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6

因为他对国家之重新武装不满。他说，若勃洛姆堡先生也向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那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当戈林对牛赖特之出席提出疑问时，元首回答说，他“不拟把它开得太像军事会议”，只希望“向总司令弗立契清楚地表明，由于政局吃紧，武装的步子不得不加快。”　　类似的话希特勒很可能说过，因为他的特点是，当双方出现争吵时，他历来避免偏袒一方而去开罪另一方。下午４时，会议开始时，希特勒对争吵一事闭口不提，只大谈特谈其对外政策。从其清醒的态度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他要大家对此次会议保密。这样一来，与会者（戈林可能是个例外）便知事情非同小可。片刻后，他要求与会者“为德国政策之长远利益考虑，万一他身故，将他的此次讲话作为他的遗嘱。”于是，过了一会儿，霍斯巴赫上校便向大家宣读预先准备好的详细要点。接着，希特勒便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确保民族的安全，维护和扩展民族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德国是否有前途，全看她是否能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生存空间只能在欧洲找到。“历来就不存在有空间无主人的情况，今天也然。进攻者必然要与占有者相争夺。德国碰到的问题是，在何处她才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与会者大吃一惊。接着，他又说，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这当然不会没有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用何种方法。　　他说，德国的力量将在六年左右时间内达到顶峰。打那儿以后，德国的军事装备将会过时。到那时，其它国家又会重新武装起来。当其它国家仍在准备防守时，德国就应采取攻势。“元首如健在，他将毫不动摇，最迟于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希特勒几乎不看提纲。各种事件和数字从他口中出来，滔滔不绝，其记忆之清晰令人吃惊。据称，他的这种天才只有凯撒、拿破仑和列宁可与之相比。冯·牛赖特男爵一动不动地僵坐着，其他将领如坐针毡，不善于记录的霍斯巴赫则在拼命地将元首说的话潦草地记录下来。他继续说，德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巩固其东南两翼。毫无疑问，英法两国“已将捷克人暗中一笔勾销”，英国本身问题多得难以胜数，无力发动对德战争。他警告说，捷克人之防御措施与日俱增，奥地利之陆军日渐强大。与此同时，他还保证，一旦上述两国被并吞，大量粮食便可源源不断从两国运往帝国。这也意味着“疆界可以缩短，且更加巩固，也可将部队移作他用”，同时也有可能将部队建制提高到１２个师的新水平，即每百万居民中有一个师。消灭捷克人，意大利肯定不会反对，但对奥地利，它将采取何种态度，这他就无法估计了——主要是看墨索里尼那时是否仍在人间。“波兰的态度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的突袭程度和速度（有意思的是，当日早些时候他刚与这个邻国签署了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条约）。背后是俄国的波兰将无意与取胜的德国开战。”同样的，若俄国出面干预，德国将用闪电战予以反击。　　希特勒讲完时，天色已慢慢黑下来了。他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双双反对元首的征服计划。他们告诫他，切勿与英法两国树敌。法军与意大利交战也不会受多大的牵制，依然是西德的强敌。勃洛姆堡还抗议说，捷克的防线与马奇诺防线一样稳固，要突破它的防线是极其困难的。之后，他又与弗立契一起，将这些论点再次阐述了一遍。弗立契表示关切，竟提出取消其休假——他正计划前往埃及体养，因他刚患偏桃腺炎——但元首告诉他没有必要；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未紧急到如此程度。　　希特勒让戈林去反驳这些论点，自己则在静听。讨论异常热烈，霍斯巴赫几乎无法将讨论内容记录下来，“然而”，他回忆说，“我却也精确地记得，无论在内容或在形式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希特勒脸上的表情不断在变。这可看出，他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之行为的每个细节，都明确地向希特勒表明，他的政策遇到的并不是同意和鼓掌，而是客观矛盾。”牛赖特也同样冷淡。他警告说，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样一定会开战。雷德尔海军元帅虽未参与论战，但很明显，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会议于晚８时１５分结束。希特勒走后，戈林将雷德尔拉到一旁释疑。奇怪的是，适才还持反对态度的勃洛姆堡，也在祈求海军元帅不必对元首过于认真；元首的那番话，不过是要促一促弗立契，让他加速军备而已。德国根本不会与英国发生海上冲突。离开总理府时，雷德尔如释重负，觉得希特勒并不真是要发动战争。毕竟，海军连一艘服役的舰只也没有，陆军和空军也毫无准备。“我们之武装起来，绝不是为了战争，而与英国开战”，他回忆说，“则完全是疯人之举。”　　另一方面，牛赖特却对元首的话置信不疑。但是，直到返回办公室后他才真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病倒了，不得不叫医生前来。因受良心的驱驶，不到４８小时，牛赖特（后来为此事几次心脏病发作）便把保密的誓言搁在一边，与贝克和弗立契两位将军相会于本德勒大街，商讨诱使希特勒放弃战争计划的方法。两位将军答应尽力而为；若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必胜权，他们是不想打的。三人一致同意由弗立契再次向元首强调，如发动战争，在军事上是蠢举。然后，牛赖特再与元首辩论政治上的问题。　　弗立契确曾于１１月９日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会晤结果如何，他虽未曾留下记录，但在当天给他的好友冯·舒茨巴尔男爵夫人的信中说过：“新的难题接踵而来，而在我出发之前又必须解决。我真是精疲力尽了，比你在我外表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几小时后，他便出发前往埃及。他的论点肯定未产生什么效果。希特勒对牛赖特连见都不见。　　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希特勒是否言不由衷？是否如同戈林所说，如同勃洛姆堡和雷德尔相信的那样，他是在演戏？或者是，对他之心灵罕见的一瞥？从他的未发表的著作来看，以及从他发表的众多的演说和对生存空间和犹太人的诸多说法来看，他讲的全是真心话。两星期后，他在宗特霍芬又作了一次讲演，同样认真地警告政治学员，若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德国是不能生存的，为达此目的，必须冒险进行战争。　　他在那次决定性会议上讲的那一番话虽然不就是战争的蓝图，但它确表明，如果外交威胁失败，他将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即使要冒大险，他也决心发动一次外交战。到１９４３年时，采用外交讹诈的手段也好，采取一系列的闪电战也好，他必须清除一些较小的、初步的障碍：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和法国。他希望能争取英国中立，若做不到这点，他也要在军事上教训英国，强迫它不要过问大陆上的事情。这样，到１９４３年时，他便能扫清道路，发动大战——并将首要的敌人俄国打倒。不管如何，他决心走上好战之途。凭着他的赌徒天性，他准备铤而走险，走上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计划要走的道路。　　（５）　　在英国，新任首相对德国作出了更加妥协的姿态。“我们的目标”，上任前夕张伯伦首相写道，“是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政治保证，将问题作一总的解决；如果商谈破裂，我们也要将破裂的原因搞成是德国拒绝我们在政治领域内提出的合理要求。”张伯伦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开始将其前任鲍尔温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我认为，既进行武装又与德国和意大利改善关系的双重政治，将引导我们安全地度过难关”。在一封私函中他这样写道，“只要外交部肯大肆宣传。”由于他像总经理一样管理着内阁，制服外交大臣艾登是不成问题的——艾登对是否能在可接受的条款基础上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　　张伯伦公开宣布愿与德国合作后，德国于那年秋天对其真诚程度作了一次拭探。英国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一份烫金请帖，邀请他参加由帝国狩猎协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柏林主办的狩猎展览。哈利法克斯是米德尔顿猎犬协会主席，有意应邀；张伯伦也完全赞成，因为德国许下诺言，让哈利法克斯会见希特勒。　　他离开英国赴德，意在试探元首是否有可能与之取得谅解。但不幸的是，作为使者，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哈利法克斯虽然为人正直、虔诚而古板，但对德国历史和性格知之甚少，连《我的奋斗》一书也未读过。他觉得戈林“既坦率又有吸引力，像个年纪大的小学生，对自己之所为充满活力和自豪感……他是个现代的罗宾汉，给我们的印象是综合性的：是个电影明晃、盗魁、对财产感兴趣的大地主、首相、党魁和切茨维斯狩猎场的看守人。”他原以为会极端厌恶戈培尔的——结果却不然。“我想，这肯定是我的某种道德缺憾所致，但事实总是事实。”　　这些印象，连同柏林人给予他的友好接待（柏林人给他取的外号叫哈拉利法克斯勋爵。哈拉利是德语中的“驷车”！）为他于１１月９日上午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做了良好的思想准备。哈利法克斯朝车窗外一瞧，瞥见两条穿黑裤子的腿，误以为是侍者前来扶他上被大雪覆盖的台阶，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粗声说“元首，元首”时才明白过来。　　这位身材瘦高、形容憔悴的英国人，连忙下车与面带友好笑容的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坚持要带哈利法克斯和驻柏林大使馆的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先参观房屋，然后才在书房内矮得很不方便的桌旁就座。“我并未从伦敦带有什么新的建议”，哈利法克斯说，“本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搞清德国政府对目前的政治局势持何种观点，并看看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听到这些话，元首便生气地皱起眉头。译员施密特暗想，这下元首可能会沉默不语并暗暗愠怒了。其实不然，元首接着便提出了一系列“绝对无条件的要求”。他猛烈地攻击了英国报界，说他们将所谓的德国之要求公诸于世，企图破坏哈利法克斯之来访。哈利法克斯生硬地为英国的新闻自由辩护。希特勒对此公开表示厌烦。　　哈利法克斯心平气和，异常客气地试图与脾气乖戾的希特勒和解。他称赞主人将共产主义逐出德国，希望两国能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起，为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他便犯了一个外交错误。艾登曾告诉他切勿提中欧和东欧的局势问题。但是，为了表示和解，他把此话题提了出来。他幼稚地泄漏了英国的意图。于是，希特勒便开始暗自盘算他亟需得到之物：与奥地利紧密联盟，结束捷克对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镇压，将经济关系自由地发展至欧洲东南部和东部——因为德国是这些地区的产品的主要进口者。他的论点虽然连贯但不可信，于是，他便张口大骂：“西方国家反复在东南欧为我制造障碍”，他喊道，“并将本人从未抱有的政治野心强加给我！”　　哈利法克斯机智地重申，英国历来乐于接受任何非武力的解决办法。接着，他又非常不策略地补充说：“这也适用于奥地利。”他的话好像是触动的警铃。希特勒激动地反驳说，关于奥地利，德国从未考虑动武；与德国合并是奥地利人民自己的要求。　　待休会进午餐时，施密特觉得，为和平而战业已失败。“希特勒依然怒气冲冲”，寇克派特里克回忆说，“牛赖特周身不安，而哈利法克斯勋爵只能通过译员交谈。我曾设法让交谈进行下去，但未奏效。希特勒坚持不开口，他们便可怜地崩溃了。”即使开口，希特勒的话又尖酸刻薄，几乎到了粗暴无理的地步。当将哈利法克斯带至德国的话题——狩猎——打开后，他说：“我看打猎没有什么。你带的是完善的现代武器，打的却是手无寸铁的动物。你自己却毫无危险。”他讥讽地建议，大家不如省下打猎的麻烦，到屠宰场去宰牛算了。　　“总之”，寇克派特里克回忆道，“从头到尾，他的表现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动不动便不高兴的孩子。”　　一行人到了楼下。希特勒喝的是一大杯巧克力饮料，上边堆了一大块乳酪；其他人则喝咖啡。气氛轻松一些了，特别是当几个党卫队队员问众人表演如何将印有图案的大扇窗户无声地降入地板内，将屋子变成有盖的台地时，气氛尤其轻松。　　在开往柏林的夜车上，牛赖特与两位英国客人一起喝茶。遗憾的是，他说，元首累了，身体又不好；不过，他能与外国人见见面，这还是很好的。当室内只有他们两人时，哈利法克斯向寇克派特里克透露，希特勒令他糊涂了，“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彼此不懂对方语言的人进行会谈，是否能取得比应取得的效果更大，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就一个易于轻信的使者来说，哈利法克斯当天在日记中表达的观点是令人惊奇的。“他给我的印象使我觉得，他是在与今日之现实作了艰苦的斗争后才取得政权的。英国政府仍在自身制造出来的世界中，在奇怪的却是受人尊敬的幻觉仙境中过着舒适的日子。它仍死抓住其特有的语言不放——什么‘集体安全’，什么‘总的解决’什么‘裁军’，什么‘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能为解决欧洲的各种困难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前景。”　　回伦敦后（在此之前，他曾与戈林会晤。戈林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相信，自己确已对德国了解了——他加入了绥靖阵营。他对同事们说，元首“非常真诚”。他向议会汇报此行时说：“德国人没有立刻进行冒险的政策。他们忙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德国仍处在革命状态之中。”　　他的私人秘书却摸不着头脑。“我吃了一惊”，他写道，“高教会派原则极强的哈利法克斯，竟对希特勒的这一套不更加震惊，而总在设法谅解德国人。在不愉快的事实面前，他极容易视而不见，心中若有突兀，总能聪明地甚至虚伪地予以克服。”　　关于说服哈利法克斯一事，希特勒的解释又大不相同，且完全是他所独有的：“我常常说，英国人会与我同穿一条裤子的。在他们的政治中，他们所执行的指导原则与我的完全相同。这就是，必须消灭布尔什维主义。”　　与前一个圣诞节那样，对希特勒而言，今年的并不是个愁眉苦脸的圣诞节。在圣诞节前夕，据他的仆人克劳塞说，他心情愉快，兴高采烈。在慕尼黑寓所，两人跪在地板上捆扎圣诞礼品时，克劳塞不慎在主人的大姆指上打了个结。希特勒笑了，在仆人的颈背上拍了一下，要他去取晚餐外衣。元首一心想在圣诞之夜好好庆祝一番，并要仆人作陪。像阴谋者一样，两人避开了党卫军卫兵，偷偷下了楼梯，上了等候在外边的出租汽车。“谁也没有发现我们。希特勒松了一口气。我想坐在司机身旁，但希特勒抓住我的胳膊。我只好坐到后边，陪他一起出去。”出租汽车在城内转了两个小时，不断改变方向。最后，希特勒才给了一个地址：卢特波尔德饭馆。　　由于不知道乘客是谁，司机为能甩掉乘客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收了车费后便快快地开走了。“他大概以为我们俩是怪人，”克劳塞回忆说，“这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自己就觉得此事相当怪。”希特勒没有进饭馆，而是朝科尼希广场走去。看到克劳塞紧张地左顾右盼，他说：“别怕。谁也不会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会独自在慕尼黑街头散步。”他说是这样说，但当有人走近时，他还是低下了脑袋。天开始下雹子了。由于皮鞋打滑，希特勒便挽起仆人的胳膊。他们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回寓所。为能避开卫兵，又能在街上散步而不被人发觉，元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然而，到次日，希姆莱将克劳塞斥责了一番，说他不该参与这个恶作剧。之后，他便下令，日后元首若有此计划，即使元首反对，他都必须报告。　　（６）　　年底，首相张伯伦确信，只有采取绥靖政策，欧洲才会有持久和平。连外交大臣艾登（即使怀有疑惧）也在自己的提案《解决德国问题的几项措施》中，表达了这种希望。这份提案于１９３８年元旦提交了上去“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先生的对话表明，如我们希望一举解决德国问题，是我们，而不是德国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拿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出来……所以，下一步行动在我们这方。假若我们真的急于使新近的会谈所产生的希望不致成为泡影，我们就得有所动作，不应长期拖延，我们必须不断行动。”　　艾登提到的“具体方案”，其实是将不属于英国的东西——属比利时和AE*萄牙所有的一大部分非洲领土——拿来向希特勒行贿。希特勒并非如此廉价可买的。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会谈业已证实，英国将默许任何向东和东南扩张的行动，只要表面上看来合法就行。与此同时，很明显，弗立契、勃洛姆堡以及其他老军事领导人，害怕这一冒险政策将带来灾难，一想到以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脸色就发白。这样，与元首对垒看来势在必行。　　这场危机又被埃纳·格卢安小姐加速了。她曾当过妓女，现在勃洛姆堡办公室当打字员。在与她短暂相识后，当了六年鳏夫的陆军元帅便决定娶她为妻。根据军官法典，娶洗衣妇之女为妻都是违反法典的。　　１月１２日，陆军元帅与打字员，由戈林和希特勒当证婚人，在作战部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婚礼。然而，新婚夫妇刚外出度蜜月，有关年轻的勃洛姆堡夫人之往事的谣言便四起。从她的档案中，柏林警察局不但找到了她当过妓女的记载，而且还发现她曾照过裸体像。这些发现使希特勒狼狈不堪，又气又恼。他认为，勃活姆堡诱使他当证婚人的目的，是要强迫他出来消除可能出现的任何谣言。他于是便令戈林将埃纳之往事告诉陆军元帅。如果他同意解除婚姻，避免将此丑闻公开的办法还是可以找到的。否则，勃洛姆堡将被开除。　　他之合乎逻辑的继承人是弗立契——此人更反对元首的政策。考虑到有此可能性，戈林便带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给他提供的档案文件来到总理府，其目的是要证明，弗立契曾罪恶地鸡奸两名“希特勒青年”和一名以巴伐利亚大兵而闻名的男妓。这是雪中送炭，正好将它作为搞掉最不合作的总司令的借口。于是，希特勒无需劝说便当即用上了它。　　戈林出房后，他肯定欢喜万分。只此一举，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及其最好的继承人便被除掉了，使戈林成了最有希望的继承人。次日上午，他将元首的最后通谍告诉了勃洛姆堡，但元帅却强烈反对宣布他的婚姻无效。　　在本德勒大街，将军们不断收到妓女们打来的恶作剧电话——她们为先前的姐妹能有此成功感到开心。对冯·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杀害一事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军官团，对此有损他们荣誉之举是不能原谅的。众人一致的意见，是让勃洛姆堡立即辞职，并与他的妻子离婚——除非他希望军官团除名。众人派弗立契前去向希特勒提出此项要求（刚好元首本人也想这样做），但这件事仍令他闷闷不乐。“他在室内走来走去，”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回忆说：“双手反剪在背后。他心碎了，不断在自言自语，‘假若德国的一位陆军元帅与骗子成亲，那末，在这个世道上便什么都可能发生！’”　　他把霍斯巴赫叫了进来，一同讨论人选问题。他的副官不反对弗立契，认为关于搞同性恋的证据肯定是假造的。两人相争不下，一直争至深夜。临走前，霍斯巴赫请求允许他将此事告知弗立契。希特勒说，绝对不行，并当即令他不准这样做。霍斯巴赫径直去了弗立契的寓所。将军愤怒地斥责了对他的指控。“希特勒如果要将我搞掉，”他喊了起来，“只要他开口，我就辞职！”　　“一个女人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因而也是对世界历史，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呀！且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约德尔上校在次日即１月２６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日上午，霍斯巴赫鼓起勇气告诉希特勒，他违背了命令，见了弗立契。令人惊奇的是，元首并未发火。他似乎已接受了弗立契无辜之声明，说现在没有理由不提名让他当作战部长。他例外地称赞了弗立契将军，并发誓说，他没有搞掉他的意思。然而，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又把霍斯巴赫叫了去，将弗立契骂得狗血淋头。霍斯巴赫恳求他勿采取行动，待他与弗立契当面对质后再说。元首勉强同意于当晚会见弗立契。　　白天，魏德曼也找了希特勒，提了一个建议，但不受欢迎。原来，戈林说服了魏德曼，让他举荐他当作战部长。希特勒说：“绝对不行！戈林连视察都不会，我懂得还比他多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又听到了同样的建议。那时，希特勒正遗憾地通知勃洛姆堡，说他已被解职。出于礼貌，希特勒叫他推荐一个继任人。勃洛姆堡提名戈林——一位曾帮助毁灭他的人。这次，希特勒更加直言不讳：戈林此人太没有耐性，又懒。那样的话，勃洛姆堡说，元首本人为何不把作战部长之职接过来？很明显，勃洛姆堡系出于恶意。若让希特勒掌管三军，他便可削弱曾将他出卖的军官团。　　希特勒吱吱唔唔，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只问谁来掌管三军人员为好？勃洛姆堡提不出人选。希特勒便问，你的人员谁管？勃洛姆堡回答说，由威廉·凯特尔将军统管。接着，他急忙补充说，他女儿未来的公公不适宜于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他不过是管管我的办公室而已”。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　　当日中午，看上去“绝对无精打采、几乎要崩溃”的勃洛姆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凯特尔。他承认他完全知道他妻子声名狼藉的往事，“但这却不是将一个女人永远抛弃的理由”。他说，他是与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分手的，还向他保证，如果发生战争，他将回到元首的身边。当凯特尔建议他“为他们的孩子们着想”而离婚时，勃洛姆堡抗议说，他们的结合出于爱情，“若要离婚，不如往脑袋里送一颗子弹。”他老泪纵横，冲出了办公室。　　下午５时，凯特尔被带进希特勒书房。元首抱怨说，他很孤单，凯特尔务必支持他。他有点激动地说，他对勃洛姆堡很是尊敬，且多亏了他。之后，他又抱怨说，他上了当，被叫去作证婚人。这种不可能成立的婚姻，军官团能接受吗？凯特尔只好说，军官团接受不了。下一个问题问的是谁来继任。　　