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马兰奇同时还要求朝鲜南北双方于9月17日之前就国际奥委会此项建议做出最后答复。按照《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的邀请信应在本届奥运会开幕之日前一周年时发出。所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研究决定，如果9月17日朝鲜南北双方还不能达成协议，国际奥委会仍然如期向各国奥委会发出邀请。 8月4日，朝鲜奥委会副主席金德俊发表谈话，要求在9月17日之前尽快举行第五轮洛桑会谈。金德俊说，在第五轮会谈中，双方不仅要在比赛项目的问题上进行磋商，而且还应对与此密切相关的奥运会名称、组委会的构成以及电视转播权等重要问题的具体方案进行认真的讨论。 8月17日，韩国代表致函国际奥委会，表示同意接受国际奥委会的方案。 9月15日，朝鲜奥委会提出排除国际奥委会的干预，由朝鲜北南双方直接商谈共同主办第24届奥运会的具体问题。韩国奥委会9月24日宣布拒绝朝鲜奥委会的这一建议。 在此之前，9月17日，国际奥委会已如期向各国奥委会发出了邀请信，同时附上了萨马兰奇的一封说明信。萨马兰奇还于当日专门致函朝鲜奥委会，就此事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信发出后，167个会员国里，只有7个国家未报名，他们是：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塞舌尔。 同前几届奥运会相比，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成果了，不过巴斯克斯·拉尼亚并没有放弃动员朝鲜和古巴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努力。 1988年5月，在离汉城奥运会召开只有4个月的时候，巴斯克斯·拉尼亚访问了朝鲜，会见了金日成，力劝朝鲜参加第24届奥运会。金日成再次强调只有朝鲜北南双方共同举办，朝鲜才有可能参加这届奥运会。 接着，巴斯克斯·拉尼亚又飞往古巴，希望古巴能够参加汉城奥运会，为朝鲜北南双方的合作做些努力。 卡斯特罗表示愿意帮助朝鲜北南双方在汉城奥运会之后建立友好关系，也愿意帮助说服其它几个国家参加汉城奥运会。卡斯特罗重申，古巴只有在朝鲜北南双方共同主办奥运会的前提下才派团参加第24届奥运会。卡斯特罗还表示，希望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不要过分在意在朝鲜举行比赛项目的数量多少，而且建议由朝鲜北南双方的奥委会共同主办奥运会。如果韩国政府能做到这点，古巴和朝鲜参加奥运会是有可能的。 巴斯克斯·拉尼亚及时将卡斯特罗的意见通报给韩国和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认为这一建议是可以考虑的，并派出代表前往韩国磋商，并特别指出，这是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规劝朝鲜方面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情况下的“唯一的出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方面”。 但是韩国方面拒绝了国际奥委会的建议，朝鲜北南双方共同主办第24届奥运会和朝鲜和古巴参加汉城奥运会的计划终成泡影。 奥运会虽然可以如期举行了，但是否能够安全举行却是令韩国方面最担心的事情。1986年在汉城举办亚运会期间，汉城第一门户金浦机场发生的爆炸事件仍让人心有余悸。在此之前，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血案也使世界各国视安全为参加奥运会最基本条件。一旦在安全方面出现问题，整个国家将威望扫地。为此，韩国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制定了各种严密的保安措施。 首先，奥运会组委会同36个国家的情报部门交换情报，将世界恐怖分子的名单输人电脑随时待查，以阻止这些人在奥运会期间蒙混入境。电脑记录的世界各处危险分子共达1600名。 同时，组委会还特意请来1972年负责慕尼黑奥运会安全工作的前慕尼黑警察局长介绍慕尼黑奥运会流血事件的经过，以从中吸取教训。 这位前警察局长认为，造成慕尼黑流血事件首先是因为决策官员忽视了安全问题、缩减了警卫人员和安全设施的开支，给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而边防人员又未能有效地阻止恐怖分子入境。况且，恐怖分子事前做了周密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师，对奥运村了如指掌，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所以得以迅速绑架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 对此，韩国政府分别制定了出入境管理、防恐怖活动等26个方面的对策，分别组织了随身保护队、场馆警卫队、运动员村警卫队等16支队伍，并参考其它国家为奥运会制定的特别法，颁布了《维护奥运会和平法》。 最安全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因此情报工作极为重要。韩国积极搜集，共收到了140件有关各种破坏活动的情报。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两个星期，有情报说，有人企图炸掉中国和苏联运动员乘坐的飞机，以制造恐慌，并嫁祸于韩国。还有情报说，20余名恐怖分子准备对参加奥运会的美国和以色列运动员进行恐怖活动。对此，韩国安全部门都做好了准备，对92架社会主义国家的飞机采取了特别保安措施，将它们停放在特别停机场，昼夜巡逻警戒，并用仪器和能识别爆炸物的警犬对飞机实行了彻底检查。此外，还对15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另外12个国内正在发生冲突的国家的参赛选手实行了特殊保护。 由于措施得当，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除了有些大学生游行示威外，没有发生任何安全方面的问题。 第24届奥运会于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举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两个数字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比赛结果，苏联获132枚奖牌（55金）、东德102枚（37金）、美国94枚（36金）、韩国33枚（12金）。这届奥运会最耀眼的明星是来自东德的克里斯汀·奥托，她一举夺得6枚女子游泳金牌，是有史以来在一届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运动员。这届奥运会标志着业余体育时代的终结，尤其是职业网球选手的参赛，使得奥运会总体竞技水平大为提高。 这届奥运会最出风头的人物也许要算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还在奥运会召开之前，约翰逊就夸口说要超过美国选手刘易斯创造百米世界纪录，结果的确是超过了。但就在人们为之高兴还不到72个小时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即公布约翰逊的尿样检查结果为阳性，井因此收回了他的百米金牌。应国际奥委会医疗委员会主席的请求，约翰逊被取消了参加各类国际比赛的资格。 汉城奥运会的成功倾注了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大量的心血。为了汉城奥运会的举办，萨马兰奇曾先后12次到汉城，而已每周都同奥运会组委会通电话，了解情况，及时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参加奥运会，萨马兰奇多方奔走，游说诸国。他对在汉城举办奥运会的信心从未动摇，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年，萨马兰奇就开始对着录音机练习用朝鲜语致词。可以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是萨马兰奇的事业走向辉煌的起点。 