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惠廉向蔼龄说明了情况。蔼龄必须赶到梅肯去，以免错过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步惠廉不想耽误她。蔼龄表示愿意一个人继续航行。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夫妇也是步惠廉的朋友，他们答应路上关照蔼龄。 高丽号轮船继续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一天，蔼龄在船上感到孤独，于是就下到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舱房时，无意中听见过道里传来他们的谈话声： “离开这些国家真让人感到舒畅。”那位太太说，“我真讨厌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日本人。我希望我们能不再见到他们。” 宋蔼龄听罢转向快步走回了自己的舱房。 在以后的横越太平洋漫长的航程中，除了同富有同情心的美国年轻姑娘兰曼交谈外，其余的时光宋蔼龄都是独自一个人度过的。兰曼小姐是在横滨上船的。她也是南方卫理公会教徒，因此这两位年轻的小姐之间有着共同的纽带很快互相结成了朋友。 高丽号最后抵达终点港旧金山的时候，港湾浓雾茫茫，连人港口都看不清楚。轮船在码头停稳后，移民局的官员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乘客们则排成一条长队，挨个出示证件。蔼龄掏出她的葡萄牙护照，移民局的官员接过去以后，立刻沉下了脸。据蔼龄和兰曼说，接着发生了下面一段对话： “你想凭这种玩意儿蒙混过去，是不是！”移民局的官员轻蔑地嚷道，“许多别的中国人都是这么干的，小妞儿。这可不行！你就呆在这里别动，我们要把你送进拘留所。” 蔼龄凝视着自己的护照。移民局的官员无法知道她的实际出生地，因此惟一可以提出怀疑的是护照本身是不是真的。但这确实是葡萄牙官方的合法护照，上面赫然盖着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的章印。护照上的内容可能有错误，但护照肯定不是伪造的。 蔼龄昂起头，无所畏惧地正视着这位官员： “你不能把我送进拘留所”。她不无矜持地大声说，“我是头等舱的乘客，不是坐统舱来的。” 那位移民局的官员听罢顿时大为吃惊。 这时兰曼小姐跨前一步坚决地说：“绝不能把她送进拘留所！我要留在这里同她呆在一起，不让你们把她送进拘留所！” 移民局的官员们匆匆地讨论了一会儿。一位叫加德纳博士的富有同情心的卫生检查员也反对把宋蔼龄送进拘留所。他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被关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上的一间小屋里。小屋的条件异常恶劣，通常只有最好斗或诉诸暴力的人才被关进拘留所。然而，眼下这些移民局的官员竟然扬言要把一个年仅15岁的中国女孩同那些人一起关进拘留所。 看来还是兰曼小姐的坚定决心扭转了局面。移民局的官员没有把宋蔼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这两个年轻姑娘一起扣在了高丽号船上，而且很快就把她们置之脑后了。兰曼和宋蔼龄被关在一间小舱房里，一日三顿饭吃的都一样，全是牛排、土豆和面包。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似乎也无法求助于任何人。 3天过去了，兰曼几乎烦得有些支持不住了，移民局的一位低级官员允许她上岸去给里德博士打电话。她一连查问了十几个地方，最后在旧金山市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里德。 实际上在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个人曾来接宋蔼龄。他就是当年主持宋耀如婚礼的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博士。里德上船后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没有马上见到宋蔼龄。又等了几个小时。见蔼龄一直没有出现，里德只得匆匆离船去参加一个约会，而对宋蔼龄的遭遇一无所知，以至3天后才得到蔼龄的消息。 第二天清晨，里德带着一名护士上了船。女护士负责看护这位中国姑娘以接替兰曼小姐。于是，宋蔼龄又被转移到一艘别的船上，前前后后被扣留了19天。 宋蔼龄没有哭，她不是那种人。有时她也流泪月p完全是因为感到失望和气愤。她一向性格倔强、机灵，不愿轻易暴露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些日子是令人苦恼的，因为她毫无办法，只能无可奈何地等着。在这期间，里德博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通过教会的渠道把这件事反映到华盛顿。最后，他的呼吁总算成功了。宋蔼龄突然获得自由，她的证件不再有任何问题，再也没有人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美国政府现在愿意收留她了。 小蔼龄在里德博士的陪同下上岸，并同里德博士在旧金山逗留了3天，然后同一道乘火车前往圣路易斯，又转车前往梅肯。她于当年8月2日午夜到达卫斯理学院。此时的宋蔼龄，已经比在上海时老成和坚强得多了。 到达佐治亚州后的第一个早晨，蔼龄醒来时发现梅肯《电讯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她的消息： 在前来卫斯理学院途径旧金山时被扣在船上的中国姑娘宋蔼龄小姐，已随同步惠廉牧师于今天凌晨零点30分来到梅肯。步惠廉牧师离开上海后在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大家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在回国途中在横滨病逝。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耽搁的时候一直在等着步惠廉。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她的父亲希望把她送到美国来念书，完成学业后回国在她的同胞中传播基督教。 “她从小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卫斯理学院院长格里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时很乐意带她来美国。他当然希望最好是卫斯理学院录取她，因为他的许多姐妹和侄女甥女都毕业于我们学院。” 步惠廉牧师给格里院长写了一封信，欣然为这位基督传教士的女儿前来美国作好了安排，并按照卫斯理学院的规定为她作好了一切准备。 步惠廉牧师到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同他会合。因此她不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横越大洋，前来卫斯理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明。 “当然”，她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她交朋友，也不会被迫同任何其他小姐交朋友，”格里院长还说：“她们不会受到约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点也不担心，相信她定会受到友好和有礼貌的对待。” 根据格里院长所掌握的情况，宋小姐是来卫斯理学院念书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是众所周知，该学院过去曾几次录取过印第安姑娘。 格里在自己家里给她腾出一个小房间。宋蔼龄来到梅肯后的第二个月，就作为“预科生”人学了。 如此的遭遇和如此的折磨，给宋蔼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一直耿耿于怀没齿不忘。 1905年冬天，宋蔼龄的姨父温秉忠受清政府学部派遣赴美考察教育，他将宋蔼龄接到华盛顿并带她一起出席了白宫的宴会，还介绍她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识。席间，罗斯福总统与这位中国少女亲切的交谈起来。当总统问她对美国印象如何时，蔼龄直率地说：“美国真是美极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活。但如果不是我初来美国的痛苦记忆，我还会更快活。”接着宋蔼龄叙述了自己去年来美国时的遭遇。”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可你们的官员把一个15岁的姑娘拒之门外。这和我们中国的待客之道大不一样，我很失望。”据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听罢当场向宋蔼龄这个中国少女表示了道歉。 第三章 混沌时代 1．因病得福的小祥熙 那是1889年的秋天，孔祥熙刚刚过完他9岁的生日不久，同往常一样，他依旧随父亲在私塾里一门心思地苦读着圣贤之书。在孔繁慈不徇私情的严格督导下，孔祥熙小小的年纪却已能够饱读诗书了。他就犹如一块厚厚的海绵，贪婪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营养和精华，一点一点地丰富着自己，武装着自己。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悄悄袭来的大病，差点就夺去了孔祥照那嫩芽般的小生命。以至慌得父亲孔繁慈匆匆将私塾关了门，便背上爱子四处求医问药去了。 此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早晨。孔繁慈起床后发现，平日欢蹦乱跳的小祥熙竟在一夜之间蔫了许多，不爱跑跳也不爱说话了。孔繁慈不知发生了什么，摸摸儿子的头并拉拉儿子的手一问，才知道孔祥照自觉身体不适。孔繁慈二话没说，赶紧跑出家门找乡里郎中来给儿子看病。郎中来后一检查，原来孔祥熙患了虾腮。当地人俗称“虾蜞瘟”。这倒是当地常见的一种小病，用不着惊慌害怕，当下那郎中用中药敷治加上每天用热毛巾敷上几次，只几天的工夫，孔祥熙就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天真活泼可爱的模样。 谁知祸不单行。没出一周的功夫，孔祥熙的脖子上又生起疮来。并且这次乡里郎中来也不行了。孔繁慈只好去请太谷城内著名的中医师来给儿子治病。岂知这一次吃药热敷均不管用，伤口继续溃烂，一天天地扩大蔓延，孔祥熙更是痒痛难忍，人也明显地消瘦下来。孔繁慈看着小祥熙那痛苦的样子，想到儿子的病情日见严重而且久治不愈，最要命的是根本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医治办法。 爱子如命啊！何况那时孔祥熙又是孔家一脉单传的独苗苗。孔繁慈竟日寝食不安，心如刀绞，但又有劲使不上。当时考虑再三，孔繁慈作出了一个使孔氏家族及四周乡里都不免猛吃一惊的大胆决定：他要送孔祥熙到太谷城内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里去医治。 孔繁慈作为孔子的后代，且一向是崇尚国学，笃信中医，骨子里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尊王攘夷”的观念，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但独生儿子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掌上明珠。为了儿子不至于受继母的虐待，当初他可以终身不再续弦。现在儿子重病缠身了，他能眼看着病魔夺去儿子幼小的生命吗？不能！万般无奈之际，孔繁慈只好有病乱投医了。 想不到的是，孔繁慈这个举动，竟遭到了本家族人和乡亲们异乎寻常的鄙视。 有病投医，这本是极正常的举措，为什么还会遭到如此指责和鄙视呢？ 事情坏就坏在那仁术医院是洋鬼子办的医院上面了。 提起洋人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的事，说来可就话长。最初，是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输人中国。在清朝以前，这种输人成规模的大致有三次，且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结果却收效甚微，得不到中国民众的普遍信从。原因主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且遭遇到在中国已居统治或主导地位的佛教、道教的顽强抵制。因此当时一直未能打开在中国的局面，以至西方的基督教会一度中止了基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但当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发动的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余年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抹不掉的罪恶劣迹。从当年在北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句俗语中（“酒肉和尚、风流尼姑、奸邪神父”），我们就不难看出，当年中国老百姓对西方基督教输入中国的评价如何了。而且，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西方的基督教会都以文化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因裹夹在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冲突背景下，以至遭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激烈抵制。如果说，这一次西方社会的宗教人侵能够最终得以成功，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贫穷。 从十九世纪70年代开始的3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于是帝国主义国家间掀起了争夺亚非殖民地的狂潮。正是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的海外传播恶性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传教事业做为侵略工具，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他们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事业可以代替殖民讨伐战争赢得殖民地人民。就这一点来说，“一个传教士低得上一营军队”，所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有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军队一样必要”，而且，“与其设立9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9个教堂更为有力”。在维持殖民统治的同时，“传教士是殖民统治必不可少的，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人民中间的联络官”。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侵略的战争中，当地教徒可以为帝国主义国家充当“不必花钱的义务警卫队”。就经济上来说，教会分子公开宣称：“为传教事业花1镑，就能推销10镑的货物”，“投资传教事业，可以从商业中获得10倍的利润”，“一个在海外20年的传教士就意味着每年1万镑的生意”。传教事业之所以能起到这样巨大的作用，“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宣扬善意、友谊的活动”。对于慈善事业，西方教会利用传教医生骗取人民的信任。教会在当地创办学校，则可以“防止殖民地人民的反叛”。 十九世纪为基督新教传人我国开辟道路的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于公元1907年来到中国，曾译出第一部中文的《新约全书》。但他直接布道的效果不大，7年后才对第一个中国教徒施洗礼。当时中国人对他们所传播的福音实在不感兴趣，传教士所散发的宗教小册子，不过被当地人用来包东西或剪鞋底纸样用。 形势的发展要求传教士要不断调整目标和方法，探索新的传教途径。于是他们转向了在当地盖教堂、办医院和办学校这方面来。随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这3个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偿英国军费、鸦片费以及偿还广州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共ZI00万元。 三、割让香港。 四、协定关税。 五、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 六、根据南京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清朝皇帝应通令全国免除一切与英国有牵连的汉奸的罪。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 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这五个港口居住。 《南京条约》之后不久，侵略战争和伴随着战争的讹诈，又使中国承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等。传教士不仅是这些战争讹诈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这些不平等条约从起草到签订也都有他们的参与和策划，有些甚至出自他们的手笔。如郭士立参与《南京条约》，俾治文参与《望厦条约》，卫三畏参与《天津条约》。 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明文规定外国传教士可随意在华“开设教堂”，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安然人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丝毫不得苛待禁阻”。更有甚者，当签订《北京条约》时，其中有关外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回地，建造自便”的条款，竟完全是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艾德擅自添加的。由中我们可见当年传教士之猖狂和清政府之昏庸。