凯特尔提谁？与勃洛姆堡一样，他也提名戈林。希特勒再次拒绝。凯特尔的下一个人选是弗立契。元首走到办公台前，拿了一份由司法部长签署的控告书回来。控告书指控弗立契犯有鸡奸罪。希特勒承认，早些时候他曾将另一份类似的控告书压了下来，因为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有此事。现在，由于牵涉到继承军内最高职位问题，他便不得不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他将与弗立契进行一次密谈，直接了当地问他是否有罪——然后看他的反应。　　这次对垒于当晚在元首的阅书馆里进行。关于鸡奸两个“希特勒青年”和“巴伐利亚大兵”之详情，弗立契一无所知。他认为元首是在盘问他与另外两个“希特勒青年”一起干的傻事，对将此鸡毛蒜皮的小事小题大做表示愤慨。他解释说，他偶尔也会请这两个小青年吃晚饭，然后教他们看地图。谁若不专心，他就用尺轻轻地打谁的屁股。　　希特勒从未听说过这两位小青年的事，武断地将弗立契开除了。弗立契被搞得目瞪口呆。他还未离开总理府，希特勒便向他的私人副官激动地讲述刚才的情景：“你想想，魏德曼，突然间与他搞在一起的不是两个而是四个小青年！这件事再也包不住了。”　　次日下午，凯特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弗立契闭门不出。希特勒仍很不安，话题重又涉及继位人问题。这次，希特勒说，他已决定将最高指挥权自己拿过来，由凯特尔当他的参谋长。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由于霍斯巴赫阳奉阴违，背着希特勒给弗立契通风报信，元首不得不将他开除，永远不愿再见他。　　霍斯巴赫被解职，魏德曼与霍斯巴赫本人一样，既莫名其妙又生气。他找到了元首——他正在冬季花园内不安地来回踱步。“我的元首”，他冲动地喊道，“今天你冤枉人了！”你魏德曼指的是谁？“霍斯巴赫上校！”“不错，魏德曼”，希特勒最终说，“你是对的。今天我才在参谋总部这架‘机器’后边看到了作为‘人’的霍斯巴赫。告诉他，我对不起他，但现在我无法撤销解职的决定。他应到地中海去，将来与我一起吃晚饭。我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把他的良好品格全写上。”原谅的气氛很快便消失了，他也从未开出介绍信。“那家伙啥也没干，只会向我撒谎”，他常说，“我永远不让他重返参谋部！”（后来，希特勒批准他当了一名陆军的将军，指挥一个军）。　　此后一周内，希特勒致力于解决勃洛姆堡——弗立契丑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首先，他令盖世太保对弗立契的案子进行全面调查，然后便集中精力挑选总司令。他最终看中了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此人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不是纳粹党员），却假装说，他的第一选择是莱希瑙。陆军代表格德·冯·伦斯德将军强烈地反对这一人选。在军官团看来，莱希瑙不仅是个狂热的纳粹，还是个军内的激进分子，不适宜担任重要职务。伦斯德遂提名贝克，希特勒不同意。他的下一个选择自然是勃劳希契了。此事发展成了讨价还价。这一次，伦斯德说，元首所提的候选人陆军是可以接受的。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勃劳希契透露，他有件急事，除非这件事获得解决，否则他不能接受此职。原来他正在闹离婚，他的老婆要一笔巨款，而他自己又满身负债。希特勒不但给了他八万马克，而且还说服了冯·勃劳希契太太接受这一条件。对希特勒而言，这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他不但得到了一位对他感恩戴德的陆军总司令，而且，据乌尔里希·哈塞尔说，勃劳希契计划娶回来的女人，查洛特·施密特太太，“是个百分之二百狂热的纳粹”。由于希特勒的斡旋和决心，加上大部分老将军的动摇，这次危机终获得解决。　　令人惊奇的是，陆军的流产叛乱并未渗透至下层。除了弗立契的密友以及勃洛姆堡和他均被解职的军官，知道这件丑闻的为数极少。所以，当在职的将军们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４日来到柏林开会时，大家都多少带有点神秘感，他们是看了早报后才得知有这等事的。他们被召至总理府的大厅里，希特勒把弗立契的犯罪情形以及为何要将勃洛姆堡解职的原因一一告诉了众人——勃洛姆堡是因为不幸的婚姻才被解职的。　　“我们全惊呆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回忆说，“我们都了解这两位高级军官，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人。如此严重的控告，实在令我们痛心疾首。这些说法都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德国国家的第一号人物不可能无中生有。”　　军官们虽然惊愕不已，却乖乖地接受希特勒对陆军进行改组。当晚，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接管三军成为合法化。在将凯特尔和勃劳希契介绍给内阁后，他宣布武装力量将由他指挥。这是内阁最后一次会议，内阁阁僚们只好闲坐，予以批准。　　午夜前，德国人民从收音机里获悉了元首颁布的重要法令。他们也收悉，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被解职，１６名高级军官被解职，４４名高级军官被调任其它职务。为了对戈林未当上作战部长进行安慰，他被授予空军元帅的头衔。这次清洗波及至外交领域。外交部长牛赖特被里宾特洛甫取代——此人认为，一小时若不花在准备与英国开战上，德国就损失一小时。不久前，他曾对希特勒说过，由于英国不能容忍德国之强大，英德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到此程度时他们就会打仗。”　　这是德国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德国陆军中两位最强大的人物已被清除，而另两位军事领导人，即凯特尔与勃劳希契，又对希特勒感恩不浅，成了希特勒无需怎么焦虑的代表。　　在对内阁讲演完毕后，希特勒与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和新任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尔一道驱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施蒙特少校已取代了霍斯巴赫的职务，当上了军事副官主任。次日上午，当看到《人民观察家报》的标题时，他肯定高兴万分无疑。该报的标题是：　　一切权力已集中于元首之手！　　他终于成了德意志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他已作好了登上最后之途的准备。　　第十六章　回归故里　　１９３８．２—４（１）　　在维也纳，人们几乎立即便感觉到了希特勒之不流血的清洗的反响。在德国公使馆，冯·巴本——前总理，现在是出使一小国的微不足道的公使——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总理府秘书拉马斯打来的。“元首通知你”，他说，“你在维也纳的任务已经完结。我想等你在报上读到这节消息时通知你。”巴本几乎无言以对。是希特勒劝他接受这一微职，以收拾陶尔斐斯被杀害后带来的危险局势的。“看来，我已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现在可以滚蛋了。”他痛苦地回忆说。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决定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他发现元首既精疲力尽又忧愁满腹。“他双眼发呆，心不在焉。他试图用空话作藉口，解释我被解职的原因。”起初，精神恍惚的元首对谈话内容不加注意。后来，巴本说，只有与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当面交谈，才能把引起两国分歧的诸多问题解决。这时，希特勒才注意起来。　　“这个想法很好”，希特勒说。接着，他便让巴本立即赶回维也纳，安排他们尽快见面。他说：“我将高兴地邀请许士尼格先生前来，好把问题谈清楚。”　　许士尼格接受了巴本的邀请，但心里有点儿不安。他向外长吉多·施密特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先行采取行动，以防止政变；取得时间，以待国际形势转向有利于奥地利。”他讽刺地补充说，他只希望谈判桌旁在希特勒对面坐的是位精神病医生才好呢。说实在的，与这样一个残暴的对手对垒，许士尼格确不是个合适人选。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个不慕虚荣、没有野心的正人君子。与希特勒角逐，他确处于不利地位。　　２月１１日晚，在吉多·施密特陪同下，他登上了开往萨尔茨堡的夜车。火车一抵达莫扎特的出生地，卧铺车厢便被分开了。次日上午，两人驱车穿过这座古老的城市，经过飞机场，跨过萨尔扎希河，来到了德国边境。巴本已在那里等候，用希特勒式敬礼对他表示欢迎。德国海关官员都潇洒地抬臂敬礼；奥地利客人也以此礼回敬，虽然此举犯法。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前兆；片刻后，另一个凶兆亦出现了。巴本说，三位将军“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贝格霍夫，相信奥地利客人不会介意。如果他是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或许会抗议。然而，此人不喜欢令场面难堪，也不想去招惹希特勒。“不会的”，他说，“我不介意。不过，此事颇怪。”　　车抵贝希特斯加登郊区时，他们突然折向左边，来到上萨尔茨堡脚下。等候在那里的半履带车，沿着又陡又冷的山路，将他们拉往贝格霍夫。沿途他们从一座座排列齐整、房顶被残雪厦盖的农舍和一座破旧的教堂前走过。接着便是党卫队的营地——有些还正在兴建。履带车突然猛地拐弯，在贝格霍夫的大台底下停住了。　　希特勒伸出一只手，朝他们走过去，俨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在将他身后的三位将军介绍给了奥地利总理后，他便领众人上了二楼，进了他的书房。在这里，元首突然脸色一变，和蔼的举止立时消失。他粗暴地指责奥地利为所欲为，就是不执行睦邻政策。德国退出国联后，奥地利仍津津有味地呆在国联，这能说是友好吗？事实上，奥地利从未帮助过德国，那怕是一分一毫。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是一部不断大叛变的历史。“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许士尼格先生，我已下决心将这一切结束。德意志帝国是强国之一，如果它要解决边界问题，谁也不敢吭一声。”　　许士尼格耐着性子反驳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曾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是主要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奥地利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绝对是零！我告诉你，绝对是零！”希特勒喊道——听起来，他不像是生在奥地利、长在奥地利的人。后来，许士尼格把贝多芬抬了出来，提醒希特勒，贝多芬是下莱茵兰人。“我再次告诉你，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负担着一项历史使命，我将完成这项使命，因为上帝注定我要这样做。我完全相信这项使命。它是我的生命……你好好看看今天之德国吧，许士尼格先生，你会发现德国只有一个意志。”他所走的道路是德国前人从未走过的最困难的道路，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比任何德国人作出的成就都大。且靠的还是武力！“我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在德国，无论何时，我都可不带卫兵，自由自在地行动。这是因为，德国人民爱我、信任我。”　　他指责奥地利在德国过境加强工事，极其荒谬地在破坏通向帝国的桥梁和道路。“你不会真的相信能挡住我，或将我的进军推迟半个小时吧，是不是？也许，某一天一早醒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已进了维也纳——像一阵春天的风暴，会给你一些颜色瞧瞧的！我很想不让奥地利遭此命运，因为这种行动意味着流血。”　　许士尼格回答说，奥地利并不孤立于世，入侵奥地利也许会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嘲笑了他。谁也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指头——意大利不会，英国不会，法国也不会。“考虑一下吧，许士尼格先生”，说着，他的声音放小了。“好好考虑一下，我只能等待至今天下午。假若我这样说了，你就得这样听，我是说一不二的。我不相信恫吓，本人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他的策略使许士尼格胆战心惊。他想抽烟，但有人曾警告他，切勿当着元首的面点烟。他问希特勒究竟想要什么。　　“这点嘛”，说着，希特勒突然宣布会谈结束，“我们下午可以讨论讨论。”他拉了拉门铃。门便从外边无声无息地开了。他们在餐厅进餐，由身穿洁白制服的党卫队队员在一旁侍候。在别人面前，希特勒待客彬彬有礼，谈话也轻松了，也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咖啡是在邻近的冬季花园——四周有墙——里喝的。突然，主人告辞，与里宾特洛甫同去他的书房。他一走，许士尼格便浑身轻松，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同时，他也得到了与三位将军交谈的机会。说来也怪，这三位将军谁也不明白为何被召至贝格霍夫。时近下午４时，许士尼格才被领进一小房间内与里宾特洛甫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长达两页纸的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　　如果所有被监禁的国社党人，包括谋杀陶尔斐斯的杀手在内，在三天内获释，所有被解职的文武官员也在三天内官复原职，德国就将重新全力支持奥地利的主权。此外，温和的泛德派阿图尔·赛斯—英夸待应出任内政部长，全权地、无限制地控制奥地利的警察部队；另一个“温和的”奥地利纳粹党徒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现任的宣传头目应被解职，作为“顺利地执行报界停火”的一部分。　　在许士尼格看来，这些让步等于是结束奥地利的独立。他压住怒火，像一位公平而冷静的律师，对所列各点一一进行抗争。他好容易才从里宾特洛甫那里争得几个小小的让步，不料，外边又传话进来，说元首在楼上等着见他。　　希特勒在书房内激动地来回踱步。“许士尼格先生”，希特勒继续不用那个尊称“冯”，“我决定作最后一次尝试”。说完，他便把另一份协议草案往许士尼格跟前一推，“无可讨论，一星半点儿也不能更动。你就照这样子签，否则，我们的会见便徒劳无功。你若不签，那我晚上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许士尼格拒绝签字。他说，即使签了，这也是废纸一张。因为，按宪法规定，只有总统米克拉斯才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和宣布大赦。他也无法确保文件中规定的时间限制得到遵守。　　“这你得保证做到！”　　“我恐怕保证不了，帝国总理先生。”　　许士尼格挖空心思的法庭式回答，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冲到门前，高声喊道：“凯特尔将军！”他转身对许士尼格说：“我以后再让人叫你来。”身在冬天花园里的凯特尔，听到希特勒的大声吆喝后，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就在许士尼格快出房时走进书房。凯特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元首有什么吩咐。“什么也没有！你坐下就是了。”凯特尔摸不着头脑，乖乖地在角落里坐下。此后，他的同事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跟班特尔。　　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在进行恫吓，所以，待许士尼格来到冬天花园时，已是胆战心惊了。他把情况向外长施密特叙述了一遍。施密特说，若“在五分钟内”，将他们抓起来，他也不会惊奇。　　楼上，另一个奥地利人，一个温和的纳粹分子，又是个文艺评论家，正在对希特勒说，许士尼格为人小心谨慎，遵守诺言。这话使希特勒产生了印象，作了个闪电式的战术转变。这一次，当许士尼格再次走进书房时，希特勒已是宽宏大量的希特勒了。“我已决定改变主意”，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到那时协议就生效。”　　在经过两次交锋两次受震惊后，希特勒小小的让步似乎变得比实际的更重要了。许士尼格同意签订合约了。一当修改的文本被送去打印时，希特勒又变成殷勤的主人了——一个刚以高价出售某件艺术品却声称物美价廉的主人，“相信我，总理先生，这是最好不过的。今后五年内我们可靠这项协议行事了。”　　待双方签署这份（一式两分）协议时，已是晚间了。希特勒请许士尼格和施密特两人共进晚餐，但他们却急于要起身回萨尔茨堡。在巴本陪同下，两人默默地冒着大雾，连夜赶回萨尔茨堡。巴本最终开口了：“总理先生，你现在明白了，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但他又急忙说，他相信，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你知道，元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迷人。”许士尼格暗想，恐怕不会有下一次了。　　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个恫吓。他向将军们发出指示，在尔后几天内，在德奥边境进行模拟入侵演习。进攻的威胁有希望诱使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批准这一协议。如果说许士尼格是在回味这一切，希特勒亦然。“这个许士尼格的骨头比我预料的要硬些”，他在笔记本中写道，“凯特尔的出现似乎怔住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的签字意味着屈服，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不得让情绪再有所改变。他那些耶稣会的弟兄们是不堪信任的。”　　（２）　　要使协议获得同事们和米克拉斯总统的批准，许士尼格得整整花上三天时间。这位总理回到维也纳时已是星期天了，而星期二下午即十五日协议就要过期。他立即与米克拉斯磋商。总统同意特赦在押之纳粹，却强烈反对委任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我可让他任其它职务”，他说，“决不能将警察和军队交给他。”　　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奥地利之非官方议会——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全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内阁成员之间出现了唇枪舌剑，一部分成员说，许士尼格应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玩弄的野蛮战术公诸于世；另一部分人则称赞总理之小心谨慎。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２４小时，由于众说依旧纷云，便在总统办公室内召开紧急会议。出席此次会议者，除两名主角外，还有维也纳市长，国家银行总裁和一位前总理。在将时局重温一遍后，许士尼格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重新挑选一位总理，这便可不承担在贝格霍夫许下的义务；在新总理领导下执行协议；或者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执行协议。　　由于从边境不断传来德军入侵的报告，室内充满了绝望的气氛，此后的争论不仅激烈，且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最不可行的建议，包括将希特勒的故乡布劳瑙割让给德国也提了出来。许士尼格确信，若拒绝接受希特勒要求中的任何一点，希特勒就会入侵奥地利。米克拉斯终于在压力面前屈服，勉强同意了总理的第三个建议：让许士尼格留任，接受贝希特斯加登条约。　　元首在贝格霍夫打的哑谜，以及他在边境上搞的模拟入侵，把奥地利人吓降了。当晚，新内阁宣誓就职。次日，２月１５日，事情的部分真相秘密地传至奥地利驻外各代表机构。通知是用明码电报发出去的，电报称，由于德国将要求一再加码，希特勒又口头施加压力，德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曾有过“尖锐的分歧”，只是在经过许多小时的谈判后，才找到协议的基础。奥地利政府生怕上述措辞过于强烈，随即补发电报，令收电人“将上封电报中提到的有关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困难一事，只作个人参考”。　　在维也纳，公众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许士尼格将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的真相公诸于世。但是，由于他已立下诺言，保证在星期天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前保持沉默。他恪守了诺言，保持了荣誉。　　德国公使馆打电话给柏林称，由于这份协议“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产生的后果，维也纳产生了相当大的骚动”，全城“像蚁穴一样”，“不少犹太人准备移民”。秘密警察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有个特务于２月１８日通知海德里希，奥地利总理正遭受来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强大的压力。“犹太人主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动进攻，给货币施加压力。自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７日以来，资本大量外流，使奥地利在瑞士和伦敦以及其它国家的股票锐跌。大量奥地利货币非法偷越出境，证券交易所自昨晚起就未开市。”　　２月２０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人们期望已久的讲话，该讲话也在奥地利全国转播。在宣称他与许士尼格已为“欧洲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后，希特勒指责奥地利虐待其境内的“德国少数民族”。他说：“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世界强国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只是因为他们同情整个日耳曼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并保持与他们的团结，便在自己身旁不断受苦受难。”　　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还援引事实和数字，使皇冠剧院内的大多数听众听得如痴似呆。“在铿锵有声的讲演过程中，他的声调高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他是个着了魔连形体都被改变的人。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奇观。”这些话不是出自德国人之口，而是英国观察家弗朗西斯·伊茨·布朗少校所云。　　在维也纳，“在永无止境的讲演过程中”，记者Ｇ．Ｅ．Ｒ．格底在街头游荡，看看群众对此有何反应。这是个死人的城市。在最繁华的闹市区，他只看见１０个人在认真地听广播。　　当地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之公开露面表示高兴。希特勒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们便齐声反复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希特勒万岁！