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英国显然没有把孔祥熙的来访当回事。在其一行浩浩荡荡到达英国港口时，英国政府只派了一名一般官员前来迎接。 孔祥熙却并不气馁。如他自己所说，已到了“知天命”将“耳顺”的年纪，所以他一到英国，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英国及世界各地的记者发表演讲。当时他在演讲中说： “余此次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英王盛典，异常荣幸。余愿借此机会，向英帝国转达中国民众祝贺之意。中英关系向称友善与融洽，在过去数十年间，中英两国曾有进行积极之经济合作机会，以求商务与财政情形之稳定，此不仅对两国有利，且对全世界亦有裨益也。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臻财政平衡及政治统一之阶段，目前一切努力，正集中于经济实力与农村之建设。在此伟大之工作中，中国欢迎友邦之合作。余为供给我国政府最新材料以协助推进经济建设之程序起见，拟于加冕典礼完成后，考察与研究欧陆各国经济与实业之发展。余回顾5年前首游此邦，甚感愉快。今愿借此机会，重修旧好，交结新知。” 孔祥熙这番肉麻的表白，使一向傲慢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但平心而论，中英两国属不同的文化背景，两国又远隔万里，只是自1840年以来，英国列强屡次侵犯中国，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强迫清朝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直到孔祥熙访问的1937年，仍有许多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 几天后，英国外首艾登为答谢孔祥熙的一片“真情”，在中国驻英大使郭泰棋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一篇称赞中国政府和孔祥熙的话。当时他说： “凡具有想象力的人，莫不看到中国的长处，且为中国的复兴感到惊异。中国此次复兴，英国尤为欢迎，因英中两国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再则中国能自10年前的艰难困苦中复兴，也证明中国民族自身有坚强的活力和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 艾登的这番表白，真是虚伪透顶。但若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算是权益之计。当时中英两国虽然不可能在对付德国和日本上达成什么一致，但毕竟都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谁也不提过去两国不愉快的历史和本来存在着的分歧。 艾登讲完话后，中国驻英的那位大使郭泰棋也没忘记拍拍孔祥熙的马屁。他早已得知孔祥熙这时已是蒋介石的红人，而且大权在握。于是，“诸位，诸位！”郭泰棋起身说到：“请允许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孔祥熙先生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中国圣人之后裔，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之盛典，尤为难得，大为可喜啊！” 当即，孔祥熙、艾登及郭泰棋频频举杯。新闻记者在跟着拍照，一时宴会掀起了高潮。 艾登虽亲自出席宴会，又在宴会上吹了一通孔祥熙和中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几天后，英国国王加冕典礼开始，来宾被分为三六九等。国家元首一等、副首相和外长为二等、其余为三等。在整个加冕过程中，孔祥熙所率领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仅被当作三等一般宾客接待安排，而且自始至终排在美、法、德等大国之后。 当时孔祥熙和宋蔼龄看在眼里，闷在心中。国力衰弱，且此番又是有求于人，只好装聋作哑强颜欢笑地把典礼应付了下来。 虽说身为堂堂中华大国的行政院副院长被当做一般宾客接待，但孔祥熙此行还算开了眼界。伦敦的白金汉宫和皇家骑兵，以及组织严谨、令万人瞩目的英王加冕典礼的盛况，都令人流连忘返。在古老的中国，封建皇帝登基也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只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这种仪式被当做封建陋习废除了。而英国，这一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这最早进行机器革命的国家，这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却还保留着女王（尽管是形式上的），还有传统的加冕盛典，这又不能不引起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的极大兴趣。 总的来讲，孔祥熙的这次英国之行并不成功。不过，这倒不是说孔祥熙、宋蔼龄无能。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也是费尽了心机。除了亲自参加加冕典礼，他们还频频举行新闻发布会、酒会和招待会，接待记者采访，频繁会见邀见英国政界及经济界的高层人士，极力向英国兜售中国的“复兴”计划等。同时夫妇俩亦在极力鼓吹在华投资的巨大的利益和帮助中国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好处。 但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从来都是实利政策。在欧洲，面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又是军事大国，英国人忧心冲忡，且当时英国朝野一致认为，这两个国家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威胁。因此，怎样使这两个国家互相牵制，就成了英国当时欧洲外交政策的核心。 在亚洲，英国一方面要保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还要考虑怎样处理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分配，怎样处理和日本的关系。因为德日曾向英方施加压力，不希望英国在经济上或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帮助。因为那样会损害德。日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对孔祥熙的一些要求，对购买潜水艇以装备中国海军的要求，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没有答应。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一次会议上曾专门对亚洲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英国政府主要应考虑如何在中国扩大投资C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他一直认为通过外交努力可以防止战争爆发，所以他才大谈特谈在中国投资），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所谓援助。张伯伦认为，日本现在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市场，在北方进行投资；而我们英国则要占领中国的华南，在那里投资。我们不会参加战争。假如中日开战，我们将回避或保持中立，切不可因帮助中国而激怒日本或德国。 孔祥熙一行30人万里迢迢来到英国。一路游山玩水，在英国又滞留半月有余，耗资数十万，最后英国伦竟一点不给面子，只签订了一项关于建设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的借款协定。该项借款分两批，共co00万英镑。此外，孔祥熙还和英国国家银行商定待时机成熟时，争取在伦敦银行发行中国债券3000万镑等。孔祥熙访英的成果也就如此而已。 同年5月25日，孔祥熙一行多少有些无精打采地离开了英国，去日内瓦、意大利和法国。 2．法国佬全来虚的 孔祥熙对法国的访问，比在英国稍好一些，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后因中日开战，法怕得罪日本，协议未履行），但也不能真正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法国当时正处在对德日关系的困境中，二是法国国内自身经济不景气。 就在孔祥熙访问法国前大约半年，德国军队的4个旅兵力，在事前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占领了被洛迦诺公约规定的非军事区--法国的莱因兰地区。 对于这个公然的挑衅行为，法国政府竟采取了一个极为软弱的立场，并没有立即出兵将德国侵略者驱赶出去（事后希特勒承认，如果法国人动武，他会立刻命令德军撤退的。因为当时法国在数量和装备上都优于德军）；而是优柔寡断，拖了数月后才向国联提出上诉，并悄悄派使者前往英国，询问如果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会不会与其联手抗德。英国人说，那是法国的领土，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于是法国因害怕引发战争竟对德军的占领表示了容忍，这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气焰。 孔祥熙到法国时，当然不知道莱因兰事件，因而他不知道法国政府正为这件事而困扰：打还是不打？孔祥熙来的主要目的，公开是加强两国友谊，实质是要米要钱要军火要援助。 此时的法国从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刚刚复苏，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仍面临着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在对中国进行援助的问题上，中法双方都只在外交辞令上兜圈子。 孔祥熙一到法国，就拜见了法国总统等一系列法国政府高层官员。会见后，他根本无心在法国观光旅游，便和当时的法国总理勃鲁姆进行会谈，会谈的中心是太平洋协定与借款问题。 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靠本国的实力和本国政府的努力，而要仰承于所谓大国的鼻息，依赖于这些大国的一些空泛的协议，现在读者听起来觉得幼稚可笑。可在当年孔祥熙看来，却如同克敌制胜的法宝。太平洋协定是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提出的，即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个一般性的互不侵犯条约。当时莱昂斯特别希望欧洲国家能支持这个条约，使这个条约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孔祥熙和法国总理勃鲁姆讨论的就是这个条约，并且孔祥熙希望这个条约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侵略威胁来自日本，如果这个条约生效，就能对日本起到遏制作用。其实这只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狼总是爱吃羊的，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早已确定，为了实现其野心连美国也要打。而在这之前，日本又和美国签订了多少和平条约呢？ 因为这个条约和法国没有利害关系，勃鲁姆当然愿做个人情。他当即向孔祥熙表示支持这个协定，并提醒孔祥熙，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孔祥熙再同美国谈 不知道孔祥熙是真傻还是装傻，反正据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介绍，当勃鲁姆总理在会谈中大谈中国在远东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国支持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时，孔祥熙当时竟乐得合不上嘴。也许孔祥熙并不傻。他是搞经济的，当然知道什么最实惠。现在常常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孔祥熙当年是“政治”搭台，经济唱戏。果然，在谈完国际形势后，马上就契入了实质问题，孔祥熙向勃鲁姆开口就要借钱。 那法国人勃鲁姆也滑得象泥鳅。他说，具体的借款问题请孔祥熙和法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及银行总裁再谈谈。 当下孔祥熙趁热打铁，又和法财政部长奥里奥尔会谈。这次会议就没有同勃鲁姆那样空泛而美妙了。 会谈中，奥里奥尔先发制人。他问孔祥熙“借钱是要还的，你要向我借钱，请问拿什么来偿还？” 孔祥熙沉着应战地说：“自从中国法币改革以来，中国的外汇兑换率一直平衡，工业全面复苏，在铁路、航空等方面还有巨大进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良性发展轨道。政府预算平衡，外汇储备充分，有足够的偿还能力。” 奥里奥尔又问，“既然你国经济形势如此之好，又为何要借钱呢？” 顿时，孔祥熙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困境中。但他没有丝毫慌张，继续侃侃而谈：“准备向法借款数亿法郎，但并不是用于投入经济，而是准备用做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而且这笔钱存在法国银行，如果法国政府要急用，任何时候都可以动这笔钱。” 孔祥熙还说，他这次到欧美游说；主要是为了争取贷款，而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清理现存的内债，并利用外币在国内的差价抵销内债的利息。如能贷到希望的款额，政府每年可节约8000万法币。 美国有句谚语叫作“没有免费的午餐”，法国也不例外。既然向中国贷款法国不但不受损害，还能获利，奥里奥尔当然答应可以考虑。但是他说，这件事还要和法银行总裁拉贝里商量。 奥里奥尔和拉贝里商讨后，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2亿法郎。这使孔祥熙喜出望外。但是，这两位法国的财神爷又提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提供这笔贷款，还要请双方各派一两位代表进一步讨论细节。这又使孔祥熙不安起来。 只有装进兜里的钱才是钱，这是孔祥熙在商战中滚爬多年探索出的经验。那么，这些法国伦又耍什么鬼把戏呢？ 孔祥熙又同法国军界打开了交道，就空军、海军等一系列问题狮子张大口，总之是摆出一副乞求的样子：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结果是空军可以提供飞机，但不是最新式的。孔祥熙一听就急了，要就要最新式的，过时的我们不要。几年前，他在意大利买飞机的教训在胃里还没消化完呢。 海军方面，孔祥熙是要潜艇，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海军部长说，海军只负责技术问题，要出卖潜艇你得找政府谈，政府答应卖给你，你就去找公司和工厂。 孔祥熙想，我找政府，政府说让我找你们，你们又让我找政府，原来法国也会踢皮球。 孔祥熙想得不错。在法国一周，匆匆忙忙，结果得到的空口许诺多，实际东西少。互不侵犯条约一纸空文，支持不支持都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借款问题倒是口头答应，但不久中日正式开战，法国怕给中国贷款触痛日本从而触及法德关系，结果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购买飞机和潜艇的事也都是口头协议，并没实行。然而事情后来的结果，法国最终还是“得罪”了德国。德国一个战略包抄，马其诺防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巴黎则竖起了降旗，成了德国的“俘虏”。 3．拜会“大独裁者” 1937年6月9日，孔祥熙一行离开法国前往德国。 在德国，孔祥熙的运气不错，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孔祥熙在德国受到“欢迎”是有原因的。1937年，是希特勒在德疯狂扩军备战、准备战争并称霸世界的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德国的军队扩充了一倍，德国的军事工业继续高速度增长，德国研制出了更新式的坦克、飞机并装备了部队。在去年占领了法国的北部地区后，德国正准备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区，还有奥地利和波兰等国家和地区。 德国的疯狂扩军备战，在全民族中倡导大日尔曼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猜忌、怀疑和警觉。此时希特勒非常明白，他的羽翼尚未丰满，他还不能和英法抗衡。因此他需要和平这颗烟雾弹。再则，德国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造成资金短缺，一方面已造成军工产品过剩。而此时孔祥熙到来，可谓雪中送炭，正中下怀。中国需要德国的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帮助，德国需要中国帮助它树立“和平”的形象；同时中国亦需要德国的军火，很久以来德国就是中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而德国则需要中国的白银，正可谓相得益彰。 孔祥熙到达柏林的当天下午，柏林技术大学就邀请其参观。在学校的会客室里，还煞有介事的地举行了一个仪式，由该校校长亚尼姆授予孔祥熙荣誉工程博士。