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作者杨澜-5

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么一个单元，还真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炉。”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的时间表，很少交往，谈不上了解。”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暗里，我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闹什么笑话。纽约，到底是怎样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杈，让我想起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么冷清。不知从何时起，雪下起来了。渐渐越下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声响。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所压过。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开窗帘，一声“下雪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此刻，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她。她探头往窗外一看，竟一脸懊丧，嘟囔一句：“又下雪了，真烦人！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这个冬天的第十场雪了。”我同情地“哦”了一声，心想下雪天上学一定不太方便。我一时不知道是应该像北京人那样为下雪而欢呼呢，还是应该开始习惯纽约人对雪的不欢迎态度。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一个大雪的早晨纽约的天气预报还是相当准的。我起床后一掀窗帘，外面果真是鹅毛满天了。出了门，雪花便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而那些调皮地钻进围巾和领口的，想劝它们出来是绝无可能的了，只有任它们把鬓角和脖子弄得湿漉漉的。但这并不会惹恼我。只要是下雪天，我的心情总是最好的。和往常一样，路上都是脚步匆匆的人们，只不过今天大家在半尺厚的雪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速度明显不如往常。那频频看表的，估计已经有迟到的可能。在美国，迟到，几乎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事情，任何原因，包括天气，都不能成为理由。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在一个月里开除了二十八名员工，原因只有一条：迟到。给我们上课的教授说：“干电影电视这一行，时间就是金钱。一人迟到，则全部拍摄计划都会延误。哪怕路上摔断了腿，也要按时爬到摄影棚报到。”上次下雪，班上有一位同学迟到二十分钟，他解释说是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教授却不留情面地说：“你是在替新泽西道歉，而不是为你自己。”想到这儿，我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临街的面包店每天七点开门。此时咖啡加面包圈的香味和热气从店里弥散到街上，让所有低头缩颈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深吸一口气。那些预计有剩余时间的人便一头钻进这香气和热气中去了。店伙计是个高高胖胖的意大利人，看体型更应该做厨师——也许本来就身兼两职吧。他正用大雪铲铲开店前的积雪。铲完之后，再撒上一把盐，加速残留冰雪的融化。今年由于雪特别多，纽约存盐量急骤下降。所以如果有人问今年纽约什么生意最好做，答案恐怕就是“卖盐”了。人们只想着尽快化了雪，至于盐水腐蚀了路面和下水管道，似乎就没人操心了。街边的店家和住户都很自觉地把门前的积雪扫清。倒不是觉悟高，只是纽约有法律：如果有人在某家门前因雪滑跌倒摔伤，所有医疗费由此家担负。在医疗费奇高的美国，实在没有比这条法律更有效的扫雪动员令了。然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已有报道说，有大块冰雪从高楼房檐滑落，砸伤了路人，责任还不知由谁承担。但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更注意脚下，而不是头顶上的动静。雪越下越大。每个路口都有司机拿了雪刷子下车，把堆积在车窗上的雪掸落，但不到一分钟，玻璃上又是白白的一片。这时，后面的车已经不耐烦地按响了喇叭。司机匆匆收起刷子，而他自己已是雪人一样了。真的，怎么很少见纽约人堆雪人呢？若是在北京，早已有无数的雪娃娃睁着黑煤球的眼睛，竖着胡萝卜鼻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雪中了。年轻人一见下雪便兴奋起来，急着找伙伴，急着出门，急着打雪仗，急着享受踩上松松的雪地的感觉和声音，急着躲在树后，等同伴路过时拼命摇晃树枝..而那些闹了别扭的，也在纷飞的雪球中大笑着忘了隔阂。只有被塞了一脖子雪，双手由冷变烫，由白变红，头发眉毛全白了，全湿了，那才过瘾，那才骄傲，才是个下雪天的样子。可是，纽约，每个人都在赶路。大雪明显妨碍了人们。交通阻塞，邮局关门，学校停课，道路泥泞..大家似乎都愿意马上进入室内，脱掉大衣，喝杯咖啡，暖和而干燥地工作、谈判、吵架、赚钱..这是他们四季如春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雪打乱了这种节奏，所以成为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客人，纽约人不感激它的美丽，它的湿润，它的去病杀菌，他们只是抱怨它。是因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瑞雪兆丰年”的期望，还是他们无暇体会上帝赐予冬季城市生活的这一份浪漫。雪，你何不到中国去？那里有为你欢呼的人们。在纽约，路面街口多，车辆挤，所以大多数上班的人都坐地铁。下雪天，乘地铁的人就更多了。地铁站就像一个真空管道一样，把路上的人往里面吸。躲开了大雪，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骂着环天气。