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作者杨澜-9

头老太们起得更早，在城隍庙九曲侨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没有分身术的人们既要买菜蔬，又要买鱼肉，便常常以砖头、竹筐之类充当“队列”。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帐，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队伍。主人赶来时，对这样的非礼极其愤慨，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或大呼“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这股怨气常常发泄在那些态度本来就不够和善的售货员身上，于是忙碌嘈杂的集市上多了几个高亢嘹亮的声音。这一切，侯家路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夜里睡得安稳，几声汽车喇叭并不妨碍他们。在晨雾里，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律有味，颇为知足。方才还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脚，骑车上班去了。这是个典型的市民居住区，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移民的迁入，这里日渐拥挤、破旧起来，在讲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么“高级住宅区”。人很杂，环境也并不优雅。我为什么至今还是那么留恋它？出于童年的回忆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细想起来，当我五岁回到父母身边以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音响工程师，左邻右舍，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人们谈吐高雅、举止得体，宽敞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花园很洁净。然而这斯斯文文的世界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反而单纯得近乎单调。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许杂乱，或许琐碎，但那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那么丰富和真切，让我神往。何况那里的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新嫂嫂我的邻居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粗壮高大、爱说爱笑。她在街道煤饼场里做事，专门拉着板车给人送煤球、煤饼。这完全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她却做得得心应手。每次搬完煤饼，总要帮人家垒得整整齐齐，用女人的细心把散落的煤灰打扫干净。人们都夸她勤快，为人好。她只身带了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生活，我没见过她的男人。上海人把新媳妇叫做“新嫂嫂”，她四十多岁了，依然被邻里这样称呼着，好像谁也没不习惯。都说“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乡下一个殷实的富户，嫁给一个上海人，但那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个丈夫被查出曾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判刑送到了劳改农场，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外婆带我去菜场，就会遇到她在装烂菜叶的竹筐里挑来挑去。邻家的炉具通常都放在走廊里，她家的菜锅很少发出什么诱人的香味儿。新嫂嫂很会讲故事，我当时最爱听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毛脚女婿生性好吃，且吃相难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娘家，妻子嘱咐他说：“我在你脚上系一条绳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动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记下了，在丈人面前一派斯文，眼睁睁看着饭桌上的红烧肉不敢轻举妄动。丈人家有一只猫，悄悄钻到饭桌下。它发现了傻女婿脚上的绳子，好奇地用爪子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这下傻女婿乐了：“看来老婆还是疼我，让我多吃几口。”小猫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飞。吃完红烧肉，又消灭了老母鸡，最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拿，干脆捧起砂锅，把一条大鲫鱼吞了下去，连刺儿都不吐。这个故事，新嫂嫂无论讲多少遍都绘声绘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大笑，让我引为知己。有一次我问她：“你从前也给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儿）的爸爸系过绳子吗？”她收敛了笑容，说：“绳子哪里拴得住男人，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听老婆的呢。”有一天，一位头发蓬乱半白的男人敲响了新嫂嫂的房门，他的衣衫很旧，拎着个旧书包，皮肤黑黑的像是个乡下人。新嫂嫂走出门来，见了他，张着嘴呆了一会儿，警觉地问：“你怎么来了？”那男人唯唯诺诺的，声音又低又颤：“我减刑了，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就进了屋里。老房子的楼板不隔音，听得到屋里的啜泣声和责骂声：“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的日子怎么过？”“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么活都干，这才得到宽大。当初他们说我是蓄意搞反革命破坏。这是冤枉我呀，你该晓得的。”屋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新嫂嫂开口了：“这是本来要寄给你的棉衣棉裤，你拿走吧，为孩子想想吧，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爸爸了，也习惯了，你回来，他们这辈子就完了。”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么一个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手里捧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了门，神色黯淡。在他身后，新嫂嫂啪地关上了门，嚎陶大哭。