对此，他们曾欢呼：“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几乎出乎意料地对传教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落入我们的手中，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自《南京条约》之后，各帝国主义教会完全打开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大门。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的传教点为基地长驱内地，传教士的足迹一时间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到1900年，在中国的西方教徒已达72万人。 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遭到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有身份地位的传统世家，即“上层社会”因为受“尊王攘夷”的传统影响，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而敬而远之；自食其力、尚能温饱的小康之家即“中层社会”则也是采取现实一点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知道，传教士要传教要布道就需要有固定的听众，于是他们专从街头召集一些穷苦人家即“下层社会”的孩子，以提供免费的吃喝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传教。然而，广大的劳动大众最终也无法成为外国传教士传教的真正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有很深的传统意识，认为基督教是邪教，认为信仰洋教就是忘记祖宗大逆不道，该遭众人的唾骂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孔繁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肯下决心去洋人办的医院为儿子治病，而且为什么孔繁慈这个有病投医的正常举动会遭到族人的指责和乡里鄙视的真正原因。可以说，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直接布道之路走不通，才另寻他途转向了慈善事业。他们办学校、办医院。很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想通过生活接触诸如开办学校、医院和出版机构等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通过办学校和教学生圣经、科学和数学，同时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培养出一批聪明的教徒，一批亦中亦西的人才，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通过那些聪明的教徒作为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在中国传播福音。另一方面，办学校、办医院，可以通过学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理想和他们生活习俗，进而引导中国人崇敬这些西方人的理想和习俗，达到他们占领中国文化领域的目的。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礼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冲击和挑战。在传教士眼里，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学校对于那些家境好、能请得起家庭教师或有能力在私塾读书的孩子来说无所谓，而对于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学习英语和数学等知识而开辟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势之路。外国传教士还试图和中国官员合作，对少数中国绅士进行西语。科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当时，教会还创办女子学校，开展医学和农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地，中国人开始把教会学校当做学习西学的基地，做为进一步出国留学的阶梯。 教会办的学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截至1890年，已有近百所小学规模的学校在中国建立，同时还有中学、大学和女子专门学校等等。 上述情况在山西也不例外。1880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友们，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传教目标的“中华团”。并委派曾传教于北京大学的美国传教士丁嘉立来到山西进行考察活动。继而在1883年，“中华团”的骨干成员文阿德、贝如意、卫禄义、高雅格等传教士都先后到达山西，选择布道点。那时基督教公理会已在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设立了布道点，这次来山西也已有了一定的经验。这些传教士住在距太谷县城25公里的美庄村，开始了他们的传教活动。印刷包括基督教教义、教规及信仰的小册子，散发给当地的人民。并且根据当地人对此的反映，进而选定太谷为基督教布道点。 基督教的教义通常包括： （一）论神（或称上帝）：它是创造天地万物、审判万人的大主宰，它是圣智，全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二）论人：讲人有罪性（即所谓“原罪”，由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全人类都犯了罪），同时上帝又给人自由。人既有自由，又有与生俱来的罪性，所以人就不能不犯罪，永远无法自拔。 （三）论基督与救赎：上帝看世人犯罪无法自拔，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己身，成了完全的赎罪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洗净了信众的罪。世人要想从罪恶中得拯救就必须皈依基督，世人除基督之外别无希望。 （四）论教会：得救的信徒组成得救的团体，即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它在地上要为基督争战，等待最后成为在天的得胜、荣耀的教会。 （五）论来世：世人既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世上既充满罪恶，将来基督要乘威荣从天降临，基督为王，审判活人死人。凡信徒就进入天国得享永生，不信的罪人就被丢人地狱硫磺火湖受惩罚。 这些教义反映为一般教徒的信仰就是： （一）世上充满了苦难。 （二）苦难的根源就是人自己犯了罪。 （三）基督教就是教导入学会忍受苦难，相信一切不幸遭遇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在地上忍受苦难，死后可以进天国享永福。 （四）信基督教，凡事蒙上帝祝福；不信基督教，就是得罪基督，凡事被咒诅，样样事情都倒霉。 基督教的教规通常根据圣经即旧约《申命记》第五章中的所谓“广西十诫”即： （一）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二）不可拜偶像； （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 （四）六日勤劳作工，第七日守安息； （五）当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十）不可贪人一切所有的。 基督教会的活动和组织： 一般基督教会的基层单位是堂会，通常每一堂会有一个牧师负责传教活动。在牧师之下，由教徒骨干组成堂董会负责行政事务。在一个地区内，同一宗派的各堂会组成地区性组织，全国范围有全国性组织。 基督教会的主要活动就是每周一次公共礼拜。此外还可以组织小组活动，小组活动教徒可以自由参加。 教会的宗教仪式中有五桩所谓“圣事”：洗礼（教徒人教仪式），婚礼，殡葬，圣餐（通常每月一次，教徒分领饼、酒，说是吃喝耶稣的肉和血，就此罪得洗清有了耶稣的生命），圣职（按立牧师的仪式）。 这些圣事都是必须由牧师主持的。 基督教会的教牧人员一般分为二级或三级：主教、副牧长和牧师。教牧人员一般都是终身制。 当年，基督教在太谷最初的传教活动，即遇到了乡民的抵制和反对。人们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的不速之客，不仅有些畏惧也有些仇视。传教士走在路上，有时会有砖头瓦块突然投向他们，常常打得这些外国佬措手不及，狼狈窜逃。 为了消除或减轻人们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在太谷活动的传教士们改变了策略。他们除了建立教堂讲经布道之外，还在太谷设立了诊所，创办了小学，供人们免费医疗免费入学。 孔繁慈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他的独生儿子孔祥熙来到教会办的仁术医院诊所求医的。 孔繁慈在万般无奈下才来教会，原本是因为他并不了解基督教。然而在太谷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大都知道中国的孔子--孔圣人，甚至了解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尊孔信孔的，他们认为只有孔子是最正统的，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从客观上讲，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基督教的传人，使洋人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现在，连孔圣人的后代都主动上门求医，对那些洋教士来说可谓“福从天降”，高兴得他们有些手足无措，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传教士认为传教十个中国下层社会的贫民，顶不上传教一个有影响的上层社会分子。孔祥熙父子即是圣人之后，名门出身又知书达理。眼下小祥熙既是他们的病人，更是他们值得培养的一个对象。从这个中国少年身上或许能打开与中国上层社会联系的缺口，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立此存照，孔家父子本身就极具说服力。 出于这些目的，传教士对待孔祥熙格外地亲切和蔼，彬彬有礼。10岁的孔祥熙毕竟因为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显得有些“不开化”，刚刚接触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兼医生时，难免有些局促不安。一位洋医生高雅格大夫给孔祥熙做了初步诊断和处置后，告诉孔繁慈保证为他的儿子精心治病，而且表示几天就能治好。为了让孔祥熙更好地配合医治以便好得更快些，洋医生还要求他住院治疗。但小祥熙怎么也不肯答应。洋医生恐怕由此闹僵甚至吓跑这父子二人，只好作罢。他们最后决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医院门诊。于是，孔祥熙的病情很快便得以控制。 仁术医院开设在太谷县城南街，在当时是一座设备较为先进的现代医院。由于中国人吃惯了膏散丸丹，不相信西医西药，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当时人们还不了解，西医西药是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尤其像孔祥熙这种生疮的病，医治起来要见长于我们的传统中医。 孔祥熙每天一趟门诊，一连去了两个星期。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传教士为了多接触孔祥熙而有意拖延了，病情大大好转，溃烂的疮口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四周开始长出嫩肉。随着病情的好转，孔祥熙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和洋大夫接触时，他话也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高雅格大夫婉转地问孔祥熙：“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住几天？这样，你的病会好得更快。” 孔祥熙想了一会儿，想到每天从家到医院足有6华里，实在不方便，赶上刮风下雨，更是对病情好转一点益处没有，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再说仁术医院的免费治疗和热心周到的服务，都使孔祥熙的内心深处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慢慢地已不再畏惧洋人了，而且愿意多和他们亲近亲近，多聊几句天。 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孔祥熙点头答应了。 孔祥熙在仁术医院住院期间，教会方面在他身上可谓煞费苦心。医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传教士和有关人员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为这个中国男孩做这做那，忙个不停。特别是专门护理孔祥熙的那位看上去恬静文雅的女护士，对孔祥熙更是格外热心，百依百顺。这位西方式的美人儿不仅打针换药时动作轻柔，面带微笑，而且只要有空就拉着孔祥熙的小手，给他讲圣经故事和童话故事。虽然10岁的孔祥熙这时还难以理解基督教义中博大精深的真谛，但基督教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如耶和华，耶稣以及安息日、十字架等已深深印入了孔祥熙的脑海之中。 在外国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和苦心照料下，人院一周孔祥熙的病果然痊愈了，疮口也平复如常。孔祥熙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父亲孔繁慈的身边。 孔祥熙的归来，使得当初争论该不该去洋人医院而引起的风波自然平息了，也使得孔繁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当初送儿子去教会医院，实际上已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没想到眼前的儿子欢蹦乱跳健康如初。何况在给儿子治病的过程中，高雅格大夫得知他常年吸食鸦片，还主动地给他服用了戒烟药，使其多年的恶习终于去了根。这一切怎能不令孔繁慈感激和高兴呢。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孔繁慈特意备了一份厚礼，带上孔祥熙来到仁术医院对医生、护士和传教士表示酬谢。医院的洋人们一见他们的工作已经收到了初步效果，哪还在乎什么礼品不礼品呢。院方当即婉言谢绝了孔繁慈的好意，表示为了传播福音他们不收取任何报酬。非但如此，洋医生还表示以后每隔一段，就要到孔家看望孔祥熙一次，为他定期检查身体同时也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样一来二去，孔祥熙觉得这些外国人非常和蔼可亲，便从心里愿意和他们接近和交往。于是彼此之间成了朋友。 为了进一步诱导孔祥熙热爱基督信仰基督教，传教士不时地邀请孔祥熙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像踏青郊游等等。因为太谷本就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名胜古迹很多，如城关西南的白塔和光化寺等，在当时都颇有名气。此外传教士们更多地还是领着孔祥熙到教堂、医院、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参观，让他对西方文化更多地开开眼界，受受熏陶。一边参观，传教士们一边为孔祥熙作讲解说明。教会中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吸引着孔祥熙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以外的新知识，及至渴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正是由于这次生病而引发的种种铺垫，所以待后来教会学校招生时，孔祥熙毅然决定要去那里读书。 2．初入华美就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一种凄凄惶惶的无奈中，人们迎来了1890年的春天。这一年可谓又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正欲谋掀起新的瓜分中国的浪潮。而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眼看着给外患内忧搞得焦头烂额，以致广大的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日忧心忡仲。 国家民族的空前危机和灾难，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山西、波及到太谷，因而也在太谷孔家--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中，引起巨大的不安和恐慌。尤其是对孔繁慈父子俩来说，国家时局的日趋恶化，实在令他们深深地为之担忧。尤其是对孔祥熙这样一个刚刚接触了洋人并因此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少年来说，其心灵的震憾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摆在面前的诸如强大与软弱、新思想与旧观念、科学与愚昧等种种矛盾冲突，如一股强大的潜流，时刻拍击着孔祥熙的心灵。使他深深地感到，中国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渐渐地孔祥熙对自己苦心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感到悲观失望，他在脑海中萌生了弃旧而求新的念头。他要了解外面美好的世界，也要去享受外面这个美好的世界。而孔祥熙希望得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孔繁慈和家族中任何人都无法满足的。惟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是去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学习。 这一年的春天，刚刚10岁的孔祥熙听说基督教会在当地所办的华美公学即将招收新生的消息，就郑重其事地向父亲孔繁慈提出，他想到华美公学去读书。 