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作者：刘平安、刘京胜-6

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不仅没有女选手参赛，而且由于竞技者皆赤身裸体，妇女是绝对禁止人场观看的，敢于违犯这一戒律的妇女将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自第二届开始便有了女选手参加，但是国际奥委会却一直是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然而这个局面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后也被打破了。　　萨马兰奇对妇女一直是很尊重的。他认为，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国际奥委会，不应当有种族的隔阂，不应当受政治观点的影响，更不应该有性别的歧视。无论男人女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在领导层占有相应的地位，任何不尊重妇女的表现都应该得以纠正。　　“如果说国际奥委会做了一件我为之骄傲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国际奥委会里增添了女委员。然而这还不够。妇女的重要地位不能只表现在体育方面，而且应当表现在各个领域。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一次执委会议上情真意切地说。　　萨马兰奇把国际奥委会的大门向妇女敞开。1980年到1990年，共有7位妇女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她们是：委内瑞拉人弗洛尔·伊萨瓦·英塞卡，美国人阿妮塔·德弗兰茨，玛丽·艾莉森·格伦—黑格，芬兰人皮尔乔·海格曼，加拿大人卡罗尔一安妮·莱瑟伦，英国安娜公主和列支敦士登人诺拉。　　萨马兰奇还积极倡议创立运动家委员会，通过它来听取各国运动员对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和愿望。在过去，对奥运会的任何规定和条例都完全由国际奥委会讨论决定，很少征求运动员的意见，运动家委员会的诞生，加强了国际奥委会同各国运动员之间的联系。在他的主张下，还对奥林匹克比赛项目做了一些调整，把两项非常重要的运动项目——乒乓球和网球——列入了汉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人们在此届奥运会上还首次看到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和超重量级别拳击的表演项目。　　对于大众体育运动，萨马兰奇更是积极支持，因为他自己每天都要参加体育锻炼，年事虽高却从未懈怠。在他的组织下，1983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由在群众体育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体育部长基姆尔担任组长。该工作组研究制定了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工作计划和职能范围。　　1985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的宗旨，就是顾拜旦所追求的奥林匹克的最终目标：“扩大活动范围，探索新的发展前景和新的平衡，更全面地满足整体和每一个人的合理愿望”。　　1986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对一系列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作出了积极响应。这些活动包括：中国农民篮球联赛（1000支球队参加）、丹麦群众性长跑比赛（10000人参加）、荷兰青年奥林匹克节（16000人参加）、匈牙利五项比赛（82万人参加）、联邦德国中小学生体育比赛（1万人参加）等等。通过这个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向各国奥委会提供了有关资料。　　1986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每个人都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的口号。198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了第二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萨马兰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言。他在讲话中指出：“大众体育”运动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得到巩固，国际奥委会绝不会对这一运动袖手旁观”。　　正是因为有了萨马兰奇这样锐意改革的舵手，国际奥委会才得以由弱到强，成为世界体育事业的旗舰；奥林匹克运动才得以迅速走出70年代衰败的阴影，步入健康发展的光明大道。但萨马兰奇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他还要沿着自己选择的改革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10章　洛杉矶奥运会风波第10章　洛杉矶奥运会风波　　·民办奥运会　　·苏联：我们不参加　　·游说里根　　·两个历史第一　　《奥林匹克宪章》第5章规定：“只有一个经本国国家奥委会批准具有申办资格的城市才能够申请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的政府和国家奥委会必须保证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使国际奥委会满意并符合其要求的条件。”　　“申办城市应提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认为满意的财务保证，这种保证可以由城市本身，地方的、地区的或全国的公共集体，国家或其它第三方提供。在确定该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的国际奥委会全会召开前至少6个月，国际奥委会应了解上述保证的性质、形式和确切内容。”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该章的规定，奥运会应该由一个城市主办，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个人承办。但是涉及到具体情况时，形式就不一样了。有的实际上是由国家一手包揽，象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即是如此。大部分奥运会则是由国家和主办城市共同举办。当然也有的城市是独立承办的。　　洛杉矶奥运会最初决定由城市承办，后来转为个人承办，并且开创了奥运会承办商业化的先例。　　这个过程的出现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洛杉矶奥运会犹如一个在战乱中出生的婴儿，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抚养和照顾，靠着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下来，而且生活逼迫他寻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　　70年代中期洛杉矶申办奥运会时，正好赶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几个低潮阶段之一。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意外事件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组织失利在人们心头留下了难以拂去的阴影，令后来者望而却步，甚至闻风丧胆。　　1972年的9月在奥运史上被称为“黑九月”。这年的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慕尼黑召开，比赛顺利进行。