对于韩国来说，汉城奥运会成功的意义更是毋庸置疑。其最大意义在于用体育和文化的手段为韩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些往往是难以用数字表示的。韩国十分清楚，这次奥运会面对的是全世界，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工作对象是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奥运会为韩国敲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政治见解的不同以及微妙的国家关系使得韩国显然不可能直接开展工作，而且也不会有成效，只有以体育和文化为媒介，以和平和友谊为主题，逐步消除各方之间的隔阂，才能相互逐步了解，日益接近。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届奥运会的会歌《手拉手》。 组委会在确定开幕式的节目内容时，坚持一定要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注意不要将容易被误解为其它民族象征的表演选人开幕式的节目中，如日本的扇子舞、中国的龙等。但是作为奥运会的会歌，就不能仅仅反映民族情绪，而且要把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表现出来。 于是组委会首先确立了奥运会主题歌词编写的主要原则，即要把汉城奥运会“”和平与进步”的主题反映出来，要表现出韩国“寂静的清晨之国”风貌，另外还要适合于用英语和朝鲜语演唱。 为了使这首歌曲能够为世界各种制度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组委会对这首会歌的作词、作曲和演唱都做了精心的选择。最后决定作曲由洛杉矶奥运会会歌《伸出手臂》的作者，著名作曲家莫罗德尔负责，作词由汤姆怀特洛克负责，而演唱则由韩国的高丽亚纳合唱队完成。 歌曲演唱后，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从磁带和唱片的销售量讲，总销售量已经达到了900万份，而且在很多国家被列为最受欢迎的歌曲。 就影响而言，《手拉手》这首歌立刻传遍了世界各国，人们通过这首歌再次感受到了人类的和平愿望，感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同时也感受到了韩国文化的魅力。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来自韩国的声音。在中国、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据说戈尔巴乔夫也很喜欢它。1990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歌舞团访问朝鲜时，曾以《手拉手》作为舞蹈伴奏音乐。观看演出的金日成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乐曲的节奏鼓起掌来。 还有人说，萨马兰奇认为《手拉手》是奥运会会歌里最成功的一首，曾考虑将这首歌定为奥运会的永久会歌。 在奥运会举办前夕，韩国还邀请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到韩国演出。尽管大部分国家没有做出反应，韩国政府的姿态却为以后韩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奠定了一定基础。 为了使汉城奥运会能够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组委会决定在汉城建立一个奥林匹克公园，而这个公园里不仅有如茵的绿草，还汇集了世界许多著名雕塑家二百余件艺术雕塑，把这个公园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雕塑公园，公园的正门被称为“和平之门”。 这座公园里，有座奥林匹克运动的纪念雕塑，这座纪念雕塑是用各国运动员从各自国家带来的石头建成的。组委会在运动员们到达汉城之前通知各国选手带一块石头到汉城来。于是一共有卫31个国家、地区和组织以及个人捐赠了4875块石头。 这些石头极富特色，而且形态不同，颜色调异。堆积在一起，成了人类大同精神的体现。此外，组委会还组织了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有关世界文化的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伦理价值观念的转变、信息的传送、家庭的变化与前景等等，将文化学术交流深汇在奥运会里。这也是汉城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做的创造性贡献，更加具体地体现了奥运会“友谊、团结、公平”的精神。在奥运会举办前夕以及举办奥运会期间，共有30多个国家的260名学者参加了这些学术讨论会议。 汉城把第24届奥运会办成了一个体现综合文化的运动会，而文化的交流又为韩国在世界上树立了新的形象。往日的韩国让人联想到是战争和暴力，电视屏幕上的韩国是大学生向警察投掷石块或者是防暴警察殴打示威者。朝鲜南北方紧张局势加剧，美韩每年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使韩国成了世界上一个可怕的地方。 汉城奥运会举办之后，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眼光重新看诗韩国。特别是那些以前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触韩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奥运会结束以后，在汉城一所大学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其中约对％的被调查者认为“奥运会的成功将有利于改善韩国与苏联、中国、东欧地区共产党国家的关系”。 这些被调查者还认为“韩国应该乘这次奥运会的东风，与共产党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加强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汉城奥运会后，虽然韩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隔绝并没有完全打破，但毕竟有所松动。从1988年开始，韩国人开始被允许到中国、苏联、蒙古和其它东欧国家旅游，韩国的飞机被允许飞越中国领空抵达莫斯科。 关系改善幅度最大的是韩国同苏联的关系。韩国采用民间形式邀请苏联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合唱团等到韩国演出，而苏联人也通过这些文艺团体的访问与奥运会电视转播看到了韩国人的经济成就和精神风貌。《真理报》也发表文章，称“汉城所具备的各种体育设施堪称世界第一，韩国人的传统微笑和高雅礼貌又令人难忘”。 民间交流增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韩国记者甚至进入克里姆林宫采访戈尔巴乔夫，并且导致苏联同韩国最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成效不大。80年代初。中国一架民航班机被卓长仁等人劫持到韩国时。韩国政府以完全按照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解决劫机事件为条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但中国政府派出的民航代表团坚持把谈判范围限制在解决劫机事件上，使韩国政府大失所望。 汉城奥运会后，中韩关系表面上一如既往，但是以间接形式进行的双边贸易却大幅度增加，同时双方人员来往的限制也有所松动。 随着韩国同中国关系的改善、朝鲜和韩国的敌对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汉城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世界走向汉城，汉城走向世界”，当160个国家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汇集韩国时，它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韩国自己多年通过外交、新闻等手段所做的宣传，特别是世界几十亿人通过电视看到了韩国的现实发展，韩国获得的精神收益是无法用金钱和数字来计算的。 