孔祥熙虽早年留洋读了几天理工科，但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而且授予仪式之前也没打招呼，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 为了使这次荣誉博士授得名正言顺，亚尼姆校长还胡侃了一番。他说，该校之所以给孔祥熙博士学位，是因为他为稳定中国货币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恢复发展中德友谊中作出了不懈努力。 孔祥熙为中国货币稳定作出贡献关你国一所技术学校屁事，为中德友谊关系做出不懈努力又与工程博士何缘？看来德国人这个马屁拍得也挺蹩脚。 但当时的孔祥熙却美滋滋的，被人家一吹就忘乎所以。他马上答谢说，对于贵校授予学位，本人深表感谢。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中国的荣幸，是中德关系良好的象征。 紧接着，孔祥熙又参观了几家兵工厂，并与德国外交次长麦根森举行会谈。 麦根森在会谈中极力表白冲德关系一直非常好。德国和第三国签定的条约，决不损害中国。特别是去年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共条约，绝没有涉及到中国。孔祥熙则大谈日本的种种劣迹，他说一次大战后，日本在远东和中国侵占了很多原来德国人的地盘，日本的友谊是最靠不住的等等。 在德国访问期间，孔祥熙最重要的活动是会见戈林和希特勒。 4年前，孔祥熙也曾到德国访问，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实业部长。而这次他已是行政院副院长，而且是主掌中国财政大权的关键人物，因此德国方面也极为重视，专门安排了戈林和希特勒的接见。 戈林原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层在纳粹党的积极表现和对希特勒的“忠诚”，逐渐晋升为纳粹党“五领袖”之一，并出任普鲁士总理和议会议长。1940年被希特勒封为帝国元帅。当年希特勒曾说，我如遇难，戈林将是继承人。可见戈林在德国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戈林和孔祥熙的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实质性内容。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礼节的会见，也给孔祥熙留下了一丝不快。 当孔祥熙一行来到德空军大楼会客厅时，见不到戈林的人影。主人接见客人，却让客人等候；大约5分钟后，神态傲慢的戈林才提着手杖走了出来，而且没一点道歉的意思。 孔祥熙访德的高潮是拜见希特勒。关于希特勒，当时孔祥熙略知一二。4年前他访德时，希特勒刚刚宣誓就任总理不久。那时的德国，还没从西方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工人失业，道路破旧。4年过去了，孔祥熙此次来访发现德国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全国都沉浸在一种亢奋之中。据说月B希特勒出身贫寒，经历坎坷，没受过高等教育，最困难的时候靠在街上卖画为生，近乎一个流浪汉。而今这个流浪汉眼下却主宰着近7000万德国人的命运，而且让美英法等强国刮目相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年，这个身材矮小的德国元首，在孔祥熙心中充满了神秘感。 6月13日清晨，孔祥熙一行乘车从柏林出发，去离柏林200公里以外的沙尔兹堡别墅会见希特勒。 希特勒的这幢别墅有一个别名叫做鹰巢。因为纳粹把鹰当做他们的象征而得名。 鹰巢建筑在半山腰上，海拔1000米以上。孔祥熙乘坐的轿车盘旋而上。渐渐地，一幢被绿荫掩映的灰色建筑出现在视线中。 由于事先得到通知，当孔祥熙的车队驶到门口时，大门自动打开，门卫的车队举手敬礼示意，并高呼：“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住在一幢两层的楼房里。孔祥熙来到这幢房子前。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进门，穿过衣帽间和小客厅，来到大客厅。这个大客厅呈长方形，前截中央放着＿张圆桌，四周是十几把椅子，后半截一侧放着一个大地球仪，另一侧摆着两对沙发和茶几。透过落地窗向外望去，是风景秀丽、层峦叠峰的山谷。据说在山谷的那边就是奥地利。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因此他在这里修筑别墅，便能随时看到他的故乡。 孔祥熙在客厅稍候片刻，希特勒便从里屋走了出来。二人握手问候后，宾主分别就座。 希特勒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军服，腰间扎着棕色的武装带，上唇蓄着一撮胡子。还好，他不像戈林那么傲慢无礼，孔祥熙心里便渐渐踏实了。 孔祥熙首先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及他个人对希特勒的仰慕之情，并谈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希望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方面和中国加强合作。 希特勒也很清楚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对孔祥熙说，德国和日本签订协约，并不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共产国际。中国和日本应该和睦相处，如果中国和日本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争执自身又无力解决的话，德国愿意充当调解人。 当时，希特勒还对孔祥熙散布和平谣言。他说，欧洲现在平安无事，并无美国或英国报纸说的有战争和侵略的危险，德国决不首先对他国使用武力，但也不怕别人发动侵略和战争。 希特勒还和孔祥熙大谈特谈了“共产主义危害论”和“苏联威胁论”等，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世界最主要的危险。孔祥熙当即也随之一唱一合，就象遇到了知音一般。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好像都感到很满意。最后，孔祥熙向希特勒赠送礼物：一对朱红漆雕花瓶、一册精装宋画、一幅精美的湘绣和两盒龙井茶。希特勒这时略显尴尬，因为他并未准备任何礼物，于是在卧室里随便找了一张自己的相片，签上名后做为“礼品”回赠孔祥熙。接着他又同孔祥熙在门前合影留念，才算没太失面子。 孔祥熙回到柏林后，又会见了德国国防部长白龙培。4年前那次访问时，孔祥熙曾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即中国向德出售钨砂、锑砂等矿产，以换取德国的枪炮军械。现在合同已到期，孔祥熙希望这份合同能续签，白龙培表示同意。 孔祥熙对在德国的访问是满意的。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详细汇报了访德的情况，特别详细汇报了和希特勒会谈的情况。但蒋介石似乎对德国这位独裁者了解得比孔祥熙透彻。他在孔祥熙回国后对孔说，德国对中国的支持是最靠不住的，因为希特勒是个政治流氓，他公开说过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果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德意日轴心国的形成和德国对日本的支持，中德关系开始恶化，希特勒对孔祥熙所表白的不首先使用武力也成为历史的笑柄。 在欧洲这段时间，孔祥熙为“国事”频频奔走于英法德之间，无暇外出观光游览。宋蔼龄带着儿子闺女可尝足了“公款旅游”的好处。他们住最好的饭店，吃名贵的饭菜，游遍了这几个国家的名胜古迹，尝遍了这几个国家的美味佳肴。6月16日当孔祥熙离开德国起身赴美时，孔令仪、孔令杰还恋恋不舍地说，“为什么不能在德国多呆几天，好多地方我们还没去呢！” 4．转来转去还得美国 1937年6月16日，孔祥熙一行结束了对德国为期7天的访问，乘英国的“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继续访问。 孔祥熙对美国有着特殊感情。他幼时能人华美公学会读书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后来他能到洛河学院读中学也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再后来他能出国赴美留学，仍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可以说，是美国人和美国文化培养了孔祥熙，他也一直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孔祥熙进入政界后，和蒋介石、宋子文一样，立即投入了美英的“怀抱”，主张亲美排日。所以，孔祥熙把这次欧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放在美国，就是希望能使这次访问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当月21日，孔祥熙一行横渡大西洋后到达美国东部的大城市纽约。一到纽约，他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阐述访美的目的。当然他说，他这次到美国来，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财政部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二是为解决中国的外债问题；三是考察美国经济及工业发展的经验。 其实，孔祥熙所说的三个目的，一头一尾是虚，借钱才是实的。到美国之前，就听到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偿还能力、外债用途等表示怀疑。所以孔祥熙就干脆对新闻界交牌。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和上升时期，极有利于国外投资和偿债。中国政府将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当时中国每年的海关收入约为4．5亿银元，可以用其中的四分之一做为外债的担保。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当欧洲列强拼命向外扩张时，美国总统门罗对他的伙伴英、法、德、意等妄图插手美洲事务就发出警告。这位总统说，美国不插手欧洲事务，但也不允许欧洲插手美洲事务。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 20世纪初，由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除本国市场急外需向海外扩展，美国政府也就不能恪守门罗主义了。他们开始插手别国事务，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处处表现出侵略和霸权。但门罗主义在美国有颇深的影响，所以，尽管罗斯福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但由于不愿触怒日本和因此损害美国所谓“公正”、“中立”的形象，美国国会当时还通过了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的中立法案。 孔祥熙抵达美国7天时，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这和4年前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大不相同。 罗斯福总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好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还因为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使罗斯福隐隐感到了威胁。尽管日本在外交上对美国一直提倡亲善友好。罗斯福觉得，中国在亚洲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是最能遏制或牵制日本侵略的战略力量。在反日及维护太平洋地区稳定上，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罗斯福对和孔祥熙会谈也很有兴趣。 孔祥熙虽极为精明，深谋远虑，但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口才上却略逊一筹，特别是在罗斯福面前，更显得笨拙得要命。 当时，罗斯福总统说，“今年（193年）是世界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都力争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从维护世界和平角度出发，携起手来，为太平洋地区和亚洲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孔祥熙听后答道，中国目前在外交上最主要的困难是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警告，一而再、再而三挑起事端。为了避免中日开战，希望美国能从中多做工作，并尽可能地给中国提供援助以对日本实行有效的威慑。 为了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当时罗斯福对孔祥熙要求的援助尽力予以满足。但因美国国会曾在不久前通过了中立法，规定不允许各大公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所以罗斯福暗自授意有关方面负表人办理此事。 当下美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玛斯心领神会，立即和孔祥熙会谈并同意贷款1000万元。随后这笔贷款在美国周游了一圈，又变成了购买美国军队的购货款。 孔祥熙对此颇为感慨。他回到宾馆里曾对宋蔼龄说：“你看，前不久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说是不允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装备。按他们的说法，中国目前是交战国，就不能提供军事装备。可是我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政府帮助买到了军火。” “这有什么奇怪，哪里都是一样，灯下黑。”宋蔼龄不屑一顾地说。 “那你说，美国能卖给咱们军火，会不会也卖给日本人军火？” “为什么不会？美国人最讲实用，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干。” “妈的，我还以为他是特别关照咱们呢？”孔祥熙愤愤地骂到。 “他的工人要开工，他的工人要吃饭，他的政府要收税。他当然要想办法扩大出口。”宋蔼龄看了看孔祥熙又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日本军部现在权力大得很，早晚有一天还要占咱们中国的便宜。咱们几时回去呢？” “好不容易来这一趟，还不多挤出点油再走。” 孔祥熙其实也能理解美国，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国家了。正如宋蔼龄说的，美国人是最讲实用的，不触犯他的利益，你就是掉进茅屎坑里他也不见得拉你一把。但你要真和美国叫真，美国人也决不手软。本世纪初的美西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客轮“梅因”号被西班牙击沉而爆发的。当然，孔祥熙还没料到，真正把美国推到英国和中国一边的还是日本。是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造成了美国的直接参战。而美军打破了门罗主义参加到欧亚的反法西斯战场，对二次大战最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此之前，美国人在中立法的掩护下，正热衷于和日本和德国做生意赚钱。仅1937年至1940年，美国就向日本输出各类物资价值9．8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7亿美元。美国国会的所谓中立法如同一纸空文。 孔祥熙当然不会放过美国。在获得1000万美元的贷款并把它变为军火之后，他又向罗斯福请求购买石油。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石油，汽车、飞机用油完全靠进口。因此当年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 对此罗斯福总统亦表示同意。于是购买的汽油由美国轮船公司运往香港。在经过香港时，香港政府所征收的保证金是750万元，可见数量之大。这批汽油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储备，为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另外，孔祥熙在访美期间还达成了不少其他协议。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中国购买20个蒸汽机车车头，价值7．5亿美元，可先预付一部分定金，其余5年内还清。 中国银行和美国国家银行签定“金银交换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可以用白银向美国购买一批黄金。这批黄金可以暂存于纽约，以备急用。 孔祥熙还为中国驻美大使馆选定了新址。孔祥熙曾多次到美国，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是清朝时留下的老房子，虽已经修缮但房屋老旧，设施落后，而且是在黑人区，极不方便。大使馆人员也希望能换一处好一点的房子，以树立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威信。这次访美孔祥熙决心了却这桩心愿。他和宋蔼龄亲自在纽约双橡园地区为大使馆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使馆新址。老馆旧址也不卖，而作为大使馆职员的宿舍。此举深受大使馆职员欢迎。 