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作者杨澜-8

威夷岛”。冒纳罗亚火山位于岛上，八十年代未还喷发过一次，粘稠的岩浆挟带着、熔化着它所触及的一切，涌到海边。水火相交之处，沸腾的浆液四散奔腾，的烧着太平洋的层层狂澜，激起冲天的火焰和浓烟，蔚为壮观。至今，岩浆流淌过的路线上还积着厚厚的黑色沥青状的一层，呈放射状，从山顶延伸到海岸，向人们记述当年惊心动魄的奇观。如今，草木复苏，迁移的人家又重新筑起简单的房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而地壳依然没有凝结，熔岩依然没有冷却，山顶上依然冒着丝丝白烟，展示着这组由火山造就的岛屿的不停息的活力。夏威夷的魅力远非仅此而已。就拿大岛来说，其地貌不仅包括活火山，而且还有被森林覆盖的峡谷和平原，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电影《侏罗纪公园》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峡谷十分陡峭，大约有五六百米深，山间清泉瀑布，飞流而下，更显景色的俊美。直升飞机的驾驶员不时跟我们这些乘客开开玩笑，故意放松操纵杆，让飞机来一下“自由落体”，直吓得机上惊叫声响作一团，才重新将飞机稳住，在一片唏嘘声中，顺着峡谷向纵深飞去。峰回路转，大家正忙于欣赏两边的风景，忽然间一堵峰墙横挡在面前，眼看飞机就要撞上去。驾驶员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把直升机“忽”地拉起，擦着崖面掠过——又是一场虚惊。机上一对老年夫妇忍不住埋怨起来，说心脏受不了。我却暗暗喊着“过瘾”，与驾驶员交换了一个眼神：这比坐电子滑车来劲儿多了！惊险刺激的直升机之旅展现了夏威夷壮美的一面，足以让人神往，偏偏夏威夷还有闻名于世的海滩，于是这壮美便多了一份秀丽。不过，这回可需要体肤毛发的全方位接触——我是指潜水。选一块风平浪静的小海湾。那里棕榈树亮丽的绿色浸染着毫无杂质的海水，珊瑚一簇簇的，投下略暗的影子，成为彩色的鱼儿休憩的场所。见到这样一池舞动着阳光的水面，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跳进去，成为这美景的一部分。潜水分为深层潜水和浅层潜水。前者要求背氧气瓶，后者则是通过伸出水面的塑料管来呼吸。无论进行哪种潜水，潜水者都要戴鸭形蹼。浅层潜水简单易学。我入水的心情迫切，便选择了一副大小合适的面套，套上脚践，跟着教练下到海里。一开始，我有些胆怯，不敢将头完全浸入水里，脚蹼拍打起来也不熟练。身下鱼儿傲然地游过，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它们也许在奇怪：“游泳难道不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吗？这人怎么游得这么别扭。”我不好意思地冲它们挥了挥手，做了个夏威夷特有的手语，即伸出大小拇指，弯起其余的三指，来回晃晃，意思是：“别紧张，轻松轻松！”——游泳对你们这些水族当然容易，可我是只旱鸭子，总得通融一下，别那么瞧不起人嘛！哎哟，差点又呛口水！渐渐地，手脚配合得协调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这才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入水下的世界。这是个斑斓的世界，闪着各种明亮的颜色。鱼儿分五六种，数目最多的一种身体扁平、通体金黄，横腮上挂一条黑色弧线，常常结伴而行。它们也最胆大，离我们这些潜水的人靠得最近，一副逍遥自得的模样。我甚至怀疑它们是在故意炫耀自己的美丽。不过，你不能不承认，造物主的确赋予了它们炫耀的资本。另外几种鱼颜色比较淡雅，有银色的，淡紫色的，模样略显粗壮，有点儿憨，也有点儿害羞，总在离礁石不远的地方游荡，不敢走远。依我看，这海洋世界也是一个大社会，不同的鱼有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各自都有其他鱼不可替代之处，彼此和睦相处。当然，水中除了各式各样的“小老百姓”，也有霸气十足的“诸侯将相”。这不，在船上休息时，我看见远处海面上喷出一道水柱，那是鲸在不露声色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我徜徉在鱼儿中间，一时间仿佛自己也身心自由得像鱼儿一样。如果人可以选择做一条鱼——让我想想——我愿作那种矫健却不张扬的鱼儿，自由自在地赶自己的路。上天下海，夏威夷己尽在我的眼前，但我似乎还在寻找什么。离开大岛，我落脚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在下榻的喜来登饭店的大堂内，我发现了一张海报，是五六十年代美国红歌星堂荷的演唱会。这位歌星出生在夏威夷，当年弹着吉他走遍美国，以一首欢快清新的《小小水泡》歌曲红透半边天：“小小水泡，在大海中翻腾，..”我非常喜欢这首民谣式的歌曲，自然也喜欢堂荷富有磁性的嗓音。今天能在夏威夷亲眼目睹其演唱的风采，岂非快事哉。虽然这场演唱会的票价高达五十美元，我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当晚，我还特意换上了漂亮的连衣裙，隆隆重重地去聆听我神交已久的歌声。没想到，等待我的竟是失望。台上的堂荷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高高地跷着二郎腿，眼皮懒得抬，舌头也似乎懒得动，尽发些含混不清的喉音。有气无力地哼了几句之后，便开始说些无聊的笑话，在伴舞的波利尼西亚姑娘身上做些轻佻的动作，结果只有乐队的人随和上几声干笑，令人尴尬。接下去，他干脆不说了，唤出二三名弟子，由他们来演唱他当年唱红的老歌。