从那以后，新嫂嫂不怎么讲故事了，常见她的女儿帮她一起拉车送煤。他们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辆平板车就够了。我暗暗地希望，她们是去找那个男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仍有他的一个家。他会听老婆话的。辉辉与公公辉辉是比我小两岁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她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我曾经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在辉辉身上才发现，一个大脑健全，甚至聪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障，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才是最残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话要说，有话要问，但偏偏只能发出几个无人可解的模糊的叫声；她分明有冤要诉，有苦要发，但只能用纤细苍白的小拳头砸着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无法捏成一个拳头。年幼活泼的我，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辉辉的床边，是我永远不敢撒娇的地方。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着我这个“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常常想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寻找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我，点着头坚持让我都吃掉。那对于我，完全是一种奢侈。我被诱惑着，却又分明感到我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姐妹相执不下，直到外婆来做调停。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了，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打开了语言的封闭。她认识字。于是她与我的对话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字，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如果她是个健康的女孩，我们该有多少悄悄话可以分享。我细细搜索自己对她的感情，发现在深深的同情之余还有着深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珍爱。当我们这些正常人在生活的沼泽里怨天尤人的时候，好一个弱小的灵魂，却接受了一切不公平，同时在给予与交流中寻求快乐。她那双黑亮可鉴的大眼睛，让我安静。一直抚养照顾辉辉的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她一生未婚，所以我们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族，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非常不同。但她以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据老人们说，当年，她最要好的女友遭遇婚姻的不幸，无力抚养一双儿女，她便搬进了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承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一诺千金。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生活。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议和冷眼，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坎坷，对于她一个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任。又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年的操劳。这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慰着她的悲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她们俩的生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爸爸？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环。”餐后，他就拉着我的小手，到黄浦江边散散步，用一架老式照相机给我拍几张照片。他说：“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任务，让我每个月把你的照片寄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知道，咱们的澜澜又长高了。”爸爸？一个多么陌生而神秘的称呼，从出生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所以这个称呼就显得非常抽象。然而，我又莫名地盼望他。他既然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故事说给我听吧。一个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嘱咐我谁来了都不要开门。他们走后不久，便有人敲门。我从门缝望出去，看见那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从未见过。想起狼外婆的故事，我心中害怕起来，蹑手蹑脚搬来凳子抵住门背，自己坐在上面，大气不敢出。那男人敲门听不见回答，也干脆坐在了门槛上。我与他隔着一扇木门，背对背坐了多久，只有他知道。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有一百年。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那个男人竟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爸爸、妈妈”。外婆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我这才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外婆抱起我，指着那个陌生男人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我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我的男人会是我的爸爸。这个男人用了什么魔法让我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我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当天下午，我就骑在他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扯着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神气活现。