不料9月5日凌晨，一批“黑九月”组织的巴勒斯坦人突袭了奥运村香港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驻地，打死以色列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并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要求释放被以色列当局关押的256名巴勒斯坦人。在包括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同“黑九月”分子谈判无效的情况下，西德当局决定将计就计，为“黑九月”分子提供一架直升飞机和一架飞往开罗的飞机，然后趁“黑九月”分子与人质从直升飞机走向大客机的时候由西德特别警察部队将“黑九月”分子射杀。　　结果由于西德警方对“黑九月”分子人数估计不足，而且未能将“黑九月”分子一举击毙，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8名“黑九月”分子4死4伤，1名德国警察和1名直升飞机驾驶员丧命。在这次流血事件中，共有17人死亡。奥运会被迫停赛一天。　　4年后的蒙特利尔奥运会由于策划失误，摊子过大，欠下了巨额债款。在申办1976年的第二十一届奥运会时，蒙特利尔市长吉恩·德拉保申明说，“奥运会主办者不应该象是一个花费天文数额金钱的企业。我们保证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本着奥林匹克精神将奥运会办得朴素而又庄严。”德拉保市长最初估算蒙特利尔奥运会只需要1．2亿美元，这样就不会让加拿大纳税人负担一分钱。可他大错特错了，比赛结束后经过专家核算，本届奥运会总花费达到12．7亿美元，是原估计预算的10倍多。严重超支给蒙特利尔纳税人带来了近十年的恶梦，直到1985年蒙特利尔市才偿清这笔高额债务。　　最重要的是，这些不幸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事件本身所造成的破坏，使后人把奥运会看成了一件如临大敌的事情。　　时事艰难方显出英雄本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挺身而出。它是第23届奥运会的唯一申办者。国际奥委会在感叹奥运会时运不佳的同时，又对山姆大叔的魄力和胆识深表钦佩。否则，无人申办奥运会的窘况会令国际奥委会尴尬无比。　　1978年10月，洛杉矶正式获得了第23届奥运会主办权。　　不料，当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微笑的嘴还未合拢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就传来了，洛杉矶市民坚决反对市政府拨款筹办奥运会。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奥运会已经成了桩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蒙特利尔奥运会使该市市民当了多年债民，洛杉矶市民可不愿背负这样的负担。　　如果奥运会亏损，包袱就要转嫁到市民身上。那样，税收将增加，失业率可能上升，犯罪率也会相应提高。主办奥运会的一系列恶果让洛杉矶人感到不寒而栗。　　1978年11月，洛杉矶获得主办权后仅一个月，市议会就通过了一项不准动用公共基金筹办奥运会的市宪章修正案。洛杉矶只好把求援之手伸向美国政府。也许是对奥运会不屑一顾，也许是已经意识到在美国举行奥运会将会遭到苏联报复性的抵制，美国政府对洛杉矶奥运组委会冷若冰霜，明确表示不能提供一分钱。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洛杉矶市已经走投无路，只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要求允许以民间方式由私人主办奥运会。　　这个请求太意外了。国际奥委会还从来没有想过由私人主办奥运会。万一这个人感到力不从心，半途而废怎么办？万一他筹办过程中提出经费不足怎么办？偌大的奥运会交由私人主办，国际奥委会的面子置于何处？更何况《奥林匹克宪章》已明确规定只能由城市主办奥运会。　　如果这个时候国际奥委会还有一条路可走，如果还有一个城市申办，国际奥委会就有了回旋的余地。然而，回旋的余地一点儿都没有。《奥林匹克宪章》的这条规定第一次失效了。　　于是，一位来自南加利福利亚洲的旅游业巨子彼得·尤伯罗斯接过了这个摊子，并出任奥运会组委会主席。　　第23届奥运会有了主办者，但抵制问题又在预料之中地呈现出来。　　在国际奥委会讨论第23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国际奥委会的苏联籍委员就表现出不快。尽管《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国际奥委会成员不是该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该国的代表，但是本国的政治意识不可能不影响到国际奥委会成员的思想意识。　　苏联藉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于选择洛杉矶作为奥运会主办城市从最初只是表示不满，继而转到公开反对。国际奥委会决定由洛杉矶主办奥运会时，苏联藉委员公开表示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行动又让维克多·路易斯再度露脸。　　维克多·路易斯是苏联塔斯社的一名老牌记者，许多重大消息都出自他手。他持外交护照周游列国，而且来去极为方便。他会见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因此被人们视为苏联政府的特使。但同时，人们对于他的特殊地位提出置疑，认为他是克格勃的一名重要成员。　　苏联籍委员公开宣称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时，维克多·路易斯发表文章说，苏联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已经有一伙恐怖分子准备在奥运会期间袭击苏联运动员。另外还有一些人准备在奥运会期间策反苏联运动员。　　维克多·路易斯并不讳言一些苏联高级领导人主张对洛杉矶奥运会实行抵制，以回报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一箭之仇。而且苏联奥委会领导人也同意苏联国家领导人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意见。　　出于策略考虑，维克多·路易斯宣称苏联领导人一直主张选择某个特定地点，如雅典或奥林匹亚，作为奥运会的永久会址。　　不久，以康斯坦丁·契尔年柯为首的苏共中央做出了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决定。　　在苏联政府正式宣布这个决定的前几天，萨马兰奇通过国际奥委会在苏联奥委会安插的内线获悉了这一消息。　　尽管萨马兰奇对这一情况的出现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他面对这一现实时，仍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阵彷徨。1980年以美国为首的数十个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时，他还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当时他主要考虑的是自己能否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问题，不必为奥运会本身而过分操心。现在，他已经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了，如果他就任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仍然摆脱不了遭抵制的厄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维迪堡的办公室里，萨马兰奇经过仔细的斟酌，决定尽早开展工作，最好赶在苏联政府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说服有关各方，以免苏联碍于面子死不改口。　　先从哪一步开始呢？直接同苏联领导人谈，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苏联人不会仅仅因为碍于他的面子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再说会谈总不能空手去，总得给苏联人带点儿什么。