万岁希特勒！”　　格底叫了辆出租汽车，前往德国公使馆。这是个活动的焦点。快到公使馆时，他又听到“欢呼胜利！”的有节奏的喊声。“从远处首先听到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震动声，像激烈跳动的脉搏一样；若是再往前走，你听到的是从某个兵营里发出的发音不清却又整齐划一的喊叫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终你不能听清喊的是什么。四年后，堤坝终于被希特勒的演讲捅开了缺口，褐色的血液便从这口子里开始流进维也纳的大街小巷。”　　在罗马，人们虽然以某种同情和谅解的心情去看待这次演讲，但是，暗中也表示关切，因为它并未确保奥地利的独立。德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报告说，希特勒违反了１９３６年签订的条约，事情又未与意大利商量，意大利人对此很不高兴；如果柏林“继续用这种方法蛮干下去”，这可能意味着“轴心”的结束。　　四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作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陶尔斐斯的半身像。总理虽然抬头挺胸走向讲台，但他的压抑的神情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的神情。由于事先早有话传了出去，说他的演讲将充满火药味，所以，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切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温良恭谦让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作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说，‘只能如此，不能再过份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刷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们还高唱许士尼格家乡获洛尔的起义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长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个议员竟预言“法国的命运将由多瑙河的两岸来决定”。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卍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了周末举行有全国６．５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作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但这也安慰不了许士尼格什么。这次骚乱本应由赛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队而不应由陆军去平息的。　　（３）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恫吓，也激怒了法国人。法国向伦敦建议，由两国共同向德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这个提议是于不吉的时刻抵达伦敦的。那时，安东尼·艾登刚刚辞职，外交部暂时无人领导。奥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国公众的热情，而首相仍在致力于执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再者，不断贬低奥地利事件的意义的伦敦《泰晤士报》又在为张伯伦加油打气，“从根本上说”，它发表社论称，“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东西，莫过于互相谅解”。戈培尔说，“奥地利是绝不反对日耳曼人的。”再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罗斯福曾对所有侵略者进行谴责。但是，连罗斯福这一行动也未影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分毫。接着，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各国均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检疫”的具体可行的建议。但这也未使张伯伦有所动作。罗斯福还派遣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罗埃尔·英格索尔上尉前往伦敦，按总统的指示探索长期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英国海军部深表赞同，对英格索尔说，他们“准备封锁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锁的海域大致从新加坡起，通过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新希伯莱群岛，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东。”　　然而，１９３８年初，首相张伯伦拒绝了罗斯福的另一个建议，从而使这一计划化为乌有。其时，罗斯福邀请英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后来，通过这次会议后，美国对被罗斯福私下称之为“强盗国家”的真实性质有所醒悟。起初，总统对张伯伦之拒绝出席有点愕然，并未掌握英国此举的全部含义。后来，事情不久便明朗化了；原来，英国之所以拒绝出席这次国际会议，是因为它不愿参与“检疫”，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欧洲。张伯伦的拒绝对罗斯福是个重大打击，使他放弃了原来或许能阻止全球发生进一步侵略——因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允许美国恢复原来的孤立状态。　　于是乎，到３月初，大不列颠王国已铁定要执行绥靖政策——已无可挽回。３月３日，英国驻德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拜会总理府，通知希特勒说，英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德国商谈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汉德逊竭力装作友善和绝对正确，“他那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译员施密特回忆说，“总使不能容忍‘雅士’的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发怒。”　　汉德逊整整花了１０分钟才把来访的目的讲清楚：真心诚意地要改善两国的相互关系。他说，为了解决装备限制和轰炸限制等严肃的问题，以及和平解决捷克和奥地利等问题。英国准备作出某些让步。希特勒准备为欧洲安全和和平作出什么贡献呢？　　在这个冗长的阐述过程中，元首弯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皱眉。汉德逊说完后，希特勒生气地回答说，支持许士尼格的只有一小部分奥地利人。英国为何坚持反对公平合理的解决，干预“日耳曼人的家事”？他突然采取攻势，指责说，毫无疑问，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都是对德国的威胁，德国要重新武装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武装限制的程度要看俄国人如何来定，而这个问题又被下述事实复杂化了：“人们既信任像苏联那样的野蛮家伙的条约，又信任一个野蛮人对某种数学公式的理解。与苏联签订的任何协议都是一文不值的。我们永远不应允许俄国进入欧洲。”　　他东拉西扯了两个小时，最终以“模糊的回答”将奥地利问题格在一边。次日，希特勒派其主要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前往奥地利。他是带着新的要求——包括在贝希特斯加登被勾消的一切东西——前去的，以希特勒之私人代表的身份会见了许士尼格。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经济方面，而他又将德奥合并看作是两国财政上之必需。所以，他的举止更像是个恩人而不是个掠夺者。“元首当时所期望的”，凯普勒回忆说，“是演变，换几句话，是要从奥地利内部去搞掉它。如有可能，尽量不将德国明显地卷进去。”可亲可爱的凯普勒于是便得出结论，加速这一进程的时刻业已到来。　　许士尼格对凯普勒的诸如立即任命一纳粹分子为经济部长，取消对《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将国社党合法化等要求，作出了强硬的反应。许士尼格满腹狐疑，问：事隔才不过三星期，希特勒何故又端出一套强加于人的要求？只有在承认奥地利长期独立的基础上，他的政府才会与奥地利的纳粹合作。据许士尼格的回忆，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但凯普勒却向国内汇报说，“会晤开始时有如暴风骤雨，结束时和解气氛特浓”，他的印象是，“许士尼格决不向暴力屈服。不过，如果处理得当，不使他丧失威信，他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合作。关于贝希特斯加登条约，我们可依靠他的忠诚”。他进一步报告说，奥地利党正在取得巨大进展，特别是在格拉茨，那里的人百分之八十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倾向于刹车，以便将更多的人从许士尼格方面争取过来。”　　许士尼格对纳粹所作的让步，只招来新的动乱，把奥地利抛进一种未宣布的内战状态。在维也纳，冲锋队和纳粹同情分子今晚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明晚高喊“希特勒万岁！”越过多瑙运河，闯进犹太人居住的里奥波德斯达特区。对手们则高喊“许士尼格万岁！”“红白红，至死不屈！”予以对抗。他们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警察挥舞警棍前来，冲突才算告终。一般说来，挨打的总是爱国者，因为警察更多地忠于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而不是总理许士尼格。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于３月７日向墨索里尼提出呼吁，警告说，为了挽救时局，他可能举行公民投票。墨索里尼回话作出保证。由于戈林曾保证不使用武力，墨索里尼声称他相信戈林的保证，敦促许士尼格勿举行公民投票。对一位在国外遭受入侵威胁，在国内因太宽容而受工人攻击、因限制太死而受纳粹攻击的总理来说，这封信是件令人泄气的事。他决定置墨索里尼的劝告于不顾。　　３月９日，他宣布公民投票将在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城举行。他身穿奥地利的传统服装（褐上衣、绿背心）信步走上市内广场讲台，深情地宣布，全国公民将在四天后前往投票站去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赞成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自由、独立、友善、信奉基督、团结的奥地利？”他作为演讲家而不是学者发表演说，这是第二次，“蒂罗尔和奥地利同胞们，对蒂罗尔说‘赞成’，对奥地利说‘赞成’吧！”他这样宣布后便用蒂罗尔方言以安德利亚斯·霍弗号召志愿军攻打拿破仑的名言结束讲话：“战士们，战斗的时刻到了！”两万名听从同声高呼，坚决抵抗。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人们，大多数也义愤填膺。然而，斯达汉堡亲王却目瞪口呆。“许士尼格完蛋了”，这位奥地利前副总理对妻子说，“希望奥地利不会完蛋。希特勒永远不会允许此事发生。”　　如同他所惧怕的，这一宣布令元首采取了强硬手段。为自由和团结的奥地利而进行投票一事意味着——结局可能是这样——合并的推迟，如果不是终结的话。由于与奥地利合并是向东扩展的必要前提，公民投票便可能使希特勒之整个生存空间计划遭到破坏。他是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３月１０日上午，他对凯特尔将军说，由于奥地利问题如此“严重”，他应该作好适当的准备。凯特尔回忆说，总参谋部已做好一个计划，即“奥托战役”，防止奥托·冯·哈布斯堡重登奥地利王位。“作准备吧！”元首下令说。　　凯特尔连忙赶回设在本德勒大街的参谋总部，发现“奥托战役”不过是纸上谈兵，便大吃一惊，后悔不该急急忙忙地讨好元首。于是，他便把起草是否可能入侵奥地利的报告的任务交给了贝克将军。“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贝克埋怨说，“什么也没有，一星半点儿也没有。”贝克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建议武装入侵奥地利时动用两个兵团，外加第二装甲师。希特勒告诉贝克，这些部队须准备于星期六即１２日越过边界。他大吃一惊，对一个职业军人说来，要在４８小时内作好这样一个战役部署，是不可想象的。贝克反驳说，这就意味着今天下午６时前要把命令发至各个部队。那就这样办吧——希特勒这个业余战略家说。　　元首更加关心的是意大利的反应而不是后勤问题。他连忙口述一函给墨索里尼。他写道，奥地利已接近无政府状态，他不能袖手旁观。“本人系日耳曼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也是这块大地之子。为尽本人之天职……本人决心恢复家乡之法律与秩序，使那里的人民得以按自己的判断，用确实无误的、明确的、光明磊落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命运。”他提醒墨索里尼，德国曾在意大利困难时刻，即在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援助过他。他答应，承认意大利与帝国之间的疆界为布列纳山谷，并以此作为对意大利的支持的报答。“这个决定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被怀疑。”中午，希特勒将信封好后交给了菲利普·冯·赫森亲王，吩咐他亲手将信交给墨索里尼。亲王带着一篮花草，准备带回罗马自己的花园里栽植。他坐的是专机，对所携之信是何等的重要，他一无所知。　　在奥地利全境，路牌上都贴满了海报，宣布进行公民投票。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城镇街道上穿梭，督促公民们星期天投票时应投“赞成”票。在维也纳，爱国者闹得比纳粹还起劲。一队队的爱国者走上街头，高喊“许士尼格万岁！”“自由万岁！”以及“星期天，投票天，大家都投赞成票！”　　群众的热情鼓舞了许士尼格。他继续采取坚决的行动。“我不能也不准备当傀儡”，（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曾指责说，公民投票是违反贝希特斯加登协议的）许士尼格致函回答说，“在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被毁灭的时刻，阁下勿以为本人会袖手旁观。”在信的结尾，他紧急请求赛斯—英夸特，作为负责安全的部长，他应采取措施，结束恐怖活动。否则，他便无法阻止反对势力。　　虽然，一般人都认为赛斯—英夸特系希特勒的走卒，但，对奥地利之独立，他也是很关切的。他虽同情奥地利纳粹的某些政策，但纳粹并不将他看作是自己人。在意识形态和天性上，他都比较接近许士尼格。两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两人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两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酷爱音乐的文人。赛斯—英夸特答应通过广播敦促其追随者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证明他比纳粹更爱国。　　当晚，许士尼格“带着极其满意的心情”上床——纳粹对公民投票的威胁已消除了。但，他有所不知的是，此时的赛斯—英夸特在其党内已没什么影响了。奥地利的纳粹死硬派业已排成四列纵队，上了街，朝骚乱的中心德国旅游局涌去——大楼上悬挂着希特勒的巨幅肖像。他们高喊：“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初时，爱国者（数量上与他们相比为三比一）对此喊声还颇觉有趣。接着，许多窗户被砸碎了。站在一旁的警察连忙圈起封锁线，以避免更大损失。纳粹党徒高声怪叫，警察们不但置之不理，反而集中力量对付爱国者。末了，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带卍字章的纳粹竟充斥街头。　　（４）　　３月１１日凌晨２时，仍以“奥托战役”为代号的、经修改的入侵计划发出去了。希特勒亲自控制这次战役。“若其它措施不成功”，计划里写道，“我拟武装入侵奥地利，以创立立宪条件，阻止对亲德居民进一步施暴。”有关部队需于１２日中午前后作好准备。“我保持决定实际入侵的时间的权利。部队的行动必须给人这种印象，即我们无意发动战争，反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　　清晨５时３０分，许士尼格的床头电话响了。电话是警察局长打来的，报告说，萨尔茨堡的德国边境已被关闭，铁路交通全部停顿。他急忙赶至巴尔豪斯广场之总理府，他在那里得悉，慕尼黑地区的德国师已被动员，据悉其目地的是奥地利。德国报纸的电讯稿也同样令人吃惊：例如，它们宣称，共产党的旗帜已在维也纳上空飘扬，暴徒们在高呼“莫斯科万岁！”“许士尼格万岁！”　　上午１０时，许士尼格的不管部长格莱赛—霍斯特瑙带着希特勒和戈林的书面指示来到巴尔豪斯广场。与他一起前来的是赛斯—英夸特（英夸特到阿斯盆机场接他的）。赛斯—英夸特大受震动，汇报了柏林的要求：许士尼格必须辞职，公民投票必须推迟两个星期，以待类似萨尔公民投票的“合法投票”得以建立。如戈林在中午前后得不到电话答复，那他就认为赛斯—英夸特受人阻止，无法打电话，而他戈林便采取“相应的行动”。此时已是１１时３０分，赛斯—英夸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以元首的名义将限期延至下午２时。　　许士尼格利用这段时间权衡了反抗的可能性。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维也纳依旧平静。他已在内城筑起了一条警戒线——筑得“尽可能远”——但是，由于许多纳粹警察已复职，政府已不能再依靠警察。在此走投无路之际，他召开了一次“内内阁”即最亲近的顾问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他提出三种选择：拒不接受最后通牒，立即向世界舆论呼吁；接受最后通牒，他本人立即辞职；妥协，接受希特勒关于改变公民投票的技术方面的要求，但拒绝其他任何要求。他们决定妥协。　　此时已快下午２时。片刻后，那两名末日的使者，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回来了。他们不接受妥协之说。这样一来，许士尼格便只好在完全屈服和抗拒之间作出不愉快的选择了。他匆匆与米克拉斯总统进行了磋商，决定取消公民投票。返回办公室后，他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内内阁”。一时间，众人全都哑口无言。在沉默中，人们听见卡车上的广播喇叭在宣布进行公民投票，之后便播放“啊，你，我的奥地利！”　　片刻后，许士尼格总理对赛斯—英夸特和格莱赛——霍斯特瑙说，希特勒关于延期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业已获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广泛地采取诸如晚８时开始宵禁等安全措施。两位使者表示关切，退身外出，给戈林打电话传消息去了。（这次的电话记录，以及尔后几天内柏林与各国首都通电话的记录，是盟国当局在帝国总理府发现的。）　　“许士尼格总理的这些措施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戈林回答说。话一说完，他便撂下电话自己考虑问题去了。　　他原应与希特勒商议的——据巴本说，希特勒此时差不多已“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他未这样做，只管自行其事。下午３时多一点儿，他又与赛斯—英夸特通话。“柏林绝不能同意许士尼格总理所作的决定。”他说。在愉快的外表下埋藏着阴险的戈林要求许士尼格及其内阁立即辞职。他也重复了这个要求：给柏林发个电报，请求德国援助。　　两位部长庄严地返回办公室。阁僚们已在那间大办公室里集合等候。“脸色惨白，心情紧张”的赛斯—英夸特，打开笔记本，传达了戈林的最后通牒。接着，众人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弄得他无处藏身。“别问我”，他痛苦地回答说，“我不过是鹦鹉学舌，是女电话线务员罢了。”他补充说，在２小时内，如他自己不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奥地利。　　在维也纳，一切如常，似乎并未发生任何事情。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撒下的传单铺天盖地，敦促公民们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街道上，“祖国战线”的卡车队开过时，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挥动手绢，向它们致意。连素不相识的人们也用“奥地利”彼此问候。一时间，全国团结一致了。猛然间，各家电台播出的快乐的华尔兹舞曲和爱国进行曲全部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宣布一道命令：凡１９１５年出生的未婚预备役军人立即报到入伍。过了不久，头戴钢盔的士兵坐着卡车，像流水似的开赴德国边境。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向伦敦求援。在向伦敦说明他如何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以免冒流血之险后，他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告诉他应如何行动为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被送至张伯伦手中时，他正在唐宁街１０号设午宴款待里宾特洛甫夫妇。张伯伦冷冷地将里宾特洛甫请进书房，说他自己和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句话私下谈谈”。“这次讨论”，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汇报时说，“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平常沉得住气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更加紧张，而张伯伦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泰然自若和头脑冷静。”英国首相念完维也纳发来的电报后，里宾特洛甫“声称他对此情况一无所知”，还表示怀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他补充说，如果属实，“和平解决”的办法或许为最佳。　　这番话已足以抚慰一个决心与希特勒友好相处的张伯伦了。即使他的外交大臣气愤地指责说，许士尼格“已受到入侵的威胁”，张伯伦还是同意里宾特洛甫的看法，说眼下没有德国动武的证据。之后，张伯伦便叫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电给奥地利政府——这封电报想必令他畏缩无疑：“英国政府无责任为总理阁下采取任何会将其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的行动提出忠告；英国政府也不能保证保护（奥地利）不遭危险。”　　许士尼格并不抱幻想，不指望英国或意大利会予以援助。他约于下午４时提出辞职。米克拉斯总统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断然拒绝执行关于委任赛斯—英夸特为总理的命令。他挑选警察局长为总理，但遭拒。武装部队总督和前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总理也婉言谢绝。由于无人肯任此职，米克拉斯总统便劝许士尼格再作考虑。