华美公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西式学校，学制为5年，在这所学校里，不仅有美国传教士讲授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还有中国国学基础较好的老师讲授四书五经。 “知子莫如父”。听到儿子的要求，看到儿子一脸的认真和庄重，孔繁慈深深地知道自己肚子里的那点东西已不够孔祥熙用了，因为他懂得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对其一生前途的至关重要。况且父子俩一直相依为命，儿子的志向、秉性、以及所要追求的美好理想，孔繁慈比谁心里都清楚，清楚的就像自己手掌上的条条纹路。当即父亲微笑着点头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孔祥熙一蹦老高，转身就去报名并认真准备着录考和开学。 曾在父亲所办的私塾里苦读4年的孔祥熙，有着比同龄孩子更深厚的国学基础，接受能力也很强Z孔祥熙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学好新的知识。教会学校对孔祥熙来说，一切都是新奇和神圣的，而＿个十来岁的孩子对神圣新奇的东西的追求是强烈的，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当然教会学校对孔祥熙还有一个很大的诱惑：不收学费。孔祥熙上了华美公学，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帮助父亲减少家用开支，这样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岂料此事刚一传开，立刻又在孔氏家族内部掀起轩然大波。程家庄井儿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与融洽。 当时孔氏家族中的所有人都认为，孔圣人的后代进洋人办的学校学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简直败坏门风。如此不成体统的先河一开，将来不可收拾。 于是族中的一位长者，自恃年高望众，劈头发问孔繁慈： “你们是不是孔家的后代？” “是”。孔繁慈答道。 “是就好，你说说是外国人的洋玩意儿好，”老者说着翻了孔繁慈一眼，“还是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好？” “这--这--”孔繁慈语塞了。 看到孔繁慈答不上来。那老者进一步教训孔繁慈道：“以玄圣的后裔，竟然降格以求，信奉洋教，这不仅是孔门的耻辱，而且更有失神明华胄的体面。小孩子不明事理，你怎么可以答应他呢？” 对于族中长者的发难，孔繁慈无可奈何，知道一时也解释不清。他只好硬着头皮陪笑应道：“您老人家有所不知，进洋人的学校，不一定就非信洋教不可”。 “那也不能进洋学校。和洋人发生关系就不行，会有生命危险。”那老者怒视着孔繁慈，气得胡子一抖一抖的。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孔繁慈是个知书达理之人，思想较为开化，对世界潮流的发展大趋势，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站在儿子一边，对孔祥熙上“华美公学”读书坚决表示支持。 不过，孔繁慈也深知眼下中国民众痛恨洋人，其反侵略、反洋教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在全国各地杀洋人、毁教堂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前些年在孔祥熙还没有出生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对于这一切，孔繁慈认为那都是因为个别的洋人造成的，准确地说是由于个别洋人一些过激的作法造成的。在太谷，孔繁慈亲身经历了儿子有病进教会医院治疗这件事，他接触到的洋人都是和蔼可亲且对他们父子都是倍加关怀和照顾。事实最具说服力。孔繁慈相信太谷的洋人干不出什么“坏事”，既然不干“坏事”，也就发生不了杀洋人，毁教堂这类的事，他们父子的生命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危险。 当然，在这里孔繁慈的看法和推理是不够全面的，带有严重的感情色彩。应该说，当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那种群众自发的反侵略、反洋教运动，是由于洋人普遍的不法行为造成的。绝不是“个别”，而是大多数。或者说在中国，洋人传教和群众反教这对矛盾中，传教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年有一个西方传教士曾直言不讳地说：基督教传人中国，就是要“统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他们要使中国人“爱其教主，乃过于爱其朝廷”。 清朝末年，大批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招人“信教”，以张扬外国势力；引人“投教”并出钱收买贫苦的人“吃教”，他们恶意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愚弄和控制教徒的思想，甚至明目张胆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他们办赈灾，办医院，办育婴堂，乃是传教士“用极小的资本，获得最大的结果”的一种传教手段；他们办报刊，办学校，输送留学生是为了培养服从基督教会的各种“人才”，也是“控制中国发展”的“最圆满和最美妙的方式”。传教士以教会、教堂、学校、报馆、医院和育婴堂等为据点，在中国撒开了一张大而密的文化侵略网。可以说，当年的基督教教会，就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大本营。 也正是因为当年那些外国传教士在华罄竹难书的罪恶行为，在神州大地广泛流传并传至山西太谷之后，才在太谷孔氏家族中引起强烈的抵触和巨大的恐慌的。所以说那位族中长者及其所代表的一部分孔门族人，才出面强烈反对孔祥熙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去读书，尤其反对孔繁慈父子去信什么洋教。在这些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人眼里，孔家父子的行为简直就是背叛，一种对祖宗的叛逆行径。所以他们要出面制止，要替天行道。甚至这些人还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孔繁慈父子的一种爱护或说一种拯救。倘若没有他们的这么一种爱心，孔家父子俩指不定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呢。 在当年的中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这样愚顽不灵的心理。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只一味地知白守黑，指鹿为马，蒙自己也蒙别人。本来，刚刚发生不久的孔祥熙洋人医院治病的事，已经证实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方面）的确比我们先进了许多。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行的，就首先应该承认，应该虚心学习，然后迎头赶上就是了；而绝对不该为没脏水连同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 写到这里，我们才由衷地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提出并那般地强调“拿来主义”。 不过在当时，也有一些思想较开明的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中国要想变得和西方国家一样强大，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并且，当时也确乎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决定用自己从西方洋人手里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拯救自己的民族。 孔繁慈正是抱定了这种思想，才坚持让孔祥熙上教会学校学习的。 双方在僵持中，眼看着华美公学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族中的长者和一些“守旧派”人士，看到孔繁慈父子全然不为所动，深恐到时候一开学孔祥熙真的来一个不管不顾，背起书包上学校，那就在族人面前丢尽脸面丧尽长者之风了。没办法，他们只好请出“说和人”出面讲行折衷调解。 “说和人”提出的条件是，让孔祥熙在众人面前答应“只在教会学校读书，不许信奉洋教”。 谁知，孔祥熙也是个难以驯服的孩子。他连这一点要求，也不肯点头答应。在众目睽睽之下，孔祥熙咬紧嘴唇不肯开口，还高昂着脑袋，眼睛向上，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一时间事情差点又成了僵局。 还是那位“说和人”，毕竟有本事。他一副自嘲的样子，息事宁人地对族中长者说：“孩子既没申辩，也没摇头。没摇头就算表示同意了。” 那位族中长者明知再僵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只得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以家长的口吻训导了孔祥熙几句，然后长叹一声拂袖而去。 孔祥熙父子胜利了！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孔祥熙高兴地用小手抱着父亲，摇了又摇。 开学的那一天终于盼来了。孔祥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父亲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地到华美公学报到。一路上，孔繁慈想到自己一生没有多大作为，想到儿子治病已和洋人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又想到儿子的将来……不免感慨万千。他一再叮嘱孔祥熙要用心读书，将来一定要为孔家争光。孔祥熙默默听着父亲的话，不住地点着头。他心里在想，今天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是通过“斗争”换来的。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 华美公学当年就设在太谷县城。其教学宗旨是培养亦中亦西而且对教会有用的人才。当时学校任职的教员中，除了一位教授四书五经的刘凤池先生是中国人外，其余的教师都由美国传教士担任。而且讲授四书五经，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表明基督教会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学校最初的课程安排，完全仿照美国的教育方式，计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圣经》摘要等等；后来又增设了哲学课。学校还要求学生要德智体三方面发展，开设的体育活动有打球、赛跑、跳高、翻杠等。因为这些课程和玩差不多，与中国传统的私塾相比，学生们自然感到新颖别致，都喜欢参加，孔祥熙也不例外。 孔祥熙因为有国学的基础，人又聪明，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很强，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拔了“尖”。老师们都喜欢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圆圆的大脑袋的中国男孩。同学们也都把孔祥熙当成学习的榜样，愿意接近他，和他一起玩。 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早晨做一次礼拜，每周三有一次祈祷讲经会。这每周一次的讲经会，是孔祥熙最感兴趣的一门课，也是孔祥熙最引以为自豪的一门课。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是只许老师讲，不许学生说的“一言堂”，而担任讲经会这门课的美国传教士却教学方法灵话，每节课老师都要留下少许时间，引导学生发言。辩论，学生们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谈自己的看法。 对孔祥熙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学生自由发言和辩论，因为他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且反应又快，所以说是学生自由发言，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其他学生听孔祥熙的发言。 孔祥熙的儒学基础扎实，又是师从家门，对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基本立场。他理解基督教义，不是盲从地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拿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比较和分析，然后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孔祥熙提出来的疑问往往是惊人之语，老师如果反应慢一点，还真被他给难住过。 有一次，主讲老师讲述完上帝创造万物、而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操诸上帝之手的教理后，宣布同学们如有问题可以提问和发言。孔祥熙第一个举手。老师允许后，他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从从容容地向老师问道： “老师，传授科学浅说的老师讲一切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这话对吗？” 讲经的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对的。” “那么”，孔祥熙接着再问：“既然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那么您为什么又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呢？”孔祥熙在提问之前，显然是经过了逻辑推理。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满腹经论的讲经老师想不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支吾半天也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孔祥熙在校期间，不能算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但中外老师对他一直都很钟爱。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对基督教义好提问题，正说明基督教会施教的一大成功。 学校里有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贝如意。她多才多艺，生性活泼，对孔祥熙格外喜爱并另眼相看。贝如意有时看到孔祥熙做了她认为不对的事，就把孔祥熙叫到自己的房间，先是批评几句然后安慰几句，以示关怀。没事的时候，她就教孔祥熙唱歌，给他讲故事。到了星期日，贝如意便带上孔祥熙和其他几个孩子外出游玩。太谷是座古城，建县早而古迹多。贝如意拉着孔祥熙的小手，带他逐一参观，真使孔祥熙心里感到了几分温暖。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使他的童年生活乏味了许多。现在有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对他关心，给他照顾，也算孔祥熙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了。贝如意始终坚定地认为，孔祥熙是个智力超群的孩子，如果好好培养，日后定会前途无量。果然，孔祥熙日后的发迹，恰恰证明了贝如意当年预言的先见之明。 在华美还有一位卫禄义牧师，对孔祥熙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井且，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孔祥熙的一生，是孔祥熙没齿难忘的恩师和义父。可惜，庚子年间卫禄义遇难，孔祥熙后来常将此事引为终生憾事。为了报达恩师，孔祥熙发迹后每次赴美都要去探望卫夫人。1934年，孔祥熙还把卫夫人从美国接到太谷住了整整一年。 终于，那美好的让人不胜留恋的5年学习生活，就要过去了。在即将毕业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对孔祥熙触动极大，以至终生难忘。 1894年7月，孔祥熙即将从华美公学毕业。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双方激战朝鲜牙山一带。清廷对日宣战后，急调各省军队出关增援，四川、陕西的军队日夜兼程出关参战（当时战火已到我国东北），恰巧山西省的太谷、榆次是清廷援兵必经之地。 一个星期天学校放假。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孔祥熙出城办事，途中看到几十个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士兵的路边围了一堆篝火取暖。虽是烤火取暖，可士兵们还是混身打颤，冻得鼻红脸青。街口是一家山西刀削面馆，店里贴着纸条写着价钱，一碗面12文钱。可当士兵进店买面充饥时，店老板却声称少于15文钱不卖。士兵们是冷饿交加，没办法只得照价付钱，吃完面还要强作笑脸向店老板讨碗面汤。 看到这一切，孔祥熙顿生恻隐之心，走上前和士兵们攀谈了起来：“你们开到哪里去？” “远哩，到关外去跟日本人开仗。” 关外？那里滴水成冰，比山西要冷得多，孔祥熙吃了一惊并脱口而出：“你们就穿单衣、草鞋去关外吗？” “那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些。” “你们从哪里来呀？” “四川。”回话人长叹一声：“别说跟日本人打仗，到不了山海关只怕我们早冻死喽。” 这只言片语的简短对话，像一磅重锤，重重地击在孔祥熙的心上。他站在路旁，一言不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视死如归的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又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征途。 由于激动，孔祥熙白胖的脸上涌现出一抹红晕，一脸悲愤的表情。