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5

在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受辱回国后数小时，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满便降临在希特勒身上。６月１７日，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备在马堡大学发表讲演。人们对副总理的演讲多少有点兴趣，因为半年前他曾在不来梅俱乐部发表过有争议的演讲。平时，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权践踏了法律原则，并对教会诸多限制，德国的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当他步入大礼堂时，——里面坐满了学生和教授，还有稀稀拉拉地坐着的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员——礼堂里充满了期望的气氛。一开始，他便单刀直入，向受控的报界发动进攻，特别是对戈培尔。　　这些话出自政府之第二号人物之口，使学生们目瞪口呆。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将纳粹盲从者和空谈家连同一党制一起攻击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罗姆的二次革命的人们决裂。“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启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　　有几个党员在高声抗议，但他们的喊声却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只有《法兰克福报》在下午版中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片断。戈培尔下令将报纸全部扣审，并禁止电台重播（原定要重播）这篇讲话。但是，讲话的全文却走漏了出去，并在国外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当副总理在汉堡跑马场上出现时，人们向他高喊：“欢呼马堡！”　　头几天，希特勒没有吭声。摊牌的还是巴本本人。他威胁说，除非解除戈培尔不准重播其讲话的禁令，否则便辞职。希特勒劝副总理冷静。他承认，戈培尔犯了大错误。接着，他便厉声谴责冲锋队不服从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讲话的那部分内容似的。他保证将禁令解除，请求巴本暂勿递交辞呈，待两人同去诺伊德克面见兴登堡时再说。　　巴本答应等待，但希特勒却自食其言。次日，６月２１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诺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兴登堡汇报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见的情况。但更可能的是，他会见老头子时不想让巴本参加，免得碍手碍脚。他也许想看看兴登堡的健康状况，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为当他的继任人作出安排。为此，他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兴登堡庄园的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天气虽然炎热，勃洛姆堡却身穿全套制服。　　总统之会见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之演讲招来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但说话的却是勃洛姆堡（他板着脸孔，笔挺地端坐着）。他明确指出，应该首先考虑内部以和为贵。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总统就要发布戒严令，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军队。他未得到罗姆和二次革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提及。会见只进行了４分钟便宣告结束。很快希特勒便飞回柏林。在安静的旅途中，他的思潮大概转向了罗姆。“数月来，我之所以反复不能作决”，数周后，他向国会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两种考虑。首先，我总不相信，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关系竟是谎言。其次，我私下里还怀着希望，尽量不让运动和我的冲锋队蒙受不和带来的耻辱，尽量铲除这种恶作剧而又不发生冲突。”　　当晚，希特勒便下决心采取行动。翌晨，他给数月前就曾警告他要提防罗姆的维克多·卢泽去电，令他立刻前来总理府报到。“他领我进了书房”，卢泽在日记中写道，“拉着我的手，要我宣誓保密，直到把事干完为止。”元首感情有点儿冲动地透露说，由于罗姆决心武装冲锋队以反对军方，所以必须将他搞掉。“元首说，他历来知道，我是不参与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慕尼黑的任何命令，只能接受他的指示。”　　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正在千方百计让罗姆自投罗网。同日，希姆莱将党卫军的一位头目弗莱赫尔·冯·埃波斯坦召来，告诉他，罗姆正在密谋叛乱。埃波斯坦应将此事转告各军区司令，自己则让部队处于“谨慎的紧急状态”，让他们在兵营候命，以备急时之需。通过部队的渠道，警告便在几小时内传达下去了：军队总办公室主任通知各级军官，由于冲锋队的政变已迫在眉睫，可向支持部队的党卫军发放他们所需的武器。　　此时，希特勒已完全相信罗姆是在密谋叛乱。他对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说，他将把所有冲锋队司令召至巴特维塞——这是个温泉，位于特干塞河上，罗姆在该地休养。希特勒继续说，待他们全体集中后，他将亲手逮捕他们，“与他们算帐”。部队已作好行动准备。首先，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普将军发布命令，使全军处于战备状态。休假被取消，全军将士回营。　　几乎同时，赫斯在电台全国联播节目中发表了一起出色的讲话。它既是对罗姆的警告，也是对他的请求。“背信起义者可悲！认为通过叛乱可为革命服务者可悲！”接着，他便说，这些密谋者是“荒诞的理想主义者。”通篇讲话均可说是希特勒的，因为它敦促罗姆放弃他的二次革命，重新归队。次日，赫尔曼·戈林发出了一个更直言不讳的警告：谁要是腐蚀了对希特勒的信任，谁就得“用头颅偿还。”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虽然与世隔绝，对这些预兆，也本应有所风闻。４月２８日，德国军官联合会将他开除出会。这又是个前兆。　　在柏林，关于即将摊牌一举，流言四起。同日，塞夫顿·德尔默便从巴本的新闻顾问的助手那里得悉了关于希特勒进退维谷的第一手消息。“为争夺兴登堡的继承权，我们正在作战”，他解释说，以希特勒为一方，以副总理及其保守派为另一方。他预言，下次内阁会议上肯定会摊牌，巴本将迫使希特勒“镇压”罗姆及其二次革命的同伙搞的“恐怖的无政府主义”。倘使元首予以拒绝，巴本集团便会辞职，兴登堡便会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将政权交给军队。“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的老板认为，他已抓住了希特勒的小辫子。如果他接受，他的权力便被剪除；如拒绝，军队便会接管。我希望希特勒拒绝，即使可能意味着火并！”　　此时，元首在埃森，还参加当地一地方长官的婚礼，表面上好像在欢度假期。另一个客人卢泽却在犯愁。“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写道，“趁元首不在柏林，有眼看不见，有耳不能闻，只能靠电话通讯的机会，把‘那件事搞严重，并加快步伐，这是适合某些人的需要的。”　　确实，在这一阴谋的发展过程中，电话起了主要的作用。希特勒与戈林一抵达新郎新娘家中进婚礼早餐，希姆莱便从柏林打来电话，念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报告。当戈林得知想像中的冲锋队的阴谋后，不住地点头称是。希特勒大怒，连忙赶回他设在当地的总部。“在旅馆的房间内”，卢泽说——卢泽也是被匆忙召来者——“电话几乎不断。元首在沉思，但是很明显，他现在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戈林的秘书带着希姆莱关于褐衫党徒即将起义的进一步消息匆匆赶到。这使会议顿时活跃起来。这份报告，连同海德里希的一个特工人员带来的报告——该报告说，罗姆的冲锋队刚刚辱骂了一个外交官——使希特勒按捺不住。“我受够了”，他说，“我做个榜样给他们瞧瞧。”他令戈林赶回柏林，在收到暗语（“蜂雀”）后便着手行动。接着，他自己打了个电话给身在巴特维塞的罗姆，对据说骚扰了外国人一事进行批评。他带点儿火气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并告诉罗姆，将冲锋队领导人全部集中在巴特维塞，他要向他们发表讲话。时间是两天后上午１１时。　　这次通话并未使罗姆担忧，或者说，他假装不担忧的样子，因为回餐桌旁时他似乎“很是得意。”他对客人们（内中有冯·埃普将军）说，希特勒将于６月３０日参加冲锋队领导人大会，还得意地说，这将给他提供一个“撕下戈培尔的假面具”的机会。他知道，冲锋队和军队是可以指望的。这种不现实的言论表明，罗姆要不是在异想天开，就是对涡旋在他周围的阴谋一无所知。　　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６月２９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于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普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普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的密友）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普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１９３３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耶稣第十二个门徒——译注）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普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起文单，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之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之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这是巴伐利亚的一种纸牌，由３人共玩）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地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希姆莱刚对里宾特洛甫说，“罗姆完蛋了。”）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５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之冲锋队头子卡尔·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他在不来梅，准备作蜜月旅行）。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有些部队确实出动了，原因是有个神秘的小册子说：“冲锋队，冲上街头！元首已不再支持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品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３）　　希特勒颤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５２”。这是一架临时换上来的飞机，因为原机发生了引擎故障。此时是凌晨２时左右。他一起股坐在位子上，双眼直视漆黑一起的前方。他的新闻主任奥托·狄迪里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后来，有个副官让大家把枪上的保险打开，他才略有所悟。　　确知内情的卢泽心中想着罗姆。他暗自吟道：　　红霞呀，红霞，　　您照耀我们早亡，　　昨日昂首骑骏马，　　今朝子弹穿胸膛。　　当晚，阴雨连绵。拂晓，飞机在灰暗中在上维申弗尔德机场湿漉漉的跑道上降落。这是个空军机场，１２年前希特勒就是在这里与警察和军队发生磨擦遭受羞辱的。机场场长很伤心，因为参谋总长曾有过指示，元首的座机Ｄ—２６００快到时，马上通知冲锋队的领导。由于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座机，到机场欢迎的只找到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党内的要员和数位军官——“这是我，生气最不愉快的一天”，他对他们说，“我要亲身到巴特维塞去，接受最严厉的处分。”　　希特勒乘小车来到巴伐利亚内务部，下了车，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兼内政部长瓦格纳紧跟在他身后。元首进楼时，脚步之急促，手皮衣的衣尾都飞了起来。他大步上楼，直奔瓦格纳的办公室。当他步入客厅时，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唰地站了起来，向他敬礼，但希特勒却朝他冲去，喊道：“将他关起来！”他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尤其是冲锋队的领导人——他们的手下曾被小册子诱上街道。“你”，他喊道，“被捕了。枪毙你！”　　清晨６时，元首“依旧激动得怕人”，便从大楼里出来。原定带武装增援部队前来的第二架飞机尚未抵达，但元首已迫不及待。他爬进凯姆卡的小车，与通常一样坐在司机身旁，令他直奔巴特维塞。他们上路了，后边跟着施列克的车子。他们一共才八九个男人，外加元首的女秘书施洛德小姐。坐在后边的戈培尔不停地谈论冲锋队的阴谋，希特勒却一言不发，两眼直视前方。此时，太阳正从东方天际的云层里钻出来。看来，今天是“希特勒天气”。　　不到一小时，他们便抵达了特根塞——它龟缩在阿尔卑斯山的门廊里，在晨雾中淌着清澈的流水。“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去”，他对凯姆卡说，“眼前有桩肮脏的勾当”，所以要使汉塞尔包尔公寓里的人来个措手不及。此时已将近７时，教堂的钟声已敲响，召唤善男信女前去做早晨弥撒。凯姆卡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将车子停在旅馆前。他注意到，有些窗户关着，其它已经打开，门口没有卫哨。希特勒第一个走了进去。首层不见人影，餐厅里也空空如也——准备中午举行宴会。房东太太出来了。一见面前出现的是元首，她大吃一惊，连忙说着元首驾临，不胜荣幸之类的恭维话，但他却叫她立刻领他去见罗姆。　　一行人分别把守着各扇房门。一个便衣在罗姆的房门上敲了敲。希特勒提着手枪走了进去。站在元首身后的凯姆卡发现，睡眼朦胧的罗姆，又惊慌失措又摸不着头脑，只在不住地眨眼。床上只有他一人。　　“恩斯特”，希特勒说，“你被捕了。”希特勒用的是昵称“你”而不是尊称“您”。说话时，希特勒在内政部里的那一肚子怒气全然没有了。他“有点儿紧张，但不十分激动。”他言简意赅地指控罗姆是个卖国贼，并叫他快穿衣裳。罗姆一边强烈抗议，一边穿上便衣，但希特勒已走了出去。罗姆的这一番话全浪费在留下来的便衣身上了。　　元首已在敲对面房间的房门。门开了，一个名叫海因纳斯的大队长睡眼朦胧地向外张望。他身后站着的是他的同床人，一个潇洒的小伙子——是他的司机。“此情景令我生厌，几乎令我作呕”，戈培尔写道。　　希特勒立刻前往隔壁房间，留下卢泽去搜查武器。“卢泽，我啥也没有干！”海因纳斯喊道，“你不能帮帮忙吗？”　　“无能为力”，卢泽不是义正词严地，而是难堪地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可能是出于愤怒，或是震惊过度，海因纳斯拒不穿衣。希特勒返身回来告诉他，他若拒捕就当场枪毙，海因纳斯这才穿上衣服。他与罗姆及其同事们一起被关进洗衣房。与他们一起被关闭的有十来个冲锋队的哨兵（元首冲进来时他们仍在睡觉），海因纳斯的司机以及几个当场被捕的面目清秀的青年。　　希特勒一面讨论下一步的步骤，一面令凯姆卡前往邻近的一座公寓把罗姆的表弟兼司机梅克斯·沃格尔抓来。沃格尔正与一个姑娘睡在床上——那天早晨这种事只有这一桩。沃格尔是凯姆卡的好友，但他无奈，只得抱歉地宣布，他被捕了。当他们前往车房时，沃格尔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能否再开一次罗姆的车？凯姆卡表示谅解。于是，凯姆卡便站在踏脚板上，让沃格尔在马路上转了几圈。　　正当凯姆卡和他的犯人来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前时，一辆坐有４０名左右冲锋队的卡车开了过来。这群全身武装的冲锋队来自慕尼黑，是罗姆“司令部的卫兵”。他们的司令仍被关在洗衣房内，对此，他们悻悻不快。威廉·布鲁克纳，希特勒的一位副官，高声令他们立即返回慕尼黑。他们不听，只愤怒地望着那位副官。看来，一场战斗在所难免了。　　希特勒走上前来。“布鲁克纳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他口气虽然软，这却是一道命令。他令这伙卫兵立刻返回慕尼黑。“路上，你们会碰到党卫军，由他们解除你们的武装。”解除他们的斗志的是他的态度，而不是他的话。卡车开走了。　　犯人被装上两辆大轿车。在武装人员押运下，车队开始出发。领头开路的是希特勒的”麦塞蒂斯”。那些前往赴宴的冲锋队都被希特勒阻止，并被一一盘问。凡在戈培尔匆匆开列的名单上有名的人物均被缴械，并被令插入车队。　　车队不断增大。待车队驶抵“褐色大厦”时，已是上午９时左右了。在此之前，军队已在该大厦布下了防线。希特勒对军队前来援助表示感谢，并一再表示，他从不想利用他们去反对冲锋队。一进入大厦，希特勒便令戈培尔用电话将暗语传给戈林。清洗开始了。“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这番话勾起了他对母亲死于毒瘤的回忆，而布洛克医生也透露了希特勒感情上的动乱是何等深刻。　　党卫军抓来的冲锋队领导人，已塞满了施塔德尔海姆监狱。仍留在“褐色大厦”的领导人，例如罗姆，要求面见希特勒，遭拒后，又求见戈培尔。戈培尔正忙着与戈林通话，通话未完，最后一个犯人已被押上装甲车，前往施塔德海姆。罗姆被关进单人牢房，与啤酒馆起义失败后他坐的牢房相距不远。　　在“褐色大厦”内，冯·埃普将军要求对罗姆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安，只好一大早便大发雷霆。他喊道，罗姆是个卖国贼，证据确凿，罪不容诛。他这一通火，使埃普将军大吃一惊，但一时又无话可说。当他步出大厦时，他喃喃地对副官说：“发了疯！”　　片刻后，１１时３０分，在宽敞的会议室内召开的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开始了。此时，希特勒尚未恢复平静，对惶惶不安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不外乎是对冲锋队的抱怨，但前言不搭后语。在长达一小时的长篇大论中，希特勒的听众都不安地站立着。希特勒唾沫横飞，令其中一个听众着了迷。“因感情故，他常常哽咽。”他指责罗姆企图将他杀害，以便拱手将德国奉送给她的敌人。他说，罗姆及其同谋将被枪毙。　　枪杀尚未开始，原因是希特勒仍在等待塞普·狄迪里希（卫队司令）前来执行。过了不久，他来了，忙向怒容满面的希特勒解释说，迟到的原因之一是，卡车轮胎是旧的，道路泥泞，行驶不快。尽管希特勒因其迟到而恼怒，当天却未发布任何命令。他让狄迪里希安心待命，说他还得与顾问们磋商，才能决定被告们的命运。３小时过去了，命令还没有下来。　　尽管希特勒仍在犹豫，他的柏林的同事却已开始处决犯人。希姆莱—海德里希—戈林三人集团所需要的就是那句暗语（“蜂雀”），等暗语一到，他们便立刻将策划已久的阴谋付诸实施。当巴本前往戈林的办公室报到时，对该地“到处是带着机枪的党卫军步哨”深表厌烦。接着，他又惊奇地得悉，希特勒已授权戈林去处置首都的起义者。巴本连声抗议，理由是，他是副总理，总理不在时，此权理应属他。他坚持让兴登堡发布紧急状态，把国防军调来维护法律与秩序。戈林拒绝。他与希姆莱的党卫军完全能控制局势。巴本一再抗议，但话却不断被戈林打断。戈林令副总理立即回家，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巴本还未到家，柏林街头便车声四起。到处逮捕新政权的敌人。一支部队包围了巴本的办公室，枪杀了他的新闻首席官，逮捕了其他工作人员。副总理原本也可能会罹难的；因为，他一进家门，家里便成了监狱。巴本发现，家里的电话线已被切断，客厅里坐着个警官，警官还令他不得与外界联系。　　那天是星期六，天气炎热。很少柏林人知道首都已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件。对许多在提埃加登和平提树下闲逛的人说来，他们最操心是，随着太阳的升起，天气会越来越热。然而，记者德尔默却愁肠百结，放弃了上午的采访，匆匆赶回办公室。“还写什么‘希特勒独裁政权的险境’的报道，这真是把脑袋伸了出去”，他不断对自己说。如没发生什么事，那又怎么办？但是，一当他的车子被警察封锁线拦住去路时，他的担心全消失了。“某件事确实发生了。”头戴钢盗、手提冲锋枪的警察正在包围罗姆的豪华寓所——位于提埃加登大街的一个角落里。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不速之客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当场被击毙，夫人则被送进医院后死亡。　　在慕尼黑，对罗姆及其同事们最后应如何判决，希特勒仍拿不定主意。在会议室，讨论之声之大，连站在外屋的塞普·狄迪里希隔着双重门都听到了。下午５时左右，会议室的门开了。赫斯的助手马丁·鲍曼从里边出来。他把狄迪里希领到希特勒跟前。“回兵营去”，元首指示说。他还下达一道狄迪里希觉得是从他身上挤出来的命令：“挑一名军官和六名士兵出来，将冲锋队的领导人以叛国罪处决。”　　狄迪里希检查了一下鲍曼交给他的一份名单。被抓进施嗒德尔海姆的全部榜上有名，但希特勒只挑出了其中十二人，包括海因纳斯和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在内——却没有恩斯特·罗姆。希特勒仍不敢作出那种决定。　　当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得悉，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被关进施塔德尔海姆时，他决定亲身前往该处，把案子接过来。抵达后，他下令将冲锋队犯人交给该州的警察大队看押，然后亲身前往罗姆的牢房。　　“这是什么意思？”罗姆问，“发生了什么事？”　　弗兰克知之不多，也不能给多少保证，他只希望一切能按法律手续进行。罗姆回答说，他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已将生死置于度外，请您关照我的亲属。她们全都是女人，完全靠我。”弗兰克将牢门打开时，罗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所有的革命”，他说“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弗兰克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塞普·狄迪里希便与一个同事前来宣布，他负命前来枪决一批冲锋队领导人。他拿出一份希特勒曾亲自过目的名单。弗兰克目瞪口呆，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都不能处决。狄迪里希说，命令是元首亲口下的。弗兰克说服了他，由他再打电话向“褐色大厦”请示。他首先与赫斯通话。片刻后，狄迪里希把话筒递给了弗兰克。“希特勒有话跟你说”。　　希特勒一开始便大声疾呼：“你拒绝执行我的命令吗？你是不是同情这些犯罪渣滓？我要把这些傢伙连根拔掉！”　　弗兰克反驳说，连个书面命令也没有，只有６个名字。“名字上的记号是我亲手做的”，希特勒的话温和了些，“这些先生们是反对帝国的罪人。我是帝国总理。这是有关帝国的问题，从来都用不着你管。”　　在施塔德尔海姆，首批６名受害者被领至院内，每人由两名警察押送，“元首和帝国总理判处你们死刑”，一个党卫军首领喊道，“现在开始执行。”当上巴伐利亚冲锋队首领奥古斯特·施奈德胡伯醒悟到监斩官原来是狄迪里希时，他冲口喊道：“塞普，我的朋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完全是无辜的呀！”狄迪里希板着脸孔，唰地立正说道：“元首判处你死刑！希特勒万岁！”　　第一个人被解至行刑队前。他拒绝将眼睛蒙上。枪声在院内回响。此后两人均对蒙上眼睛表示蔑视。