可带什么呢？对，最好是美国人的什么诺言或者一些让步，也只能如此了。　　刻不容缓，萨马兰奇让秘书立即订第二天去华盛顿的头等舱机票。好在航空公司售票处的小姐对萨马兰奇的这种临时决定的举动已经习以为常，马上准备好了机票。　　抵达华盛顿后，萨马兰奇立即求见里根。白宫办公室同意予以安排。不久，白宫办公室通知萨马兰奇，他同里根的会见定在5月8日，星期二。　　在等待的时间里，萨马兰奇仔细考虑了将同里根讨论的内容，其中包括对苏联提出的要求做些让步，特别是对苏联奥委会主席叶尔米奇金给予签证。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指责叶尔米奇金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因此美国方面拒绝给他办理入境签证。还有其它一些具体问题。萨马兰奇相信，只要苏联的这些要求美国方面能够满足，苏联就没有理由拒绝参加奥运会了。　　5月8日，星期二。萨马兰奇如约来到白宫，但却碰了钉子。白宫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小姐通知萨马兰奇，里根总统当天不能会见他，理由是“天气不好”。　　萨马兰奇莫名其妙地回到了饭店。　　进入房间以后，萨马兰奇随手打开电视，打开一瓶矿泉水慢慢喝着。蓦地，电视中的一条新闻使他把本想放到茶几上的水杯停在了空中。　　“苏联领导人今天宣布，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保证苏联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苏联将不派运动员参加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　　萨马兰奇怔住了，苏联人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宣布要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呢？下面的另外一条消息似乎无意中解开了萨马兰奇心中的谜团。　　这一天是5月8日。1945年的今天，苏联与同盟国其它国家一起打败了纳粹德国，德国无条件投降。这是苏联值得骄傲的日子，是苏联向全世界显示其力量的日子。它选择在今天宣布这个决定，无疑是在向美国发出挑战。　　显然，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萨马兰奇想象的程度。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里根不愿意会见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里根会见了他，也不会同意对苏联人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作为美国总统，他不会做出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屈服于苏联压力的姿态。同时，他也知道，美国的总统虽然在世界上可说是威震四方，但对于国内的许多行政事务，还不是他说了就能算数的。　　但是萨马兰奇并没有就此却步，他还要继续努力。他立即拨通了尤伯罗斯的电话。尤伯罗斯在空中他的私人直升飞机上同萨马兰奇交谈。他告诉萨马兰奇，当天他是无论如何抽不出哪怕是1分钟时间来同萨马兰奇讨论问题，最好次日上午他到旅馆来同萨马兰奇面谈。　　翌日，尤伯罗斯如约来到饭店，同萨马兰奇交换了意见。尤伯罗斯同意萨马兰奇的看法，即首先由美国政府做出些让步，再去争取苏联方面改变态度。　　尤伯罗斯同萨马兰奇来到白宫，再次求见里根。他们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得到了里根同意会见他们的答复，但时间限定在一刻钟内。　　里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服，脸上带着明显的倦容，嘴角两侧的几道坚纹显得更加突出。他静静地听萨马兰奇阐述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我认真聆听了您的意见，萨马兰奇先生。但是这些愿望的实现不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即使我们做出了让步，苏联领导人还会找出其它新的借口。我能对您说的就是，如果苏联运动员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我们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我们将在比赛中完全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各项规定，除此之外，恕我爱莫能助。”　　里根说着站起身来，伸出右臂同萨马兰奇握了握手，又同尤伯罗斯握手，然后转身离去。　　里根的疑虑不无道理。萨马兰奇对此也不怀疑。苏联人常常出尔反尔，使萨马兰奇也陷入尴尬境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召开之前，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宣布苏联以后绝不会像美国一样对奥运会采取抵制态度，因为奥运会就像和平一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而且，在洛杉矶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后，1982年，萨马兰奇曾秘密前往苏联，劝说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不计前嫌。安德罗波夫被说服了，同意派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谁知安德罗波夫突然去世后，继任者契尔年柯对4年前的耻辱仍然耿耿于怀，节外生枝地通过维克多·路易斯之笔说什么美国政府在加利福尼亚州豢养了一批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流亡分子，企图在奥运会期间策动苏联运动员叛逃，并准备组织反对苏联运动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游行。　　其实苏联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不仅仅是对卡特政府带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报复，也是对所有与苏联为敌的国家的一次警告。就在苏联5月8日宣布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前不久，里根刚刚访问过中国，罗马教皇也曾访问韩国。两位世界巨头都在访问中发表了猛烈抨击苏联的讲话。　　尽管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决定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萨马兰奇仍然不准备放弃最后的努力。同里根的会谈毫无成果，萨马兰奇又飞赴苏联。　　在莫斯科，萨马兰奇同契尔年柯进行了长谈。也许他以为有时候个人的感情可以起到更大的说服作用，萨马兰奇提到筹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时，自己作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对苏联的友好态度。而且，在自己担任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3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同苏联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希望苏联能够从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出发，停止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抵制的行为。　　然而契尔年柯并未为之所动，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应当考虑，但是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考虑更多的，应当是苏联的利益。