他握紧拳头，暗自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以不辱自己的一生。 “路边取暖”这一幕深深印人了孔祥熙的脑海，返回学校后，孔祥熙慷慨陈词，发表了平生第一次反清言论： “国家发生外战，檄调大军，保卫国疆，最低限度要使将士们吃得饱，穿得暖。如今皇室驱使这种饥寒交惫之师，万里赴援，效死沟渠。这么样的荒谬愚昧，惨若昏愦，岂不是在拿国民性命作儿戏吗？”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7月，结束于1895年3月，历时8个月。因这一年是甲午年故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本主义道路，却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的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国。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向朝鲜扩张其侵略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1885年起，日本开始进行10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提前两年于1892年完成。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作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当时朝鲜处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也很厉害。日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和经济上渗透朝鲜内部。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需要派兵朝鲜时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就是利用这个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勘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保征”，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日本随即也派兵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举人侵朝鲜。五月初七（6月10日），日军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在战争形势逼在眼前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先后央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当时英国政府公然站在支持日本北进的立场上，因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停。至于沙皇俄国，虽然对日本军国势力的向北扩张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但它又居心叵测地希望中日之间进行一场战争，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这样一来，沙俄帝国甚至巴不得希望日本早点发动对中国的进攻呢。于是就在满清朝廷磕头作揖地乞求国际调停的时候，日本军阀竟杀气腾腾地动起手来。 1895年春天，在日本下关一个阴沉的日子里，中国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完全依照日方条件而订立的屈辱的《马关条约》。届此历时一年有余的“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中方的惨败而告彻底结束。 大约就当此际，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自华美公学毕业了。 3．脱颖而出 人的一生真就是这样，关键的时候往往只有几步，朝东或者朝西仅一步之差，就可能影响甚至改变其一生的命运。假如当年孔祥熙不是突然得了那么一种病并且莫名其妙地医治不好，因此才进入教会医院才接触了洋人，直至后来才有了机会进华美公学读书，并由此和洋人乃至西方社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么，恐怕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就要改写。起码所谓的“四大家族”当不复存在了。 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美公学。5年的求学生涯一晃过去了，孔祥熙也由一个乳臭未干的幼稚顽童，出落成一个容貌不凡且才华横溢的少年。但拿到毕业文凭后，孔祥熙没有忘乎所以，也没有因老师对他的最佳评语而陶醉。相反，他却是一脸惆怅和茫然。5年含辛茹苦得到的一纸毕业证书，虽然说明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但他深知仅仅这点文化知识是不够的。孔祥熙需要继续读书和深造。而在华美公学的毕业，则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学校的庇护，意味着从此要自己去寻找前程和出路。当时孔祥熙想到，在自己的家乡，在太谷方圆百十里内，还没有一所合适的学校能满足自己学习的要求。 孔祥熙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为自己的前途徘徊和仿惶，竟日忧心忡忡。其实，孔祥熙过虑了，华美公学早已考虑到孔祥熙在校期间的表现，认为他是一个天资聪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这些因素促使校方决定，保送孔祥熙去通州潞河书院深造。 当时的潞河书院是一所设在直隶省（今河北省）通州的一所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教会学校，创办于1867年，创始人名叫谢卫楼。1905年由基督教长老会、公理会和伦敦会合办后，改称华北协和大学。1917年该校与汇文大学合并。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人，从而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府--燕京大学并且校址迁入北京，原潞河书院改为通县中学。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并入国立北京大学。 不过当时，对于华美公学校方的安排，孔祥熙一无所知。一天，孔祥熙正在家里读书，忽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身高体胖满脸堆笑的外国人。这位不速之客就是那位卫禄义，孔祥熙在华美公学读书期间的一位教师兼传教士。在华美期间，卫禄义和孔祥熙的关系非常好，孔祥熙有什么话都愿意跟卫先生讲。卫先生也非常赏识他的这位中国学生。卫禄义早已从孔祥熙苦恼的表情上，看出他毕业后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学校的窘况。所以这一天，他特意来孔家告诉孔祥熙父子一个天大的喜讯：“如果你有意进潞河学院，我可以负责代为办理入校手续。同时要是你家中不放心，我愿意亲自送你入学”。 接着卫禄义向孔祥熙介绍了潞河书院的来历及其环境和师资的情况。 去潞河书院读书，孔祥熙自然没有问题。他怎能拂却卫先生的一派好意呢，何况他自己也正为没有一所合适的学校去读书而犯愁呢。 父亲孔繁慈想的则是：儿子已经在教会学校学了5年，半途而废总是不好。尤其时下局势日趋不稳，到教会学校读书一来可以得到教会的保护，二来可以学到一技之长，对将来可以肯定地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想到这里，孔繁慈就像当年支持儿子人华美公学一样，毅然决然地同意孔祥熙远行潞河书院读书。不过，孔繁慈心里也明白，他这一点头意味着将又有一场风波再起。进教会医院给孩子治病、人华美儿子上学读书，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在重大的压力下都挺过来了，而眼下这一次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孔繁慈暗下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不出所料，在孔繁慈答应儿子去潞河书院上学之后，族中的老辈守旧之人旋即向他群起而攻之。 仍是那位有着花白胡子的长者，怒冲冲地找到孔繁慈，见面就劈头盖脑大声呵斥： “祥熙在本地教会学堂念了5年书，退一步说，就算叫他去散心游玩吧，也未尝不可。现要你居然叫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给洋人带到通州去上学。“父母在，不远游”，老祖宗早有明训。你让这么一点点大的孩子离乡背井，千里远行。你究竟是何居心？难道，将来洋人要把祥熙漂洋过海带到外国，我们也可以准吗？” 事情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说者无心的话几年后竟果真被听者有心的人实现了。几年之后，孔祥熙真的漂洋过海去了外国。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孔繁慈只好以理据争，反复向族中人解释现在时代进步了，潮流不可阻挡。朝中的王公大臣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新式学校读书，或者送出国去读书，有眼光的革新人士都在倡导西学，操练新兵。念新学校、学新文化，有什么不好呢？你们难道真的愿意让小群熙一辈子呆在这山沟沟里，不得施展抱负？难道这样做就符合祖宗的意愿吗？如果你们真的爱护小祥熙，就应当随潮流而动，何苦一味阻拦呢？ 孔繁慈的这一席话，当下说得众族人无言以对。孔繁慈的脾气，族人们已领教过一回，知道他一拗起来，天王老子都休想把他拉回来。 于是，族长带着族人知趣地走了。但事情并未就此罢休，众人商议后，决定使出“声东击西”的一招--他们派人去找“洋鬼子”卫禄义算帐。 派去的人找到卫禄义，向他严正警告： “孔祥熙的门第和家世你总知道的。你用邪门左道，把他父子俩迷得昏头转向，念了5年华美公学，居然还要带他上通州。你这种行为，等于拐带玄圣裔孙。别说孔氏家族，地方官府也不许可，就是奏报朝廷晓得了，也要治你的罪。” 孔门族人的责难，使卫禄义一时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连忙解释说：“赴通州求学，完全是孔祥熙和他父亲的意思。这一个问题你们似乎应该去跟他们讨论。” 孔门来人不听卫禄义的这一套，继续威胁道：“我们只知道你要带走孔祥熙。请你记住，太谷官府和地方都不允许你胡作非为。倘若你拐带孔祥熙离开太谷一步，对不起，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一概由你自己负责”。 话说的如此强硬，如此绝决，使得卫禄义的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联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烧教堂、杀传教士的不愉快之事，他在心里产生了放弃带孔祥熙去通州的念头。 来人见卫禄义低头不语，知道他害怕了，也便转身回村复命去了。 族中长者听了事情的经过，满心以为这次他们得胜了，不免欢喜异常。哪知物极必反，他们这种做法激怒了孔繁慈，并由此更坚定了让儿子去潞河书院读书的决心。他连夜风尘仆仆地赶往县城去见卫禄义，向卫禄义请求道：“我决计把我的儿子孔祥熙交付给你，就像交到上帝手中一样，无论你带到哪里，我都十分放心。” “孔先生……”一时卫禄义左右为难，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孔繁慈不等他回答，马上接着说道：“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请你留意，祥熙虽然聪明颖悟，根底不差，不过他的奇心大，言行每易失之于放肆。我要请先生转告学校当局，对他务心严格管教，不可稍存姑息。否则的话，他的学业便不易精良。” “孔先生，我……”卫禄义不免耸肩摊手，一时哑然。 “卫教圣，我今天和你约定，只要祥熙来日学业有成，我一定叫他永远不忘你的爱护栽培之恩。叫他祝你如父！至于太谷地方上和我族中诸人的反对，你尽可置之不理，而且只管放心，我自有应付的法子，断乎不会使你为难的。” 言之恳切情之真诚，卫禄义深深地被孔繁慈的一席话感动了。他当即责无旁贷地表示：“好的，孔先生的吩咐，我一定照办。” 就这样，孔祥熙父子终于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和外部的压力。虽然孔祥熙进潞河书院读书一事历经艰难曲折，但最后终告成功。待孔祥熙收拾停当，卫禄义马上亲自陪他启程去通州。 山西太谷与直隶通州，虽属相邻省份，但交通却极不方便。孔繁慈把儿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路上叮嘱儿子要听从“义父”的安排，最后才依依不舍地与儿子和他的“洋朋友”分手告别。 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以他的聪明伶俐，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们也都非常喜欢他。老师们的“宠爱”，并非只因为孔祥熙聪明伶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孔祥熙接受基督教洗礼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视作来中国传教的重大收获和成就。 因为，潞河书院的教师教书一般都属“第二职业”，传教才是他们的主业。平日里，他们传教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指责。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指责基督教为：“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但知有天，无所谓父。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广面对这些指责，西洋教士往往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现在则好了，连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都来了。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宣传。所以，每当出去布道总要带上他，让他以身说教。 孔祥熙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义的洗礼，加上他的伶牙俐齿，他确实能自圆其说地找出儒学和基督教相似的地方来。孔祥熙向人解释说：基督教称天为父，称一般男女为兄弟姐妹。而《论语》中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训，宋代人也有“民吾同胞”之说。所以，从平等博爱的角度看，中西学说可谓殊途同归。渐渐地，孔祥熙成了传教士讲经传道的得力助手。 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1895年春天的日本下关，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丶实际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附近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军费库白银2万万两。第1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沫交清前每年须偿付利息百分之五。 （四）添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 （五）开辟内河新航线，一自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一自上海沿吴淞江和运河至苏州及杭州。 （六）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意设厂制造货物，并运销中国内地，且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除中国一切内地税。 《马关条约》是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新高潮，中国近代社会亦更进一步殖民地化了。所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出，便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割台消息后群情激愤，哭声四起。人们一致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孔祥熙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此时皆是西方列强横行霸道、侵略中华大好山河的种种劣行，以及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皇宫贵族穷奢极侈。连年的战争和对内横征暴敛造成国家日见贫穷，人民屡遭涂炭。这铁一般的事实，使得孔祥照周身热血沸腾。他在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热和责任感，激励着孔祥熙决意要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4．做爱国青年 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最后惨败，宣告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满清政府中一部分高层官员所推行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当时的满清朝廷全权代表李鸿章自日本一回来，便被朝廷宣布革职处分。其后朝内以光绪皇帝和太傅翁同等人，便力主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之士，以求摆脱危机、富国强兵的根本出路。因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一度沸腾起来；“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举国上下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895年春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宣传变法的主张并组织了有1300多人签名的“公车上书”，提出三项主张即：“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一时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当时，图有虚名的光绪皇帝也想藉此有所作为，以摆脱慈禧那拉氏的控制，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天子”。