举办奥运会的一个初衷就是改变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现在这个目标可以说基本实现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且又开辟了新的经济市场，找到了更多的贸易伙伴。 从经济利益角度讲，汉城奥运会也使韩国获益非浅。韩国为此届奥运会给予了高额投资，付出了巨大努力，也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韩国政府为举办奥运会共投资30亿美元，显示了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其中直接支出和投资为17亿美元，间接投资为13亿美元。为了迅速筹集这些资金，韩国政府还向日本等国借了一些外债。 有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经验，韩国政府对于收回这些投资也颇有信心。 组委会首先把目标对准了电视转播费，张口开价5．5亿美元，但是时间差的问题影响了电视转播的最大客户——美国的收视率，善于讨价还价的美国人借机压价，表示只能出价2．5亿美元。谈判断断续续共进行了三年，最后美国广播公司以3亿美元获得了汉城奥运会的转播权。再加上与其它国家签订的合同，汉城在电视转播权上仅获得了4亿美元，远远低于预期的8亿美元。 除此之外，出售纪念币、银币和邮票也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汉城奥运会的纪念币原定价为90美元，后来由于报名参赛国家名额的增加，汉城奥运会的声望倍增，于是组委会将纪念币的售价提高到175美元。纪念币的总收入达到了1．2亿美元。 海外侨胞也积极为奥运会捐款。如旅日韩国侨胞共向组委会捐款5千万美元。但是在捐款中又遇到了问题，即按照日本法律，募捐必须交纳60％的税金，这样，捐款的数额就会所剩无几。于是侨胞动员了日本政界人士，甚至找到了当时任自民党总裁的竹下登请求免税，问题才得以解决。 奥运会的良好组织工作为奥运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据统计，汉城奥运会纯收入至少达4亿美元，可以说是奥运会的最好记录。 同时，汉城奥运会成了韩国企业的最佳广告，对汉城奥运会，共有90家企业进行了商业赞助，其中13家为韩国的大企业。精明的生意人看准了奥运会这个千载难逢的宣传机会，为自己的产品大作广告。 商业赞助不仅为汉城奥运会筹集了一大笔资金，而且为韩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新的销路。据统计，奥运会的召开为韩国带来了近70亿美元的生产和销售额。韩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同其它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贸易额也迅速增加。 同时，汉城奥运会还为3．4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 汉城奥运会为韩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参加过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观众都会记得，他们曾在自己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一些精美的纪念品。看到这个塑料袋，人们就会想起，汉城奥运会在逆境中申办，在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同朝鲜的谈判中筹办，最后终于在举世瞩目中获得成功。 萨马兰奇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确信，在现代奥运会近百年的历史上，第24届汉城奥运会是一次最成功的盛会。” “同时，我也清楚汉城奥运会在人类和平的进程中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我再次向克服了南北分裂造成的痛苦和国内外不利条件而成功举办奥运会的韩国国民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赞许。” “汉城奥运会的伟大成就将永远载入史册。无论是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还是希望承办奥运会的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次可资借鉴的盛会。”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12章 圆梦：巴塞罗那奥运会第12章 圆梦：巴塞罗那奥运会 ·为故乡尽份心力 ·西班牙奥委会内讧 ·一锤定音 ·美梦成真 1979年，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巴塞罗那新市长纳西斯·塞拉走马上任。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这天，塞拉脸上挂着微笑，表现出胸有成竹的姿态，在市长办公室里礼节性地会见各位前来祝贺的贵宾。 没想到萨马兰奇也从莫斯科赶来了。天生的外交才能和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活，使得萨马兰奇练就了一身高超的交际技巧，一见面，他就向新市长“赠送”了一串高雅的赞美之词。塞拉对萨马兰奇更增加了好感。 “市长先生，”萨马兰奇手里端着一杯饮料，目光在塞拉脸上仿佛要搜索到什么，“大概是我的另一个身份——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要我提醒您，您是否考虑过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 “奥运会！？”塞拉确感意外。 “对，”萨马兰奇又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奥运会！奥运会的举办将会为国家，为您的城市带来进步、荣誉和经济效益。难道您不想在您的任期内为我们的市民做点事吗？奥运会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塞拉以外交辞令回答外交官。 萨马兰奇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争办1992年第25届奥运会。确定主办城市的决定要在1986年做出，不过准备工作得提前四五年。噢，市长先生，非常感谢您的盛情款待，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对您的衷心祝贺。”萨马兰奇拥抱了一下塞拉，准备转身离去。忽然他又停止了身体的转动，说道： “请原谅，市长先生，我忘了告诉您：明年我就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了。” 对于萨马兰奇的几句话，塞拉起初并没有在意，可那几句话又总让他萦绕于心。 半年之后，塞拉在同几位副市长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想争办奥运会的想法。 “什么，奥运会？”负责城市建设的8师长米格尔·阿瓦德以为自己该去五官科检查一下耳朵了。 其他几位副市长也认为在巴塞罗那召开奥运会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塞拉心中颇为不快。第二天，他带了两个助手来到了蒙锥克山体育场。站在体育场中央，看着斑驳陆离的35000个座椅，望着那曾经几次漏雨的主席台，塞拉有些举棋不定。申办奥运会，困难确实很大。万一申办不成，或者申办成功，主办不利，劳民伤财可是要被世人指责的。不过，犹豫不决总不会办成什么大事，很多事都是被逼出来的。况且，城市建设如果没有大型活动的带动，很难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来到主席台上，塞拉举目看到的是一个清冷的体育场，仿佛一个巨大的空白点，在等待他来填补。