台下几位五十多岁的女观众，显见是堂荷当年的歌迷，这时也颇生一些恼怒：“如此唬弄观众，倒也敢把门票卖得那么贵，怎么能不砸牌子。”演唱会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到结尾时，堂荷才端起吉他，拨出几个音符，是《小小水泡》的前奏。起先，他依然唱得漫不经心。渐渐地，台下的观众们随着音乐唱了起来。这老歌是那么琅琅上口，曾带给人们几多欢畅美好的回忆。观众们与其说是在应和堂荷，倒不如说是在应和自己的青春过往。他们唱得那么尽情，那么投入，用手打着节拍，自娱自乐。彼此之间点头微笑着，在歌声中发现大家原来相识已久。这时的堂荷似乎也受了感动，唱得略微卖力了些，总算使演唱会的结尾还过得去。曲终人散，堂荷坐在一张过分华丽的靠椅里，跟观众合影，脸上依然带着傲慢而懒散的神情。而这样的合影也明码标价，每张三十美元。看堂荷老大不情愿的样子，一定还嫌这样赚钱太慢了呢。我从他身边走过，丝毫没有兴致与他合影留念，心中为他感到悲哀。一位歌星老了，过气了，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对演唱乃至对音乐的兴趣和热爱。离开了这种兴趣和热爱，我很难想象一名歌手的躯壳里还能残留些什么。我后悔看这场演出，为了心中一位明星的失落，也为这位明星心中失落的激情。幸好，美好的音乐犹存。让不朽的音符继续带给人们慰藉。我暗暗告诫自己：“杨澜，永远尊重你的观众和你自己。”我没能在堂荷身上找到夏威夷的精神，但是这并没有让我灰心。毕竟，夏威夷的色彩是绚烂的，夏威夷的人们是快乐的，夏威夷的空气太湿润，惆怅和悲伤在这里无法凝结。第二天，我便兴致勃勃地前往波利尼西亚文化村参观。波利尼西亚文化村与阳伯翰大学比邻而建。阳伯翰大学以传授太平洋诸岛艺术闻名于世，学生中不少是当地原著民的后裔。他们边学习，边余时间到文化村表演传统歌舞，也藉此增加收人，保障大学学业的完成。据导游介绍说，太平洋中夏威夷、汤加、萨摩亚、斐济等诸岛的原著民都属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文化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可考。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是祖先一次又一次划着独木舟的航海探险。遇到战乱，或仅仅是为了发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向着茫茫大海进发。根据一段神话或传说，或根本没有方向，他们开始了大胆的漂流。惊涛骇浪中无数的沉没，子子孙孙的不息的繁衍，终于在大洋中寻找到一个个绿色的岛屿，也找到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和自信！他们有理由为自己健壮的身体和无畏的灵魂而骄傲。波利尼西亚人本来就高大健美，在资源丰饶的热带岛屿上，他们不愁衣食，更可以充分地发育身体。他们崇尚健康自然，完全没有“减肥”的概念。汤加等地更以肥硕为美。过去，我以为那里的人不思劳动，单纯窝在家里堆积脂肪。在文化村我才了解到，其实他们相当勤劳，也相当灵巧。比如他们房屋的四壁，就是以细细的篾席编织而成，手工精制。房梁上串着只有在深海才能采集到的贝壳，也十分美观。散懒邋遇的民族是没有这份闲心的。他们认为生活在天堂一样的岛屿上，面临美丽的海洋，沐浴充沛的阳光，实在没有理由愁眉苦脸。想吃就吃，要睡就睡，自然心宽体胖。好在他们的身材高大，并不因此显得臃肿，反而更增添了几份威风。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在这里绝对没有市场。在一处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幅黑白肖像照。照片上的妇人体态健壮丰盈。她似乎正在和谁说话，突然听见你的招呼，便转过身来，投以热情的目光，报以灿烂的笑容。这妇人是已故的汤加女国王。据说身高在1.90米以上，声音洪亮，性格爽朗，颇受本族人的爱戴。有一次，英国女王举行生日大典，遍邀各国首脑乘敞篷车周游伦敦。不料天空突然降下雨来，其他元首都赶紧拉上车盖，或撑起雨伞。只有她，推开伸过来的雨伞，继续热情地与沿途同样淋在雨中的市民们打着招呼。她的棕色皮肤在雨中焕发着健康的光泽，她的真诚的笑容在雨中带给人温暖的关怀。伦敦人大受感动。英国报纸说：“她阳光般的微笑驱散了伦敦上空的阴雨，她的友善和快乐的天性让人无法抗拒。”如今，我在她的照片前流连忘返。如果她能从镜框中走出来，我真想跟她并肩坐在篾席上，聊聊天。虽然她是位女王，却一定不会拒绝。展厅外的小河中，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在独木舟上表演着传统歌舞。头顶花冠，腰系草裙的姑娘们摆动起腰肢，在阳光中尽显自己的妩媚；入水如鱼，上树如猿的小伙子们喊着号子，重现祖先围猎丰收的激情。尽管这一切已因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而成为了纯粹的表演，尽管今天的太平洋岛民早已超越了先人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然而我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属于这一方水土的纯朴和豪迈。这时，那翻涌的火山，曲折的峡谷，辽阔的海洋都被这如梭的歌舞交织在一起，构成夏威夷——不，己不仅限于夏威夷，而是太平洋诸岛的无限风情。它是永远的热诚和乐观，是不懈的激情和生命。同样是阳光和海水，在希腊，它们让我沉静；在夏威夷，它们让我兴奋。我的梦想，是体验世界上每一块不同的土地和水域，然而现在，让我暂且忘掉过去和未来，用年轻的心去好好享受此时此刻的热带风情吧。