因此他对改良派的主张表示接受，并召见了康有为等人，授予他们官职和权力。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光绪皇帝下令在全国推行新法，从而使改良革新运动达到了高潮。 光绪皇帝和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所推行的新法，从一开始就遭到慈禧那拉氏的坚决反对。那拉氏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她不仅对新法极端仇视，对维新派人士也是恨之人骨。表面上她已把朝政交给了光绪皇帝，暗里却联络顽固派，勾结袁世凯发动政变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并不加审讯就下令把当时改良的著名代表人物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和刘光第6人处死。他们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参与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也被慈禧太后革职的革职，放逐的放逐。于是，资产阶极改良派所倡导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这样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下去了。 这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至全国各地，也传到潞河书院孔祥熙的耳中。孔祥熙受此刺激，激愤中他萌发了推翻封建专制、铲除封建思想的念头。并且，他开始在暗地里联络更多的仁人志士，准备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大家共同进行爱国活动。 在潞河书院和孔祥熙最要好的朋友要算是同班同室的同学李进劳。李进芳的年龄比孔祥熙略大一点，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朝夕相处在一起，便孔祥熙与李进芳结成了一对志趣相投的知己，以致整天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在这期间，二人通过各种渠道阅读了大量的有关革新变法的书籍，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说群》；谭嗣同的《仁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等。每天晚上，两个人爬进被窝便交换彼此不同的看法，以达到统一。有时赶上统一不起来，两个人就再爬出被窝促膝交谈，共同研讨。 一天，孔祥熙把要组织革命团体的想法，告诉了好友李进芳，并征求他的意见。李进芳心中也早有此打算，便完全赞同孔祥熙有主张。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孔祥熙依稀记得，在卫禄义陪同他启程来通州的路上，曾听人说过南方现在出了一个反清斗士，号称“洪秀全第二”。此人名叫孙文，受过西式教育，也是个“基督教信徒”。眼下此人已在檀香山成立了一个叫兴中会的所清秘密组织。由此孔祥熙望文生义，他很想仿照孙文，也组建一个类似兴中会的反清团体。 孔祥熙和李进芳开始打听和收集有关孙文和兴中会的材料及消息。几经周折，到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得知兴中会当进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化民成俗”，其中有一条章程规定：“支会宜广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员15人，方算成会。” 孔祥熙和李进芳读罢兴中会的章程，兴奋极了。经过仔细商量后，他们开始秘密地着手建立支会。鉴于校方早已知道“兴中会”是个反清的革命组织，故而绝对不会同意本校也出现一个“兴中会”支会的情况。孔祥熙和李进芳在暗中联络了十几位平时感情较好且思想趋于一致的同学，自行成立组织。对内是“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则化名为“文友会”。“文友会”的名字，正好便于开展活动，大家可以用研究学问的名义经常聚在一起。当然，实际上他们是研讨时政，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因为文友会的参加者，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这就决定了他们充其量只能定期聚会一次，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或抨击政府腐败，或抒发个人志向而已。受当时当地条件以及各人的思想制约，一时还无法将革命目的付诸行动。 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有一段文字对孔祥熙大加吹捧，不免言过其实： “辛亥以前，山西革命运动虽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然其内部运动，可分为文武两系。文系以孔祥熙、李歧山、景梅九、张士秀、续西峰诸同志为主，而以孔同志创办之铭贤学校为总机关。当戊戌政变时，孔同志适在通州潞河书院肄业，愤清政不满，闻总理在粤创办兴中会，即纠合同志李进芳等，组织“文友会”于校内，实为兴中会，以从事革命运动。其后，姚以介、温寿泉、阎锡山诸同志，由日本归国训练新军，遂以陆军学堂为机关鼓吹革命，是为武系。” 兴中会与“文友会”的斗争方式不能等同。兴中会一成立，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决心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而“文友会”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斗争方式，因为缺少经费并且人员不足，其反清目标当时还仅仅只停留在口头上。 兴中会与“文友会”的社会影响更无法同日而语，兴中会是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它的影响下，中华大地才先后出现了华兴会、光复会和日知会等一批革命组织。兴中会也是后来形成“中国同盟会”的三个主要团体之一。 而“文友会”则既无组织联系，又无斗争方略，并且活动亦不定期，几乎谈不上什么较大影响。它只是一个由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并想走改良道路的知识青年，自发组成的维护光绪皇位的保皇小团体而已。 以往潞河书院的传教士每次外出讲经传道，都要把孔祥熙带在身边，以增加基督教的“宣传价值”。面孔祥熙也凭着自己的家世、成绩和口才成为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当时，每当孔祥熙往讲经台上一站，传教士就会对着“观众”洋洋得意地介绍说： “列位请看，这位皈依基督教的孔祥熙君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山西太谷人氏……” 而当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看到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以及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后，联想起在家乡那天亲眼目睹的四川士兵出关北上的凄惨景象，孔祥熙不禁萌发了爱国和革命的思想，他的行为随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某日，当传教士依照习惯又介绍到这里的时候，孔祥熙假借此机会，利用自己的“宣传价值”大声疾呼，抨击朝政。其情绪之激昂，大有一吐胸中郁闷而后快之势： “现在的政治，祸国殃民，腐败不堪！王公亲贵执政，昧于事理，愚蠢万分。倘若再不革新变法、彻底改造，我们炎黄子孙，来日何以自拢？地大物博之中华，又将何以立国？” 孔祥熙此时态度的大转变，让站在一旁的传教士大惊失色，措手不及。要知道在当时的年代里，随便讲这种犯上作乱的言论，一旦被告发，不仅要招致杀身之祸，还要株连他人。所以那位传教士急忙拦阻孔祥熙继续说下去，并把“讲经会”草草收场。 归途中那位传教士一再埋怨孔祥熙道：“中国正处于专制统治下，你怎么可以如此抨击政府和权贵呢？你不怕惹事？须知连累了我们也一样的会有大祸临头的。” 孔祥熙听后若无其事地耸耸肩道： “老师，你叫我别往下说，我不是已经听从你的劝告，停止讲演了吗？” 渐渐地，外国传教士谁也不愿意带孔祥熙外出讲经传道了。偶尔带他出去一次，心里也总是七上八下地一百个不放心。最后，校方为解决孔祥熙激进言行问题专门开会研究并正式决定，此后不准他再出去参加布道。 一位潞河学校的教师，和孔祥熙关系较好的美国女传教士麦美德，为此和孔祥熙在她的住所进行了一次耐人寻味的谈话。麦美德女士说：“你在外面所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以为这种行为很不好。宣传圣道，只可以讲解《圣经》，决不许涉及朝政，更不得任意批评朝廷官吏。” 孔祥熙听后答道：“但是，那些话如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往往不知不觉便冲出口来，你又叫我怎么办呢？” 麦美德：“孩子啊，你应该比我更明白，你生长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你必须为你自身的安危着想。我懂得你不吐不快的心情。但是，今后万一有话非说不可，你也是稍微技巧一点，隐讳一些，最好是笼统地讲些道理，不要引证朝廷所作所为的种种事实。你应该时时刻刻记住，我们登台演说，原意是为主作证，我们不需要批评政治，也无须跟谁作对。” 孔祥熙听后，连连称是后诺诺而去。可是，第二天一到街头面对民众，孔祥熙又忍不住流露出愤世嫉俗的反清言行，弄得麦美德和其他老师，都拿孔祥熙没有办法。 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在老师和学生、教与学这对矛盾中，老师具有绝对的权威。换句话说，老师让学生干什么，学生就要干什么；老师让学生怎么干，学生就要怎么干；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异议，“师徒如父子”嘛。 但是，既然街头巷尾不再允许孔祥熙发表反清救国的“过激”言论，宣讲“反清”的讲台，就被他搬进了课堂。孔祥熙凭着自己特殊的身份，常常别出心裁在课堂里大谈救国宏论，做一些让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先生难以容忍的事情。 1898年冬季期末考试，国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石蜡大义灭亲》。说来也巧，老师讲授《春秋》时，孔祥熙生病缺课，对“灭亲”内容一无所知，因此一时不知如何下笔。孔祥熙思考了一会儿，决定要改题目。自拟了一个《振兴教育为富国强兵之基础》的题目，挥挥洒洒写了一大篇。 国文教员是位思想守旧的老先生，本来对身为圣人之后的孔祥熙极为看重，大抱希望。岂料他拿过作文一看题目，不禁大为光火，毫不客气地拿起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丶。结果，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的国文成绩为零分。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人和女人永远都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尽忠守节，并且承认此事天经地义。就连济世贤明的孔夫子孔圣人都认为，一切祸端均源于女人。所以他警告男人，要谨防女人与自己平等。万想不到两千年后，身为圣人的后代的孔祥熙却不这样认为，他受的是新式教育，信的是基督教义。基督教义称世间的男女都应以“兄弟姐妹”相称。孔祥熙想“兄弟姐妹”是平等的，那么男女也就应当平等，这样才能发扬光大“平等博爱”的精神。然而潞河学院，做为基督教的教会学校，说的和做的却大不一样。学校当局对于男女关系，防范的十分严格。比如在教堂做礼拜，不但男女分座，中间还要拉上一道布帘，遮住双方的视线。孔祥熙对此大为不满，曾要求校方取消这道布帘，却未被采纳。 一次在教室里，孔祥熙大发感慨肩老师大声发问： “老师，你们常常跟我们讲自由、平等、博爱的道理，可是我发现本校有一件极不平等、极不自由的事月阝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师和师母们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又或并肩携手，在风景名胜之地邀游。像这样的幸福快乐，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 洋教员做梦都想不到孔祥熙竟会当众向他提出这种难以启齿解释的问题，不免一时误塞，不知怎样答复才好。过了一会儿，老师才严肃地回答道： “你们年纪还小，知识太浅，此刻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幸福快乐的。等到你们大学毕业，或许还差不多。不过，以你们的政体和社会习俗而论，恐怕大学毕业也不容许你们这样！我告诉你吧，孔祥熙，西洋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你们一时绝谈不到，你们只能享有基督教所讲的平等自由，那是心灵的享受，而不是形体物质的享有！” 洋教师所说的这番明显瞧不起中国人的话，大大刺痛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对于孔祥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决不能仅以精神上的平等自由为满足，人们对“形体物质上的平等自由”同样充满渴望，渴望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孔祥熙决心通过努力，满足自己追求平等自由的这种渴望。 鉴于孔祥熙不安分的表现，鉴于孔祥熙屡屡做出“出格”的事情，1898年潞河学院当局就他的品行问题，郑重其事地开会进行讨论，并最后形成了三条决议： “一、孔祥熙虽然聪明伶俐，逗人喜爱，但言行激烈，长此下去诚恐发生意外。 二、等他年龄大些，学问充实、阅历丰富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轻举妄动之事发生。 三、不过，以他的种种行动而论，最好送他到美国读书。因为惟有美国的国情，才可容忍他的行为。” 当时学校对孔祥熙做出的这3点结论，凭心而论，对孔祥熙还是有利的。但孔祥熙一直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又是“上帝”的宠儿，所以还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经过“闭门思过”之后，认识到自己身上那种青年人特有的锋芒毕露、遇事好激动的“毛病”必须彻底改掉。从此，孔祥熙的身上浮躁明显少了，稳健多了。同时，在麦美德老师的美怀和指导下，孔祥熙一头扎进了学习文化知识的王国，学习成绩很快大幅度提高，成了潞河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后来，潞河书院成立荣誉室。他的学习成绩单就展览的荣誉室里。另外，学校当局还将他居住过的居室作为因学习成绩好而获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的居室供人参观，并视为一种荣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5．为救“洋人”惹祸 自从西方教士跟随各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和精神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天起，中国民众自发兴起的反洋教运动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各地城市及乡村焚毁教室、杀戮传教士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待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各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又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时，多年都积在人民心中的仇视洋人洋教的怒火便再也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于是，中国民众又一轮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浪潮又掀起了，其发展势头迅猛如燎原之火，很快就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便是世纪之交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义和团运动。 当时反洋教运动最初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这个口号，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清朝末年中国百姓的苦闷心声。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们要奋起，要抗争，要夺回失去的大好山河，要重铸迷失已久的中华民魂。就这样，以义和团为首的各地反帝群众运动，终于在山东等地率先揭竿而起，锋芒所向，直指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他们在华地侵略急先锋--洋人教会。 当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首当其冲。本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胶东半岛人民就已饱受了战争的残酷蹂躏和掠夺。不料战争结束以后，这里民众的灾难却丝毫不见减少，反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896年初，山东济宁州群众打毁教堂并伤及教士，兖州滋阳和兖镇居民群集抵制德国主教安治泰入城传教，并伤其从人、毁其住宅。德国帝国主义以“兖州事件”为由借端生衅，无理要求赔款代修教堂胚要求“令县令迎接（安治泰入城传教），绅士摘顶”等等。