狄迪里希监斩了几人。当轮到施奈德胡伯时，他只好走开。“我已受够了！”　　当希特勒的座车开往机场时，天已黑了。“我已赦免了罗姆”，他对前来送行的冯·埃普将军保证，“念在他做出的服务份上。”希特勒坐在“容克５２”的前部。波尔驾着飞机朝柏林飞去。一路上，希特勒闷头坐着，一声不吭。　　对一般的柏林人来说，从表面上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可表明，国家正处在动荡中。不错，城内流言四起；沙洛登伯格·绍塞大街由于布上了警察局的路障和来来往往的军车，也出现过交通堵塞现象。人们也知道房子里在抓人，但暴行却是在暗中进行的。很少人知道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夫人已被杀害。也很少人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赛尔在午餐桌旁被抓，并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中的第１６号牢房。在那里，躲在暗中的杀手们从窗外朝里边射击，斯特拉赛尔则像笼子里的老鼠一样来回躲避，终于被击中受伤。一个杀手走进牢房结果了他。这样，戈培尔和戈林的敌人便被消灭了，而他们临死时还对元首忠心耿耿。　　在柏林，这次清洗的总头目是戈林。当天下午，戈林在宣传部向外国记者作了简单的情况介绍。“戈林穿着整齐的制服前来”，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写道：“他不是走上台的，而是缓慢地碎步上台的。开始讲话前，为加深印象，他故意作了长时间的停顿。他的身躯稍往前倾，一手托着下巴，双眼在转动，似乎害怕自己披露的情况。”当他提到施莱彻尔与罗姆——斯特拉赛尔的阴谋有关时，有人问，前总理现在的情况如何？“他太傻了，竟敢反抗”。戈林说话时，脸上泛起一种被一位记录者称之为狼的微笑，“他已经死了。”　　当日晚些时候，德国国家新闻局发表了一封元首发给维克多·卢泽的电报，一方面为这次清洗开脱，另一方面则指派卢泽接替罗姆的职务。电报为冲锋队的新司令及其手下各级领导列举了十多条“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要求冲锋队司令盲从和绝对遵守纪律。对每个冲锋队员也必须如此要求。”他也对“乘坐高级轿车或篷式汽车作官方旅行”的行为、大吃大喝、酗酒和公开闹事进行严厉的谴责。“本人有个特殊希望，希望每位母亲都能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冲锋队，交给党或交给‘希特勒青年团’而不担心自己的儿子在那里会道德败坏。”因此，冲锋队领导人若行为不轨，他们将被逐出冲锋队，并开除党籍。“我要求我的冲锋队领导人作人，而不是作荒唐可笑的猩猩。”出自此时此刻的这些话，遭到了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的讪笑。但一般的德国人却津津乐道，为元首也与他们一样厌恶冲锋队的无法无天行为而松了一口气。　　他更进一步号召，每个冲锋队领导人“必须对国防军忠诚老实，毫无二心”，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领袖、朋友和同志。”末了，在颂扬了冲锋队的老战士一番后——“那些曾征服德国的人们，不是迟迟在１９３３年或尔后的年月才加入的聪明分子”——他首次提到了他私人的卫队：“我希望，每个党卫军战士身心都要受到教育，成为受过高度训练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　　至傍晚，被杀害的人数已达到吓人的程度。施莱彻尔的朋友冯·勃多夫将军被射杀在他家的前门。勃列斯劳的代警察局长被人用短枪打得血肉横飞；一个党卫军骑兵军官在吸烟室内被暗杀。巴本新近有争议的演讲之讲稿提笔人僵卧在盖世太保监狱的地牢里——该监狱位于阿尔布列希特王子大街。在党卫军的监督下，里希特弗尔德兵营也在处决犯人。在这里被处决的有交通部长、“天主教行动”组织的主席，以及正在度蜜月却被揪了回来的卡尔·恩斯特。恩斯特的最后一句话是：“希特勒万岁！”　　冲锋队处在混乱中。有些单位已作了警戒，发了手枪，还受命去找卖国贼——结果却遭到党卫军的包围，受到拘押。其他人则在街头遭到希姆莱的手下的毒打，有些被当场枪杀。有些人榜上有名，或该捕，或该杀，但因有党卫军中友人为之说情而获得了饶恕。对数以万计觉得自己已为党牺牲了一切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也是丢掉幻想之夜。　　直到晚上１０时，希特勒的座机才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在机场迎接他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戈林、希姆莱、弗立普，数名盖世太保官员，以及一名警察。第一个步出座机的是元首本人，他穿着一件褐衬衣，打着蝴蝶结领带，外穿皮茄克，脚上穿一双军靴。“他没戴帽子，脸色白，没刮脸，有点发黄，又有点发肿”，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回忆说。与众人握手后，希特勒把戈林和希姆莱拉到一边，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希姆莱交给他一份名单。当元首的指头缓缓往下移动时，希姆莱和戈林两人在窃窃私语。３人前往上车时（后边远远地跟着一名警卫），希特勒透露出，罗姆本人不会被处决。他说，他曾向冯·埃普将军作过保证。戈林和希姆莱感到难办。如果叛乱头子得到宽恕，那末，一天来的屠杀便被人耻笑了。车子上路了，３人还争执不下。　　（４）　　冯·兴登堡总统对处决犯人一事泰然处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暴躁地对梅斯纳说：“我早跟你说过”，“几个月来，我一直让总理把罗姆这个不道德而危险的傢伙关起来。但，很不幸，他就是不听。看看现在流了多少血吧！”　　次日，７月１日，天气冷热宜人。柏林人带着孩子在街头闲逛，似乎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天。对当局简短地宣布处决了五六个卖国贼，以及继续运送党卫军，等等，其意义有多大，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赋有接近元首的特权的人们却知道，元首正在经历他暴风雨般的生涯中最惨痛的危机之一。当天下午，危机达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处决罗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还打上了爱怜的记号。他指示塞奥多尔·埃克旅长，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　　埃克带着希特勒的口头命令和两名手下人员，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此时天色未晚。开始时，狱长不肯交出罗姆，因为没有手谕。在埃克高声怒喝下，狱长只好就范，令一名狱卒将３名党卫军带至新楼４７４号牢房。罗姆光着上身，热得浑身大汗淋漓，没精打彩地坐在铁床上。　　“你把命丢了”，埃克说，“元首又给了你一个去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他把只装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往桌上一撂，便离开了牢房。埃克在过道上等待了１５分钟光景，仍未听见枪声，便拔出手枪，与两名副手一起，冲回牢房。“参谋长，作好准备！”埃克喊道。他发现，他的助手的枪在发抖，便说“镇静，慢慢瞄准。”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小小的牢房里震荡。罗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　　“你早该想到这点，现在太迟了！”埃克说。此时是下午６时。逻辑上应首先死去的人却在最后灭亡。罗姆一死，柏林地区——在里希特弗尔德兵营和哥伦比亚大楼（原是个监狱，后改作党卫军的行刑室）——之死亡名单上有名但仍未被处决者，也准备受死。　　由于权势友人和外国人常常驾车缓缓在他家周围出没，巴本尚在人间。星期日那天，多德大使在门口留下一张名片，上边写着：“希望不久能拜候您。”多德觉得，巴本是个不正直的懦夫，但又不免喜欢他。他之所以留下名片，“是要对纳粹的暴行表示抗议。”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知之甚少，当天晚些时候戈林对屠杀一事所作的冗长的解释，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清洗将无情地继续下去”，在向全体公民保证全国平静、元首已完全控制局势后，戈林这样宣布。冲锋队内之无法无天的分子将会被消灭。“人民必须明白，我们认真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与任何一国发布的大多数公报一样，它是真理与捏造的大杂烩，给了公众一个去相信他们急于要相信的东西的机会：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是做了一件可恶的但又是必要的工作，其方法又是光明正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公报发表后，紧接着又公布了冯·勃洛姆堡将军给国防军发布的命令，表示完全忠于元首。尽管对独立于“内围政治斗争”以外的说法诸多反对，它却生动地证明，军队已与阿道夫·希特勒血肉相连。　　即使在勃洛姆堡向公众保证危机已过去，屠杀却一直延续至７月２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３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像别人那样，到水龙头下去洗洗脑袋。这样你会新鲜点儿，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里希特弗尔德处决。正在此时，一辆“麦塞蒂斯”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此是凌晨４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屠杀的约有１００人，或２００——准确的数字永无法得知。　　星期一，天气炎热。这天在帝国全境内普通的德国人，都在暗自庆幸，那些野蛮的冲锋队终于被降服了。“谁也不爱罗姆及其暴发户军官”，记者德尔默回忆说，“即那些比凯撒时代的普鲁士卫队军官更傲慢、更目中无人、更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日的饭馆跑堂、旅店的大班和深山的樵夫。他们骑着崭新的、款式高雅的摩托车，在街头耀武扬威。德国的小人物对他们，连同他们的摩托车在内，既怕又恨。”铲除了这些流氓的希特勒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兴登堡却在深思。冯·施莱彻尔将军及其夫人被惨杀令他深为不安，也使他下令调查。官方说，他们是拒捕才被杀的。这，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发泄气愤怒，只得又在纳粹起草的发给希特勒的一封贺电上签字。该电云：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有这份支持证书在手，希特勒几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５）　　清洗虽然在国内获得了批准，在国外却不然。尖锐的文章或社论纷纷出现。国外的攻击虽然使希特勒畏缩，但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他自己的人中怀疑自己可能受其之风日甚一日。这些恐慌是人们的交头接耳之音产生出来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敌即巴伐利亚州总督冯·卡尔，是*？酒馆起义时期“自食品言”的三巨头（有人译为“三驾马车”——译注）之一；音乐评论家威里·施密特是在房内拉大提琴时被捕，后来又被当作当地的冲锋队首领威廉·施密特杀害的。　　这些怀疑的种子虽然幼小，但它加剧了希特勒之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实使他恐惧，使他不敢抛头露面。他私下里让现已成为他之心腹的赫斯对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亲属进行抚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浑身解数，安慰音乐评论家的寡妇说，她应把丈夫之死看作是为一伟大事业而献身。他也向她保证，帝国会给她一份养老金。斯特拉塞尔太太和罗姆的母亲也得到了领养老金的许诺，但后者却断然予以拒绝——她不相信儿子是个同性恋者（时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断然予以否认）。她不愿要杀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钱。　　希特勒也试图与巴本和好，邀请他参加７月３日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好像他从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显得和蔼可亲，请副总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单独与希特勒谈话。两人移至隔壁房间后，巴本把在他屋内抓人、自己的新闻官被杀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希特勒。他要求对此事立即进行法定调查，并坚持要立即宣布他辞职。希特勒予以婉拒。于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见他的老友冯·弗立普将军。一见巴本，参谋总长竟睁大双眼，好像见鬼似的。“你看到了，我还活着”，巴本说，“不过，该阻止清洗了。”他问，不是你弗立普首先阻止清洗的吗？参谋长腼腆地解释说，“没有勃洛姆堡或兴登堡的明确命令”，他是无法行动的。前者“严厉地反对干预”，后者又找不着。　　在内阁会议上，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军队，对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国分子表示祝贺。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把他的残酷的行动变为有理的天赐良机。“船上发生叛乱时”，施维林·冯·克洛西克记得他说过，船长不能等到上岸后才采取法律行动。他必须在起事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内阁成员（包括司法部长在内，他的一个右派朋友被杀害）没有一个是反对的。接着，阁僚便着手去做他们被集合起来要做的事：颁布一项法律，宣布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和２日所采取的措施”为合法，是“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　　要求辞职的官员并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也主动提出下台。“人们在大洋中间就弃船吗？”希特勒刻薄地说，“我跟许多人都吵过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是战争中的一支军队。”他辩解说，正义与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别忘了，每个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对于清洗，弗兰克是反感的，但现在已无可挽回了。　　“我的死敌太多了。现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权威。”弗兰克说，警方的权力太大，众多党员又将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说：“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给其它机关，法律和监察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　　对集中营越来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个答案：“如我与莫斯科一样，有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那我就不需要什么集中营……世界上有谁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犹太报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为我反犹。斯大林先生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弗兰克把辞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却没有如此容易说服。他坚持要他的新闻官的残骸——骨灰盒——并在施安贝格公墓举行适当的葬礼。希姆莱警告说，这可能会招来公众的游行示威，但巴本置之不理。他不但在葬礼上发表了一起动人的讲话，而且还不断写信猛轰元首，对继续监禁其４名下级人员提出抗议，并要求对其新闻官之死进行公开调查。希特勒变换手法，装出一副耐心的典型的样子，劝巴本勿操之过急。他说，在４８小时内国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听取关于清洗的全面解释。到那时，他将以元首的身份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包括“过份热情”时所发生的不幸事件。　　７月１３日是星期五，克罗尔剧院周围戒备森严。一位老外交家评论说：“在其它国家，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情形我见过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我也未见过这种情形。”从总理府到讲台的路上，两边都有警察和党卫军重兵警戒，剧院的各个休息厅都被反复搜查。大小进口处都由头戴钢盔手执大刀的军队把守，礼堂内则安插了众多的便衣暗探。“美国、法国和俄国大使均拒绝出席——没有人看不出，在缔造政权的人们中，一个狂暴的、既敌对又恐惧的时期开始了。”　　上午８时，脸孔严峻的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扶住讲台，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个抬臂礼，接着便以较往常更严厉的声音开讲，似乎在向听众保证，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态。关于清洗，他作了一个冗长而动人的解释。他解释说，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各个集团采取了叛国的行动。他将这些集团称为“破坏分子”和“国家的病态敌人。”这可谓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现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讲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态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讲到他如何戏剧性地作出决定，亲手参与平叛。他的表演，把剧院内的每个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国观察家除外。在全国，人们围在收音机前倾听他的讲话——同样被弄得神魂颠倒。在美国大使馆，曾发誓不再听德国总理讲话，除公事外不再与他会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见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觉。”）也在听希特勒的讲话，但不相信他所宣称的只有７４名策划者——包括数名文官和党员——在这场丑闻中丧生。他也不相信处决了３名曾“不知羞耻地虐待过”在押犯人的党卫军之说。最后一说，显然是要说服巴本，曾屠杀像他的新闻官那样的无辜者的凶手已受到惩罚。这种言归于好的精神也以菩提议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参与反叛、尚未受到惩罚的人们身上。“德国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宝是内部的秩序和国内外的和平。让我们大家都为此承担责任吧。在这一历史关头，本人准备对过去２４小时内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在这２４小时中，本人作出了生气最痛苦的决定；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世界所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国——的关键时刻，命运再次教育了我！”　　仔细挑选过的听众唰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时刻，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也立时完成了：国会一致通过提案，把屠杀以“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的名义合法化了。这样，希特勒便在事后获得了屠杀许可证。连片言只字的反对都没有。立法者将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为法律的唯一来源。　　批准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残酷的清洗和杀害冯·施莱彻尔及冯·勃莱多夫两将军的军方人士并不只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一人。军官团对两同志之死竟泰然处之，对希特勒之所为视而不见，理由是，镇压迫义是对国内和平的保证。“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结论”，卡尔·邓尼茨回忆说，“完全受内阁决议的影响。这个决议援引了国家紧急状态条文，从法律上批准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军官们的感情感染了普通的士兵。几天后，部队进行了游行。当希特勒的敞篷车打一队士兵跟前驶过时，士兵们高声向他欢呼。“这种自发的游行”，法国武官报告说，“在德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敢于开口抗议的军官只有那么一小撮，而他们的领头人又几乎与兴登堡一样年迈。杰出的军官陆军元帅奥古斯特·冯·玛肯森曾数次打电话给总统，希望他能阻止这场血洗运动。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总是说，老头子有病，不能说话。由于屡次受挫，玛肯森便亲身前往希特勒处，请求他重新建立公众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话打动了元首，使他好一阵才说出话来：“可能是像您说的，元帅先生，但我也没法子。我不能走回头路。”　　玛肯森决心将真情告诉兴登堡。他协助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将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两将军被害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要求惩罚肇事凶手。它也敦促总统将勃洛姆堡、戈培尔、雷伊、牛赖特和另外两名纳粹分子逐出内阁，并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看守小组。提名中没有希特勒，大概是在军事专政下仍继任总理。　　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是极富感情的：“您阁下曾三次挽救德国于水火；在达能堡，在战后，以及在您当选为帝国总统的时刻。阁下，请第四次挽救德国吧！在本备忘录上签字的将军和高级军官立誓忠于您和祖国，直到最后一息。”玛肯森在总参谋部斡旋，获得了２４名将军和高级军官的签字，其中不少人与兴登堡和施莱彻尔同属一兵团。备忘录的押脚日期是７月１８日，但于２０日才抵达诺伊德克。然而，这个勇敢的行动却无济于事。这份备忘录很可能被他周围的人扣押；倘使他读到了这份备忘录，那他也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看来，德国社会各有影响力的阶层，若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被争取了过去；原本是希特勒个人的灾难，最终却变成了他的某种胜利。清洗一举结束了长起来在折磨他的党的分裂主义。只此一举，冲锋队便一厥不振。　　冲锋队之失便是希姆莱之得。