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太美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美丽所震撼。那天,我交了钱,然后捧着章含之的书在马路边读了好久。那一刻,我根本想不到10年后,我将坐在她的面前,听她回忆和乔冠华的爱情。2001年11月,我和刘春、樊庆元开始筹备《鲁豫有约》。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了一个华美的圣诞晚会,见到了不少谈吐优雅、赏心悦目的俊男靓女。在嘉宾名单上,我看到了洪晃的名字,这让我着实兴奋,差点冲动地跑到她面前说:“我想请你的妈妈——章含之女士上我的节目,可以吗?”只是,我虽然久闻洪晃大名,却并不认识她。当晚的女主人是张欣,我很想请她介绍我和洪晃认识,可是,我一直被人拉着聊天、拍照,她也满场飞似的尽着地主之谊,直到晚宴开始,我们也没机会说话。我有个不太淑女的特点,一旦心里有了事,人就如坐针毡似地踏实不下来。我勉强吃完第一道菜,盘子刚一撤走,我就跑出宴会大厅给《鲁豫有约》的制片人樊庆元打电话。“我想采访章含之,你觉得怎么样?”“好好好好好。”樊庆元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好。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樊庆元很挑剔,通常我提出10个采访对象的名字,会被他灭掉9个。而对章含之,我们却是一致地推崇。那天晚上我没能结识洪晃,但樊庆元神通广大,自己找到了章含之。4个月后,我终于在北京史家胡同章含之的家中见到了她。章含之也许没看出来,和她握手、叫她章老师的时候,我的表情活像追星族见到了偶像。章含之个子很高,起码170米。一头灰白的短发,烫过,微微地卷着。她的脸还是很耐看,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Age gracefully(优雅地变老)在她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她的家是怀旧的现代都市人的美梦。一座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正房的回廊上吊着一排红灯笼,院子很大,足有100平米,扫得干干净净,种着两棵果树。客厅里极其随意地摆满了珍贵的老家具:条案、书橱、太师椅。漫不经心里透出了大气,完全没有以中式风格布置家居时常见的拘谨和刻意。“我常在家里请客。去年中秋节,我在家摆了Buffet(自助餐),还请了乐队演奏民乐,不少外国驻华使节都来了,大家一起在院子里赏月。”章含之一边为我们冲咖啡,一边介绍着她的小院。“我们家刚拍完电影,宁瀛的戏,讲4个都市女性的情感、生活。刘索拉、洪晃她们是主角。我呢,免费提供场地、吃的、喝的,还被她们硬拉上在戏里客串了女管家,就像电影《Rebecca》(蝴蝶梦)里的女管家一样,阴森森的。”章含之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夹杂着一两个英文单词,发音标准,听起来舒服、自然。我们的谈话开始了。乔冠华3个字我还没说完,章含之已是泪流满面。我预料到谈起往事她会难过,但却没想到,快20年了,乔冠华依然是她心中不能触碰的伤痛。少女时代的章含之喜欢看《简爱》,更憧憬着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那种爱情。我说:“你和老乔之间的感情就像简爱和罗切斯特。”“是,这本书真的是蛮害我的,简爱跟罗切斯特后来就变成我和乔冠华了。”章含之和乔冠华1971年相识,1973年12月结婚,短暂的10年婚姻生活中,两人真正快乐平静的日子只有一年。“1974年夏天到1975年夏天,是我们10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那一年里,基本上没发生什么政治上的事情,从我们两个人来说,最好是没有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跟政治整个地搅在了一起。所以,1974年的那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我们在饭厅里,吃完饭往外走,走下台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扶了他一把,他突然就跟我说:‘有一天我丢了官,官也不做了,眼睛也瞎了,你就这么搀着我。’”章含之泪如雨下。“天哪,又是《简爱》!”我和章含之聊了4个小时,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了又流。编导为章含之这期节目起的名字是:大爱至悲,一生含之。寒春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说,有一对美国老夫妇,男的叫阳早,女的叫寒春,他们住在北京郊区,养奶牛。当时我想,没准我喝的牛奶就来自他们的农场呢。20年后,2002年的春天,我来到阳早和寒春位于昌平的家。不巧的是,男主人住院了,只有老太太寒春一个人在家。那天,北京正刮着沙尘暴,寒春的小院子在肆虐的风沙中显得安静极了。一走进院门,我就闻到一股菜香、烟味、泥土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冬天最冷的时候,家里不常常开窗,时间久了,屋子里就有这样一种味道。寒春的房子是北方常见的平顶砖房,一排,大概有三、四间,门前是一个细长的过道,摆着两三盆植物和一棵大白菜。