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素不喜谈洋务”，本就是个排外保守人士，对于这种有伤统治阶级体面的要求，亦表示坚决拒绝。 1896年冬和“1897年初，德国政府曾两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胶州湾，清政府“恐他国援例效尤，”表示拒绝。加上所谓的“兖州事件”，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几欲动用武力实行强占，但不知何故最后都没有付诸行动。 1897年11，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大刀会攻击张家庄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二人。随后济宁州、兖州府寿张县、曹州府菏泽、单县和城武等州县，焚毁教堂及教士住宅，打伤教士及教民的事件不断发生。山东南部的反洋教运动进人了一个新高潮。 于是帝国主义德国借“巨野教案”为口实，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犯。侵略者一面向清廷提出6项无理要求，一面派兵舰3艘进入胶州湾，并派海军陆战队立即登陆强占胶州。德国侵略者终于实现了“租借”胶州湾的目的。 1898年，卖国的清政府竟完全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孝堂“损失”并代修教堂及教士住宅，还下令屠杀和监禁“闹事”之人，保护德国传教士等等。同时，清政府还将胶州湾内各岛屿（包括青岛）及湾外海面群岛“租借”德国，以99年为期；并允许德国在山东建造两条铁路，开采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加紧，外国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活动也随之更加猖撅。列强铁蹄践踏到哪里。宗教“十字军”就开到哪里。这些传教士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地设立教区厂建教堂，散布殖民主义思想；有的甚至非法组织武装力量，拥有武器并纠集教民欺压百姓，干涉地方政务，一时间简直为所欲为。面对这一切，清朝廷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包庇迁就，有的传教士还得以加官晋爵。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即被清廷赏以二品顶戴以上的官衔，凌驾督抚之上，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 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沙俄东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已多达3300多人，而加入各种洋教的中国教徒多达8万余人。 1898年10月，义和拳组织冠县十八村庄的乡民，宣布“誓与教民为难，将境内天主堂焚毁”。又在日照县发动群众反对传教，打伤德国教士，烧毁街头教民住宅。接着，曹州、沂州、柳水等处也随之掀起反洋教的斗争。曹州的大刀会并且提出了“灭洋人。杀赃官”的口号。 德国帝国主义者为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扩大侵略权益，于1899年2月公然派兵占领兰山、日照、即墨等地，并继续向高密。沂州进犯。而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加抵抗，反而派兵与德军“会同弹压”，屠杀爱国人民。于是，终于激起了以朱红灯和东明和尚为首的义和团武装起义。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很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和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支派继续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以各种名义暗暗流传，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广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义和拳开始时并不自称为“团”，“团”的名义是后来在一种特殊条件下才使用和被义和拳接受的。 和流行在长江以南的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系统一样，白莲教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而是分散在各地的许多平行的组织。它的成员中有大量的贫苦农民，但江湖游民在里边起主要作用。它是江湖游民和各种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助团体，缺乏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因而也往往抵制不了混进来的地主豪绅的影响，甚至为他们所把持。比起南方的哥老会来，白莲教的迷信色彩更浓厚一些。他们所请的神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俪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和猪八戒等，反映了义和团在组织上的分散性。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必然没有统一的“神”。 1899年，山东全省包括省城附近，都有义和团在活动。山东西北部沿运河一带，义和团的声势最大。这里是全省中外国教堂最密集的地区，广大群众与教会、教民的矛盾极为尖锐。越来越多的人卷进了以练拳为名而形成的与洋教会为敌、与官府作对的斗争。 朱红灯，山东茬平人，自称明青，号天龙。东明和尚，杨姓，善拳法。1899年春天他们在山东思县、平原一带率命起义，“列队千人，开放大炮，拒敌官兵”。前往镇压的清军多次被击败。是年秋末冬初，起义之火烧到了高唐、在平、长清等州县，集众8000多人。 为了争取“合法”地位，朱红灯揭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号召一致对外。在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形式下，某些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小地主及官僚们为着“扶清”的目的，纷纷参与了“灭洋”运动。于是，义和团的声势更加壮大。 这时任山东巡抚的亦是“痛恨西人”的守旧派官僚毓贤。一方面，他从封建守旧的立场出发仇视“洋教”，讨厌帝国主义分子的蛮横干涉和妨害其统治权，甚至认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同时，他看到“扶清”的口号及部分地主、官僚参加了“灭洋”的活动，觉得对义和拳大有控制和利用的可能。所以，清军统领袁世敦应平原知县蒋楷的请求，与朱红灯大战时，毓贤认为蒋楷办事谬妄并奏参革职。1899年冬，毓贤决计与义和拳妥协。他请让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承认了它是“团练”一类的合法团体。于是朱红灯等竖起“扶清灭洋”及“毓”字大旗，在义和团的名义下，取得了公开在山东境内活动的条件，势力进一步发展。 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是为了对义和团加以控制和利用。但他没想到，朱红灯等人是不会轻易听从毓贤摆布的，所以毓贤设计诱捕了朱红灯和东明和尚，囚于省城。毓贤这样做的结果，无异火上浇油，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怒。王立言统领在平、高唐一带团众继续斗争，济南、东晶、曹州三府、济宁、临清二直隶州共有团民数十起，每起数百人，仇教如故、抗官如故。结果弄得毓贤惶恐不安，束手无策。 毓贤的“顽固”与“无能”，招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满。1899年10月，美国公使康格向清朝的总理衙门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毓贤撤职的要求，要求清府改派能够和愿意“镇压暴徒”的人去代替毓贤。 慈禧太后虽然很赏识毓贤，但是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于是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在戊戌变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其后仍在天津小站练兵。他所统率的“新建陆军”7000人是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后来他在山东把这支军队扩充到2万人。当时，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立即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断然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并开始实行武力镇压。这以后山东的义和团没能以坚固的组织和强大的声势来对抗袁世凯的武力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毓贤愚弄的缘故。 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他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毕竟他不可能完全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这场大火。从1900年开始，义和团运动的重心便自山东转移到了直隶省。 当时，由于通州在北京城以东40华里处，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源头和平通铁路的起点，又是北京通往南方各省的交通枢纽，水陆交通方便异常，亦是京东重镇。清朝过去的漕运和军队的调遣，都是由大运河运到通州集中，然后改为陆运转送北京。所以，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尤其是其重心转到直隶省之后，很快便在通州地区传播开来。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所在通州的潞河书院不得不停课放假。1900年6月，即将毕业的孔祥熙途经保定、石家庄。太原和榆次，返回老家太谷。 归途中，孔祥熙一路所看到的都是焚烧教堂、剿杀洋人的轰轰烈烈的场面。 当时，山西省因为紧靠直隶，故亦是义和团运动发展速度最快且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从1900年5月开始，以省城太原为中心，义和团运动遍布全省各地。6月27日，义和团群众在东夹巷教堂前示威时，教堂内的外国武装竟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群众4人、伤1人。愤怒的群众当即焚毁了教堂。在巡抚毓贤（由山东调任，义和团被镇压后毓贤流放新疆并在途中病故）的暗中指令下，义和团群众还烧毁了太原的寿阳教堂，并将适居于太原太平巷客馆的44名外国人以及罪恶相同的7名教民一起擒获，立即正法”。有位老教士在巡抚大堂受审时抗辩道： “我们是传教士。我们只传播福音，宣扬真理。我们原有的罪恶都已蒙主洗刷清楚了，我们不再有罪。”毓贤听后勃然大怒，拔出利剑一下就把受审的老教士砍死了。 是年7月10日，愤怒的群众又毁烧了太原北门的天主教堂，并杀死了教堂内的200多名修女。 在太谷受省城太原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当地民众也抓获了几个借讲经传道而横行霸道的外国传教士并将其处死。此即史称的“山西教案”。 当时年仅20岁的孔祥照看到这一幅幅悲惨的场面，既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传教士被杀和这么多的教堂被烧，更不能放弃自己本身信奉的基督教转而去同情义和团运动。他只想赶快回到太谷，去看望和保护曾经关怀、培养过自己并且和自己亲如父子的几位传教士。 途经榆次，孔祥熙登门拜访了他的五叔孔繁杏。孔繁杏时任榆次知县。对于子侄辈孔繁杏最偏爱的就是孔祥熙。在孔祥熙眼里，除了父亲，最能谈得拢的就算这位小叔叔了。在孔家人的眼中，叔侄二人都是违背祖训的叛逆者，一个应科考走官场，一个背家训皈依基督教。相同的经历，使得叔侄二人同命相怜，心心相印。 由于信任这位小叔，孔祥熙把要回太谷救“恩人”的打算告诉了孔繁杏。那知，孔繁杏听了大惊失色。也是出于对爱侄自身安全的考虑，孔繁杏劝孔祥熙不要回老家去招惹是非。为此叔侄二人争了起来。孔繁杏一看说服不了样熙，一气之下，把孔祥熙“软禁”在榆次县衙内。 一天孔繁杏外出办案，孔祥熙乘机溜出县衙，跑回了太谷家中。孔繁慈看到儿子平安归来，自感万分庆幸。但又转念一想，儿子就读于教会学校，眼下正值家乡也不太平，于是脸上不免又多了几分愁云。看到父亲犯愁的样子，孔祥熙自然也不敢再说出自己的打算了。他只是向父亲要了一笔钱，暗中买通了看守洋人的乡民，两次看望了包括卫禄义、高雅格在内的9名外国传教士，嘱咐他们寻机赶紧逃跑，并留下了一部分钱。后来没过多久，其中3名传教士便越狱逃跑了。 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行动再诡秘，也逃不过众人雪亮的眼睛。当义和团得知孔祥熙看望并放跑3个传教士的行为后，团众们不禁个个怒火满腔，声言抓到孔祥熙要立即处死。并由此将孔祥熙这个名字，列人义和团通缉的名单。 没办法了，孔祥熙在父亲的帮助下，东躲西藏。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紧急中孔祥熙的父亲只好求助于他的五弟孔繁杏。 孔繁杏毕竟是孔祥熙的五叔，吵归吵闹归闹，关键时刻总要伸出手来拉爱侄一把的。怎么救呢，也是急中生智，孔繁杏想出一条妙计：他托辞回老家搬运器物，带了县府内的一批人马，鸣锣开道回到太谷。他们把大木柜底部打了几个通气孔，把孔祥熙藏在其中然后抬上骡车。就这样孔祥熙从义和团群众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就当孔祥熙在太谷老家营救洋教士的同时，1900年吕月下旬，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和天津。这是继40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北京城再一次沦陷为帝国主义强盗所占领。北京沦陷的时候，慈禧太后携了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仓皇离宫自北京城西北出德胜门逃走了。一路上他们经昌平、出居庸关，辗转进入山西省境内。一时间，大内无主，真真是天下大乱了。 侵略军占领北京以后，并没有停止进攻。当年8月20日侵略军进至保定，稍事休息后又向南攻至正定一带，并做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当时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自动向西撤退，一直退到了山西省灵丘和平型关一带。同年12月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清军再次后退至娘子关。次年3月，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后来也是侵略者自感兵力不足，才放弃了攻占山西的计划。 大约也就在此时，孔祥熙接到潞河书院发来的复课通知，于是他便收拾行装从山西返回北京通州。 但是，当孔祥熙回到北京通州后，并没有立即回校上课，而是穿梭于外国传教士之间，与他们频繁地接触起来。孔祥熙先后拜见了英国传教士叶守贞和李提摩太。叶守贞是英国贵族，有30年在中国传教的历史，精通多国语言，现正在八国联军总部担任要职，干着有损于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李提摩太也是一个有名的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办有广学会，侨居中国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正应李鸿章的邀请，帮助协调中外关系。 孔祥熙不愧是基督教会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很会揣摸洋人的心理。当叶守贞询问“山西教案”的情况时，孔祥熙特别解释道：“山西教案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平民无关。”并进一步提醒说：“教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至。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新文明教育。”孔祥熙还请求二位传教士，用他们的地位去影响八国联军，停止对中国的进攻特别是对山西的进攻。由于彼此气味相投，孔祥熙当即得到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大的欣赏。 不管是不是真的由于孔祥熙的乞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当时八国联军果真停止了对山西的进攻。对此孔祥熙在1943年11月1日，其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上，曾非常生动并大加渲染地描述了他一生中这段最为得意的一页： “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天津，将要再向西进攻的时候，清廷恐惧万分，以为如果再攻山西，和议必不能成，国家就要全盘动摇了。当时，我接到潞河学院通知，复课在即，我便赶回北京，希望完成毕业考试。 “到京后，有英国的叶守贞大夫来询问其在山西太原所设立之医院情形……当他问到山西拳匪杀害教士教民的情形，我就特为解释，并述明晋省的拳匪暴乱，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贫民无关。例如巡抚衙门门口200余外国男女老幼之屠杀，即为毓贤卫队以红布包头，伪装拳匪所为者。叶大夫听到我的报告以后，他又转知（告）了李提摩太先生……固自教案发生以来，议和大臣李鸿章在外交上十分困难，为了便利外交工作的进行，他就聘请李提摩太先生协助，代为折冲此案。 “当时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联军对山西进军一事，主张分歧。李鸿章的意思，希望借重李提摩太先生的关系，来设法阻止联军向山西进攻。倘使能将山西教案作一合理公平的解决，就使交涉上便利的多了。同时他还拨出库平银75万两，作为山西殉难教士的抚恤金，交付李氏处理。