纽约地铁的脏是有名的，不时会有小老鼠在轨道间窜来窜去。此时车站里热乎乎的、湿乎乎的，香水混合着角落里垃圾的异味，几乎让人恶心。人越聚越多，而行乞的人们也多起来。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重复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继续看他们的报纸。而乞丐们也知趣地走开，并不纠缠。地铁车厢里常贴着这样的宣传品：“地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而行乞的人却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该相信谁。这时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摇了摇头。心想：“昨天已经给过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这岂不成为一个固定开支项目了？”他走开了。我心里希望他从别处能要到一点钱。相比之下，地铁里的街头音乐家们倒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他们并不开口要，只是卖力地唱呀，弹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还真不错，中间有不少像东欧来的。他们的收入大概够上温饱了。今年，纽约的雪格外多，天气已成为新闻中的一条。最近电视新闻刚刚炒完了南希和托尼娅的奥运之争，又传来犹太青年被枪击，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定罪的消息。主播们个个神态严肃。这时只有雪是个轻松的话题，一个没有阴谋，没有暴力，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话题。当预报最近还有可能下雪时，主播们都苦笑着摇着头，说他们的车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们似乎都不喜欢雪。我从地铁站出来，雪还在下，但小一点儿了。整个纽约在一片洁白中显得漂亮可爱。但雪会化的，那时这个藏污纳垢的城市又要原形毕露了。街头到处会出现动物的粪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重返校园我的同学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教授先生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排列分数等级）。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年轻的教授们生活更拮据些。教我“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教授三十多岁就谢了顶。他在课堂上开玩笑说，这全是营养不良，常年操劳的结果。他的未婚妻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经济学。两人结婚时给亲朋好友散发的邀请信上，赫然画着经济学中常用的“消费曲线”，标明：“如果您将送我们结婚礼物的话，最好还是送现钞。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消费满意曲线。”恩格尔教授在讲到“消费选择”这节课时，特别举了这个例子，现身说法，结果给我们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年级统考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班上的同学极少有答错的。当然，尽管教授们收入不丰，尽管他们有时还要受到学生的“挟制”，但他们毕竟是堂堂名校的老师，肚子里装着学问，简历里写着成就，你不服气还不行。麦特劳克教授做了一辈子外交官，曾任美国驻前苏联大使。由他来教“现代外交”课，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大多数人穿便装上课，而麦特劳克教授却从来西服革履，在着装上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一副职业外交官的派头，让讲台下穿牛仔裤、T恤衫，习惯把脚放在桌面上的学生们在他的课上收敛不少，不敢造次。一次，在谈到文化差异与外交事务时，他谈起了个人经历，“作为外交官，我一直穿西服，戴领带。在当驻苏大使时，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个农场参观。为了显示平易随和，我特地换上了布衣布裤，没想到，这一换装反倒惹恼了那些农民。他们认为我穿着过于随便，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视。这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深。别小看穿衣戴帽这样的小事，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外交官来说，不拘小节或忽视当地的文化传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这番话说得我们这些学生纷纷点头，明白教授先生平日为人师表，的确用心良苦。当然，有时麦特劳克教授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一次，教室里的空调失灵，又正值天热，身体早已发福的他，只得不停地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尽管如此，他也只脱下西服上装而已，决不解开衬衫的领子或袖口，领带也未尝松动，依旧紧紧地箍住脖子。我不禁大为感动起来。那天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官的纪律性”。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老师。他本人是报纸记者出身，文字功夫很到家，曾在美国的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担任了二十年的高级编辑。今年他已六十五岁，一头雪白的鬈发，眼睛里既有为师的慈祥，又有记者的锐利，爱穿高领套头衫、粗呢西装和牛仔裤，非常干练，好像随时都准备出门采访似的。约翰逊教授常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所途说。”