巴塞罗那曾三次申办奥运会，但都没有成功，也许这个伟大的使命应该由我来完成。即使我不能以市长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能够争得主办权也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想到这儿，塞拉暗下决心，巴塞罗那一定要争办奥运会！ 巴塞罗那首次提出申办的是1924年第8届奥运会。同时提出申请的还有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城市。虽然当时巴塞罗那取胜的把握并不是最大的，但1920年国际奥委会宣布第8届奥运会将由巴黎主办时，人们还是颇感意外。论条件，阿姆斯特丹首当其冲，而且巴黎已于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了，会不会是委员们顾及到顾拜旦本人是巴黎人这一点呢？然而事实更是出人意料，原来顾拜旦本人向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投巴黎的票。 这封信的原文登录在顾拜旦《奥林匹克回忆录》第8章里： “第8届奥运会时逢奥林匹克运动恢复30周年纪念日，因此选择此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便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申办城市的名单，会发现阿姆斯特丹更为合适。然而，在奥林匹克运动恢复者（指顾拜旦自己）即将卸任之际，且鉴于其个人未竟之业绩，任何人都将不会对他有权力为其故乡巴黎请求其它城市辞让而言置微词。由于他在巴黎悉心筹办，1894年6月23日，奥林匹克运动庄严宣告恢复。我希望，也可以说真诚地提请你们，我亲爱的诸位同仁，在下次会议上惠助我，放弃你们的偏爱和民族利益，将第9届奥运会交由阿姆斯特丹筹办，宣布巴黎为第8届奥运会主办城市。” 顾拜旦本人称此举为一次“漂亮的政变”，是“道德上难以拒绝的请求”。但在外界看来却是“奥委会主席突然与断然干预的结果”。 第二次申办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就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即在搞好体育设施建设的同时，不要忘记做国际奥委会的工作。 当时的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埃罗拉·奥拉索为此作了精心准备，并争取到国际奥委会第一次在西班牙召开会议。会议于1931年4月24日至27日在巴塞罗那举行。显然这极有利于巴塞罗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正是西班牙国内政局激烈动荡时期。就在会议召开前夕，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为避免内战，宣布退位。4月初共和国宣布成立。权力的更迭使本来动荡的政局更加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国际奥委会对西班牙疑虑犹存，而且国际奥委会67名成员中，只有19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他人的选票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结果主办权旁落柏林。 历史可以证明。国际奥委会这一决定挽救了一次奥运会，但它却成了希特勒用以粉饰太平，为法西斯主义涂脂抹粉的工具。 希特勒命令他的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要不惜一切代价主办奥运会。希特勒的阴谋曾激起了很多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奥运会召开前夕，西、美、英、比、荷、瑞士、瑞典等国代表汇集巴黎，声明“抵制希特勒奥运会，争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人民的奥运会”。巴塞罗那甚至为此修建了大批体育场所设施。 正当人们积极筹办人民奥运会的关键时刻，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了残酷的内战，打乱了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计划，第11届奥运会仍然在柏林举行，希特勒出尽了风头，为奥运史留下了一个污点。 第三次争办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应当说本来稳操胜券，却又失于自己。不过严格说，这次不是巴塞罗那申办，而是西班牙申办。埃罗拉可谓神通广大。1965年，他又争取到国际奥委会第二次在西班牙召开会议。虽然第20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要待第一二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决定，可在决定的前一年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西班牙当局对国际奥委会会议十分重视。国家元首佛朗哥将军为全体与会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晚宴，全体内阁出席作陪。席间佛朗哥将军与客人们亲切交谈，重申西班牙要求举办奥运会的愿望。 应当说，这次晚宴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布伦戴奇没有忘记它。 7年后，慕尼黑奥运会结束不久，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同德国玛丽安·冯·罗伊斯公主缔姻。罗伊斯公主在国际奥委会从事礼宾工作。萨马兰奇是礼宾部的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了他们豪华的婚礼。 当轮到萨马兰奇向这对忘年伉俪贺喜时，布伦戴奇诡秘地向萨马兰奇翻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萨马兰奇这才注意到，今天布伦戴奇穿的是他7年前为参加佛朗哥举行的晚宴而购置的那件大礼服。布伦戴奇好像在提示萨马兰奇，那年的西班牙之行他还记忆犹新。 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开得很顺利。自然，客人不负主人望，离开西班牙之前，布伦戴奇私下对埃罗拉说： “明年将在罗马决定1972年奥运会的卞办城市。你们去吧，会赢的。” 几个拉美国家的委员也明确表示支持西班牙主办奥运会。 埃罗拉喜出望外，但眼前得首先决定由哪个城市申办。埃罗拉看好的当然是马德里，因为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其地位自然高于巴塞罗那，更主要的是，巴塞罗那曾两次申办奥运会，结果都失败了，这次无论如何应该试试马德里的运气。 埃罗拉的意见立即遭到萨马兰奇的强烈反对。萨马兰奇当时是西班牙奥委会委员、埃罗拉派驻加卡塔卢尼亚的代表、地中海运动会国际委员会委员。他质问埃罗拉：巴塞罗那市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支持申办奥运会的动议，马德里呢，马德里市长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甚至反对申办奥运会；巴塞罗那在奥林匹克运动方面有着光荣的历史，曾两次申办奥运会，西班牙奥委会本世纪初在巴塞罗那成立；巴塞罗那体育设施条件比马德里好，而且1955年曾成功地举行了地中海运动会。马德里有什么资格申办奥运会？ 然而埃罗拉仍然固执己见，坚持由马德里申办奥运会。作为让步，他提出将巴塞罗那作为第二主办城市，所有水上运动项目在巴塞罗那举行。 1965年12月28日，埃罗拉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马德里的申办报告，报告中明确表示水上运动竞赛将在巴塞罗那举行。 虽然不能主办整个奥运会，巴塞罗那还是积极开展水上运动竞赛的准备工作。码头扩大了，河流加宽了，还特意新建了一个体育用港口。 巴塞罗那的准备工作热火朝天，马德里却无动于衷。不久，本来对主办奥运会就不很支持的马德里市长纳瓦罗竟公开反对申办奥运会。