孔祥熙此次访美，为美中关系发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希望扩大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影响，希望能控制中国，希望能在中国捞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而蒋介石、孔祥熙则希望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只要能得到钱，只要自己能从中取利，哪管子孙后代，哪管是不是丧权辱国呢？！ 就是这次访问开始，孔祥熙开始大举向美国借债。到了1945年，美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借的所有外债中占了75．55％。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共贷款1．2亿美元。同时，他们也把军火偷偷卖给日本。在这点上，美国人绝不会考虑蒋介石或孔祥熙的意见。他们从出口中大发横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政策才有了改变。因为不希望中国在抗战中失败，他们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仅1942年2月的信用借款，就达太平洋战争前给国民党政府借款的三倍多。 当时，美国不仅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还通过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来影响中国。每次借款，他们都要以桐油、茶叶、生丝和钨、锑、锡等产品做抵押。 美国还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海关。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样大举向美国借债对国民党政府意味着什么。他这次访美，将国民党政府所有的黄金、外汇的70％存在了美国的银行，总数达9500多万美元。后来，他又两次与美国订协议，希望美国出面收购法币，以“稳定”法币市场。美国为了达到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一度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前后两次共收购法币5800万美元。特别是1942年，孔祥熙因滥印钞票引起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竟饮鸩止渴，又向美国贷款5亿美元，使国民党政府在金融上完全依赖于美国。 1943年，由美国人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关总税务司，于是英国人担任100年之久的这一职务，终于为美国人所代替。美国从此又取代英国，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当然，后来孔祥熙也和美国人产生了一些矛盾，以致成为蒋介石决心撤换孔祥熙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孔祥熙和美国的渊源是从小就注定的。尽管为了一些利益和美国人发生了矛盾，但他始终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好的国家，是他最想往的国家。因此，在他下野之后，他把自己的归宿放在了美国，也把子女的归宿放在了美国。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就是孔祥熙访美期间，日军大举向北平进攻，爆发了“七七”事变，中日抗战全面开始。孔祥熙本来想立即回国，但当时蒋介石却打电报让他借这次事变再次与欧美列强会谈，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其实，日中开战之事欧美各国早有预感，所能给中国的支持也都已提供。所以，孔祥熙的再次回访除了平添辛劳，多花一些旅资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又不能不执行。于是，孔祥熙于当年的7月19日又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再次和英国党政军要人会谈。英国却仍态度暖昧。因为当时他们最头痛的是欧洲事务，是怎么处理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但在英国，孔祥熙亦有点意外的收获，就是他与英国银行家会谈，商定了关于建筑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借款问题。英方答应分两批借出，共计700万英镑。 8月5日，孔祥熙又抵巴黎。法国这次也算给了面子，当即同意贷款2亿法郎。 8月14日，孔祥熙又抵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轻武器一批。 由于急火攻心，连日操劳，孔祥熙患了急性睫膜炎，双眼红肿，一见阳光就流泪。无奈只能遵照医生意见到德国巴德那海滨疗养了一个月。这时在中国国内，在长城内外，宋哲元将军率领的29军正在与日军奋力撕杀，一时间血流成河，废墟遍地。 9月24日，孔祥熙和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一行人总算自意大利乘“维多利亚”号回国。 在海上漂泊数日，终于到达马尼拉。回国日期屈指可数，突然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送来消息，说日军得知孔祥熙的行程，准备中途劫船。 这一消息非同小可，把孔祥熙宋蔼龄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日军的海空力量他们都略知一二，要说劫船易如反掌。于是，他们紧急预订飞机票，并且仅带了随身常用的东西奔赴机场。飞机到达香港后，他们又和普通旅客一样登上了一般法国邮轮，几天后到达上海。 此时又恰逢淞沪会战，什么船都不敢靠近码头，以免被误伤。孔祥熙因有国事在身，不能在船上停留，最后和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商量后，由他们出一小船以接送法国邮件为名将孔祥熙夫妇接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是硝烟弥漫，瓦砾成堆，且隆隆的枪炮声时有传来。吴漱口外悬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战舰一字排开，与孔祥熙出访时上海滩上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大相径庭。 夜半，孔祥熙、宋蔼龄及子女登上悬挂着三色旗的一艘法国小船，江面黑沉沉的，各处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上海码头沉闷的钟声响起，瑟瑟秋风带来了阵阵寒意，此情此景不由使孔祥熙吟起了这样的诗句：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刻的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偎依着孔祥熙，望着不尽东逝的混浊江水一言不发。无须多说，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日军的占领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第十二章 为蒋当家理财 1．“财神爷”的绝活是垄断 当年，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后，人们就不无椰榆地送他一个绰号：蒋介石的“财神爷”。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孔祥熙管理财政10余年，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他没有辜负“蒋介石的财神爷”这一称号，无论给蒋还是为自己都把钱财搂了个足足的。 1937年孔祥熙恰值57岁，接近“耳顺”的年纪，又正在携宠妻爱女在欧美周游。虽说有公务压身，但一路风光，又吃又喝又拿又要，着实在国外做了几天人上人。然而，命运终究不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六十甲子，不让中国太平。当时日军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终于酿成“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形势所迫也为自身的利益驱使，抗战初期，孔祥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生死攸关的民族抵抗战争中。 “卢沟桥事变”的最初引发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北举行军事演习。晚11时许，日军以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和一名日军士兵失踪为由，要夜间县城搜查。中国军队当即表示同意“先调查后处理”，由县长王冷斋领着中日双方各3人人城调查。结果城内驻军29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全体官兵经过检查，各种枪支不缺。在检查期间，日方失踪士兵也已归队。但日军发动侵略、妄图占领北平蓄谋以久，因此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挑起战事。所以，翌日晨5时，日军在事前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遂下令还击。于是，中日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7月8日，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宛平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军严阵以待，冒着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专题讨论了“卢沟桥”问题。此时法西斯分子已在日本内阁占了主动地位，因此决定向北平增兵。当即日本军部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从关东军派遣2个旅团，从朝鲜军派2个师团。法西斯分子向日本天皇狂妄叫嚣，3个月内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军长宋哲元提出：“限29军在24小时撤离北平城区，移驻河北省南部。否则，即以飞机大炮攻城。中国守军在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支持鼓舞下，奋勇抵抗，并在八宝山一线取得了局部胜利。后来，终因装备落后且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同月29日，卢沟桥事变的22天后，北平落入日军之手。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妄图全面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此时亦终于明白了不抵抗就没有出路的道理。 7月17日，蒋介石通过无线电波在庐山向全国发表讲话，正式宣布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更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孔祥熙回到南京，南京已是一片混乱。淞沪会战后，投降派甚嚣尘上，“再打必亡”的论调时时可以听到。蒋介石虽然在大会小会上讲要铁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发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正暗地布置迁都一事。 孔祥熙自然不能管军事方面的事。但他明白一点，日本的入侵已经把他和蒋介石以及他们一同创立的基业紧紧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中国，他的一切就全完了，他大概只能到国外过流亡生活了。因为，“卢沟桥事变”是一个标志，在这之前抗日是假的，在这以后抗日是真的。不仅是真的，还得竭尽全力。 孔祥熙回到南京后立即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中国亡，我们就亡了。中国存在，我们就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紧的，就是抗日。” 宋蔼龄在很多地方和孔祥熙想得不太一样，但在抗日这一点上，倒是想到一起了。早在“一二八”事变中，宋蔼龄就积极参与，出钱出力，显得很大方。她也痛恨那么矮小却蛮横无理的东洋人，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却要跑那么老远来占别人的地盘，抢别人的饭碗，实在太可恶了。 孔祥熙决心抗日，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却使他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们退到了武汉。 1938年1月，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时刻需应付紧急战事为由，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并提请孔祥熙接替此职。当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 当年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走马上任。此际，孔祥熙在权力的宝座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但孔祥熙很快发现，这个位置并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个吃苦受累、出力却不讨好的位子。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好事要算他领导有方，决策英明；出了错却是下属迟纯无能，执行无力。加之战时不像平时，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也极易激化。因此孔祥熙觉得，当行政院长等于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他私下向蒋介石表示，他愿望做行政院的领导工作，替蒋分忧，但还是请蒋恢复做院长，他当副院长为好。 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后，193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提出，“因战时需要高度集中，恳请蒋总裁自任行政院长，以使政治军事统一指挥，而利于全国的抗战建国工作”的建议。 这样，蒋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而孔祥熙则改任副院长。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和副院长外，还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首脑。 当时，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战，为了使平时的经济体制转为战时的经济体制；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与重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占稳脚根，孔祥熙确实动了些脑筋，为动员全国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有7条，都是孔祥熙亲自参与制订的。 这7条的内容是： “十七、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鼓励海内外人士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整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后来一些经济金融学家评论说，孔祥熙及宋子文拟定的这个《纲领》，一方面提出了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帮助内迁工厂、战时重工业比重比战前增大，并在整个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提出扩大战时生产和各地手工业，鼓励轻工业经营，以发展战时经济。并要求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并增筑铁路，加辟航线，以反封锁开拓交通。这些对当时的抗战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如在纲领中提统制银行业等条款，对孔祥熙是极为有利的。孔祥熙、宋子文原来就控制了上海江浙一带的金融界，这次借抗战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为名，通过中央银行和四行联合会，进一步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从而控制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工贸组织。这就为他们日后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打下了伏笔。 另外，这个《纲领》在税收方面，只是笼统地提出“推行战时税制”，却回避了在当时对人民群众最为关键的苛捐杂税问题。