李提摩太先生由叶大夫处知悉我来京消息，次日即来访我，我们二人当天曾作了一次很深很长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先将教案之经过详细说明，其次将拳匪倡乱动机仔细剖解，结论指出，此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致…… “李鸿章虽身为议和大臣，而清廷却无人主政，办理交涉，颇费周章，尤以德法意三国力主向山西进军最感棘手。由我对叶。李两氏说明山西教案之真相，而英美乃坚定立场，决定由联军要求清廷惩办祸首毓贤等，不再进军扰民。于是联军人攻山西计划，就因外交之折冲而作罢。 “联军方面的放弃山西，连李鸿章都觉得有些奇怪，他摸不清联军的态度何以会由强硬转为缓和了，就向各方面打听其中的原故。……吴挚甫（汝给）知道联军态度转变，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作用，所以就把这始末根由向合肥（李鸿章）说了。 “合肥那时已经七十有八岁了，凭他几十年办理外交的经验，知道折冲是很难办的一回事，这个刚刚走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居然可以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替国家在外交上解决了重大的困难，使他非常警异，凭着他那喜欢‘奖掖后进’的脾气，立刻命吴挚甫……来找我，约去谈话，并且想要邀我出来‘参办教案’，给我一个‘帮办洋务’的名义。但是我因前时曾发誓不与西太后主持下的政府合作，同时觉得要为国家做事非求新知不可，所以就谢绝了李合肥的好意。 “后来我想起山西那几位被害的传教士，有两位是美国人，曾经托我把他们的信送回家去，我借着这个机会，何不到美国去一趟，而且顺便在美国读书深造呢？我把这个意思间接和李鸿章说了，李鸿章很表同意，……发给了我一个赴美的护照，动身的时候，李鸿章还电我国驻美公使伍秋府关照。这种殊荣，简直就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了。” 据说，当时孔祥熙在太谷冒险援助教士，并在北京进言洋教士促成山西教案的解决之事不胜而走，很快传遍了潞河书院，师生们引以为荣。事后当他返回学校时，校园内竟组织了自发的欢迎活动。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在太谷被孔祥熙救出的洋教士麦纳女医生，她是专来潞河学院搜集有关孔的资料的，并曾专程去过太谷考察孔氏家世。后来，麦纳以孔祥熙和与另一位也曾营救洋教士的潞河学生费起鹤的事情为题材，写成一部名为《华夏两英雄》的书在英国出版。 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孔祥熙与外国传教士的密秘接触，还是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公开议和，结果都是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代价，来换得外国侵略者的满足和清朝反动统治的苟延残喘。同时，必然会出现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一方面是爱国志士被屠杀示众，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又卷土重来耀武扬威。此真所谓“反帝爱国有罪，侵略卖国有功”啊！ 6．所谓“谋刺西太后”的一段小插曲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就这样被卖国的清政府和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特命奕勋和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同德、俄、英、法、美、意、日、奥共8个出兵人侵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3个未直接出兵的国家共同签订了又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亦即《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中国清政府必须为这次各帝国主义列强人侵及其由此而遭受的所谓“损失”，付出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其数目经当时清朝卖国政府再三乞求最后降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并在40年之内分期付清。如此再加上利息，最后本利高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白银，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所谓“庚子赔款”。当时，这笔“赔款”相当于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人。 其次在《辛丑条约》中，还规定清政府此后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中国民众中一切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的组织和行动。凡是在此一方面督办不利的官员不论大小，清朝廷一定要予以严办。当时各列强帝国是想借此一条款，杜绝义和团运动的东山再起，同时也为防止原山东巡抚毓贤那样的清廷官员再度出现。 条约并且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于是使馆区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清政府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扎军队，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这就使清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12个地方的既成事实。并且在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驻扎。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已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而清朝廷对于《辛丑条约》的态度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给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各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是值得加以“保全”的。 投降派代表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两个月就死了，从而结束了他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和走卒的罪恶一生。 不管清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卖国投降，人民的意愿仍是不可违的。正像仁人志士呐喊的那样：“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此时的孔祥熙已返回潞河学院，听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心灵又一次被深深地震动了。当时他和李进芳多次商量，认为西太后慈禧不除，中国将永无宁日。何况文友会当初就立的是“铲除慈禧，恢复光绪的皇位”的宗旨。 再说那慈禧太后，原本是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人物。她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咸丰元年（1851年）例选秀女，16岁的那拉氏被选中，次年5月入宫。她入宫后，深受咸丰帝奕泞的宠爱，被封为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185年）她生了载淳（即同治帝，咸丰的独子），“母以子贵”，于是又晋封为懿妃。翌年，更晋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死前遗诏立年仅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7月18日，那拉氏以嗣皇帝生母的身份与咸丰的皇后钮枯禄氏同被尊为皇太后，钮枯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9月，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钮枯禄氏为“慈安皇太后”，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此后人们习惯称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由于她曾住在紫禁城内西宫，因而俗称“西太后”。 慈禧在咸丰死后，利用嗣皇帝幼冲的有利时机，诱胁慈安太后并勾结恭亲王奕诉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从诸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朝政大权，慈禧一跃成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她曾总揽同治、光绪两朝的军国政要，主宰一切。其统治时间长达48年之久，是仅次于康熙、乾隆而位居第三的满清王朝统治者，也是大清帝国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西太后慈禧在位的48年中，做下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坏事，可以说是罪行累累馨竹难书。 1894年11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并且局势发发可危之际，慈禧太后却全无心肝地要在北京城举办她“60整寿”的万寿庆典。从这次极度奢侈糜费的所谓“六旬庆典”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大清帝国已是多么的荒淫无道。此正应了当年坊间的一句民谚：“大清国不亡，天理不容哇！” 当时，为了筹办慈禧的这次“生日庆典”，清政府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大肆铺张地进行准备。后来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装备不行。岂不知，当年装备北洋海军所拨的巨额军费，就全给慈禧挪用修了颐和园了。所以当年在北京某城门口就曾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甚至还有人更加尖锐地讽刺道： “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由此反映出当时人民对统治者不顾国难当头而大办“万寿庆典”的无比愤慨。 当时为了举办这次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万寿庆典”，需要大量的经费开支。这笔数目巨大的“庆典用款”，一部分由“部库提拨”，一部分由“京外统筹”。部库提拔之款，从“筹备购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100万两，从铁路经费中“腾挪”200万两，“共筹备银300万两，专供庆典之用。”此外，“应由户部行知各直省督抚，量力筹解，以供需要”。这即是“京外统筹”部分，也就是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报效银两。据档案记案，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报效庆典需银（由官员俸廉银中按二成五厘扣缴）1214100两，报效工需（点景）银共1767400两，两款共计达2985000两。 慈禧这次“六旬庆典”所挥霍的白银总数不下于1000多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收人的六分之一。这些银钱，自然不会由王公大员们自掏腰包，而是以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把沉重的负担转嫁于劳动人民身上。慈禧过一次生日，不知有多少贫民百姓绝于生计，家破人亡。她的奢侈享乐和挥霍无度，可以说正是建筑在劳苦大众的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之上的。 以上我们所讲的，关键还不在于慈禧太后当年是多么的腐化奢侈。当时人民的无比痛恨的，还是这个女人误国误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丑恶行径。纵观慈禧太后的一生，指她为“祸国殃民第一人”，恐怕是绝不冤枉的。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从一开始慈禧太后和那些投降派大臣，就没有认真准备并真正想和日本一决胜负。就连最初宣战都是被迫的，以至后来一看形势不利，慈禧太后马上派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去日本，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特别是割让台湾一款，使台湾再次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为了保住个人利益，先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削弱西方列强的势力，后来又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以致数以万计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换来的却是《辛丑条约》更加屈辱地签订，并造成清朝政府最终落在列强刺刀的“监视”之下的局面。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对于这样一个对内专制、对外投降的祸国殃民的西太后慈禧，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无不希望立杀之而后快。 孔祥熙和李进芳经过多次的商量之后，制定了一个谋刺慈禧太后的周密计划。当时他们认为，只要慈禧太后一死，光绪皇帝立即归政，则形势就会大变，中国就还有希望。 不久，李进芳对孔祥熙说，他已和宫中的一位太监交上了朋友。为了能让这位朋友把他们带进宫去，他要孔祥熙设法筹集一笔钱作为这次行动的经费。也就是贿赂宫中的太监。只要能进宫，就有办法接近慈禧，只要能接近慈禧，就有办法杀死她。现在最要紧的是怎样进宫。筹钱好办，孔祥熙假说有事进城一趟，很快就筹齐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回来交给李进芳。 二人又仔细商议一番，决定采取如此行动：他二人先到紫禁城周围转悠，寻找李进芳所认识的那位太监。待拿钱收买了那个太监后，让他设法把他们带进宫去，然后搜寻慈禧太后并乘人不备甩出事先准备好的炸弹，炸死慈禧。其后再借混乱之际，出宫逃回通州。 于是，这一天孔祥熙和李进芳双双潜人京城，待机行刺。 但他们旋即发现紫禁城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宫，气势磅礴，占地有22万平方米，周围有3公里长的几人高的宫墙，四角有威严的角楼。一条宽5米的护城河环绕四周，形成了一道森严的屏障。这岂是两个异想天开、赤手空拳的青年所能进得去的地方。 看到这威严的城墙，孔祥熙和李进芳顿时心里凉了一半。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是一落千丈。、他俩装成游人的样子，围着宫墙转了一圈又一圈。望着那进进出出的文臣武将和太监宫女，仔仔细细地辨认再三，可惜就是没有李进芳所熟识的那张面孔。 潞河书院当局发现孔祥熙、李进芳二人几天不见踪影，便派人进城寻找。于是孔、李二人担心的又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担心校方大概已查觉出他们的不轨苗头。加上二人心虚胆怯，看到希望全无，只好悄声返回学校，孔祥熙继续做他赴美前的准备。 就这样，后来讲得很响的孔祥熙“欲谋刺西太后慈禧”一说，当年就是如此简单的草草收场了。 第四章 留美生涯 1．孔样熙漂洋镀金 1901年2月，潞河书院应届毕业考试完毕。平时成绩并非科科都是突出的孔祥熙竟然一举夺取头名，同班同学费起鹤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有些人认为孔祥熙的成绩有假，心中不服。但因只是猜想。所以也就私下里嘀咕嘀咕了之。 按照潞河书院的院规，历届毕业生中各方面最优秀者，院方负责资送赴美进修。获得第一名的孔祥熙和第二名的费起鹤理应获此殊荣，加上特别赏识孔祥熙的麦美德女士的极力推荐，很快校务会就通过了孔祥熙和费起鹤作为应届优秀毕业生，被资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 当时，摆在孔祥熙面前的实际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出国留学；另一条对当时的孔祥熙以及对许多的中国青年来说，应该说也极具吸引力的。原来，《辛丑条约》签订后，虽然中国丧失了很多主权但却没有割让一分土地。因为“天朝”的脸面得以保全，昏庸的清朝廷居然以阿Q精神为标榜，搞起论功行赏来了。当时正好实权在握的李鸿章认为，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和孔祥熙大有关系。是孔祥熙影响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太，进而叶守贞和李提摩太又影响了八国联军，最后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战后李鸿章极力保举孔祥熙，让他出来“参办教案”，并封了一个“帮办洋务”的官衔。李鸿章或许以为，这对孔祥照应该也是颇具诱惑的。 不过在这里，年轻的孔祥熙想的却和李鸿章完全不一样。 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跟着父亲孔繁慈来回奔波，思想深处有着极浓厚的“光宗耀祖”的“大志”。孔祥熙从10岁进太谷仁术医院治病，11岁到15岁就读于华美公学，16岁至20岁只身到潞河学院学习直至毕业。这中间每次都要经过他自己顽强的苦苦拼搏奋斗，都需要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冲破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阻碍，包括他的特殊家族的指责，而最终得以实现的。这些经历都给孔祥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孔祥熙的脑海中了。所以，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孔祥熙都非常珍惜。