每周，他都要求我们交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专题报道。遇上有的学生为图省事，连续几篇都写些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就不客气地说：“如果有一天你做了记者，是不是只报道发生在报馆或电视台内部的事呢？这样你倒是适合去某个机关报干干。”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岂敢掉以轻心？于是力争每篇报道都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既有对代表前卫艺术的外百老汇剧的采访，又有对公立小学教育经费问题的调查；既写市中心的高档咖啡馆，也写街边的流浪汉。一次，为了了解黑人社区对州长竞选的态度，我只身深入治安不佳的哈雷姆区，采访黑人教堂、社团及商贩，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结果，那篇文章很得约翰逊教授的赞赏，并作为范文印发全班人手一册。当然，他在文章结尾处的评语也就被公诸于众了：“我很欣赏你对不同题材的尝试，并认为这是一篇构架完整，文字流畅的好文章。作为一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学生，做到这点尤为不易，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哈雷姆区是很不安全的地段，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前往。”我回想起那天采访归来，天色已暗，路边潦倒的醉汉向我投来的审视目光，心中也不禁后怕起来。而约翰逊教授的评语中所表露的关怀，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份暖意。临毕业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了我，接着《新闻周刊》也登出了醒目的专访。那些记者在提问时请我谈谈对美国传媒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说：“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集中在某些敏感话题上。且不论这些报道本身的准确性如何，单是与其他现实题材的比例失调，就违反了你们所信奉的‘新闻原则’，给读者留下有失偏颇的总体印象。如果我是一名驻美记者，而我发回给中国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美国毒品问题的，那么中国人头脑中的美国将会是如何呢？作为美国人，你们是不是也会感到不公平呢？”这番话中有关新闻准确性所包含的比例概念，正是我在约翰逊教授的新闻课上学来的。当我把这些讲给约翰逊教授听时，老头儿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妙极了，不愧我给你的那个‘A’。我为你感到骄傲。美国的媒体习惯于标榜自己的公正与准确，依我看，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离别时，我问他何时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也去看看我做的电视节目。他怅然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只是，我年纪大了，不知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机会。”我说：“如果没有机会，我就用摄像机把中国拍下来，带到美国来给您看，教授先生。”二泉映月暑假，哥伦比亚大学最忙的图书馆是东亚图书馆。台湾、香港的学生大多出外旅游或回家探亲去了。大陆的学生望望那条飞越半个地球的航线，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琢磨着该把分别已久的妻子、丈夫“办”出来，就断了回家的念头。四个月的暑假是打工挣钱的黄金时段。寂寞了，想家了，便会不由自主地来到东亚图书馆：在这里你翻到的是中国的书，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脸，听到的是中国的语言。念了一年的专业，整天泡在英语的世界里，只有这时才能真正地放松。读读林语堂，也读读金庸。有一把那么结实厚重的大木椅，看上几小时那么古典优美的文字，真是享受。出国之前怎么只顾看GRE和TOEFL了呢？校园绿地上常见五六十岁的中国老人（其实不该算老），素不相识，却只凭一句”请问，您也是大陆来的吧？”就可以聊上一天。“您也是陪读吧？孩子读什么专业？出来几年了？在纽约真呆不惯，房租那么贵！在国内哪知道孩子在美国这么不容易。写给家里的信只捡好事说，一来才知道..”六月份，哥伦比亚大学出了一桩有关中国留学生孩子抚养权的案子。这也就成了近来大家的话题。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在美国生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的只有两个月。母亲在市外找到一份工作，白天照顾孩子的重任就落到了正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的父亲身上。这可难为了他。就拿给孩子洗澡来说吧，这么娇嫩的小东西托在手上，擦过肥皂，滑溜溜的，揉也揉不得，搓也搓不得。搬动一下小胳膊小腿也会担心弄断了什么，实在让一个大男人出了一身汗。百密一疏，孩子落在浴缸里。手忙脚乱地捞起来，孩子一挣扎，又掉下水去。情急之下，父亲一把揪住孩子，不敢有一点放松。孩子总算没有危险，但手臂上磕出一块乌青，身上也留下几道淡淡的血印。父亲又是歉疚又是心疼，看孩子哭个不停，就抱去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对那块乌青和几道血印大皱眉头。斜眼打量了一下魂不附体的年轻父亲，一言不发，打电话到当地儿童福利局，报告了这一起“虐待儿童案”。调查员说到就到，根本不理会孩子父母的解释，坚持说孩子是被殴打致伤的，并认为当时没有工作的父亲，闲在家里，极有可能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压抑症，从而拿孩子出气。另外，做母亲的为什么在孩子出生不久就出去工作？这分明是毫无抚养孩子的诚意。（至于如果这位母亲不工作，一家大小拿什么吃饭的问题，调查员就不屑考虑了。）孩子已是美国公民，怎能任凭两个中国人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