以致后来以抗战之名行剥夺为实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 在对农村经济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口号，并提出了“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等项措施，这些措施如能顺利实行当然很好。但由于对农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垄断的地租问题一字未提，这就不可能使上述措施得到落实。因为当时只占15％左右的人口控制了约70％的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自身生存都极为艰难，根本没有能力再去进行扩大再生产。 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又通过了孔祥熙策划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战时经济体制的11条决定。 这＊条决定内容依次如下： 1．改进财政系统，制定国家与自治两大财政系统； 2．田赋直接归中央，施行田赋征实，以解决民需、军用粮食问题； 3．实施统治经济，务使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用途； 4．在行政院下设立贸易部（其后改在财政部下设置贸易委员会），以统制战时贸易； 5．确立战时经济体系； 6．举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求物价稳定和财源增力D； 7．实行土地政策，举办地价申报； 8．改进桐油统制，以求外汇增加； 9．发展边区交通文化经济，以求抗战长期之维持； 10．扩大水利，以求农产之增加； 11．战时计划经济之确立。 当时这种经济上的统制政策，根本上还是有利于官僚资本对人民的掠夺的。因此当时有人就指出：所谓统制实则是为少数官僚之垄断，于国无利、于民有损。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当时也指出：孔祥熙、宋子文是做生意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的制度。而正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等少数官僚资本的代表把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看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故利用抗战发国难财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特色之一。当时的这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人木三分。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孔祥熙还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行政事业机构，重叠臃肿，政出多门，分工不清，号令不一。比如主管经济的部委就有十几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些机构，如资源委员会等，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第四部（主管轻工业、农业、外贸动员）等。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战时需要，又设立了农产、工矿和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并于成立不久，在全国各重要地点设办事处。但由于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因与原来的经济领导机构权限不清，造成人浮于事，互相推倭，办事效率低下。 要是在以前，孔祥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从侧面探听一下蒋介石的口气。但现在不同了，日军自攻占南京之后，水陆并进直逼武汉，大有占领全中国、不把蒋介石彻底消灭决不罢休的架式。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国民党内部的高层领导不得不以整体利益为其制订政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决心向蒋介石“进谏”，改革精简重叠的机构，提高效率，以便能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对日作战的政府。 正好孔祥熙和蒋介石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精简机构，不丢掉一些人的饭碗，就可能迫使整体都丢掉饭碗，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一次首脑会议上这样说。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的规定，规定中指出： “1．凡工作因战事影响，不能继续进行之机关，暂行停办或裁撤；2．凡工作因与战事无关，不必继续进行之机关，暂时停办或裁撤；3．凡某一机关之工作与另一机关之工作性质重复者合并之；4．凡工作有继续进行之必要机关加强之；5．凡工作有进行之必要，而尚无机关办理者创设之。” 于是，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根据上述精神对所属机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其具体的做法是：将原来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四部，以及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还有国民政府所属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水利部，一并纳人经济部；将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管辖的贸易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将农业调整处、四省合作事业办事处并人农本局；设立交通部，并将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公路部一并纳人交通部。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由三大块组成。行政机械为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长，下设财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监察执法机构为监察院，下设审计院；“立法”机构为立法院，下设财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同时将经济行政权集中于行政院。 这些改革虽不大彻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克服了机构设置紊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对建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体制和酉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我们应看到，尽管当时从总体轮廓上看，政府机构部门精简了许多，实际上仍很臃肿。因为裁减不仅涉及个人利益，也涉及派系利益，谁都不愿将自己这一派的人裁减出去。所以形成了机构改革后的头小肚子大的情况。 如行政院下属的经济部，由原来的几个部门合并而成。为了尽可能地安排位置，该部的行政单位竟有十司七处三厅一署共计21个之多；此外还有专业单位九局七会四所二处，共22个。加上孔祥熙、宋子文等手下都有一批亲信，亲信手下又有亲信，层层裙带，又都视经济部为肥缺，想方设想安插进来。所以，虽然1938年进行改革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却始终未能摆脱冗员过多的情况。以致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总结抗战工作时不得不承认： “多年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最大弊害，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人事与政策不配合，机构庞大繁多与法令纷歧抵触，以致责权不清，减低效能，亟待调整，分别有废。” 除了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外，当年孔祥熙还直接领导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便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还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时，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听到炮声，生怕中国守军不敌日军且上海会立刻沦陷，所以即刻到银行提款，以致形成后来的挤兑风潮。那时孔祥熙还在国外访问，听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回国，在国外遥控指挥“战斗”。 当时孔祥熙急令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上海、南京各银行先停业两天。 然后就在这停业的两天里，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办法》。当年8月15日，该《办法》经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规定，因抗战爆发，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 与此同时，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于8月17日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统一协调处理外汇储备、现金流量及突发的事件。 同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孔祥熙随即将“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授予其更高的权限，即作为“战时全国金融枢纽”，统一负责抗战中一切费用的预算和支出。这一举措对于当时稳定金融、阻止资金外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9月，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改组了“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 从此以后，“四联总处”实际上成为蒋介石手下的有关经济。金融的办事决策机构，其工作范围和职权都大大加强，成为蒋介石、孔祥熙决定战时财经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大本营。 当时，孔祥熙不仅控制了金融财经业，还插手其他行业。如在对农业、矿业、商业管理等方面，他均有干预或参与。 抗战爆发不久，孔祥熙就参与制订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后不久当他担任行政院长后，又对该《条例》进行修改。以经他修改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为例，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对燃料、金属及其制品、水泥、酒精、橡胶、电器、粮食和药品等重要的战略物质，军事委员会有权对其生产、销售进行监督。必要时有权干预这些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以服从战争和全局的需要。这就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战时的全面统制。 外汇历来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方面，孔祥熙当然不会放手。他参与制订了《购买外汇核请办法》，对外汇严格控制。从“七七”事变开始到“八·一三”事变止，国民党政府共售出外汇750万英镑。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还让财政部宣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为防止资金外流，还为银行订立了“君子协定”，要求各外商银行对投机与逃资购买外汇者，不予供给。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只限制了一些中小资本家和投机者，像与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人却利用战时的特殊政策大发了一笔国难的横财。这又是后话了。 当时，为了保证战时经济体制正常运作，孔祥熙在积极参与行政机构、金融机构的改革时，针对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国家财政人不敷出等严重局面，又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实行“公库法”。 所谓“公库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一切收入，都必须集中于公库，不得私自截留或存留；二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分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三级，“公库法”要求减化层次，将三级财政体制改为两级财政体制，即县和中央级两级，即将原来省这一级的财政管理职能直接纳人中央级。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二是增加税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收入是税收，主要税收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含香烟、粮食、棉纱、水泥的出厂税）。如1937年，这三种税收占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77．2％。 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落人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的收入因此受到极大影响。1938年的税收，尚不及上一年的一半。因此，增加税收对孔祥熙当时来说，已成了当务之急。 但怎样增加税收，其中却有不少奥妙。孔祥熙推出的办法是以新三税取代旧三税。 所谓新三税，就是指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三种。 货物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又一次合并同类项，增加了一些矿产税等。新三税里主要增加的则是直接税。 直接税是以前没有的，它是直接向纳税人或依其财产价值征收税款。直接税为五种：印花税、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 孔祥熙当时推行的新税制，确实为国民党政府开辟了财源。比如1940年至1942年，仅三年的货物税就占其税收总额的24％，食盐附加税也异常沉重，抗战后期几乎占了整个税收的一半。 新税制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收入，但却坑害了群众和中小企业商业主尤其是广大农民。在抗战后期，由于各地官员中饱私囊，乱开税种，使广大人民群众叫苦不迭。如新开了竹木税后，一把扫帚要征1元的税，一个粪箕也要收5角，一把锅刷竟要收3角；在四川的一些地区，竟连一只鸡、一个蛋或一棵白菜都要征税。 三是举借内外债。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第三招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赤字财政。 孔祥熙曾洋洋得意对宋蔼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 他还说，这几招里借债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 做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这就像一个家庭过日子，借钱买大件，能长久得了吗？你将来总要还吧。 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到时候还了再借，借了再还，新债还旧债，管他以后呢，把眼前胡弄过去再说。 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这里略举一二，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赈济公债”等等，不计其数。 抗战爆发后，广大人民出于对抗战的支持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开始认购公债还比较踊跃。后来慢慢发现，战争越打越糟，国民党节节败退，通货膨胀愈烈，购买公债所得的本息不及原来的本金，以及不断传来的在公债中徇私舞弊现象，公债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便一落千丈，也再没有多少人去买公债了。 但孔祥熙不怕，内债不行他就去借外债。抗战期间孔祥熙频频和英、美、苏等国来往信函；或亲自出访，大讲中国战局对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以寻求支持。 