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作者杨澜-2

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这个机会，就是我的。走过《正大综艺》《正大综艺》，你好吗？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客人，穿着统一的T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启蒙老师姜昆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病。比如，眨眼太多。连姜昆都发现了。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我很听话。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以。可以。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到底有没有天分？”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列。”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良师益友赵忠祥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件半新的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己嘴也不甜。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行行不通。”《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丁《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猪的故事吧——那些猪长得真壮啊！自嘲，是老赵和我特别喜欢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来做嘉宾，介绍她时，我开玩笑说：“谢军这么聪明，大概是因为脑袋特别大，容量也就大，”转身看到赵老师，我发现他的脑袋也不小。老赵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脑袋大，里面东西的质量可不一样。”赵老师为人宽厚，有时候我这个小辈开他几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去内蒙古拍外景，有一组他与我骑马的镜头，他偷偷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我手中，说：“杨澜，抓牢点儿。我太沉，这马已经有点儿不太乐意了，万一它走着走着突然撒开腿跑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岂不要被摔散了吗？”这时摄像师已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赵老师没事儿人似的，神态自若地看看蓝天、草原，指指点点，好像非常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于是，在演播室录像时，我便故意开个玩笑，请他向现场观众谈谈骑马的感受。赵老师也真诚实，老老实实地说：“我当时看见了这么美的景色，想起马玉涛唱过的‘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来，所以心里直央求那马：‘马儿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啊’。”减肥，是个时髦的话题，我们主持《正大综艺》时也常提起它。每当这时，体型微胖的赵老师总少不了自我检讨两句，说自己不常锻炼，又经不起美食的诱惑等等。有一次，他给观众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终于下决心减肥，便向医生请教方法。医生说：“这个好办，一天只吃两片面包就行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跑去找医生，问：“您说的两片面包，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和观众们听了这个故事，当场笑弯了腰，连摄像师们也合不拢嘴。我转身看赵老师，他倒绷得住，一脸诚恳迷惑的神情，好像进入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这位搭档，当下建议他以后可改说相声。不过，他的冷面滑稽究竟误导了一些观众。不久，赵老师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那位观众一本正经地请教他：“您的故事还没说完呢。那两片面包到底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仁兄是真的没有幽默感呢，还是借这封信来使整个故事更幽默呢？赵老师说起吃，总是津津乐道的，不过，在自嘲之外，他却另有深意。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尽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让讲究“美食文化”的人们别只把眼睛放在引进各式“洋餐”上，还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食品，并推而广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记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综艺》是从赵老师抖空竹开场的。这木制的小玩艺儿，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当年，抛出长线，抖响空竹，是他与小伙伴们每年春天必行的“仪式”。现在的市场上已寻不见这样的老式玩具，为了录像需要，赵老师坚持要找一个空竹。他说：“不是我怀旧，而是想说明：好些民间的玩艺儿应该保留下去。今天的孩子们有各种昂贵的玩具，但孩提时代的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我更希望孩子们在大好春光里到户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风筝，和大自然多亲近亲近，而不是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机。”最终，制片人在一个杂技团里借到了一只空竹，它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大家只好用透明胶带把它勉强“包扎”起来，并一再嘱咐赵老师：“您可别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赵老师痛惜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再过几年，恐怕连杂技团都没有这样的玩艺儿了。”赵老师常对我说：“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如果不热爱、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我非常钦佩赵老师的古文功底。唐诗宋词，乃至《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段落，他可信手拈来，且用得恰到好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也根深蒂固地植于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录给我宝光寺内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实际上，宽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处世准则。要知道，主持人这一行中，为争出风头，或为区区排名之类的小事，明争暗斗的不少。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个位置的光线漂亮，哪个摄像机机位正，哪个麦克风混响好，而有些人专在这些事上动小脑筋。赵老师却从不计较，而且不忘提携我们这些小辈，带动相互配合的团体精神。比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时，有的主持人声音宏亮，而我没有经过发声训练，如果一味地跟着别人一起“喊”，声音就会很难听，而且嗓子一会儿就会暗哑。每到这种时候，赵老师总是一边请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儿，一边纠正我的发音方法，还会关照音响师把个人的音量、音频等加以协调。在与赵老师搭档主持《正大综艺》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这位“大叔”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明白了，要确立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气质固然重要，知识储备、头脑灵活固然关键，但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修养和人格的健全。蒋子龙先生写过一篇短文，说赵忠祥与我的组合开辟了“老少搭档”的模式。说这样的组合亦庄亦谐，相得益彰，保证了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经历、形象上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谐呢？说起来，也不神秘。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我与赵老师在人生及处世上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我们都相信生活应该是积极认真的，真善美终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虽然社会中有不少阴暗面，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怀疑一切、消极颓废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捷径，投机取巧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荣耀，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赵老师喜欢看武侠小说，带动我也成了金庸迷。扎实稳健、厚积薄发的“少林、武当”型的正派功夫，常使我们向往，撒毒药、放暗器之流的邪门法术，会让我们皱眉。或许，这样的喜恶之情，正是我们追求主持风格时所持的态度？台上台下，我都称赵忠祥为“赵老师”，这是极自然的称呼。虽然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