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作者杨澜

献给我最好的朋友吴征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home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国大百科全书通知杨澜，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颠年鉴》。我很佩服杨澜，因为上述这些事，我不说，她是永远不会说的。她只是怀念着北京外国语大学食堂中的白馒头与窝窝头，还有上海城隍庙的各种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虾、醉蟹。杨澜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综艺》的峰巅状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执著地要回国。说实话，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变初衷，改为在美中两地来回发展。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决心彻底回国了。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我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乐得其所的家吧。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段文字，权作序吧。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荡。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凭海临风机会是我的吗？曾经的大学生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T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还好，这些我都记得。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所以被选为系学生会副主席，业余加入了学院话剧团，曾在英语汇演中得过最佳女演员的称号，演的是一个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终于幡然醒悟的英国妇人，也曾在一些校级演出中担任过主持——其实谈不上主持，只是报幕而已。这些对我后来做电视主持人都有帮助。自从我走上电视，也有不少节目依照我“成功”经验，专门到外语学院去找大学生做主持人。理由是，一来大学教育保证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二来语言教育，特别是口语训练使这些学生具备了出色的表达能力，三来学外语的学生，眼界比较开阔，气质也比较现代。这些理由都成立，但是还有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人，毕竟不是产品，靠设定程序的流水线是出不来的。赵忠祥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直接被选入电视台做播音员的，今天，有谁能够重复他的轨迹？不说主持，单是给《动物世界》配音，有哪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出神入化？又有谁能说那只是发音吐字的训练结果呢？给主持人灵魂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主持人不仅与观众分享荧屏时间，而且分享内心感受和思想。任何其他的素质与此相比，只是技巧而已。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该有多大的区别！我的大学生活的真正的馈赠，是它给了我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的材料。当时，校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心中的英雄是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的偶像：一个真实的人，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无论任何险恶的遭遇都不能阻止他追随心中不泯的理想。我在心中一边崇拜他生命的狂野和坚韧，一边又脱不开传统文化中中庸端庄一类的观念。那是个各种思想杂乱并列的年纪，是认真地思考，也认真地痛苦着的年纪。但归根到底，是个相信至爱至纯的理想主义时代，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成功，相信最大的成功不是世俗的承认，而是品尝人生的一切，最后达到心灵的安详。这么多年后，我基本还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我做到了这些，而是说我还是坚信这些。这是件幸运的事，我希望今生都能如此。我爱旅游，理想之一是周游世界，搞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在大学时代养成的癖好。记得当时省下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几百元钱，要和一位女同学一起去武夷山。父母不答应，说两个女孩子，出门太危险。于是我抬出这位同学在合肥的亲戚，说他可以陪同我们上黄山（有亲戚是真，但到了黄山脚下，还是只剩我们两个人）。软磨硬泡，终于说动了父母。当我们坐上南下的火车，那个高兴劲啊，真是难以形容！一天一夜的火车，坐硬座，脚下还睡了人。大热天，车窗开着，结果弄了一脸的灰烟和煤烟，极脏。车厢里混合了汗臭、烤鸡和香烟的味道，今天想起来似乎无法忍受，但当时我是怎样地感到自由和快活！出门在外，凡事都要拿出成熟老练的派头，遇到其他学校的男生过来套近乎，我们俩保持矜持，一副“见得多了”的模样；住十个人一间的旅馆，随身物品牢牢地看紧，决不给小偷钻空子。当时觉得自己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照片，不禁笑出声来：那张娃娃脸，简直像个中学生，又能瞒得过谁了？古寺陈碑、名楼故亭，对我的吸引都不大，我偏爱纯天然的景致。如果是山，便希望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攀援——因为我是属猴的嘛。就这样不歇脚地上了黄山天都峰，又一惊一咋地过了险要的鲫鱼背，那遮天蔽日的大雾便重重围住了我们。它调皮地与我们游戏：我们进一步，它就退一步，但不多，仅仅一步而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三五米的空间。这其间的竹叶绿得逼眼，每一片都有生命；湿了翅膀的小虫在坠着雨露的草叶上爬行，像喝醉了酒似的；在看不见的枝头，有鸟儿在断断续续地鸣唱，它们是我们不甘寂寞的朋友；山水哗哗地从脚下的石板缝中淌过，却不知它流到哪里去了；或许是刚刚经过的瀑布？那是什么声音，清脆而铿锵，一板一眼，从不乱了节奏，如音乐。那是开山人凿石阶的叮当声，在我们的前方，又好像在上方。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了。还是瞧不见人，竟也不以为憾。只见浓浓淡淡的雾。我心如洗。我拚命吸取这湿漉漉的绿色，积攒着，好留给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黄山之行在我年轻的头脑中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在按部就班的半封闭的校园里长到二十岁，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博大，自然的神奇。从书本上读来的那些儒、道、释的学说，全被黄山夏季的雨雾淋染得湿润而丰厚，再不是干巴巴的铅字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至高的智慧不是头脑的逻辑，而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生命。