美、英、苏出于战略考虑，也确实慷慨解囊，在本国面临战争考验、急需经费的情况下支援中国。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借给中国大约7．5亿美元。苏联则借给中国一共3．6亿美元，英国借给中国1．23亿英镑。 此外，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还给了中国不少借款。这些借款，对缓解国民党战时的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是大量发行钞票，大搞通货膨胀。 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即增加了大量法币发行，到“七七”事变前夕，约发行了14．07亿元，比币制改革前的4．39亿增加了2．05倍，由于币制改革后大量银元退出流通领域，增发的法币代替了这部分银币的流通，所以法币虽有增发，流通还是正常的。到1937年门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张群、张公权、周作民、唐寿民等人开会，决定增发纸币的总方针。这时，走通货膨胀的道路，就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 当时孔祥熙说：“战争紧急之时，正常的收入来源不能满足需要，就要利用政府行为，用发钞的办法来筹措资金，刺激生产。他还为通货膨胀制造理论依据，美其名日“为了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会上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孔祥熙当时滥发钞票的方针。于是，国民党政府不管人民死活，借口战时财政困难，积极开动印刷机，使法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比1938年底增加了5．5倍以上。物价在1940年后上涨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法币发行的速度。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民党政府垫支财政亏空、任意增发法币的金库。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平行的机构，按国际上的通例，中央银行提供财政垫款给政府，必须先履行一定的手续和保证条件，如垫款的限额、期限、追加预算案的成立，偿还办法等等。但在国民党政府，人的关系可以高于一切，宋子文和孔祥熙作财政部长时都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两个机构的权力集于一身，在事实上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此，在国民党政府1939年制定一个由行政院长用“支付命令”拨款的办法后，财政部只要一接到紧急命令，就立即通知中央银行国库局拨付，也不管其当时有无库款。由于国库的存款不够，就只有发票子来应付需要。随着紧急支付命令的越来越多，法币也越发越滥，使得法币迅速贬值，物价跳跃上升。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l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5年为10319亿。数字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8倍的钞票。 由于国民党中央最后确认了孔祥熙用增发法币的办法解决。 由于滥发钞票．法币一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合抵1936年的6角，到1939年只值2．8角了。到了1940年，只抵1936年的8分，到1943年，只合0．5分。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则只值5毫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600元才合抗战前的1元。 孔祥熙当家理财的这几招，以这一招最损。因为直接受害的是底层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业主，包括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下层职员、公务员和银行、公司的职员、店员，还有各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等。他们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为生，俸给有定额，增加有定时，但物价上涨却是直线上升，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只能逐年下降。 有人做过统计，重庆国立大学的教授，1937年上半年最高为400元，到1944年5月，其最高收入，包括正薪、生活津贴、平价米补贴及研究费等等，全部加起来不过8700元，仅为战前的22倍。但同时重庆的物价上涨幅度却是战前的400倍。 工薪阶层尚且如此，受战争影响逃难的难民就更是痛苦不堪了。后来董必武对他的子女谈到抗战时日军进攻湖南和难民逃亡的生活时曾说：“湘桂、黔桂等省有铁路交通，集中在这里逃亡的难民有四五十万。政府对难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听任难民纷纷扰扰地乱窜。抢到铁路车箱上去的，原只有一层坐人的，变成五层人，车箱顶篷上一层，车箱内放东西的一层，坐人的一层，坐位下的一层，车箱底至铁轨间还有一层。上下两层出事的很多，死人也不少。在车箱内的人不敢离开占有的地点，大小便就在车内方便，甚至闷死了人，一时都拖不出去。还有的抢不到车上去的，便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白天买不到吃的，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是无医无药。 当时有一家两夫妇带着小孩逃难，丈夫逃难途中走散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两个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没办法，拿出1000元摆在路上，要求过路人把他的两个孩子抛到河里淹死，就拿这1000元做报酬，她自己好去寻死。 总之，当年在外有日寇侵略、内有通货膨胀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店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痛苦已到达了极点。 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改革”、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抗战初期，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新税制、金融管理法、统制、专卖等等，把很多本属于正常市场和民间的商业交易行为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少数官僚手中，这就为官僚资本的膨胀创造了条件。1936年，官僚资本在工矿业资本中只占15％左右，而到了1945年则占了50％。 官僚资本垄断工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金融垄断，强制吞并民族工业。如在1937年9月，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工矿委员会，规定其管理工矿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协助厂矿资本不足筹措资金；二是对厂矿采取政府入股的办法，由政府统筹或共同经营，赤裸裸地要吞并民族工业，还美其名日为了抗战。 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农工商管理条例》。该《条例》中宣称：为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要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和合办等形式经营。 这些规定，为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借抗日之名兼并民族工业提供了所谓合法依据。 当年的孔祥熙等人代表的官僚资本如何吞并民族工业，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膨胀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1932年11月宣告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是蒋介石以准备长期抗日为名，联络知识界、金融界和产业界并以此和德、英、美3个国家加强联系，从而牵制汪精卫亲日派而成立的。1935年，蒋介石把这个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从名义上放弃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把它归属经济部，由孔祥熙直接控制。但幕后的老板仍是蒋介石。蒋介石经常以手令的方式指挥这个委员会，使它能在各方面享有特权，从而在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矿企业的官僚资本机构。 再比如在1935年，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领导机关，没有一个企业。到1937年，它开始拥有了11个小企业。而到了1941年，它所支配的企业已达到78个了。到了1945年竟增至128个。其中，包括冶炼、机械、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电业、水利工程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工业领域。 当年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有过统计，蒋介石直接写条子从该行提取的特别费用，1939年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2．39％，1945年则竟占整个政府支出的38％。 于是孔祥熙也上行下效。1938年10月和1939年2月，他先后写信给中央银行，要银行拨给他秘密费用各20万元。1942年他又以财政部长的名义要中央银行拨给他任董事长的中国兴业公司现金600万元。 除了资源委员会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制和领导的部门也吞并了不少民族工业。如刘鸿生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资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职权向公司贷款，并控制了该公司的大部股份。当时所赚的利润当然多数也流人了孔祥熙个人的腰包。刘鸿生后来对人讲，在上海时我是大老板，到重庆我变成了小伙计。在上海时我为自己赚钱，在重庆我为别人赚钱。 孔祥熙不仅掌握了经济大权，还用手中的大权大力发展自己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商业企业，以及为自己的亲属、亲信创造条件。这就为他在抗战期间徇私舞弊，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 2．田赋--对农民残酷剥夺 孔祥熙当家理财主要是靠两手，一手是抓钱，一手是抓粮。抓钱，如上面所说就是抓增税、抓借内债外债、抓滥发纸币、搞通膨胀；而抓粮，就是靠田赋，抓征实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都重视抓粮食。明太祖朱元津就有“高筑墙、广积粮”的要诀。当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工业或只有少量的工厂、手工业，田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关于田赋的征收办法和改革也特别多。 如明朝以前，田赋多以实物征收。嘉靖年间实行了“一条鞭”法后，停止征收实物，改为征收货币--银子。田赋第一次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但无论实物税还是货币税，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征收并纳入国库，无地方和中央之分。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后，对田赋进行了改革，即将田赋纳人地方收入系统。这样可以调动各省的积极性，征收的是货币而不是实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落人日寇手中，国民党控制的产粮区日益缩小。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摧残，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 起初，孔祥熙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粮食不是问题，生产不出来可以到国际市场购买。但自抗战以来的情况表明，他的这种看法越来越与实情不符。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世界大战使世界粮食市场遭到破坏，粮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价格也一路上扬。当时对中国来说，即使买到了粮食，怎样运进来都成了问题。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运。 从国内来看，由于粮食日趋紧张，不少大地主奇货可居，纷纷囤积粮食以求高价出售。原田赋又以征收货币为主，征来了法币由于不断贬值，实则买不到实际需要的粮食。于是，田赋改革势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管财政的负责人，对这种情况当然清楚。当时，经常有报告送到他这儿来，要他调运粮食给某省某地，报告都签着蒋介石等要人的大名。还有就是军队，常常抱怨军粮供不足，新组建的部队吃不饱。 于是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虑。 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孔祥熙曾找到蒋介石，向他当面汇报粮食问题。 孔祥熙说：“太平洋战争如若爆发，一则美国全力对日作战，军费剧增，必影响对我国的援助。二则太平洋战争势必影响我国的水上通道，从水路运送国内物资将越未越困难。因此，储备战略物资以应将来之需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当下蒋介石问道：“依庸之弟意该当如何？” 孔祥熙说：“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大后方几百万军队，数十万官员和几亿民众，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粮食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孔祥熙将粮食的重要性及怎样改革田赋的思路向蒋全盘托出。 蒋介石听了以后说，“好，就由你全权负责这件事。既要办，就要把它办好。” 当时，孔祥熙改革田赋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将1927年以来划归各省的田赋税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将明嘉靖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货币税恢复成实物税。 孔祥熙在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改革时说：“吾国田赋，现以国币征收，但目前粮价飞涨，以过去所定之税率，征购现在粮价涨后的田赋，显不妥当……”但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呢？孔祥熙当然不会说了。 孔祥熙实行田赋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来自各省地方官员。长期以来，他们已将收缴田赋做为自己中饱私囊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下让孔祥熙把财源截走，这些人当然不肯罢休了。 地方官员虽然不愿意，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再说这是在抗战时期，谁胆敢抵抗就以破坏抗战论处。所以，在1941年初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赋改革方案时竟以全票通过，并从1941年夏粮收购时开始实施。 孔祥熙知道上面开会通过了，下面还别着劲呢，要使田赋落到实处还将有具体措施。 于是他听从了宋子文、宋蔼龄的建议，在财政部里新增设了一个机构：整理田赋委员会，统一全权处理田赋征收事宜。同时在各省及县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省、县首长亲自出任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县以下也设置机构，多少为以纳粮户往返不超过60里为限。 这样，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征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 在落实了组织机构后，为了使各级机构便于操作，孔祥熙又亲自主持制定了田赋的具体征收额度和折征标准。