在玛肯森的备忘录抵达诺伊德克的同一天，希特勒将党卫军晋升为一独立组织，允许它组织武装队伍。这对军方是个沉重打击。军队曾以其荣誉批准血洗冲锋队，结果却又碰上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党所付出的代价是小的：他丧失了许多最炽烈的党员即冲锋队里的理想主义者。“你必须明白，我们丧失了一切”，海因·卢克说（海因·卢克后来成了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奥托·斯柯茨尼突击队的中尉，颇受信任），“我们睡在厨房里席子上，次日我们三人便以只值十文钱的方牛肉块作早餐。”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卢克被捕２０次，而他的经历并不是异乎寻常的。“到头来，说明白点儿，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要的是个新社会，但是呢，我们却突然发现，反动派原来在我们这边。万岁！爱国主义！不再搞什么革命了。６月３０日是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运动现在正受到希特勒的破坏。”像卢克那样的人们，他们坚信，罗姆不过是想把希特勒拉回到革命的老路即社会主义上去罢了。“就是那个希特勒，在自己的营垒内造出了真正的敌人。就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作为人的希特勒已经完蛋了。”　　另一个年轻的冲锋队领导人，维尔纳·诺曼，也丢掉了幻想，且大为恼怒。他后来虽然当上了戈培尔的私人秘书，但这一切他是不会忘记的。“罗姆事件”，不久前他说，“对第三帝国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首次目无法纪的非法行为，是获国防军批准，获全国的国家机构和法人的批准的。这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非法行径，但谁也未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勿再发展’。连教会也不吱声。而这些人都不能说对此事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结束的开端，此后便无可挽回了。”　　于是，在希特勒看来是处于受欢迎的顶峰时，在他自己的营垒内却存在着一条痛苦的深痕。数以万计的最活跃的纳粹分子将永远忘不了那个耻辱的周末。那些觉得受到希特勒出卖的冲锋队领导人，宣布了一种地下战争状态。几星期后，他们对党卫军所怀的敌意公开化了。那是在施特汀的普鲁士霍夫的餐厅里。当时，维克多·卢泽和约２０个冲锋队员及３名党卫军司令在那里喝啤酒。“总有一天”，冲锋队的新司令酒后吐了真言，“６月２９日的非正义的武断行动之仇是要报的。”卢泽公开威胁说，怂恿罗姆的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　　“究竟是谁在埋头干所谓罗姆干过的事情？是冲锋队吗？这些兽行不是冲锋队的杰作，至少，不是冲锋队单独干的。另一方要坏得多。要我给你姓名吗？我可立刻把姓名拿出来！”有个党卫军的人想让酒醉的卢泽安静下来，但他却还在说，“我要说，就是明天被开除或送进集中营，我也要说！”　　（６）　　一月前，早在他之失败的意大利之行期间，元首曾向墨索里尼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将他自己的家乡“联合”进德国以建立大德国是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他作这这个许诺，他自己的党卫军并未停止向奥地利的纳粹提供金钱和道义援助。奥地利纳粹分子搞的是恐怖活动，用德国炸药炸毁铁路和电站，用德国的武器谋杀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总理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子矮小的陶尔斐斯却是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个独裁的反动派。他用终止议会政府的手段反击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年早些时候，陶尔斐斯镇压了左派的起义，对占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大楼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炮击，直至他们投降。那时以来，他便集中精力消灭当地的纳粹。由于墨索里尼曾保证遏制希特勒，不让他进行报复，陶尔斐斯对纳粹的镇压便火上加油。　　在罗姆事件后，传说纷纭。奥地利的纳粹也许就是在传说的鼓舞下采取直接行动的。更有可能的是，这是希特勒批准的，虽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管如何，他们突然于６月２５日发动起义，其代号是“夏天节日行动”。中午时分，１５０名身穿奥军军服的纳粹突击队冲进位于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企图逮捕陶尔斐斯及其诸顾问。但由于走漏了风声，内阁成员除两人外全部脱逃，但勇敢的陶尔斐斯却留了下来。他喉咙中弹，子弹是在６英寸距离外射出的。正当他躺在血泊中无人理睬时，其他叛乱分子则在电台广播了他已辞职的谎言。　　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受到了军官们的欢迎。德国新闻局草拟了一份声明，声明大意说，人民正义凛然地进行了起义。“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了。身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监禁者和行刑者。”当时正在白莱特参加瓦格纳庆典的希特勒，听到消息后，初则假装无动于衷，后来，到下午，他则担心起义可能会带来的反响。墨索里尼是否会怀疑他自食品言，并动用品优势兵力？（事实是，墨索里尼怒不可遏。这不但是因为希特勒自食品言，而且还有私人的原因：陶尔斐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正在他家里作客，陶尔斐斯性命垂危的噩耗要由他转告她）。当晚，希特勒与瓦格纳的家属出现在他的包厢里，观看《莱茵河之金》的演出。但他是否看得开心，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躲在客厅里听电话的绍勃和布鲁克纳老在他耳朵旁传达公报的内容，有份公报使他不安：墨索里尼已下令在边境上集结步兵和飞机，以执行其援助奥地利的许诺。当大幕徐徐落下时，事态已经明朗：维也纳起义正趋于失败。希特勒回到瓦格纳家中时，年轻的弗里德林发现他“坐立不安”，说话也有点儿前言不对后语。他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赶往附近的演员餐馆，与名人混在一起，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奥地利纳粹之失败与他完全无关。　　当晚晚些时候，柏林传来消息说，陶尔斐斯总理已于下午６时逝世，但叛乱已被迫息。希特勒连忙打电话至威廉大街，向国务秘书勃劳询问详情。勃劳回答说，德国驻奥地利代表里特公使正在谈判，要求将被捕的凶手安全地运到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喊道，里特为何充当调停者的角色，此事与他毫不相干。晚１１时，元首再次打电话给勃劳，进一步了解被逮捕的起义者的情况。“帝国总理”，勃劳在官方的备忘录中写道，“回答说，可将被驱逐出境的密谋者看管起来，然后再转至某个集中营。”　　希特勒走投无路，只好求助巴本（不久前因在他家里抓人而使他蒙受耻辱），请他撤换里特。巴本不同意，但希特勒坚持己见，还用爱国主义的名义向他祈求。巴本至少也可面谈此事嘛。为何就不能乘坐元首的专机飞往白莱特呢？巴本抗不过元首的一再坚持，于次日上午与他的儿子一起从坦贝尔霍夫机场起飞。南飞途中，巴本心烦意乱。这么多人，希特勒为何单单找他？是因为他曾反对奥地利地下纳粹的恐怖活动呢，还是因为陶尔斐斯与他是私交？抵达后，巴本发现元首“烦躁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断谴责奥地利纳粹党的愚蠢和鲁莽，竟把他牵扯进如此可拍的局势里。”开始，希特勒拒绝了巴本的接受条件：解除他派的人任奥地利纳粹党指导员的职务。但是，当巴本提出，“他和我”之间作出选择时，希特勒让步了。巴本接受了这个职务。　　在客厅里，他碰上了一位老友，赫加了玛·莎希特——他是帝国银行行长，是下一个要会见元首者。他也得到了一项重要职务——出任经济事务部部长。莎希特对帝国之进程大为不满，尤其是对新近清洗的扩大化。但与巴本一样，他说服了自己——他后来写道——他应接受此职，以助帝国一臂之力。“只存在一种由里往外工作的可能性，利用政府的每项活动，与这种制度的过分之处作斗争，使它的政策走上正常的轨道。”与巴本一样，他宣布他是暂时任职。他的条件是用提问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在我上任以前，我想知道您想叫我怎样处理犹太人的问题？”　　“在经济事务方面”，善于看风驶舵的希特勒说，“犹太人可像历来那样干下去。”　　在外交方面有了巴本的帮助，在加速军备方面又有莎希特这个高手，希特勒便觉得可以安然度过由于陶尔斐斯被杀害所带来的国外批评这个难关了。攻击得最厉害的是墨索里尼。他不仅致电奥地利副总理恩斯特·卢迪格·冯·施塔赫姆堡，说意大利将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还亲身前往维也纳去当面表达这种感情。“这个杀人犯和鸡奸者的国家若是蹂躏了欧洲，那末，整个欧洲的文明也就完了”，他对施塔赫姆堡说。接着，他又攻击希特勒唆使维也纳叛乱。据施塔赫姆堡说，他激动得连眼珠子都在转动。“希特勒是谋杀陶尔斐斯的元凶。希特勒是罪人，应为此事负责。”他称希特勒是个“恐怖的性堕落者，是个危险的笨蛋”；说纳粹主义是“老日耳曼部落在原始森林里与罗马的拉丁文明作斗争的革命。”纳粹主义根本无法与法西斯主义相比。“当然，外表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专制，都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制度都反对自由主义。但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人民的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却是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承认个人权利，承认宗教和家庭。另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却是残暴的野蛮主义。与野蛮人群相同，它不给个人以权利，酋长主宰他的人民的生死。它所能产生的不外乎是烧杀抢掠和讹诈。”他喊起来了，“希特勒６月３０日向世界表演的可怕可憎的一幕，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只有准备杀人的这些原始的德国人才能容忍这种事情！”他继而说，陶尔斐斯之被杀害，也许会有些好处。各列强或许能认识到德国危险，从而组织反希特勒大同盟。他说，联合阵线是唯一答案。“希特勒将会武装德国并发动战争——也许就在二三年内。我单独对付不了他。我们得做些事情，且得赶快做。”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和德国之反感竟到了这个程度，以致在公开场合他也表露出来。“三千年来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以至高无上的特权去看待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某些教条。这些教条是凯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在罗马繁荣昌盛时*？还是完全文盲的人民的后代教给他们的”，在第五届地中海国际博览会开幕时，他站在一辆坦克上面宣布。他私下说的带有污辱性的词句，例如描写德国人时用的“鸡奸者”“谋杀凶手”等，也开始见诸意大利报刊。　　清洗带来的震惊，接着又如此迅速地出现了陶尔斐斯被杀害的事件，在兴登堡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的健康迅速恶化，他已是卧床不起了。他的床是简单的铁床，但他拒绝睡一副较舒适的床，理由是，他历来是睡行军床的。虽然觉得冷，他也不愿买一件长袍。军人是不穿长袍的，他嘟囔说。他没有钱买这些东西，而且又是个快死的人了。　　当元首得悉兴登堡的健康迅速恶化时，他还在白莱特。他于８月１日期至诺伊德克。同行人很少，内中包括两名公共关系专家。一行人受到冷遇。奥斯卡·冯·兴登堡将元首领至总统的卧室。“父亲”，他说，“帝国总理来了。”躺在床上的兴登堡，双目紧闭，没有反应。奥斯卡又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元帅连眼也不睁，说：“你怎么早不来？”　　“总统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小声问奥斯卡。　　“帝国总理直到现在才抽得开身”，奥斯卡对父亲说。兴登堡只喃喃说：“啊，我明白了。”在沉默片刻后，奥斯卡说：“父亲，帝国总理希特勒有一两件事想与您磋商。”　　这次，老头子突然睁开眼睛，瞪着希特勒，然后又双眼紧闭，一声不吭。也许总统原以为是他的帝国总理，他的——巴本。　　希特勒打房里出来时，“双唇紧闭”，不愿与人谈论所见之情形。当晚，一行人在芬肯斯坦庄园歇宿——那是拿破仑与瓦鲁斯卡伯爵夫人柔情蜜意的地方。主人建议希特勒睡“小下士”的床，但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荣誉。　　次日，即使兴登堡尚在人间，希特勒内阁也通过法令，将总统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合并。大家投票一致赞成；巴本缺席，名是委托别人代签的。这一措施于兴登堡逝世之日期生效——其实只在几分种后。老头子死时嘴皮上挂着的话是：“我的凯撒……我的祖国！”他就死在铁床上，双手捧着《圣经》。　　谢谢这次合法政变，希特勒现在戴了两个头衔：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意味着，他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冯·勃洛姆堡将军和三军的总司令召来。“我们到了他的书房”，海军上将埃里希·拉埃德后来作证说，“希特勒叫我们到他的办公桌旁，说不用客气，也不必做作。我们是在那里宣誓的，他以三军最高总司令和国家元首的身份读一句誓词，我们跟一句。”　　四人读的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这个对某人指名道姓作的誓言，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曾提过一星半点的反对意见，或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过疑问。在这天结束前，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　　兴登堡葬礼之第一阶段于８月６日在克罗尔剧院举行。人们抬着兴登堡的灵柩，从穿着灰色、褐色和黑色服装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队伍前走过。这些意见分岐的队伍，也在忠于元首的类似的誓言下团结起来了。葬礼上奏的音乐是哥德达马隆的殡葬进行曲——这是颇有象征性的。　　次日中午，兴登堡入土了，地点不是在兴登堡生前所期望的诺伊德克，由于希特勒一再坚持，在元帅取得最大胜利的达能堡。兴登堡的遗体被放置在灵台上，置于战斗纪念碑的正中——这是个庞大的建筑物，上有８座四方塔楼，高达６０英尺，每座塔楼上均有一把火炬。这不禁使弗朗斯瓦·本塞大使想起了条顿武士建造的城堡。　　希特勒迈步上前去迎灵。及至到了讲演台上，希特勒才发现，他的一名副官把讲稿弄错了。于是，便出现了狼狈不堪的停顿场面。为何会停顿，欧洲各地的无线电听众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但希特勒很快便镇定下来，即席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记者罗茨纳听他讲过的最简短的讲话之一。希特勒在讲话的末尾全面称颂了兴登堡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他的措词可说是瓦格纳追随者的英雄，而不是与路德教正统派的身份相吻合的：“现在，让您进入英灵殿！”　　葬礼结束后，希特勒吻了兴登堡的女儿们的手。在威严的葬礼——如果不是机会主义的话——感召下，冯·勃洛姆堡将军冲动地建议，此后三军将士在与他说话时，不要像通常那样称“希特勒先生”，而称“我的元首”。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返身回了柏林。在柏林，为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他打电话给巴本，询问老头子是否留有政治遗言。巴本说，他会问问小兴登堡。希特勒说：“若能尽速将此文件保证交到我手中，我将感激不尽。”巴本立刻派一名贴身秘书前往诺伊德克。他带了两封封好的信回来。巴本立刻将信转呈给元首。巴本看得出，希特勒对信的内容是很不高兴的。希特勒冷冷地说：“这两封信是已故总统写给我私人的。是否发表，何时发表我以后再定。”谣言于是四起，说希特勒有意扣押这份遗言。　　由于在外国记者中闹得满城风雨，汉夫施坦格尔不得不在喝茶时提出这个问题。“告诉你的外国朋友，请耐心等待到我们将它正式发表吧”，希特勒反驳说，“那帮谎言家怎么想，我不在乎。”　　８月１５日，这份遗言终于发表了。它赞扬了希特勒及其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还强调了军队作为新政权的“象征和坚定的支持者”的重要性。首都有人在议论，这份文件是经兴登堡回忆录的编辑篡改过的，说奥斯卡·冯·兴登堡及他父亲的顾问梅斯纳在这一起其中是串通一起的。后来，奥斯卡在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发誓说，他父亲历来是支持希特勒的——这反而使谣言听来有点可信。这虽是个讽刺，但奥斯卡却没有撒谎。尽管兴登堡对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方面反感，他却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的继位人。　　奥斯卡的讲话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此时的希特勒业已得到了德国各社会阶层的强大的支持。连“德国犹太人全国协会”也发表文告支持他。这样，到了８月１９日，几乎９０％的德国人都自由地投票赞成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兴登堡的继位人。他们这样做，也是批准他的纲领和领导，将他朝独裁方向推进一步。　　第十三章　意志的凯旋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１）　　在公民投票取胜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隐身于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爱的上萨尔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时。他并常与人谈话——这是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但与此同时，他也为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会作准备，因为这次大会可能会被对罗姆事件的清洗的痛苦记忆所破坏。为了阻止这一情况，他决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胁、许诺加和解。国家仍动荡不安，而像史本格勒那样勉强同意国家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现在又成了敌人。　　希特勒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又急于拿到材料、并可能运用这些材料去谴责或挖苦他的政权。多洛绥·汤普逊已在《哈普市场报》上发表了一起文章。“这不是一场革命”，据说，一位前来观看在奥贝拉姆默演出的受难剧（这是一出谴责犹太人应对耶稣之死负责的戏。）〔*到１９７５年戏文才得以修孜，责任才移到失败的罪恶天使柳西胡身上，（柳西胡Ｌｕｃｉeｅｒ，又译为撒旦，〈Ｓａｔａｎ〉恶魔之意——译注）〕的美国来访者曾一再对他说过，“而是复活，他们认为希特勒就是上帝。信不信由你，反正看受难戏时有位德国妇女坐在我身旁，当他们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竖起来时，她说，‘那就是他。那就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希特勒！’当他们向犹太布施３０块银币时，她说，‘那就是罗姆，领袖就是他出卖的。’”汤普逊的说法，与多德大使８月２３日在日记中描写这出戏的情况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当耶稣在愤怒的犹太法庭上受审时，一位衣着考究、面目严肃的德国人对我说：‘EｓｉｓｔｕｎｓｅｒＨｉｔｌｅｒ’（他是我们的希特勒）。”坐在大厅另一边的我的远亲伊达·霍尔纳在散场时和我说过，“当犹大收起那３０块银币时，邻近有位妇女说，‘这就是罗姆’。我怀疑，在德国观众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　　在众多勉强留在党内的冲锋队员中，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希特勒更像犹大，而不是弥赛亚。在与希特勒讨论行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时，罗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纳不禁大大夸奖其已故的首脑。希特勒大怒：“你为什么旧话重提？”他喊道，“这件事就算完了。罗姆已被判决。”朱特纳猛吃一惊，反驳说，如果罗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会挑选他当参谋长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拍着朱特纳的肩膀说：“你说得对，但整个过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罗姆和施莱彻尔企图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镇压。我原要让法庭将这些事情调查一下，但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办法，而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枪决的。全世界都在宣传此事。我负完全责任。”　　希特勒挑选了年轻的埃尔伯特·施佩尔（ＡｌｂｅｓｔＳｐｅｅｒ）去充当他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壮观表演的舞台监督。这次表演显然是要巩固其之所得，并使党重新团结起来。施佩尔把卓别林体育场的临时看台全部拆毁，在帕加门神坛的启示下，立起了一个长１３００英尺，高８０英尺的石台，体育场上方安上了一个翅展达１００英尺的雄鹰，四周则插满了卍字旗，还有，每隔４０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达２５０００英尺的探照灯，共１３０架。戈林不愿出借这些探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作一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１９３４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的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６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６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一６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１２０人的摄制组（其中有１６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９月４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最少有１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Ｌ·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１９２３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３万名听众说来——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是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尔后１０００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１９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１０００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６月３０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７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２０万忠实的党员打着２０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培尔的１３０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培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１０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作出反应。