原来纳瓦罗的上司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反对在西班牙举办奥运会，理由是形形色色的人借奥运会之机涌进西班牙，简直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维加的态度使西班牙政府内部对是否争办奥运会产生了分歧。这个消息传到了联邦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的耳朵里。令德国人不禁暗自惊喜，因为西班牙是慕尼黑竞办第二十届奥运会最有力的对手。德国当局决定把此消息对国际奥委会，特别是那些准备投西班牙票的委员们严格保密。 埃罗拉不为西班牙政府和马德里市长的态度所动摇，他着手组织了申办班子。但就在这个班子准备去罗马竞选的前三天，接到了西班牙内阁的通知：全体人员回家等候指示。 报纸立刻登出了照片：在罗马，西班牙的申办展台摊位空徒四壁，四箱海运来的模型和宣传材料搁置在一边，仍未启封。 埃罗拉心急如焚，四处奔走。直到国际奥委会在罗马开会的前一天，申办班子才得以启程，而且纳瓦罗拒绝率队前往。显然，这是要给国际奥委会一个小小的难堪。最后埃罗拉只好请萨马兰奇带队出证。因为萨马兰奇曾多次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经验丰富。 但一切都晚了。慕尼黑获得了第20届奥运会的主办权。 一项事业或一个计划的成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客观条件，而有利的客观条件的获得又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及时地发现并抓住它。 1980年7月16日，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消息对于塞拉来说，仿佛是天赐良机。他决定力排众议，一意前行。当天，他便拨通了西班牙驻苏联大使馆的电话， 那天，工程师奥里奥尔·博伊加斯也在塞拉的办公室里。塞拉准备让他担任巴塞罗那市城市规划建设的负责人，而博伊加斯仍然踌躇不决。当他听到塞拉正在同萨马兰奇谈论奥运会，不禁惊呆了。事后他对别人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市长来到办公室后，首先给萨马兰奇打电话，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打完电话后，塞拉告诉我，他是同萨马兰奇讨论主办1992年奥运会的事情。也正是这个爆炸性消息，使我决定接受塞拉的任命。塞拉当时同我说的话就是后来向市民提出的争办口号： ‘1888年和1929年的博览会是巴塞罗那城建发展的重要两步，奥运会是第三步。’”当天下午，埃菲社记者罗赫尔·西门尼斯就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一事电话采访塞拉。塞拉立刻意识到，这正是个宣传的好机会。他在电话里提高了嗓音对西门尼斯说： “一位巴塞罗那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委实是巴塞罗那的骄傲。不过我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有一天萨马兰奇能够在巴塞罗那主持奥运会。” 塞拉的信息第二天便传遍了整个巴塞罗那，也传到了莫斯科。《卡塔卢尼亚报》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在目： “塞拉梦想在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新主席的当选使梦想可能成为现实”这无异于将了萨马兰奇一军。 萨马兰奇虽然身在莫斯科，却时刻关心巴塞罗那的情况，每天中午定时了解巴塞罗那的新闻动态。自然，《卡塔卢尼亚报》的这篇文章也传真到了萨马兰奇手里。下午，萨马兰奇即给塞拉打来电话，言简却意骇： “我接受挑战。” 作为巴塞罗那人，萨马兰奇诚然希望有一天奥运会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举行。但更重要的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将要担任奥委会主席的时候，就对奥运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长远打算。他上任之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就遇到不少困难。首先就是申办一关。1972年，以色列选手血染慕尼黑奥运会，后来以色列情报局追到天涯海角，把所有参与策划此次行动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杀死了，再加上世界舆论的谴责，巴勒斯坦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有所收敛。接着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反常地出现了亏损，将近过了10年才把债务还清。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又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抵制。种种窘境令申办者瞻前顾后，举步不前，1972年至1982年，奥运会无人主动申办。 萨马兰奇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动员自己的故乡率先擎起奥运会的旗帜，把奥林匹克运动再次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如果，巴塞罗那能够主办1992奥运会，萨马兰奇本人也不无好处。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1965年以后当选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年满72岁必须离任。1992年萨马兰奇刚好年满72岁。他何尝不想主持1996年奥运会，因为那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盛典，是奥运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但是如果年龄不允许他将主席担任到那时，那么1992年在家乡主持奥运会后光荣地离任，他也算是荣归故里、耀祖光宗了。他的体育大总管生涯也就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果，萨马兰奇同塞拉以前的接触还属私下试探性的，那么这次申办活动序幕的正式拉开是在1981年1月31日。 这天，萨马兰奇和塞拉作为贵宾应邀参加西班牙《体育世界》报为评选当年最佳运动员而举办的“体育之夜”活动。场内彩灯闪烁，人头攒动，记者云集。 活动主持者请塞拉讲话。塞拉对评选活动一带而过，接着他把目光投向了萨马兰奇，神态严肃地说： “小姐们，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借国际奥委会新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场的机会，向他表达我们申办1992年奥运会的愿望。” 在场的人先是一征，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好像事先有了默契一般，萨马兰奇站了起来，表情俨然，眼里闪烁着自豪与自信。也许是为了表示他的关注立场，也许是为了让在场的记者们拍几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也许是提醒塞拉不要食言，萨马兰奇把戴在自己西服翻领上的奥林匹克五环纪念章摘下来，别在了塞拉的衣服上。 接着，萨马兰奇又动员其他城市参加申办。11月，他第一次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出访法国，会见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提醒法国总统说，1992年是法国人顾拜旦1892年在索邦提出恢复奥运会主张100周年纪念日。因此如果法国能够主办1992年奥运会的话，那么奥运会的意义将永远和法国的国名联系在一起。德斯坦总统表示同意萨马兰奇的意见。 