苏联感谢萨马兰奇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所做出的努力，但是那次奥运会最终还是受到了抵制。苏联绝不会在任何反对苏联的逆流面前做出任何让步。　　萨马兰奇无可奈何地回到洛桑。此路不通，另辟它径。苏联肯定不会参加这届奥运会了，现在的问题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奥运会，减少抵制国家的数量。　　国际奥委会开始积极活动、游说。为了能够使非洲42个国家全部参加奥运会，增加参赛国的数量，国际奥委会决定出资，承担每个非洲国家6名运动员的全部费用，并且给每个国家6000美元的置装费。　　奥运会参赛国的数字可能不少，但是就如同美国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莫斯科奥运会的竞赛水平大大降低一样，没有苏联、东德等国家的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水平自然会大大降低。　　例如谢尔盖·布勃卡，这位号称“撑杆跳沙皇”的苏联运动员，他已经连续30次刷新了大部分由他自己保持的室内、室外纪录。他违心把世界纪录1厘米1厘米地提高，除了能大把地赚钱外，还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瞩目。试想，没有这样一位运动员的参加，奥运会的撑杆跳比赛将会怎样地黯然失色。　　没有苏联队的参加，篮球比赛也不会那么精彩了。美国队现在有了自己的巨人中锋帕特里克·尤因，他身高2米23，正准备在赛场上与苏联队的巨人阿尔维达·萨博尼斯一决雌雄。也许这种场面人们不会看到了。　　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参加奥运会所造成的空缺是任何人也无法弥补的。他们的运动员在田径和游泳方面的优秀成绩大大超过了苏联。特别是女子运动员，如果她们不参加奥运会，将会大大提高美国运动员的获奖数目，但这个数目无疑是掺了水分的。如此取得了奖牌，美国运动员的心情可想而知：又喜又愧。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行动也将使这届奥运会的经济收益大大受损。例如，苏联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后，美国广播公司立刻把电视转播费又压低了6千万美元。仅这一项，就使尤伯罗斯损失了至少4千万美元。　　本来往返于洛杉矶的机票以及所有旅馆都已预定一空，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的新决定，尤伯罗斯只好取消了原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预定的18500个房间的大部分客房。此外，观光旅游、餐饮等各方面也将损失几亿美元。　　门票的收入同样锐减。没有苏联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很难调动观众的热情。于是尤伯罗斯别出心裁印制了一种贵宾票，每张贵宾票2万5千美元，可供两个人观看奥运会的所有比赛。尤伯罗斯还特意从8百万张门票中留出了2百万张，专供外国观众使用，自然这部分票的票价要比其余6百万张门票的价格高一些。　　虽然苏联等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是奥运会的某些开支并没有因此减少。例如，洛杉矶奥运会仍然要雇用50000名服务人员、16000万名保安人员、5500名艺术家、4000名司机等。此外还要雇用2400辆轿车供运动员、体育官员和记者使用。　　事后尤伯罗斯也后悔，如果早知道苏联等国家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他也会像莫斯科奥运会那样，把开幕式的规模搞得小一些，这就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　　但是，尤伯罗斯就是尤伯罗斯。如果没有金刚钻，他当初就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他也不会接这个摊子。　　虽然有的开支不能减少，但有不少项目都可以采取变通办法，这就会节省一大笔开支。首先，洛杉矶1932年曾举行过奥运会。现代奥运史中，有4个城市举办过两次奥运会，即巴黎、伦敦、柏林和洛杉矶。虽然如今奥运会的规模与当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以前奥运会的一些设施仍然可以使用，例如奥运村。　　奥运村也可以说是洛杉矶的一个创举。当第10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时，组委会为了便于管理，专门为男运动员建立了奥林匹克村。但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女选手们仍然分散住在市内各家饭店里。　　此后，国际奥委会做出了规定，要求奥运会组委会为男女运动员各修建一个奥运村。并且把这条要求写进了《奥林匹克宪章》。　　昔日的创意今天又有了新的用途。尤伯罗斯没有新建奥运村，不足部分用大学校舍解决，这就为他节省了一大批开支，而且大大减少了工作量。尽管如此，他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他几乎每天都乘他的私人直升飞机从这个区飞到那个区，从这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到了一个地方后，说上几句话，交待一些事情，不过两、三分钟又匆匆离去。　　任何东西到了商人手里，都会变成商品。尤伯罗斯把商业机制也引进了奥运会。如果说，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创举是建立奥运村的话，那么，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创举就是奥运会的公开商业化。　　尽管奥运会的商业化并不是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但此次商业化的公开化却使奥运会的商业化又公开合法化。从此，人们不再避讳“商业化”这个词，而且从洛杉矶奥运会的实践中总结出不少经验，再加以发扬光大，使奥运会盈利猛增，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作用。　　奥运会公开商业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尤伯罗斯发现参加奥运火炬接力跑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引以为荣的事情，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公开出卖参加火炬接力跑权利的办法，即凡是参加美国境内奥运火炬接力跑的人，每跑一英里，须交纳3千美元。此语一出，世界哗然。尽管尤伯罗斯的这个做法引起了非议，他仍然我行我素，反正最后大笔的款项是收上来了。　　除了电视转播权、出卖纪念品之外，拉赞助、做广告当然是奥运会的重要收入来源。尤伯罗斯不仅颇善此道，而且还有所创新。在这届奥运会上，他首推每一行业只要一家企业赞助的绝妙办法。　　身为商人，尤伯罗斯深刻地体会到，企业家最重视的是自己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没有知名度，产品很难作为商品推销出去，产品的知名度与产品所赚回的利润是成正比的。为了使自己产品的名气超过竞争对手，各个厂家往往肯花大价钱，企图挤垮对手。尤伯罗斯决定利用商家的这种心理，提高赞助收入。这种每个行业只收一家赞助的做法结果倒比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做法收入更多。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历来是生死对头，60年代以来，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两家交手的战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上，百事可乐占了上风，虽然赌注大了点，但毕竟打响了牌子，提高了销售量。可口可乐尽管自恃老大，也仍然显得相形见绌。这次洛杉矶奥运会上，可口可乐决心挽回自己的面子。　　