两天后，５００００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了次日（９日１０日）最后一个节目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３０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仑家族的产物。“它是深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今天，他们的表演活像是孩子们在玩马口铁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讲演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他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说来，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吼，是发自山洞里的尖声怪叫。　　元首与军队的婚礼的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作出和解的姿态。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后，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据当时在逐字逐句记录的冯·维希将军的记录，希特勒当时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的话是有效果的，因为，据维希记载，“他懂得如何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地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们，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多德大使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尽管出现过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尽管他也有过焦虑的时刻，他还是完成了他原计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　　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以万计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脑打来。提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人们。她拒绝作出修改，希特勒则提议搞个妥协：想法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达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希特勒也同样强硬地坚持己见。据她自己说，她当时一边跺脚一边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向谁说话？”他回答说。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未作任何改动。她将影拼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它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远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　　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纪录片。后来，１９３７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２）　　街头巷议出现了，说里妮·莱芬斯达尔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个攻击，与其它攻击一样，如说他与一些著名女演员诸如奥尔加·特歇绍娃、里尔·达戈维尔和波拉·纳格里睡觉一样，都是缺乏根据的。希特勒在这些娇艳的女人身上寻找的并不是性行为，而是他的被压抑的波希米亚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里德斯德尔勋爵的女儿尤妮狄·密福特刚从英国来到。她在慕尼黑学艺术，刚好碰上了新德国的激动时刻。从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个生性快活、放荡不羁、满头金发的姑娘，有时会说出最粗鲁、最令人惊奇的话来。她对生活的创见，以及活泼的幽默感（她的５个姐妹也一样）对希特勒说来，都是个崭新的、清鲜悦人的经历。她常在希特勒左右。于是谣言不久后又四起——与其它谣言一样缺乏根据——说她是他的情妇。　　希特勒权力上升后，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为伍。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致使他的老关系贝希斯坦太太打翻了她的醋瓶。她公开批其他，对他的某些改革进行斥责。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一般说来，她总是先问元首是否疯了，然后破口大骂，令他无法招架。“在凶恶的骂声中，希特勒像行为失检的小学生一样，羞愧地站立着。”　　希特勒眼界的不断开阔，使爱娃·勃劳恩尤其悲愁。在他上台后几天，他给了她一个婚戒、一个耳环和一只镶宝石镯子，作为她２１岁生日的礼物。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妇结婚。比诸先前，她更少与他见面了。他偶尔也会从柏林给她打来电话——一般是从公共电话间打来。为了不使她父母得知她与元首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她说服了父母，在她寝室内装了一架自用电话。只要他到慕尼黑，他就会叫她到他寓所。但在贝希特斯加登，她一般都住旅馆，目的是抛头露面。　　到了１９３４年秋，她常闷闷不乐，且时间很长。希特勒与她结婚的希望已成泡影。他告诉她，作为第三帝国的首脑，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国家，而不能有家庭的累赘。事实上，他像教皇。他对魏德曼上尉说的借口更是直言不讳。一天晚上，他说，是的，他也向往家庭生活，但是，他一旦结婚，他便会失去许多女人的选票。“于是”，他说，“我便在慕尼黑找３个姑娘，供我左右。”希特勒向他的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透露得更彻底。“爱娃非常好”，他说，“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远不想与爱娃结婚。唯一能使我将我的生命与她联结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希特勒与他英国的嫂子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的前妻布里吉德·希特勒，因为经济极端困难，想再次求助其大名鼎鼎的亲属。她带着儿子威廉·帕特里克返回德国，找到了希特勒，希望他“能给她一点钱，以使她安静”。希特勒把母子二人请到贝希特斯加登。　　但是，到那里后，帕特里克大吃一惊（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说），因为他们被元首的姐姐安吉拉“大骂一场”，再次说希特勒“连他的舅舅都不是”（*威廉·帕特里克与其母最终移居美国，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中服役。他现住纽约郊区，已改名换姓，生有一子叫阿道夫）。　　与此同时，希特勒把许多时间花在外交政策上。因为在外交领域内能否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希特勒便力求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帝国。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的烟幕后，他迅速地建立起了德国各级的武装力量。在纽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中，群众的反应令他受到鼓舞。他于是便在三星期后密令将只有１０万人的陆军扩充两倍。密令发出当天便有７万人入伍。国防预算增至６．５４亿马克。　　即使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突然增设９个兵团司令部、１４个步兵师和７个机械化营，也不能不引起谣传，说这是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这些谣传，加上英德关系的恶化，实在使希特勒关切。另外，由于德国的军事扩充，很明显，英法两国的军事团结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英国并不准备冒大的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英国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于那年秋对冯·俾斯麦亲王奥托透露说，“愿意为别国的利益出国打仗的。”因为希特勒无意染指大英帝国，而他的全部外交政策又是建立在英国的容忍（不是友谊）的基础上，他便直截了当地重新获得他们的同情。　　１２月１９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２５名来宾中，４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尔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当客人就座开始吃简单的饭菜（烤鸡）时，他说：“从兰茨贝格出狱至今天已是１０年了。”他告诉人们，狱中的几乎全体雇员，包括典狱长在内，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政府大怒，把大部分雇员送进警察学校以示惩罚。但不到半年，那地方便成了吸收国社党党员的中心。他们没法子，只好将它关闭。”　　晚餐后，希特勒将不抽烟的客人请到另一房间。罗德米尔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及几位女宾一起，与希特勒出去。在此之前，半犹太血统的斯特芬妮·冯·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将他介绍给了这位报纸大王。希特勒之所以会吸引罗德米尔，是因为他们同样仇恨布尔什维主义。几星期后，当萨尔选区（在天主教的敦促下）百分之九十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联合时，《每日邮报》大声喝彩欢呼。１９３５年１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见了两位更加友好的英国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他带来了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的问候信；另一位罗提安勋爵对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情不自禁向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做说服工作，证明元首是真诚的。　　萨尔和平地回归德国，连法国也如释重负，正式向德国提交一共同建议，以解决包括军备平等和东方罗加诺等问题。（*１０年前在罗加诺签订的协定的主体是一份公约。公约规定，签字国互相保证尊重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疆界——包括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在内）。希特勒于２月１４日谨慎地回答说，他欢迎军备谈判，但要待德国与英国初步讨论后再与法国进行总的谈判是不是会妥当些？　　约翰·西蒙爵士同意于３月初前来柏林。他之来访的前景曾在柏林的外国人士中产生乐观的气氛，但在３月５日的日记中希拉写道：“西蒙原定于后天来此与德国人谈判，但是今晨牛赖特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着了凉，要求西蒙推迟*？德国之行。今日下午在威廉大街略作调查发现，这是‘外交着凉’。”原来，英国曾发表白皮书，公开谴责德国加速军备。　　这便惹了元首。尤其令英国人惊慌的是，希特勒到萨尔协助庆祝正式占领这块被角逐的土地时，当地居民竟表现出无比的热情。　　３月１０日，希特勒在他的外交棋盘上又走了一步。他单独向《每日邮报》的普赖斯透露。最近德国空军已正式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一个兵种。如同希特勒希望的，无论是英国或法国，官方均未正式发出谴责。相反，可能对此已有所闻的约翰·西蒙爵士，通知下院说，一旦元首感冒痊愈，他仍计划出访柏林。法国所作的反应也仅是由国防部提议，延长部队的服役期。　　这种弱不禁风的反应，希特勒未与其将领们磋商便将之击败了。３月１５日上午，他令首席副官在慕尼黑的“四季旅馆”与他会面。他指示副官发布重新征兵和扩充武装力量的消息。当晚，国防委员会便举行会议，讨论希特勒之令他们惊慌失措的征兵计划。冯·勃洛姆堡将军对各大国可能作出的反应表示关切。里宾特洛甫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把勃洛姆堡的关切不放在心上。“您说的全是胡说八道！”勃洛姆堡生气地反驳说。他整晚都在攻击这一计划，次日早晨，待他与弗立契向希特勒汇报时，他的反对意见被迫息了。　　那天下午，星期六，约１００名外国记者挤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谁也不明白为何突然把他们找来，所以室内空气有点儿紧张。戈培尔进来了，“看上去既煞有介事又严肃”。他大声宣读了一份新的法令，宣布全面实行兵役，将和平时期的兵力增至３０万人。这虽然人人都猜测到了，但它仍令人震惊。罗希纳和几名记者连忙跑进大厅打电话——尽管戈培尔还在回答问题。　　就在那时，法国大使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书房内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弗朗斯瓦·本塞抗义说，这份通知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事先不与法国接触或讨论便让法国接受既成事实表示遗憾。　　希特勒庄严地、坚信地反驳说，他的意图纯粹是自卫性的。法国没什么可害怕的。他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他破口大骂俄国人。这样，大使离去时几乎相信，希特勒无意发动反对法国或英国的战争——只决心毁灭苏维埃政权。　　法国对德国再次显示武力所作的回答，是向国联提出毫无意义的呼吁。３月２５日上午，英国的官方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希特勒。首次充任元首的翻译的包尔·施密特注意到，当元首向约翰·西蒙爵士、艾登和大使埃力克·菲普斯爵士问候时，他的微笑是“特别友好的”。他们在总理府矮桌旁坐着。在场的有牛赖特和里宾特洛甫。　　西蒙宣布，英国政府和人民首先需要的是和平，真诚希望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合作，朝这一目标前进。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即英国的公众，他说，对类似德国“退出国联，奥地利及某些单方声明”那样的事件“非常不安”。英国“并不反对德国，但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危及和平的事情。”　　知道施密特是个能干的翻译，而自己又精通德语的艾登回忆说，“希特勒的回答特别巧妙，一方面是特意请求，另方面字里行间又在威胁。”在第二轮会谈中，元首的个性给艾登“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好像是“消极的，肯定是不令人佩服的”，而且，“相当善于随机应变。”同时，艾登又佩服希特勒主持会议的方法，“毫不犹豫，又不作记录，与一个知道自己目标的人完全适应。”　　他对他的行动一一作的解释，虽然可信却不能令人折服。例如，他矢口否认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理由是，他从未在上边签字。他的碧眼盯着约翰爵士补充说，他宁愿死，而不愿这样做。德国也从未违反过条约——除了在滑铁卢一役中，普鲁士军前来援助英军时。而在那一次，威灵顿将军也未提出抗议。“自接触他以来，这肯定是最能令希特勒高兴的”，艾登评论道，“我认为这条提得很尖锐，提出时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在上午的会谈中，希特勒镇静而彬彬有礼地进行辩驳，这不仅令英国人吃惊，连他的翻译也吃惊不小。然而，在进午餐后，当牵涉到立陶宛的东方公约被提出来时，他失去了*？静。“我们与立陶宛毫不相干！”希特勒喊道。目前，那里正在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阴谋审判。他眼睛里射出怒火，声音粗哑，连ｒ的颤音也出来了。“他们在梅墨尔践踏德国少数民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决不与这样一个国家签订条约！”他怒斥道。片刻后，风暴平静了，他又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谈判者。这次，他是据意识形态之理进行辩驳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他平静而有力地说，“任何联系都绝不可能！”　　在当晚的宴会上，希特勒心情愉快，热烈地与艾登交谈起战时各自的经历。他们曾在奥塞河两岸面对面厮杀。于是，两人便在菜单后面画起战地地图来。他们的谈话内容有些给弗朗斯瓦·本塞偷听到了，所以，吃完饭后他便问艾登，他是否真的与希特勒打过仗。艾登回答说好像是，法国大使便讽刺地说：“你想念他吗？你应该枪毙他。”当晚，艾登在日记里写道，“结果很糟，整个调子和平衡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很明显，重又用普鲁士精神武装起来了或正在武装。俄国现在成了魔鬼。”　　竖日上午１０时，西蒙爵士建议讨论装备问题。他说，英国最近正与各大国单独进行磋商，为召开大型的海军会议作好准备，因为大会要修改现时的海军条约。他邀请德国到伦敦去参加类似的非正式的磋商。希特勒当场接受了。他重又提出了先前已向菲*？斯大使提出过的问题：把德国的吨位限制在英国舰队吨位的３５％。与此同时，他看不出“有什么天时或地利”能强其他“承认法国或意大利的舰队优势。”　　此时，希特勒戏剧性地拿出一封电报，并愤怒地读了*？来。令人吃惊的是，温和的政治家顿时又变成了狂暴者。这封电报宣布了对那些被控叛国的立陶宛德国人的有罪判决。希特勒生气地问，如果凡尔赛条约将英国的一部分土地硬割给像立陶宛那样一个国家，英国会怎么样？如果英国人只因为像英国人那样行动便遭到严刑拷打和监禁，他们又会怎样？　　他的怒容很快便消失了，他又恢复了温和的常态，只要求在军事上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平衡。中午，他们是在英国使馆吃点心的。这也是元首第二次步入外国大使馆。午餐后，与会者又返回总理府。希特勒对俄国向西推进的企图进行抱怨，说到这里，他辛辣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称为“俄国人伸出来的胳膊。”他又重申，在军备问题上，德国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西蒙和艾登都在耐心地、心平气和地倾听。这给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在两年前，德国代表像希特勒现在那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那末，天都会塌下来。我也不禁怀疑，比诸外交部所采用的谈判方法，希特勒是否已用品造成既成事实的高招走得更远了。”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宴会。他原来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红色卍字章，现在却改穿燕尾服。在他的翻译看来，他是个“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来回穿梭，好像他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似的”。宴会后，希特勒对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在内兴高采烈地大谈起外交成就。他像小学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盖。“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国人”，他说，“即使撒谎，他们也撒得漂亮，一点不像法国吝啬鬼。”　　会谈结束后一天，希特勒把与英国海军之比是３５％一事告诉了海军总司令，并指示他按计划建立海军——但“不要大肆宣传，以免使英国对其它大国的困难处境复杂化”。希特勒决心与英国和睦合作，并继续向对德国处境表示同情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们献媚。４月间，他在慕尼黑寓所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举行午餐会。莫斯雷退出了工党，当上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主席。他评论说，希特勒的“迷人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也许这是个不合适的话题。反正，他并未试图施展那种效果。他很其实，整个午餐过程中，他都以温柔得几乎像女性的魅力待我。”　　在伦敦，一位极为重要的德国事业的追随者，正在重申起先前的同情。他就是威尔士亲王。在与霍希大使进行的一次长谈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再次对德国的地位和期望表示完全理解”。　　（３）　　在柏林，由于赫尔曼·戈林和女演员埃美·松纳曼准备结婚（他的第一个妻子卡琳，在久病后于１９３１年去世），繁忙的国际事务也暗然失色了。各组织及企图取宠的个人送的礼物，像洪水般朝他们涌来。博物馆送来的画是“永久借贷”的，其中有两幅克拉纳赫的油画，是无价珍宝。除东方地毯、挂毯、银台和首饰外，还有萨克森的香料饼、黑森林的樱桃酒、奶酪和牛。小礼品在柏林的官邸展出，大件礼品则用卡车运至首都附近的庄园——叫卡琳大厅，是以其前妻的名字取名的，但拼法不对。　　４月１０日举行的婚礼，可说是好莱坞的作品。电台一幕一幕地向全国广播。豪华的婚礼——由一名主教主持，由元首本人当证婚人——由于突然有两只鹳在福音教堂周围盘旋而终止。这原是一位空军飞行员俯冲下来无意中放的，与婚礼完全无关。当新娘新郎从教堂出来时，军乐队奏起了《罗安格林》的进行曲。教堂外，新郎新娘从伸出的剑搭成的拱门下走过，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还集体行了罗马式的敬礼。　　次日，戈林邀请罗希纳和另外５名记者前往总裁府参观礼品。“诸位先生”，他对他们说，“我请你们来的目的，是要你们看看我的人民给我送来的礼品。就像陛下一样，一点不错吧？”“反正”，罗希纳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戈林用不着挨饿。假使他有朝一日受穷，这些礼品起码能当出１００万，或更多钱。”　　