随后，萨马兰奇又会见了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希望巴黎能够申办1992奥运会。巴黎在奥运史上已写下了光辉的几页。顾拜B出生于巴黎，且巴黎已有两次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如果巴黎提出申办，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巴黎步巴塞罗那的后尘，提出申办，接着又有4个城市加入了申办的行列。奥运会在慕尼黑和蒙特利尔失去的声望又得到了恢复，奥运会第一次有6个城市同时申办。 有人说，1992年是西班牙年。这一年，要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塞维利亚要举行世界博览会，马德里要主持欧洲古教文化节。然而这些足以让西班牙踌躇满志的活动却差点掣肘了巴塞罗那的宏愿。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申办奥运会须得到本国政府、议会及申办城市大多数市民的支持。为此，塞拉兴冲冲地赶到马德里结果他沮丧地发现，西班牙政府对于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兴趣索然。理由很简单，奥运会将与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纪念活动争辉。 曾几何时，新大陆的发现使西班牙号称“日不落”国，并且在西方语言中出现了欧洲的代名词——旧大陆，以对应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西班牙政府早已组织了一支船队，准备沿哥伦布当年的航线横穿地球，重振昔日雄风。 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曼努埃尔·德普拉多同国王来往甚密，他的反对态度也最强烈。由于他的对立情绪，王室差点否决了巴塞罗那的申办计划。 可能出于这个原因，萨马兰奇提出巴塞罗那与马德里共同申办奥运会。不过共同申办无异于自杀，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曾联手申办1972年第二十届奥运会，结果大败而归，这个教训已足令塞拉感到前途渺茫。 塞拉没有听从萨马兰奇的建议，他派遣原来对申办持怀疑态度的阿瓦德副市长秘密前往洛桑，当面向萨马兰奇陈还巴塞罗那单独主办奥运会的理由和条件。另一方面加紧在马德里游说，以争取西班牙王室的支持。终于，塞拉的诚心感动了王室一些重要成员，1981年5月30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巴塞罗那正式宣布支持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第二天，巴塞罗那市议会也通过了支持申办的动议。 王室体育秘书库亚斯自1982年初开始撰写申办报告。他的报告写得很精彩。年底这份报告送到了萨马兰奇手中。萨马兰奇很满意，也打消了由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共同申办的念头。 马德里的让步也有其自身的原因。1981年2月23日，一位叫曼努埃尔·泰黑洛的少校军官率领20名士兵鸣枪冲进国会大厦，将正在开会的议员们扣作人质，要求恢复法西斯体制，停止民主改革进程。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处变不惊，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取得了人民的支持，然后率军一举平息了叛乱。事变虽然平息了，但是政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不稳定状态。自然马德里此时根本无暇顾及奥运会了。 经过塞拉的不懈努力，巴塞罗那终于争取到第三次申办奥运会的宝贵机会，但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布满了荆棘。在申办的下阶段工作还未开始之前，西班牙奥委会后院起火，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之争，差点葬送了申办的前程。 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多年来一直吵吵闹闹，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更是争端不断。表面上看起来，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改进西班牙奥委会的工作以及是否有必要改变西班牙整个国家体育组织机制问题，而实际上，只是个争夺西班牙奥委会领导权的问题。 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人称“加的斯公爵”的阿方索·德博尔冯为首的非奥运项目协会组成，另一派是各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他们拥戴的是西班牙企业组织联合会主席、国际奥委会成员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而且他们得到了萨马兰奇的支持。 确切地讲，这场争论起源于1981年，西班牙奥委会决定接纳各非奥运项目协会参加西班牙奥委会之时。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为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分为A类和B类。A类已列入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而B类则属于虽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但尚未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组织。 目前列入A类的国际单项组织有30个，分别为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国际赛艇联合会、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国际棒球联盟、国际篮球联合会、国际有舵雪橇和平底雪橇联合会、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国际击剑联合会、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体操联合会、国际手球联合会、国际曲棍球联合会、国际冰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现代五项和冬季两项联盟、国际滑冰联盟、国际滑雪联合会、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射击联盟、国际射箭联合会、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举重联合会和国际帆船联盟。 B类组织共有15个，分别为国际航空联合会、国际滚木联盟、国际掷冰壶联合会、国际空手道组织联盟、国际巴斯克球（回力球）联合会、国际定向跑联合会、国际保龄球联合会、国际墙网球联合会、国际滑轮联合会、国际垒球联合会、国际技巧联合会、国际跆拳道联合会、国际壁球联合会、国际滑水联合会和国际水下联合会。 其它均为非奥运项目组织。 西班牙奥委会接纳西班牙非奥运项目协会为会员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议。 由于《西班牙奥委会章程》规定这些非奥运项目协会组织同样具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因此西班牙奥委会就成了全欧洲正式会员最多的奥委会，共达224人。当时法国奥委会只有50人，联邦德国奥委会有60名成员，希腊奥委会只有40名委员。欧洲其它各国奥委会成员也大都在35人至70人之间。 西班牙奥委会的这一决定引起奥委会内部一些成员的强烈反对。西班牙体操协会主席卡门·阿尔戈拉在决定做出的当时就说，要想让一百多人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显然是很困难的，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老者，资历颇深，却无所事事。