他拒绝了，说他不参与“该隐为再次杀害其弟亚伯作准备，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据《圣经》，该隐与亚伯系亚当与夏娃之长子和次子——译注）然而，但当米克拉斯惊异地回答说“我明白大家都抛弃我”时，他勉强同意作为退位总理留任，直至委派了新政府首脑时为止。说完，他便退回办公室，开始收拾办公桌。　　下午，随着天色慢慢黑下来，总理府内的感情压力也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柏林的压力，特别是戈林（他倒是如鱼得水）的压力，在不断增加。下午５时，陆军元帅在电话里向一名地下纳粹领导人，奥迪罗·格洛博茨尼克大声疾呼，说新内阁必须在７时３０分前组成。戈林说，晚７时３０分，赛斯—英夸特必须向元首打电话，说新内阁已组成。接着，他便口述了一份包括他妹夫在内的内阁部长名单。数分钟后，赛斯—英夸特亲自与戈林通话，说米克拉斯已接受许士尼格的辞呈，但坚持让一前总理接替他的职务。戈林咆哮着说，告诉米克拉斯立刻接受德国的要求，否则，“业已在国境全线执戈以待的德军，将向前挺进，奥地利将不复存在……告诉他，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如我们将悉你已在７时３０分前被任命为总理，进军令便会停止，德军将留驻在我方一边。”同时，赛斯—英夸特应让全国的国社党人走上街头。他最后说：“若米克拉斯不能在４小时内明瞭局势，我就让他在４分钟内明白！”　　“嗯，好吧！”赛斯—英夸特疑云满腹地说。　　不到７时３０分戈林便得到了报告。不到一小时，戈林便被通知说，米克拉斯依然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就任总理。“你听着”，戈林向赛斯—英夸特喊道，“我愿再等几分钟。我等你的电话，你可使用领事馆的优先电话。不过，你得快一点儿。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事实上，人家是不准我再多等一分钟的。”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奉命行事的。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在自行其事，因为此时希特勒还不是急着非办不可。“到那时如果他还不任命你，你就用武力夺权，好吧？”　　纳粹分子响应柏林的号召，正在将街道夺取过来。一群向内城涌去的党徒边走边喊“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绞死许士尼格！”等口号。置身于总理府的许士尼格，不但听见了这些口号声，还听见了前进的脚步声。他认定这就是入侵的前奏，便赶至总统办公室，向总统作最后一次请求。但米克拉斯坚决不同意，顽强地拒绝委派一名纳粹党徒为总理。当许士尼格一再坚持时，总统便说：“你们现在就抛弃我吧，所有人！”许士尼格仍找不出比赛斯—英夸特更合适的人选。他说，赛斯—英夸特是个天主教徒，又有忠诚可靠的好名声。他于是便提出，由他通过电台，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很快地，许士尼格便进了大楼楼梯旁的“隅室”（在总理府一楼）。“隅室”中央立置着一个麦克风，离陶尔斐斯被纳粹杀害的地点还不到５步远。晚７时５０分，许士尼格走至麦克风前——室内发出一阵嘘声。他谈到了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奥地利全境，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广播。威廉·希拉将此次演说描述成是他有生以来所听过的最动人的一次演说。　　“米克拉斯总统要我转告全体奥地利人民，我们已在武力面前屈服了。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现在的最后关头，我们应无意让日耳曼人流血，我们已指示我们的陆军，若有入侵他们便不战而退，继续待命。”希拉觉得，许士尼格的声音会变成啜泣声，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这样”，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我便用日耳曼人的告别方式，也是能衷心表达本人的愿望的方式：‘上帝拯救奥地利！’向奥地利人民告别。”　　室内一片沉寂。文化宣传总督一名叫哈默斯坦—埃夸尔特的人，这是个古老的日耳曼贵族的姓名——扶着拐杖，探身向前，对准麦克风喊道：“奥地利万岁！我今天不好意思做个日耳曼人！”接着，几个技术人员便播送预先录制好的国歌——系海顿所作，几乎与《德意志高于一切》雷同。　　赛斯—英夸特想必是从“隅室”跑着出去的，因为７时５７分他便与戈林通话了。“这边的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了！”他报告说。奥军正从边境后撤。“这里的诸君决定坐等入侵。”　　戈林听说赛斯—英夸特还未被任命为总理，立刻便发火：“那好吧！你定要掌管，这全靠你了。把我现在给你说的迅速传达给各位负责人：谁反抗德军，谁组织反抗，谁就将受到我们的法庭的审判。”赛斯—英夸特半心半意地反驳，却被戈林的喊声压了下去：“好啦，就这样，你已拿到我们的正式命令了。”　　聚集在总理府外的爱国者约有１０万人左右。纳粹的男女支持者，一面有节奏地喊着元首的名字，一面在火炬照耀下欢呼雀跃。这使爱国者队伍也喧嚷起来。在内城，一些纳粹支持者更肆无忌惮，一面高歌，一面喊：“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杀掉犹太人！绞死许士尼格！赛斯—英夸特万岁！”　　在两次向维也纳发布最后通牒强行左右时局的间隙中，戈林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入侵奥地利，而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　　元首一直迟疑至８时１５分。后来，当他与戈林一起散步时，一个警官见他在大腿上拍了一下。“现在，行动吧！”他喊了一声。半小时后，希特勒为“奥托战役”签署了“第二号通令”，宣布德军于次日拂晓开进奥地利，“以阻止奥地利各城市流血。”　　希特勒签署通令后３分钟，戈林在冬季花园内用电话向经济专家凯普勒再次发出命令。赛斯—英夸特必须用奥地利省政府的名义发电前来，急速派兵至奥地利，帮助奥地利恢复法律与秩序。赛斯—英夸特必须立即办理此事，“他不一定真发电报前来，只说他发了就行。懂我的意思吗？”　　牛赖特正好偷听到了这句话，便把消息告诉了客厅内的众人。“老天爷”，巴本禁不住喊道，“当心别把它弄成埃姆斯电报第二！”（这系指１８７０年法国外长发给普鲁士国王威廉的一封不容反抗的电报，其时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河出游。此电报经压缩后由俾斯麦发表。删节后的电报使法国的要求带侮辱性，加速了普法战争的爆发。）巴本很关切，转身问魏德曼上尉：“向奥地利进军能证明什么呢？它只能使全世界反对我们。警察行动一下就够了。”魏德曼同意这一说法，牛赖特却叱责两人，说把事情搞得这样悲哀。他说，多年来，希特勒就梦想将其最精锐的师开进奥地利，“何不让他高兴高兴！”　　按戈林口述，以奥地利临时政府的名义发来的，请求德国立即派兵援奥的电报，就是使希特勒高兴高兴的东西。这是另一桩“先斩后奏”的例子。它给了希特勒将其部队戴上解放者这副假面具的机会。他精神振奋，令其部队大张旗鼓地开进奥地利。缺乏的只有一件事：墨索里尼的保证。１０时２５分，菲利普·冯·赫森打来长途电话。“我刚从维内西亚宫回来”，他告诉希特勒——他的心想必激烈跳动不已，“墨索里尼总理听到消息后反应很好。他向您表示深切问候。”这就算是墨索里尼的保证了。其实，奥地利问题再也不令他感兴趣了。　　希特勒欣喜若狂，喊道：“请您转告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感激之词被倾泻出来了，“永远，永远，永远！不管发生什么！”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听着——他想签什么协议就签什么协议。我们的处境已不像片刻前那样可怕了。我是说，在军事上，万一我们要与人发生冲突。您可再告诉他：我最衷心地感谢他。我永世不忘他！”话一开始，他便无法不讲下去：“若他需要帮忙或处在危险中，我都与他同舟共济，生死与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都起来反对他，我将会，我一定会……”　　在维也纳，新总理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请求凯普勒去教促希特勒取消其入侵令。然后，赛斯—英夸特便把注意力转向许士尼格。他感谢他的前任为奥地利作出的贡献。由于大街小巷满是举行庆祝活动的纳粹，他主动提出与他一起乘车回家。“您是否想到某个大使馆去？或者到街道另一边的匈牙利大使馆去？”　　许士尼格想要返回寓所。当他走近总理府一楼那座大楼的楼梯时，看见两排佩戴着卍字章的非军人。这时，他首次醒悟到总理府已被占领。人们向他行纳粹抬臂礼，但他故意置之不理，继续下楼。楼下，军人们也向他敬礼。他向他们说了一两句感谢和告别的话后，便爬进了赛斯—英夸特的汽车。车子缓缓前行时，年青的纳粹党徒跳上踏板，保护前总理驶过吵吵闹闹的人群，以防发生万一。　　在柏林，赛斯—英夸特关于遏制德军的请求，被用电话传至外交部。接着，凯普勒也提出类似请求。他的请求被传至陆军司令部和总理府。这样，三方的电话辩论便开始了。维也纳请求停止入侵，你这请求有现实基础吗？是否要将这一请求转给希特勒？——他在两小时前与罗马通话后回到了总理府，至今仍处于兴奋状态。　　凌晨２时３０分，希特勒被叫醒了。沉思片刻后，他把这项建议顶了回去，返身上床。然而，被入侵这个怪物弄得坐立不安的将领们，仍在左思右想。清晨４时左右，总参谋部第二总参谋长冯·维巴恩将军打电话给凯特尔将军，哀求他给“希特勒做做工作，叫他放弃向奥地利进军”。凯特尔答应照办，但在片刻后他便回电话说（其实他未给希特勒去电话），元首再次拒绝这样做。“元首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回事。”　　凯特尔后来承认了“假如他知道，他对陆军将领们的看法可就不得了。我不想让双方都不高兴”。　　陆军参谋长勃劳希契和维巴恩不时来电央求，使当晚成了凯特尔的“地狱之夜”。勃劳希契本人也非常沮丧；维巴恩则心神不定，一会儿大声祈祷，一会儿说大难临头，然后便一声不吭。约德尔叫他控制自己，他则将自己反锁在房内，抓起墨水瓶就往门上扔，还威胁说，谁要进来他就开枪打谁。　　（５）　　星期六一大早，希特勒便与凯特尔一起飞往慕尼黑参加进占他家乡的凯旋庆典。出发前，他签署了一项公告，按他自己的说法，历数了导致这场危机的各种事件。“自今日凌晨起，德国武装力量跨过了德奥边界。在维也纳新的国社党政府的召唤下，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步兵，以及飞翔在蓝天的飞机，将保证奥地利人民早日有机会用真正的公民投票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之后，他又加进了点儿个人成份。“本人，帝国元首和总理，将以一个自由德国公民的身份，幸福地漫步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早晨８时，德军已像流水似的涌进奥地利。某些边境据点已被当地居民拆除。这次入侵更像是即兴军事演习。例如，第二装甲师是看着《贝的克旅行指南》前进的，还在当地加油站加油。德军开进奥地利后，当地的妇女和孩子，兴高采烈，向他们投掷鲜花。纳粹的坦克挂起两国国旗，还用草木予以装饰。“老百姓看到，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回忆说。“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热烈欢迎。”几乎在每个城市和乡村，家家户户都挂起卍字旗，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人们互相握手，亲吻，眼睛里还流着喜悦的泪水”。阻止向维也纳快速进军的唯一障碍是，道路上堆满了抛锚的坦克和卡车。　　希特勒于中午时分抵达慕尼黑后，车队便开往穆尔多夫（离布劳瑙不到一小时车程）。入侵部队司令冯·博克将军向希特勒秉报说，他们未遭任何抵抗。由于通往茵河（ｌｎｎＲｉｖAｅｒ）的道路上满是车辆和看热闹的人群，希特勒的车队直到下午大半晌后才得以过河。在布劳瑙，希特勒的车子一步一步地爬行。欣喜若狂的人们争先恐后要摸摸他的车子，好像它是某种宗教圣物似的。车子慢慢驶过古老的小城门，朝波默旅店驶去——约在４９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在人们的欢呼声伴随下，希特勒一行继续朝他所熟悉的土地驶去。在朗巴赫，在那座破旧的修道院（修道院的制服之两臂挂卍字章）前，希特勒令司机停车——他曾在那里上过音乐课。　　在伦敦，内阁召集紧急会议。张伯伦阴郁地判断是，合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那时各大国说，‘如果你向奥地利开战，你就得对付我们’。”但是，此事并不可能发生。”反正”，他得出结论说，“那个问题已时过境迁了。”对此已成事实，他一笔勾销，认为无足轻重。　　希特勒的颇有感触的返乡之行，其第一阶段结束于林嗣（多少个夜晚，他曾独自在林嗣街头流浪）。其时，天色已晚。在集市广场上，等候在那里的约１０万名市民，欢喜若狂地把希特勒的车队团团围住，令他的随行人员和副官们惊愕得目瞪口呆。当元首和新总理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群众简直疯狂已极。“整个气氛有如触电一般，热烈兴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凯特尔回忆说。希特勒泪如泉涌。站在他身旁的古德里安坚信，“他决不是在演戏。”　　在发表了简短的思乡之感后，希特勒回到下榻地文津格旅馆。旅馆老板让出了自己的套房，主屋内堆满了动物标本。　　讨厌狩猎的希特勒屡次几乎被一北极熊头绊倒；那张大床——床头上方悬挂着一幅用俗丽的镜框框着的约瑟夫因·贝克尔的肖像——也不对他的口味。在这种不讨人喜欢的环境下，他与赛斯—英夸特议事，合并之事连只字都未提。　　在回乡时，希特勒并未理解合并的全部意义，只觉得它是个松散的联邦，一如昔日之奥匈帝国然。但是，一天来所见到之热情，使他的概念变了。他对仆人说：“这是命运，林格。我是注定要当元首，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纳入大日耳曼帝国中去的。”　　当晚，赛斯—英夸特便返回首都。在那里，他发现维也纳的纳粹已集合好了，准备欢迎元首。他们准备搞火炬游行，而游行者已欢呼得精疲力尽。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车队早在天黑前便从林嗣出发，但由于下雪，又在修路，约数英里的道路难于行走。所以，在抛下最少５０辆坦克后，他的先遣队于午夜后才抵达维也纳。即使时已过午夜，古德里安发现，街上仍站满了激动的市民；看到第一群德国士兵后，他们便立刻“疯狂地欢呼”。入侵部队由奥地利军乐队开路，打歌剧院前走过。人们用鲜花和用沙哑的声音表示的友情迎接他们。热情洋溢的市民扭下古德里安将军的大衣钮扣以作纪念，还把他一直抬到住所。令市民们惊奇的是，在日出时分，德国军官蜂涌至食品商店，购买了大量奶油、香肠和其它食品。　　星期天上午，戈林与在伦敦的里宾特洛甫通了电话，把希特勒受到盛大欢迎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向奥地利或米克拉斯发布过最后通牒之说，是个谎言。里宾特洛甫将此一切都吞了下去。回答说，对发生在奥地利之事，一般英国人并不真正关心。尽管如此，在高兴之余，里宾特洛甫也多少有点儿关切。他问，假若发生某种威胁或麻烦，元首是否吃得住？　　戈林早已派信使坐飞机前往奥地利，敦促希特勒设法超出原来的计划。“如果热情如此之高”，他建议道，“我们何不做个彻底？”或许，希特勒对戈林近日之所为一无所知；但也有可能是，他故意让他的空军元帅自行其事，以便在发生差错时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希特勒业已令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草拟一项关于德奥合并的法律。至中午时，法律已草就。通过后，希特勒批发给了身在维也纳的赛斯—英夸特，并令他于当天通过。　　起初，赛斯—英夸特大吃一惊。但是，新总理越想越喜欢这项立法。另外，希特勒已答应在一个月内举行无记名自由投票，批准这一立法。在赛斯—英夸特确信这一法令不但必不可免，且“价值连城又有用”时，他便敦促内阁予以通过，理由是德奥合并乃“人民的意志”。内阁一致同意将国家交给希特勒，但是米克拉斯总统再次寸步不让，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宣称“在行使权力方面受阻”，这便给了他的职权移交给总理的立宪权。　　希特勒虽坚信合并可以立法确立，但心中还有一个主要兀突。自他与冯·赫森亲王通话以来，他就在等待墨索里尼的正式批准。两天都几乎过去了，但罗马还未有片言只字前来。事实上，德奥合并的消息已将墨索里尼“难倒了”。他喊道：“那个该死的德国人！”最后，他恢复了平静，于星期天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　　“对您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方法本人表示祝贺。我曾警告过许士尼格。”　　元首的喜悦可说是完美无缺了。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发了一封更短的电报：　　“墨索里尼，我永不忘此事。”　　元首觉得有必要与爱娃·勃劳恩分享其凯旋的快乐，便打电话让她去维也纳。　　当日早些时候，他曾到邻近的里昂丁看了看。他与林格一起，走到父母的坟前——就在老家对面的坟场里。希特勒从仆人手中接过一个花圈，让他与其他随从一同退场，他要致哀。他把花圈靠在墓碑上，默哀了片刻。之后，依旧沉默不语和满腹忧思，这是希特勒孩提时代出没过的地方。他百感交集，却不露声色，即使对亲信也如此。他认出了一个名叫哈格穆勒的同学，与他交谈了片刻。后来，他在林嗣的旅馆内与旧日的朋友团聚，其中包括一名修表匠，和他的历史老师休谟博士。　　当晚，更像是跟班而不是政府总理的赛斯—英夸特来到希特勒的房中。当得悉将奥地利变成德国一个省的法律业已通过时，他感动得不禁哭了。“不错”，他好容易才开了口，”一个出色的政治行动避免了流血。”这样，奥地利的独立就此告终。３月１３日，星期天，即许士尼格希望通过公民投票巩固奥地利独立的日子，也就此告终。　　（６）　　西蒙·弗洛伊德曾向家人答应，一旦纳粹上台，全家便离开奥地利。现在，他对他的英国同事埃内斯特·琼斯医生说：“这是我的岗位，不能离开它。”这使琼斯想起了“泰坦”号船长的故事。人们问船长你为何弃船？他回答道：“我从不弃船，是她弃我。”弗洛伊德明白了。他承认，奥地利已不复存在，同意去英国这块“早年梦寐以求的土地”。他未过早逃离。在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指挥下，根据国社党关于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重建奥地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更为凶恶的还是希姆莱主持的对警方的清洗礼—对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迫害。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已到莫尔津广场走马上任，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已开始检查法令全书以及从奥地利秘密警察局局长那里缴获的档案。最少已有一宗政治谋杀案发生，那就是巴本的心腹顾问德国大使馆领事。　　当地的冲锋队已开始迫害犹太人，把他们从家里、办公室里拖出来，强迫他们用酸溶液洗刷写在墙上和人行道上的（许士尼格的）宣传口号。还有的被抓来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和清扫街道。这样欺负犹太人，许多德军军官是看不过眼的。　　记者格底曾亲眼看见两名军官“将两名年老的犹太人用来擦洗人行道的水桶踢翻，告诉他们可以走了，还把看管他们的纳粹冲锋队员骂了一顿”。　　这些情景并未挫伤大多数维也纳人的热情，因为他们还陶醉在过去４８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中。“这里，人们热烈地欢迎新政权以及昨晚宣布的将奥地利并入帝国的决定。要否认这点是不可能的”，英国大使在星期一发给哈利法克斯男爵的电报中说道，“希特勒先生若说他的行动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欢迎，那是完全应该的。”这是有理由的。合并或许能结束失业——失业人数达６０万，受打击最重的是自由职业者，不少医生沿街行乞。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希特勒出发前往维也纳。由于沿途人群甚众，加上满路是抛锚的卡车和坦克，他平均一小时只行２０英里，车队抵达首都市郊时已是下午５时了。每座建筑物，包括教堂在内，都悬挂奥地利和德国国旗。希特勒进城时坐的是敞篷车，他笔直地站立着，一手前伸。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一看到希特勒，便高声欢呼，直喊到声嘶力竭。欢呼是疯狂的，又是自发的。他的车在“帝王饭店”前停了下来。希特勒进饭店后，只觉得自己的另一个梦想也实现了。年轻时，他是多么想进去呀。现在，饭店用红色条幅装饰，还有他的记号——卍字章。　　人们不停地高喊着，喊的是根据古老的日耳曼酒令改的新词：“我们不回家，我们不回家，元首快讲话！”他只好步出房间，走上阳台，群众仍在疯狂地高喊。他向他们敬礼，还挥手向他们致敬。之后，便回屋去了。但是，群众仍在有节奏地高喊，喊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迫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阳台与他们见面。　　开始时，他很安静，很少开口，好像那永无终止的欢呼声已令他麻木了。然而，随着夜越来越深（希特勒的亲信是这样对国际新闻社的皮埃尔·赫斯说的），他不禁忆起了当年他是如何在帝王饭店前来回走过的：“我看得见大堂里的灯火和吊灯，但我明白，我是不能进去的。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积雪足有几英尺深。我倒得到了一个铲雪挣钱的机会。够有讽刺性的，我们五六个人恰好就被派到帝王饭店前去清除人行道上的积雪。”就在那天晚上，哈布斯堡皇族刚好在里边宴客。“我亲眼看见卡尔和吉达步出御车，踏着红地毯，昂首阔步走了进去。我们这些穷鬼得把四面八方的雪铲掉，每次贵族老爷们光临时我们还得脱帽致意。他们对我们不屑一顾，虽然他们身上的香水味仍留在鼻间。我们差不多像他们那样重要，或就铲雪一事论，对维也纳而言也是重要的。那晚整夜大雪下个不停，但这家饭店连一杯热咖啡也不给送来。”旅馆内欢快的乐声不但使他想哭，且使他为生活的不公平大鸣不平。“当晚，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必定回帝王饭店来，也踏着红地毯，走进灯火辉煌的旅店去，到哈布斯堡皇族跳舞的地方去。那时，我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在什么时候，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而今晚，我就在这里了。”　　星期二早晨他醒来后，他的胃不再像在林嗣时那样痉挛了。在赫尔顿广场上举行的有２０万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精神抖擞地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现在，新的任务已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国家也有了个新的国名，叫“东马可国”。不过，这项任务和国名均源于自己的历史，因为来自东方的攻击在古代的东马可国的边界便被粉碎了。无论是新任务还是新国名都未使听众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喊叫的热情不比慕尼黑的任何听众差。演讲结束后，希特勒转身小声对广播员说：“请宣布，帝国奥地利总督赛斯—英夸特讲话。”谁也不像总理那样惊奇：一下子他变变成了一个省的总督！听众应声欢呼，赛斯—英夸特只好接受降格。在这个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做错的。　　接着便开始游行。冯·博克将军骑着马，奥地利的将军们跟在他后边（奥地利军队刚被吸收为德国陆军）。游行队伍打冬宫及其投枪式的铁栏杆前走过。在盛大的游行的间隙中，心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巴本对希特勒提出警告，假如这里的教会也像德国教会那样遭受攻击，合并就会烟消云散。　　“用不着害怕”，希特勒说，“这我比谁都懂。”　　当日晚些时候，红衣主教英尼泽划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并说，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的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据巴本的说法，听到这位红衣主教的爱国言论希特勒很是高兴，热烈与他握手，还“保证他要什么给什么”。　　