戈林的马戏，由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会议同一天在斯特莱萨召开而被贬黜了。希特勒原以为法国的建议其它两国是不会接受的，但与其愿望相反。会议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谴责德国的重新武装为不合法，并重申忠实于罗加诺原则。赖伐尔、麦克唐纳和墨索里尼的出席又为公报增加了份量。原想孤立法国的希特勒，发现自己有受孤立的危险。数周后，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样便加重了他的危险。由于苏联——法国条约与元首的基本战略格格不入，希特勒便重又竭力向他的朋友罗德米尔勋爵保证，英国没有理由怕德国。５月３日，希特勒写道。从建党早期开始，他就计划要与英国合作。“英国与德国这样的条约，不但对和平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代表了世界上１．２亿最宝贵的人民的愿望。英国历史上搞殖民活动的举世无双的天才及其海军力量，将与世界上第一批军国主义之一的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　　罗德米尔是用不着说服的。在他的报纸中，他继续为德国描绘出一幅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是英国总的反应是恐惧的。当麦克唐纳得悉希特勒将于５月中旬后发表重要讲话时，他表示关切，并决定在演讲发表后让下院辩论军备问题。　　这篇令人害怕的演讲是在５月２１日作的。希特勒再次让世界吃了一惊。当日早些时候，他颁布了一条秘密防务法律，让沙希特主管战争经济，并改组了武装部队。将国防军正式改组为武装力量，由希特勒任最高总司令；勃洛姆堡的头衔也由国防部长变为战争部长，且得到了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贝克之未泄露的军队首脑的头衔也改成了总参谋长。至少在私下里，黑桃可以称作黑桃了（直言不讳——译注），但是，当希特勒于当晚站在麦克风前时，他轻松而自信，又成了温和的典范。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和平，他也不抱征服的梦想。他宣布，战争所带来的，只是毁灭国家的花朵。　　在重申“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后，他提出与各邻国（背信起义的立陶宛当然除外）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并保证遵守罗加诺公约。他所需要的无非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３５％的舰队而已。他保证，那将是他的最后要求。“对德国而言”，他发誓，“这个要求是最后的，永远不变的。”　　在国外许多有影响的人士中，他的话被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伦敦的《泰晤士报》说，他的讲话“合理、直率而全面”。只此一举，希特勒便扭转了孤立的局面，为在即将到来的海军会议上同情地接受德国的要求*？铺了道路。这次会议刚好于两周后在英国外交部召开，由乔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任德国代表团团长。日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曾给他提出了极好的咨询意见，因此，他便稳坐在会议桌旁。这位海军武官告诉他的德国同行，１９２１年日本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议时，错以为可以与英国人搞一桩“交易”。“结果，当英国人挑拨我们的外交官员与海军专家的关系，使他们几乎成了死对头时，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建议，德国集中力量坚持一个明确的要求——例如３５％的比例——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即使有破坏会议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一旦英国人醒悟到德国矢志不渝，他们就会慢慢让步——同时还会对对手更加尊敬。　　会议于上午１０时开始，由西蒙主持。他与平常一样和蔼可亲。他指出，会议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各海军大国会议铺平道路；否则，各国的军备竞赛就会加速进行。光限制吨数是不够的，对某些危险的舰只应该清除。　　遵照日本武官的建议，里宾特洛甫拒绝讨论其它问题，一心要得到那３５％的比例。”如果英国政府不准备立刻接受这一条件”，他说，“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谈判。我们坚持立刻作出决定。”他保证，英国一旦接受这个比例，关于建立海军之计划的技术问题便可立刻得到解决。　　虽然里宾特洛甫的英语讲得很好，但仍由施密特担任翻译。令施密特吃惊的是，他的上司竟立刻——且又是如此不讲外交辞令！——把日程上最困难的问题提了出来。他不明白，是因为里宾特洛甫缺乏外交经验呢，还是对指示盲从。里宾特洛甫之所为，除按日本武官的狡猾的建议行事外，其实是在执行希特勒多年来成功地使用过的令人惊慌失措的战术。两星期前的讲话是胡萝卜，现在的是大棍。　　施密特将里宾特洛甫的话翻译过去后，他发现，西蒙的脸红了。他生硬地回答说，谈判一开始便提出这样的条件，这是很不平常的，对此，他当然无可奉告。他一边说，一边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后便离开了会场。场面一时尴尬起来。片刻后，罗伯特·克莱普爵士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代表英国表示坚决反对。但是顽强的里宾特洛甫也毫不让步。下午，他们再次会晤，但毫无进展。施密特觉得，会谈肯定被破坏了。他已开始在想，飞回柏林时的天气不知如何。但是使他奇怪的是，英国人竟提议次日上午再次会晤——这次会谈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军部会议室进行的。　　这是一间大会议室，镶着嵌板；室内放一张长桌，桌四周放着红漆椅子。施密特对此友好之气氛原就觉得奇怪，不料，当令人生畏的克莱普宣布，英国准备接受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要求时，施密特的奇怪便上升为吃惊（“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６月６日，约翰爵士返回会议；他红光满面，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这样德方便大获全胜。全面的协议友好地达成了，里宾特洛甫之“相当难堪的态度”也不翼而飞，变得彬彬有礼了。英国不但同意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舰队之３５％的吨位，而且还作出让步，让德国拥有４５％的潜艇。里宾特洛甫回到德国后，成了一名征服英雄。用谈判方式取得了德国海军的全部秘密目标，这便把希特勒从一个实力派变成了政治家。被一所谓盟国单方采取的行动（恰好又是在滑铁卢纪念日那天采取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法国，向伦敦发了一份愤怒的照会。但英国的公众舆论却几乎一致赞成（温斯顿·丘吉尔除外，他谴责这一协定，说它破坏了英国的安全），连对希特勒采取敌视态度的政治家也支持这一协定。　　可以预言，这份协议使威尔士亲王满心欢喜。在签字那天，他对霍希大使说（在阿斯科特与王后一起进午餐时），在最近一起有争议的讲话中，他热烈同意德国人与英国的老手们接触，这“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他没有提到的是，为此事他遭到国王一顿斥责：“亲爱的孩子，我经常地告诫你，切不可与政治厮混，尤其是与外交有关的事务。你昨天发表的观点，不管多么敏感，据我所知，是与外交部的意见相反的。”尔后，若不与政府商量他不得再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讲话。父亲的斥责，不管多么令他不安，却未能封住王子的口。他立刻又对另一有争议问题发表讲话，攻击伦敦县议会禁止在他们管辖范围内各学校内的学生团使用武器，包括木枪在内）。威尔王子补充说，“众所周知，政治家的特点是胆小怕事和犹豫不决。恰当时刻的直言，那怕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理应保留的界限，比诸胆小和迟疑，能更快地奏效。”他的这番话被用电报传回威廉大街，在那里，对本来就言过其实的英国亲德情绪又添枝加叶，加深了元首之理由不足的假设。即，此后英国的让步不再会有限制了。　　对伦敦条约，苏联的反应几乎与法国的一样强烈。它证实了这种怀疑；英国统治阶级内的某些分子，包括继位王子在内，正在帮助德国加强迫波罗的海之海军力量以便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远东则支持日本的野心。尽管忧心忡忡，苏联还是与希特勒签订了贸易协定。希特勒将对苏贷款提高至２亿马克，并准备在１０年内，将此数字增至５亿。这并不是放弃其生存空间之梦想，而是在国际外交游戏中另一着棋。这是因为，在与西方谈和平、与东方做买卖的同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则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速度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估计要快得多。　　（４）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波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杰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作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作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７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２月１８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３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５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到今晚１０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２５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３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　　“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５月２３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１４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其后，爱娃于５月２９日凌晨吞下了２０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９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３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房租是由他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时不慎将它吞了下去。医生没发现什么，只用２．５％的硝盐银溶液给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医生只好将一系列的标本送给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称他的病人为阿道夫·米勒）。８月２１日，结论下来了：“阿道夫·米勒”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块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轻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还是抽不出多少时间去看爱娃，因为他又在为１９３５年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作准备。另外，他之深夜私访爱娃又引出不少谣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他带来麻烦。爱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她父亲为此暧昧关系，即使是与德国的国家元首，而感到丢脸。９月７日，弗里茨·勃劳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让爱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劳恩很谨慎，叫霍夫曼将信亲自交给元首。但这位摄影师更加谨慎：他把信交给了爱娃。她撕毁了信，但有意给父亲这个印象：元首读过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劳恩太太瞒着丈夫，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直接寄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压根儿就未获答复。　　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主要演说是在９月１１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发展文化，却发展成对犹太人的另一次攻击。他攻击说，犹太人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但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以致使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如同他对各大国保证的那样，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１６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９月１３日，他下令在２４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草就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公民法》。苦恼的作者们很快便把纸用完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旧的菜单。直到９月１５日凌晨２时３０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它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９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这可能“为德国人与犹太人建立可容忍的关系铺平道路”这些温和的言辞后边立刻出现了威胁性的语言：“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实现，犹太人在国内外的煽风点火得以继续，那么，我们的这种立场就得重新检讨。”　　（５）　　希特勒实在有幸。由于本尼托·墨索里尼的蠢举，世界的注意力一下子便从希特勒新近对犹太人的攻击及其非法扩军上移了开去。１０月３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全球群情激愤。一个文明国家，怎么能迫使原始部落骑在马背上与战斗机和坦克作战？对自己之平息计划健忘的英美两国骂得特别起劲。英国则在国联牵头对意大利实行有限制的经济制裁。尽管德国国内呼声四起，反对意大利而同情埃塞俄比亚者甚众，希特勒仍公开拒绝声援海尔·塞拉西皇帝，暗中则给予军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运送原料，企图拖累意大利（和英国），使德国得到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对墨索里尼的援助也是想试试英国会对德国藐视国联之举作何反应。情况很快便表明，英国将不采取报复行动。这肯定加强了希特勒的信念，即英国人准备与他达成协议。　　为了重新控制局势和自己，希特勒深居简出。在秋季的最后４个星期，他没有公开露面。罗森堡认为元首病了，但有可能是圣诞前之低落情绪又来临。更有甚者，他也面临着一个关键而令人不快的决策，而这决策又与纳粹党的前途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航向有关。希特勒已到了差不多要破斧沉舟的境地了。他与他的党虽然控制了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褐色革命”却停步不前。他以外交政策为代价，对国内的一切均放任自流。他不是在开创，而是在反动。因此，公众对党的兴趣极低。申请入党的人少了，党员对党的活动也不如从前积极。　　１９３６年１月３日，希特勒召开地方长官和帝国长官会议，期望他们能安于已发生的情况。在讲话中，他全盘透露了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并暗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之美好前程。然后，他以让人忆起前几年党面临分裂时的情景的绝望神情，请求他的听众明白，除非党的领导阶层“组成一个统一体，并忠诚于他”，否则，要取得这些是不可能的。恳求刚完，他又动用感情，要求绝对忠诚。这些他成功了，所用之方法——如同在１９３２年那时一样——是以自杀相威胁。听众被吓得目瞪口呆。大会主席赫斯连忙向他保证，他走到那里，室内的每一个人都将以无可怀疑的忠诚跟他走到那里。　　元首的精神立刻复活了。２月中旬，他作好了采取下一步的准备——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个地区包括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以及莱茵河东岸长达３０英里的较长地带，其中包括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波恩三城。１月２０日晚，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这位君主之死，更令他野心勃勃。乔治死后，由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八世继位。此人是个有个性者，善独立自主，对德国之众多要求均表同情。在继位国王的首篇广播演说中，他明确宣布不予改变。次日，来自华盛顿城的消息证实了这点。汉斯·路德致电威廉大街说，美国国务院西欧事务处处长在与新任国王的一次“极坦率的”交谈中得悉，国王“不同意法国复活友善关系和将英国拴在法国大车上所作的努力……”他更反对法国拟将德国强置于其膝下的企图，并宣布，他对德国之困难处境深表同情。在爱德华登基后的第一个月内，科堡公爵与他交谈三次，亲耳听到了爱德华国王的保证。“我提出一个问题：如鲍尔温（首相）与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会谈，这是否对未来之德英关系有所稗益？”公爵报告说，“对此，国王的回答是：‘这里谁当国王？是鲍尔温还是我？我自己就想与希特勒会谈，在这儿谈或在德国谈。请将此话转告他。’”　　有了英国这样的鼓励，加上国联对意大利之侵略行径所采取的措施既半心半意又有气无力，这便加强了元首占领莱茵兰的决心。既然英国不通力阻止墨索里尼，那末，如他效法墨索里尼并步其后尘，英国充气量不过作作公开抗议罢了。　　２月１２日，他召见驻巴黎代办，商讨法国对重新将莱茵兰变为军事区会作何反应一事。同日下午，他对冯·弗立契将军谈到了军事行动问题。陆军参谋长对此一点儿也不热心。为何不举行谈判？希特勒争辩说，谈判要花上几个星期。又说，他只想搞个象征性行动。将９个步兵营及一些炮队开进莱茵兰需多少时间？弗立契说，两天；但警告说，若有一星半点的战争危险，就不该行动。　　希特勒原则上同意了，但把驻意大利大使马尔里希·赫塞召回国内，并说，他目前“正在考虑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德国是否应以巴黎批准法苏条约为由谴责罗加诺公约，并在莱茵兰驻军？此时，据赫塞的正式备忘录说，元首透露，他早认为１９３７年春是占领莱茵兰的恰当时刻。但政治的发展又使他怀疑心理上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他在问自己，是否应找墨索里尼，建议他以罗加诺公约受到违反为借口，谴责罗加诺公约，接着他便予以效仿。”　　不管是何种情况，希特勒此时正在下决心采取行动，但又向法国人保证他是有和平意图的。“两国保持友好，此非明显地有利于两国吗？”２月２１日，他对记者贝特兰·德·尤弗纳尔说，“我希望与法国缓和紧张局势……你仍认为德国有可能侵略，这太离奇了。”听了这番话后便安静下来的法国人，本应注意元首后来对尤弗纳尔批评《我的奋斗》一书时的回答：“你要我修改此书，好像我是个作家准备重版自己的作品似的。我不是个作家。我是个政治家……我将在历史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加以修改！”　　直到次日，赫塞大使才将希特勒对可能批准法苏条约的严重关切转告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回答说，他是不同意这份条约的，但它与意大利无直接关系。这至少表明，如德国谴责罗加诺公约，墨索里尼将会袖手旁观。于是，元首便下令开始“冬季训练行动”。３月２日，勃洛姆堡向三军司令下达预备令，于“Ｚ—日”将部队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３日后，勃洛姆堡将“Ｚ—日”定在３月７日，星期六。舞台已布置好了，但因某种缘故希特勒丧失了胆量，问他的军事副官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行动日期是否仍可推迟。回答是可以。希特勒接着说的话更有意思：找到能取消“冬季训练行动”的最近日期是哪天。　　那天下午，英国外相艾登回到伦敦。当晚，他便向内阁汇报说，法国人拟求助于他们对莱茵兰的权力。“对英国人民来说，这是个值得怀疑的事业，”他在回忆录里评论说，“那时，为反对德国占领莱茵兰而主张与法国一道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在英国千里挑一也难。”　　的确不错，对元首表示关切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而元首当晚也“彻夜难眠”。“我反复问自己”，他后来向霍夫曼私下透露，“同一个问题：法国会做些什么？会反对我几营小兵力的前进吗？如果我是法国人，我知道该怎么干：我会痛击之，不让一个德国兵越过莱茵河。”　　星期五，即“Ｚ—日”前一天，有关人士宣布，国会将于次日中午举行会议。柏林外交界猜测，眼下必然有事。当晚，德国主要报纸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都被请到宣传部开会。　　记者们摸不着头脑。戈培尔通知他们，由于他们次日就要秘密出发，只好将他们集中扣押，以待天明。元首又一晚不能成眠，在简朴的小铁床上辗转反侧，脑中不停地在考虑法国将作何种反应。英国并不使他发愁；他之所以选择星期六这天，是因为这日没有一个官员上班。“他们要到星期一才上班”，他对魏德曼说，“到那时激动情绪已成过去！”　　星期六一大早，一支特殊先遣队便向坦贝尔霍夫机场进发。那里已有一架“容克”运输机在等候。飞机器飞后记者们仍不知他们飞向何方，连驾驶员也不知目的地在哪里。驾驶员要在规定的时间才能打开锦囊，那时他才知目的地在哪里。　　上午１０时，德国大使拜会了艾登。在讨论了一阵另一个英德协定后，霍希突然说：“我要告诉您一件极重要的消息。消息的前一部分恐怕不适合您的口味，但后一部分却比近年来提的重要得多的建议要好。”他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攻击法苏条约违反了罗加诺公约。因此，德国便决定收回莱茵兰非军事区。霍希继续读道，希特勒提出与东西方国家分别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他也愿意重返国联。　　艾登对莱茵兰行动深表遗憾，但又说，他将慎重考虑德国的建议。他说，德国对国联的态度如何，这是最重要的。此时，霍希说，德国返回国联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然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说，“至于莱茵兰，德国不过是派几支小先遣队到哪里去罢了。霍希一走，艾登便召见法国大使，对德国的行动深表遗憾。艾登说，对罗加诺公约进行谴责，这是“可叹的”，但这需要由英国内阁进行考虑。