另外一些人虽然身为体育协会主席，可对体育一窍不通，这样的组织怎能开展工作呢？ 还有的现象更令奥运项目派那些被阿方索·德博尔冯称为“捣乱分子”的人气愤不已。例如，在世界上共有179个协会的田径协会在西班牙奥委会内只有1票，而在国际上只有40个协会的射击协会却有2票。这样，在西班牙奥委会里，奥运项目协会一共只有43票，而非奥运项目协会却有48票。这样，西班牙奥委会的很多事情很可能得按照那些非奥运项目协会的意志行事了。 西班牙田径协会主席曼努埃尔·德奥斯是个幽默的人，这回他又冷嘲热讽道，按照这个章程，洞穴学协会的主席也可以当选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虽然我本人对洞穴学协会主席先生本人很尊重，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执委了。可我就是不明白，洞穴学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1983年12月，西班牙奥委会在讨论申办1992年奥运会问题时，两派的对立公开化。各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们主张全力以赴申办第25届夏季奥运会，而非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们则支持德博尔冯的意见，力主争取在西班牙的哈卡或格拉纳达举办一次冬季奥运会。双方争执不休，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984年，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主席、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罗马·库亚斯另谋高就，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位置出现了空缺，于是双方为争夺这个位置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由于非奥运项目协会拥有多数选举票，最后的表决结果是，德博尔冯以2票的优势当选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德博尔冯的当选甚至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纷纷。有的报纸公开说，罗马·库亚斯是被德博尔冯挤走的。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以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的名义发布了一项命令，阻止了德博尔冯提出的西班牙奥委会进行四分之一改选的请求。德博尔冯本来想利用这次改选排挤自己的主要对手，同时尽可能地安插自己的人。 德博尔冯上任几个月后，就引起了西班牙奥委会内部许多成员，包括原来支持他的一些人的非议。其中一件事就是向佛朗哥时期第一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埃罗拉·奥拉索以及已故的佛朗哥追授西班牙奥委会金质勋章。 德博尔冯此举不仅是要表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向萨马兰奇和西班牙国王提出了一种无形的挑战。 然后，德博尔冯又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到处游山玩水，对巴塞罗那争办奥运会的问题采取了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 德博尔冯的行为有目共睹。有的人甚至当面对他提出了批评，但他置若罔闻。对德博尔冯意见最大的柔道协会主席路易斯·巴格纳不得不向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反映德博尔冯的行为，说“上任8个月来，他除了游山玩水，什么也没干。”1985年3月，路易斯·巴格纳就预言：“他马上就得从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位子上掉下来。”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是西班牙奥委会自己所能解决的了。1985年6月，西班牙奥委会的奥运项目协会各代表联名致信萨马兰奇，指控德博尔冯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 《奥林匹克宪章》并不排斥国家奥委会接纳非奥运项目协会为会员，但明确规定，国家奥委会“管辖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属的所有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或其指派的代表。这些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或它们指派的代表必须构成国家奥委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多数票。” 西班牙奥委会里开奥运项目协会占有多数席位的做法有悖于《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应予以纠正。 萨马兰奇接到信后，没有马上直接回信表态，而是考虑用机构改革的做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国际奥委会个便直接过问，而且即使直接过问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尽管萨马兰奇本人也早想对西班牙奥委会进行改组。 萨马兰奇的设想是，在西班牙成立一个新的体育组织，隶属于教育部。它的任务是负责西班牙从小学就开始的体育教育。它的组织成员可以是奥运项目组织代表，也可以包括非奥运项目代表。同时对西班牙奥运会进行彻底改造，仅保留奥运项目协会的代表。 1985年11月5日，萨马兰奇回到西班牙，拜访了费利佩·冈萨雷斯首相，并且谈了自己的想法。 报界立即对萨马兰奇的设想做了报道。西班牙最高体育理事会的发言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这个问题应该由西班牙奥委会自己解决。” 冈萨雷斯首相对此表示关注。他担心这件事的进一步发展会影响巴塞罗那申办1992年奥运会，表示他准备利用自己的影响争取在年底之前说服西班牙奥委会内部双方协商解决问题。 结果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德博尔冯以西班牙奥委会的名义举行了欢迎萨马兰奇的招待会，但是没有邀请任何“捣乱分子”参加。 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也不示弱。他们公开宣布，如果在西班牙奥委会下一届会议上再不接受他们的修正案，他们就要退出西班牙奥委会。他们的修正案要求“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要由奥运项目协会讨论解决，其中包括西班牙奥委会主席人选问题”。他们问道：“在奥委会，还有比选举主席更重要的事情吗？” 非奥运项目协会对此当然持异议。钓鱼协会主席华金·迭斯说：“我们并没有扰乱或损害西班牙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相反却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不知道他们究意想干什么。为什么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就一定得是奥运项目协会的人呢？现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前是旱冰球协会主席，旱冰球协会也不是奥运项目协会呀？” 在双方还在争论的时候，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们已经在酝酿新主席的人选了。他们建议由田径协会主席曼努埃尔·德奥斯出任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曼努埃尔·德奥斯心中有数。