寒春的院门从来不上锁,房门我看了,倒是挂了把铜锁,可钥匙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搁在窗台上。对她来说,中国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寒春80多岁了。她头发花白,驼背,头上永远戴一顶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的蓝色干部帽。我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埋头喝棒茬粥,灰兰色的眼睛和高鼻子都被青花碗挡着,只有身上一件大红衬衫才显出一点美国老太太的样子。寒春看到我,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热情或拘谨。她抬起头,淡淡地扫了我一眼,就接着喝她的粥。她的家很乱,到处都灰蒙蒙的,好像平常没人打扫。屋子里的陈设已经不能用简朴来形容了,因陋就简也许更恰当。她的书桌就是两堆砖头,上面再铺一块木板,感觉用脚一踹就会塌的。所有的家具都来自60年代,除了地上80年代的地板革和一台90年代的彩电。电视开着,老太太在看新闻,她看的是BBC。“怎么不换张桌子呢?”我很好奇。“桌子挺好!”寒春撇了撇嘴,有点不高兴。我猜,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不够好。我有点后悔,那天的妆化得好像太浓了。谈起来中国的原因,寒春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1945年,寒春的哥哥韩丁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延安,解放区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回国后,韩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同学阳早,并鼓励他到中国去看一看。阳早欣然前往,而他的未婚妻寒春此时正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参与美国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先后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看到人类遭到屠杀,她再也无法坐下来思考抽象的科学理论,1948年,寒春决定追随阳早,前往中国。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结婚了。那是1949年。寒春并没有热烈地爱过阳早,他们是同志、革命伴侣,然后才是夫妻和爱人。我想问寒春,革命了一辈子,却没有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会不会觉得遗憾。想想,又认为自己太主观,谁说他们没有爱情。对于寒春和阳早来说,也许,革命就是爱情。和寒春说话有一点我非常不适应,她常常会提到一些中国人已经多年不用的词汇,比如:大鸣大放、阶级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她说起这些却很自然。寒春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革命,她赶上了,实在幸运。对她来说,中国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外国人来看,但她对文革的看法实在和中国百姓相去太远。回顾文革,寒春说,“真有意思。”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报,听到了人们高喊的革命口号。她没有看到残酷,只感受到激情。我和寒春有关文革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我们不同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斗争精神。寒春:“(当时我们外国人)写大字报,也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到处跑,很好的。那时候消息灵通,哪里有了好的大字报,大家都去看。我们还在友谊宾馆游行。”鲁豫:“你不觉得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混乱吗?”寒春:“不,一点也不混乱,特别好。就是要群众都起来。现在美国政府有一些人干的事不能见光,如果美国也这样,发动群众去造反,那就了不得。”鲁豫:“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回头看那一段,觉得非常混乱。”寒春:“你说毛主席搞这个不好?好家伙!”和寒春在一起,我有时会说到中国人、外国人什么的,这让她很不高兴。鲁豫:“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见到毛主席也会激动得又叫又跳?”寒春(一脸不耐烦):“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感情的问题。”寒春很直率,她说不喜欢现在,因为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去革命了。就像她的3个孩子,寒春对他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鸡蛋。意思是说他们的模样是美国的,内心却是中国的。