跨越我终于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当游船徐徐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我的激动被青蓝色的水波荡漾得愈发明澈了：这绝不是一次平常的旅行，因为这水绝不是平常的水——这一带涟漪挽起的是：欧洲和亚洲。在这两块大陆的交接处，北面形成了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仿佛是天地之间永恒的惊叹号，冰冷着脸，向天空质问最后的胜负；南面则形成了明媚多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虽迎面相峙，却不见刀光剑影，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一块余地，竟发现对手并非面目可憎。千回百转在这里交汇，竟使这一带山水葱葱郁郁，在地中海温暖的阳光里融合成一道完美的风景。两岸的城堡、民宅建筑风格非常相似，都兼有欧亚的特色。更有博斯普鲁斯大桥横亘两岸，把本已相似的自然人文牢牢地牵系在一起。如果方向感不明确，还真分不出哪面是亚洲，哪面是欧洲呢。遥想当年，无论是年轻气盛的亚历山大大帝，跃马扬鞭的成吉思汗的子孙，还是金装银饰的奥斯曼君主，都曾在这天堑处驻足极目，为跨越洲际，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而踌躇满志。这亘古的界限，因为有了这些豪迈浪漫的故事而更显风流。我正沉醉于忘我的激情之中，忽听身边的游客中有人说：“其实这是条平常不过的海峡，只不过人们给它的两岸起了不同的名字。”这话真不中听。到了名胜，不去体会它的好处，反而冷眼旁观，扯上两句风凉话，正是我难以容忍的矫情——早知如此，您老又何必来呢？索妮亚是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记得第一天上课时每人做自我介绍。轮到她，还未开口，先笑起来，然后赶忙道歉：“对不起，我实在不知如何介绍自己。是这样：我叫索妮亚，我的父亲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孩子，我的母亲是西班牙人和秘鲁人的孩子。我出生在法国，那时父亲在法国做外交官。不到两岁，全家搬到南美，先后在巴西、智利、秘鲁各住了三年，后来我在德国和法国上学，再后来到了匈牙利和俄罗斯。今年我二十四岁，又来到美国读硕士学位。我会六国语言。我的自我介绍完了，实在太长，对不起。”大家都听糊涂了：“索妮亚，你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你认为自己首先属于哪个国家呢？”“不知道，”索妮亚一本正经地回答，“真的搞不清，干脆也不想搞清了。虽然我有两本护照，但是地球才是我真正的国家。”对于我来说，索妮亚的经历实在具有传奇色彩。但我很快发现周围的不少同学都有与她相似的背景。每当问他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他们都耸耸肩膀，然后开始冗长的解释：他们都是混血儿或移民，如果想知道乡关何处，那得先从父亲的祖国开始，然后是母亲的，或者是自己的出生地..总之是一笔糊涂帐。不过，困惑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他们所涉及的国家的多少，而且在于影响他们的多种文化的差异。他们常常反问：“从哪里来？你是指我的血统，还是出生地，还是文化？”明子的父母都是移居巴西的日本人。她出生在里约热内卢，从小接受的是葡萄牙语教育，高中毕业后来到美国读书，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八年。她喜欢吃日餐，却坐不惯榻榻米；觉得巴西是最美的国家，可是行为作派越来越美国化。不过，她的英语明显带葡语口音。“我是一个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懂葡萄牙语的日本人。”她这样描述自己。“哪种文化对你影响最深呢？”我问她。“说不清，各有一点儿。它们在我的头脑中己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我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分清哪些想法归哪个文化。要知道，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明子这样回答我。我忽然想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那位游客的闲话，心中隐约察觉到了些什么，但又似乎还不分明。在对国际传媒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两条相反却又并存的线索：国际化和本地化。更有意思的是，两种趋势都日渐明显。一方面，现代通讯手段，如卫星技术、光缆技术等使全球的联络有了从所未有的便捷、高效，使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特别是电视的国际化，把天涯海角带入咫尺之家，一场海湾战争通过CNN现场传送到世界各地，而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也正把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织入同一网络。这个地球不再仅存在于地理上，历史上，也存在于无形的电波、数字空间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处的事情都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啊。