爱娃·勃劳恩也享受了胜利时刻的喜悦，给妹妹伊尔塞寄了一张明信片。她写道：“我疯了。”她是由母亲和她最好的女友赫尔达·施奈德陪伴前来维也纳的。她独居一室，房子就在她的情夫的居室对面，仅隔一条走廊。他们幽会之秘密，连希特勒的随从副官都一无所知。当日黄昏，希特勒飞返慕尼黑，但未带爱娃同行。　　次日，在柏林，人们把他当作征服英雄加以欢迎。“全城如痴似呆，兴奋万分”。罗希纳给家人写信道，“男孩子和女孩子尤其歇斯底里。”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大谈德奥合并一举，“德国已成了大德国，将来也仍然如此。”他说，上帝挑选了他去实现与奥地利的大团圆，这使他很高兴——奥地利“这块原来最不幸福的土地现已变成最幸福的了”。　　然而，在国内并非一切都顺利。因许士尼格宣布公民投票而推迟的、对弗立契进行的军事审判终于开庭了，但很快便发现弗立契无罪。此事令希特勒狼狈不堪。但是，他已发明了一种永不失时髦的政治把戏——用大吹大擂胜利的方法，把注意力从这件事上引开。他匆匆召开国会，汇报奥地利的伟大事件。他说，在３天内，“在未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全体奥地利人民便在欢迎他”。４月１０月，整个日耳曼民族，即大日耳曼帝国，将破天荒第一次前往投票站，以证明对它的忠顺。他唯一的要求是，他要在四年左右的时间从内部去巩固刚从外部取得的合并。在德国全境，不管元首做过什么或将做些什么，人们立刻全盘同意。就是在这绝对信任的情况下，希特勒于３月２５日在柯克希堡举行公民投票大选。“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远远超出了小小的一个德国的边界”。　　大选前的１０天，希特勒是在他的家乡度过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差不多已将奥地利的安全系统全盘改组。（奥地利的安全机关也在小心谨慎地、孜孜不倦地搜集有关元首个人的一切资料。据传，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收集了众多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希特勒的祖父可能是犹太人，吉莉·拉包尔可能是被杀害的，他在战时的服务根本不像党的宣传家们吹嘘的那样卓越。如果这些材料，哪怕是以谣传为基础的，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个危险时期透露出来，都能严重破坏元首的名声。战后对希特勒的某些指控也是缺乏根据的。例如，人们曾广泛地相信，在他夺取奥地利不久，便架起大炮，把他父亲的出生地的村庄，连同祖父的墓地和其他可能牵连他的记载一起，化为灰烬。不错，今天的这个村庄是废墟一片，但它不是希特勒毁灭的而是在战后被俄国人夷为平地的。１９４１年，德军在该村及其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俄国人抵达时，该村的农庄和房舍仍几乎完整无损。）希特勒大受欢迎的浪潮尚未平息。由红衣主教英尼泽和另外５名主教签署的宣言（被送至新任奥地利总督那里），指示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要去投票：“公民投票日，很明显，既系我神职人员宣布我们为日耳曼帝国的日耳曼人之日，也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我们希望，所有基督教徒都能认清他们的责任所在。”　　不管走到哪里，希特勒都被当作救星和元首加以欢迎。４月８日，希特勒再次来到林嗣，再次受到狂热的欢迎。文津格旅馆的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市民们个个都吵着要见他。其中之一是他青年时代的密友库斯特尔·库比席克。希特勒的“办公室主任”阿尔伯特·鲍曼告诉他，元首身体不太好，不能在当日见他。明日来吃午饭行吗？９日，一见到库比席克，希特勒便喊道：“库斯特尔！”库比席克伸出右手，希特勒紧紧地握住它。希特勒说，他已不像往日，再也没有私生活了。他朝窗外望去，看见了多瑙河上那座曾伤害过他的铁桥。”那丑家伙还在那里！但长不了多少啦。相信我好了，库比席克！”接着，他又开始详细说明他先前为林嗣制订的计划，应该建一座新大桥，一座新剧院，一座对得起布鲁克纳的现代化音乐厅。谈到在林嗣建立新的交响乐队时，希特勒想起了库比席克的宏愿。他干什么了？库比席克难堪地回答说，在埃弗丁镇上当小职员。他解释说，战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音乐抱负，否则就得挨饿。不过，他还指挥一个业余的管弦乐队，他的三个儿子颇有点儿音乐天才。听到这些，希特勒自动提出，他将负责培养他的三个儿子。“我不能让有天才的孩子们像我们那样过苦日子。你最知道我们在维也纳熬的是什么日子。”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后，元首站起身来。库比席克以为会见到此结束，其实不是，希特勒是在叫副官，指示他应如何将库比席克的三个孩子送进布鲁克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会见仍未结束。希特勒详细看了库比席克带来的作品——画、信件以及明信片后，他建议他的老友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最后，他握着库比席克的手说，咱们要常常见面。　　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前往维也纳——年轻时他们充满梦想的城市。在维也纳，他作了这次选举运动的最后一次讲演。他说，他为自己出生在奥地利而感到骄傲，“我相信，把一个孩子从这里送进帝国，让他长大成人，成为民族的领袖以便把他的家乡归回帝国，这是上帝的旨意。”　　次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超出了意料之外。在奥地利，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三的投票者赞成合并。在德国，赞成联合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二，赞成他提的国会候选人名单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希特勒的勇敢之举（是戈林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的结果），几乎得到了德奥两国人民的一致认可。“对我说来”，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它也证实了他的信念，即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应沿着这条道路朝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走去。　　第十七章　“踩着锋刃”　　１９３８．５—１０（１）　　在希特勒向奥地利挺进前，他就曾表示，他再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代克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的“严重迫害”。这虽然与他要将失去的人民和土地归还给帝国的誓言相一致，但其主要关心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威胁。他辩解说，捷克是在战后由盟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国家，这块半岛应纳入昔日帝国的疆土。它一日尚存，一日就是帝国东部的威胁。　　认为捷克是一把尖刀插入德国心脏的并不止希特勒一人。从东西两方同时向帝国拦腰砍来的魔影，使德国人制定了号称为“绿色计划”的军事上的反措施：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两年来，“绿色计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但是，轻取奥地利一事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一夜之间，希特勒便获得了打破欧洲力量平衡的大好时机。插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其强大的防御系统，便能令德军进攻波兰或苏联畅行无阻。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找个入侵的借口，而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在德奥合并一举鼓舞下，居住在苏台德地区的３５０万日耳曼人，也要求作类似的合并，其理由（有争议）是，他们是受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喊冤叫屈，以及敌视捷克一切事物的传统，使这个小小的共和国自奠基以来一直倍受折磨。近三年来，希特勒秘密地资助由康拉德·汉莱因领导的苏台德纳粹党——到此时，日耳曼少数民族运动全由它控制。１９３８年３月下旬，元首任命汉莱因为其私人代表，并指使他向捷克政府提出它不能接受的要求。这样，德国对它的援助便更有预兆性了。希特勒希望，这条战略将制造出一个永远动荡不安的局势，最终使德国“有必要”以阻止内战、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侨民的生命为由，进行武装干涉。　　借口虽然有了，但希特勒因为惧怕法国、英国或俄国会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依然有所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便有必要取得其唯一的盟友的支持了。于是，在１９３８年５月２日，希特勒率领包括外交官员、军事将领、安全官员、党的领导和新闻记者在内的５００名随从，浩浩荡荡奔赴罗马去取得他们的支持去了。　　离开柏林时，希特勒百感交集。滴血未流征服莱因兰和奥地利所带来的喜悦，却又由于波莫雷尔医生用“穆达弗罗”“奇迹般地”治好他的胃痛的复发而减少。由于怕自己身有不幸，在开赴罗马的火车上，他又花了几个小时去立遗嘱——光《我的奋斗》一书，他就发了大财。（至１９４３年，埃赫尔·维拉格支付给他的稿费就达５５２．５万德国马克。他把自己的财产、贝格霍夫别墅、家私和照片全部都给了党，给爱娃·勃劳恩和他的两个姐妹每年每人１．２万马克的生活费，给阿洛伊斯６万马克，对希皮塔耳的诸位亲戚、文特太太和他的仆人，他各有遗赠。他也指示党“好好照顾我的两名副官，布鲁克纳和魏德曼的终身生活”。）　　元首一行共装了五个车厢。在布仑纳山谷他们受到了鲜花、旗帜以及意大利士兵和法西斯军队的列队欢迎。乐队奏两国国歌，由皮斯托伊亚公爵代表国王欢迎他们。之后，德国人的列车开进意大利，铁路两旁站满了仪仗队。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或竖起标语牌，或悬挂旗帜，颂扬元首和德意友谊。代表团快抵达罗马时，希特勒把一名副官找来，并令他——被林格听到了——挨车厢通知每个人。说到罗马时，一个个子非常矮小的人会出来欢迎我们，说大家的举止应该检点，不准发笑。“这是命令。这侏儒是意大利国王。”　　当列车驶抵专为此次来仿而建造的圣保罗火车站时，天色已经晚了。火车站上空旗帜飘扬。出来迎接希特勒的是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而不是墨索里尼，这使他怏怏不快；而他让国王陛下先行上车却又令国王龙颜不悦。在４匹马牵引下，车子沿旧日的罗马凯旋道奔驰，由被灯光照亮的喷泉旁边驶过。明亮的探照灯光和火把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灯火辉煌的罗马圆形大剧场似乎遭了火灾。沿途站满了人群，朝客人们欢呼。车行至一处时，一队非洲骑兵突然朝客人们飞驰而来，好像是从“沙漠之歌”里冲出来似的。然而，希特勒却觉得被小看了，因为坐的是一辆如此古老的车辆。萨沃依公国的诸公难道就未听说过有汽车？奎林纳尔宫内的房间也一点儿不合他的口味。这宫殿既不舒适，又缺少光线，好像是个博物馆。　　从一开始，他与维克多·爱麦虞埃便相处得很差。对于这位君主公开表示出来的冷淡，希特勒也很反感。他不断抱怨说，你墨索里尼应出来当主人嘛。在奎林纳尔举行的洗尘宴会，也丝毫未缓和这种局势。希特勒神情紧张地转动着眼珠子，胳膊上挽着个子比他高的皇后。个子矮小的国王则挽着高个子总督夫人。四人组成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点，希特勒心里也明白。皇后进入宴会厅时，意大利人不是跪下就是深深地鞠躬，有几个人竟吻了她的裙子。这种难熬的“酷刑”过去后，希特勒私下对其飞机师说，那是个“可怕的时刻。对我，这种仪式很可怕。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这些东西”。　　进餐时，希特勒与皇后没说过一句话。皇后脖子上挂的那个大十字架特别令希特勒烦恼。他想，她是故意戴这东西来恼我的。不仅如此，皇家还超出了无礼的界限。国王还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他的客人。其中一个谣言说，元首到奎林纳尔的当晚就要女人。“无限惊奇”，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没有女人当着他的面收拾床铺他就无法睡觉。找女人很难，后来找到一个旅馆服务员，问题才算解决了。如果这一情况属实，这倒也有趣和不可思议，但，是否真有其事？这不是国王的恶意吗？国王不也说希特勒老注射兴奋剂和麻醉剂吗？”最后那指控部分是真实的，所谓铺床之事也是准确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如此，这也是国王的恶意。数天后，当希特勒一行在那不勒斯观看《阿伊达》时，这恶意又表现出来了。第一场演完后，观众故意不鼓掌，而让坐在皇家包厢里的贵宾首先带头。希特勒很难堪，转身看看国王，以得到一点儿启示。“这位君主鼻子里哼了一声”，路易斯·罗希纳写道，“假装未发现希特勒的不安。”　　歌剧演完后，按计划希特勒将检阅德国殖民地内的纳粹的操练。因为他穿的是燕尾服，便叫林格带一顶军帽和军衣前来应景，但国王的副官却告诉林格，回罗马的火车过几分钟就要开了。为了不使正在等候的党员们失望，他急忙走到街上，像指挥官那样抬臂行礼，沿着队伍往前走。按正规方法，他应将左手大拇指插进皮带后才行礼，但是，由于穿这种裤子不用皮带，他只好一手贴住屁股一手行礼。此情此景煞是可笑——光着脑袋，活像条顿人的格劳桥·马克思，长长的燕尾在摆动着。“德国元首兼帝国总理”，魏德曼写道，“看上去倒像个事业达到顶峰的餐馆领班。他想必也知道自己何等出丑。”一上火车，希特勒便把一肚子气发泄在里宾特洛甫头上。后者则大声斥责礼宾司长对政府和元首不忠。　　回罗马后，希特勒已恢复了平静。在５月７日于威尼斯宫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讲。据齐亚诺伯爵说，这篇演讲“非常成功，将他周围的冰雪全融化了”。实际上，他主动提出将获洛尔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主人。这是个最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会令他的同胞，特别是巴伐利亚人恼怒。　　早在１９２４年当他还在兰茨贝格监牢服刑时，他就曾通过戈林提出过同样的赠予。那一次，为了支持意大利对这块争得面红耳赤的地盘提出的领土要求，他曾向意大利索借２００万里拉，但未借得一文，使希特勒忿忿不平。在墨索里尼看来，今晚的赠予是某种信号：这一次，某种大大的报酬是少不了的。　　自希特勒抵达意大利以来，这次讲话才是有政治意义的第一个事件。墨索里尼让国王出面当主人，自己退居幕后，把他的客人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让他白天黑夜忙个不停。这安排是很聪明的，因为这便可避免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后来，里宾特洛甫向齐亚诺递交了一份建议结盟的条约草案。齐亚诺看了一眼，没有吭声。其实，墨索里尼的女婿已在日记中写下了：“总理希望缔结这个条约，我们一定要缔结的，因为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不相信西方的民主。”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终于找机会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墨索里尼几乎毫不在乎地给希特勒这种印象：这个小小的国家对他无关紧要，他的注意力在他处。有了这个保证，希特勒过去所受到的真正和想象中的污辱，都一概值得了，而他也觉得可放开手脚去完成下一步计划了。　　贝奈斯总统及捷克其他的领导人均抱有幻想，认为希特勒不敢冒险进攻捷克，因为他害怕这会触发一场大战。他若真的进攻，法国、英国和俄国难道不会想法子制住他吗？但是，这三国却无意当保护国。“你只要看看地图便知道”，不久前张伯伦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德国人若是有意要蹂躏捷克斯洛伐克，不管我们或法国作何努力，都不太可能解救它……所以，我们不打算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她只会成为导致与德国开战的借口。这我们是不会干的，除非我们有在适当的时间内能将它打得跪在地上求饶的前景。但是，我看不出有此前景。所以，我已放弃了向捷克斯洛伐克作出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向法国就其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一事作出保证。”英国首相之三心二意，令法国领导人很是担忧。他们虽然一再发表大胆的声明，但是，目光锐利的观察家们都相信，自莱茵兰被占领以来外交政策就一直跟着英国的屁股转的法国，是不会很快去保卫捷克的。第三个潜在的保卫者苏联则抓住一切机会，公开敦促英法两国与德国人抗衡，自己暗中却无所事事。斯大林所需要的，是让西方而不是他自己去控制希特勒。５月６日，苏联驻布拉格的代办向美国大使承认，除非法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否则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另外，他们怎样将军队开到那里去？他们中间隔着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国均拒绝让红军通过——这可以理解。与此同时，斯大林又私下向贝奈斯保证，“即使法国不给他以军援，即使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不准苏联的军队过境至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也准备向他提供军事援助。　　所有这些都是苏联的企图的一部分：它企图让全世界的自由派人相信，苏联是这个受到包围的勇敢的小国的真正保卫者，而在实际上，他们与英法两国一样，也不愿迅速地去援救它。希特勒猜透了这些人的心事，加上墨索里尼又默许他，将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他于是便令戈培尔加紧宣传攻势，反对这个倒霉的国家。由于有了“那一天”就快来临的说法，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便加紧活动。这虽是谣传，但由于５月１９日和２０日传来希特勒的军队正在捷克边境动员的惊人的消息，它也变得可信了。消息说，希特勒的１１个步兵师和４个装甲师正浩浩荡荡开赴波希米亚边境，德国和奥地利的部队已在西里西亚南部和奥地利北部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２０日，星期五下午，贝奈斯召开内阁和最高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晚９时过后不久，在未与法国盟友磋商的情况下，捷克便下令“局部动员”。星期六拂晓，捷军便占据了边防要塞和苏台德地区。这样，欧洲便出现了１９１４年以来未有过的炽热化危机。一个小国采取主动反对一强国，并让世人明白，在欧洲强权政治的游戏中，捷克是不当马前卒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做法，也迫使她的保护人英国和法国做她的后盾。　　结果，法国总理达拉第便召见德国大使，并让他看了放在办公桌上的动员令。“在这份文件上我签不签字”，他说，“阁下，这就要看你了。”在柏林，英国大使汉德逊也向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提出警告说，“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若这些义务不可避免要完成，英国皇家政府也不保证，在形势所迫下它不被卷入。”里宾特洛甫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便将大怒降为愤愤然，矢口否认德军威胁捷克边境之说。假若英法两国竟“疯狂”到了武装反对德国的地步，“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殊死一战。”　　当晚，里宾特洛甫便乘专机离开柏林，前往贝希斯特勒加登与希特勒磋商。希特勒也与他的外长一样气得七窍生烟，因为德国并未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一个较大型的军事调动或集结。谁造的谣？谣可能是共产党造的，也可能是捷克人造的，也可能是反希特勒集团造的——该集团包括自称为金融魔术师的沙希特和德国情报头子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更有可能的是惊慌本身之使然。　　西方的报纸散布消息说，是因为受到外国压力元首才取消入侵的。这样，它便犯了一个羞辱元首的错误。“希特勒并未走上军事道路”，威兹萨克写道，“所以谈不上取消。不幸的是，外国报纸的挑衅却使希特勒真正行动起来了。此后，他强烈赞成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　　在周末未到来前，希特勒迅速地采取了激烈行动。５月２８日，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两位最高的军事领袖，外交部官员和其他重要官员。当大得异乎寻常的人群集合在总理府的冬季花园外时，大家的猜测是，希特勒马上要采取新的军事措施了。心情紧张的戈林把魏德曼上尉拉到一边：“难道元首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这意味着与法国打仗的呀！”他说，陆军还未作好作战的准备，他要将此事告诉参谋长。　　希特勒开始讲话了。他讲得心平气和，但他的话却是爆炸性的：“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这，我矢志不移……我们将不得不采用的方法或许不能立刻获得你们这些老将们的认可。”这次进攻，他解释说，不过是为取得生存空间的、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当德国为取得生存空间不可避免地向东挺进时，捷克斯洛伐克就将成为后方的威胁。所以，捷克必须消灭，此刻正是时机，因为英法两国不想打仗，俄国不愿干预，意大利对此也不感兴趣。　　希特勒讲完后，戈林两眼闪闪发光，冲到台前，抓住希特勒的手。“我的元首”，一小时前曾发誓要阻止他的戈林冲口喊道，“对您之举世无双的战略，本人表示由衷的祝贺！”没有反对意见，连讨论也无须进行。戈林与希特勒一起朝站在角落里的凯特尔、勃劳希契和贝克走去。“就这样吧”，他说，“我们先碰碰东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然后，我会给你们３到４年的时间，到那时，我们再去碰碰西方的局势。”　　三位将领当时未说什么，但到了次日，贝克写了一份严厉批评的备忘录。他宣称，今日之德国并不比１９１４年的德国强盛，更易毁于空袭。更有甚者，德国面临着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和美国之四国联盟。“德国的对手，他得出结论说，“不但有可供其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且其人力物力皆远胜于德国及其盟国。”　　５月３０日，贝克将此阴暗的评价交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问凯特尔，如何让元首知道才是上策。凯特尔建议，将有关政治的部分删去，免得希特勒因此连对法国干预时力量对比的分析看也不看便将它扔在一边。勃劳希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朱特堡炮兵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将删节后的文本呈给了希特勒。元首极力反对：报告不客观，过高地估计了法国的军力。“这是陆军的另一次灾难”，凯特尔写道，“使勃劳希契进一步丧失信心。对此，我是深感遗憾的。