由于大部分阁僚都在乡间别墅，此事需待星期一。　　在与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外交代表进行简短的会见后，艾登便给首相鲍尔温打了个电话，之后便立刻前往首相官邸向他汇报。“他个人虽然对法友好”，艾登回忆说，“但他心中明白，如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是不会予以支持的。我只能同意。我告诉他，关于罗加诺问题，，希特勒真诚地与我谈过。我不能再相信他了。”“鲍尔温也不再相信希特勒，但他同意等待，看法国人，将作何反应。”　　上午１１时３０分许，载着先遣队的“容克”在科隆着陆半小时后，记者们便与数以千计的德国爱国者站在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霍亨佐仑大桥上。１８年前，被缴械的德军从法国后撤，垂头丧气地打这里走过。突然间，人群听到了脚步声，铁轮的隆隆声，以及马蹄声。当首批德军上桥时，人群中爆发了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在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其它部队也至少从５座桥上越过莱茵河。“冬季训练行动”共有１９个营的兵力，但只有３个营越过莱茵河。即使如此，这一小部队带来的热情（对德国人而言）和恐惧（对法国人而言）都是异常巨大的。　　在克罗尔剧院内，希特勒正在对国会发表讲话。他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外交代表席除外）。他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合众社记者、新近才从威廉斯学院毕业的学生理查德·赫尔姆斯，“像老鹰一样”盯着希特勒。元首长篇大论地论述凡尔赛条约如何不平等后，讲演的速度缓下来了。他神情紧张，在讲台后把手巾在手中换来换去。他脸色苍白，很不自然，好像吃不消似的。之后，他缓缓地，用压抑的声调说：“此时此刻，德军正在前进。”　　剧院顿时成了疯人院。　　事实上，那３个营德军已跨过莱茵河——但有令在身，即，若遭法军挑战，便边打边退。　　第十四章　“带着梦游者的保证”　　１９３６．３—１９３７．１（１）　　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斯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奇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有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起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２．５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４８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作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作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３月１２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３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进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２４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６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４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作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其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得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作决。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上有“兴登堡”号轻气球（画满了卍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末，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３月２９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３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知名人士交际极广的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的简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５月１７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１８８０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它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律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几乎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格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３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个时期，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特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二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７月２２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刚好在白莱特参加庆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则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二则可“锻炼我的年轻的空军”。希特勒派出了部分运输机群，还派出了不少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机枪，以作试验——仅此而已。延长西班牙内战，这不但对德国有利，而且还能阻止墨索里尼——业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国和英国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转向德国。　　里宾特洛甫则告诫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因为英国肯定对德国之干预会不高兴的”。希特勒辩解说，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有责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业已由左派统治的），法国必然会被布尔什维克化。“若被夹在强大的东方苏维埃集团和西方的法—西集团之间，一旦遭苏联进攻，我们便会束手待擒。”　　（２）　　那年夏天，奥林*？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由于德国采取反犹政策，英美法三国曾极力进行抵制，但未能奏效。希特勒急于将此次运动会变成纳粹成就的橱窗，便作了不少让步，允许象征犹太人的花剑选手赫仑纳·梅耳，曲棍球明星卢迪·巴尔代表帝国参加此次运动会，而另一个犹太人乌尔夫岗，菲尔斯纳上尉则负责兴建和组织奥运村。更重要的是，公路沿途的反犹标语牌以及禁止犹太人进入疗养地带的公告均被拆除。在柏林，施特莱彻的《前锋报》也从报摊上消失。事实上，反犹运动整个儿停止了。他们对此和解的标志进行了大肆国际宣传，致使许多外国人蜂涌至柏林，并受到热情接待。　　８月１日举行开幕式时，天空万里无云。当日下午，希特勒领队通过凯旋大街，朝体育馆走去。他的长蛇阵式的车队，在４万名冲锋队员和其它卫队的保护下，沿着十里长街缓缓前行。队伍抵达体育馆后，身穿最朴素制服的希特勒，与两名奥林匹克官员一起，向前走去。跟在他后边的有保加利亚国王、瑞典继位王子、希腊继位王子、意大利继位王子，以及墨索里尼的儿子。他们沿道地道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受到了３０支喇叭吹奏的铜管乐的欢迎。这支管弦乐队由理查·施特劳斯指挥，还有一支３０００人的合唱队。他们演唱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维塞尔森林之歌》和施特劳斯为此次运动会创作的《奥林匹克之歌》。希特勒正式就位时，１１万观众同声欢呼。有些代表团行的是奥林匹克致敬礼——右手伸直至身旁，令观众大为开心，但奥地利代表团却将之改为纳粹抬臂礼。保加利亚人做得更甚，他们还操了正步。由２５０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进场时，掌声最响。他们行的致敬礼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奥林匹克式的。头戴草帽的英国人进场时仅来了个“向右看”，使许多观众大为不快。获得掌声最少的是美国队，有些观众还无礼地跺脚。经过主席台前时，他们只“向右看”，连旗子也未落而复升。　　次日，由于德国人汉斯·沃尔克打破了奥林匹克铅球记录，希特勒前来祝贺，也对打破万米长跑记录的三个芬兰人和获得标枪冠亚军的德国女选手表示祝贺。待跳高项目中德国选手全部被淘汰时，天色已晚。希特勒未待与三名美国选手——其中两名是黑人——握手便离开了运动场。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贵宾，应该对全体获胜者祝贺。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选择，所以未与获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欧文斯见面。为此，有人便大肆渲染，说元首有意冷落这位伟大的黑人运动员，但欧文斯本人却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贺，“我打总理跟前走过时，他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手回礼。他认为，作者这样批评德国引以为自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元首几乎观看了每一场田径赛，使他的左右惊讶不已。每当德国运动员竞技时，他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热情观看，脸部还在抽搐（在曲棍球比赛时，由于太紧张，不敢看下去，事后才让人向他报告比赛情况）。运动会于８月１６日结束，希特勒出席了闭幕式。当乐队奏*？《运动会结束》之歌时，运动员们跟着乐曲的节拍欢快地起舞，观众则热情洋溢地与他们告别。场内有人向希特勒——在闭幕式上他没有节目——“欢呼胜利”，接着欢呼声四起，全场响起了“欢呼胜利！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欢呼胜利！”的欢呼声。　　运动会是纳粹的胜利——虽然不怎么够格。德国人获得了大部份的金牌（３３枚）和大多数的银牌和铜牌，奇怪的是德国人竟以５７分的悬殊比分击败了获亚军的美国人。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观众在离开德国时，对所是到的热情接待表示高兴，对自己所见之希特勒帝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运会上获得的成绩，由于雷妮·里芬施塔尔拍了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而获进一步巩固。尽管戈培尔进行破坏，甚至不让她进场，她还是拍出了一部获得全世界欢呼的影片。　　在尔后进行的自我祝贺的凯歌声中，却插上了一曲悲歌。负责建造奥运村的菲尔斯纳上尉，由于是犹太人，在最后一分钟被撤换。在参加了为他的继任人举行的宴会后，他便用手枪自杀了。　　（３）　　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凭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狄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竖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１０００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待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１０００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首先，１０００马克左右一事，现在却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三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子。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诸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２５０马克，１９３８年时增至５００马克。之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３０００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地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斯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１９３６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希特勒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１５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涮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作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舶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向任何人说话，连向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纳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汇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１９７０年出版的《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ｉｓｓｅｍｕｎｄＢｒａｗｎｅｍＨａｕｓ》（直译《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间》——译著）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个暗杀阴谋。　　（４）　　私人问题虽然令希特勒意乱神迷，但在谋求德国至上的征途上他却未停步。１９３６年夏天，他用可怕的语言，就战时经济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一式三份，戈林和勃洛姆堡各执一份，另一份由他自己存查。在备忘录中，他写道，德国的潜力有多大，军事力量就应有多大。这是一项紧急任务，不允许“优柔寡断。”德国不但缺乏原料，且人口过剩，靠自己的土地不能养活自己。“老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必须将措施付诸行动，才能在将来最终解决问题，在此之前则应暂时松弛一下。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生存空间，或扩大我国人民的原料和食品的来源。”他继续说，最终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与其要等待到下一次大战，不如在和平时*？便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还有其它需要，也必须着手进行经济调查和试验。”必须尽快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以达到下述目标：“１．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的准备。２．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准备。”　　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巩固与英国的关系，而在对付一位如此富有决心和如此狡猾的领导人时，英国人又一再表现出他们是何等的愚蠢。他们坚信，用让步和谅解的办法，他们定能让希特勒就范，而他则在去年一年利用了英国人的误解，与他们进行妥协谈判，并含混不清地提出签约。带着希望和善意的英国要员继续涌向德国。从德国回来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因比竟相信希特勒怀有和平意图。凡尔赛条约的作者之一、战时的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也有同样看法——尽管他曾极力推行“绞死德皇”的口号。９月４日下午，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的台阶上热烈地欢迎了他。“对促进两国间的良好关系本人历来是很感兴趣。”劳埃德·乔治说：“在战争结束后本人也重新作出了努力。”他说，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便在尔后数月内签约，否则，两国便会分离。　　“本人衷心同意”，希特勒回答说。年轻时他就有建立这个同盟的幻想。两个民族系同盟，主要是要互相了解。对未来文明构成威胁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他连忙说，这不是幻想出来的恐惧，而是现实的危险。因此，西欧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对西班牙内战表示关切，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掌握西班牙已到异乎寻常程度的担忧。“我为何要如此忧心忡忡呢？我并不是怕俄国人进攻我们。但是如果我周围的国家都布尔什维克化了，那末，从经济观点看，我国会成个什么样子？这里的一切，都处在千钧一发中。”　　客人走后，希特勒对另一个家人海因斯·林格说，前首相对他说过，在战争期间，英国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差点投降。“我告诉劳埃德·乔治说，这我同意，但是，德国的灾难是，他是在‘十二时差五分投降的’。”他的客人同意，德国投降得太早了。“不过，我告诉他，若德国与英国再战，只要我还是元首，德国就会打到十二时过五分。”　　施密特陪同首相返回旅馆。在进口处，劳埃德的女儿讥讽地喊了一声“欢呼希特勒！”前首相并未发笑。“自然要欢呼希特勒！”他一板正经地说：“我也这样说，因为他实在是个伟大人物。”　　１９３６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纪念，可以预言，给劳埃德·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纪念活动比先前的更加壮观不说，它还以两大运动为标志：为达到自给自足而实行的“四年计划”和以反对“混乱力量”为名，实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进军。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纽伦堡庞大的体育场上，希特勒对集结在该处的１６万名褐衫党徒和党卫军发表讲话，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车（“麦塞蒂斯”）回城，不时向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和站立在阳台上朝他喝彩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合众社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小汽车紧跟其后。与赫尔姆斯同行的还有五六名各报记者，他们均应邀前往纽伦堡城堡与元首共进午餐。　　“待我们抵达时，赫尔姆斯回忆道，“我也得了妄想自大狂。我觉得，即使欢呼声不是为我而发，自己的身高足有１０英尺！”　　客人们被请到城堡的塔楼上。在那里，他们看到的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使赫尔姆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早些时候的那种炫耀的表演不但已完全消失，相反，他显得手足无措，双脚不停地前后摇摆。很难相信，正是此人片刻前在向疯狂地欢呼的冲锋队挥动胳膊，大声疾呼：“这个时代的奇迹是，你们发现了我——千百万人中的一无名小卒。”然而，一当某人提起布尔什维主义，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再次成了演说家。他攻击说，莫斯科正在想方设法统治欧洲，但德国不答应。“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疯狂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意大利，都是现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的过来人。”下面街道上，人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元首！”，于是，他只好步出塔楼，向他的慕名者致意。　　赫尔姆斯走了。对于他在塔楼之所见，比诸在体育场所看到的一切，他印象尤为深刻。他觉得，在这里，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计划也是合理的”。　　大会的最后一天，人们观看了大型军事表演。在模拟空战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枪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场上表演了一场真如实战的机械化战斗。党的生日纪念结束了——一方面保证实现和平，宣布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胁。相信元首一贯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实信徒，连劳埃德·乔治对自己在德国之所见所闻也几乎置信不疑。在《每日快报》的一起文章中，他写道：希特勒单枪骑马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他是天生的领袖，是具有坚强意志和英勇无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轻一代的崇拜。　　新踏上的征途使劳埃德·乔治受了愚弄。在此以前，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谋求谅解。他派汉斯·弗兰克前往罗马，邀请他访问德国——不但以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分而且也以法西斯创始人的身分来访。此时，墨索里尼真心实意要与德国联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于１０月２１日飞赴柏林，为他的出访作初步安排。齐亚诺首先与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磋商。据意大利人的报道，牛赖特对里宾特洛甫建立有意义的英德友好关系的幻想曾进行过嘲笑。齐亚诺对签订新罗加诺公约也同样表示怀疑，建议意大利留在国联内，以便从事“破坏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三天后，齐亚诺会晤希特勒于贝格霍夫。