即各省征额应依当年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两市斗。 比如云南省1941年度田赋正附税额为1500万元，按每元征两斗的规定，应征稻谷300万担；广西赋额为900万元，应征稻谷180万担。 1941年夏季田赋征收后，孔祥熙觉得此价定低了，于是在1942年又把征实额向上翻一番，即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1942年法币比1941年贬值了约20％，折征稻谷却增加一倍，这对农民该是多么大的剥夺。孔祥熙对此却振振有词，他说购粮标准，应根据各地粮产的丰啬情形而定，不需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另外不产谷物的地方，农民便要交纳小麦、玉米、豌豆、青梨、大豆和花生等等，而且各种杂粮的折合比率均比稻谷压得更低。 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征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 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征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 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当时他对财政部提出具体要求，每年不能少于50人下乡检查田赋征实；各省每年不能少于200人下乡；各县在旺征期间，官员应全部出动。他还要求财政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固定的联系点，以便以点带面。财政部根据他的指示，在全国1000个乡里聘用了1000个通讯员，及时向他反映基层在田赋征实时的情况。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它粮食455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4万担，1944年征收了544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 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的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陕西省在1941年，除要负担中央政府的600万担粮赋外，农民还要负担所谓八战区、五战区和二战区的代购及地方各级“公粮”，农民交纳这些粮物后所剩尚不及三分之一。西安的《民众导报》披露说，陕西省榷县中山乡1944年每亩旱田除缴纳粮食二斗二升外，还要出公款8000元，合小麦4斗。当年还是大丰收，所交公款公粮要占三分之一强。1943年，四川省稻谷每人平均4市担，但其中约有2．5担要被充做公粮。 这是从平均数来看，如果具体的每户农民，那情景就更为凄惨。因为田赋征收采取的是比例制而不是累进制。 在四川省长寿县，一个年收入为4500担稻谷的地主，须交缴田赋150担，只占其收入的3％；而一个收入10担的自耕农，须交纳田赋1．3担，占总收入的13％（因为他没有别的收入）；而一个收入只有几担，当时靠租种地主部分土地的贫农，处境就更为困难。除了缴纳田赋，所剩无几根本不能养活家人。这还仅就田赋而言。事实上，除了田赋，农民还要负担很多苛捐杂税，实际负担要比田赋所反映出来的重得多。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时保证，改革田赋是针对每一个人，是“有粮者出粮，有力的出力”，而实际上，地方大地主总是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及权力，在田赋征收中大做手脚，尽量把负担转嫁到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从而形成了实际上的“有粮者不出粮少出粮”，而“无粮者多出粮”的局面了。 除了地主大地主的转嫁，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也大捞小捞，从中舞弊。如田赋收购一般是通过县、区、保、甲等系统分片包干的。这样，县长、区长、保长或甲长就在实际征收中作弊。上面要一担，他说要两担，完不成就罚。弄得当时农民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 孔祥熙经常派财政部的官员下去检查。一次一名检查官在给孔祥熙的报告中写到：“各地经办人员浮收、冒斗现象非常之普遍，如未身临各地，几难置信。经我在几县调查，凡50户中就有37户处于浮收、冒斗和勤派三种形式之下，多收原粮一半者6户，多收原粮十分之三者11户……”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一开始就宣称，田赋归中央，改征实物，为了解决战时军民用粮之急需，孔祥熙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同时也为自己捞了不少。 比如在重庆，从1941年7月开始，中央公务员及其家眷（以一家4口为限）每人每月可购平价米2斗。从第M年开始，公务人员的食粮免费定量供应。如31岁以上的每月发大米一担，26岁至30岁的发8斗，25岁以下的6斗。据统计，自1943年至1945年，免费发放的大米小麦及杂粮为6700万担，而且三年收购的田赋谷物却是1亿多担。剩余部分，则全为孔祥熙等官僚无偿或低价占有，或成为他们手中的投机商品，投放黑市后大发其财。 孔祥熙的田赋改革由于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收缴田赋在数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战后期开始下降），但却使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首先，自耕农和贫农的生产再生产资金大半被田赋和重税所消耗。如《云南日报》曾对昆明附近各县进行调查，调查后在报上撰文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余粮供一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 更有甚者，乡村保甲的摊派使农民被迫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一过，连播种都成了问题，只得忍痛去借高利贷。 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也曾进行调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几个县的粮食生产成本剧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战前增加门倍。其中粮种、畜工及人工费涨幅最快。 国民党内政部长周钟岳1941年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粮价固已大涨，但农民未得到好处盖收益全人于地主之手，地价愈高，自耕农愈少，大多数农民都被迫到农村高利贷手中借款。” 其次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使乡、镇及保甲长乱抓壮丁。甚至像土匪那样“绑票”，交了相当数量的财钱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无休止的对农民的敲榨。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抓壮丁275万人，且几乎全是贫苦农民。 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动力枯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抗战8年，前方对农产品需要的增加，本来应带动后方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8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除1938、1939年两年丰收外，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一天天萎缩。如《农报》统计，1941年大后方比战前撂荒了842万亩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面积从6删q亩减少为5700万亩。 抗战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全面萎缩，是国统区封建性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后果。孔祥熙所进行的田赋改革，非但没有使这种土地关系减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广大农民在抗战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在前方苦苦杀敌，在后方生产粮食，还要出重税养活那些贪官污吏，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一位大学的教授在抗战期间来华考察，虽然在重庆他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在考察结束后仍用真实的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了国统区广大农民悲苦的生活状况。他说：“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在明显地回响在全国的乡村，在农村地区和民众中，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和影响力也许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3．专卖--黔驴技穷之后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还着重抓了沿海工厂的内迁及专卖事业，积极为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增砖添瓦。 抗战前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整个大后方的工业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谓大后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基本上没被日军占领和骚扰，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四川，当年仅有电力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一家、造纸厂和机械制造厂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个省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七七”事变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内地迁厂的步伐。1938年3月，蒋介石正式下令，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厂已开始向内地迁移。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为一条条车龙船龙，婉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进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地，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如上海、汉口等地的电厂拆卸电器设备2．5万多千瓦入川；汉阳、大冶等炼钢设备运大渡河。这些内迁的机器设备运到内地后，或扩展革新了原有的厂矿，或新建了工厂。 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涌入大后方。因此，抗战前期大后方工业呈发展趋势。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扣除通货膨胀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孔祥熙经常把这些挂在嘴边，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到处吹嘘。他在“四联总处”的会议上和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后方工业发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结果。 应该承认，孔祥熙在抗战中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对机构进行调整，对财政进行改革，为抗战做了一些事情。但他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蒋家王朝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主观上考虑人民的需要、尊重经济规律。1942年后，大后方工业呈日益衰败之势，就是证明。 一般经济学家认为，大后方工业之所以能有所发展，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抗战初期工业内迁和技术力量的内流，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时，沿海地区的大量资金内流，也为大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保证。由于抗战激发起来的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也是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共渡难关、打败日寇的精神鼓舞下，近2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日夜工作在生产第一线。除领导工业生产外，还大胆革新，努力创造，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如水利专家们在西南地区先后勘查了40多条河流，最后在四川的桃花溪、清渊河，青海的汉水，贵州的修文河，甘肃的天水，西康的东河等地建起了多座水电站。地质学家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荒凉的高原找到了石油，并成功地将石油开采出来。化学专家先后研制出了酸碱、橡胶、水泥、甲醇等战时急需的化工产品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 再一是有相对独立的市场。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大后方和海外市场的联系几乎被全部切断。内地各省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品原来主要靠外国进口和沿海各省供应。抗战以后西方各国对华输出大幅度削减，沿海各省的民族工业产品的内销几乎中断。与此同时，由于沦陷区人口的大量移人后方对工业品需要的增大，正在进行的战事对军需品及药品、交通工具等需求的增多；供应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就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并为大后方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市场。 同时也应当承认，在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一些扶持工业发展的措施，在政策上对大后方的倾斜，对大后方工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支持沿海工厂内迁。沿海工厂内迁是上海爱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的，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投款56万元做为拆迁补助费，而且所经车站、码头、关卡一律免验免检放行。工厂拆迁到内地后，在征地建厂中，又给了很多支持，如提供低息贷款，免收附加税等等。 当时实施的“行业专卖”政策，亦是孔祥熙为了维持国民党政府财政正常运转的又一重要举措。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祥熙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时，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经济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来自其他方面的不满却使他不安起来。特别是宋子文，虽然在位置上宋子文不能与他抗衡，但宋子文深通经济。孔祥熙的那些所谓“改革”把戏经不住宋子文一驳，加上宋子文是“国舅”，哪天到宋美龄那里吹吹风，揭揭他的老底，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 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四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赚这几种商品的钱，而不再让别人赚。这四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新玩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对盐进行过专营。而后的封建王朝，都对一些重要的商品进行专营，如秦朝的盐、铁等。 食糖专卖是从1942年2月开始的，紧接着是盐类专卖、烟类专卖，然后就是火柴专卖。 