但元首并未拿勃劳希契是问，而是拿贝克和总参谋部是问。”希特勒力排众议，决定以武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并令陆军于１０月１日执行。这样，“绿色计划”的第四个文本便付诸实施了。　　在法国边境上建造“西壁”防御系统的任务，由建筑高速公路的弗里茨·托特承担，并加速进行。数星期后，近５０万人便在加紧修建工事，以便在东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战的同时，能以最小的兵力抵住法国。与此同时，德国也加紧了它的宣传战。其目的，用元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威胁的办法，吓住捷克人，磨掉他们的抵抗力；另一方面，一定要使我们的民族团体懂得如何支援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影响中立派，使之有利于我”。　　朱特堡会议期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来文，加强了希特勒东进的决心。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意要避免冲突，准备在合理范围内作出让步。“此处之一致看法是，目前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拖入战争。究其原因乃是，国内情况困难和惧怕两线作战。”　　欧洲危机的舞台已布置好了，这舞台将使５月事件显得微不足道。　　（２）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得多近，对此，希特勒在那年夏初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如同在莱茵兰和奥地利危机时期一样，他靠的是直觉。他遂派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７月间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由魏德曼的私交、半犹太血统的霍亨洛公爵夫人暗中安排，完全绕过里宾特洛甫。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也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把这点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　　７月中旬，魏德曼转述了他的警告。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期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魏德曼满心欢喜地飞回德国。但是，在贝格霍夫，他等着向元首汇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元首却在外边与尤尼提·密福特一起走来走去。希特勒回来后不耐烦地打断魏德曼的汇报：尽管英国已同意戈林出访伦敦。“不去了！不再去了！”他冲口喊了一声。关于哈利法克斯之事，他连一个字也不愿意听。“我现在也不明白”，魏德曼回忆道，“希特勒的变卦是因为尤尼提·密福特在他耳旁灌输了什么呢，还是因为害怕戈林利用此举取得太大的政治权力。反正，我无法向他汇报他不愿听的东西。”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被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召回，原因是，他曾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给我发回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据赫塞的说法，外交部长当时这样说道。看来，元首已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不久前，元首曾对里宾特洛甫说过：“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儿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论，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对此心中有数后，希特勒不是不用武力威胁便可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取得自治么？“自治”？里宾特洛甫喊道，“不可能再有什么自治了。”他说，在谎称德军已有所行动前，希特勒或许会满足于自治。现在，这可是不够了。听到这句话后，赫塞“全身都凉了”。他初次醒悟到，战争的危险是迫在眉睫了。他祈求外长去向希特勒保证，他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苏台德地区的割让。里宾特洛甫深受感动，答应找希特勒说说。次日，他把赫塞召来，告诉他，元首嘲笑了捷克人会拱手将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我就是不信”，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阴郁的预言：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１９１８年的失败更为惨重。７月，他为勃劳希契草就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７月１６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８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布许将军重弹了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陈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８月１０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３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５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一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恫吓”，”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之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作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斯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斯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作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斯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９月２７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９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决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　　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之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斯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一周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斯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斯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例如西奥多·科尔特，此人在外交使团中散布有关里宾特洛甫的谎言。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８月下旬在一次私人夜宴后威兹萨克将赫斯拉到一边，并提醒他注意，如元首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德国势必要与西方开战。赫斯将这一警告传给了希特勒。几天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格克也提出同样的警告。“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这位牛津毕业生写道，“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看——虽然是用小心谨慎的英国方式表达的——非常明显，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战争贩子丘吉尔和艾登。”　　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再者，法国越来越愿意与捷克斯洛伐克闹翻；美国也有反抗旨在反对帝国之犹太宣传的迹象。“那就是说，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因。”　　所有这些忠告在希特勒身上都未产生多大效果。他一心要战。那年夏末，在视察陆军的演习后，他用手套拍了一下大腿，对两个副官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战争。”他说。　　９月３日，他将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召至贝格霍夫，讨论“绿色计划”的最后一稿。他惊愕地发现，主攻方向竞选在捷克的防御系统的中央地带，且由第二军担任主攻。他抱怨说，进攻如此森严壁垒的地区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定是凡尔登第二，且正中捷克人的下怀。应该改由第十军攻进波希米亚才对，勃劳希契有气无力地反对，说摩托化部队的景况不好，援军短缺，各级领导又训练不足，等等。但希特勒一概不听，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下令给第十军增派摩托师和装甲师。　　勇士是前下士希特勒，而不是他的将领。观察家们也生怕希特勒会在即将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公开宣布这点。“无论在德国还是他处”，汉德逊在一封私函中写道，“人们都同样焦虑不安。比诸民主国家的领袖，独裁者会更加独裁，并且开诚布公。”　　在那年的纽伦堡党代会期间，纳粹大规模地炫耀其武力和纪律。这次大会是正在日益发展的政治危机的前奏。１９３８年的节日名称是恰如其分的：“大德国首届党代会”，装饰品也一样。在１４０年后，希特勒又将第一帝国的标志——皇冠、帝国宝球，王节和皇剑——从维也纳带了来。在向大会介绍这些帝国主义的象征时，他庄严地发誓，说这些宝物将永远留在纽伦堡。但是，无论是在开幕词中还是在次日下午接见所有外国使团时，他都未提到战争。外国使团的代表弗朗斯瓦·本塞在讲话中对他深表感谢，并在结束讲话时说，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光荣，是达到了其目标而又不使母亲们哭泣。据魏德曼称，希特勒对此报以“一恶笑”。　　在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因闭口不谈国际政治问题一事，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谣言。其中之一是针对汉德逊的。该谣言说，希特勒已“相当疯了”，一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战争，在尔后２４小时内，汉德逊对希特勒的不少心腹顾问说，在解决苏台德问题上英德应该合作。戈林说，他计划于月底出门狩猎，并“希望捷克人不会在他狩猎中途捣乱，破坏他的打猎计划”。戈培尔还虔诚地希望，在他的闭幕词中，元首会提到与英国人合作一事。“我觉得他很焦急”，怀有疑心的汉德逊报告说，“我怀疑他是否在纵容希特勒走极端。”　　正当汉德逊忙于这些会见时，他收到指示，让他以私人名义向希特勒提出一个警告：若发生总体冲突，英国“不能站在一旁”。汉德逊反驳：元首正处于发疯的边缘，只要出现另一次危机，他便会被推到另一边。后来，此事只好作罢。　　希特勒坚信，英国无意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冒险进行战争。有鉴于此，他便不顾一切继续推行其入侵计划。这个决定是精明的测算、直观和不可抗拒的冲动的结合。“你知道，我像个流浪汉，必须踩着刀刃过深渊”，希特勒对弗兰克说过，“但是，我必须过去，就是要过去。”在英国人决定不提出警告后数小时，他将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召至纽伦堡。９月９日午夜前，他们在德意志旅馆会晤，由新任总参谋长扼要地叙述了修正后的“绿色计划”。令人惊奇的是，主攻的任务仍由第二军担任。不过，这份计划确也提出了讨论时未提到的两面夹攻的战术。希特勒承认，这是个聪明的想法，“但是，能否成功仍太没有把握。从政治观点看，特别需要速战速决。政治上，第一个星期是决定性的，必须大量取得领土。”　　他指出，德国的榴弹炮是摧毁不了捷克的防御攻势的。更重要的是，本计划未包括突袭的因素。　　希特勒滔泪不绝地教训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使凯特尔目瞪口呆——他已同意元首所提出的一切。凌晨３时，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了，断然令其将领们按其旨意行动，冷冷地、恼怒地打发他们上路。三人在通道上喝饮料时，哈尔德怒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假若你真的不明白”，恼羞成怒的凯特尔答道，“我真可怜你！”　　两人眼看要争论下去，勃劳希契便插了进来。这三巨头于是便着手按希特勒的要求作准备。当哈尔德在草拟新的命令时，凯特尔将勃劳希契拉到一旁：“你明知仗还没有打便会输，为什么还跟他（希特勒）干架？谁也不认为因此事仗便会打起来，所以，没有必要为此事去大张旗鼓地搞后卫行动。”　　这些劝告，令其“跟班特尔”的绰号流传得更快。此后，凯特尔便对他的上司抱怨，说他对勃劳希契大失所望。约德尔随声附和，在日记中写道：“陆军内只有一个目无军纪的因素——将军们。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傲慢之使然。因为看不出元首之天才，他们既缺乏信心又目无纪律。”他们仍将他看成是大战期间的下士，“而不是自俾斯麦后出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次日，公开宣布对捷克期洛伐克采取行动的是戈林，而不是希特勒本人。“欧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他说，“正使人类的生活无法忍受。没有文化的侏儒劣族捷克人——谁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正在压迫一个文明的民族。人们看到，在他们身后，与莫斯科一起站着的，是犹太恶魔永不消失的面孔！”　　这番话若是出自希特勒之口，欧洲想必会吓得发抖。然而，甚至连贝奈斯总统对戈林之咒骂置之不理。“本人坚信，现在所需要的不外乎是道德力量、善意和互相信任”，他在广播讲话中用捷克语和德语说。后来，威廉·希拉在广播大楼的大厅中偶然碰上了贝奈斯总统。这位美国记者警告贝奈斯说，他正与强盗打交道却又没有胆量。他评论说，贝奈斯面孔”严峻，并不真像他的话那样乐观。他知道自己处境恶劣，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在公开场合张伯伦表示怀疑。９月１１日，首相对一群记者说：“希特勒先生再一次表达其和平愿望。怀疑其是否真诚，这是错误的。”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封私函中，他又表示恐惧：“本人完全明白，若局势最终逆转并发生了侵略，许多人，包括温斯顿在内，都会说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倘若他们有勇气告诉希特勒：你若动武，我们便立即向你宣战。这就能阻止他。”但是他觉得，让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决策权“从我们手中落入另一国的统治者手中，且又是个战争疯子手中”，这无疑是错误的。　　纽伦堡党代会于９月１２日举行闭幕式。这是希特勒发表全世界都害怕他会发表的那篇讲话的最后时机。晚７时前，他来到那座庞大的露天体育场，在“胜利万岁！”的吼叫声中，在聚光灯照射下，他抬起右臂敬礼，目光直视前方，缓缓朝主席台走去。开始时，他只讲党的斗争。此时，某些外国观察家希望，他不会提到当前的热门话题。猛然间，他开始谴责捷克人了：“本人决不愿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可怜的阿拉伯人既手无寸铁又遭唾弃。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不会手无寸铁，也不会遭到唾弃。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　　听众中“胜利万岁！胜利万岁！”的咆哮应声而起。这正是一周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的时刻。人们原以为随此急转直下他会提出最后通牒的，但他只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申张正义。结束时，他在吓唬而不是威胁：“如果此事竟影响或破坏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表示遗憾，但责任并不在我们这边！”　　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害怕希特勒讲这番话后会言出必行。人们却一般认为，希特勒的愤怒和咆哮是给德国的极端分子看的，实际上他要的是和平解决。墨索里尼也有同感。当他从收音机前走开时说：“我原以为他会发表威胁性更大的讲话……什么也未丧失。”　　（３）　　然而，健康愉快之感却又是短暂的。希特勒对非正义之口诛，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受到了鼓舞，举行了抗议。至上午，埃格尔全城已挂满了卍字旗。一万多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决”的口号。州警开枪射击，死１人，伤１０余人。不到２４小时，流血的骚乱便遍及整个苏台德地区，死亡人数增至２１人。在汉莱茵为自由而斗争的号召鼓舞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举行了罢工，还拒绝交税。布拉格宣布对苏台德实行包围。在边境地区还实行军事戒严，更多的苏台德德国人被枪杀。在全欧，谣言又四起，说希特勒又下了最后通牒——或曰立刻入侵。巴黎与伦敦大惊失色。当晚，达拉第紧急致函张伯伦。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否则，法国将履行其条约规定的义务。他建议立即邀请希特勒与他们会晤，搞出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对此，张伯伦只作了简短的答复，使达拉第几个小时内都摸不着头脑：“不久前，本人作出了决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不过，不久后我会告诉你的。”当晚，张伯伦致电希特勒，建议进行面对面会谈。希特勒既惊奇不已又暗自高兴，用一句会使密尔顿摸不着头脑、极富文采的成语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日下午，他电复张伯伦说，他接受张伯伦的提议，并建议于次日中午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在英国，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喜气洋洋：为了保持和平，他们的首相居然采取了一个如此有创见的行动。在布拉格，报童们在高呼：“号外！大英帝国的大人物向希特勒乞求！”捷克的公民们自发上街示威游行，支持他们的总统抵抗侵略。在罗马，墨索里尼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说：“战争是不会有了，但英国的威信可是扫地了。”　　那天清晨，９月１５日，张伯伦在广大的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唐宁街１０号。在克罗伊登登机前，在哈利法克斯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说：“本人的政策历来是维护和平，本人的建议被立即接受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并希望今日出访会有所收获。”　　晚８时许，洛克希德·伊莱克特拉号飞机起飞了。首相时年６９岁高龄，坐飞机作如此长途飞行还是首次。所以，他激动得他个孩子似的。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个老小孩，可任人宰割，那就错了。张伯伦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他说：“我的方法首先是决定合适的可行途径，然后再将其它东西纳入这一途径。”张伯伦的父亲原是个商人，事业很成功，后来一跃成了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笃信英国国教，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他身材消瘦，道貌岸然，笑容冷漠，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这副仪容，常使许多人联想到一位小学校长。只有他的心腹才知道，他的严酷的外表系因过分审时度势使然，而在铁甲下边却隐藏着热情和敏锐。　　现在的问题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且又确信希特勒是半个疯子因而须小心对付，是否处理得了这种局势？当飞越伦敦上空时，张伯伦觉得“心有点凉”，但一想到自己手中有些硬牌，心头又有点热。他觉得，只要能与元首谈判下去，捷克斯洛伐克便可安然无事。　　据一同机人说，在飞往慕尼黑途中，他“与历来一样，超然绝俗，沉默不语，泰然自若，坚定自恃”。下午１２时３０分，飞机降落于慕尼黑机场，由汉德逊前来迎接。汉德逊惊奇地发现，他虽然这把年纪，依然神采奕奕。“我的身子骨硬朗、结实。”他解释说。　　天虽然下着毛毛雨，在通往慕尼黑火车站的道路两旁，依然站满了人群。他们热情洋溢，不停地喊着“万岁”，还拾臂敬礼。下午４时许，张伯伦一行才开始走上通往贝格霍夫别墅的陡峭、弯曲的道路。山头云雾缭绕，天空漆黑一团，接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希特勒这位主人，彬林有礼地站在通往屋里的台阶下。进屋后，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不自然地开玩笑。突然，希特勒开口问客人对会晤的日程有何建议。张伯伦说，他希望与他单独交谈。希特勒领着首相和译员施密特上了楼上的书房，把里宾特洛甫抛在后边——外长怒形于色。　　在这间几乎毫无装饰，俭朴的小木屋里，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历数了导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张伯伦聚精会神地听着，带着友好的笑容回答问题。一会儿后，他双目盯着希特勒的脸说，只要你不动武，我便准备讨论为德国人申冤的可能性。　　“动武！”这才激动起来的希特勒说，“谁说要动武？在苏台德地区对日耳曼人使用武力的不正是贝奈斯吗？”山风呼啸，雨打窗台，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伯伦只好叫停，以便咀嚼一下他在说些什么。“我再不能容忍了”，希特勒喊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或那样。”听到这话，施密特大吃一惊——这是元首首次对一位外国政治家说这种话。”我将亲手处理此事。”　　张伯伦吃了一惊，但回答得很坚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准备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果若如此，您为何又让我前来贝希特斯加登？”