样哭着去找妈妈，而是用衣服把手指一裹，就一个人跑医院去挂急诊。身边一分钱也没有，幸亏碰上了邻家大妈借了五毛钱给我，　　晚上，你回来看到的是我高举着的缠着纱布的手，是半条被鲜血染红的衣袖。这已是结果。　　我从不让你为我承担过程，只让你看到结果。手指折断了是这样，拍片失败了是这样，婚姻夭折了也还是这样。　　过程往往比结果更折磨人，更让人痛苦。少让你受一点折磨，少让你看到一点我的痛苦，这是我唯一可以减轻你负担的方法。　　虽然我知道，作为一个母亲，你的一颗心总是为我们担忧着，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管知道得多还是少。可是，我总想，看不见的那种担忧，总比看见了又使不上劲的痛苦好受一点。　　可是，也正因为我从不让你承担过程，我们也就失去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母女之间的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