爸爸告诉我，他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侯家路；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我曾骄傲地拥有的绣着姓名、住址的小手绢也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小舅舅在我离开以后曾对我妈妈说：“澜澜走了，我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属于你们的。”而我呢，直到长大，才意识到侯家路曾给予了我多少营养，又是怎样使我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不同。那条拥挤的弄堂，那一张张真实亲切的面庞，将是我心中永远的坐标。玩水的孩子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电影上都是这样的。”“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我们可要——睡着了。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雨，哗哗地下起来，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喷水枪，把地上的浮土撞得溅开去，弄得清凉的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但它是不是也跟门边呆站着的孩子们一样，因为找不到游戏的对手而沮丧难堪？丢失了熟悉的游戏规则，手里鼓鼓的喷水枪显得那么多余。有大人跑过，问有没有看见他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我们说，邱老头推到车棚里去了。他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这老头，还挺有心的。”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喷水枪早已无影无踪，那个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不会出现。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夏天还是酷热，孩子们，还一样爱玩水。生病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去福建主持一个艺术节，当地电视台现场直播。临开场前一个小时我突然上吐下泻，躺在宾馆里动弹不得。我忙给男主持人打电话，请他当晚“多担待点儿”，没想到，就在几分钟前，他心脏病发作，已送医院——当晚的主持全部落在我身上。要说人还是有不少潜能可挖。如果没有退路，就只有往前冲了。一惊之下，我腾地坐了起来。只用半个小时化了妆，剩下的半个小时把男主持人的所有台词“拿”了下来。当帷幕拉开，摄像机顶上的红灯亮起，我已经手持话筒，稳稳地站在那儿了。为了不使观众感到单人主持的平淡，那天我还格外用心，把现场气氛调节得非常活跃。我尽量使自己自始至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连在幕侧休息时也不敢坐下，生怕精神一放松，病痛又会占上风。两个多小时的晚会结束后，我大汗淋漓。知情的导演、演员们纷纷跑过来表示慰问。“镜头上一点儿都看不出你在生病。”导演的一句话让我最后安了心。奇怪，这一番苦撑之后，我的病居然好了。精神胜利法，有时还真有些法力呢。事后我不无骄傲地把此事告诉了妈妈，不想妈妈的眼中流出泪来，说：“你还不是拚个年轻！”眼下是有病生不得——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哪儿有时间生病？能拚还是要拚一拚的。小时候就不一样，那时我还没病装病呢。上小学时很羡慕因生病而请假不来上课的同学。看他们既不用听课，又不必做作业，还有爸爸妈妈心疼地问寒问暖，多棒！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实在不愿意爬出温暖的被窝，便有了强烈的装病的念头，谎称胃疼。大概由于我面部痛苦的表情做得十分到位，妈妈居然信了，忙托了我的一位同学送假条给老师，而她自己也请假半天，在家陪我。一开始，靠在床上，吃着妈妈额外做的鸡蛋羹，心里美滋滋的。但慢慢的，不对劲了：妈妈守在一边，不许我起床；明明没病，却要装得一脸苦相，时间一长，还真有点儿难；窗外已下起雪来，看样子一时也不会停。课间的时候，同学们该打雪仗了吧？窗玻璃上的每一朵冰花都有了自己的故事，墙上的钟才走到上午十点。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事情，何况今天拉下的功课明天还要补上，实在不合算。我一骨碌起了床，告诉妈妈胃己不疼了，还可以去学校上两节课。妈妈却执意不肯，说什么也要我吃了午饭才能出门。而午饭呢，是我最不爱吃的面条——妈妈说，胃不舒服只能吃这东西。唉呀，我的妈呀！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装过病。没过多久，我倒好像真有病了：天天睡不着觉，白天还特精神。眼看人一天天瘦下去，却查不出原因，医生只好开些安神的药，全是中药。于是家里整天弥漫着煎中药的味道，砂锅煮坏了两个。可怜我小小年纪，吃中药的功夫倒练出来了。那褐色的，苦苦的液体，闻着就够了，偏要早早晚晚咕嘟咕嘟地灌下肚去，喝完一抹嘴，颇感悲壮。大夫开的药中有黄连粉，需空口吃，而七十年代末，市场上还买不到胶囊，所以只好用汤勺盛来往嘴里送。那些黄黄的粉末铺天盖地地粘在口腔里，一点点溶化在舌尖上，真是“苦”不堪言哪！药帖里还有一味是酸枣仁，爸爸在各处药店里寻找不得，便一趟趟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京郊的山村里去打听。有时候，他干脆随药农直接上山采撷。我妈妈呢，特意买了本当时很流行的《赤脚医生手册》，有关失眠的那几页文字，她倒背如流，但我的“病”依然治不好，倒是她照书上其他章节所言略加实践，就医好了爸爸长年的脚气。那时候，每到夜幕降临，全家三口人就进入紧张状态。爸爸妈妈担心我睡不着，随时留意我的动静，弄得我连翻身都不敢。他们教我数数，可我刚数到三，就联想起三毛，“人怎么会就正好长三根毛呢？还不如一根也不长呢。”这样又想起了和尚，然后是唐僧、孙悟空、动物园里的猴山，别忘了还有会作揖的黑熊..这样一路想下去，哪还有什么睡意。明明睡不着，却又要闭着眼睛装睡，一家人关了灯，连大气都不出，你说多受罪！最后，从小带过我的外婆被搬来做救兵。天性爽朗的她决不相信我一个小孩子会得什么失眠症，反而责怪爸爸妈妈过于小心：“从前一家七八个孩子，还不是粗放放就长大了。如今只有一个孩子，倒不知该怎么带了。让澜澜多出去玩坑，玩累了还有睡不着的？”你说有意思不，从外婆来的那个晚上起，我天天睡得香极了，即使外面唱大戏，我都不会醒的。生长在北京的孩子大抵都有“光顾”北京儿童医院的经历。那里的候诊室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襁褓中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幼童，即使发烧也要来回奔跑玩耍的少年，..那空间充满了孩子的哭闹声，护士的叫号声，父母的抚慰声和斥责声，还混合着来苏水的味道，真是一幅难忘的景象。那里是我小时候怕去的地方，想不到如今我成年了，依然怕。曾经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