食糖专卖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按照所谓的《食糖专卖条例》，应对食糖实行实物收购。但要全部收购则需要大量资金。1942年夏，当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向孔祥熙伸手要钱时，孔祥熙才发现这样划不来。大量资金拨下去，自己手头紧张不说，谁知下面这些贪官污吏拿这些钱干什么。到时候食糖收购不上来，你还能砍他的脑袋？ 当下孔祥熙又规定了一条办法。他对各省官员说，食糖原则上按条例全部收购，但具体操作的方法是，食糖中央暂不收购，只按照收购价格的30％征收“专卖利益”，其中15％为代征统税；收购价格的30％人专卖利益帐。 这里我们不必在经济学的术语上兜圈子。他的这个办法简单说来，就是收购资金由地方应缴中央的税款中支付，等于孔祥熙一分钱不往外掏却照样能获利。 “食糖专卖”一实施，糖价立即大幅度上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也颇为不满。原来说的实行专卖是为了平抑物价，防止投机，怎么适得其反呢？ 于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孔祥熙那里，孔祥熙连忙采取对策。即采取行政规定糖价，各商业网点的经销单位一律不许涨价。但孔祥熙没有弄明白，食糖生产主要在民间，他们出售给收购者的价格并不多。都是一些中间盘剥商从中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如不调整收购价，就会影响生产，供应失调，专卖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但孔祥熙当时已经感到了蒋介石的压力，不敢再提高收购价格。他只能强行命令甘蔗和食糖照旧价出售。而蔗农售出后都不够成本，又不能不售，因甘蔗属于时令产品，不易保存和贮藏，结果种甘蔗的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 规定限价，中间商一见无利可图，便纷纷囤积压货，于是黑市发生，社会上的百姓买不到平价糖，只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到黑市上去买，这样一来难免也怨声载道。 据说，当年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一次乘车从成都到重庆。内江等地的蔗农得知消息，将甘蔗砍下来，在公路上铺了一里多长，以阻挡汽车前进。制糖业的业主和工人上千人自发聚集起来，向张群请愿，结果闹得张群狼狈不堪。 烟类专卖也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民族资本家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反对。因为专卖局不但要到工厂仓库登记要货，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员长期住厂“监督”。这使生产烟卷的工厂极为恼火。过去，他们生产烟卷只要交纳统税，而现在除纳统税外，还要缴纳“专卖利益”。在烟盒上贴上专卖标签，比过去的税高出近一倍，又不让提价。 连卖烟的小贩也受到了限制，原来小贩批发到香烟就可以到市场上叫卖，现在不行，要到登记处登记，缴纳一笔“专卖税”后才可出售。本来获利微薄，眼下又被孔祥熙的专卖事业扒了一层皮。 而火柴专卖也迭起风波。因为战时火柴原料无法进口，各火柴厂家只能仰仗孔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权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信。这个亲信借助孔祥熙的权力，把其他厂-一挤垮，最后他自己担任了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于是被挤倒的火柴厂联合各界群众和工人，到重庆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是以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 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2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近四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而这22．7亿元的收入，简直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啊。 4．通货膨胀堆起的金山银山 在抗战期间，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货膨胀，孔祥熙的所谓一系列“改革”和战时经济政策，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由于靠通货膨胀弥补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以致1942年法币印刷不及时，“关金券”被作为货币大量出笼了。关金券本是用作海关缴纳关税，不在市面流通。1942年把旧存的关金券以每单位折合法币20元大量抛出，开了大额钞票的先声。接着就是百元、500、千元的大面额币也像浪潮似的涌入市场。由于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人民对国民党的经济已失去信任。为免遭法币贬值的损失，当时人们普遍产生重货轻币的思想，纸币一到手就立即购买实物，各种投机活动日益猖撅，货币流通加速。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2．5；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这样就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发行的速度。1941年12月，法币发行累计已达151亿元，比1936年6月的14．l亿元增长了1076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上涨了2133．2倍，超出了5倍多。据杨荫博的计算：抗战8年中，随着通货政策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0．6。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抗战前，四大家族主要靠发行公债进行搜刮，在抗战期间，则主要靠增发钞票了。孔祥熙就说过：“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确实，“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对人民的掠夺，远远超过发行公债的掠夺的。据专家测算，1936年至1948年12年中，只法币贬值一项，“四大家族”即从人民手中掠夺财富达57亿美元。同时“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把过去他们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如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0．82亿元公债。其中14．6亿是换旧债的。规定还本期限是12到24年，其他新债还本期也在10年以上，而到1945年6月时法币二千元只等于战前1元的价值，所以国民党政府把这笔债款几乎赖掉了），并向民族资本进行侵蚀，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工业独占。这真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是“人头税性质的慢性财政没收政策”，“以全民为对象，最普遍、最残酷的掠夺！” 在法币贬值中，孔祥熙还利用金融政策的变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倒卖活动，以套取外汇，大发其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见到出售外汇太快，一方面由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企业及私人提取银行存款，规定了每次提取存款的限额和时间，以防止资金外逃；另方面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要求外商银行对投机和资金外逃购买外汇的不予供给。又因为日伪以伪“联银券”换取法币套购外汇，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凡需要外汇者，必须说明理由，经申请核批后，才能向银行购买外汇。但是这些办法只是阻碍了正当工商业者对外汇的需要，却不能阻止日伪套取中国外汇和国民党权贵的资金外逃。于是外汇出现了黑市交易，且黑市价格逐步上涨。1938年10月，中央银行曾拨出英币100万镑暗中维持法币的外汇行市，但当时法币的通货膨胀已露头，购买外汇的日益增多，黑市价格仍继续上升。每元法币的币值很快由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左右。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又与英国共同组织“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中国、交通两银行提供500万镑，由中国政府负责、由汇丰、麦加利两银行承提500万镑，由英国政府担保，成立1000万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以稳定法币黑市价于8便士又1／4。但此汇率仅维持了3个月，法币黑市汇率又继续下跌。1941年4月25日，在向英美借款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英美平准基金”l1000万美元，继续供应外汇，但不再维持固定汇价，而是采取“自然水准”了。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政府借到5亿美元，放弃法币对英镑的联系改为单独与美元联系，确定法币对外汇价为1美元等于法币20元。此项官价外汇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正式变动过，但外汇黑市与官价外汇价格悬殊，给“四大家族”利用垄断外汇的特权攫取暴利创造了条件。例如，据1939年8月6日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电传说：“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位部长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外汇的审批大权，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人黑市，以牟取暴利。许性初在转告《香港日报》的密电中指出：“孔任财长以来，操纵外汇自肥，对战费一筹莫展。”有人说他妻子宋蔼龄，在抗战初期的外汇投机中，就‘“捞到了巨额英镑”。 美金储蓄券和公债的问题，曾引起过美国财政部的注意，该部部长摩根索为此事在致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政府发行及出售了美金公债券来收回法币，并自美国给予的援助中拨二亿美元，来偿讨此项公债券。我相信这个方案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没有重要的贡献。”“中国目前在美国有4亿6000万美元无需作担保而可动用的款项；同时由于我们的各项支出，每月可获得美金2000万元。中国可以用这些钱以出售黄金或美金资产来换取法币。不过我认为这些计划，在过去很少效果，只给了参与内幕的人、投机者、囤积者以额外的利润，把中国可以好好利用来作建设之用的外汇浪费了。”摩根索在1945年5月8日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也指出：“在美国现已产生一种印象，就是2亿美元美金储备券与美金公债，以及在中国出售的黄金，都已落入比较少数人的手中。结果个人发了大财，而对中国经济没有真正的帮助。” 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亲信的贪赃，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后来这项美金公债本息到期，国民常政府当局不得以外汇牌价折合法币支付。 除套购外汇购买美金储蓄券、公债大发其财外，孔祥熙还利用其独占金银收兑的特权，时而收兑，时而抛售，大搞投机，大发横财，进一步促进了通货膨胀。1939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间不得私存黄金，由四联总处附设的“金银收兑处”收兑黄金，禁止自由买卖，因而集中了大批黄金。国民党政府还用1942年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570万两。于1943年6月开始实行所谓黄金政策，表面上以收回法币、制止通货膨胀为号召，实际上是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提供大发国难财的机会。开始由中央银行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出售黄金现货，1944年11月3日后，改售期货，到1945年5月28日停售止，共售出黄金114．5万两，收回法币25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1944年8月开始，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两局同时举办黄金存款，直至1945年5月22日止，共收存黄金162．4万两以上。但国民党的黄金政策在实际上不仅未平抑物价，而且还在物价上涨中推波助澜，为大量法币出笼做掩盖。事实完全和国民党政府大喊大叫的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相反，黄金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不是得到抑制，而是更厉害了。 黄金政策对国民党和孔祥熙来说是一桩能大捞好处的“买卖”。作为卖出的黄金，一部分是以低价向人民强制收购来的，更大的部分是以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所买的570多万两。按当时美汇官价，每市两只值法币700元，但最初出售的黄金官价即在1万元以上，以后逐月上升，到1945年3月29日，已上升到每市两3．5万元，而停售黄金期货的6月8日，更上升为每市两5万元。这出人之间的巨大差额使他们大捞好处。但这对以巧取豪夺为务的四大家族和国民党政府来说却并不满足。于是，1945年7月31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一纸决议：“为充实反攻军费起见，所有黄金存款一次捐献四成。”这也就是说80多万两应属于人民的黄金，又被强制没收去了。但是，“和中央银行有关系、能购到现货的人，黄金早已到手”，私囊早已填满了。 黄金高价出售的政策刺激黄金黑市价格上涨，引起黄金投机，加速法币贬值。出售黄金的官价是不断提高的，市价不仅随之上涨而且上涨得更快。例如1944年＊月16日黄金官价加搭“乡镇储蓄”二成，每市两共2．4万元，当月黄金市价高至3．6万元一月8日每两黄金官价上升至5万元，当月每两市价更涨至18．2万元。加上随着黄金政策的实施，国民党政府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经营。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便自发地形成了一些黄金投机市场。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不仅是黄金政策的决策者，而且是黄金市场的大投机者。1945年3月轰动社会的黄金舞弊案（194年3月黄金官价由2万元调离至3．5万元，内部有关人员探悉后，在先一日银行停业前大量甚至挪用公款买进，翌日牌价挂高，便于一夜之间获得巨利）只是暴露出来的一例。正如1946年5月11日《周报》杂志36期的文章所揭露的那样：“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唯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蜂起，作浪光风。最后谣言十有九成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黄金价格的上涨，直接表现出法币的贬值，物价也必然上涨得更厉害。黄金政策引起的投机者对黄金的兴趣，逐渐消灭了当时黄金上涨率落后于商品的情况，“呈现金价与物价一齐上涨，因而有人认为金价是促进物价上涨的因素”。 国民党政府声称在黄金政策实施中牺牲了大量黄金，也同样是完全骗人的谎话。把国民党政府拿出的黄金扣去捐献的四成，实际还不到200万两，只约等于向美购人黄金的1／3。这些黄金绝大部分转移到四大家族及其亲信手里去了。出售的黄金现货，一般都在10两以上，最重的每块400两，在黄金存款时也规定存款5两以下到期不兑现，这就说明黄金买卖仅仅是给官僚资产阶级的发财的机会。即使是流人普通人民手中的一小部分黄金，也只属于暂寄的性质（在1948年8月，这些黄金跟着人民手里的其他黄金、白银和外币等重新回到了国民党政府之手）。因此，国民党政府这种时而对民间黄金进行收兑，时而又允许黄金自由买卖的作法，完全是为了“四大家族”积累官僚资本的需要。正像有人提出的：实行“黄金国有的目的是把民间存金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国库，而恢复黄金自由买卖，则是把国库的黄金，再大部分转入他们的私库。”这就是国民党政府黄金政策的实质。 法币通货的不断膨胀，造成了社会财富及国民收入更加不合理的再分配，使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实际所得越来越少，加速了两极分化。“四大家族”等官僚资产阶级，在滥发纸币中，在黄金、外汇等投机中，因拥有政治特权和雄厚的金融势力而获得了暴利。滥发纸币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也造成了社会上闲散资金抢购土地的狂潮，“加速了土地集中”，并“经常给中农或自耕农带来厄运。”