尤伯罗斯向两家大公司抛出了400万美元的底价。百事可乐思想准备不足，还在犹豫之际，可口可乐已经胸有成竹，一下子把赞助费提高到1300万，高出尤伯罗斯提出的底价两倍多。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董事咄咄逼人地说，我们一下子多出900万，就是不给百事可乐还手的余地，一举将它击退。果然百事可乐没有还手，可口可乐成了饮料行业的独家赞助商。　　尤伯罗斯笑纳1300万美元后，又把目光对准了感光胶片的两位大亨，柯达公司和富士公司，底价同样是400万美元。然而这次可不那么顺利，柯达公司自信实力雄厚，且奥运会又在自己的地盘上举行，因而显得不温不慌，不肯与尤伯罗斯签定最后合同。此时一向嗅觉灵敏的日本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决心以此为契机，一举打入美国市场。富士公司同尤伯罗斯讨价还价，最后以7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胶卷独家赞助权。待到柯达公司醒来时，富士胶卷已经充斥了美国市场，为此柯达公司广告部经理也被撤了职。　　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灵活应用商业手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对以后主办奥运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国际奥委会在努力保持奥林匹克运动光荣传统的同时，又对主办奥运会的手段和方式采取了灵活态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商业化经营方式的合理性。　　从经济上讲，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一次很成功的奥运会。由于尤伯罗斯精打细算，经营有方，这次奥运会至少赢利2亿5千万美元。同莫斯科奥运会相比，特别是同蒙特利尔奥运会相比，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钱虽然赚到不少，但是大部分都流进了尤伯罗斯的腰包，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家奥委会只分到了一点残羹。　　筹办奥运会之初，尤伯罗斯就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不要国际奥委会出资，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国际奥委会必须同意做出相应的让步，即把国际奥委会按照惯例从电视转播费提取的1／3的比例再度降低。国际奥委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而且也未意料到赢利会如此之多。当初有约，现在就不好反悔了。　　洛杉矶奥运会举办得十分成功，萨马兰奇对此很满意。尽管其中经历了种种曲折，毕竟还是把矛盾减少到了最小程度。这是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第一次举办的奥运会。欣喜之余，萨马兰奇还是小有遗憾，就是这次奥运会卖得“贵了点儿”。　　实际上尤伯罗斯从一开始就把奥运会当成了一次赚钱的大好机会。他早就声明，这次奥运会买得“便宜不了”。　　第23届奥运会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在美国西海岸的“天使之城”洛杉矶举行。尽管遭到了苏联和东欧阵营另外12个国家的抵制，还是有14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会。参赛的运动员总数达到了7078名（男选手5458人，女选手1620人）。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第二次有7000名以上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第一次是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　　由于苏联和东德等体育大国的缺阵，美国代表队轻松地获得了177枚奖牌（其中金牌83块），大大超过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二的罗马尼亚代表队（共获奖牌53枚，其中金牌20枚）。自1952年以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15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荣登得分榜的第5名。　　美国选手卡尔·刘易斯一举夺取了男子100米、200米、跳远和4×100米接力4枚金牌，当仁不让地成为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名人，中国的李宁因在体操项目中获6枚奖牌（3块金牌）而风靡“天使之城”。　　比赛过程中，美国观众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场比赛他们都群情激昂、声嘶力竭，“美国！美国！”的狂呼声自始至终充满了各个比赛场馆，令欧洲人感到厌烦不已。当时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贝弗利欧夫人说：“他们都象是孩子，我们法国管这叫‘爱国狂’。”美国广播公司（ABC）也推波助澜，在节目中大量报道本国选手和狂热的观众。最后，萨马兰奇不得不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训斥其播出太多观众挥舞美国国旗的镜头。尽管如此，萨马兰奇在闭幕式上还是给予了洛杉矶奥运会高度的评价，称其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体育盛会”。　　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两个历史第一。　　首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民办的奥运会，改变了以往只能由城市主办或者由国家和城市共同主办的模式。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以后奥运会的举办国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事实上，参加竞办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和准备参加第二十六届奥运会的国家都在考虑将奥运会完全改为民办的可能性。也许有一天，《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条文要因此而修改。　　第二，在集资的具体形式和做法方面洛杉矶奥运会也做出了新的尝试，并且效果颇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奥运会某种程度上的商业化已经不可避免。今后，体育只有与商业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当然，在这当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例如为参加奥运火炬接力跑而需交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做法就值得商榷。况且把奥运会的标志或者比赛作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加以拍卖，是否有悖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也各有不同的见解。　　不管怎样，洛杉矶奥运会还是很成功的。它留下了很多经验，也留下了一些教训。当萨马兰奇看着奥运会旗被移交到汉城代表手中的时候，他长吁了一口气。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的第一次重大使命终于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也作为现代奥运会由衰趋胜的转折点而被载入史册。