可以说。他这些年来每次都是怀着对基督教十二分的真诚，去接受传教士的传经布道，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 孔祥熙小的时候，在父亲的教导下读过四书五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知之不少。经过对中西文化的反复比较，加上他在潞河学院读书期间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实，他对当时中国发展之大趋势，心里已然是非常清楚。所听的、所见的和所亲身经历的都使孔祥熙深深地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已成落败之势，不能适应今天世界发展的需要了。只有打破中国几千年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局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华夏才能进步，民族才能自立，人民才能获得新生。此时正处敢想敢干的年龄段的孔祥熙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抱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决心远涉重洋，赴美留学。 所以，当李鸿章盛情邀请孔祥熙“参办教案”时，却被孔祥熙婉转而坚定地拒绝了。这在李鸿章看来的确是很不能理解的。实际上，孔祥熙和外国传教士接触，劝其影响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的计划，更多的成分里出于一种“热爱家乡和保护家乡”的人之本能。当时，孔祥熙要在山西乡亲面前树立一种良好的形象，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 既然李鸿章对孔祥熙留下了“良好”印象，也就为孔祥熙更多地接触李鸿章创造了机会。对此，孔祥熙也就必然会对自己的未来留学美国，设计出多种方案。 孔祥熙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贫穷落后也最黑暗的清朝末年。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家几遭蹂躏，使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心灰意冷，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可言，都把出洋留学看成一条最为理想的出路。当时许多聪明的青年人，都拼命地上“洋学校”、学“洋知识”，认为有朝一日出国留学后身价就可以高出十倍，就能“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出国留学当成了变相的时髦的洋科考。 实际上留学和科考是不一样的。应赴科考，只需下决心熬过十载寒窗，或十一载或更长一些，苦读圣贤书，到时多能金榜题名而青衫换紫袍。出国留学就不一样了。虽然想出国留学的人很多，但最终能成行的人却很少。因为留学需要大量的钱。日本离中国最近，当时费用也最便宜，但一年下来也要五六百块大洋。留学西洋就贵得多了，一年大概要五六千块大洋，比日本多了10倍。如果再读硕士、博士，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白花花的银子作后盾，就只好是望洋兴叹了。 清末的留学生，以经费来源上分，大体有官费、自费和公派3种。首先是“官费”：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有了洋务之说。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政府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科技。当时因为是刚刚开始，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一是受“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二是他们也不相信洋人的东西就一定能强得过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而也就更谈不上自己掏腰包了。所以那时出国留学的多是平民家的子弟，因为自己负担不起学费，费用自然要由国家负责。真要由自己出钱，他们也就出不去了。此为官费生。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看到留学归来的学生大多掌握了一技之长而且官运亨通，且日渐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从此官费留学生就成了这批有权官僚垄断的一种专利和特权了。他们从反对自家子女出国留学到利用特权送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以培养他们和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这里说明了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也证明了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其次是“自费”：官费留学被达官贵人垄断后，沾不上官府光的那些商人和所谓的“土财主”，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国留学，将来学业有成归国后好继承自己的事业，或当官发财超过自己以光宗耀祖。这些人有的是钱，他们自己掏腰包把子女送出去，这样一来就有了自费留学生。 最后便是“公派”：既沾不上官府的光，自己家又没钱，这样的学生要想出国留学，就只有走最后一条路亦即“公派”了。这些学生一般都是出身比较贫苦，家里无权无势无钱，只好依靠传人中国的各类教会，皈依洋教并到教会学校读书学习。因为在校期间认真刻苦，努力读书，让学校觉得自己有培养的价值。而这些传教士所在的国家也愿意出钱培养一些中国青年。培养他们是想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类学生一般通过公开招考，教会学校保送，宗教团体推荐等形式被派送到和教会有关系的各大学去学习，享受助学金待遇。毕业后仍回中国充任神职。是为公派。 孔祥熙拒绝李鸿章的邀请，下决心出洋留学后，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官费留学。要想争取到官费，孔祥熙虽说是孔子的后代，出身显赫，身份特殊；但当时的孔家人却没有在朝廷做高官的，最多是个知县（如孔祥熙的五叔孔繁杏），说不上话顶不了事。所以，孔祥熙要想官费留学，必须首先搭上一位有权有势的朝廷命官做他的靠山才行。为此，孔祥熙想到了和他有一面之交的李鸿章。 前面我们讲过，孔祥熙在协助洋人处理“山西教案”时给李鸿章这位握有清朝外交、军事大权的实力派人物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才邀请孔祥熙出来“参办教案”，并授衔“帮办洋务”给孔祥熙。因孔祥熙当时无意于此，所以拒绝了李鸿章。但为此两人并没有“割袍断义”，当孔祥熙为留学之事求见时，李鸿章破例召见了他。而且，那天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鸿章很赏识孔祥熙这个从著名教会学校出来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国内；做官也好，读书也罢，都不必远涉重洋。并带着一种对青年人的关怀，责问孔祥熙道：“难道中国的书不够读吗？” 孔祥熙答说：“倒不是我国的书不够读，学生只是想到外国去求些切合实用的学问。” 李鸿章有意要测试一下这位小青年，随即问道：“什么是切合实用的学问？” 孔祥熙答道：“窃以为富国强兵之术，都是切合实用的学问。为了获此学问，研究声光化电之学，显系当务之急。西人每谓：声光化电是发达实业之母，而发达实业又为富国强兵之基……这些只不过是学生的一得之思，管窥之见，还请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鸿章听后对孔祥熙说道：“你的见解，透辟得很！我们堂堂中华，泱泱大国，其所以被外人侵扰，疆土日蹙，利权外溢，多半是我们咎由自取。这咎便是我们不能富强安乐，脐身世界大国之林，跟他们并驾齐驱！你年纪小，居然能有此见识，有此抱负，有此眼光，有此志向，可见得你来日必定前程远大，光芒万丈。不过，老夫今天有句话要奉送给你：‘见闻宜广，学贵专一’。” 那一天恰巧李鸿章的兴致很好，于是便海阔天空地跟孔祥熙抒发一番感慨，其中不外是吹嘘自我如何如何等。当然，对眼前孔祥熙这个年轻人，李鸿章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口吻，着实地嘉奖和勉励一番。 最后，李鸿章答应了孔祥熙出国留学，并送给孔祥熙一包银子以作学费。为了减少孔祥熙办理出国护照的麻烦，李鸿章又予孔为“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后来，李鸿章还致电驻美公使伍秋庸，请他对孔多加照顾。 李鸿章想的是把孔祥熙培养成自己的亲信，将来学成归国为大清朝卖命效力。可没料到，李鸿章再也见不到大洋彼岸的学子归来了--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死在寓所。而10年后，他们极力挽救的大清王朝也在革命党人的隆隆炮声中覆灭。 有了李鸿章做靠山，孔祥熙心里踏实了许多，整天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他不想别的，一心只想着参加毕业考试拿到毕业文凭后，立即远走高飞去美国。 “运来铁也成金”，毕业考试成绩大出孔祥熙的意料，他居然高中头名，得了“状元”，和“榜眼”费起鹤一道被学校保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转眼之间他又成了公派留学生。 真是喜从天降，孔祥熙如今又是官费、又是公派，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了双重身份，留学费用自然雄厚无比。此刻他既有李鸿章的赠银，又有学校的赞助，孔祥熙算是吃了一颗真正的定心丸。 孔祥熙和费起鹤的出国手续，由麦美德代表潞河书院找清政府进行交涉。1901年夏秋之际，孔祥熙在等待出国手续期间，特地告假一月。他要回山西太谷老家，与父亲，与族人，与乡亲辞行。在孔祥熙看来，他这次还乡，虽谈不上“衣锦”，也算是给家里一个惊喜。 孔祥熙途经榆次时，少不了要看望一下他的五叔孔繁杏。一来对五叔在他“落难”之时将他救出“虎口”表示答谢之情，二来也想和五叔讨教讨教今后处世为人的良方妙策。孔繁杏是个守旧之人，又上了年纪，当然说不出顺乎潮流的一些深刻道理，只是勉励爱侄几句“刻苦努力”之类的话。于是孔祥熙告别五叔，启程回太谷了。 孔祥熙回家后，见到父亲身体还算硬朗，只是白发又陡增不少，心中不免几分激动。孔繁慈见到爱子无恙如初，出落成一个翩翩美男子了。现在已是学业有成、出国在即，老人的心中快慰不已。父亲还询问了儿子逃出太谷回京以后情况，儿子把自己回京以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向父亲做了说明。听着孔祥熙绘声绘色的描述，孔繁慈真不忍孔祥熙再离他远去。但见儿子决心已定，想到将来可以出人头地，也就像从前一样，不加阻挡了。 过了几天，孔祥熙向族中前辈和亲朋好友-一辞行。自然又是一片反对声、惋惜声、责备声和挽留声不绝于耳。可是孔祥熙已从一个偏居太谷一隅的不懂事的毛头小孩，变成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且有自己主见的新时代青年了。他对众人的说词只是成熟地一笑了之。待假期一满，孔祥熙便告别了父亲，离开故里返回北京的潞河学院。 启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01年秋天，孔祥熙和他的同学费起鹤，作为潞河学院保送到美国的留学生，在美籍教师麦美德女士的陪同下，从天津塘沽启程、乘海船经上海、日本，然后径赴美国。 有生以来第一次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和祖国而漂洋过海的孔祥熙，此时站在巨轮的甲板上，凝视着滚滚奔涌的海浪，他想了很多很多，一种酸甜苦辣混合而成的说也说不清楚的滋味，直涌心头。 想着自己幼年时期飘泊不定的生活，想着自己和小伙伴们一起背诵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情景，想着人教会学校时的艰难，想着自己在潞河书院一幕幕的“壮举”，想着自己的祖国现在正处生死存亡的紧迫关头，而他这个“匹夫”又如何呢？做为一个炎黄子孙、热血男儿，他不但束手无策，反而要投身异邦，这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用”吗？ 孔祥熙心里内疚了。当即他暗下决心：祖国啊，原谅你这不肖的子孙吧。待游子归来，我一定要报答你--伟大而软弱、富饶而贫穷的母亲。 为了消磨时光和解除旅途劳顿，孔祥熙和同船青年谈天说地聊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意中孔祥熙听说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的横滨联络志士，扩大革命组织。想到自己当年在潞河书院组织“文友会”时，曾称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分会，并且从那时起，孔祥熙就一直非常想见到孙中山，向他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孔祥熙暗下决心：等船靠横滨，自己要悄悄上岸，请朋友引见一晤孙中山。 横滨在东京湾以西，离东京很近，属于东京的外港。它几十年前还是个小小的渔村，自从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后，这里很快成了自由贸易港。1889年建市以来，横滨迅速繁荣起来，现已成为一座近代化的日本大都市。 海轮稳稳地停靠在横滨大码头，要等吕小时以后才能重新启航。孔祥熙怀着热切的心情，赶紧离开了轮船。孔祥熙没有去欣赏横滨的街市，也没有光顾商店看一看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争分夺秒地从一号街一直穿过七号街，赶到了孙中山先生寓所所在地--“中华街”。 中华街是华侨集聚区。置身“中华街”，就如生活在中国一样，孔祥熙感到非常亲切。可是事情太不巧了，待他急匆匆地赶到孙中山客寓时，孙中山已于数日前启程去欧洲了。 万里求见而失之交臂，孔祥熙引为憾事。他久仰孙中山之盛名，就是无缘一见。后来，孔祥熙为见孙中山，又白跑了几回。直到190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同孙中山初次见面，才算了却了这桩心愿。 轮船自横滨启锚，继续航行，1个月后抵达美国西部沿海城市旧金山。 在孔祥熙等待例行检查时，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由于李鸿章给了孔祥熙一个“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于是孔祥熙的行李上和护照上全都有“议和”大臣随员的头衔。轮船停泊靠岸，美国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要登船检查，无意中发现了船上还有这么一位中国的高官，当下甚为吃惊，立即拜见。见面之后又觉得不像，在美国人的印象里，中国朝廷的命官大都是身穿长袍马褂且斯斯文文的老者。哪有二十几岁、西装革履又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青年人就能当上“议和大臣”的道理呢。可是又不敢怠慢，怕弄假成真，于是美国官员绕着弯子对孔祥熙进行试探。弄得孔祥熙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还是麦美德女士出面解释，才使一场误会化解了。误会是解开了，可孔祥熙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同宋蔼龄一样，他也是一到美国就出师不利。一怒之下，孔祥熙把行李的官街全部撕掉。由麦美德女士陪同离开了旧金山。 到美国后的第二站是西雅图。麦美德女士已经事先做了联络，当地一位阿尔拔·毕克医生亲往车站迎接。毕克医生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兼职教会中心的服务工作。孔祥熙在美国读书期间，得到了毕克医生的很多帮助，二人成了忘年之交。就是毕克的子女后来也成为孔祥熙发迹后的朋友。 由麦美德女士陪同，再由西雅图赴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孔祥熙和费起鹤经水陆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麦美德女士为孔、费二人安排好食宿，便也匆匆离他们而去了。 美国的欧柏村大学，据说是为纪念约翰·费里逊列克·欧柏林面创建的。孔祥熙一生崇敬的外国人很多，其中最为敬仰的人之一，就是这位约翰·费里逊列克·欧柏林。 欧柏林祖籍德国，1774年出生法国的史特拉斯堡，家境小康，18岁完成大学学业后专攻哲学并获博士学位。但他决心献身于基督教的布道工作，于是又带着哲学博士的头衔进神学院进修学习。 毕业后，欧柏林首先在军队中服役，做一名随军牧师。不久他辞去了军队职务，返回故乡史特拉斯堡进行传教。那时整个欧洲有哲学博士头衔的人都少得可怜，欧柏林要想谋个好职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选择了为改变自己故乡的面貌而奋斗终身的道路。 欧柏林的故乡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气候是冬长夏短，长期处于寒冷之中；自然条件极差，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很落后。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欧柏林没有退缩，而是立志要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改变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欧柏林不顾顽固分子的反对，四处奔波，游说疾呼，要求当地人都要捐款出力，以兴建道路，创办学校，开荒种地，改良农业；而且他率先献出自己的薪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了成果。家乡的面貌大大变样了，繁荣取代了荒凉，荒地变成了良田，学校普遍设立，交通四通八达，居民生活大大改善，家乡一片气象万千的景象。 欧柏林这种艰苦奋斗、造福人类、服务大众的精神，使他名声远播，法国政府为表彰欧柏林造福人类的精神，向他颁发了头等嘉禾勋章，当时法国皇帝还特别致电祝贺。 按照孔祥熙的说法，欧柏林使家乡“一变荒凉为繁荣、贫脊为肥沃，气象维新，大非昔比！” 欧柏林于1825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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