由于原料、机器的日益昂贵，正当的民族工业有的制品销售所得，尚不足以弥补其所耗用的，因而濒临破产。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和靠工资收入度日的人们，在通货膨胀中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和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据统计，1943年重庆各级教员的待遇仅及战前15％，公务人员仅及战前9％，士兵更只及战前5％，简直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又怎样能进行抗战呢？另据统计：以1937年1至6月为基数，则1942年重庆各种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为141，而同年的工资指数只增为＊，各种制成品的价格上涨率，几乎为工资上涨率的］3倍。广大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也受到极大的剥夺。由于在物价上涨中，工农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迅速扩大；例如按1945重庆年物价指数，农产品中的食物上涨1585倍，而工业品的纤维上涨3151倍，燃料上涨4864倍，金属上涨2774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落后于一般工业品上涨的程度，所以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下降。据计算，以1937年为准，农民实际收入1939年下降到64％，到1943年下降到58％。 孔祥熙自1933年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 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他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大举筹借外国货款等手段，为蒋介石的内战提供了大量经费。同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宋蔼龄的关系，严密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银行网，并为此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孔祥熙在抗战前在财政金融内的最重要的实绩是推行了币制改革，这标志着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这对缓和当时的金融危机、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亦有利于英美等国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的控制。 抗战爆发后，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政金融上的首脑，为坚持抗战，维持战时经济，也作出了一些努力。 如“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孔祥熙亲自起草、由财政部颁发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法》，对提存现金特别是硬通货和外汇做了规定和限制，为维持金融稳定、防止巨额资金外流作出了贡献。 在大后方经济开发方面，孔祥熙对内迁工矿业采取了扶植政策，并给予优惠贷款，使抗战前期大后方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收入，孔祥熙实施了战时税制，颁布《公库法》；并行铂由全国开征了所谓“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邮卖所得税等，开辟新税源税种，使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充裕，但同时也加重了工商界和民众的负担。 孔祥熙还实行了“田赋征实”和专卖政策”。在当时，这对保证军队和民众的消费品供应，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后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孔祥熙曾把自己主持财经工作以来的主要做法和实质，归结为10条所谓的经验，并在各处宣讲。客观地讲，在抗战期间，孔祥熙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为蒋介石政府效力，对外摆尾乞怜，对内盘剥压迫，并大肆贪受贿赂。巧取豪夺、走私贩私，可谓是劣迹重重，最后终因引起公愤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第十三章 “四大家族”称首富 1．敛财手段之一：炒股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孔祥熙出身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自小身儒目染金钱之魔力，后虽然人教会学校读书，但烙在心底的烙印却是怎么也抹不去了。 当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谈恋爱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有一次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他竟也脱口而出，说他真想拥有一大笔财富。说罢怕宋蔼龄觉得他俗气，又灵机一动说，他拥有财富的目的是想把它捐献给革命事业。 据说当时宋蔼龄也把自己装扮成圣母玛丽亚，她附和孔祥熙说，我也渴望拥有巨大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人民。 孔祥熙、宋蔼龄后来确实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确切地说是成了中国的首富之一。但那些财富却全都是从人民手中剥夺来的，而且他们既没有用于革命，也没有造福人民，而只是供他们花天酒地了。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10月先后辞去全部职务，前后达11年的时间，他真正发家致富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脐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蔼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三条渠道获得的。 孔祥熙最早涉足金融界是在1915年，那年他35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山西开办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家银行--山西裕华银行，并将总行的办事处设在天津。读者也会奇怪，银行在山西，却要跑到天津办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其实，这正是孔祥熙的精明所在。 当时孔祥熙正做煤油生意，他和美李石油公司谈妥，要他全权代理在山西推售煤油。当时广大农村包括城镇都没有电，要靠煤油照明。孔祥熙看准了是一桩能赚钱的好买卖。但美方提出，你代理经销可以，但必须要有一家银行做担保。孔祥熙初出茅庐，在金融界举目无亲，于是和宋蔼龄一商量求人不如求已，便自己办了一个银行。名义上有注册资金200万元，银行设在天津，自己为自己做保。在与美方的谈判中，美方也曾对这家新银行的来历表示过怀疑，但孔祥熙却编得滴水不漏，说这就是由原来的老字号“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本部就在山西太谷。其实，此时的志诚信早已关门了。美方也不会跋涉千里去山西考证，孔祥熙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并因此为自己赚了一大笔。 当年，孔祥熙急于下海，急于赚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宋蔼龄。 宋蔼龄原来做孙中山的秘书，由仰慕孙中山的英名渐渐产生爱慕之情，无奈一厢情愿，几次向孙中山“表白”都没有结果，便自知之明地退却了。但这时她已是23岁的大姑娘，于是其父宋查理就为她和孔祥熙从中撮合。 当孔祥熙第一次出现在宋家时，宋查理是这样为宋蔼龄介绍的：“这位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其实，孔祥熙心里非常明白，他所谓孔子七十五代孙就可能是讹传，山西首富更是子虚乌有。但为了得到宋蔼龄的青睐，他便默认了。 从此，他经常出入于宋家，和宋蔼龄频频约会，并努力装出首富人家的样子，一掷千金。当然，那时的孔祥熙也并非是穷光蛋，但和宋家相比，他总觉得囊中羞涩。于是当时在发愤要在官场上闯荡一番、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他从来也没忘了生意。能赚一把是一把，起码先填补一下因恋爱结婚之急需而造成的赤字。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婚礼是简陋的。虽然同为留过洋的宋蔼龄并不太拘泥于形式，但作为丈夫，作为男子汉的孔祥熙，内心却隐隐地感到不安。此外当时他已深深感到，即使要想到政治上发展，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是不行的。因此，孔祥熙下决心经营好自己在山西的根据地，为自己将来走上政坛打好基础。 当时孔祥熙虽然这样设想，但在此后的10余年内，他在经济上并无太大建树。裕华银行和他后来办的一些实体虽能运转下去，但也没发大财。特别是和当时上海的大亨们相比，他更是自愧不如，这也许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按现代时髦的词是成了他的一个情结。所以，在孔祥熙掌权之后，他对财富的贪婪，他对金钱的攫取之疯狂，他对其他金融界大亨打击之无情、残酷，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孔祥熙是在向他昔日商业的对手和朋友证明，谁是中国金融界真正的主人。他对宋蔼龄大搞投机活动的宽容甚至怂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的补偿。既然宋蔼龄“屈尊”嫁给了他这样一个部长--孔祥熙没能给予她像宋庆龄、宋美龄那样的地位和荣耀，便只有用让她拥有更多的金钱来补偿了。 孔祥熙掌握国民党的财经大权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山西裕华银行”。1937年，他亲自布置将该银行由上海、山西等地迁人重庆，然后对设银行处处予以照顾扶持，使其在重庆金融界的地位迅速上升。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破例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帐户，裕华银行如遇资金周转困难可随时到中央银行透支。 在业务上，裕华银行成了孔祥熙在金融界安插的一匹黑马，成了他捞取不义之财的炮弹。如在1941年抛售黄金的投机风潮中，裕华银行直接受控于孔祥熙的指挥之下，孔祥熙说买它就买，孔祥熙说抛它就抛。后来内行人看出了门道，知道了裕华的后台，便纷纷效仿。只要裕华买，大家都跟着买，致使当时金价陡涨；裕华抛，大家也跟着抛，于是金价狂跌。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的资本已达1亿元，其部门负责人全是孔的亲信和死党。孔则亲自出任董事长，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了。 孔祥熙在金融界翻云覆雨的同时，宋蔼龄不甘寂寞，甚至比孔祥熙更胜一筹。早在1936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宋蔼龄就在孔祥熙、宋子文的庇护下，指挥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三泰公司，并由她做后台老板娘。 当时孔祥熙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正巧放了很多国债。宋蔼龄就操纵三泰公司大做国债的投机生意。当时日军已占领东北全境，正向华北逼进，形势日益紧张，中日即将全面开战的谣传遍布上海滩。宋蔼龄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四处散布，说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的公债，来取代旧有公债，并对旧公债停付利息。 这时的人们本来就害怕一旦中日开战手中的公债变成废纸一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纷纷抛出，几天之间公债就低于面值，最低时仅值面值的一半。 当徐堪、陈行等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打麻将的宋蔼龄后，宋蔼龄立即发布“命令”说，明天立即吃进。 宋蔼龄通常和牌友打麻将，手气总是不错的。但那段时间却牌运特别臭。所以那一天她气恼地对孔祥熙说：“今天糟透了，输3000多块。” 孔实熙听了却不动声色，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没听人说吗，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宋蔼龄没恼却笑了：“我到真想得意一回，就怕把你鼻了气歪了。” 孔祥熙也笑了：“3000块就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真成不了大气。” “3000块？”宋蔼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吧，我要赚回它300万。” “我看没问题。” “你都知道了？”宋蔼龄惊异地看着孔祥熙。 “过几天等着瞧吧，”孔祥熙心有成竹地说。 果然，在三泰公司把大批公债廉价吃进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正式出面辟谣。一时间，报纸、广播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宣传财政部的公告，说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决不会发生贬值一说，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将决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请民众坚信对公债的信心云云。 官方出面辟摇后，宋蔼龄又操纵她手下的干将四处放风，结果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直线上升。 宋蔼龄看时候到了，又指示三泰公司派人将手中的公债抛出。也就几天时间。三泰公司靠这一涨一落、一进一出稳稳地赚了3000多万。而这3000万，大多数都落人宋蔼龄的腰包。 然而正如民谚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三泰公司将公债全部抛出后，公债价格又开始回落。开始低价抛出的不用说是吃了亏，后来高价买进的也吃了大亏。有的人因承受不了心理打击竟跳楼自杀。这时人们才发现，全是三泰公司从中捣鬼。于是当时上海编出了顺口溜讽刺说：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但是，由于当时三泰公司的高层人士守口如瓶，人们并不知道宋蔼龄、孔祥熙是他们的后台。 公债风波过后，宋蔼龄还和从前一样，每天晚上不是找牌友打麻将就是泡歌舞厅。 孔祥熙呢，还是每天上午10点坐他的专车去财政部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倒是徐堪、陈行他们事后悟出了什么。 妈的，老板娘真够黑的，赚了3000万才给咱们这么一点。事后陈行发牢骚说。 但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照宋蔼龄说的去做，恐怕这一点点也都得不到。 人家吃肉，咱们只能啃骨头，徐堪最后总结到。 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利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抗战前，他曾办过几家公司，如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所直接控制的公司，包括宋蔼龄、孔家少爷小姐和亲信死党办的公司多达几十家，其中有些公司在当时赫赫有名，经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如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运搞运输与贸易，大元搞五金交电，恒义和升和专营洋货，广茂则经营参茸药材等等。 这些公司和商行做生意当然能赚钱，但毕竟要付出许多，而且有时还要担一定风险。有时搞点投机、走私，一旦被识破还会给自己找来麻烦。由于抗战后孔祥熙集金融、财经大权为一身，当时他就想出了一个更恶劣的点子，拿国家政府的信誉当赌注，利用美国钞票公司和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超限额地印刷钞票，一方面供给蒋介石的政府使用，一方面从中大赚其钱大发其财。 孔祥熙派自己的亲信凌实担任中央信托局印刷处的经理，专门负责印刷钞票和运送钞票一事。这些钞票对别人当然按严格法律程序交接有序，但对孔祥熙则像是自己家里的锅碗瓢勺，孔祥熙利用多印钞票不知贪污了多少，而把多印钞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人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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