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11章　汉城奥运会：崛起第11章　汉城奥运会：崛起　　·韩国人的努力　　·朝鲜、韩国共同举办的梦想　　·为了和平与进步　　·《手拉手》　　第24届汉城奥运会堪称为一次极其成功的体坛盛典，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由此又一次得到了全面恢复。对于汉城来说，这届奥运会的意义更为远大，它为韩国向全世界展示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提高的国际政治地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汉城奥运会自争办开始，似乎主要矛盾就不在国际，而在于朝鲜南北两方民族之间。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第24届奥运会的申办城市只有日本的名古屋和韩国的汉城。从条件上讲，名古屋的条件无疑要比汉城优越，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政局都是如此。　　因此，国际奥委会委员都看好名古屋。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被国际奥委会看好的城市争办还未开始，自己的后院就起了火。　　名古屋申办奥运会的消息刚一传开，当地的许多市民就群起而攻之。同洛杉矶市民的心理一样，他们唯恐一旦奥运会亏损，整个城市将会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战后崛起的经济大国，许多人并不考虑参与各项国际事务有什么必要，经济才是显示一个国家实力的最有效手段。　　从另一方面讲，名古屋是日本一个古老而纯朴的城市。如果举行奥运会，势必得大兴土木，建设各种体育、交通、旅游设施。这样，名古屋的古朴风貌就难以留存，现代化的建设就将把名古屋变成一个喧闹的现代城市，然而过惯了宁静生活的名古屋市民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　　于是，许多市民上书政府抗议名古屋参加申办，更有一干群情激奋的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沿街示威游行，把昔日井然有序的城市闹得沸沸扬扬，难以安宁。　　当然汉城方面内部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就连韩国奥委会也对是否有必要和有能力申办奥运会而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举办奥运会可以显示并进一步推动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可以大大促进韩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另一派主要是对汉城是否有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和能力持怀疑态度。最后，双方决定将他们各自的意见提交朴正熙总统决断。　　朴正熙对申办奥运会持支持态度，并指出应将申办奥运会的目的明确为：显示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提高韩国体育的国际地位、创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和通过国际体育活动提高国民的整体意识。　　不料一个月后，补正熙在一次宴会上遇刺身亡，一时对是否还要申办奥运会的问题又出现了反复。　　全斗焕出任总统后，对申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反对派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于是韩国奥委会对申办奥运会的得与失再次进行了论证，得出的结论是：举办奥运会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有助于申办1986年亚运会，即使申办不成功也可保持申办候补国的荣誉，申办本身就是一次锻炼和积累经验的机会。总的结论是：如果正式申办后再表现出消极态度会降低韩国在国际体育界中的信誉，难以期待国民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做出积极响应。如果退出申办，将引起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不信任，反而影响了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同朴正熙一样，作为总统，全斗焕考虑的是利用奥运会树立韩国形象的问题。他指出，没有特别理由，不应该改变前任总统的决策，而且在还没有做出努力促进这一历史性伟业实现的情况下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就更不应该了。　　总统一锤定音，韩国奥申委全力以赴，开始了行动。　　奥申委了解到，尽管名古屋已经在打退堂鼓，但是南美的巴西却又有意加入申办的行列。据统计，在已经举行的20届奥运会中，有14届在欧洲举行，其余6届中有4届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也就是说，有18届在地球北方举行。地球南方只有大洋洲的墨尔本和亚洲的东京举办过奥运会。这种南北布局不均的状况国际奥委会早就想改变。而这次汉城、名古屋，包括巴西却又都在南方，而且名古屋和巴西都很有竞争力。　　趁巴西还没有正式提出申请，就应该让它打消念头。韩国体育会长朴钟圭找到了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墨西哥人巴斯克斯·拉尼亚。巴斯克斯·拉尼亚答应帮助韩国在国际奥委会内部拉选票，并说服巴西放弃申办奥运会的打算。巴斯克斯·拉尼亚对拉美各国，特别是南美国家的奥委会拥有绝对的权威，自然巴西也就不参加竞争了。　　这样第24届奥运会的候选城市实际上只剩下汉城一家，但是汉城方面为了使几乎是万无一失的计划不失之交臂，仍然开足了马力，大搞申办宣传活动。　　韩国奥申委首先向国际奥委会送了将近一卡车的宣传材料，然后又分头行动。他们派出了大量人员到各国游说，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宣传自己的优势。同时还把国际奥委会许多有影响的委员请到韩国去，让他们亲眼目睹韩国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为了使被邀请的人士能够光临汉城，他们向每位被邀请的人士免费赠送两张头等机票。如果客人不需要机票，可以兑换成美元现金赠予。　　同时，汉城还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在汉城举行。一方面，可以锻炼和检验韩国组织大型国际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向国际奥委会显示自己的能力。　　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汉城并不是理想的选择。其中最令国际奥委会担忧的就是韩国动荡的政局。执政党与在野党日益激烈的公开对立、大学生频频游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暴力事件的不断升级已经使人们把汉城同南非、以色列等动荡地区相提并论。　　不过同时，国际奥委会执委、韩国人金云龙也在积极活动。金云龙在国际奥委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颇得萨马兰奇的信任。金云龙里应外合，使国际奥委会内部意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更何况，汉城实际上已经成为唯一的候选城市，主办权可以说已经非她莫属。　　1981年9月30日，韩国在国际奥委会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登堡举行的会议上以绝对优势获得了第24届奥运会主办权。　　也许好事就该多磨。汉城刚刚获得主办权，内部却出现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动荡，直接威胁到奥运会的筹办。　　本来韩国总统全斗焕企图通过争办奥运会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巩固他的统治地位。而反对党为了逼其下台，也把矛头对准了奥运会。转眼间，奥运会成了韩国政治党派斗争的箭靶。