此行纯系浪费时间。在此情况下，他说，他还不如立即返回英国，“其他均毫无意义。”　　希特勒未料到会遭此反击，便迟疑了片刻。施密特暗想，希特勒是否真要动干戈，现在是考验他的时刻了。这个译员既痛苦又焦虑地盯着希特勒：和平与否，这问题已置于刀刃上。令施密特惊愕的是，希特勒打退堂鼓了。“在考虑苏台德问题时”，他心平气和地说，”如您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便可继续讨论，看如何将此原则付诸实施。”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惊奇之事。张伯伦未立即表示同意，只说在苏台德举行公民投票会碰上巨大的实际困难。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并未因此反驳而发火。施密特暗想，元首大概是被张伯伦吵着要回家的威胁吓唬住了。英国首相说，关于自决的问题，在未与同僚们磋商的情况下，他不好给希特勒作出答复。“因此，我建议此次会谈到此结束，本人立即赶回英国与同僚磋商，然后再与您见面”。　　施密特将第一句话译出来后，希特勒显得有点不安。但是，一俟他了解到张伯伦愿意再次与他会晤时，他便宽下心来，且喜形于色，立即表示同意。张伯伦问“其间局势，将如何维持”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保证，除非“发生了特别残暴的行为”，否则，他不会下令进军。　　话到此，３小时的会谈也就结束了。下楼时，两人客气地交谈，希特勒希望首相在回国前能去游览一下风景胜地。但张伯伦说他抽不出空，“因为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他对此次会谈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贝格霍夫。“我已树立了相当大的信心，而这正是我的目标”，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就我而言，虽然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冷酷和残暴，但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只要他作出保证，他还是可以信赖的”。　　回国后，张伯伦受到高度赞扬，英国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　　为儿尸，普赖厄姆会见阿奇里斯；　　您呀，步入漫漫黑夜，受上帝指使，　　为的是让小伙子未悴身躯，　　幸免沙场——战争虽仍未起！　　（普赖厄姆系特洛伊之最后一位国王。为索取被杀的儿子的尸体，他面见了英雄阿奇里斯——希腊神话中之刀枪不入的人物——译注）　　在华盛顿，罗斯福却很关切。他生怕这类会谈只会拖延必不可免地要爆发的战争的时日。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哀叹英国首相竟“不惜一切代价祈求和平”，并尖酸刻薄地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很明显，英法两国是要使捷克人陷入困境，然后再“洗掉他们之背叛者手上的血迹”。周末尚未结束前，英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张伯伦的情绪，但他坚持己见。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给首相送去一份具有预兆性的报告——这份报告系著名的飞行家查尔士·林德堡根据不久前他视察德国空军所获材料写成的，说明德国空军力量雄厚。与肯尼迪一样，张伯伦也感触尤深。同时，由于备战极差，英国便只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　　９月１８日，张伯伦对达拉第率领前来英国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团说：“必须将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但是，我们很难将捷克斯洛伐克拦腰砍开，除非捷克政府自己承认有必要进行边境调整。”　　达拉第同意，只要向捷克人施加些小的“友好的压力”，他们便可将“苏台德地区的某些部分”割让出去。与此同时，应向捷克人说明，对割让后余留的地区会有某种国际保证，德国必须参与这种保证。张伯伦先是犹豫不决，会谈中间休息结束后，便同意了。法国人回家后仍心惊肉跳，但张伯伦却自鸣得意。“前途虽尤多焦虑”，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但最使我焦虑不安的事情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斥责自己的。相反，时至今日，事态是沿我所需要的途径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要做：告诉捷克人必须将苏台德割让出去。次日午饭后，当英国公使将这一建议通知贝奈斯总统时，贝奈斯大受震动，起初竟拒绝讨论此事。英公使巴塞尔·牛顿爵士虽觉难堪，但仍着重指出，他必须尽速批准，因为张伯伦拟在４８小时内与希特勒重开会谈。贝奈斯愤怒地指责说，他的国家已被抛弃。他说，事实证明，他业已得到的保证仅是一纸空文。他惧怕的是，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就此了结，而只是希特勒最终统治捷克的一个阶段。贝奈斯虽有这话在先，牛顿却向国内汇报称，他认为，贝奈斯“更趋于接受而不是拒绝，对有助于他向他的人民说明为何要接受的理由，他都听得进去”。　　星期一，张伯伦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答复；贝奈斯却在拼命地求助于另一方——苏联。星期二，他召见苏联公使并提出两个问题：如法国履行其条约义务，苏联是否也会履行？希特勒若发动进攻，苏联是否会向国联呼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法国不这样做的话？晚７时，莫斯科终于作了肯定的答复；４５分钟后，捷克外长克罗夫塔告诉牛顿，他的政府拒绝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然而，片刻后，捷克总理霍德查却又将法国公使召去。他请求拉克瓦让巴黎发封电报前来，声明若发生战争法国将退出条约。“这是拯救和平的唯一办法”。他说。他向拉克瓦保证，他这一行动是得到贝奈斯应允的——这是谎言。　　拉克瓦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巴黎；牛顿也将其电告伦敦。　　在电文中，牛顿建议由哈利法克斯出面，向贝奈斯发出一份哀的美敦书，叫他“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英法建议，“否则，英国政府将不再关注这个国家的命运。”　　虽然夜色已深，哈利法克斯仍立即赶赴唐宁街１０号。午夜后，他回到外交部向牛顿发出指示，让他叫贝奈斯重新考虑，否则张伯伦将推迟或取消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晤。　　凌晨２时，在他的法国同事的陪同下，牛顿来到赫拉德欣宫晋见捷克总统。处在时睡时醒中的贝奈斯被叫起来，一听到拉克瓦的话，“便如遭大棍所击”，立时瘫了，眼泪夺眶而出，一阵震惊后，被出卖了的贝奈斯答应中午给予最后答复。　　首次表示接受英法建议的话是从霍德查口中传来的。他拐弯抹角地通知牛顿，捷克的答复是肯定的，有关此事的正式答复将尽快交给他。但辩论一直延续至黄昏。其时，牛顿和拉克瓦两人被双双召至外交部。这两位公使各自拿到一份照会，该照会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难过地”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当晚，贝奈斯政府发表公告，宣布投降——这给许多西方人带来了耻辱。公告说：　　凭友邦可能给予的援助，我们曾作出答复。但是，一旦有可能遭武力压服的问题出现时，很明显，欧洲危机之性质已趋于严重。因此，友邦提出忠告，我们须作出牺牲，购买自由与和平，这也是他们无力相助所致……共和国总统及我国政府已无其他选择，因为我们已孤立无援。　　通过代理人，希特勒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４）　　次日上午，９月２１日，张伯伦在登机前对记者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圆满解决是加强英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主要前提；而它又是欧洲和平的无可争议的基础。本人的目标是欧洲和平，我也希望此行能打开通向欧洲和平的道路。”　　此次，两国领导人将在莱茵河上的戈德斯堡浴场会晤。首相的座机在科隆着陆时，前来迎接的有当地的要员。机场上还有仪仗队；冲锋队乐队高奏《上帝拯救国王》。仪式完毕后，英国人乘车来到下榻地彼得斯堡旅馆。这家旅馆位于河对岸的山上，与戈德斯堡隔江相望。希特勒常于喝咖啡时间来此旅馆。对它周围的景色赞不绝口。此次，他将英国客人安排在此处下榻。目的是要让他们对德拉申弗尔斯乡间的奇风异景产生印象；再者，若沿莱茵河溯江而上不到５０英里，便是传说中的女妖大石的所在地。　　从阳台上望去，张伯伦可望见隔江的德莱森旅馆；首次会谈将于下午５时在这里举行。半晌后，他乘着车子沿陡峭的山路来到江边，换乘渡船。江两岸站着数以万计的看热闹的人们，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江中的小船。此情此景使汉德逊不禁想起大学划船比赛。　　德莱森旅馆座落在西岸。张伯伦一行上船后不一会儿便到了。希特勒历来是个和蔼的主人。他首先询问的是彼得斯堡的住房是否舒适。但是，在会议室内铺着羊毛地毯的长台前刚一坐定，他们便谈正事了。张伯伦一开始便历数了他和法国人从捷克人那里好不容易争到的种种让步。在将领土移交的全面而复杂的计划作了扼要说明后，他提到了英法两国向捷克所作的保证。说完，他便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似乎在说（施密特想）：“这５天来，本人的工作够出色了吧？”　　令施密特奇怪的是，希特勒平静地、几乎后悔地回答：“本人非常抱歉，张伯伦先生。我不能再与您讨论这些事情了。　　经过近日来事态的发展后，这种解决办法已行不通了。”　　首相唰地站了起来。施密特注意到，首相的浓眉下的和蔼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不明白！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元首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　　希特勒支支吾吾，诡称在波兰和匈牙利所提要求得到的满足前，无法与捷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将英法提议一一予以反驳，并断然要求’“从此”德国便占领苏台德。　　张伯伦回答说，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既令他失望又令他摸不着头脑。这是个崭新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希特勒在贝希斯特加登所提的要求。他二次访德所带来的计划足以满足元首的一切要求；而他这样做是用其政治生涯冒风险的。此时，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递给首相一张条子，上面说，德军已在埃格尔跨过了边界。张伯伦马上抓住了这点。他说，这种事情的发生双方都不可避免。他敦促元首与他一起“不遗余力地、有秩序地、和平地将问题解决，勿让枪击和事故扰乱和平工作”。他问，希特勒有什么建议能使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回答令张伯伦凉了半截：德军立刻占领苏台德，疆界日后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由于这一要求几乎意味着捷克的彻底投降，两人便唇枪舌剑地交锋。舌战了好一阵子后，埃格尔又传来消息——是给希特勒的——说，有１２个德国人质已被枪决。结果，用不着说，希特勒又大发议论，说捷克人如何的极度不公平。接着，他发誓说：“如果布拉格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人质继续被枪决，他便立即进行军事干涉。”　　会谈进行了３个小时，彼此不欢而散，但又约定明日继续会谈。　　在渡过莱茵河，乘车上山回旅馆的途中，首相虽不露声色，内心却愤怒万分。只在此时他才想到，他未使会谈破裂并回家是否是个错误。希特勒是处于发狂边缘呢，还是具有善恶二重性？若如此，张伯伦便有责任去打破僵局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在参加会议者中，他并不是唯一怀疑希特勒的神智是否健全的人。在德莱森旅馆，几个新闻记者在散布谣言，说捷克危机令元首如此心烦欲狂以致爬在地板上咬地毯角。这种说法原系出自元首的一名副官。该副官说，元首已怒到“咬地毯”的地步了。“咬地毯”原系一句俚语；某些新闻记者竟按字面去理解。其实，此语应译成“走投无路”才对。如此幼稚无知，使元首的副官们——他们很少见元首发火——觉得好笑。希特勒发火时，一般是大发议论半个钟头；偶尔若大声呵斥，那也片刻即逝。“数次这样‘发狂’时我都在场”，魏德曼写道，“我要说的是，他发的火，与那些脾气很坏又无自制力的人发的火没有什么两样。”　　有些心腹相信，希特勒之发火是为了效果。若果真如此，那么，那天下午的发火，却使其对手处于守势。其时，张伯伦业已在草拟一封妥协信。信中，他建议由他出面探听捷克人的风声，看是否能作出安排，让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自行维持法律的秩序。　　２３日早餐后，这封信被送过了河。由于根本不想妥协，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想法的断然拒绝。在与里宾特洛甫及其他顾问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磋商后，希特勒写了一封很不友好的信作为回答。信的内容重复了他在会议桌上说过的话。因为信很长来不及翻译，希特勒便令施密特带着信去见张伯伦，当面进行口头翻译。施密特腋下夹着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于下午３时左右离开了德莱森旅馆。快到彼得斯堡旅馆时，施密特发现旅馆门口已围了一群记者。有位记者喊道：“你带的是和平还是战争？”施密特小心谨慎，未走漏风声，连肩也没有耸一耸。其时，张伯伦在凉台上，施密特被立刻带了进去。片刻前，张伯伦与汉德逊还在不安地来回踱步；见施密特前来，首相刹时控制住了自己，似乎他是在偶然踱步。　　施密特回来后，希特勒焦急地问：“他说了些什么？他对我的信反应如何？”当他得悉张伯伦既不激动也不发怒时，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不到一小时，张伯伦便派两人渡河，给希特勒送来了答复。这封信既是妥协又是恶兆，是玩弄外交辞令的典范。首先，他答应将希特勒的提议交给捷克人，要求希特勒给他发一份详尽地阐述他的要求的备忘录。他建议，一俟收到元首的备忘录，他便动身回英国。　　他们进行了二次会谈。这想必是张伯伦回国之威胁所致。双方同意，张伯伦于该晚前往德莱森旅馆，一方面去取备忘录，一方面去听希特勒对此所作的解释。会谈于晚１０时左右开始。由于参与会谈的人数增多，会议是在一小饭厅内举行的。汉德逊、寇克派特里克、里宾特洛甫和威兹萨克等人，围着希特勒和张伯伦成半圆形而坐，且坐得很随便。备忘录则由施密特翻译。希特勒要求捷军从地图——该地图系备忘录的附件——上所示的地区撤出。撤军将从９月２６日开始，苏台德于２８日正式割让给德国。　　“这是最后通牒！”张伯伦喊道，并举双手抗议。　　“是一道命令！”喜欢炫耀其德语的汉德逊用德语附和道。张伯伦拒绝将这样的一份文件转给捷克人。他说，且不谈其内容，其语调就足以引起中立派的愤怒。他怒斥了希特勒，好像元首是他的一个不顺从的阁僚似的。希特勒被迫处于守势的时刻不多，而这是其中之一。接着在所提的日程问题上他又受到三位英国政治家的联合攻击，因为这份时间表给捷克人所留时间实在太短，无法从苏台德撤军并移交苏台德。由于这份计划既行不通又具有危险性，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欧战。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此时，有位副官进来了，给元首带来一份电报。元首草草看了一遍后，元首将它交给施密特。施密特将它大声译成英语：“贝奈斯通过电台刚刚宣布，捷克各武装力量实行总动员。”　　最终打破沉默的是希特勒：“即使发生了这一闻所未闻的挑衅”，希特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当然仍将遵守诺言，在谈判期间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如何，张伯伦先生，在您在德国逗留期间，我不会这样做。”这段话，因为是在心平气和中说出的，所以好像有点使人糊涂；但元首接着说的话可就不可能被误解了。他言简意赅地说，捷克的总动员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张伯伦匆忙地指出，动员不外乎是个预防措施，不见得是进攻性措施；希特勒回答说，在他看来，总动员一事表明，捷克人无意放弃任何领土。张伯伦再次不同意此说。他辩论说，捷克人已原则同意办台德实行自治，他们不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那么，何故总动员？希特勒紧追不舍。　　首相说，首先总动员的是德国嘛。　　那你也叫它总动员？元首尖酸刻薄地反驳说。接着，他又再次进行威胁：这次危机不会长期拖延下去了。他引用一句日耳曼的古老的格言：“恐怖之目标甚于无目标之恐怖。”他说，那份最后通牒，代表了他最后那句话。　　张伯伦说，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便无意义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为欧洲和平的一切希望已破灭，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英国。但是，他的良心是明如镜的；为了和平，他已竭尽了全力。不幸的是，他并未在希特勒先生身上找到回声。”　　希特勒最怕的是张伯伦拂袖而去，所以，他便急忙向他保证，在谈判期间，他决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语有如一阵雷雨，使空气变得清新。“为了让您高兴，张伯伦先生”，沉默片刻后，他说，“在日程问题上本人将作出一个让步。我是很少向人让步的，您是我作让步的其中之一。我同意１０月１日作为撤退的日期。”　　在其他枝节问题上又谈了一阵后，张伯伦答应将此最后通牒转给捷克人。此时已是凌晨１时３０分了，众人只好休会。元首对首相为和平而奔波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捷克问题是他不得不在欧洲作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　　张伯伦在称心如意的“再见”声中离开了德国。目击他步出旅馆大门的人们，并未在他脸上看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感。　　（５）　　在经过数小时必要的睡眠后，张伯伦飞返伦敦，并于次日召开内阁全体会议。他解释道，如果想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动机，看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希特勒先生“不会故意欺骗受他尊敬并一直与他谈判的人”。假如这样，他们“失去就两国间存在的种种分歧与德国达成谅解的机会”，那将是个大悲剧。　　当他沿着泰晤士河模拟德国轰炸机飞行路线返家时，他恐惧地说：“数以千计的家庭出现在机下。我问我自己：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多少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无力发动一场为了阻止尔后会出现的战争的战争。”　　在内阁里，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力。首先，海军部的达夫·古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元首之保证，提议立刻实行总动员。张伯伦力谏他的阁僚，此类决定宜推迟作出。会议决定先与下令实行局部动员的法国进行磋商。　　星期天上午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又出现了新的反对意见。“我总无法驱除心中的疙瘩”，外相哈利法克斯说，“我觉得，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未给我们，只在那里发号施令，好像他已不战而胜似的。”只要纳粹主义依然存在，和平就不巩固。　　早些时候支持张伯伦的黑尔什姆勋爵，此时同意外相的看法。辩论开始了。斯坦霍普和毛姆两勋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压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备忘录，温特顿勋爵则主张出于道义应拒绝其建议。由于内阁意见大相径庭，张伯伦力图恢复内阁的秩序。他说，此时谈论接受或拒绝希特勒的条款，或觉得受辱，都是错误的。接受或拒绝，主意该由捷克人拿。　　内阁会议刚刚在不和中结束，张伯伦又碰见了一件伤心事。捷克大使扬·马萨里克来访，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希特勒的备忘录之内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剥夺了捷克斯洛代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个权利。“我的政府反对这些新的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尽力反抗。我们将这样做，让上帝保佑。”　　当晚，法国代表团又返回伦敦，以讨论局势。代表团团长达拉第宣布，法国不承认希特勒有权占领苏台德地区。对张伯伦所提的问题，即“若希特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一边界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上，你法国是否会宣战？”他的答复却含混不清。张伯伦催他明确表态，达拉第回答说：“在进行一个时期的集中后”，法国可能会“在陆上试图进攻”。　　为了让张伯伦与内阁磋商，会谈中止了半个钟头。“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能挖掘的而未挖掘，本人是不会甘心的”，他对其阁僚说，“所以，本人建议，以本人与希特勒先生的会谈为基础，以我私人名义致函希特勒。”这封信建议成立共同委员会以决定如何将捷克业已接受的建议付诸实施，由霍拉士·威尔逊爵士转交给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对此信拒不作答，霍拉士·威尔逊爵士便有权代表本人转达如下意见，即是说，如本呼吁遭到拒绝，法国将参战，若如此，我们似乎也应卷进去。”　　次日上午，９月２６日，被希特勒称之为“对犹太人怀古感情”的威尔逊爵士，带着这封信前往柏林。（１９６８年，威尔逊对记者科林·克洛斯说：“他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感情，并问过他：‘你是否碰到过你喜欢的犹太人？’”）元首心平气和地听着，但越来越坐立不安。当他听到他在戈德斯堡备忘录中所提条款使英国公众震惊一语时，不禁喊了起来：“别再说了，再说也没用！”　　这并未止住威尔逊爵士——尽管希特勒“不耐烦地叫喊着，还打着讨厌的手势”——他让翻译施密特继续将张伯伦的信读完，当施密特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希特勒一跃而起，朝门边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再说也无用。”　　“这种情景是很特别的”，施密特回忆说，“尤其是，当他走到门口时，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是何等的无礼，又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让施密特将信读完。此时，他已怒不可遏。在外交场合他如此愤怒，译员施密特从未见过。希特勒喊道，日耳曼人所受的待遇，有如黑鬼一般，对土耳其人，人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到１０月１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４８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　　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德军将于１０月１日占领苏台德。　　