为了迷惑对方，希特勒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的头号政治家，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他进而说，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相互了解，若团结一致，结成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民主中就会所向无敌。　　在授于其女婿挑拨英德关系的任务后，墨索里尼将一份落入意大利人之手的文件交给了齐亚诺。这是英国驻柏林大使发给伦敦的电报。电报称希特勒政府为一危险的冒险者。读了这份电报后，元首愤怒地喊道：“在英国人看来，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是由冒险者领导的，一是德国，二是意大利。不过，英国人在建立起大英帝国时，其领导者也是冒险家。今天的英国，其领导者全是无能之辈。”他向齐亚诺保证，没有必要去为英国操心，因为德国与意大利重新武装的速度要快得多。到１９３９年，德国将备战就绪，在四至五年内，战备将远远超过就绪程度。　　于是，齐亚诺与牛赖特便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确立了新的关系，并规定广泛地进行合作。数天后，在米兰的杜阿摩广场发表的一起讲话中，墨索里尼提到了这点，其所用的语言，在西方人听来，是相当不吉的：“……柏林与罗马之联成一线，这并不是隔板，而是一条轴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均可围绕这条轴心转动。”　　１９３６年秋后，希特勒主要操心的是西班牙。在此之前，元首曾向佛朗哥提供给养，数量虽小，意义却重大。此时，希特勒正考虑给他提供大量援助。１１月，一支可供起义部队战术使用的特种机群业已投入战斗。１１月１８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终于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正当外交部敦促希特勒要谨慎行事时，现在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是一场真正冲突的前奏。“我们业已处于战争状态中。”１２月２日，他在空军军官会议上说——虽然，第一枪还未正式打。即使如此，从新年开始，“所有飞机工厂均需全力以赴，就像动员令业已颁布一样。”数日后，在柏林，在对一群工业家和高级官员的讲话中，他也同样直言不讳。他透露，战争已指日可待，德国即将动员。“我们之行将到来的战斗”，他说，“要求我们采取重大措施，提高生产能力。重新武装是不受限制的。可供选择的是非胜则亡。”　　戈林这一番话公布后，佛朗哥的新任代表威廉·福贝尔将军便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除非立即派遣一师德军和一名教官，否则，战争便有可能失败。但是，威廉大街对此建议置之不理，福贝尔于是便将此事面禀元首。１２月２１日，他会希特勒于总理府。在座的有戈林、勃洛姆堡，霍斯巴赫、弗立契，以及刚从西班牙回国的在佛朗哥总司令部任军事代表的瓦尔特·瓦尔利蒙中校。福贝尔请求希特勒派遣三师援军，以结束旷日已久的战争。希特勒征求瓦尔利蒙的意见。瓦尔利蒙指出，由于这是一场内战，佛朗哥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这场战争。西班牙和德国两军之间是不能成功地进行合作的。业已给予的军援足以使起义部队免于失败。加之，佛朗哥正合其位，定能力挽狂澜。在座的军人均支持瓦尔利蒙的看法。　　希特勒同意众人之所云。他说，德国不准备大规模派遣援军。他的理由并非出于军事，而是出于政治原因。接着，他便坦率地透露，他最不需要的是佛朗哥迅速地取胜。西班牙的长期苦战将使世界的注意力从德国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计划上转移开去。但他确曾保证继续援助西班牙以反共；若军事灾难有可能来临，他便会增加军援。他最后说的一段话可说是狡猾的一着。他将大规模军援的荣誉让给了墨索里尼。在西班牙问题上陷得越深，墨索里尼便越有求于德国；如果这场冲突久久延长下去，他便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要对轴心国承担义务。　　在外交上，对希特勒而言１９３６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国已被弄得神魂颠倒，而意大利也即将就范，与德国进行不平等的合伙。他还说服了日本与之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包含了一项秘密协定（措词确很模糊），即互相支援，反对苏联。这项协定双方虽然承认并非绝对必须，但就使德国之重新武装合理化之宣传策略而言，却是重要的。　　那时的唯一挫折是英国的立宪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英王决定与瓦利斯·瓦尔非尔德·辛普逊夫人结婚而引起的。他对首相鲍尔温说，“若我是以国王身份与她结婚，且一帆风顺则罢，否则，如果政府反对这门亲事——鲍尔温曾对爱德华表示，政府将反对——我便准备引退。”公众大都同情爱德华八世，但首相和教堂却一意孤行，坚决不允。　　这场危机使里宾特洛甫大伤脑筋，因为在行将到来的谈判中，元首靠的就是英王的支持。“我们的最大的希望就是他！”里宾特洛甫对德国新闻局代表在德国使馆任新闻代理的弗里茨·赫塞说。后者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并充当外交部的特别代表，接受外交部的秘密任务，即非官方地与英国官方人士打交道，尤其是首相的工业顾问霍拉斯·威尔逊。“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是个阴谋，目的在于剥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最终的地位？”过了不久，里宾特洛甫又把赫塞找来说。他刚与元首通完电话，元首对引退一说拒绝相信。这是一个烟幕，他已令德国报界对此说只字不提。希特勒的信心给里宾特洛甫提供了保证。“你瞧着吧”，他预言说，“事情将证明元首是正确的。这件事终将烟消云散，英王将对我们如此策略、如此谨慎地对待这场危机表示感激。”　　１２月９日晚，爱德华签署了《引退文件》，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放弃王位的君主。当晚，在一起动人的广播演说中，他对他的臣民及全世界说，他觉得“没有我心爱的女郎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我有心，我也无力挑起作为国王的责任重担和完成我的责任。”　　希特勒不明白，为何竟有人爱美人不爱江山。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据赫塞说）闷闷不乐地通知他的大使，他也不如卷金金金铺盖走人，甘心失败，放弃这种游戏。“英王既已逊位，英国肯定不再有人愿与我们来往。将您的活动情况报我，如您无所作为，本人将不加罪于您。”　　（５）　　尽管希特勒大失所望，１９３６年仍给他带来巨大成功。据他对戈林夫人说，这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真正使他愉快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尽管他害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他们过得很愉快。１２月２５日，通过霍夫曼即那个摄影师的介绍，他挑选了一个医生作为自己的贴身医生。医生叫德奥·莫雷尔，是位皮肤病专家，在柏林库尔费尔斯坦达姆大街开业，生意兴隆。他的病人多系电影界和戏剧界的知名人士。他又黑又胖，长着一副圆脸，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手又粗又大，毛茸茸的，指甲常常纳垢。在施治时，他有时也粗枝大叶。有人说，他曾用一块刚擦完桌子的绷带包扎病人的胳膊；不经消毒便用同一针头给两个病人注射。　　德国的医生很多，希特勒为何单挑选了他，其原因也许是莫雷尔太太与爱娃·勃劳恩之间的友谊之故。自退伍以来，希特勒脱掉所有衣服进行体格检查，这还是首次。希特勒之上腹痛，莫雷尔诊断结果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给他开了“母达弗罗”和“加勒斯托尔”两药。希特勒还身患ｍｅｔｅｏｒｉｓｍ，不停地放屁。由于他吃素，病情逐渐加剧。莫雷尔医生下的药是科氏去毒丸。这种药丸含番木鳖碱，但莫雷尔医生并不明白它含这种成份，竟让希特勒每餐吃２至４片。此外，莫雷尔还让他大量服用维他命，也常常将它与葡萄糖混合进行静脉注射，以增强希特勒的体力。　　国内最有威望的两名专家，一是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格洛维茨医生，一是柏林慈善医院的贝格曼医生兼教授，均未能治愈希特勒之胃痉挛和痛得他无法穿靴子的湿疹。然而，莫雷尔医生却保证在一年内治好这两种病。只一个多月时间，他便给他治好了。于是，希特勒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位医生创造了奇迹，挽救了他的生命。“格格维茨和贝格曼二人都让我挨饿，只许我喝茶和吃饼干……我的身体虚弱到连案头工作都不能支持。后来，莫雷尔来了，使我的身体复了原”他将身体的康复完全归功于莫雷尔，连牙床情况的改善也是注射母达弗罗所致，而不是他的牙医雨果·布拉希克的处方——勤刷勤按摩——使然。　　１９３７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的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是一起许诺而不是威胁的演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次吹嘘却也有些现实基础。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与罗斯福一样，他也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与罗斯福一样，他凭直觉得出结论，那些被传统理论搞得六神无主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衰退知之甚少。因此，两位领导人均藐视传统，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预见到了现代的经济政策”，１９７３年，经济学家Ｊ·肯尼斯·加尔布莱斯评论说，“……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迅速地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的国家，会响应希特勒的号召，一如美国人之响应罗斯福，这是不足为奇的。”或许，他并不懂多少经济，不知自己之所为。“但是，在经济方面，如你走上了正道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才是了不起的。”）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平时可将全国联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用轮子走路”，他发展了“人民车”。此车坚固耐用，价格便宜，一般人均买得起。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４０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以及严格控制污染。出于他个人对清洁的关注（也许与害怕长癌有关），对污染问题尤其令他关心；他鼓励工业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在鲁尔盆地，有些工厂已安装了消除污染的设施；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对亲信们说过，最主要的是空间（另一个关切之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在制订规划时，考虑到了空间问题，这令我高兴。只有这样，我们才毋需兴建更多的、几乎是房上建房的、拥挤不堪的市镇，如同我们在茨维考和格尔申基尔申等地看到的那样。如果我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美感的市镇，我将大失所望，将失去快乐，如同我被我的祖国发配出来一样。所以，我已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中便专修自然科学，非古典课程与人文主义大学预科课程同等重要。由于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的必修课程，以及重视德国历史和文学，有些课程，例如古代语言和科学，便受到影响。“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形成性格，”有个纳粹教育家写道，“我们并不想把几童教育成小学究……所以我说，‘让我们少十磅知识，多十卡路里性格吧！’”　　伴随锤炼性格过程的是将希特勒半神化。在进午餐前，科隆的孩子们必须背诵这段祈祷词：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与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日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英国大使菲*？斯向伦敦报告说：“……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不过，本人深怕，如果本届或尔后任何一届德国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这个征兆是从“少年训练”开始的——即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对１０至１４岁的少年所作的训练。“‘少年训练’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无情的真理的一个因素”，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作者写道，“对我们说来，服从一道命令或一道指示是最神圣的职责。这是因为，每道命令均发自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正是我们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国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是你们的先锋。我们这些德国青年的领导者，将你们的儿女进行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塑造成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们。我们让他们进了严格的学校，锻炼他们的铁拳，提高他们的勇气，培养他们的信心——对德国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国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非军人优越，如果他们敢于装腔作势，我们便可毒打他们。”　　１９３３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然而，与民众的信念相反，他们并未进行军训。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罗特巴舍说，“制服嘛，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成立前青年组织的服装，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其它国家也有。”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民为未来作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对此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之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曾七次出访德国的英国国会议员阿诺尔德·威尔逊爵士写道，“肺结核和其它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小，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特权。罗伯特·雷伊的“劳工阵线”倡议“欢喜出力量”计划，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观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最富有革命性的创举要算是旅游津贴。现在，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子女，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们看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雷伊说：“他们看到，派出去当德国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知识阶层’，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向世界显示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人们还建造了许多不分等级的船只，雇主和白领们与工人们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１月３０日在议会演说中说：“德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产生了效果。这些效果是最高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的话。”希特勒这番话的意思，正是这种社会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犹太人当然不属此列。他的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切莫以为自己是教育或资本的某种享受者，切勿以为自己已被马克思的财产观念与工人们分离”。他对一采访者说过，“资产阶级必须像工人一样，适应社会之福利。”在实践中，这种观念使工人们觉得荣耀，强调了希特勒之社会平等的理论。公共媒介宣传他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昵称“我们”，向他们吹嘘说，他也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但他却没提到，《我的奋斗》一书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这是大多数英美军官无法接受的。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１７至２５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在某劳工营中，美国来访者Ｇ·Ｓ·科克斯发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其一，是希特勒语录：“犹太人并非德国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二，与之并排者，系康德语录：“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发现，受锻炼者的情绪很高。“他们身体健壮，丰衣足食——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来未享受过的奢华生活。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时间评头论足。”　　希特勒在任的头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是他统一了全国。外交官乔治·肯南警告他的一个上司说，希特勒并未使时光倒转。“德国统一了，完全是如此。在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之未竟事业，在凡尔赛得到了完成。现在，希特勒正将特殊主义残余及阶级差别连根铲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将一切降低至最低标准以完成这一切之说，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的统一是事实。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团结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阻止外来干涉之举也将存在——必须存在。嫉妒、不稳定、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欧洲的贪欲——这些都是大多数德国人真正共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方也丧失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然而，为希特勒之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虽然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和结束了失业，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强加在德国头上。沙希特这个聪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数，反对希特勒和军方为使德国经济独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决了战争部和Ｌ．Ｇ．法本生产人造橡胶的计划。接着，他又拒绝了勃洛姆堡关于增加燃料油生产的要求，因为他生怕此举会打破和平时期国民经济之平衡。但是，到１９３６年初，沙希特的影响已逐渐消失。平时，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３６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百分之九；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之生产又无能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１９３６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实行战时经济的计划。他之解决燃料油库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国被采用了——自给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存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见予不顾，要求提高合成橡胶、铁矿砂、油脂、纺织品和轻五金产品的产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内解决燃料危机。　　专家们一再警告，若执行这一计划，生产成本将昂贵异常。他将此当作耳边风。对他之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相反，他用国家将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之自立之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１９３６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订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起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在他６０岁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为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１９３７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１８８４年创立于英国——译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海汀。