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全斗焕甚至考虑动用军队恢复秩序。　　社会的大动荡使人们对汉城市举办奥运会几乎持反对态度。有些国家的运动员甚至公开表态，即使在冲突不断、暴力充斥的韩国召开了奥运会，他们也不会去参加，谁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动荡自然也引起了国际体坛的巨大关注。不少体育界著名人士建议易地举办奥运会，而且联邦德国等几个国家也都声称他们有足够的条件和设施承办奥运会。只要国际奥委会做出决定，他们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做好举办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萨马兰奇此时十分冷静，他知道如果此时改换奥运会举办城市，将会给奥运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他多次宣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决定不会改变。同时，他也敦促韩国政府尽快稳定局势，以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办。　　1987年6月，韩国总统全斗焕迫于形势的压力，宣布了实行大选的计划，动荡的局势才逐渐平息。反对党在赢得了初步胜利之后，全力投入竞选，同时也表示支持举办奥运会。　　尽管出现了这一动荡时期，韩国政府却从未停止过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在此期间，汉城共修建了36个现代化体育场馆，扩建了飞机场，还新建了大批旅馆，改善了交通和通讯条件。同时还在减轻空气污染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其中包括自1981年起开始在汉城供应低度硫磺油，然后逐步扩展到整个韩国。　　内部问题安排就绪之后，外部问题接踵而来。虽然当时朝鲜和韩国已经开始了政治对话，但是朝鲜对于在汉城举办奥运会仍然持反对态度，要号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抵制汉城奥运会，而且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当时韩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只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贸易办事处，但是政治对话从来都无从谈起。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自己同朝鲜的关系，不愿同韩国发生接触，以免引起朝鲜的不满。同时社会主义阵营鉴于韩国同美国的亲密关系，想再次抵制汉城奥运会，借以继续向美日示威，加倍报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　　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1986年底致函萨马兰奇，就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他对在汉城举办奥运会表示出不满，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改变这个决定，将奥运会转移到其它城市举办。　　而此时的萨马兰奇认为，社会制度问题不应该成为影响奥运会的障碍。如果长此以往，奥林匹克精神不仅会逐渐丧失，而且奥运会也将会成为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他决心打破坚冰，将奥运会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家福乐园”。　　打破坚冰需要寻找一个薄弱的突破点。萨马兰奇把这个突破点选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昂纳克身上。他知道，虽然昂纳克按照苏联的旨意抵制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他对此行为实际上十分不满，他不主张把体育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萨马兰奇估计这次昂纳克不会再随波逐流，一味抵制奥运会了，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拥有很多优秀运动员，完全可以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昂纳克希望以这些运动员的优异成绩向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萨马兰奇同昂纳克进行了会晤，希望他能够派运动员参加汉城奥运会，并许诺说国际奥委会1985年度的年会将在波恩举行。昂纳克同意了萨马兰奇的意见，宣布不管克里姆林宫态度如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派运动员参加汉城奥运会。　　萨马兰奇转而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工作。齐奥塞斯库是个自负的人，在经济上，他没有像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几个国家一样，进行一定的改革，而是坚持了一条完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针，所以在这方面，他同金日成、卡斯特罗等人似乎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然而在政治上，他又同昂纳克有相近之处，都试图在政治上争得相对的独立性，对苏联的指挥棒并不完全听从。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罗马尼亚就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少数参加国之一。　　大概是已经从昂纳克或其它途径听说了什么，齐奥塞斯库对萨马兰奇的来访丝毫不感到意外，态度不卑不亢，静静地听萨马兰奇讲述。　　萨马兰奇首先对罗马尼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表示感谢，接着他谈到了自己对汉城奥运会所寄予的希望，同时通报了昂纳克的态度。他动员罗马尼亚继续参加第24届奥运会。　　萨马兰奇这番话似乎都已在齐奥塞斯库的预料之中。他平静地回答说，对于客人的话，他将进行认真的考虑，现在还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他需要同其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商量一下。　　萨马兰奇知道，齐奥塞斯库出于他个人的地位和习惯，不可能当场就做出同意的表示。萨马兰奇看出，齐奥塞斯库已经心动了。工作做到这步，就该适可而止了。萨马兰奇离开了布加靳斯特，对于汉城奥运会又增加了一份信心。　　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作似乎都是通过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巴斯克斯·拉尼亚做的。这次对古巴也是如此，况且巴斯克斯·拉尼亚先生同卡斯特罗本人有深厚的私交。　　巴斯克斯·拉尼亚访问了哈瓦那。他知道古巴和阿根廷正在角逐泛美运动会的主办权。于是他提出，如果古巴能够参加汉城奥运会，他将帮助古巴争取主办泛美运动会。尽管如此，卡斯特罗仍然坚持只有改换奥运会主办城市或者由朝鲜南北两方共同主办奥运会，古巴才可能参加。　　当社会主义阵营在是否参加汉城奥运会的问题上开始分化的时候，萨马兰奇才把目标转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苏联。　　在苏联，萨马兰奇会见了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体育部长格拉莫夫等重要领导人。萨马兰奇向他们阐明，奥运会是由汉城，而不是韩国主办的，所以不应该把体育竞赛同政治问题牵扯在一起。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失去了洛杉矶的机会就很可惜了，如果总是这样下去，苏联体育大国的形象就会在人们的意识里消失，这种损失与那种无意义的政治纠葛相比显得得不偿失。　　