另一方面，保留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人们对文化的同化现象表示不安，而且毕竟更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于是，在亚洲纷纷设台的欧美传播公司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条规律：当地节目比进口节目的收视率更高更稳。即使在文化相近的欧洲各国，本地新闻和电视剧而不是美国的肥皂剧，是当地观众关注最多的电视节目。世界范围内地区性有线电视每天都在瓜分全国及全球性的大电视网的份额，因为当地节目更易调整，更有针对性，且更独特。总而言之，这个世纪末，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面临着相似的悖论：一方面是种族、民族的大混血、大融合，文化、生活方式的大渗透、大同化：另一方面是尖锐的宗教、宗族的流血冲突和保留纯正的传统文化的大声疾呼。面对这两个正好相反的趋势，人们真有点儿被搞糊涂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越是悠久的文明，越是骄傲的民族，在这个悖论前越显痛苦。理念与情感的冲撞不亚于地理大板块的狭路相逢。一些人抱定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想拒绝这个大世界的冲击，也有一些人骨子里的自卑发展成表面的过于夸张的傲慢，守住“你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看不上呢”的逻辑，或者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一声“呸”，聊以泄愤，实际不损别人一根毫毛；也有些人以为守定了一些文化符号，就守住了祖宗的基业。一谈中国的艺术品，必搬出些绘着“嫦娥奔月”、“八仙过海”的鼻烟壶，津津乐道于笔触的细腻和繁多；或热衷于比赛在一张薄绢上绣几千几百个童儿，在一根头发上刻几十首唐诗。我不想贬低这些工艺品，但是沉溺于技巧的熟练，忘记了艺术的本质在于升华灵魂，只能把一个民族可贵的才华和生命浪费在工匠的复制中，而我们需要的是大师。在纽约，我采访了在纽约时装界颇受青睐的来自杭州的服装设计师韩枫，发现她的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图案。她解释说，中国服饰文化对她的影响并不体现在盘扣和绣花上，而是表现在整体的韵味上。比如她设计的夜礼服就吸取了旗袍简单流畅的特点，以前后两片布料来衬托女性婀娜多姿的曲线。她的设计不仅出现在美国一流时装杂志上、高级商店中，而且还作为艺术品在现代博物馆展出过。美国时装专家说，她的风格在与时装主流的融合中反映出东方特有的气质。这使我明确了这样一点认识：所谓发扬传统，应指精神上的继承，而非细节上的模仿。我们的文化根深基厚，为何要抱住一些坛坛罐罐不放呢？当东方的古老文明在昔日的繁荣和今日的挑战面前产生困惑的时候，西方的发达国家也遇到了自己的“误区”，表现出幼稚的自高自大。比如曾经由各种外来文化相容而成的美国社会在二战后的强盛中滋生了一种“世界即我，我即世界”的自我封闭意识。我国某部长一九九四年访美时，美国《时代》杂志的董事长曾问他：“请问你们中国的媒介什么时候开放呀？”该部长回答说：“中国的电视中有30％的节目是从世界各地引进的，而美国主流电视中有多少外国节目呢？到底哪个媒介更开放呢？”一九九六年，《杨澜视线》节目的一个话题是一个调查，看看中国和美国十四岁的中学生（二○○○年中学毕业），谁更了解世界，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对世界历史、地理及科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美国学生。一个中国学生可以用英语回答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字。而不少美国中学生却说不出上海是哪个国家的城市。美国，该为自己下个世纪主人的知识素养操一点儿心了。在这个文明互相撞击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面对现实。想拒绝冲击是不可能的，想放弃根脉也是愚蠢的。我想起明子的那句话：“重要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此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山脉和海水。我想，深厚的文明是经得起碰撞的，它反而因为对手的势均力敌而更显存在的价值。交锋处，自会山岭巍峨；相融处，又何妨柳暗花明？让我再回到在土耳其的旅行吧。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我游览了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圣索菲娅清真寺。它建于东罗马拜占庭时期，当时是一座东正教教堂，十五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康斯坦丁堡），遂将它改建成清真寺。如今，它依然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其气势恢宏的圆顶（直径达三十多米），傲居世界之最。它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在那里，《古兰经》的格言与描写《圣经》故事的瓷砖画相安无事地并肩陈列在古老的墙壁上，希腊—罗马式的廊柱坚固地支撑着伊斯兰绚烂的图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安详地在这交融的东西文化中流连忘返，地理、宗教、种族、文化的不同没有使任何人产生坐立不安的焦虑或失落。