当日下午的愤怒一直延至当晚——且延至到了体育馆。希特勒少有的如此大放厥词，满口喷毒。他的主攻对象是贝奈斯。“这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贝奈斯先生的问题！”一心想毁灭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是他；让他的国家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还是他。“他现在掌管大权，和还是战！要不是现在就接受我们的条件，最终将自由归还给日耳曼人，否则，我们将自行取得这种自由！”全体日耳曼人——“与１９１８年时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了！”——都与他团结一致。“我们的决心已下！让贝奈斯先生选择吧！”　　希特勒刚坐下，戈培尔便跳了起来：“有一点是肯定的：１９１８年永不会再重复！”这句话一出，元首又站了起来。他右手猛击讲台，喊了一声“不错！”重又坐下。他的头发沾着汗水搭拉到前额——他精疲力尽了。　　他的谈话使抱有和平希望的人士绝望了。在伦敦，工人们在白金汉宫附近挖掘战壕；还贴出了提防空袭的宣传画。罗斯福的私交布里特大使从巴黎打电话至华盛顿说：“我认为，从星期五午夜起，百分之九十五是战。”美国总统从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口中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忙致电希特勒（两天中的第二封），呼吁继续进行谈判。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两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施密特译得很慢，且抑扬顿挫，目的是要让希特勒掌握其主要之点：“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末，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作好了准备。今天是星期二，到下星期一，我们全在打仗了。”　　威尔逊想继续谈下去，汉德逊忙示意他不必。在告别前，威尔逊爵士与元首单独呆了片刻。他重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灾难。“我设法叫那些捷克人清醒清醒。”他保证说。　　“这我是欢迎的。”希特勒说。他再次强调，英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那样的好友。　　昨晚，尽管体育馆内的群众热情洋溢，但据威廉·希拉（站在阳台上广播）在日记中说，体育馆内未出现战争狂热，“群众很和善，好像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星期三下午快到黄昏时，一师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城。下班的人们不但没有欢呼，且大都遁入地铁，少数未下地铁者，也只默默地看着。这再次说明未出现战争狂热。　　魏德曼上尉也注意到了公众缺乏热情的情况。当步入总理府时，他大声说：“外边简直像是在送葬！”“嘘！”一副官小声说，“他就坐在窗前。”希特勒看着队伍，沉思着。后来，有人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向张伯伦发出一份照会——就他而言，这是一份妥协照会。　　在远较德国未作战争准备的英国，张伯伦首相正准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英国，批评他的绥靖政策的怨声日高，而他自己也受怀疑的折磨。上午８时，就在他走上讲台前——与宣布英国舰队总动员的同时——他说：“我到处乱走，步履蹒跚。”接着，他公开暴露了他的恐惧：“多么恐怖，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不可置信！只是因为在一个遥远的国土上，在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发生口角，我们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个业已在原则上解决了的口角，竟成为战争的话柄，这更不可能！”接着，他便告诫人们为作出更大的让步作好准备。“在我心灵深处，我是爱和平的。在我看来，国家间动干戈，是个梦魇；但是，一旦我确信某个国家已下定决心用武力独霸世界时，我觉得，我们便应抵抗。在这种统治下，相信自由的人们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战争确是可怕的，在走上战争道路前，我们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必须是在千钧一发时才能交战。”　　两小时后，希特勒的信到了——这便提高了首相的希望。　　与通常一样，这封信一开头便破口大骂捷克人；之后，它便闪烁其词地建议，让张伯伦继续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后时刻回心转意”。在处于绝望中的张伯伦看来，差距似乎缩小了。　　他于是便匆忙草拟了一份答复，请求再次与元首会见。“本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我不相信只是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多耽搁几天，您便愿意承担发动一场可能会毁灭文明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接着，首相又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之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于是，他重新怀着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准备次日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稿——这也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　　９月２８日，星期三，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８时，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威兹萨克急忙赶至凯撒霍夫旅馆——他的上司住在那里。然而，“由于自己的一手有可能遭到破坏，且是巴黎搞的”，里宾特洛甫便大发雷霆。　　据威兹萨克的说法，他当时说：“双方的真正分歧很小，且仅牵涉到合并苏台德的方法问题。为这一小事便发动战争，这是荒谬绝伦的。”　　“这应留给元首决定！”里宾特洛甫喊道。说完，两人带着情绪，一同去了总理府。　　上午１０时，即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４小时，弗朗斯瓦·本塞给汉德逊去了个电话，说他怕事情不妙。他求见元首之事尚未获准。很明显，元首今日不似会见各国使节。汉德逊答应从中帮忙。首先，他打电话给戈林说，希特勒拒不见弗朗斯瓦·本塞，而本塞却身怀是战是和的新建议。戈林打断了他的话。不久前还是维也纳的侵略者，他现在却充当起调停人的角色来了。“你一个字也用不着再说了”，他说，“我立刻去见元首！”　　在总理府，施密特从未见人们这样忙碌过。“匆匆赶来求见元首的部长和将军们，带着各自的党员，随从副官，各级军官或各部门的头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希特勒东奔西跑，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对人家的劝告则一概不听。待戈林前来讲理时，元首已回到了冬园。戈林发现前外长牛赖特也在客厅，便邀他一同去见希特勒。然而，一进入会议室，辩论的重负反落在牛赖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说，“不管情况如何您都要发动战争吗？当然不行！”　　里宾特洛甫在冬园外徘徊，希望元首请他入内。戈林从园内出来，怀着敌意朝他大步走去，大声喊道：“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假如战争爆发，本人将第一个告诉德国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当着一群群副官的面，这两位高级领导便开始唇枪舌剑，又是恫吓，又是辱骂。里宾特洛甫指责对手怕战；戈林吼叫着反驳说，只要元首“进军”一声令下，他将乘坐领头的飞机出发——条件是，里宾特洛甫必须坐在他身后！“若不是局势如此严重”，魏德曼回忆说，“这两个‘神经质演员’，如同经常发生在彩排前的舞台上的情况一样，互相攻击，是非常可笑的。”　　过了一会儿，上午１１时，里宾特洛甫终被召进冬园，以便出席与弗朗斯瓦·本塞的会晤。这依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预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自然，你有必胜的信心，就像我们有信心打败你一样。不过，你的主要要求无须战争便可得到满足时，你为何要冒险？”　　很明显，弗朗期瓦·本塞的一席话，又慢慢地扭转了乾坤，有利于和平了。希特勒已不再火冒三丈，但也不能为这位法国人的逻辑作出回答。突然，一个副官插话说，阿托利科大使在门外求见，说带来了罗马的急信。　　一眼瞥见元首从冬园出来，阿托利科老远便不客气地大声呼叫，说他身上带有墨索里尼的急信！“意大利总理通知您，不管您作何决定，元首，法西斯意大利都作您的后盾。”喘匀气后，他补充说：“然而，意大利总理的意见是，您还是接受英国的建议为好。他求您勿搞总动员。”　　“告诉意大利总理，我接受他的建议。”希特勒说完便进了冬园。他对弗朗斯瓦·本塞说，墨索里尼刚询问他是否接受他的建议——却未说明他已同意这样做。两人继续会谈。但希特勒心神不定。很明显，他仍在考虑墨索里尼的意见。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表明会晤到此结束。弗朗斯瓦·本塞问，他是否应通知其政府，说元首的态度不变。希特勒心神不定地回答说，他将于下午作出答复。　　人们继续一个个进入冬园。中午过后几分钟，汉德逊在接待室内挤开人群，进入冬园。“事情好办些了”，一个德国朋友小声对他说，“只是要吃得住。”在会议室内，希特勒耐心地倾听着。施密特将张伯伦的提议译了出来：他将立刻前来柏林与他磋商。希特勒答道，他得先与墨索里尼通话。　　墨索里尼赞成这个想法。他建议大家在慕尼黑开会碰头。希特勒同意后，便匆忙向达拉第和张伯伦发出邀请。发给张伯伦的邀请书是于后者在众院发表讲话时抵达的。这时，玛丽王后正与哈里法克斯、鲍尔温及其他要员们一起站在走廊里。张伯伦刚宣布希特勒已接受墨索里尼关于推迟总动员的建议一事，财政大臣便递给他一张纸条。首相的脸色立时变了。他断断续续地说：“不止于此，我还有话对诸位说。我得到希特勒先生通知，他邀请本人明日上午在慕尼黑与他相见。　　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不知谁喊了一声：“为首相感谢上帝！”此语一出，全场便空前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作为自制象征的玛丽王后，与肯特女公爵和张伯伦夫人一起，竟放声大哭。约翰·西蒙爵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未欢呼者为数极少。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休会。我亲眼看见，男人们（有些人曾蔑视张伯伦）含着泪水，走了过去，使劲地握着首相的手。”“众议员中也有少数人未动感情，其中之一是温斯顿·丘吉尔。”“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呢？”有人听他痛苦地说：“难道没人想到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在民主国家内，人民也如释重负，例外者只寥寥无几。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街头，人们兴高彩烈地争阅宣布危机已经结束的号外新闻。布里特大使从巴黎给他的朋友罗斯福的信中说：“今晚，我真是轻松极了，真想见人就拥抱。我真希望我是在白宫，好在您的秃顶上狠狠地吻一下！”罗斯福总统则从华盛顿给张伯伦发了一封仅有两字的电报：好人。　　从另一位总统（贝奈斯）那里，首相收到了一封较长的电报——是个请求：“本人真诚地求助于张伯伦先生，因为我们真心希望为和平作出贡献。所以，我请求你们，在未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申诉前，勿在慕尼黑作出任何决定。”　　大多数德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反希特勒集团却惊诧得目瞪口呆。这条新闻破坏了他们武力捉拿希特勒并建立军事统治的计划。当哈尔德得悉要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觉得“在此情况下已再无法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下午６时，在群众的热烈的欢呼声中，意大利总理的豪华专列离开了罗马。他神彩飞扬。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不但被作为和平的救星而受到全球的欢呼，而且还因帮助希特勒度过难关而赢得了他的感激。墨索里尼也觉得，在一场外交战中他赢了英国。在与齐亚诺一起进晚餐时，他友善地取笑了他们。“在一个人们将动物崇拜到如此地步，以致要为它们建造房屋和医院，为它们修筑墓地，甚至连遗产也可由鹦鹉来继承的国度里，你尽可以相信，它已开始腐朽了。此外，别的原因不说，这也是英国的国民结构的一个后果。有４００万妇女盈余，４００万妇女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人为地造出一系列问题来——目的在于抚慰她们的理智，或让它兴奋。因为无法去拥抱一个男人。她们只好去拥抱全人类。”　　（６）　　次日清晨，９月２９日，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独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消请求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正如霍斯帕在‘亨利四世’中说过的那样，‘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１１时１５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了。弗朗斯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他离开时，城里既紧张又可怕。但是，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仅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会议将在那里举行。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６５英尺，宽１００英尺。大厅里有两座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　　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座位设在小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在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都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　　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鸟瞰着科尼希广场。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墙上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仑巴赫画的巨幅俾斯麦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一次，在关于就苏台德地区的财产向捷克人提供赔偿的问题上，张伯伦表示关切而且喋喋不休。这令希特勒坐立不安。他喊道：“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消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程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３时了，会议体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七八糟。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发言，使施密特无法进行工作。　　他坚持，发言者应在会议发言译文宣读后才进行。在外边透过玻璃门看热闹的人们看来，他活像是个正在纠正混乱的课堂秩序的小学校长。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人也纷纷闯进会议室。戈林、弗朗斯瓦·本塞、汉德逊、阿托利科、威兹萨克等人，带着书记、秘书和随从，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们一进来便围绕主要与会者而坐，而主要与会者则在大壁炉前形成一半圆圈而坐，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看上去就像高筹码赌注就要揭晓时的赌场一样。　　会议已由墨索里尼主持了。墨索里尼能操四种语言，其余三位会议参与者只能讲各自的语言。他的英语讲得十分吃力，法语讲得像意大利语，德语是否能让人听懂还是个问题，他仍像个首席翻译，像个无秩序的合唱队的指挥——唯我独尊但和气可爱，他用德语向希特勒提问，将回答的要点而不是原话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转告给英法两国代表团。“那天我很开心”，他后来对党卫队上尉多尔曼（他带他前来当译员）说，“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不是集中在达拉第先生或张伯伦先生身上。这真是个值得凯撒出席的场合。你记得不记得？”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后来，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在讨论——冗长但并不特别刻薄——抵达高潮时，多尔曼被召了出去，有位罩着面纱的神秘女人求见。在哨兵室，他发现此人原来是阿托利科大使的夫人。她要求让希特勒先生“立刻毫无延误”地将会议进行情况告诉她。因为她曾在罗列托的香客教堂向圣母玛丽亚许过愿：若会议开得成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她会携一支金色的大蜡烛回来。她的火车还有半小时就要开了。　　多尔曼说，此事他不能去问希特勒，问问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还马马虎虎。问他们可不行；她叫他去问无事不晓的希姆莱。　　多尔曼无计可施，只好去找帝国元首。“起初，他觉得惊奇，一想又觉得好笑。他授权我宣布，和平已有保证。”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８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休会，先去赴宴，因为讨论还可能再拖上几个小时。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施密特却觉得，他们无心思出席宴会。“和平是取得了，但名声却遭到重大损失。”英方代表匆匆返回“里吉纳”饭店，法国代表则赶回“四季”旅馆——回去后，他们让人将饭菜送至房间。与此同时，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则在元首大楼用香槟酒和各种佳肴欢庆胜利。　　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１０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作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戈林后来对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说，“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这对我是清楚不过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在３小时内便决定了。他们后来喋喋不休地争吵的是‘保证’这个字眼。　　张伯伦关注两方；达拉第则对事事都不加注意，他就这样坐着。”（戈林滑了下去，半躺半卧地坐着，脸上还作出厌烦的表情。）“他只不时点头称是，事事都没有一星半点儿反对意见。希特勒竟如此轻易地左右了这件事，这今我惊奇不已。毕竟，他们也很清楚，斯科达公司等，在苏台德开有兵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完全受我们摆布……当他建议将苏台德界外的某些军备在占领苏台德后立即搬迁进去时，我原以为会大吵特吵的——但是没有，连斜着看一眼也没有。我们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而且是这样得到的。”（他爽快地弹了一下指头。）　　凌晨１时３０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靠近做工考究的大墨水池。条约规定，从１０月１日起，苏台德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议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　　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由于第一个签字的是他，他发现那个大墨水池是干的，便忙令取个新的来代替。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此情此景，令记者威廉·希拉印象尤深。　　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捷克的两名代表整天在焦急地等待着。凌晨２时１５分，他们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把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此时，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一个捷克人哭了。“相信我好了”，弗朗斯瓦·本塞告慰他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它不过是一个刚开场的故事的一刹那，而这个故事也必将将此旧事重提。”　　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秘书说，“并遵守之，这很好；如他出尔反尔，那就能说服美国人，使美国人相信他是什么人。”　　希特勒一听完这份备忘录的译文，便连声称“行！行！行！”两人未费多少口舌便在上边签了字。张伯伦将一正文交给希特勒，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他坚信，希特勒也与自己一样热心。然而，施密特觉得，对于措辞他虽同意了，但有点勉强；他之所以签字，仅是要使张伯伦高兴。希特勒似乎要散布互相矛盾的印象。他私下高兴地对男仆说，首相如此老迈年高，还专程前来看他。“我给他的东西够多的了。他不会很快又再来”。然而，一会儿后，他又对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少将说，“他喜欢这位老人，希望能继续与他谈判。”希特勒向恩格尔保证，他自己“并不想采取有潜在危险的任何步骤。首先得消化已得成果。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是不会跑掉的”。　　张伯伦的座机于清晨５时３８分在赫斯顿着陆。他站在机舱门口，带着微笑，挥动着他与希特勒签署的文件。“我将它搞到了！”他对哈利法克斯喊道，“我将它搞到了！”群众的欢呼声仍在耳旁吼叫，他便当众宣读了英王写给他的信，要他“立刻赶至白金汉宫，以便令我本人有机会对您的慕尼黑之行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