身边的游客行色匆匆。不少人旅游的目的仿佛就是按旅游图登上每一座名峰，然后抱着历朝历代的碑文偶像，拍一堆纪念照。我看到无数双茫然而空洞的眼睛，也看到无数被丢弃在名胜处的果皮、饮料袋。想到黄山仅仅成为许多人相集中的一个粗略的背景，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愤慨与悲哀。然而黄山的雾水安慰着我，告诉我它千万年来所经历的岂止是愚昧和麻木。我被它的泰然自若的气质所倾倒，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黄山之行，安全正点，使我在父母面前挣足了资本。以后再出外旅游，他们就不再阻拦了。第二个暑假，我去了海边。如果说山给了我去征服的欲望，那么海让我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二十一岁，一个多愁善感的年纪，在夜风中独坐在海边乱石上，听拍碎的涛声，看摇曳的灯影，想着想不明白的心事，问着答不清楚的问题。希望有壮阔的一生，豪迈的情人，又隐隐地害怕风浪，感叹人生的难以驾驭。认定未来就像这夜海，诱人而不可测。就这样忽而豪情满怀，忽而悲天悯人，绝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怎么会想到五年后，我跨过了世界最宽的大洋，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了心中的爱情，设计了事业的新航线？临近毕业，同学们纷纷开始找工作。中外合资的长城饭店的市场销售部看中我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聘用我。如果没有一个意外的机会，今天的我恐怕已经做了什么大饭店的什么经理，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边了。然而，我偏偏遇上了一个走上电视荧屏的机会。意外的机会这个机会，便是泰国正大集团结束了与几个地方台的合作，转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正大综艺》。双方决定要挑选一位有大学经历的女学生做主持人。当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我被系里推荐去应试。同去的有三十多人。辛少英开门见山地说，她希望找一个“新面孔”，最好是纯情一点的。接着，就让每位到场的同学都说几句话，大概算是面试。轮到我，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几句，然后说“电视台为什么一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妇女形象”。后来小辛说她当初并没有觉得我的容貌特别出众，但这句话说明我是有思想的。于是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去中央电视台试镜，生平第一次走进那个有武警守卫的大门。当我走进化妆间，那里已经挤了一屋子人，少说也有五十多人，据说这只是第一批。大多数女孩子是戏剧学院或广播学院的学生，不断听她们谈起演电视剧的经历，如何找到“镜头感”等等。有一位演播室的技术员从我们中间走过，听见他冲着对面的什么人喊了一句：“哟，美女如云嘛。”我认为他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看看人家，都比我漂亮，“来看看电视台就挺好的。”我这样安慰自己。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也不能给学校丢脸。轮到我走进演播室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不紧张。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交给了她。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在雅典城内，游览了雅典娜神庙，也到城郊，参观了临海悬崖上的波塞冬神庙。对比两者，波塞冬神庙虽然不及雅典娜神庙富丽恢宏，却一点儿也不寒伧。十几根残留的石柱展示着不二的尊严，它逼临爱琴海，傲视苍穹，占据了远近的制高点。我过去曾对夺标失败的波塞冬颇为同情，但此时我感到：雅典娜被供在卫城的香火里，倒远不如波塞冬，闲居郊野，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来得自由自在。胜败荣辱，得失去留，又有谁能以一朝成败而定呢？如同塞翁失马的故事，我得到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对我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常常让我茫然呢。不论是福是祸，总之第二天我又被叫去试镜：据说是全组导演都觉得我不错，想再看看我的表现是否稳定。有二就有三，此后竟连续试了五次。随着试镜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待比失败更让人心焦。每次走进电视台的大门，我都抬头望一望这座淡绿色、谈不上漂亮的大楼，问自己：这里真有属于我的一块天地吗？终于有一天，我沉不住气了，问一位导演：“这么吊着真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定人选呀？”他迟疑了一会儿，好像有点为难。最后，大概是一段时期的相处让他感到应该让我知道实情，他终于告诉我：目前人选中我是最佳的，但是有人说我还不够漂亮，所以剧组决定在电视周报上登一次广告，从社会上公开再挑选一次。“漂亮？又不是选美。”我心里其实挺不服。同时，也挺酸溜溜的。回家照了半天镜子，不断问妈妈：“人家是不是嫌我眼睛不够大？或者我不够苗条？”妈妈说：“澜澜，该是你的，就不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你抢来做什么？”在一旁的爸爸插上一句：“你爸爸一辈子想胖也胖不起来，你妈妈也只有八十多斤，你还用减肥？”我笑了。我的父母，真是最好的。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领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坐了不少人，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节目的领导：有洪民生副台长，几个部门的主任，正大集团方面的制片人、导演等等。还有已经敲定的男主持人姜昆。除我之外，另有一位的确非常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边。我明白，这是一场三堂会审，也是最后的选择。我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起来，几天来的焦躁、委屈，都化成了倔强：“你们早以为我不够漂亮，干嘛不早说呀？电视台是了不起，但也不能把别人的时间都不当一回事呀！即使今天你们不选我，我也要证明我的素质。”这次考试的两个题目是：一，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二，介绍一下你自己。准备时间：五分钟。我是这么开始的：“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观众听。..”介绍自己时，我说：“父母给我起‘澜’为名，就是祝愿一个女孩子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我的情绪很激动，一个人站在屋子正中，好像是说给评委们听的，也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说完后，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按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住了。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事该由你们去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