彩色的镶花玻璃窗中，透过迷人的太阳的光芒，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凝滞。导游告诉我，“圣索菲娅”的意思是“神圣的智慧”。毕竟，人不是为那些界线而生活的。跨越界线，让我们的视野更加辽阔。家住侯家路摇到外婆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见面时往往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经理“、“教授”的字样，那是指职位；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绍来宾时冠以“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指成就。而对于既无职业，也无成就的孩童来说，他们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认，如“××家的小孩”等等。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上面用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号”。今天不少名人因为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侯家路112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路。我在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以来最早的坐标，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号的那个小女孩。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勃勃地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明星成龙、梅艳芳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满苍蝇的西瓜皮。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难离而多愁善感。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楼梯，可以告别老式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何乐而不为呢？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菜场那几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卖话梅、粽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的“身分”还找得到吗？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了。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时的记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亲远在阿尔巴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干校报到，她本想把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养得白白胖胖的。”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褓中的我，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因为街道不宽，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雨季节一过，家家户户开柜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阴湿驱散。于是，整条街的半空中，被单招展，衣裙飘扬，有万国旗齐聚式的气派。到了盛夏的傍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热不可当。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上，一户户人家也短衣短裤地出现了。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这时，后院的老伯会摇着蒲扇，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个鬼故事；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男人们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最可怜的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其执著倔强，今天想来仍令人钦佩。侯家路上有菜市场。每天凌晨，运菜的卡车往往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地开到街心。很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清晨四点左右，菜市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各家退休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