其实苏联抵制汉城奥运会的决心本来也不是很坚定，萨马兰奇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吻合。况且这次苏联领导人也已经看出，指挥棒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灵了。如果这次自己贸然行事，而其它卫星国又各行其是，那么苏联将会陷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萨马兰奇已经察觉出了其中的奥妙。为了给苏联人一个台阶，萨马兰奇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由朝鲜南北两方共同主办奥运会的建议表示可以接受，同时指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不少体育界人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至此，说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参加汉城奥运会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说已大功告成。但是萨马兰奇并没有放松努力。他又直接飞赴越南河内，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体育部长会议。这个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而萨马兰奇每次都参加。他很清楚，这是国际体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掌握好它，奥运会难以顺利举行。　　在会上，萨马兰奇通报了自己东欧几国之行的结果，并再度表示，可以将一部分比赛项目分到朝鲜举行，至于具体有哪些项目，还有待于国际奥委会同朝鲜南北两方商量而定。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肯后，萨马兰奇又回到汉城。　　连日的奔波不能不使萨马兰奇感到疲惫，脸上的倦容显而易见。但是他马上着手同韩国方面磋商与朝鲜方面举行会谈的问题。　　萨马兰奇很清楚，像这种有极其敏感的民族问题为背景的会谈是很难成功的。但会谈又必须举行，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找借口拒绝参加奥运会。但是必须做好两点准备，一、在会谈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二、做好会谈破裂的善后工作。　　因此，萨马兰奇首先同参加会谈的韩国代表交换了意见，提出了会谈的指导方针，即首先提出一些建议在朝鲜举行的比赛项目，由朝鲜方面回答与否，而不要等朝鲜方面提出具体项目后由韩国回答与否。如果是那样，一旦会谈失败，朝鲜方面会把责任推卸到韩国方面和国际奥委会头上。萨马兰奇认为朝鲜方面并没有就举行奥运会部分比赛项目而做任何准备工作，而是把会谈作为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　　1985年9月，萨马兰奇将朝鲜南北两方代表召集到洛桑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韩国代表直截了当地提出建议，将男子手球、排球和足球两个组的预赛分配给朝鲜方面举行。这样的分配方案朝鲜方面显然根本不能接受。　　果然不出萨马兰奇所料，朝鲜方面并没有就具体项目提出任何建议，只是原则性提出由朝鲜北南双方组成共同的组委会，共同主办奥运会，开幕式分别在平壤和汉城举行，电视转播收入平均分配，最后，比赛项目平均分配。　　由于双方的建议相距甚远，会谈自然毫无结果。　　第二轮会谈于1986年1月举行，双方仍然各持己见，会谈不欢而散。　　事隔半年，第三轮三方会谈于1986年6月10日至11日在洛桑举行。在第三轮会谈中，国际奥委会建议射箭、乒乓球项目和足球、自行车部分项目在朝鲜方面举行。朝鲜方面代表要求增加比赛项目。　　萨马兰奇要求朝鲜南北两方在6月30日以前对国际奥委会的调解方案作出答复。韩国方面于6月30日写信给国际奥委会，表示同意上述方案。朝鲜方面三次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把比赛项目增加至6个。　　在前三次会谈中，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代表始终在场。他充分听取朝鲜方面代表的意见，不发表任何不同看法，并且就具体问题同双方进行磋商。在萨马兰奇的斡旋下，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如奥运会开幕式上某些国家运动员座次的安排问题等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重大问题上仍然毫无进展。　　此后一年，朝鲜双方基本上没有接触。韩国和国际奥委会都很清楚，随着奥运会召开时间的临近，即使韩国同意朝鲜方面的要求，将在朝鲜方面举行的比赛项目增加至6个，北朝鲜也没有充足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最后只有放弃共同主办奥运会的打算。　　中国奥委会从一开始就对朝鲜方面和国际奥委会关于共同主办奥运会的建议表示支持。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于1985年9月19日致信萨马兰奇，表明了中国对此建议的支持态度，并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为促使这一建议的实现做出努力。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也于同年12月28日致函朝鲜体育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长金俞顺，重申了中国的这一立场。此外，中国奥委会还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为争取第四轮三方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了不少工作。　　萨马兰奇也公开表示，他将努力促使第四轮三方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并希望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　　1987年4月26日，萨马兰奇通知朝鲜方面，“为了检查和讨论第四次会谈的准备工作与南北自由往来问题”，国际奥委会代表团预定于5月底访问平壤，尔后取道板门店去汉城访问。　　对此，朝鲜方面于5月16日致函国际奥委会，称从板门店通过是不可能的。萨马兰奇立即回电：　　“如果连国际奥委会代表团从板门店通过这样简单的行动都不能同意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大规模的南北往来是有可能的呢？”　　但是朝鲜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解释说，之所以认为国际奥委会代表团一行不能通过板门店，是因为尚不具备通过的条件。此外也没有允许外国人通过板门店的先例。但是为了南北的来往，只要条件具备，仍然可以允许自由往来。　　国际奥委会代表团于5月27日至30日访问了平壤。访问结束后，又回到了洛桑。6月26日，该代表团访问汉城。　　在7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轮会谈中，国际奥委会又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女子排球，并建议将原自平壤至汉城的部分自行车比赛改为在朝鲜境内进行男子100公里的自行车比赛。　　萨马兰奇说，这个建议“在奥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此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　　“老练的萨马兰奇提出了朝鲜方面难以拒绝的方案。之所以在新方案中增加女排，是因为女排在共产党国家的体育项目中占有很大分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会要求在平壤举行女排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