他知道，最好的人选是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而且这也是萨马兰奇的意思。 萨拉特时年55岁，是西班牙雇主组织联合会主席，曾两次荣获西班牙网球冠军，并参加过1952年和1953年的戴维斯杯网球公开赛。萨拉特还是萨马兰奇推荐的西班牙籍国际奥委会委员，此时正为巴塞罗那争办1992年奥运会而东奔西忙。萨拉特的才识甚至得到冈萨雷斯首相的赏识。显然，他是西班牙奥委会主席的最佳人选。 西班牙奥委会奥运项目协会代表们在威胁要退出西班牙奥委会的同时，推举萨拉特为西班牙奥委会主席，并且得到了萨马兰奇的支持。不久，在西班牙奥委会的全体会议上，萨拉特当选为主席。萨马兰奇立刻发来贺电。 这次会议结束了西班牙奥委会内非奥运项目协会代表掌权的局面，也结束了非奥运协会代表在西班牙奥委会存在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随着非奥运协会代表退出西班牙奥委会，争办冬季奥运会的提案也被束之高阁，争办1992年夏季奥运会终于成为西班牙奥委会上下一致的呼声。 德博尔冯的去职结束了西班牙奥委会的内证，保证了巴塞罗那筹办奥运会工作的顺利进行。新上任的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萨拉特始终如一地支持巴塞罗那参加申办，在一系列繁琐而又充满挑战的准备活动中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巴塞罗那最后获得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2年下半年，为巴塞罗那申办奥运会打汗局面的塞拉被提升为西班牙内阁国防大臣。接替他担任巴塞罗那市长的是原副市长帕斯马尔·马拉加尔。 上任伊始的马拉加尔十分清楚他任期内最大的任务就是继续争办奥运会。他首先冷静地分析了巴塞罗那历史上三次申办奥运会失败的原因，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巴塞罗那自身准备不足。总结历史教训，马拉加尔意识到肩上担子的重量。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从两方面着手准备：集资和公关宣传。 对于申办城市的具体要求，国际奥委会有本厚厚的专著《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和规定》，其内容大体归纳起来就是要求申办城市在社会稳定、体育场地设施、交通通讯、环境保护、举办经验等方面有足够的保证，而且有一个能够容纳80000人的主体育场。毋庸置疑，这些都离不开钱。然而眼下最需要用钱的地方是申办活动。 1983年，马拉加尔在巴塞罗那商会邀请各大企业家和社会名流聚会。他向来宾们回忆起1888和1929年举办博览会为巴塞罗那城市建设带来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谈到了巴塞罗那人举办奥运会的宿愿。而且投商人所好，透露说举办一届奥运会一般至少可净挣2亿美元。他时而慷慨陈词，时而娓娓而谈，可以说声情并茂，最后几乎是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场就捐赠了5千万比塞塔。 然而5千万比塞塔对于申办奥运会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离需要的数目相距甚远。马拉加尔又委托西班牙奥委会主席费雷尔·萨拉特和大企业家莱奥波尔多·巴德斯建立了“巴塞罗那92奥运企业联合会”，作为长期接纳捐款的机构。费雷尔·萨拉特和莱奥波尔多·巴德斯俩人精明强干，交际广，在巴塞罗那有一定影响。据后来统计，整个申办共耗资16．74亿比塞塔，其中大约一半来源于巴塞罗那市政府，另一半就是由巴塞罗那92奥运企业联合会提供的。 为申办所筹集的资金最后还有1．23亿的余款，加上约1千万比塞塔的利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次伟大的行动，马拉加尔决定将一部分余款捐赠给洛桑奥林匹克纪念馆，另一部分准备用于在巴塞罗那建立一座申办1992奥运会纪念碑。 萨拉特和巴德斯同时还担负起公关宣传的任务。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包括外交官、公关官员和西班牙奥委会领导人之一维基·伊瓦拉小姐在内的公关委员会。伊瓦拉小姐的父亲佩德罗·伊瓦拉荣任国际奥委会委员33年，1985年转为荣誉委员。他同国际奥委会其他成员很熟，这次也鼎力相助。 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积极活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利用每次召开会议、举行体育比赛或表演的机会接触国际奥委会成员，平均每位国际奥委会成员与这个公关委员会成员有过7次接触。共有72位国际奥委会成员访问过巴塞罗那，仅巴德斯一人就曾在自己的家里宴请国际奥委会委员69次。公关委员会成员一共跑了56个国家，有时甚至在国际奥委会成员家里拜访，真可谓把工作做到了家。整个活动费用高达3亿至3．5亿比塞塔。 成功的诀窍不在费用高，而在安排巧。每次宴请前，主人都详细了解客人的职业和习惯。如果客人是银行家，就邀请当地的银行家做陪；如果客人是政治家，就有外交家在场；如果客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礼品一般是红色的，而且席间少谈政治，以免因观点不同而产生不快；最主要的是席间不谈论巴塞罗那，以免客人有“吃人家嘴短”之虑。 为了使客人能够对巴塞罗那留下深刻印象，公关委员会还专门配备了直升飞机。每次客人造访，都安排他们乘坐飞机鸟瞰巴塞罗那。这样巴城城建布局的合理性就可以一览无遗，飞尘也不至染脏客人洁白的衬衣和铮亮的皮鞋。 所有的客人都会受到市长接见，而且客人有求，市长必应。有位委员询问自己当医生的儿子可否在巴塞罗那实习，没问题；尼日利亚将军尼德费佩嗜好收集种子，于是他得到了巴塞罗那所有各种珍奇的种子；巴基斯坦的瓦吉赫·阿里家产百万，他只是认为如果不受到国王的接见就是对他的不尊重，皇室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客人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对巴塞罗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是有一点马拉加尔注意到了，即不过多地给萨马兰奇添麻烦。萨马兰奇也从未对国际奥委会其他成员谈论巴塞罗那，并且公开表示不参加投票，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 萨拉特不孚众望，集资和公关宣传都成绩斐然。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马拉加尔和萨马兰奇都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正值佩德罗·伊瓦拉转为国际奥委会荣誉会员之际，实际上就是从国际奥委会退休，萨拉特被增选为国际奥委会成员。 1985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90届全体委员大会在柏林举行。虽然第25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确定在1986年10月瑞士洛桑第91届大会上讨论决定，申办的6个城市中，除了印度新德里外，巴黎、阿姆斯特丹、希里斯班、贝尔格莱德和巴塞罗那都派出了以市长为首的代表团，他们将在国际奥委会最后投票决定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前，像运动员一样展开最后的角逐。 所有的代表团都同国际奥委会成员们一起住在柏林最豪华、消费水平最高的皇宫饭店里。他们在柏林中心举办展览会，向国际奥委会成员宣传自己城市的有利条件，轮流为委员们洗尘饯行。 各代表团都对自己的经费预算守口如瓶，唯有马拉加尔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公开向记者宣布，巴塞罗那的竞选经费高达1千万美元，令记者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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