他们曾经也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后来在80年代有机会回到了美国,如今都已在当地成家立业,这让寒春意识到,他们不会回来了。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寒春去一家小餐馆吃饭。寒春的胃口很好,她吃肉、吃菜、还吃了一大碗米饭。临走前,她向服务员要了几个饭盒,把剩下的菜打包带走。我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着。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我钦佩这样的人。张海迪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我问:“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来没想过放弃吗?”海迪说:“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第一次见到张海迪是2001年12月28日,人民大会堂的一台电视晚会的录制现场。那是一台以关怀残障人士为主题的电视歌会,海迪坐在轮椅上,静静地唱了一只歌。她的声音细细的,很柔和,像个小女孩。那天我像个追星族,海迪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在舞台旁边等着她,想请她留下一个联系方法,我想采访她。海迪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大,瘦瘦的,可很有力气,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和海迪说话的时候,我一直蹲在她的轮椅旁。后台黑黑的,从舞台上透过来的光正好打在她的脸上。海迪的头发短了,清清爽爽地别在耳后。她的样子一点没变,只是瘦了很多。秀气的脸窄窄的,人坐在轮椅上显得那么单薄。和别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有些拘谨,可海迪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我们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仔细想想,也对,海迪的事迹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2002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我和《鲁豫有约》的同事们就如约到了济南。海迪住在市区东部的一个花园小区,小区的环境很好,看样子在济南算得上比较高档的住宅。这让我十分欣慰,我太怕看到英雄人物含辛茹苦地生活了。海迪的家宽敞、明亮,雪白的墙、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地砖,到处一尘不染。我站在客厅中央,低头看看自己一路走来风尘仆仆的皮鞋,竟有些迈不动步子。这和我想像得一样,海迪是个爱整洁、生活得十分精致的人。海迪的出场很有意思,就像舞台上女主角的亮相。她先在门口夸张地大叫一声:“朋友们,我来了!”话音一落,她的轮椅就平平地滑了进来。刚刚我还在想,北方家庭辅地砖不太好,冬天冷,就算屋里开了空调、暖气,地上总是凉凉的,穿着袜子踩在上面也能感到一股寒意。这下我明白了,光滑的地砖让海迪的轮椅能自由地进出每一个房间。海迪穿了件深绿色的西装,领口处围了一条有绿色树叶图案的纱巾,脸上薄薄地扑了些粉,口红的颜色淡淡的,浑身散发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她微笑着坐在自己白色的书房里,身后是一排白色的书架,一瞬间,我竟然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张海迪就坐在我的面前。看着海迪,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没有那张轮椅,一切该是多么完美。可现实很残酷,海迪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她必须每隔两小时去一次洗手间。和疾病相伴了42年,海迪的身体里已经有了个准确的生物钟,不用别人提醒、也不用看表,到时间,海迪就会抱歉地打个招呼,也不需要帮忙,自己把轮椅滑进浴室。我问海迪:“和疾病相伴了42年,从没想过放弃吗?”“其实,每天都想放弃。但是,每天又把快要熄灭的生命火焰拾起来。这个小火种经我吹一吹,它就又变成我心灵的篝火,越燃越旺。”海迪说话抑扬顿挫,语言极其流畅,一字一句记录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挺不错的文章。1991年,海迪的鼻部被诊断出患有黑色素癌。医生担心注射麻药会使癌细胞扩散,于是决定只用安定。医生告诉她,这意味着疼痛是存在的,而且会非常疼。海迪笑眯眯地说:“我忍受了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听海迪眉飞色舞地描绘可怕的手术过程,我总觉得没打麻药生挨了一刀的是别人。而且,癌症这种词汇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感冒那么轻松平常。海迪极有感召力,在一群人中间,她总是绝对的中心。采访这天,海迪的丈夫王佐良也在家。海迪常常大着嗓门叫:“佐良,帮我倒一杯咖啡。再拿一个垫子。”温文尔雅的佐良就默默地忙前忙后。