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斯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至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个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　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之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　　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伟人，定能作全体党员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期，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勿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　　第十五章　“如此渺小的人虫”　　１９３７．２—１９３８．２（１）　　希特勒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３０日发表演讲后，又在三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更加泄露天机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于福格尔桑，听众是８００名致力于政治教育的地区领导人，是最精锐的骨干分子。这是一篇坦率的内部讲话，是内容一再重复的独白。他的演讲抱着双重目的：一方面对这些党的骨干进行训导，教他们如何完成职责；另方面是为庆祝对３０００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进行政治训育的开典——他希望内中有一人能继承他的衣钵。　　他活像是梅特涅或马基维利教导自己的儿子似的，谆谆教导他们应如何玩弄政治和外交手腕，在实际中应如何左右群众。“一个组织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压制个人的自由使全体受益时，它才会有前途。”他们不能容忍高于民族的权力的原因就在于此。“不管它是什么人，连教会也不行。”他将其极权主义与民主作了一番比较，把后者比作一个蚁窝，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这些民主分子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个人。“他们软弱，一文不值，毫无抵抗力。”让一般人去关心会使更高级的人物头痛的问题，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想象一下吧，若把最后的决策重担，例如莱茵兰危机的决策重负，加在“如此渺小的人虫”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吧！假若不得不把四年计划首先提交给一个民主议会，情况会怎样？“只有犹太人才想得出这种蠢见”。　　接着，他便提出了选择未来的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紧要的。这可说是在谈论他的童年。“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是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思维是毫无价值的。元首必须有能力领导。他必须能够说，‘必须这样做，我心里明白’。他必须与贯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们磋商，但是归根结底，他要能坚持自己的主意并作出决定。决定必须由他来做。”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比这更漂亮的呢？　　在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实际指示后，他突然把话题转向犹太人威胁问题。他的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厅内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我迈出一步后不得不再抽回来，从而给我们带来损害。你们知道，我常常是铤而走险的，但决不过分一步。我们得问一问：‘我能捞到什么？什么捞不到？’”厅内出现了笑声和掌声。希特勒立时动用感情予以回答。“我不准备立刻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说‘决斗’，并不是单纯要打架取乐。相反，我要说，‘我要消灭你。我要动脑筋将你逼入死角。除非一剑穿你心房，否则，我将不动你毫毛！就得这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用屠杀犹太人的方法将问题解决。听众自发的嗜血成性的尖声怪叫把他的话淹没了。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还保存在录音带上，以提醒人类的子孙后代，人类的原始野蛮残暴是什么样子；同时，它也可提醒人们，这种狂叫与罗马圆形大剧场内，观众看到格斗者倒毙于地时发出的喊叫声是何其相似乃尔！　　狂笑声沉寂后，希特勒又变得心平气和，又据理讲了一大堆实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刚才讲的一席话要秘密收藏起来似的。演讲结束时，他号召全国全面武装起来：“我所要求的，是让德国人民振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厅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即使是无谓的牺牲，在我看来，这也不是德国历史的最后一章　，而是倒数第二章　。最后一章　将由我们来写！”　　除了对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希特勒从未如此坦率过。演讲方式之随便，以及几乎未动用感情——除了在短时间内，即当他泄露其对犹太人的可怕的计划时——这本身就是可怕的。若抛去其虚伪，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预谋的独白演讲，是几乎享有绝对权威的人所作的演讲。　　（２）　　几乎完全是独裁者的希特勒，他依然是个画家。对他而言，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为了推行纳粹之艺术与建筑，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鲍豪斯建筑学派组织。这个组组始于世界大战结束，奠基人是建筑师瓦尔达·格罗皮埃斯，其目的在于通过综合利用绘画、雕刻、工业设计和建筑艺术，试行创立一种实用建筑学。这个学派吸引了一些欧洲最有才能的建筑师和画家（例如克利、康汀斯基、费宁格和蒙迪里安等人），是现代派的缩影。因此，对属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筑师是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教授。“我再也无法容忍在此之前我所画的东西了”，希特勒后来向斯佩尔承认，“能碰上他我是多么有幸！”他对教授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曾对特鲁斯特的娇妻私下说过，“一旦他上台并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后”，他一定要去拜访她的丈夫，因为他的杰作“明快、有力，高雅。”（在他的回忆录中，斯佩尔说常常陪希特勒去特鲁斯特的工作室，把教授看作是他的“第二个老师”。他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鲁斯特太太却矢口否认这点。本人１９７１年采访她时，她说，施佩尔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只是在她丈夫逝世后，他才被带去过教授在慕尼黑的工作室）。　　也许，使希特勒记忆最深的工程是为慕尼黑设计建造的德国艺术馆——所需建筑费用是公众捐献的。希特勒本人曾于１９３３年秋参加该工程的奠基典礼。盛典开始前，数以万计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筑工地。泥水监工和工人们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迎接元首。乐队奏完《诗乐会》序曲后，希特勒发表讲话，再次宣布其关于德国文化任务的理论，之后便将“德国艺术首府”的雅称赐给了慕尼黑。片刻后，在他为艺术馆奠基时，人们的心凉了半截儿——他用的是银锤，由于用力过猛，锤子断了。人们沉默了，因为按迷信的说法，为奠基时锤子断裂，建筑师就会死去。戈培尔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元首抡锤时，锤得坚定有力。”在希特勒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他相信这是个凶兆。特鲁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几天他便因心绞痛而住院。几个月后，他死于肺炎。　　特鲁斯特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每逢去慕尼黑，希特勒总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建筑学。她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天，有人问她对斯佩尔有什么看法时，她转身对元首说，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设计一座高１００米的大楼，特鲁斯特教授就会想一想，次日便会向他回禀说，从建筑学和美学观点看，此楼只能高９６米。“但如果你对施佩尔说，‘我需要一座高１００米的大楼’，他就会立刻回答说，‘我的元首，２００米！’你会说，‘我看中你了’。”希特勒不但没有被触怒，反而与众人一起大笑。“他总是喜欢大笑”，她回忆说，“说真的，希特勒真有幽默感——是发自内心的，不像施佩尔说的，是冷嘲热讽。”　　特鲁斯特太太的攻击并未使希特勒反感，这使他的副官们颇觉惊奇。与她争论只令他激动——在某次值得纪念的场合却是例外。１９３７年夏天，德国艺术馆落成了。为庆祝该馆的落成，他们准备在该馆搞一次大型的艺术展览。所用的展品由评判人（包括特鲁斯特太太在内）进行选择。一大批现代画入选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是堕落的作品，于是，在开幕前一天，他与特鲁斯特太太在展馆内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争辩说，这些展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德国艺术的典型性。她指着一叠被拒绝的作品说，“这些都是灰色的。我们的祖母就已不接受这些作品。”画的颜色已褪为暗黄。希特勒指着一幅巨画——画的是一个男人在山上拉小提琴——问，这幅为何没有中选？“不可能入选”，她反驳说，“太漂亮了，展览不起。”她问希特勒，为何要在第二次打击后他才接受某个画家？争吵越来越尖酸刻薄，随行人员都往后退缩。希特勒一直未提高嗓门，但态度却很冷淡，且一本正经。她置这些风暴信号于不顾，说她不能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既然您不批准我们的展品，且又有不同看法，我立刻退出评判团。”元首冷冷地与她道了再见，把选择展品的任务交给了摄影师霍夫曼。然而，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又前往特鲁斯特工作室，好像什么事未发生过似的。　　７月１０日展览开幕那天，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内都挤满了歌颂德国两千年文化史的游行队伍。胸挂大卍字图案的条顿武士抬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其他人则抬着用锡箔裹好的大卍树模型——据传说，这是宇宙树，能将天、地和地狱连在一起。与旧式展览相比，这次的展览并不怎么让人们唤醒过去。最现代派的画莫过于阿道夫·齐格勒等画家的作品。展品中虽然有不少好的作品，尤其是雕塑作品，但大部分却是异想天开或豪气冲天的作品，不是充满田园诗意就是充满对农家生活的幻想，对战后德国生活之困苦描写得很少。　　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艺术馆系为德国人民的艺术，不是为国际艺术而设计建造的。他说，画家的责任不是留恋过去，或进行歪曲或丑化。“在今天新的时代里，应该创造新人。男人和女人都应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对生活应有新的感受，应有新的快乐。”腐朽的现代派搞出了些什么呢？“是畸形的拐子或白痴；若画女人，她们则令人讨厌；若画男人，他们则更像是野兽；若画孩子，他们，若活在人世的话，则肯定是受上帝诅咒的对象。”假若这些“艺术家”果真如此看待事物，“那末，人们只好问一声，你这种视力缺陷从何而来？如果是遗传得来的，那末，内政部长就得负责，不准让这种严重的视力缺陷存在下去——或者，如果你不相信现实，把自己的欺诈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那末，这便要由法庭来处理的犯罪案件了。”他发出威胁，既要剥夺有视力缺陷的现代派艺术家的生产能力，还要将其他艺术家当作危险的罪犯加以处置。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信念了。他把德国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列入这个范畴，连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派大师埃米尔·诺尔德也属此列。与此同时，他已开始对这类画家实行镇压。数以千计的诺尔德·巴尔拉赫、费宁格、科林特和格洛茨等人的作品已被没收；一些外国画家（诸如毕加索、马迪塞、万·戈·布拉克和齐桑纳）的作品也遭同样的厄运。约７３０幅这种作品同时在慕尼黑被作为“堕落的艺术”展出。这些画不但没有装上镜框，且被胡乱挂在墙上，旁边还被加上“病态心理就是如此看待自然”、“犹太人眼中之农民”之类的粗暴无理的按语。展览中有一部分是说明黑人艺术之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有一部分是展出犹太画家的作品。　　展品还包括疯人画的作品，目的在于表明，现代派所创作的东西更加杂乱无章。科科斯卡创作的两幅肖像素描竟与一疯子画的印象派头像挂在一起。“这些画家应该与他们的作品捆在一起，好让每个德国人往他们脸上吐口水”一位参观者怒气冲冲地说。虽然，类似的恶意攻击比比皆是，但这次展览——后来还在全国巡回展出——却吸引了两百万参观者，尽管要买门票。这个人数比列队进入德国艺术馆以领略希特勒之德国艺术上品之概念的人数还多出四倍。应该承认，两百万人中，许多人是受到下流广告宣传的引诱而前往的。但是，毫无疑问，许多人是为了对遭查禁的伟大艺术的成果最后看上一眼才前往参观的。　　（３）　　那年的党代会是在９月６日开幕的。希特勒于星期一下午抵达纽伦堡。在检阅了他的贴身卫队后，他乘车进城。城内到处旗帜飘扬；教堂的钟声齐鸣；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次日，在《巴登维勒进行曲》的乐声伴随下，与通常一样，他出现在会议大厅。宣读他的文告的瓦格纳是他的“另一个声音”。在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流血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温和作一番对比后，他攻击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曾有过试图在东方和西方散播共产主义混乱的团结一致的行动。有件事是肯定的，且令人欣慰：“全世界可开始在我们四周放火，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将在大火中屹立，像白金一样。”德国已和平地、公平地解决了她的社会问题，而其它国家则在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鼓动家掀起的罢工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使民众洋洋自得，而不是燃起他们的好战精神，而他自己则准备向一盟国献媚——他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本尼托·墨索里尼已同意出访德国，但有两个条件：他不带晚便服前来；应给予他与民众见面的机会。　　他穿一身崭新的特为此次出访裁制的法西斯民兵制服，于９月２３日离开意大利，随员达１００人。两天后，身穿简朴党服的主人在慕尼黑车站迎接了他。希特勒伸出双手向他表示欢迎。此时，鼓声大作，群众高喊“元首！”和“总理！”　　墨索里尼一行，沿着铺在车站里的红地毯缓缓前行，然后隆重地乘车前往元首的住处——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在这里，他们首次交谈。由于墨索里尼讲德语，译员施密特便有机会将两人加以比较。由于他的头发很乱，希特勒之波希米亚式的外表看来很不整齐。“他的声音很粗，有时甚至沙哑。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墨索里尼说话，他常发ｒ的卷舌音。有时候，他双眼突然闪闪发亮，有时又突然变得暗淡无光，好像神不守舍似的。”墨索里尼却迥然不同，“他身体笔直，坚定有力，说话时臀部不停地摆动（原文如此——译注）。他之凯撒式的脑袋可说是古代罗马人的翻版。他前额宽阔，嘴巴又大又阔，又方又大的下巴向前突出。当轮到他咒骂布尔什维克或国联时，他的语言比希特勒的要生动得多。在他的富于表情的脸上，愤怒、鄙视、坚定和狡猾的神情交替出现。他亦富有拉丁人独有的装模作样感。”然而，他的话有恰到好处之妙，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们的笑之不同也使施密特印象深刻。希特勒之笑中含讥讽；墨索里尼则笑得自如，发自心底。　　在长达一小时的会晤中，他们在总体上同意向日本表示友好，支持佛朗哥，挫败英法之野心。这是此次访问的唯一的政治会谈，证明希特勒已开始明白：试图诱使英国去承担其扩张计划，那怕是秘密进行，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从那时起，墨索里尼便紧张地参与一系列的参观活动，既参加盛典，也公开露面。他还检阅了党卫军操正步前进的大规模游行——这使他终生不忘——参观了陆军在梅克伦堡的演习，还视察了克虏伯设在埃森的大型工厂。９月２８日下午，参观达到高潮。当两位独裁者分乘的两列火车快要抵达目的地即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的火车站时，希特勒的专列沿着另一条轨道，与墨索里尼的专列并排行驶了１５分钟。两列火车的司机为此曾排练了多日。所以，这次行动进展非常顺利和成功，使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可通过敞开的窗户进行交谈。之后，希特勒的专列便开始加速——几乎看不出来——比墨索里尼的专列先行几秒钟抵达车站。这样，希特勒便有时间走过月台，待墨索里尼的专列一停，便向他伸出手去欢迎他。这是效率之最，加上士兵们的正步操练，产生了希特勒所预期的壮观。　　更有甚者。从车站至柏林市中心，沿着凯旋大街的两旁——百万群众——许多人是用专列从邻近各省拉来的——夹道欢迎。市中心挂满了法西斯和国社党的旗帜。长条幅从房顶垂到街上。在每个广场都架设了塔楼，交替着出现德国国徽和法西斯的国徽。工作于下午４时停止，以便使当地群众加入欢迎队伍。当局出动了６万名党卫军以维持热情洋溢的群众的秩序——党卫军来自全国。保安措施之严密，安插在群众中的便衣人数之多，在德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此外，施普雷河上还有武装大艇巡逻。　　两拉独裁者肩并肩站在敞篷车上。欢迎队伍自发地朝他们欢呼。此情此景确实令墨索里尼高兴不已。次日的接待尤其隆重热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二人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场，以便让墨索里尼与群众见面（希特勒许诺过的。）这次，希特勒让墨索里尼首先进场，好让他私下高兴一番。然后，希特勒向“此时此刻正带着深情厚意分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两国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民”发表了简短的开场演说。他断言，他们的社会“不仅是个信念社会，而且也是个行动的社会。德国已再次成为世界强国。我们两国的力量是……维护欧洲文明的最强大的保证，是忠诚于其文化的力量，是反对破坏势力的武装力量。”　　墨索里尼大步走到麦克风前。由于他坚持要讲德语，如此壮观的场面又令他激动万分，所以，他越讲越快，使听从只能听懂片言只语。“柏林——罗马轴心”，他喊道，“建立于１９３５年秋天。两年来，这个轴心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更加团结，为欧洲的和平，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他说，他之来访并非普通的外交或政治访问，而是具有同一目标的两个革命的团结的表现。　　猛然间，运动场上空下起了滂沱大雨。墨索里尼的讲稿被淋透了。“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真正民主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他说。满是雨水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他的声音歪曲了。他刚毅地继续讲演，听群一动不动地坐着，坚持到底。“我有个朋友，我将与他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直到最后。”大会结束后，情况更加混乱不堪。为使群众能再看上他一眼，他不得不独自乘敞篷车缓缓回柏林。他未穿雨衣。回城后，他成了个落汤鸡。他穿着湿透的衣裳回房——却又没有热水洗澡。他虽然未感冒，晚上却睡得很糟。次日，他精神萎靡，筋疲力尽，直到坐火车离开德国回国时，精神才见好。出访德国时，他是带着对希特勒的轻视而来的。你怎么能信任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连一个情妇都没的的男人？然而，待他走时，他是带着对他看到的一切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离开的。如果说他未曾发现爱娃·勃劳恩，他肯定看到了比他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得多的权力。从那以后，两个独裁者的作用便颠倒过来了：老大墨索里尼受老二希特勒的影响了。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卡尔·古斯塔夫·容克曾目击这两位独裁者，并注意到了他们的天渊之别。与墨索里尼相比，希特勒像个机器人。“他好像是真人的替身，而墨索里尼则是僚阑尾一样，故意藏于腹内，目的在于不去扰乱身体的机能。”　　在柏林，两人并未签订协定，也未发表最后公报。但是，德国外交部却通知其驻外使团称，两国领导人业已同意，两国之任何一方，若不得到对方同意，不得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将在地中海自由行动，德国则可在奥地利享受同等的特权。　　对此安排，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仍高度尊敬墨索里尼。他们在总理府宴会上的祝酒词要比发表公报有意义得多。希特勒再次断言，两国的政治目标相同，是真诚的友谊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的客人则回答说，德国——意大利的团结一致是活生生的、积极的，两国“在将他们分开的企图面前，巍然不动。”“轴心”成为现实后，希特勒便可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４）　　１０月下旬，他对一群地区宣传官员说，他家里的人寿命不长。这就是大问题了。这些问题，特别是生存空间问题，必须尽快解决。那些追随他的人再不能做到这点了，因为只有他才能这样做。“现在”，他说，“我觉得自己像小驴上了草地一样精神奕奕。”　　一星期后，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他召见了军事头目，他的陆军副官霍斯巴赫，以及外交部长牛赖特。表面上，召见的原因是要解决勃洛姆堡和戈林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争夺原料的问题。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对戈林利用其四年计划主任的职权偏袒空军大为恼火，曾为断央求元首禁止其之所为。　　会议快要召开时，希特勒私下对戈林说，据戈林证实，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冯·弗立契将军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