佐良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外语。他和海迪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两人一直通信,发现彼此性格、志趣十分相投,于是在1982年,海迪家喻户晓之前结了婚。如今,已是婚龄20年的老夫老妻了。10年前,两人收养了一只小狗,取名“板凳”,疼爱得不得了。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海迪和佐良同中国千百万普通的夫妇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俩,也会拌嘴,海迪的脾气比较大,她一发火,佐良就不出声,气得海迪没辙。我让海迪给自己的婚姻生活打分,她想都不想地说:“八、九十分。”对自己的晚年,她有着很美丽的憧憬:“在一棵树下我坐着,我穿着红毛衣,要穿鲜红的毛衣。我头发已经白了,我的腿上要盖上一条非常漂亮的毯子。在我的头顶是石榴树,在我的身边是绿湖。”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金星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金星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有一次跟何东聊天,他职业性地把小录音机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像说绕口令似的问我:“鲁豫,我采访人,你也采访人,采访了这么多人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容易,我原来也觉得自己不容易,现在才发现,别人比我更不容易。”我也说起了绕口令。“没错!”何东使劲地点点头,一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表情。真的,做《鲁豫有约》以来,这样的感触一天比一天深。最初听到金星的名字是1996年。她在北京举办了《红与黑》舞蹈专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公演现代舞专场。演出前,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演出当天,场内更是座无虚席。那时,金星刚刚完成变性手术,公众的兴趣点并不仅仅是她的舞蹈,他们更关注金星变成了怎样的女人。可是,演出结束时,金星炉火纯青的舞蹈已经征服了所有的人。当时,也许是出于世俗的心理,我总觉得金星的女性形象略显生涩。但几年来,陆陆续续从各种媒体看到她的消息和样子,我发现,她早就出落成一个优雅而妩媚的女人。2000年6月,张元拍摄的纪录片《金星小姐》在北影小礼堂试映,张元请了不少朋友去看,我也去了。银幕上,金星披散着长发,神情慵懒地在挑选服装。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性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影片中也有金星手术前仍是男儿身时的照片。那时的他,穿着军装,眼眉微微地向上扬着,是一个青春逼人的少年。老天犯了个错误,把一颗纯粹女人的心放在了男人的身体里。金星很勇敢,她纠正了这个错误。我见到金星是2001年12月22日,在一个圣诞节晚会上。这种社交场合我很少光顾,嫌麻烦。事先要花很长时间挑衣服、化妆、吹头发,然后在衣香鬓影的场合里矜持、得体地微笑、交谈。很好玩,也很累人。那天的主人家是潘石屹、张欣夫妇。小潘是个活宝,待人真诚、友善,而张欣,她举手投足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令我心仪,我很喜欢这对夫妇,对他们的活动自然就兴致勃勃。我于是认真准备,“闪亮登场”。我到的时候,晚宴还没有开始,大家正人手一杯香槟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我远远地看见了金星,一身墨绿色长裙,长发盘在脑后,仪态万方地站在那里。我跑去找张欣:“我想认识金星,你能帮我介绍一下吗?”张欣真是个出色的女主人,连忙把金星拉过来。“鲁豫,你好!”金星握住我的手。她的双手很有力,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那天晚上,金星的打扮赢得了全场一致好评,获得了“最另类着装大奖”。和金星的访谈定在了2001年12月30日,那天冷极了,拍摄用的酒吧没有暖气设备,空调声音太大又不能开,真是活活把人冻死。金星还没到,我就一直捧着杯热咖啡走来走去,棉衣也不敢脱。和金星约好了10点开始访问,可11点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编导吴穷说:“她没什么时间观念,昨晚我和摄像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在楼下等了她1个多小时。”我笑了,心里满是纵容。“艺术家,就该有些不拘小节的气质。”我是个极守时的人,平常最讨厌等人。但金星的迟到,我丝毫不以为意。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会毫无原则。11∶20,金星终于到了。还是盘着发髻,一件宽袍大袖和服一样的大衣松松地罩在身上,那么夸张的款式,她穿着只觉得随意,不觉得张扬。金星脱去大衣,我扑哧一声乐了。她比我还凉快,里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